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海公园福道入口在哪:谁有权力决定让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

        白玉兰凋谢的背后——读长篇小说《最后的白玉兰》

        作家在书中描绘的一对绽放的白玉兰，是一个纺织企业的产品标志，是几代人用心血创出的企业品牌，它绽放在共和国的历史上，败落在了一群蛀虫巧取豪夺的手中。它的凋谢是一批国有企业在改制进程中人为导致企业垮台的缩影。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涉及上千万人的国企职工下岗，是经验还是教训？是创举还是失误？当时下结论似乎为时过早。人们面对一批批国有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失业的现象从抵制到接受，再从沉默到熟视无睹。甚至有人认为城市贫民和下岗职工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社会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公平的机会，懒惰才是造成贫困的直接原因。一些媒体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是：下岗职工素质差，缺乏活力，被养懒了，养娇了，丧失了竞争的斗志，下岗职工是竞争中的失败者，理应被淘汰，甚至煞有介事地提出：“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不找市长找市场”……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

        历史注定我们必须搞下岗吗？下岗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办法吗？谁有权力决定让千千万万的职工下岗？

       1997年与1998年之交，零点调查公司的访问人员就中国民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入户走访了全国十个城市的五千余名市民，倾听他们对时局的看法与评价，以期通过调查揭示民众的心态。调查表明，“下岗失业”、“贪污腐败”、“国有企业亏损”、“犯罪”、“环境污染”等被认为是民众最为关心、也是当前中国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在受访群体中，92.7%的人认为“下岗失业”问题在中国非常严重或比较严重，排在所有社会问题之首，由于下岗失业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计，故而成为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  

        直到今天，一些社会现象我们仍在为之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当下岗失业者沦为贫困群体时，一个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企业家却倒下了，一桩桩瓜分国有资产的黑幕被揭开了，这时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下岗失业”与“贪污腐败”和“国企亏损”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这里，曾获得“中国改革100新锐人物”称号的女企业家张海英的案件，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典型例子。张海英曾因漯阜铁路的改制一度成为风云人物，多年以后，事实证明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侵占国有资产的改制，被侵占的国有资产高达8790余万元，她因此获得了又一个称号——安徽“第一女贪”。张海英案发，揭开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黑洞。在监督缺失的状态下，企业高管可以为所欲为，虚报、截留、隐瞒、侵占……无所不用其极。

        作为一起发生在国企改制过程中的有着巨大影响的事件，该案再一次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反思——近十多年来，随着国企改制广泛推广和实施，发生在国企改制领域的犯罪案件也在不断增加，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如被称为“国企第一贪”的原山西省技术进出口公司、山西大典商贸公司经理宋建平，涉案金额超过4亿元人民币，其贪污罪的主要犯罪事实——侵吞国有资产2.53亿元；知名国企——古井集团总裁利用改制获千万股权，扯出了内部高管腐败窝案等，都是发生在改制过程中。从互联网上以“改制”和“贪污”作为关键词一搜索，全国各地发生的借国企改制之机贪污的案例就有很多。

        在贪蠹们以改制的名义成为富翁富婆的同时，却不知道有多少国有资产大量地流失，又有多少人为此失去了生存的家园，在极少数人占有财富的时候，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们却被无情地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就业的权利、生存的权利，对此，我们还能忽视吗？我们的文学还能沉默吗？

        如果说张海英鲸吞国有资产的数额令人咋舌，那么我省女作家贾立新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后的白玉兰》则详细地揭开了国企垮台的真实内幕，将蛀虫们如何利用职权搞垮企业的卑劣手段描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最后的白玉兰》讲述了一个名星纺织企业——陇河市双兰针织厂从辉煌到破产的整个过程。双兰针织厂是省上的“六好企业”，市上的纳税大户，国家轻工部的先进单位，老厂长王光明退休前为企业打下了殷实的家底，企业的资产可以让厂子不搞生产经营都可以躺着吃几年。然而，先后上任的两届企业领导，为了达到侵占国有资产的目的，打着企业改制的幌子，做出了一系列腐败之事，手段令人发指。其做法与张海英同出一辙：先是将企业描绘得气数已尽，然后逼上级改制，最终国有资产被个人占有，最后以企业破产、职工失业了之。作品中，七十岁的马治国为了“救厂”，主动请缨出任双兰厂厂长，同时“请”来“高人”——刚出狱的项宇腾“共同治厂”，他们为了达到企业破产、瓜分资产的目的，拉拢利用女职工蓝郁婧做帮凶，将厂里的资产一步步地分割完毕，最后又卖厂房。马治国在与房地产开发商李木山的肮脏交易中，企图利用蓝郁婧以色相贿赂李木山，而最终马治国只能在“婊子无情，奸商无义”的恨骂中，领教了蓝郁婧的阴险手腕。如同与张海英案一样，职工们因对自己赖以生存的企业破产而痛不欲生时，马治国等人则在高级宾馆彻夜狂欢。

