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ningman150215优酷:颠覆传统：史说新语[二]

颠覆传统：史说新语[二]
汗 青
一魏晋风度及药石与春药及性之关系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文人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的话题和追崇的典范。
在很多人看来，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鲁迅在其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不但谈到了魏晋风度和何晏等人物，同时亦多处提到了由何晏大力倡导服用的药物“五石散”。
实际上，我们在谈论魏晋风度时，必定会说到这个“五石散”，因为两者几乎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服食“五石散”的风气自被何晏倡导并开始流行后，由魏晋至唐，名士们趋之若鹜，历整整五六百年而未有间断，且颇有发展，仅在《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二十家“五石散”的解散方。
这个与魏晋风度一样，在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一般认为是由东汉的张仲景（150？——219）发明的。因为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是首见于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中的《伤寒杂病论》一篇，所以隋代的巢元方在他的《诸病源候论》里引晋名医皇甫谧语道：“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张仲景合此药的其主要目的，是用它来治疗伤寒（这个伤寒指的是感冒伤风一类的病，也就是古人说的风邪入侵，而不是指现代的伤寒症——typhoid）。
那么这个“五石散”或者说“寒食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不妨先从名字上说起。
称它“五石散”，是因为它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散剂，而之所以又被称为“寒食散”，乃是因为服用此药后，必须以食冷食来散热而得名。不过因为“五石散”的药性非但猛烈而且复杂，所以仅仅靠“寒食”来散发药性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即所谓的“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只有一样是要例外的，那就是饮酒要“温”。此类举动称之为“散发”和“行散”等。只不过倘若药性散发不出来，又必须再服其他药来引发，药性如显现则称之为“石发”。
组成“五石散”的那些石药，从西汉名医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最早从扁鹊开始就已经被用来治病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而淳于意引的古《论》中还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一说；在同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屈原《楚辞》里亦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的句子，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服用石药，并一直延续到了汉朝。
记载秦汉医学成就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虽然在唐代初年就已失传，但在后人的辑本中，我们还是可以看见，在秦汉时期是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全都列于能“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的，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更有记载云：“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等等，可见石药在当时地位是相当高的。
等到了正始名士何晏的手上，他因体弱，乃自合药剂，由于“寒食散”药性猛烈，在汉时服用者尚不多，所以他在改进了前人的方子后方始服用（估计是加了配药或者调节剂量，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后自觉良好，因而大力提倡，终成累世之风（1）。同时由于这个药的材料很贵，所以到后来服用此药竟渐渐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有假装“石发”来表示自己富贵身份者，《太平广记》卷二四七引侯白《启颜录》载：“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要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市米中有石，食之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
