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ing man对抗赛:辉煌的历程—人民空军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20P图文] – 铁血网

　 11月11日是所谓的光棍节,但是不知道众战友是否知晓,这天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的日子.

　　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

　　抚今追昔，人们没有理由不赞美她的辉煌，不怀念那些已经故去和退出现役前辈。

　　仅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在空军工作过、所有为空军建设和发展作出自己贡献、所有关心关爱空军的人们

　　第一章 漫长艰难的孕育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正式成立之前，就像是母腹中的婴儿，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孕育过程……

　　一、最早播下的红色航空种子

　　富有远见卓识的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人，深知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就开始利用各种机会培养航空技术人才，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准备条件。1924年10月，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创办了航空学校。从1924年秋到1925年冬，先后招收过两期学员，其中大部分是从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毕业生中挑选的，共52人。学员在这里经过一年左右的训练，学会了单独驾机飞行以后，被分批选送到苏联航校深造。

　　从1925年8月到1926年6月，被选送去苏联的18人中，Communist party员就占半数。他们是:第一期学员中的刘云、王翱、王勋（即王叔铭）、冯询，还有后来在苏联加入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唐铎;第二期学员中的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

　　刘云到苏联后转入陆军大学学习，回国后于1930年前后在武汉被国民党杀害。

　　王翱学成后没有回国。

　　冯询、李乾元、黎鸿峰学成回国后，在革命斗争中牺牲。

　　唐铎学成后留在苏联军队中服务，参加过苏联卫国战争，曾获列宁勋章、红旗勋章、卫国战争勋章；1953年4月回国后，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任教，后调任辽宁大学副校长。

　　徐介藩1948年回国后，长期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化部队建设，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系主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

　　只有常乾坤一生从事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他1926年去苏联学习飞行，后又学习航空工程，曾任苏联红军独立航空队准校领航员、教官、飞行大队长、领航主任等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苏联最高航空学府“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深造，1938年回国后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教务主任、军委总参谋部高级参谋兼航空组副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还编写和翻译了《飞行原理》、《飞机学》、《领航学》、《射击学》、《空气动力学初级教程》等多部著作，为空军航空技术教育、理论建设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他为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为了继续培养航空人才，曾在留苏的Communist party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中先后两次选调人员转入苏联航校学习。1927年9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党、团员中，选调王弼、岳少文、蒋余材、罗国器、饶均等12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和航空工程。1935年9月，又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列宁学院学习的留学生中，选调王琏（朝鲜人）、刘风、王春、李凡、刘武、孙毅卿等7人，进入苏联航校学习飞行。

　　这两批学员中，有的因身体和技术原因被淘汰，有的学成后在苏联空军中服务。其中，王弼、王琏、刘风、李凡、王春等十余人经党组织批准分别于1938年和1939年回国。回国途中，他们在我党驻新疆办事处工作了一段时间，于1940年春奉党中央指示回延安工作。回延安途中，李凡被国民党杀害，王春下落不明，王弼、刘风、王琏回到延安。

　　王弼于1927年由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学航空后，先后在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维护和飞机发动机设计制造，并在苏联空军任准校工程师、总检验师等职，回国后曾任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校长、军委总参谋部航空组组长、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为培养航空人才，创造人民空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刘风曾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大队长，空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后调国家体委任航空司司长。

　　王琏曾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任教，后来回到朝鲜，曾任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员。

　　二、红军拥有的两架飞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我们党就着手培养自己的航空人才，但由于客观原因，却一直没有自己的飞机。

　　1930年春，一架执行通信联络任务的国民党空军飞机，在由开封返飞武汉途中，遇大雾迷航，油料耗尽，被迫降落在鄂豫皖边区宣化店（今湖北大悟县）西南10公里陈家河的河滩上。飞机和飞行员被当地的赤卫队扣留。边区领导人徐向前接见了飞行员龙文光，鼓励他参加红军为人民做事。龙文光曾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广州航空学校和苏联学习过，对Communist party和红军有一定认识，表示愿意参加红军。在鄂豫皖边区苏维埃Government成立航空局后，他被任命为局长，钱均为政治委员。航空局配备了必要的技术人员。这是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第一个主管飞行的机构。

