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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可以说不》的价值倒错

肖雪慧

　　读罢《中国可以说不》，惊异于这样一本格调低下、语言拙劣粗鄙、情感矫揉造作而又满篇妄语的书竟也鼓噪一时。

充斥全书的妄语原本不值得认真对待，但这通篇妄语中却透出一种系统的说教，从国际关系到国内问题，内容十分庞杂；从粗野谩骂、无节制的情绪宣泄到对象分明的辱和尊、贬和捧，花样相当繁复。但凡说教，总有些自以为是、好为人师。假如内容不悖于公认的道义，有谁想说教说教倒也没什么，不妨随它去；但倘若借说教展露的是一种病态的、倒退的甚至与人类基本道义相对抗的价值观，而且又借助某种炒作手段制造出不小轰动效应的话，就如《中国可以说不》，就不宜保持沉默了。

《中国可以说不》（简称《说不》）的说教似乎是以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对立为核心的。该书主要撰稿人之一宋强就在其撰写的篇章中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书出版后他又称近些年“反民族主义成了时髦”，所以“该向国人发警告了”。于是更明白地表示他们“不讳言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并以一个反问一下子把他的民族主义作为世界主义的对立面推到读者面前：“难道世界主义就注定代表人类的进步，而民族主义就一定是劣根性的表现吗？”（《中华读书报》1996.9.4“热销书追踪”）

本文无意讨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或是非，但有两点应该指出，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认识宋强们的民族主义。其一，从来就不曾有谁把民族主义判定为劣根性的表现。捏造这种说法无非是要树立一个显然荒谬的对立面并借以煽情和博取同情。这不是一种谈论问题的正当手法。其二，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适当限度内，民族主义情感既是个人形成民族尊严感和报效祖国的爱国思想的重要情感资源，也是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团结的重要情感动因。这些对于一个想要腾飞的民族是不可缺少的。但民族主义极易陷入狭隘性和狂热性。狭隘的、狂热的民族主义降低民族的道德水准，在这种民族主义驱使下使国家走上仇外排外、扩张侵略之路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二战时期德日法西斯犯下的种种罪行、尤其是种族灭绝罪行便是明证。近年来，世界好些地方因狂热的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和战祸已是本世纪留给人类的一个基本教训。而那些在各国都为数不多的世界主义者，也就是那些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又把这种爱扩大到整个人类的人，他们尊重公理的立场对于不时在世界范围内泛起的民族主义狂热性和狭隘性是一种矫治；他们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人类关怀和救助行动，对于饱受战祸摧残的人民也是一种慰藉。如果要说两种立场的处境，相比之下，民族主义情感作为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土相联系的情感不仅有天然性、自发性，而且受到民族国家的鼓励；世界主义精神作为一种扩大了的爱，却不仅需要更开阔的胸襟，而且由于它不会让自己对祖国的爱模糊自己的是非界限，因而往往会与本民族可能表现的病态和非正义相冲突从而承受极大压力。它需要更大的道义力量来支撑，任何时候都难以成为时髦而在全社会流行。宋强的“反民族主义成为时髦”之说（按其本意，他的“反民族主义”不过是闪烁其辞地指世界主义，尽管世界主义从不笼统反对民族主义，而只是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又是一个虚构。作此虚构，无非要为自己的立场抹上一点悲壮色彩。这也不是正当手法，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强们的民族主义的真实含义及蕴含于内的价值观。

如果对这种民族主义作如下判断绝不为过，即，宣泄和挑动仇外排外情绪，鼓吹对抗、鼓吹战争、鼓吹从改革开放退回到闭关锁国状态是它的基本说教和基本特色。充斥全书对另一些民族的辱骂；把战争这一最具毁灭性的人类愚行夸说成劳动和道德整肃；无视我国的发展目标，无视我国加入国际间经济、文化等各种交流与合作的必要性，“号召”国人不看x国电影，不食x国米、面，倒回到好不容易才走出的自我封闭状态......等等，都在向人们提示这种民族主义说教既与我国应走的改革开放之路相背离，也与全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发展的目标相背离。