魏晋名士们最被人追崇仪态和风度，便是他们宽袍大袖之飘逸风姿和惊世骇俗的跳脱举动，而在我看来，这些实是与服药有着莫大关系。
首先，服食“五石散”之最直接后果，乃是形态举止大异常人，此盖因药力之故也。
凡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五石，皆为燥温之物，服食以后五内如焚，亟需以行走发汗来驱发药性，因而魏晋文献和此后的记载以及文学作品中多有“行散”、“行药”一说。比较著名的就有《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几则，其中一个是王恭的事迹：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而另一则是正好碰上了行散的上司，因此靠一句话救了全家一命的：“谢（重）景重女适王孝伯儿，二门公甚相爱美。谢为太傅长史，被弹；王即取作长史，带晋陵郡。太傅已构嫌孝伯，不欲使其得谢，还取作咨议，外示絷维，而实以乖间之。及孝伯败后，太傅绕东府城行散，僚属悉在南门，要望候拜。时谓谢曰：‘王宁异谋，云是卿为其计。’谢曾无惧色，敛笏对曰：‘乐彦辅有言：岂以五男易一女？’太傅善其对，因举酒劝之曰：‘故自佳，故自佳。’
后世这类记载和描写也不在少数，如鲍照的诗作《行药至城桥东》，元稹的“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等，均为此类举动的直接写照。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服食“五石散”成为一种类似吃摇头丸一样的时尚后，魏晋名流们便纷纷服用以示身份，并在其后出门行走，只是此等举动大多实是一种不得已之行为，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逍遥，因为他们必须疾步行走到出一身汗方好。因此梁实秋先生曾经小小地幽了他们一默：“六朝人喜欢服五石散，服下去之后五内如焚，浑身发热，必须散步以资宣泄。……这种散步，我想是不舒服的。肚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我所谓的散步不这样的紧张，遇到天寒风大，可以缩颈急行，否则亦不妨迈方步，缓缓而行。培根有言：‘散步利胃。’我的胃口已经太好，不可再利，所以我从不跄踉地越路。”
另外还有诸如暴躁而口发狂言，桀骜无礼或赤膊跣奔等等放浪形骸的荒诞举动，也大都有着这个原因。
五石散中含有硫化物等毒性成分在内，食后极易性格暴躁。鲁迅因此说：“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唐代名士、肃宗李亨的布衣之交李泌，也是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
由此可见，魏晋名士们或暴躁或口发狂言的狂傲风范，是与服药有一定关系的，并非全都纯出自然。
由于在服药之后除行散以外，尚要饮以温酒来借酒力发散药性，于是魏晋名士大多好酒，这个事情大家实在太熟悉，举不胜举，所以就不多说了。但喝酒还曾经喝出这样的事情，据《世说新语》载：桓（玄）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忱）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
两汉魏晋时，当面言及对方长辈的名讳是非常犯忌而且无礼的事情。桓玄也曾手握重兵雄镇一方，此刻虽然失势，但也不可轻侮。那王忱估计吃了药再喝了酒以后，便假装神志有点不大清醒，当面屡犯桓温名讳，但是也因他服石之故，桓玄此刻就可以不以为仵，反为对方开解，这样自己不会丢面子，还阻止了他继续攻击自己。这从另一面说明，在当时那些服药以后所做的不合常理甚至是极其无礼的举动，通常是会被人谅解，甚至被推许为名士风范的。
另外，为后世津津乐道所推崇的魏晋风度中“扪虱而谈”之从容风范，系典出王猛（2），然王猛是不是服药因史无记载，是以我们不得而知。但在魏晋时期，虱子这个讨厌的东西，倒确确实实是经常和名士们联系在一起。《世说新语》一则记曰：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
竹林名士嵇康亦颇服药，在其名篇也可以说是导致他身死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道：“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又有“心不耐烦”云云，其中的“心不耐烦”或为托词，但是也不能排除是服药后导致脾气暴躁的后遗症。
如果联系历代医书记载中服五石散后的症状，因人的皮肤不但燥热，而且异常敏感，所以在石发时要穿薄而宽大、未浆洗的软旧衣，不能穿厚实或者未脱浆的新衣，以免不能散热和衣服摩擦皮肤导致不适。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对嵇康而言，要他穿着浆洗干净并且严实的朝服，去揖拜上官，实几与酷刑无异，故不堪也。后来的桓温也有这个毛病：“桓车骑不好着新衣，浴后，妇故送新衣与。车骑大怒，摧使持去”（3）。
不过这衣服若是时常不洗，软固然是软了，但是只怕虱子也因此便在身上繁荣起来。所以当时的名士也就和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名士由服药导致的不卫生习惯而引发之寄生虫祸害，居然可以成为后世美谈和追崇的风范，此亦恐是他们所始料不及哉？