　　龙文光驾驶的是一架美制“柯塞”式飞机，这架飞机被转移到鄂豫皖边区苏维埃Government所在地新集（今河南新县）后，经修复油漆一新，在机翼两侧下方各绘了一颗红五星。为纪念革命导师列宁，边区苏维埃Government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并在机身侧面工整地写上“列宁”二字。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拥有的第一架飞机。

　　3个月后，边区苏维埃Government在新集修建了一个占地一百多亩的机场，同时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县交界处的紫云区，安徽、湖北两省交界的英山县金家寨，各修建了一个机场，以备“列宁”号起降之用。这几处机场，可以说是Communist Party of China最早建设的航空设施。

　　机场修好后，龙文光曾驾驶“列宁”号，对河南固始、潢川等国民党占领区进行侦察，并到华中重镇武汉投撒传单。这一举动引起武汉国民党当局极大不安，国民党的《扫荡报》惊呼:“共军飞机连日骚扰潢川、汉口，我方幸无伤亡，现有关军方已通令各地严加防范。”

　　1931年12月中旬，龙文光驾驶“列宁”号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围攻黄安的战斗。当时，刚刚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决定围攻黄安，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率领万余人固守待援，红军围攻黄安一个月未克，决定派“列宁”号参战。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领导与龙文光一起到黄安城南高地上观察了敌军阵地，确定了“列宁”号参加作战的方案，又将“列宁”号加装了炸弹架，将迫击炮弹捆绑起来挂在飞机上作为炸弹。12月下旬的一天，蔚蓝的天空出现一个移动的黑点，渐渐逼近黄安县城。黄安守敌还以为是自己的飞机，十分高兴，纷纷跑出工事，师长赵冠英也跑出来观看，得意洋洋。忽然一声巨响，顿时硝烟瓦砾腾空而起，敌人这才知道原来是红军的飞机，他们一个个又连忙钻进掩体。赵冠英被勤务兵救回指挥所后，又惊又怕，当夜就率部弃城逃跑。红军乘胜追击，共俘赵冠英等五千余人，解放了黄安城。“列宁”号第一次参战就立下战功。翌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时，因“列宁”号无法转移，只好将其拆散埋藏在大别山中。同年，龙文光在武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

　　红军拥有的第二架飞机，是1932年4月20日红一军团在福建漳州机场缴获的。这是一架“摩斯”式通信教练机，当时机身穿有弹孔，机舱中尚有血迹，据分析可能是几天前在漳州附近被红军用机枪击伤的那架国民党飞机。事情的经过是:4月10日，红一军团第十一师三十三团攻占龙岩，歼灭福建军阀张贞部一个多团。由于红军行动神速，敌方尚不知龙岩失守，仍派飞机去龙岩联络。当该机飞经三十三团营地上空时，副团长陈冬生架起机枪打了一梭子，飞机摇摇晃晃地飞走了。红军打下漳州后，听当地老百姓说，有一架国民党的飞机被红军击伤，飞行员由于失血过多死了，飞机停在机场上。陈冬生闻讯，带着一个班战士赶到机场，缴获了这架飞机。这时，红一军团正准备在漳州参加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群众大会，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到机场察看了飞机并在飞机前照了相，同时指示供给部迅速把飞机修好。“五一”召开庆祝大会时，由一名学过飞行的红军干部驾驶这架飞机，在漳州上空散发了庆祝传单，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中共苏区得知红一军团在漳州缴获飞机的消息后，特意在瑞金叶坪赶修了机场，并将缴获的飞机由漳州转移到了瑞金。后因战争紧张，油料、器材供应不上，这架飞机也废弃了。