        贾立新是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她和职工们一样，与自己工作多年的企业感情深厚，而他们的工厂却硬是让企业领导借改革之机搞垮了，职工们为此失去了生存的家园。她在后记中深有感触地说：只有经历了企业兴衰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不可思议的无奈，那种彻骨的伤与痛。同时，贾立新又是一名党员，她发自内心地疾呼：我也是一名党员，但在企业破产后的七年的期间，我没有交过党费，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活动，原因是我不知到哪里去交党费，与我同样失业、下岗的党员们都和我一样找不到组织。贾立新本人的经历与书中人物命运有许多相似之处。文学创作的源泉来自现实生活，许多时候，作家自觉不自觉地就将自己的经历和感情融入到书中去了。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白玉兰》中的几个人物的命运：双兰厂职工在七年拿不到工资的情况下，省级劳模吴秀兰老师傅因无钱治病离开人世时，临终还逼着让儿子归还厂里的货款。她去世后，厂子连个花圈都送不起，而厂里补发给她的几年工资是几箱线衣裤衩；曾被省长接见过的绣花能手、充满青春活力的女青工肖玉菲，沦为歌厅坐台小姐，在饱受屈辱之后才反省觉悟，生活还是要靠诚实劳动，她办起了“玉菲绣坊”，开始自食其力地生活；另一位善良美丽的女性乐君，因丧偶在厂里多年没有工资的情况下，带着孩子忍辱负重地生活着，她的善良却被一个男人当作软弱来欺，为了这个男人的一句谎言，她出面为其借来五千块钱，最后这笔钱成了她沉重的债务。道貌岸然的市政府工作组成员韩大启，垂涎乐君的美色，以“你最困难，你缺男人，你需要帮扶”的无耻理由，欲强奸乐君，乐君在万分悲哀时，泪水涟涟地反问：“是政府让你来强奸困难女工的吗？”此种悲哀真是让人痛心之极；下岗男工罗金雄，他们一家人都是厂里的职工，生产经营红火时，他们全家人年年当先进，真正是职工与企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厂里垮了，罗金雄一家人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了，自己没能力养家，只能在厂门口摆个小摊卖线衣裤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菜价低些，油价贱些，大米便宜些，我那些裤衩子卖个好价钱”。媳妇嫌他窝囊，两人协议离婚，在遭跛腿又有眼病的律师戏弄后，只能用脏话粗话解气。由于心情不爽，吃牛肉面时，嫌筷子是假的，醋也是假的，将面馆老板“连大姑娘也有假”的嬉笑当做别人有意和他过不去，结果被人打肿了腮帮子。罗金雄的形象是部分由于下岗而生计无着落的人的代表：软弱，自私，而又务实，整日为生计而细细算计的小人物。

        小说中具有讽刺意味的另一个人物——蓝郁婧，是个能把六十岁的男人思想搞乱，把五十岁的男人财产霸占，把四十岁的男人腰杆拧断，让三十岁的男人妻离子散，让二十岁的男人找不到女伴的风云人物。这个女人，对付利用她的男人有自己特殊的一套手腕，在与不同男人的明争暗斗中，捞了企业的大笔钱财，傍上了房地产开发商李木山，甩开了一手扶持她起来的老情人马治国，最终坐上了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的交椅。厂长马治国是作品中的关键人物，老谋深算，阴险至极，面对市政府和上级主管单位的关怀与支持，他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柔克刚的做法，实现了“一个臭皮匠拧死三个诸葛亮”的局面，最终将一个好企业葬送了。读这部作品，让人愤然拍案，又让人同情惋惜。《最后的白玉兰》中的下岗职工们对国家的改制政策充满殷切的期望，并积极投身其中，当自己的利益与企业改制发生矛盾冲突时，表现出对企改极大限度的宽容和理解，面对因下岗失业而失去生活来源时，他们发出了“愿我们的牺牲换来祖国的富强，民族的兴盛”的心声……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激情彭湃：下岗失业的职工们，依然怀着对党和政府的一腔朴素感情，依然怀着一颗颗赤子之心，这种崇高的品质和坚定信念，怎么能不让人为之动容！

       《最后的白玉兰》是一部揭示社会矛盾，关注民生的现实主义作品。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社会民生、关注民族命运是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现实主义的传统。关注现实的文学由于其所取艺术立场的特征，它对现实世界的真诚关注，它对人类众多成员生存处境和生活命运的热烈关切与同情，就注定了它必然奉守积极入世的、有批判锋芒的、有理想追求和生活寄托的艺术精神。

        在当今时代，凡是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作家，他们的笔触应该深入地表现我国社会变革的生活，作家的艺术立场更须以关注社会人生的真诚态度去直面现实，正视各类实际存在的生活矛盾，在生活的巨大震荡中揭示现实的发展动态与社会脉象。创作实践表明，关注现实的文艺作品其生命力最坚韧，最强大，最能获得审美共鸣，也最深入民心。以生活为底色，关注现实，为人生而歌的现实主义，才是吸纳百川绵延久远的汪洋大海。作家只有从社会生活中，从时代现实中获得鲜活生动的艺术素材，从而获得一种超越个人情感的大情大义。可以说，关注社会的责任感使作家与社会生活血肉相连、与人民情感息息相通。责任感是作家获得深刻思想和博大情怀的酵母，只有把艺术之根深深扎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之中，扎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才能获得大情怀和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