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中从是什么意思:王若飞五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

　　“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武汉地区和在外地的中央委员，除特殊情况外都应参加会议。当时陈独秀就住在汉口，有人提议要陈独秀参加，但被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明纳兹一口回绝。

　　会议对陈独秀进行了“缺席审判”。困惑不解的陈独秀于9月上旬化装到上海。11月9日至11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在上海，但仍然没有让他参加。会议扩大了“左”的情绪，对革命形势作了盲目乐观的估量，“从而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形成了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45页)

　　参加这次会议的王若飞认为，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当然要负责任，但错误不应由陈一人承担，而应由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共同负责。至于批评和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应当让陈独秀参加，允许本人说话和辩白，分清个人责任和组织责任，这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

　　他在会上不仅态度鲜明地为陈独秀说公道话，明确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错误做法，而且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在陈独秀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时，“对许多问题的认识都很幼稚”，对陈独秀的“错误”，自己也“应负一部分很大责任”。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正直坦荡的胸怀。

　　然而，王若飞的正确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采纳。“这次会议仍然没让陈独秀参加，王若飞反对也没有用。”(李培之：《飞渡关山的人——忆王若飞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在“六大”极力为陈独秀辩护

　　1928年春天，共产国际批准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在莫斯科举行。“六大”召开之前，共产国际要求陈独秀参加，被陈独秀断然拒绝。

　　陈独秀之所以拒绝到苏联参加“六大”，一是对共产国际拿他当替罪羊，不服气;二是对“八七”会议和11月会议将他排除在外，不满意;三是对自己到莫斯科去的安全问题，不放心。他认为，在中国的武汉和上海，在他身边召开的会议都不让他参加，而这回非要他到莫斯科开会，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去了后“也只有挨骂，不让说话”，还是不去的好。他认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的错误和责任问题上文过饰非，把他当做替罪羊，作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来批判，甚至出现“某些超过事实的指摘”，他说他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一再强调“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并认为大革命失败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共产国际，在外国人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反问劝他赴苏的人：“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当时，王若飞受中央委托力劝陈独秀到莫斯科参加会议，到党的代表大会上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陈独秀坚持不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的态度非常坚决，毫不动摇。王若飞表示了理解，对瞿秋白说：““我本赞成他去的，后来也想那边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时人家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的原故来打击他”。(陈志凌等：《王若飞传》第100—101页)所以，王若飞认为，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不让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愿到莫斯科出席会议是“有部分理由的”。(陈璞平：《陈独秀之死》第95页)

　　王若飞在谈及“八七”会议之前的机会主义时指出：“现在说到过去失败的责任问题，整个的指导机关都应负责，无论当时表现的或是左倾或是右倾，或是上午左倾，下午右倾，同样的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同一样的是不懂得。不过独秀同志为总书记，当然他的责任要负的多一点。同时还要注意的，即历来派到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之幼稚与糊涂，中国同志是最迷信国际指导的，过去所以不能忠实执行国际的策略，由于国际代表之错误解释与错误应用有严重关系。我们以后的工作要免除旧的机会主义错误，第一是要弄清楚工作的政治路线，因为中国党理论的幼稚，这是要国际切实指导的;第二是要改变过去的‘绝对集中’、‘上下隔离’的组织形式，才能使群众意识反映到指导机关，能监督指导机关，不脱离群众。”他在“附带对独秀同志问题说明几句”时，谈到：“在前几天与国际代表同志的谈话中，因为恩来同志报告独秀同志因病假不能来参加大会的原因和对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的一点意见，我在恩来同志发言后多补充了几句，于是引起向忠发同志激烈的非难，说我不应该受别人的影响，代表别人说话。”他还说：“这几天来常有同志来问我：你是否代表陈独秀同志?独秀为何不来参加大会?他为什么说国际牺牲他，是不是他反对国际?我回答说：这些问题我都在大会时声明。第一，我先声明我不是独秀的代表，我不能代表他发表什么政治的意见，现在我说的话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第二，独秀同志之不来，据我的观察，因在‘八七’前后受大毛子严厉的处置，不许他参加‘八七’会议，十一月的会议也不要他参加，又逼他速走，当时俄国党内又是与反对派争论最厉害时候，独秀同志以为国际是决定牺牲他以维持中国党指导机关威信，又不放心他在国内，恐他发表议论产生不好影响;他以为到了国际横竖是无用的人，或者还附加一个‘托洛斯基派’的名号更辨别不清，所以表示不来，且坚决声明不发表什么政治意见，使党内发生影响。此次国际要他来，他又联想‘上两次不许他参加会议’，联想到‘维持中国党中央威信问题’，以为到莫(斯科)亦未必能到大会。第三，所谓‘国际牺牲他的问题’，大家不当纯从坏的方面去推想，试从这几天同志们对于过去武汉中央错误的批评意见来说，假使没有一个办法，怎样能维持以后中央的威信及指导呢?现在，我们都知道国际对于独秀同志的希望，并不如独秀同志自己所想象的一样。独秀同志知道这种实际情形后，就看他能否接受国际的政治路线，若果接受，国际自然不拒绝他回党工作，若不接受，当然不客气地要他出去。”在结束整个发言时，王若飞心情沉重，满怀忧虑，颇动感情地指出：“党内潜伏发展的上层同志间意气之争是于党非常有害的，我很痛心我们同志的攻击不向着敌人而向着自己内部，我并不是故意要袒护过去犯错误的人，而是反对勉强的分化，反对无教育的纪律，总要使这般做过错事的人有革命的出路，有工作表现的机会，我们蓄积政治经验的人是太少了。敌人已杀了我们不少，我们自己不好再乱糟蹋。”(董宝瑞：《王若飞“袒护陈独秀”始末》)