　　红军仅有的两架飞机虽然没有保存下来，但它反映了我党我军对建立人民空军的向往和热望。

　　航博复制的“列宁号”

　　三、军阀属下办起红色航空队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积极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此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国民党Government新疆督办盛世才，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标榜“联苏联共”，在取得苏联Government的援助后，扩建了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并设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训飞行和机务人员。

　　当时，陈云任Communist Party of China驻新疆办事处的代表，他从中国革命的长远利益出发，写信给中共中央，建议从红军中选一批人，送到盛世才办的航空训练班学习。陈云的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MZD的支持。经过与盛世才多次交涉，最后达成了为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培训航空人员的协议。

　　中共中央对选调学员非常关心，要陈云亲自负责这项工作，并要求尽可能做到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人入选。1937年10月初，陈云来到红军西路军进疆部队（代号为新兵营）挑选学员。确定的条件是:Communist party员，年纪轻，身体好，有一定文化。经过考察，选中25人。同年11月，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回到延安后，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等单位挑选了19人。陈云在送他们赴新疆学习时，勉励他们说: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师，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1938年3月，两部分学员会合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继任中共驻新疆办事处的代表邓发宣布了学习组织和分工。当时，组成两个班，一个飞行班，吕黎平任班长;一个机械班，严振刚任班长。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这支存在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红色航空队”，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新疆航空队”。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的第一支航空队。尽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曾利用各种机会选派Communist party员到广州革命Government航空学校和苏联航空学校学习飞行，但组建较为正规的完全由我党领导的航空队，这还是第一次。

　　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正式开课。先是进行航空理论的学习，学习的内容有《航空历史》、《飞行原理》、《发动机构造原理》、《领航学》、《空战战术》、《航空气象学》等。学习这些内容，对大多数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军学员来说，犹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上课的第一天，国民党飞行教官王应其明知我军学员实际上只是小学文化的情况，却在讲《机械物理学》之前奚落大家:“你们都是中学毕业生，现在复习一下早就学过的普通物理，什么叫物理三变态?”他接连问了我军三名学员都回答不出来，就火冒三丈地说:“中学毕业竟然回答不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我没法教这门课了!”教育股长王聪讲《飞行原理》时，见大家听不懂，就挖苦说:“没念几天书还想学航空，给你们讲课，简直是对牛弹琴!”面对理论难关，航空队党支部激励大家用爬雪山、过草地的精神攻克理论难关，并将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与文化较低的学员配对，组成“互助小组”，建立“包干制”，不让一个人掉队。当盛世才的人带着妻子、女友，逛公园、看戏、看电影时，我军的学员们却在拼命地学习，常常通宵达旦。我军的学员们硬是凭着这股韧劲和毅力，初步掌握了航空理论知识。一个月后，教官进行考试，我军学员个个及格，教官们不得不刮目相看。

　　经过一段共同的航空理论知识学习后，飞行班和机械班分别进行专业训练。飞行班学员从1938年4月8日开飞，到1942年4月毕业，先后飞过苏制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约1000个起落、300个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作战水平。机械班学员经过一年半的学习和实习锻炼，于1939年9月毕业，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到飞行班毕业时他们已能熟练地掌握苏制4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其实，我飞行班学员在1941年秋就完成了教学大纲规定的所有课目的训练，成绩优良，可以毕业。按国民党军队规定，学员毕业后可以授予中尉军衔，月薪一百多元（相当于陆军中校待遇），还可以结婚，过富裕生活。可是学员成为军官以后，飞行时间就要减少很多，技术上只能保持不能继续提高。为了党的航空事业，大家一致要求不要军衔、高薪，暂时不结婚成家，推迟毕业时间。后经党中央驻新疆第三任代表陈潭秋的积极交涉和苏联教官的大力协助，我军学员延期到1942年4月毕业。盛世才航空队的军官们听到这个消息，不得其解地说:“有钱不要，有官不当，女子中学的小姐们找上门来求爱不动情，岂不是木头人?”不同的使命和志向，他们哪里能理解我们学员的胸怀!

