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rm嘉年华:乡村自治的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0 17:31:15
吴翔
【该文章阅读量：332次】【字号：大中小】
2007年4月我向四川省社科院申请承担了一项调研课题，由于我们四川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学人，我申请的调研题目为：四川省乡镇机构的改革。调研活动从5月启动一直延伸到现在，由于四川区域面积较大（有47万平方公里）、人口和民族众多，乡镇机构的改革也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作为省委省府的决策咨询机构，我们的调研应尽可能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意义，以便最后写出来的调研报告能够对省委省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我们选取了成都市温江区的寿安、万春两镇作为四川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泸县的兆雅、天兴两镇作为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平昌的驷马、白衣两镇作为四川贫困地区的代表，同时准备选取小金县的某两个乡镇作为民族地区的代表，但由于经费紧张，民族地区的选点被迫取消。我和另一名同事带着10余人的调研队伍开始一个点一个点的跑，先是泸县，再是平昌，最后是温江。一行下来对于我省乡镇机构改革的感触颇多，同时对于与乡镇机构改革的一些关联问题的感触也是颇多，我省乡村自治的困境就是我们在调研中感触最多的一个问题。
本来，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农民们自发的土地承包开始的，中国的农民历来也并不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和理念。而四川在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们开始土地承包的时候也进行了另外一项影响全国农村发展路径的事情，那就是广汉向阳的农民们在全国率先拿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挂上了乡的牌子，到了20世纪末，绥宁步云的农民们又率先在全国搞起了公推直选乡长的活动，此外还有成都市新都区的乡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雅安、眉山等地的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等。因此，四川的乡村以及乡村的农民们就更加应该不缺乏自治的能力和观念了。我们这次调研之行中的几个县区的乡镇选举与村民自治从表面上来看也是搞得有声有色，但实际情况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无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育程度如何，乡村自治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以至于我省的乡村自治走入了困境。而这一前所未有的难题是：乡村党的领导的保证和加强与村民自治的矛盾，农村流动人口的加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还有村民实行自治所遇到的经济困难。这些影响乡村自治的难题，在我省较为普遍，在全国其他省分也应该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此，我将我省推动乡村自治中出现的这些困难梳理出来，既希望能够对我省的乡村自治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也希望能够对全国的乡村自治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先来说说我省乡村自治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乡村党的领导的加强与村民自治的矛盾。自毛泽东三湾改编党支部建立在连队开始，甚至上溯到民国初期的乡村治理，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及其政党力量向乡村的延伸和下沉，到了建国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行政权力和党的组织力量完全覆盖了中国的整个乡村，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乡村自治丧失殆尽，整个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成了党和国家这个庞大运转机器的一部分，这种面面俱到的管理模式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运转负担，加大了政府的运转成本，而且造成管理上的漏洞百出。故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借一些村民自治的东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将这一基层自治的方式和路径固定下来，希望籍此推广这一模式以节约国家管理成本并弥补管理漏洞。事实上，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基层自治也确实搞得风风火火，由农村到城市，由局部到全国。然而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中共执政方式的指责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以及政府运作服务型取向的全球化浪潮的压力，中共开始在强调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及其他形式民主的同时也开始推行政府执政模式的转变，即由过去的管理或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以适应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和潮流。