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工程使用说明书:高等教育国际化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当下的世界，作为现代性的最新样态——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以前所未有的强力将各民族、国家紧紧地联在了一起，知识的共有、共用、共享成为新文明的显著特性。国际化的高等教育是这种新文明创造的担纲者。从文化学上说，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就是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者说，跨文化交际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形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跨文化交际作为联系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纽带的功能越来越彰显。同时，由于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也愈益突出。如何趋利避害成为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文化战略的重大问题。
    　　　　一
    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就是高等教育趋于国际性的过程。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说，“今天的高等教育有内在的需要朝国际化方向发展，亦即高等教育，像经济一样，已形成一种国际体系。”[1]现代大学虽然有民族国家的印记，但较之其他的组织体，总是具有较大的开放性与国际性。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大学的世界性格将更深化。[2]“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大学是任何社会中最前沿的组织体之一，因为大学是先天上最具世界性格的”。[3]现代性的张力必然驱动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无边界高等教育”是全球化、网络化时代诞生的一个新概念，它意味着传统高等教育的各种边界，无论是观念上的、制度上的还是地理上的，正在逐渐消失，向无边界过渡，这就要求各个国家在教育空间、教育形式、教育机构等方面必须进行渗透和跨越。[4]
    由于现代性的扩张，高等教育国际化有力地冲击着高等教育传统的民族的地域的堤坝。但是，这一过程只是“重构”而非“解构”，只是民族的传统教育理念、组织的现代性转换。全球化“正激起了各个文化族群的身份与认同的自觉与肯定，亦即全球化，一方面出现全球性（globality），另一方面则激发地方性（locality）”。有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地方同在性”（globalization）的概念，这一概念反映了“全球化与地方性的一种动态”。[5]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不能事实上也不可能全面固守传统。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提之一是对民族传统教育的历史性反思，即各民族的高等教育在坚持传统的价值体系防线的同时，也必须不断调整，向世界开放，以适应国际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放弃一些不合国际化时宜的传统的东西，这就是高等教育的“替代增长”。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莱文在2002年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所说的，学校要学会放弃，学会合作，学会把资源用于最有潜力的方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交往”是全球化时代大学的第四大功能，教育发展当以“全球——本土化（glocal）”为发展战略。[6]现代大学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所以，经济全球化语境下高等教育的格局就是趋于国际性，而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要实现高等教育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谐调共存。
    同时，国际化使各民族的高等教育越来越具有“同一性”。但“同一性”恰恰又存在于各民族教育传统的“差异性”之中。“同一性”使各民族的高等教育在国际范围内超越时空的合作成为可能，“差异性”又成为推动各民族乃至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国际化不是“某国化”，即不是单向度交流，而是多向度交流，它尊重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教育传统。国际化彰显了各民族高等教育共性与个性或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联系、转换、融合、冲突，国际化的过程就是高等教育共性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也是高等教育民族化、个性化的过程，这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线。
    　　　　二
    由上可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一方面趋于国际性，一方面又需要不断张扬民族性。尽管国际性与民族性的转换、协调、融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追求的目标，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却贯穿于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始终。
    从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交流是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进行联系的最基本的形式。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就有了跨文化交际。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性，与跨文化交际相伴而来的，也就有了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同化，进一步地，有时甚至导致文化落后国家、民族的消亡。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并非个案。但是，古代社会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具有很强的区域性，尚没有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国家文化安全真正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后果。高等教育国际化并非自今日始，它的真正出现是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后。资本主义在开拓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通过殖民主义的手段，以文化、教育等载体，将其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推销到全世界。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将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一起带到了中国，中国面临着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从文化上说，这种危机实质上是国家文化危机。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办了大量的高等教育机构，从精神上对中国进行深入骨髓的侵略，这不仅解构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而且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殖民主义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最深刻挑战。
    从西方来说，在近代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西方首先是用战争的方式实现与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交际的。在中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过程中，“文化殖民主义”是西方对中国进行“和平”的跨文化交际但却是侵略性最深刻的手段。殖民主义不仅在军事上破坏中国的文化设施，在政治上伤害中国的民族自尊，而且更是在精神上毒害中国人民，在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金耀基先生指出，“西方的帝国主义与扩张主义是西方文化之一变态的或病态可耻的一个面向”。“西方因工业革命而导致的殖民政策的对象是全世界的，这是西方之罪过。”[7]中国面临着“国”、“族”、“种”、“教”的全面而深刻的文化危机。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言：在近代史上，华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被“边缘化”了。[8]