　　这些学员在新疆学习期间，党中央对他们十分关心。周恩来去苏联治伤两次经过迪化时，都特意接见了学员代表，并深情地对他们说:党中央、毛主席很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向同志们表示慰问，我不便去航空队看望大家，请你们转达。并鼓励大家说: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四十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旦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将来我们建设自己的空军，就有骨干，有种子了。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很差，体质明显下降。陈潭秋经向中共中央请示，确定从新疆Communist party组织历年来结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他们的伙食补助。在当时，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照顾。

　　1942年春，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正当Communist Party of China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时，在蒋介石的拉拢和怂恿下，曾经高唱亲苏亲共调子的盛世才，撕下伪装公开*敏感信息过滤*，并于9月17日，突然分几处软禁了Communist party在新疆工作、学习和从苏联归来路过新疆的人员。在航空队学习的这批学员，先被囚禁在迪化市北门里教导队驻地，后又转移到南门里的“刘公馆”，完全割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11月6日，又将他们投入监狱，施行残酷折磨。这批在艰苦环境中成长起来的Communist party员绝大多数以威武不屈的政治节操，同盛世才进行了坚决斗争。他们身处铁窗之中，还坚持学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准备日后为创立人民空军作贡献。

　　中共中央得知这批人员被盛世才关押以后，曾经多方设法营救，并请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盛世才拒不答应。1945年8月，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MZD、周恩来同国民党Government直接交涉，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后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又亲自登门拜访了国民党Government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Government主席张治中将军，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的Communist party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经张治中多次电陈蒋介石，再三催促，这批被关押了三年九个月之久的Communist Party of China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在张治中和迪化市市长屈武的关照下，这批人民航空的种子和骨干于7月10日顺利回到了延安。

　　延安的党政军民为他们的胜利归来隆重集会。MZD、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亲切接见了他们，关照他们早日恢复健康，准备迎接新的任务。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的这批幸存于盛世才航空队中的航空骨干力量终于保存了下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除利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航空训练班培养航空人才外，还通过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布置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青年Communist party员报考国民党空军的航空学校，利用国民党的航校为自己培养航空人才。这些人学成后，大部分先后辗转来到延安，后来也都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四、延安航空机构的曲折变迁

　　1940年10月，从苏联学习航空后辗转回到延安的王弼、常乾坤，向党中央提出了在延安建立航空学校的建议。MZD主席接见了他们，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并向他们指出:想创办航空学校的热情是好的，但仅仅有热情还不够，还需要有耐心。

　　1941年1月，中央军委根据王弼、常乾坤的建议和当时延安的条件，作出了成立第十八集团军工程学校的决定，并指定王弼、常乾坤负责建校筹备工作。这所工程学校的任务是培养航空工程人才。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选定了校址，配备了干部和教学人员，选调了一百多名学员，其中有马杰三、刘玉堤、吴元任、林征、龙定燎等人。3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弼为工程学校校长，丁秋生为政治委员，常乾坤为教务主任。10日，工程学校在陕北安塞县成立。4月6日开始上课，先学数学、物理、语文、俄文等课程，提高文化水平，尔后学习航空理论。

　　1941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精兵简政”的精神，工程学校奉命撤销，改组为工程队，隶属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后来抗大三分校改编为延安军事学院，工程队随之改编为军事学院的第三大队。他们除进行航空理论教育外，还组织学员轮流到军械修理厂实习。当时生活、学习条件非常艰苦，但只要对航空事业有益，学员们什么都学，如焊接、白铁、木器制作等。大队还组织考试，如考白铁活，拿一块铁皮做成一个茶杯;考木工活，做简单的凳子、盒子等。1943年2月，延安军事学院与抗大总校合并，工程队随之撤销。