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所谓魏晋风度那宽袍大袖的飘逸风姿，只怕一多半也是与这个有关系的。乃因穿厚衣和窄衣，对于服药者几乎是不堪忍受的，外加药性之燥热，即使是赤身裸体也未必解热，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就经常脱衣裸体在屋中，晋名士兼名医皇甫谧语：“又服寒食药，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皇甫谧服食不当，七年下来还要在冬天袒身吃冰来压制，更有“……或暴发不常，夭害年命，是以族弟长互，舌缩入喉；东海王良夫，痈疮陷背；陇西辛长绪，脊肉溃烂；蜀郡赵公烈，中表六散，悉寒石散之所为也”（4），其药性之猛及燥热难耐的程度可见一斑。
只倘若照此说来，魏晋名士大袖飘飘的俊逸风度，似乎便不是那样的只有唯美和洒脱了，其中还颇有行散发药的成分在内，这一想于是不免叫人有些遗憾。
然此药的药性如此危险及剧烈，那服食五石散的首唱者何晏，他又何以要服用此药呢？
何晏此人除了是魏晋玄学宗师之一，开正始风气之先之外，本身还是个美男子并且好色。《世说新语·容止》：“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硃衣自拭，色转皎然”，后人因以“面如傅粉”来形容男子美貌。《三国志》则曰：“（何）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然后又云“（何）晏尚（公）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皇甫谧亦言其“耽声好色”，这个何晏在娶了公主后还敢四处渔色，色胆不可谓不小，好色之心不可谓之不盛。因此此人既是美男子又好色的这个事情，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他好色的直接后果，自然便是体虚了，是以皇甫谧才直说他因好色之故才服食“五石散”。
综上所述，他服药的原因主要是两个，不过也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原因，即他因沉耽于声色之中，导致身体虚弱，因此服用五石散。也就是皇甫谧所说的：“……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而在服用以后，由于自觉“心加开朗，体力转强”，效果显著，所以大肆倡导，于是“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并且大规模流行起来，终成魏晋名流的一种时尚和象征。
而何晏自己也曾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从这里我们一样可以发现他服药确实不仅仅为了治病，还兼要追求其他诸如“神明开朗”一类的效果。那么这个“五石散”到底有多少，并且都是些什么效果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它的主要构成成分——五石的药性再说。
据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中药数据》：
石钟乳：Stakactite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主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白石英：Quartz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主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Sulphur
功效：壮阳，杀虫。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Halloysit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主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Fluorite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主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此五味药中，有三味功效是壮阳、温肺肾，主治阳痿等症的。一味功效敛疮、生肌，主治遗精、崩漏等，一味功效安神、暖子宫，主治虚寒、不孕。所以，“五石散”具壮阳及治阳痿的目的和功效是确实无疑的。而其中一味赤石脂尚另有治湿症、敛疮、生肌的作用，因而此药在壮阳治阳痿的同时，似乎还可以用来治身上湿疮、溃疡一类的疾病，至于何晏身上是否有什么因为好色而引起的湿疮或溃疡一类的疾病需要治疗，既然史无明书，我们也就不好妄下推断，所以就此打住。
只是由此我想他因“耽声好色”而“始服此药”，然后就“体力转强”，关于这个“体力转强”的内里意思，应该已经不语自明，毋庸赘言了吧。
此药既有壮阳、治阳痿之功，而何晏在调整这个方子的时候，不知道又加了些什么其他配伍进去，导致服用此药后，更会性情亢奋浑身燥热，直欲裸身散热，偏生还必须饮以温酒，并辅以运动出汗来发散其药力。世人皆曰酒能乱性，都已经如此形状，再喝上些温酒下去，之后什么结果自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照这么说来，这个“五石散”还有春药的催情之能。