政府执政模式的这种转变和前述自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路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当然是靠党和上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于是，随着我国学者和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文章讨论和操作实践的展开和深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从上到下延伸到了乡村，基层老百姓享受到了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公共服务。但这种公共服务的强力向下的延伸使得本来就立足未稳的基层自治和民主丧失殆尽。一个二律悖反的难题就出现了，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牺牲基层民主，要践行基层民主，则公共服务就不能够得到强化，政府执政方式和职能转变就不能够实施。二者只能居其一。于是乎一些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强化了公共服务，贯彻了党的领导和意图，而弱化了基层民主。一些地区（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四川的步云）则强化了基层自治，党的领导出现弱化或者说党的领导和基层民众的自治愿望和力量达到了一种平衡。但这样的自治毕竟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组织意图的贯彻实施，于是乎这样的自治最多也只能是一些地区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并且胆量比较大的地方官员的实验之作，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上级党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一定的途径否认甚至阻止这样的自治行为（如全国人大的秘书长就曾在乡镇一级的自治开展得较为猛烈并即将进行乡镇换届的时候公开宣布乡镇直选乡镇长或书记违法），基层自治就这样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夹缝式的生存。笔者在进行本次调研中也发现了基层自治缺失的这种悲惨境地，如笔者今天（2007年8月8日）到成都市区周边的温江乡村调研时通过与乡村老者的随机交谈发现当地基层自治已经流于形式，某村选举村社干部的时候甚至从形式上都没有通知该老者去参加选举会议就选出了这些干部，当然这些村社干部均是按照上级意图选举出来的（如果还能叫选举的话），当地乡镇和已当选的村社干部也认为如果放开手脚让老百姓选举，选出来的人就有可能不是上级政府和组织所需要的、能够唯政府马首是瞻的人，而是和政府对着干的人，为什么和政府对着干呢？因为这样的干部要站在老百姓一边为老百姓说话，百姓利益不可能和上级政府以及党的利益完全重合，虽然党提出了三个代表，但党也毕竟只能是代表百姓利益而不可能就是百姓本身。如何处理乃至解决这一理论和实践上的二律悖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省乡村自治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农村中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农村中剩下的只是老弱病残，鲜有青壮年的存在。翻开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历代的乡村自治都离不开乡村精英。在没有城乡二元分割的历史时期，乡村精英多为与仕途和朝廷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的各级各种在位或退位或准备在位的官员或读书人，这样的人物往往也是传统中国道德的楷模和标杆，在他们推动之下的乡村自治也搞得有声有色。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路径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英纷纷通过读书、招工、提干等方式流入城市，乡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才上呈现荒漠化的趋势。当然如果我们调转思路，用社会影响力而非拥有的知识和道德作为衡量乡村精英的标准，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精英的存在，这些人如一户拥有几个儿子（壮劳力）的人家、头脑灵活已经发家致富的人家、通过某种途径和城市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人家、政治方向把握得很好长期担任乡镇干部或村干部的人士等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的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经济和生活的诱惑，这些人士很容易而且事实上也纷纷流向大城市谋生乃至最后彻底在城市安营扎寨再也不回乡村，乡村被彻底的边缘化和荒漠化了，留在乡村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能力走出去的人，这些人既然连走出乡村到城市谋生的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能够领导或推动或带动乡村自治呢。当然，留守在乡村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或者留恋故土而不愿意离开乡村的人士，这部分人具备领导或推动乡村自治的能力，可以说是留在乡村中的为数不多的精英人物。