　　1944年5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成立航空组，担任航空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处理有关事宜。王弼、常乾坤分别担任正副组长。航空组成立后，组织修建了延安机场。后又协助组建了延安机场勤务股，负责看管和维护来往延安的飞机。1945年8月，MZD、周恩来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所乘的飞机，就是由他们负责维护保障的。9月、10月间，航空组还组织一批干部去东北接收和搜集日伪留下来的航空器材。随后航空组全体成员在常乾坤率领下去东北筹建航校，延安的航空组即行撤销。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察冀军区接收了张北、灵丘和张家口等4个机场，还有两架飞机和一批航空器材、油料。1945年9月，成立了晋察冀军区航空站，王弼任站长。航空站设有场务科和修理厂，负责保管飞机、航材和油料，保障飞机的起降。后来，因为国民党军队逼近张家口，航空站将飞机、航材和油料撤离张家口，其使命随之结束。

　　延安工程学校、航空组以及晋察冀军区航空站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这些航空机构却起到了在战时保障航空和为日后创建人民空军储备干部、培养人才的作用。

　　五、迎着太阳飞来的“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处在重要转折关头。在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汪伪国民Government和国民党空军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爱国行动和革命政策的感召下，追求革命，毅然脱离反动阵营，接连驾机起义，投向光明。

　　1945年8月20日，汪精卫伪政权的一架“九九”式双发运输机，由少校飞行教官周致和、少尉飞行员赵乃强、黄哲夫等3人驾驶，少尉飞行员管序东、空勤机械士沈时槐、黄文星等3人随同，从江苏扬州机场起义飞抵延安。周致和等人起义后，受到朱德、叶剑英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和欢迎。参与这次起义的还有汪伪空军航空处主任白景丰少将、汪伪空军参赞何健生上校、飞行教官吉翔、机械士陈静山以及原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轰炸员秦传家等人。他们由Communist party地下组织指引，携带眷属从陆路抵达解放区，参加了新四军。这架飞机，是日本Government送给汪伪空军“国府专机班”使用的，被命名为“建国”号。它是第一架由敌对营垒起义飞往延安的飞机。因这架飞机是8月20日飞到延安的，后来改为820号。这次起义行动，开创了从Communist party的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革命的先例，在汪伪空军和国民党空军中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次起义的经过是:汪伪空军少尉飞行员黄哲夫因对现实不满，被开除军籍，于是到南京找到汪伪航校少校教官周致和，经商量，两人决定脱离反动阵营到延安去。两人还决定由黄哲夫去找Communist party接上关系，周致和设法将汪伪国府的专机搞到手。经多方努力，黄哲夫终于与Communist party取得了联系。黄哲夫返回南京后，与周致和一道又联系了汪伪航空处主任白景丰、空军上校参赞何健生、飞行教官吉翔、少尉飞行员赵乃强等人一道起义。这时，周致和借送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叶蓬回武汉为名，已把“国府”专机“建国”号搞到手。8月19日，周致和率机组驾机先送叶蓬到武汉，后飞扬州着陆加油，第二天即开始了起义行动。后来黄哲夫回忆道:“这次飞行尽管只有6个小时，我们像是在经历漫长的黑夜，人人都在期待着黎明。”

　　1946年，正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Communist party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大举进攻之际，6月26日，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毅然驾驶刚从美国接收来的B-24轰炸机从成都飞抵延安。同机起义的还有上尉飞行员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信士唐玉文等人。这是国民党空军第一起驾机起义投向人民、投向革命的正义行动，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刘善本1915年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秋考入国民党官校第八期，1938年毕业后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行员。1943年赴美国学习驾驶B-24轰炸机。1945年5月取道印度驾机回国。他渴望飞赴抗日前线，不料在归国途中，国民党当局却令他“就地待命”，滞留于卡拉奇达半年之久。抗日战争结束后，回到饱受战争创伤的祖国，又被国民党驱向内战战场。刘善本对此非常不满。于是，他乘机组由成都去昆明执行任务途中，毅然改变航向，飞抵延安。