    从中国来说，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向西方派遣了大量留学生，在国内开办了大量与西方接轨的新式学校，以培养具有先进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人才。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来说，这是“保国”、“保族”、“保种”、“保教”的战略举措。向西方学习，实现与西方的文化交际，既是近代中国的情势使然，也是近代中国走向强盛之必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西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同样是对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伤害。
    当代，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跨文化交际有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更加优越的技术支持和更加开放的社会氛围，高等教育国际化呈加速的趋势，但同时存在着“后殖民化”的问题。
    首先，西方国家操纵文化话语权。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差异性，特别是在“文化殖民主义”操纵文化、教育话语权的不平等国际格局下，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必然出现“后殖民化”的问题。“后殖民化”用形式上的平等遮蔽了事实上的不平等，严重威胁着非西方国家的文化安全。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等幌子，运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手段，操纵着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话语权；通过制造“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Culture）、“超国家文化”（Transnational Culture）等理论，为“文化殖民主义”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开放教育市场，扩大别国学生到西方学习的渠道，吸引非西方国家青少年一代的“民心”。德里克指出，全球化的后果是大多数人被边缘化，是新的不平等现象。[9]
    其次，网络技术在为高等教育国际化提供更加先进、便捷的手段的同时，也给网络虚假、不健康和反动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甚至犯罪提供可乘之机，为西方腐朽人生观、价值观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全天候贯通、全世界漫游的网络信息传播，使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着新的挑战。网络时代，过去那种殖民地格局早已不复存在。一方面，信息技术使文化发展呈现组织化、平面化、网络化趋势，文化资源的共享性使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跨文化交际具有平等性。但另一方面，信息资源共享原则使得一些涉及产权、法权和主权的传统观念开始受到冲击和动摇。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认为，著作权法（copyright law）已经完全过时了。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原子世界，不是为比特的世界而制定的，在电脑空间的法律中，没有国家法律的容身之处。[10]在网络空间中，现行的出入境制度、海关检查、关税、新闻检查等手段完全无能为力。网络化时代，人们既可以利用高科技为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跨文化交际服务，也可以利用高科技在跨文化交际中进行反主流文化活动。后者表现为：（1）宣传消极的人生观、价值观。（2）散布各种黄色淫秽文化。（3）宣传反政府、反社会的思想，甚至进行网上反政府活动。法轮功就是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特别是国家政治文化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这些文化垃圾由于是高科技的产物，要清除它，绝非易事。
    第三，信息社会有可能通过新的垄断形式来阻碍自由竞争，有可能减少语言文字的多样性，从而限制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信息大国在广泛输出信息的同时，大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使其他国家、民族原有的文化失去“活性”。全球范围内思想意识传播和互融速度的加快，使具有地缘特色的政治文化及一国国民的政治认同机制和行为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使传统民族国家的对内控制力量和对外主体角色遭到越来越大的削弱。由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经济、技术的差异，并由此带来的硬件、网络出版物的差异，必然造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不平等，发达国家以其经济、技术的优势，占有硬件、网络出版物的大部分市场，向落后国家渗透它们的思想、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这种表面上平等事实上不平等的跨文化交际，是文化殖民的新的表现形态。
    　　　　三
    如前所述，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时代，由于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落后国家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愈益突出。如何趋利避害成为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中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文化战略的重大问题。
    从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来看，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民族的中心价值体系进而涉及到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本问题。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既要靠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也要靠制定和实施正确的文化发展战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继承中保持民族优秀文化，并在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进行民族文化的创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一方面应该是有国际性的；另一方面，亦应该是有中国的文化特性的，“这也就是说全球社会实际上是一多元现代性，是一多元文明的结构。”[11]“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12]是一个必须加以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牛津大学校长克林·卢卡斯也认为，入世后，中国在法律、商业上将接受世界普遍认可的规则，但同时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捍卫自己的文化传统。[13]目前，各国都把推进国际化作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但同时，由于事实上存在的边缘化陷阱，世界各国包括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都十分强调坚持民族性的立场，多采取各种措施顽强地维护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特色。甚至连论文">英语发祥地的英国也都在高等教育方面坚守自己的特色，担心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在文化教育上也尽力使自己与美国有所区别；日本的高等教育改革也强化了民族的特色，避免照抄美国的模式。日本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天野郁夫教授便认为，单纯地把美国模式移植到日本的大学中去是困难的，因为国情不一样。[14]我们既应顺势推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又应有高等教育民族化的清醒认识，防止中国高等教育被西方完全同化。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说，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遵循“和而不同”的原则。“和而不同”是“推动文化健康的交流，促进文化合理的发展的一条原则，这正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趋势。”[15]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了解异族文化，在于“理解并尊重他们与我们的差异”，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不是寻找独角兽，而是努力理解龙的习性和语言”[16]。高等教育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跨文化交际的过程。德国著名学者卜松山（Karl-Heinz Pohl）认为，跨文化交际应涉及：（1）历史的反思和敏感性；（2）认识对方的传统；（3）寻找价值上的共同点；（4）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性和虚心学习的精神。[17]
    高等学校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直接承担者，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负有直接的责任。高等学校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应采取切实措施，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这就是要对国民进行国家文化安全教育，而青年一代特别是青年大学生，是国家未来建设的主要力量，对青年大学生进行国家文化安全教育，使他们成为国家文化的建设者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者，关系到我国在21世纪的前途与命运。从教育的角度来说：