但在市场经济氛围的感染下，任何人都会算计从事某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这些乡村精英也不会例外。如果他们把精力放在自身的家庭建设或其他事情上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从事乡村自治所获得的收益，他们就不会热衷于乡村自治。这些收益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上的等等。从经济收益上来看，从事乡村自治肯定不如进行家庭建设所获得的收益大，比如在泸县的一个乡村干部，其一月通过担任村自治干部（领导）获得的收入是 175元人民币（2007年），在平昌的村干部一月的收入是230元（2007年），这样的收入连维护乡村干部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其人格尊严了，而在现行行政体制之下，村级干部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从政治上看，乡村自治领导（干部）不属于政府公务员序列，也鲜有进入公务员序列的机会，同时也鲜有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机会，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上升空间，所以也不具备多大的诱惑性。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上来看，这些人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也不需要通过成为自治领袖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并且在乡村现有状况下出头担任乡村自治领袖还有可能损害其社会声望。由此分析，不难看出乡村中具备担任自治领袖的一些人物对自治的不热衷乃至漠不关心。
在我省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进行乡村自治还会遇到的经济支撑上的难题。乡村自治也是一种管理模式，只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而言，自治式的管理模式更加节约成本。但节约成本不是不要成本，自治式的管理还是需要经济支撑。在我省的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村民们还在奔向温饱或小康的路上奋力前行，自身生存是处于第一位的大事。村民们没有多少财力甚至没有财力来进行自治建设。这点我用一个事例来佐证。在进行这次较大规模的乡村调查之前，我曾回过一趟老家。我的老家位于四川盆周山地的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堂兄一家以务农为生，人口四人，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刚刚辍学外出打工，小女儿读初中。农村包产到户分有2亩土地，这2亩土地一年产出的作物为：谷子1500斤，麦子800斤，苞谷1000斤，油菜籽150斤，如果将这些农产品按市价全部卖掉可获得2260元人民币的收入，加上政府粮食直补的40元，一共可得2300元，减去种植农作物的前期农药和化肥投入400元，一家人一年从土地上可获得1900元收入。堂兄家中小女儿读书，每周给5元钱的零用，一年大概需要200元，这样还剩1700元价值的农产品。这就是堂兄夫妻俩劳作一年所创造的收入。把这1700元算作家中三人（在外漂泊的这个儿子假设能够在城市自食其力）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仅仅47.222元，每天仅1.574元。这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状况，还不够联合国的赤贫标准，而且这还是没有天灾人祸的理想状态下的收入和生存状况，一个农村家庭这样的收入状况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支撑乡村自治呢？！（注：我在给堂兄一家算完这笔帐后，堂兄对农村的生活及其前景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几天之后我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堂兄夫妻俩将小女儿托付给我的老父照顾，锁上房门远赴广东打工去了。）在本次调研中我也发现了乡村自治的经济困境，以泸县兆雅镇的永和村为例，此村人口4758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到了1000人以上，基本上所有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均外出务工去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村上除了帮助乡镇征收计划生育罚款有一点收入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整个村庄有18.7公里村级公路需要整修，老百姓种植农作物用来蓄水的几口堰塘需要维护，这些算是村上最大的公共工程。上级政府对村民整修道路每公里投资10万元，对维护堰塘没有资金投入和支持。而实际上村民需要花费40万元才能修好1公里道路，修路的资金缺口要村民自行补齐，堰塘的维护要村民自行筹资解决。且不说堰塘的维护费用，就道路的修建，村上每人需筹资700元。村干部召开村民大会通过了这一筹资决议，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麻烦，许多人以家庭没有收入来源或者具有收入来源的子女不在家为由拒绝交纳。这一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工程就此搁浅。在调研的过程中，许多村民一再希望我们能够向上级政府反映，希望政府出面解决此事而不是他们本身来解决这一事情。在国家级贫困县平昌的调研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昌的乡村也涉及到村级道路的整修问题，县交通局负责修通乡级道路，村级道路如果村民开始整修，县交通局根据进度每公里补助10万元，其余30万元需要村民先行筹资，村干部召集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决定了每家每户的出资额，但由于老百姓本身比较贫困（可用上面我的堂兄家为例证，因为他也是这一地区的农民），征收起来难度太大，以至于当地征收此款的乡村干部都站在老百姓一边说话，称此项政策为国家对百姓的“钓鱼”政策，有乡村干部戏言：鱼都没有怎么钓鱼（即老百姓没有钱怎么能够出资）？