而何晏在其后尚说这药有“神明开朗”的效果，皇甫谧也道可“心加开朗”，想这药力固然有安神之效，但于浑身燥热、性情亢奋，亟需运动出汗之余，说可以“神明开朗”、“心加开朗”云云，似乎大有乖背之处，因此这话只怕尚有他意在内，非惟特指兰台神清气朗而言。
于是我们不妨可以再看看服用“五石散”的另一特性，那就是前面说的，用药后人的皮肤会变得异常敏感，要穿既薄又软而且宽大的旧衣裳，甚至因为同时发热而干脆不穿。
但试想若是在两情欢悦之时，要是肌肤的触觉敏感异常，对纤毫举动莫不感受强于平时，只怕想来心里当然会觉得“神明开朗”，自是“心加开朗”。如果这么看的话，何晏对此功效倒的确是不可以不说，亦果然不可以谓之不妙，那当时京师因此“翕然，侍以相授”的轰动情形，并能在旦夕之间就成为时尚，也就不足为奇了，同理可知现在的伟哥为何也能一时轰动而举名天下。
现在我们就能全面地综合“五石散”的功效了，并可以这样来概括它：首先它有壮阳、强体力，治阳痿（到底能不能和伟哥一样有效不得而知，目的肯定是有的），也许还有少许治疗湿疮、溃疡的功效，并在服用后可以让人性情亢奋，浑身燥热，身体肌肤的触觉变得高度敏感，要用寒食、喝温酒，脱衣裸袒，运动出汗等方式来发散药力。
至此如果再有人要说这个不是壮阳春药，只怕是有点说不过去的。唐代孙思邈也在他的《备急千金要方》开篇的卷一就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由此也可以知道，魏晋名士们纷纷服食的“五石散”或者叫“寒食散”这个玩意，至少到唐代以前，也是的确被当作房中药，也就是春药和壮阳药来用过的。
实际由于东汉末年的频繁战乱和动荡的历史大背景，最后导致了为之一变的建安风气
以及曹魏正始年间玄学的兴起，从此人们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用理性的眼光，去审察、去批判过去的一些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当时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与何晏并为玄学宗师之一的王弼，提出了“祟本息末论”，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而嵇康则更是明确地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强盛影响下，一些知识分子首先接受了这种观念，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以前名教经学桎梏及名利的束缚，加上门阀制度的盛行，使他们可以因“散发”抗命或者犯忌，也可以居丧饮酒或者傲慢无礼，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一方面因为有服药这个借口，一方面也因为思想的转变，已经不再会被视为违犯旧有的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
基于这样崇尚人性和自然的大前提下，那么追求声色也是自然而然，而且是必然的事情。所谓色者，人之大欲也，又曰食、色，性也，既然要追求自然和人性，那首当其冲的应该也必然会有性爱在内。这个只要看看魏晋时期研究的房中术和房事理论，就可以知道当时关于房中术的普及和研究，都已到了秦汉以来的空前发展时期，光是丹鼎派领袖葛洪一人就著有《序房内秘术》和《葛氏房中秘书》两书，且在专门讲叙炼丹的《抱朴子》中又再论及房中交合之道。同时道家养生学和炼丹术的兴起，也和房中术互相推动发展，并使房中术这一所谓天人合一的阴阳之道盛行于世，不再为术家秘传。葛洪《抱朴子》里“有善其术者，……令人老有美色，终其所禀之天年”的说法，更直把此做为养生之法。
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房中术的信奉者，他招募天下方士：“世有方士，吾王悉招致之，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郤俭……左慈休房中之术……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问。行其术，亦得其验”（5）。
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名士们在追求人性和自然，道德和思想的解放同时，也在开怀追求着肉体上的解放，即性欢娱，所以名士们大规模的服用“五石散”或者其他类似的药石，固然有追求长寿养生的成分，但是也不能否认地还有将其做为春药和壮阳药物，来获取性快感的目的在内，或者也可以这样说，由于中国传统房事理论认为性爱会导致体虚体弱，所以他们一面在使用这个春药和壮阳药，追求着更强烈的性快感的同时，又一面在试图避免体虚，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
率性追求美色以及两厢情悦鱼水之欢的，而且还大声说了出来的，最著名的大约要首推名士荀粲，他好道精玄学，“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在他看来，既然孔子关于人性天道的谈论没有流传下来，那六籍虽存也是圣人之糠秕，他因此原因而直言六籍是垃圾，则斯言诚足以骇世。同时他公开宣扬“妇人者，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或“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更是把原先关于妇德的那一套标准丢到了九霄云外。