　　王若飞的肺腑之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入情入理，在当时对陈独秀主要是批判的的情况下，王若飞敢于公开发表这样的意见，而且一反当时党內對陈独秀的敌视态度，口口声声“独秀同志”，还毫无顾忌地在莫斯科召开的大会上将大权在握、炙手可热、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的共产国际代表蔑称为“大毛子”，没有相当的胆量和勇气是不敢这样做的。王若飞这一席沉痛的竭忠直言，掷地有声，催人泪下……

　　在“六大”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王若飞在党的“六大”公开为陈独秀辩白，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会代表就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应负怎样的责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的认为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陈独秀应负主要责任，但不能由他一人承担;有的意气用事，一味要求追究陈独秀的个人责任。而王若飞对陈独秀则是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态度，不赞成太着重指责和追究个人责任。

　　在“六大”选举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维护党的团结和根本利益出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果敢地提名陈独秀为候选人。在当时严厉批判陈独秀错误的氛围中，王若飞的提议当然没有被大会接受，但却表现了王若飞光明磊落、立党为公的高贵品质、顾全大局、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浩然正气!

　　坚决反对“把责任推给别人”

　　“六大”闭幕后，王若飞留在莫斯科，作为代表参加了接着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担任了中共驻农民国际的代表。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理论水平，他准备进列宁学院深造。据王若飞夫人李培之晚年回忆，在举行入学考试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派正在列宁学院学习的潘家辰向考试委员会反映：王若飞“没有资格进这个学校，他和陈独秀的关系密切”。当时，王若飞坦然回答说：“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我不但犯过右的错误，而且还犯过‘左’的错误。我并不打算隐瞒这些。”“革命遭受如此重大的挫折，我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但我相信我们党会接受经验教训，今后一定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他还针对潘家辰说他“当过陈独秀的秘书”的话，郑重地予以纠正：“我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不是陈独秀个人的秘书。”

　　王若飞堂堂正正，据理力争，使反映他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的人理屈词穷，无话可说。加之幸运地遇到主考人公道正派，认为他是“勇敢坚定的同志”， 遂决定将他及其夫人李培之同时录取。后来，王若飞质问向考试委员会反映他与“陈独秀的关系密切”的人：“你们这样对待我，难道我是反革命?”并明确表示：“我反对人们自封布尔什维克，反对事后诸葛亮。”显然，这些话都是维护陈独秀的。

　　因受陈独秀牵连受处分而据理力争

　　1929年岁末，联共开展清党运动，有人乘机污蔑王若飞和陈独秀与“托派”活动有牵连，中共代表团一些人还罗织罪状，说王若飞在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赞同陈独秀的领导、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反对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在“六大”提名陈独秀当中央委员候选人，等等，建议开除王若飞的党籍。清党委员会没有完全听信和采纳他们对王若飞的攻击，但是王若飞仍在运动中被扣上“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帽子，受到很大的冲击。王若飞不认为陈独秀是坏人、反革命，不接受“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这个莫须有的结论，提出上诉，据理力争。后来，王若飞虽然没有被开除党籍，但却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放到莫斯科的一个工厂劳动。