村民们连与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乡村公共工程都无法自行筹资解决，何来乡村自治？退一步说，如果不涉及这些公共工程，村民要真正自治，那么选举出来的自治领袖的补贴需要村民们来负担吧，一些村民遇到困难了需要自治组织来帮助吧，这也是一笔不算少的开支啊。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泸县，村民们尚且靠养鸡产下的鸡蛋去换盐巴，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平昌以及比平昌更加贫困的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其景况就可想而知。当然，成都周边富裕的乡村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但前述两点原因就足以造成乡村自治的缺失。
除了前述三点，我省的乡村自治还遇到了村民自身的素质与乡村自治要求之间的差距问题。一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抱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乡村自治是政府不愿放弃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民们不能或没有能力自治，在他们的眼中好像乡村自治不需要一个自治参与者本身的素质底线，但事实上，乡村自治是一项严肃的民主政治工程，是需要一定的参与者素质底线的。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老百姓虽然很淳朴，但也有一部分百姓在国家免除所有赋税并且能够从国家获取一部分补助之后变得游手好闲，整日以喝茶、打牌、赌博为主，随时算计国家和政府下发的各项补助资金，千方百计来套取这些资金。在得不到这些补助时甚至以威胁乡镇干部的人身安全相要挟，这些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民众如何可能参与或支持自治事务？调研中，接待我们的平昌县委一负责人感慨：“培养一个暴发户仅仅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要培育一个绅士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虽然，我们的乡村自治不需要村民们都成了绅士以后才能实施，但并不表明乡村自治不需要一定的民众素质基础。除此之外，我国传统行政模式下造成的村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心理也制约着乡村自治的发展。在调研中我们多次遇到老百姓把我们当成“上面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来诉苦，老百姓房屋倒塌了希望政府来维修；老百姓家庭出现经济困难了希望政府来帮助；老百姓家畜农作物受到病虫害的侵袭了希望政府来解决……，在平昌的一个山村调研时，一个老大妈拉着我的手指着她破烂不堪的老屋希望党和政府帮助她解决，其实她的儿子就在老屋的旁边正在修建一座三层小楼。当我们的调研车队从一所山村小学驰过时，几名小学生站在操场边上举起右手给我们行着标准的少先队员礼，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情景，哪知在我的生活中也会真实的出现这样的情景！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的眼眶就会莫名的润湿！这情景它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说明了山村儿童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感激（我当时坐的是县政府的轿车），但同时不也表明老百姓（甚至是小学生这样的未成年的小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吗？村民们有了这样的依赖心理，自治又何时能进行呢？！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来源日期：2007-10-9 本站发布时间：20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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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我向四川省社科院申请承担了一项调研课题，由于我们四川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学人，我申请的调研题目为：四川省乡镇机构的改革。调研活动从5月启动一直延伸到现在，由于四川区域面积较大（有47万平方公里）、人口和民族众多，乡镇机构的改革也不可能按照一个模式来进行，作为省委省府的决策咨询机构，我们的调研应尽可能具有针对性和典型意义，以便最后写出来的调研报告能够对省委省府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因此，我们选取了成都市温江区的寿安、万春两镇作为四川经济发达地区的代表、泸县的兆雅、天兴两镇作为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代表，平昌的驷马、白衣两镇作为四川贫困地区的代表，同时准备选取小金县的某两个乡镇作为民族地区的代表，但由于经费紧张，民族地区的选点被迫取消。我和另一名同事带着10余人的调研队伍开始一个点一个点的跑，先是泸县，再是平昌，最后是温江。一行下来对于我省乡镇机构改革的感触颇多，同时对于与乡镇机构改革的一些关联问题的感触也是颇多，我省乡村自治的困境就是我们在调研中感触最多的一个问题。