骠骑将军曹洪的女儿有美色，他登门求娶，回来后在家中“容服帷帐甚丽，专房欢宴”，两人甚是欢爱，荀粲对曹氏的美色沉溺之极也疼爱之极，至于“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后来曹氏不幸病故，他思念过度而极之神伤，傅嘏问其原因道：“妇人才色并茂为难。子之娶也，遗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他回答说：“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国之色，然未可谓之易遇。”最后竟然因为痛悼不能已，一年后亦亡故，时年仅二十九岁。（6）（7）
此间记载的事迹和谈论固然能说明荀粲对女人首先要求的是美色，但是仔细分析，实际远不止此。曹氏死后，傅嘏说妇人才色并茂的确很难，但是你娶妇不求才而只好美色，这样的女人以后应该很容易遇到，何以哀伤至此？此话说得极有道理，以荀粲名门世家的门第和才名，找个美女的确当不是难事。并且傅嘏亦名士，他既然说不是很难，想来非虚。而荀粲接下去的回答却颇耐人寻味，当头先来一句：“佳人难再得！”然后道其原因，说就算死去的曹氏不能算有倾国姿色，但确实不可以说是容易遇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傅嘏以为曹氏的姿色并不是很难才可以找到的，而荀粲也承认曹氏没有倾国之色，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光以美色的标准而言，两人都认可了似曹氏姿色者是可以“复遇”的。然则如此，荀粲先前一句“佳人难再得！”的决绝，以及来后说的“未可谓之易遇”，似乎就不好理解并且是互相矛盾了。人所共知荀粲夫妇二人感情极好，似乎不用多说，而古人用词一向又是很讲究的，荀粲既云“佳人”，当非指两人情感，显是别有所指，照前事推断，应该直指与曹氏的闺房之欢和房中之术才对，如此便很容易为何解释荀、傅二人都认为如曹氏姿色者“易遇”，而荀粲又独言“佳人难再得！”和“未可谓之易遇”了。
从身为美男子的潘岳行洛阳，少女少妇莫不连手共萦之以示爱慕；到贾充女儿看见韩寿美貌便发于吟咏，婢女告韩寿，韩寿闻而约期，期至竟自逾墙便宿于贾充女儿房中；至于身为晋武帝姨妹的蒯氏，因妒忌而骂了丈夫孙秀，孙秀遂“不复入房”，蒯氏无奈求救于武帝，最后在武帝斡旋下孙秀才入房与她“为夫妇如初”（8）。从这些我们都可以发现，魏晋时期非独男士在追求本能上的性欢娱，女士们也一样大胆地在用她们自己的方式，追求和表达着对人性自然的欢欲之爱，如此则假曹氏们通房中术，亦不足为怪。
另外一点比较有趣的是，当时那些作为统治者的重臣甚至是皇帝，对曹氏和蒯氏们表现出来对情欲的追求的态度，是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的，这个似乎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前面说到的贾充，晋时权重一时，他女儿和韩寿共宿后，欢爱之情溢于言表，贾充先发现她“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来又从韩寿身上香气，发现他女儿与韩寿私通，在落实这个事情以后，贾充干脆不露声色地装做不知道，把女儿嫁给了只是他手下小吏的韩寿。
而晋武帝姨妹蒯氏原本就是因为妒忌小妾得宠，才骂了孙秀，而孙秀也做得比较绝，从此就不入她的房。那蒯氏在过了一段独守空房的寂寞时光后，颇为自责后悔，比孙秀绝的是她竟然因为这个，就去找了当今的天子来帮忙，而晋武帝比他们更绝，居然还真的答应了，于是便“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联想后来孙秀和蒯氏的“为夫妇如初”，则晋武帝此问非但问得极为的机智和风趣幽默，他对孙秀说话的那个“从容谓曰”的态度，更当叫人为之绝倒，实在让人觉得可爱之极，比之现在颇有些多的假道学，真正是可爱了不知多少。
这篇文章是看了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独自想想觉得有趣，于是一时兴起，就着他说剩无用的“糠秕”再东拉西扯了几下子，聊以自娱，甚至于文章名字也是拿鲁迅先生的来改几个字就用上了，所以大约是会有点贻笑大方的。
（1）《世说新语·言语》：“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刘孝标注引秦丞相（按：当作秦承祖）《寒食散论》说：“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皇甫（谧）云：寒食药者……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
（2）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人。《晋书·王猛传》：“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3）《世说新语》
（4）《寒食散论》
（5）《博物志·卷七》
（6）《三国志》裴注附《荀粲传》