　　刘善本机组驾机起义到达延安后，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6月29日晚上，在中共中央礼堂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MZD、朱德接见了刘善本机组的全体人员。刘善本握着MZD的手，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好容易才说了一句:“主席，我终于到你这里来了!”MZD微笑着说:欢迎你们到延安来!朱德鼓励刘善本机组说:我们很快就要建立空军，你们还年轻，今后大有用武之地。7月5日，《解放日报》以头条位置刊登新华社采访刘善本的报道:“决心退出内战漩涡。刘善本上尉驾机飞延，号召空军人员拒运军火，拒炸同胞。”7月9日，刘善本在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他们驾机起义，号召国民党空军人员起来反对内战。

　　刘善本的正义行动，给一些不愿意祖国处于分裂和内战状态的国民党空军人员树立了一个值得效法的楷模。此后，从1948年9月到1949年6月这段时间，国民党空军先后有俞渤、周作舟、郝桂桥、谢派芬等54人，驾驶P-47、P-51战斗机，蚊式战斗轰炸机，B-24轰炸机，C-46、C-47运输机，L-5通信机、PT-17教练机等20架飞机从国民党统治下的汉口、南京、上海、杭州、青岛等地飞向解放区，投向Communist party的怀抱，形成了一个驾机起义的高潮。这些起义的人员，后来许多人成了创建人民空军的技术力量和骨干。

　　年轻时候的刘善本

　　六、历经千辛万苦，办起“东北老航校”

　　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正式宣告成立。这是Communist Party of China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航校从筹建到完成使命的三年多时间里，航校人历经了千辛万苦，创造了许多人间奇迹。

　　“拣破烂”办航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利用日军在东北留下来的机场设施、飞机和航空器材，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建立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并把这项光荣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王弼、常乾坤等人。1945年9月、10月间，王弼、常乾坤等三十余名航空技术干部分两批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此期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已指示先期到达东北地区的刘风、蔡云翔等人开始了工作，并将归降的一支日本航空大队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后又组成了以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为主任委员的航空委员会。1946年1月1日，又将航空队改编为航空总队。

　　王弼、常乾坤等从延安来的航空技术干部与航空总队人员两支力量汇合后，继续抓紧进行创建航校的筹备工作。经东北局同意，王弼率领部分人员分赴延吉、牡丹江、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等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常乾坤率领其余人员迅速赶赴通化进行校址建设。

　　搜集航空器材是当时一项非常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当时的东北，日军仓皇溃逃，遗留下大批残缺不全的航空器材装备和机场设施。为了不使这些器材落到国民党军队和当地土匪手里，筹建航校的同志们在东北局领导下，紧急动员，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四处寻找。除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机场周围、山沟、村镇，凡是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子，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滑油。为了收集器材，很多同志累病了，有的被笨重的器材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日军的毒菌场而中了毒，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几个月的奋战，搜集到各型旧飞机120架，发动机200多台，仪表100多箱，油料近千桶，还有不少其他航空器材。这些航材，在各地人民Government和群众的协助下，用肩抬、牛车拉、骡子驮等方法，最后都运到了目的地通化。这些“破烂”就是当时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后来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改编日本航空大队。 日本投降后，我大军挺进辽东半岛时，于1945年9月9日在凤凰城附近包围了一股日军。这股日军是驻辽阳奉集堡机场的日本关东军第四练成飞行大队，共三百余人，队长是林弥一郎。日本投降后，他们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逃窜的二十多天里，粮已耗尽，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和平改编这支飞行队，为我创办航校服务。于是派出代表，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只要他们缴械投降，既可保全生命，待时机成熟，还可安排回国，并给他们送去粮食、蔬菜和牛羊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政委彭真和参谋长伍修权接见了林弥一郎等主要军官。伍修权还当场将自己随身携带多年的勃朗宁手枪赠送给林弥一郎作纪念。10月下旬，这支队伍正式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队，共有飞行员17人，机务人员96人，其他各类保障人员180余人。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任命蔡云翔为航空队队长，黄乃一为政治委员，刘风为副队长。这支航空队中的日本留用人员，经改造和教育，后来绝大多数成为东北老航校的重要技术力量。