本来，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农民们自发的土地承包开始的，中国的农民历来也并不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和理念。而四川在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们开始土地承包的时候也进行了另外一项影响全国农村发展路径的事情，那就是广汉向阳的农民们在全国率先拿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挂上了乡的牌子，到了20世纪末，绥宁步云的农民们又率先在全国搞起了公推直选乡长的活动，此外还有成都市新都区的乡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雅安、眉山等地的基层政权民主选举等。因此，四川的乡村以及乡村的农民们就更加应该不缺乏自治的能力和观念了。我们这次调研之行中的几个县区的乡镇选举与村民自治从表面上来看也是搞得有声有色，但实际情况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无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育程度如何，乡村自治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以至于我省的乡村自治走入了困境。而这一前所未有的难题是：乡村党的领导的保证和加强与村民自治的矛盾，农村流动人口的加剧、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加，在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还有村民实行自治所遇到的经济困难。这些影响乡村自治的难题，在我省较为普遍，在全国其他省分也应该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因此，我将我省推动乡村自治中出现的这些困难梳理出来，既希望能够对我省的乡村自治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也希望能够对全国的乡村自治起到一些借鉴作用。
先来说说我省乡村自治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乡村党的领导的加强与村民自治的矛盾。自毛泽东三湾改编党支部建立在连队开始，甚至上溯到民国初期的乡村治理，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家及其政党力量向乡村的延伸和下沉，到了建国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国家行政权力和党的组织力量完全覆盖了中国的整个乡村，中国传统社会所具有的乡村自治丧失殆尽，整个中国的角角落落都成了党和国家这个庞大运转机器的一部分，这种面面俱到的管理模式不仅加重了政府的运转负担，加大了政府的运转成本，而且造成管理上的漏洞百出。故此，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借一些村民自治的东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并用国家大法的形式将这一基层自治的方式和路径固定下来，希望籍此推广这一模式以节约国家管理成本并弥补管理漏洞。事实上，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基层自治也确实搞得风风火火，由农村到城市，由局部到全国。然而面临着国际社会对中共执政方式的指责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制裁以及政府运作服务型取向的全球化浪潮的压力，中共开始在强调基层民主和党内民主及其他形式民主的同时也开始推行政府执政模式的转变，即由过去的管理或管制型政府向现代的服务型政府转变以适应国内和国际社会的需要和潮流。政府执政模式的这种转变和前述自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其路径不是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而这种自上而下的转变当然是靠党和上级政府的强力推动，于是，随着我国学者和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文章讨论和操作实践的展开和深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从上到下延伸到了乡村，基层老百姓享受到了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各式各样的公共服务。但这种公共服务的强力向下的延伸使得本来就立足未稳的基层自治和民主丧失殆尽。一个二律悖反的难题就出现了，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牺牲基层民主，要践行基层民主，则公共服务就不能够得到强化，政府执政方式和职能转变就不能够实施。二者只能居其一。于是乎一些地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强化了公共服务，贯彻了党的领导和意图，而弱化了基层民主。一些地区（主要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如四川的步云）则强化了基层自治，党的领导出现弱化或者说党的领导和基层民众的自治愿望和力量达到了一种平衡。但这样的自治毕竟不利于党的领导和组织意图的贯彻实施，于是乎这样的自治最多也只能是一些地区的具有现代民主意识并且胆量比较大的地方官员的实验之作，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上级党组织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一定的途径否认甚至阻止这样的自治行为（如全国人大的秘书长就曾在乡镇一级的自治开展得较为猛烈并即将进行乡镇换届的时候公开宣布乡镇直选乡镇长或书记违法），基层自治就这样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夹缝式的生存。