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岛激流结局意思:后税费时代的村庄治理

后税费时代的村庄治理
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为内容的三农危机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而得以缓解，随之，国家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又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在延续千年的“皇粮国税”彻底终结之后，农村社会发出了久违的“共产党好”的真实呼声，然而，村级治理的一系列新的问题也随着这一制度变迁的完成而日益暴露出来。在这一背景下，陈涛基于长期的田野调查所完成的《村将不村——鄂中村治模式研究》（以下简称《村将不村》）一书在展现村庄生活逻辑演变的基础上，刻画出了后税费时代村级治理的若干特征。显然，这一主题力图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以回应当下农村研究的紧迫性命题。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一场千年之大变局”，这场巨变是价值之变、伦理之变和治理之变的交错。现代性的进村导致了日趋理性化的村民，村庄传统的合作、互助伦理正因为彼此之间的利益计算而逐渐瓦解，尤其是在村落历史短暂、“无社区记忆”的中部农村，村落“小传统”的脆弱更为个人主义至上的现代意识形态进入大开了大门。在村庄社会，由于农业生产的特征，个人的付出与所得的收益往往不能完全地匹配，一旦以利益算计作为行动的主导性原则，那么村民之间的自发性合作便无法达成。在《村将不村》中的艾村，村庄在道路维修、水利合作中遭遇到了少数大社员、村庄派性的等村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这一类型的村庄社会中，行政权威的弱化只能进一步加剧村庄公益事业上的无序局面。
税费的存在将村干部和村民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村干部既可以利用收取税费的权力震慑村民，其又要反过来受到村民一方的制约。这种“为民办事”逻辑虽然不具有任何道义和法理上的依据，但却具有现实的效果。问题在于，村干部的这种公共职能并非基于角色定位而产生的一种自觉性行为，而是服从于税费收取这一根本性的政治任务，因而，一旦税费收取中断，且在基层组织的权力授予未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基层干部提供公共服务的持续动力也就会丧失。而且，在税费改革之后，村级组织开始依靠财政转移支付度日，而财政转移在扣除村干部的工资、办公经费等费用后已经所剩无几。在无集体经济支撑的中西部农村，村级组织依靠自身已经无力进行村庄事业的建设。于是，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面临着与税费改革之前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
税费改革后，村庄公共事业的建设要么依靠“一事一议”进行筹资筹劳，要么依靠村干部到上级相关部门争取专门的项目资金解决。按照政策规定，“一事一议”在原则上人均不能超过15元钱，这一限制在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同时，却也因为筹资规模的有限而不可能解决村庄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争取项目资金则要视村干部的个人能力以及村庄的基础条件而定，一个社会关系网发达的村干部能够依靠与上级的良好关系而为自己村庄争取到专门的建设资金，而那些交通便利、能够引起上级关注的村庄更容易成为所谓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建设资金。因次，在税费改革后，村庄公共事业的供给机制事实上呈现出了两种逻辑的演变：第一，对于村干部来说，公共品的供给由原来的“必须要做”变为“可做也可以不做”；第二，对与村庄来说，公共物品供给由一种制度化的保障转为视村庄的特殊条件而定。因而，正如我们在调查中所发现的那样，村庄的面貌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试点村庄因得到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在短时间内焕然一新，非试点村庄则日益凋敝，部分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以至引发了村民对村干部的新的不满。在国家资金不能全面铺开的现实条件下，后者所代表的村庄更加接近现实村庄的常态，《村将不村》中的艾村就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
因收取税费而引发的干群矛盾随着税费改革的完成而终结，但村民对村干部角色的期待与其实际作为的反差却又成为了农村社会新的不稳定因素。面对村庄公益事业上的衰退，村干部也无能为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逐渐显现，以至在村民中形成了“当下的干部不做事”的刻板印象。在村庄社会，一旦离开了行政性权威的主导，一些“大社员”、滑人（鄂中地区的村庄中村民对一些做事狡猾、不本分的人的称呼）等一些传统村庄社会的边缘人物便缺少了对权力的畏惧，而成为少数的不合作分子，进而，一种“他不交钱、我也不交钱的朴素公正意识开始蔓延，并最终瓦解了村庄内的合作事业。在国家权力的长期笼罩下，农民社会自身并没有发育出一套良好的规则以及相应的应对机制，对国家权威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了其自身的“发育不良”。因而，一旦国家行政性权力脱身，村庄社会顿时陷入了无措和茫然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村将不村”了。
“村将不村”不仅是在展示后税费时代村庄治理的无序局面，而且昭示着国家与农民社会关系需要进行新的调试。作为一项制度变迁，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民负担过重的政治性问题，却因无法触及既有官民关系的内核，而无法实现治理方式的变革。村庄社会原有的治理方式已经消失，但新的治理方式又没有随之出现，村庄公共秩序提供上所出现的困境正是新旧治理方式无法顺利交替所导致。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如何来治理乡村社会，进而，一种良性的官民互动关系如何建构等问题已经远非一个村庄的村治模式所能承载，我宁愿把这看作是作者在村庄之上的一种国家关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