　　五次大“搬家”。 创办东北航校正处于我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艰苦战争岁月，环境非常恶劣。当时坚持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妄图消灭Communist party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当然也决不允许Communist party有航空学校存在。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我东北老航校，包括其前身沈阳“航空队”先后被迫进行了五次大“搬家”。前三次是1945年11月下旬，因国民党进攻沈阳，我刚刚成立的航空队被迫撤出沈阳，转移到辽阳，后又迁至宫原，最后又迁到通化。这三次大搬家几乎是连续的，能飞的飞机由留用的日本飞行员驾驶进行转场，不能飞的飞机，他们就将飞机拆散装在大板车上，用牛、马、毛驴等牲口拉着大板车在盘旋曲折的山路上进行转移。第四次是1946年4月中下旬。正当成立的航校准备开始训练时，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在占领锦州、沈阳、铁岭后，直逼四平，并派空军频繁轰炸通化机场，企图把初生的航校扼杀在摇篮里，航校又被迫由通化转移到牡丹江。在这次转移期间，国民党空军15架轰炸机轰击了通化机场，打坏了最后一批准备空中转场的7架飞机。被打坏的飞机和其他航空器材，又以同样车拉马驮的方法，翻山越岭辗转几百公里，历经两个多月运到牡丹江。第五次是1946年1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东北解放区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国民党空军的飞机又追踪到牡丹江来轰炸、扫射，航校又被迫从牡丹江迁移到黑龙江省兴凯湖畔的东安（即密山）。这时已到严冬季节，风雪满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经过一个多月的赶运和抢修机场，航校终于在11月底在东安安了家。在一年时间里，我东北航空机构能够避开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袭击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这无疑又是一个奇迹。

　　攻克训练、生活难关。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保存实力已相当困难，要组织飞行训练更是难上加难。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航校人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一连串的奇迹。为了克服缺乏初、中级教练机的困难，他们打破常规，直接上高级教练机训练，闯出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为了战胜缺乏航油的困难，他们就积极探索研究，经过反复试验，开辟了用自制酒精代替航油作飞机燃料的新途径。为了克服训练中缺乏航空设备器材的困难，飞机上没有无线电设备，就用红、白旗和手势指挥;没有航空表，就用马蹄表代替;没有飞行服，就穿几层单军衣上天;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剪制简易帽，用塑胶玻璃磨风镜;没有降落伞坐垫，就用布袋装上稻草来代替;没有保险带就用麻绳把自己捆在座椅上飞行;没有充气机，机务人员就用自行车打气筒给飞机轮胎打气。为了防止敌机空袭，就在拂晓和黄昏时组织训练，飞行员“白天去种地，早晚开飞机”。

　　严酷的战争环境和不断“搬家”，带来生活上的重重困难。寒冬腊月，气温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许多人穿不上棉衣。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空、地勤人员，经常吃的都是高粱米、玉米棒子。为了改善伙食，飞行员和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他们冬季敲开草塘里厚厚的冰层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鸟蛋，秋季去打猎。住的房子都是冬天无暖气四面通风的旧营房，大家只得戴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老航校人就是在这样严酷的生活环境中奋斗了将近四年的岁月。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于1948年3月由东安迁回牡丹江，1949年3月又搬到长春。到1949年7月，老航校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务人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信、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为建设人民空军，创办和发展中国航空工业和民航事业的骨干。闻名全国的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人，就是这所航校初期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人们亲切地称呼这所具有光荣历史的航校为“东北老航校”。它是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它的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前进的革命精神一直在人民空军中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