笔者在进行本次调研中也发现了基层自治缺失的这种悲惨境地，如笔者今天（2007年8月8日）到成都市区周边的温江乡村调研时通过与乡村老者的随机交谈发现当地基层自治已经流于形式，某村选举村社干部的时候甚至从形式上都没有通知该老者去参加选举会议就选出了这些干部，当然这些村社干部均是按照上级意图选举出来的（如果还能叫选举的话），当地乡镇和已当选的村社干部也认为如果放开手脚让老百姓选举，选出来的人就有可能不是上级政府和组织所需要的、能够唯政府马首是瞻的人，而是和政府对着干的人，为什么和政府对着干呢？因为这样的干部要站在老百姓一边为老百姓说话，百姓利益不可能和上级政府以及党的利益完全重合，虽然党提出了三个代表，但党也毕竟只能是代表百姓利益而不可能就是百姓本身。如何处理乃至解决这一理论和实践上的二律悖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省乡村自治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农村中大量的劳动力人口外出务工，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空心村现象，农村中剩下的只是老弱病残，鲜有青壮年的存在。翻开中国乡村自治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历代的乡村自治都离不开乡村精英。在没有城乡二元分割的历史时期，乡村精英多为与仕途和朝廷有着这样或那样联系的各级各种在位或退位或准备在位的官员或读书人，这样的人物往往也是传统中国道德的楷模和标杆，在他们推动之下的乡村自治也搞得有声有色。建国以后的经济发展路径造成了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局面，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精英纷纷通过读书、招工、提干等方式流入城市，乡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人才上呈现荒漠化的趋势。当然如果我们调转思路，用社会影响力而非拥有的知识和道德作为衡量乡村精英的标准，我们也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精英的存在，这些人如一户拥有几个儿子（壮劳力）的人家、头脑灵活已经发家致富的人家、通过某种途径和城市有着这样那样联系的人家、政治方向把握得很好长期担任乡镇干部或村干部的人士等等。但改革开放后随着传统的户籍制度的松动和城市经济和生活的诱惑，这些人士很容易而且事实上也纷纷流向大城市谋生乃至最后彻底在城市安营扎寨再也不回乡村，乡村被彻底的边缘化和荒漠化了，留在乡村的绝大部分都是没有能力走出去的人，这些人既然连走出乡村到城市谋生的能力都不具备，又如何能够领导或推动或带动乡村自治呢。当然，留守在乡村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或者留恋故土而不愿意离开乡村的人士，这部分人具备领导或推动乡村自治的能力，可以说是留在乡村中的为数不多的精英人物。但在市场经济氛围的感染下，任何人都会算计从事某一件事情的机会成本，这些乡村精英也不会例外。如果他们把精力放在自身的家庭建设或其他事情上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从事乡村自治所获得的收益，他们就不会热衷于乡村自治。这些收益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政治上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上的等等。从经济收益上来看，从事乡村自治肯定不如进行家庭建设所获得的收益大，比如在泸县的一个乡村干部，其一月通过担任村自治干部（领导）获得的收入是 175元人民币（2007年），在平昌的村干部一月的收入是230元（2007年），这样的收入连维护乡村干部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更不要说其人格尊严了，而在现行行政体制之下，村级干部的事情多如牛毛，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从事工作之外的其他事情。从政治上看，乡村自治领导（干部）不属于政府公务员序列，也鲜有进入公务员序列的机会，同时也鲜有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机会，政治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上升空间，所以也不具备多大的诱惑性。从社会地位和社会名望上来看，这些人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名望，也不需要通过成为自治领袖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并且在乡村现有状况下出头担任乡村自治领袖还有可能损害其社会声望。由此分析，不难看出乡村中具备担任自治领袖的一些人物对自治的不热衷乃至漠不关心。
在我省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进行乡村自治还会遇到的经济支撑上的难题。乡村自治也是一种管理模式，只不过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而言，自治式的管理模式更加节约成本。但节约成本不是不要成本，自治式的管理还是需要经济支撑。在我省的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村民们还在奔向温饱或小康的路上奋力前行，自身生存是处于第一位的大事。村民们没有多少财力甚至没有财力来进行自治建设。这点我用一个事例来佐证。在进行这次较大规模的乡村调查之前，我曾回过一趟老家。我的老家位于四川盆周山地的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村落。堂兄一家以务农为生，人口四人，夫妻俩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刚刚辍学外出打工，小女儿读初中。农村包产到户分有2亩土地，这2亩土地一年产出的作物为：谷子1500斤，麦子800斤，苞谷1000斤，油菜籽150斤，如果将这些农产品按市价全部卖掉可获得2260元人民币的收入，加上政府粮食直补的40元，一共可得2300元，减去种植农作物的前期农药和化肥投入400元，一家人一年从土地上可获得1900元收入。