不仅如此，宋强们的民族主义还以典型的文革语言表达了一种极度膨胀的民族自大狂，以可怖的主张透出了浓厚的极权主义气息。当他们吹嘘世界上一切解放运动和进步“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惟有中国的外交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崇高道德风范和正义精神”时，完全重现了文革中红卫兵要用某种意识形态去征服世界的狂热；当他们在随意指斥别国的教育水平低下、青年一代道德堕落的同时，闭眼不看我国在这方面已令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深感焦虑的危险征兆，反而以廉价赞词去催眠，使国人陶醉于虚假的成功感和不合时宜的自大之中。宋强们这种民族自大狂与其说如他们自诩的是表现了民族自尊感，毋宁说是暴露了完全缺乏自省能力并且对国家的前途不负责任。最能表明宋强们的极权主义倾向的，则是宋强在谈所谓“这个世界令大中国的外交视野无限开阔”的原因时的一段话。他说，俄、德、日这些“因极权主义传统而倍受美国压迫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上东山再起，为我们中国提供了世界舞台上足够的发言权。”这一段措辞奇特的表述告诉人们，宋强强调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们现在走什么道路，而是因为它们有着极权主义传统。千方百计也要把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与极权主义绑在一起，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一种倾向，不如说简直就是嗜好。这种极权主义嗜好不仅出现于直截了当的说教中，更流露于一些下意识的反应中。极权主义的东西对宋强们似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吸引力，令他们趋之若骛，去辩护、叫好、捧场。他们为某些国家“清洗政敌”的行径辩护，一句轻飘飘的“可以理解.......心态”，无数无辜者的牺牲和受难便被遮没了。他们也为一些国家至今保留的肉刑叫好，却对受肉刑者幸灾乐祸，对抗议者报以风凉话。在这种颠倒而扭曲的情感状态中，人类历经数千年确立起来的基本道义荡然无存。而极权主义偏好流露于宋强们的个人气质上，最特出的是那种视自己为真理化身，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气。对外，宋强们俨然霸主般给各个国家下谁“政治上一贯表现良好”，谁“表现不好”之类评语。对国内公众，则以他们为标准划界。他们吹嘘自己在《说不》中表达的一切具有“广泛坚实的民意基础”，但又依据是否为他们喝彩把民意判为“正面的民意”和“盲从的民意”（《中华读书报》同前，张藏藏的说法）。那些不向他们喝彩而被判为“盲从的民意”的声音，在他们心目中是没有存在权利的，按宋强在《说不》中的主张，它们属该被“刹”下去的“动静”。不用说，这一主张如果演绎为现实，将会伴着血腥。然而像这样散发着血腥味的主张还不止一例。当宋强在向人们进行“拯救的代价是牺牲”的说教时，宣布“苏联的积累因牺牲成千上万的富农而获得”，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转而到我国要付什么代价时，宋强的结论引而不发，但要以牺牲部分国民为代价是确定无疑的，只是不知他想选中哪一部分同胞来作牺牲。

如果说宋强们对极权主义的青睐显露了一种反民主的价值取向，那么在他们笔下流露的对健康、美好事物的敌视则使他们所持价值的病态反常暴露无遗。这种敌视之深，使宋强们作出的一些反应简直近乎神经过敏，以至于连“绿色”这样的字眼也会使他们受到刺激，并牵强附会地从中分析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占领。宋强就抓住某市一电台主持人在创建卫生城市活动时发起“绿色志愿者”组织大做文章，称“绿色志愿者们对工业的认识以及他们冠以的标题已很深地打上了追星族的烙印”，他用下作的语言侮辱性地评说和教训发起者和积极参与者：“爷们自作聪明的小小发泄，不过就是表演一种外来文化而已。”然而，绿色是生命的象征。绿色运动虽起源于西方却基于人类面临日益严重和紧迫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环境污染这一事实，是有反省能力的人类面对这一重大危机而作出的符合理性的反应，它具有超越地域和文化差异的普遍价值。我国的生态及环境问题极为严重，而国人普遍缺乏生态环境、意识，为数众多的人甚至缺乏起码的文明习惯，这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倘若有更多的人拿出追球星、歌星、“款”星甚至逃税之星那样的劲头来参加绿色志愿者这类活动，那倒是民族之幸、子孙后代之幸。遗憾的是这类活动令宋强们不可忍受。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宋强在指责绿色志愿者的同时对《北京人在纽约》中王启明的自私、冷漠极为欣赏，因为王启明冲着女儿张罗为非洲人募捐的热情骂：“你怎么净跟美国人学些不着四六的事呢？”大概在宋强看来，为非洲人募捐这种多管闲事的作风是美国文化的表现，是世界主义观念的影响，参与进去就是数典忘祖、“轻佻乖张”，要像王启明那样的自私、冷漠态度才表现了拒绝外来文化影响的坚定性。然而，自私、冷漠无论在人类普遍道义评判中还是我国健康的价值评判中，都应受到谴责。宋强对这一正一反事例进行的一反一正的颠倒评价，已不单纯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敌视外来文化和夸耀自己的病态，而是再清楚不过的表现出宋强们持有并鼓吹的价值观不仅是反和平、反发展、反民主的，而且具有颠倒公认的道义标准的倾向。

关于这一点，宋强用一句妙语作了提示。据他说，我们社会中的“不公正、愚昧、疯狂和欺诈”这“一切黑暗”如同“即将照耀我们前程的光明一样丰富着我们大中国民族的感情”。可以说，用“黑暗”来“丰富”我们的民族，是贯穿于《说不》中的系统说教的一个绝妙写照。然而，黑暗可以丰富人的心灵，仅仅是因为它作为光明的对立面而使人们在追求光明趋散黑暗的斗争中受到锻炼。黑暗本身，无论是黑暗的事物，如宋强列举的不公正、愚昧、疯狂、欺诈和宋强们鼓吹的战争、倒退、极权主义，还是为这一切辩护、张目的价值观，都不具有宋强封给它的这种功能；而炫耀黑暗，要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却只能使人作为人应具有的一切素质埋葬于黑暗之中。只是，对这样一种前景是接受还是拒绝，不能由宋强们说了算，得由人们自己作出选择。

　　　　　　　　　　　　　　　　　　　　　　　1996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