七千人大会曾希圣为何被撤：不听招呼 搞包产到户

2011年11月01日 08:36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黄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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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曾希圣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曾希圣继续搞责任田。1962年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主持试行责任田的做法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

本文摘自《中国民营经济史·纪事本末》  作者：黄孟复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58年-1960年间，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由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严重泛滥，农村家庭养的猪、羊、鸡、鸭一律归公，没收自留地，又大办公共食堂，吃“大锅饭”、大搞平均主义，农民饱尝“大锅饭”和“一大二公”之苦，生产积极性被更深地挫伤，农业生产一落千丈，农村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1960年底，许多农村处于“人无粮，猪无糠，牛无草”的困境。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左”的错误，调整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逐渐将基本核算权力下放。同时，生产责任制问题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包产到户在各地再一次兴起。其规模和范围比前两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山东、安徽、河南、四川、河北、甘肃、广东等省的许多社队都先后实行了这个办法。

较早进行试验的是安徽省，并且是在省委书记曾希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59年至1960年间，安徽农村同全国许多地区一样，出现严重的“饿、病、逃、荒、死”问题。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他分析了农业合作化以来的经验教训，意识到要扭转危局，复兴农村经济，光靠反“五风”是不够的，必须彻底改变农村经济体制，解决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问题。他从计件工资制和高级社时期有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办法中得到启发，决心从推行责任田入手，改革农村经济体制。

当时恰好有一个包产到户的成功例子。1960年初，安徽宿县的一位七旬老农向公社提出一个要求，他要带着生病的儿子上山开荒种地和休养，公社没有考虑太多就同意了。结果，这位农民和儿子开荒16亩，收获粮食3300斤，上交粮食1800斤，剩余的口粮、种子、饲料粮共1500斤，养猪、养鸡得现金60元。这位农民将自己的经验勇敢地向当地领导汇报了，并建议：最好把田承办给社员去种。曾圣希就此专程向华东局负责人柯庆施汇报。柯庆施说这个方法可以试验，但不要推广。

这样，曾希圣召开地市委会议、省委书记处会议，正式提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有几位同志为了委婉地提示他，将庐山会议后批判包产到户的社论送给他过目，他说：“你们不必担心，一切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1960年2月，他决定带领几位领导干部先搞一个生产责任制的试点。他们选择了合肥市蜀山公社井冈大队南新庄生产队作为试点。他们的责任制的做法是：包产到队，定产到田，以产记工，大农活包产到组，小农活包产到人，按大小农活的用工比例计算奖赔，简称“责任田”。1961年3月6日，曾希圣召开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几天后省委做出《关于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试行办法草案（第一次修改稿）》，这就使责任田从试点阶段进入推行阶段，取得了明显成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产量大幅度增加。

1961年3月10日，曾希圣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把责任田的办法做了汇报，大家都认为“试验可以，推广值得考虑”。3月15日，曾希圣将责任田的事情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回答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如果搞好了，能增产几亿斤粮食，那就是一件大事。”曾希圣立即打电话告诉安徽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安徽省委立即将责任田进一步推广。然而，广州会议还未结束，毛泽东经柯庆施转告曾希圣，责任田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曾希圣于3月20日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写信，详细说明责任田的做法，分析责任田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泽东没有做任何答复。

4月，安徽省委提交了《关于实行包工包产责任制情况的报告》，分析了责任制的具体做法，解释其并非包产到户，而是与“六十条”一致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并且说明其试行从3月6日开始，3月20日已停止。7月，曾希圣又赶到蚌埠向毛泽东汇报，提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说明报告，毛泽东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安徽全省范围内以及在全国部分地区迅速地展开。

在这一期间，全国已有不少地方开始了不同程度的包产到户：安徽全省达80%；甘肃临夏地区达74%；贵州全省达40%；浙江新冒县、四川江北县达70%；广东龙胜县达42.3%；福建连城县达42%；广东、河北、湖南、东北三省等。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约占20%。

但是，到了1961年12月，毛泽东思想起了变化，他认可和支持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对地方干部说说：“贯彻要快一点。”但特别指出：“包产到户这事，不可干。”他在江苏无锡时，特意把曾希圣找去，用商量的口气说：“生产开始恢复了，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过来？”曾希圣提出：“群众刚刚尝到甜头，是否让群众再搞一段时间。”当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曾希圣继续搞责任田。

1962年2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主持试行责任田的做法被指责为犯了“方向性错误”，“带有修正主义色彩”。他被撤了职。1962年3月20日，安徽省委向各地、市、县、公社党委发出了《关于贯彻执行〈关于改正“责任田”颁发的决议〉的通知》，并报华东局、中央，承认其“责任田”办法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