　　王若飞在党的十一月会议和“六大”为陈独秀仗义执言，这本来是党员应有的权利，但在当时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王若飞在党的会议上为陈独秀说公道话，主要是希望党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正确对待和处理犯错误的同志，不偏重追究个人的领导责任，并希望陈独秀及其他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知错改错，继续为党工作。中共中央在延安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曾经郑重地说：王若飞在“六大”时对陈独秀的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王若飞在“七大”结束后，曾高兴地对他的夫人李培之说：“从《决议》和这次大会的选举看，‘六大’时我的态度不能算是错误。主席说我在‘六大’时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当时有人说，毛泽东在“七大”坚持选举错误比陈独秀大得多的王明为中央委员，是受到了王若飞在“六大”时对陈独秀坚持正确态度的启发和影响，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1937年8月，陈独秀走出国民党的监狱后，曾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博古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久，在陈独秀去武汉后，罗汉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重提“一二八”时他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剑英、博古赞同此议，但鉴于这不是小事情，于是建议他到延安直接与中共中央联络。罗汉在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时，恰好见到了刚从太原出狱后准备经西安去延安王若飞。据罗汉回忆，王若飞“自信与独秀共事较久，深悉其倔强个性，但中央看重组织问题，亦悉党内自来之原则，第三国际的支部，决不容许第四国际或第四国际有关系的分子搀入，这乃是自然的事实”。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王若飞对共产国际以及党内状况的了解和预见是非常准确的。尽管王若飞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对陈独秀回党工作不敢盲目乐观，深知此事不会顺利，但他仍“极端希望独秀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过去一切的是是非非都无须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一切重新开始，表达了他对陈独秀的深厚感情和既往不咎，团结起来向前看的良好愿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一直深受共产国际宠信和热衷整人的王明、康生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飞到延安。对王明其人，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回忆说：那时候，“王明在长江局呼风唤雨，挟天子以令诸侯，共产国际就是放个屁都是香的”。可见当时王明对共产国际惟命是从到了何等程度。王明这次回国，仍然使出“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伎俩，他以“钦差大臣”自居，下车伊始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责中共中央“过去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足”，等等。他极力反对洛甫、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对付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并凭空污蔑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威吓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甚至蛮不讲理地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张国焘：《我的回忆》)一贯善于见风使舵的党内大奸康生为了讨好深受共产国际宠信的王明，立即在《解放》周报第一卷第29、30期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康生在这篇长文中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进一步对陈独秀进行卑鄙无耻地诬陷。

　　王明、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一箭双雕：一是向共产国际讨好，二是向中共中央施压，在党内外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不少社会知名人士公开为陈独秀辩诬。陈独秀本来就对附加“公开检讨”的条件不能接受，王明、康生的诬陷大大加剧了他与中共关系的恶化，彻底绝望，于是携家萧然入川，流落江津，在偏僻的小山村——鹤山坪艰难度日，直至1942年5月27日在贫困交加中凄然病逝。王若飞的良好愿望也随之化为泡影。

　　王若飞之所以一再坚持为陈独秀仗义执言，不是偶然的。

　　首先，王若飞这样做是他坚强的党性和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他认为这样做并非个人之间的小事，而是维护党的团结、大局和事业的大事。所以才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为陈独秀说话。

　　其次，王若飞这样做是基于对陈独秀的深刻了解和高度信任。因为，1926年2月，王若飞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旋即调往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担起了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秘书长)的重任。1927年4月初，他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武汉，出席了党的“五大”，负责大会的总务工作。王若飞在中央工作期间，协助陈独秀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组织和召开了各种会议，处理了中央机关大量的日常工作。由于王若飞在陈独秀直接领导下负责中央机关日常工作，与陈独秀接触较多，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为人比较了解。他深知这位党的总书记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他是个对党赤诚、为人直率、正直坦荡、不搞阴谋诡计的领导人。因此对他非常敬重和信任。

　　另外，王若飞这样做是他光明磊落、刚直公正、敢于直言、与人为善高贵品德的体现。在陈独秀蒙冤负屈、谤若丘山、许多人视同陌路、避而远之甚至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情况下，王若飞居然坚持实事求是，甘冒政治风险，多次为陈独秀仗义执言，大声疾呼，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何等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