堂兄家中小女儿读书，每周给5元钱的零用，一年大概需要200元，这样还剩1700元价值的农产品。这就是堂兄夫妻俩劳作一年所创造的收入。把这1700元算作家中三人（在外漂泊的这个儿子假设能够在城市自食其力）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仅仅47.222元，每天仅1.574元。这仅仅能够维持最低生活状况，还不够联合国的赤贫标准，而且这还是没有天灾人祸的理想状态下的收入和生存状况，一个农村家庭这样的收入状况有多少资金可以用来支撑乡村自治呢？！（注：我在给堂兄一家算完这笔帐后，堂兄对农村的生活及其前景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几天之后我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堂兄夫妻俩将小女儿托付给我的老父照顾，锁上房门远赴广东打工去了。）在本次调研中我也发现了乡村自治的经济困境，以泸县兆雅镇的永和村为例，此村人口4758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到了1000人以上，基本上所有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均外出务工去了，剩下的全是老弱病残，村上除了帮助乡镇征收计划生育罚款有一点收入外，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整个村庄有18.7公里村级公路需要整修，老百姓种植农作物用来蓄水的几口堰塘需要维护，这些算是村上最大的公共工程。上级政府对村民整修道路每公里投资10万元，对维护堰塘没有资金投入和支持。而实际上村民需要花费40万元才能修好1公里道路，修路的资金缺口要村民自行补齐，堰塘的维护要村民自行筹资解决。且不说堰塘的维护费用，就道路的修建，村上每人需筹资700元。村干部召开村民大会通过了这一筹资决议，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麻烦，许多人以家庭没有收入来源或者具有收入来源的子女不在家为由拒绝交纳。这一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工程就此搁浅。在调研的过程中，许多村民一再希望我们能够向上级政府反映，希望政府出面解决此事而不是他们本身来解决这一事情。在国家级贫困县平昌的调研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平昌的乡村也涉及到村级道路的整修问题，县交通局负责修通乡级道路，村级道路如果村民开始整修，县交通局根据进度每公里补助10万元，其余30万元需要村民先行筹资，村干部召集村民通过一事一议的方式决定了每家每户的出资额，但由于老百姓本身比较贫困（可用上面我的堂兄家为例证，因为他也是这一地区的农民），征收起来难度太大，以至于当地征收此款的乡村干部都站在老百姓一边说话，称此项政策为国家对百姓的“钓鱼”政策，有乡村干部戏言：鱼都没有怎么钓鱼（即老百姓没有钱怎么能够出资）？村民们连与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乡村公共工程都无法自行筹资解决，何来乡村自治？退一步说，如果不涉及这些公共工程，村民要真正自治，那么选举出来的自治领袖的补贴需要村民们来负担吧，一些村民遇到困难了需要自治组织来帮助吧，这也是一笔不算少的开支啊。在经济条件较好的泸县，村民们尚且靠养鸡产下的鸡蛋去换盐巴，在国家级贫困县的平昌以及比平昌更加贫困的我省少数民族地区，其景况就可想而知。当然，成都周边富裕的乡村不存在经济上的困难，但前述两点原因就足以造成乡村自治的缺失。
除了前述三点，我省的乡村自治还遇到了村民自身的素质与乡村自治要求之间的差距问题。一些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抱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乡村自治是政府不愿放弃对农村的控制而不是农民们不能或没有能力自治，在他们的眼中好像乡村自治不需要一个自治参与者本身的素质底线，但事实上，乡村自治是一项严肃的民主政治工程，是需要一定的参与者素质底线的。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许多老百姓虽然很淳朴，但也有一部分百姓在国家免除所有赋税并且能够从国家获取一部分补助之后变得游手好闲，整日以喝茶、打牌、赌博为主，随时算计国家和政府下发的各项补助资金，千方百计来套取这些资金。在得不到这些补助时甚至以威胁乡镇干部的人身安全相要挟，这些只知索取不知奉献的民众如何可能参与或支持自治事务？调研中，接待我们的平昌县委一负责人感慨：“培养一个暴发户仅仅需要一代人的努力，而要培育一个绅士则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虽然，我们的乡村自治不需要村民们都成了绅士以后才能实施，但并不表明乡村自治不需要一定的民众素质基础。除此之外，我国传统行政模式下造成的村民对国家和政府的依赖心理也制约着乡村自治的发展。在调研中我们多次遇到老百姓把我们当成“上面派下来的钦差大臣”来诉苦，老百姓房屋倒塌了希望政府来维修；老百姓家庭出现经济困难了希望政府来帮助；老百姓家畜农作物受到病虫害的侵袭了希望政府来解决……，在平昌的一个山村调研时，一个老大妈拉着我的手指着她破烂不堪的老屋希望党和政府帮助她解决，其实她的儿子就在老屋的旁边正在修建一座三层小楼。当我们的调研车队从一所山村小学驰过时，几名小学生站在操场边上举起右手给我们行着标准的少先队员礼，我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情景，哪知在我的生活中也会真实的出现这样的情景！每每想到这一情景，我的眼眶就会莫名的润湿！这情景它说明了什么呢，我想至少说明了山村儿童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感激（我当时坐的是县政府的轿车），但同时不也表明老百姓（甚至是小学生这样的未成年的小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吗？村民们有了这样的依赖心理，自治又何时能进行呢？！
来源：中国乡村发现 来源日期：2007-10-9 本站发布时间：2007-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