    　　第一，要进行文化的民族性教育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与繁荣的强大动力，是不容回避、不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人类文明特别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发展，跨文化交际越来越成为各个国家、民族文化进步的有力杠杆。全球化时代，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跨文化交际的速度、形式、途径都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文化的地域性越来越受到突破，网络使“天堑变通途”，各个国家、民族在一个“地球村”中进行着跨文化交际。但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能真正消弭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差异，“和而不同”是未来世界跨文化交际中呈现的新的文化格局。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在于这个国家文化的内在特色与个性。各个国家要不被“边缘化”、“殖民化”，惟有保存并发展自己文化的特色与个性。目前，由于我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使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西方很崇拜、很向往。他们不乏文化的世界性观念，但缺少文化的民族性观念，相当一部分青年将文化的价值重心向西方文化倾斜，“西化”思想在这些青年中颇得喝彩。全球化时代，孤芳自赏、故步自封的文化理念是行不通的，但崇洋媚外、妄自菲薄同样是要不得的。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我们既要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的世界性教育，教育他们树立世界眼光、开放意识和全球化观念，激发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培养他们的开放性素质；也要进行文化的民族性教育，教育他们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培养他们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素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
    　　第二，要进行文化伦理特别是网络文化伦理的教育
    教育青年学生树立科学的文化伦理观对于他们正确认识文化及跨文化交际，至关重要。文化伦理的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青年学生正确认识民族文化。勿庸讳言，相当一部分青年存在着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现代性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全球化使世界越来越变得单一化，民族认同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必须加强科学的民族文化伦理教育，尽可能减少全球化给青年学生带来的民族认同的危机。
    由于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是与全球化过程中网络技术的发展有着最为密切的关联性，因此，当前，文化伦理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网络伦理上。青年学生是上网的最大社会群体。有的学者概括了大学生使用网络负面的影响：思想观念的西化倾向、民族文化认同感减弱的倾向、语言的异化倾向、现实情感的冷漠化倾向、社会交往能力退化的倾向、法制观念的淡漠倾向，沉迷互联网，浪费时光，受不健康内容的侵害。[18]对网络伦理构成最大威胁的是网络文化霸权主义。网络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论文">英语作为网上通行的单一语言的主导地位以及不断加大的“网络殖民化”倾向。据统计，互联网上40％的网民在美国，80％的信息流量使用英语。“美国之音”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超过世界其他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为此，我们必须要按照“充分利用，积极建设，加强管理，趋利避害”的原则，加大网络伦理的教育力度，避免落入“文化殖民主义”的陷阱，避免沦为计算机的奴隶。网络伦理教育的内容，就是2001年11月22日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联合向社会发布的《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中提出的“五要五不”：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第三，要进行国家文化观念、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法制教育
    应该说，当代大学生大多数是中国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主力军。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国家文化观念比较模糊，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法制意识比较淡薄。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反主流文化、非主流文化的大量出现，如在跨文化交际中，外国文化（影视、书籍等）如潮水般涌入，严重冲击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和现实的中国文化市场，后现代文化、庸俗文化走俏。二是学校教育中对于国家文化安全的教育相对较缺乏。三是大学生自身的文化分辩能力较弱。对大学生进行国家文化观念、国家文化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法制教育刻不容缓。当前，这方面的教育，一是进行中外文化的比较教育，通过对大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的文化；通过对外国文化的评介，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外国的文化，使他们真正懂得中外文化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不同文化交际的重要性、文化交际的科学性。二是进行国家网络文化安全的教育。这在目前显得尤为迫切。在大学生的法律基础课中，要加大这方面教育的力度，使大学生掌握国家互联网信息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懂得网络犯罪的危害性，自觉抵制危害国家的各种行为。
    　　第四，重视论文">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使学生树立科学的跨文化交际的观念
    论文">外语教学的目的是培养有交际能力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外语教学中应注重双“提高”，即：既提高论文">英语语言应用能力，又提高文化素养，要把文化的教授贯穿于语言教学中。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文化是语言的一种属性[19]，文化素养的提高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扩大知识面，加深对世界的了解，借鉴和吸收外国文化精华，提高对文化的认知感以准确感知文化的异同。通过对外国文化客观、公正的评价，使学生树立科学的跨文化交际的观念，正确地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第五，建立健全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的教育改革和学习创新体系，大力实施创新教育工程，努力打造国际化教育的品牌
    高等教育国际化要求建立适应国际化发展需要的教育教学体系。为此，必须调整原有的学习结构，建立健全以素质教育为根本目的的学习结构；大力实施创新教育工程，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大学生全面发展规律、激发大学生创造性的教育教学模式；大力推进国际化教育，努力打造国际化教育的品牌。在学习内容上，增加学生适应国际化的“营养”，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国际化的高等教育，表现在学习活动中，不仅仅是使用双语教学，也不仅仅是增加一些国际方面的知识性课程，这些都是浅层的、显性的教育。教给学生知识、技能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国际化的意识、思维，使学生具有国际化所需要的素质。同时，使学生具有民族、国家利益的意识，能够坚持民族立场，自觉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而这些则是深层的、隐性的教育。这就需要我们确立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进行专业教育的同时，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人文素质教育，重视构建开放的、理性的校园文化和第二课堂，真正实现高等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整合，打造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品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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