（7）《世说新语·溺惑》：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8）《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世说新语·溺惑》：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璅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跷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着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己及陈骞，余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閤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
孙秀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妻尝妒，乃骂秀为“貉子”，秀大不平，遂不复入。蒯氏大自悔责，请救于帝。时大赦，群臣咸见。既出，帝独留秀，从容谓曰：“天下旷荡，蒯夫人可得从其例不？”秀免冠而谢，遂为夫妇如初。
二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自西安东犯，太原、宁武、大同皆陷，又分兵破真定。庄烈帝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徵三桂入卫。……而自成已以乙巳破明都，遣降将唐通、白广恩将兵东攻灤州。三桂击破之，降其兵八千，引兵还保山海关。自成胁襄以书招之，令通以银四万犒师，遣别将率二万人代三桂守关。三桂引兵西，至灤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上书睿亲王乞师。王方西征，次翁后，三桂使至，明日，进次西拉塔拉，报三桂书，许之。
自成闻三桂兵起，自将二十万人以东，……距山海关十里。三桂遣逻卒报自成将唐通出边立营，王遣兵攻之，战於一片石，通败走。又明日……三桂先与自成兵战，力斗数十合。及午，大风尘起，咫尺莫能辨，师噪风止。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以二万骑自三桂阵右突入，腾跃摧陷。……自成兵夺气，奔溃。逐北四十里，即日王承制进三桂爵平西王，分马步兵各万隶焉，令前驱逐自成。
……封三桂为平西王，以马步军一万隶之，直趋燕京。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谕官民以取残不杀之意，民大悦，窜匿山谷者争还乡里迎降。大军所过州县及沿边将吏皆开门款附。
公元一六四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缢死煤山，明亡。
此时山海关守将是平西伯吴三桂，李自成当他如一般明军，派唐通、白广恩两人前去夺山海关，谁知这吴三桂在此咽喉处与满清对峙多年，手下的十数万宁远铁骑，岂是李自成寻常遇见的明军可以比的，于是不免闹个灰头土脸。李自成一看势头不对便马上作书招降。
其实关外的满清王朝早在崇祯十五年（公元一六四二年）四月就开始招降吴三桂了。皇太极曾经致书以其舅祖大寿等人“因系将军之戚”所以厚待为语，来要他归顺。前后又命三桂之兄吴三凤及祖大乐、祖可法、张存仁、裴国珍、胡弘先、姜新、陈邦选等以亲友之关系，纷纷作书极力劝说其降清。到十月，皇太极再次亲自写信招降吴三桂，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继续诱降。次年正月，吴三桂在给祖大寿的回信中拒绝满清招降，于是皇太极再次亲书要他归顺，吴三桂始终没有松口。
而吴三桂在接到李自成的招降书后，却立刻同意臣服李自成，在将山海关移交给唐通后，率领全军向滦州开拔。途中还在永平府的安民告示中道：“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一派欣然的样子，看上去似乎大局已定，再无什么变数了。
那知道就在吴三桂走到河北玉田县快到北京的时候，却突然听说自己的老父亲及全家被杀，爱妾陈圆圆更是被李自成的心腹刘宗敏抢去做了小妾，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落入了李自成的手里。不过不管是落在谁手上，只说如若吴三桂的这口气就此咽了下去，父仇不共戴天，夺妻又是大辱，正好似昔年屠户张翼德所言：“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想来但只要是个男儿家，任谁也不能罢休的。所以这一下他不由怒从心头起，恶自胆边生，大喝一声：“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然后回军一阵杀败唐通等人，又夺回了山海关。大诗人吴梅村因此做了一首《圆圆曲》，里面有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流传天下。
再说李自成如果这个时候把陈圆圆还了与吴三桂，把吴襄捏在手里去好生开解，虽然未必吴三桂就会罢休，但总还有个打商量的余地。却不知道到底是陈圆圆实在迷人，还是李自成自觉天下无敌，亦或者是御下无方，总之是不但没有还，还点起了大军亲自前来“讨伐不义”，若我是吴梅村，定然会在此刻照样也免费赠他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
四月十八日，二十余万大顺兵临山海关，随即以红夷大炮炮轰九龙口，眼看那山海关是危危可岌。
然而四月二十四日多尔衮率十余万清兵至，与三桂兵合力先击败唐通，五月二十八日进抵山海关，吴三桂亲赴清营，与多尔衮拜天盟誓。
五月三十日两军决战一片石，当日吴三桂死战数十合，最后清军突然自侧翼出现，于是李自成于一片石全军溃走北京，六月三日即位于武英殿，次日撤出北京西走。
大清的辫子兵自此入关转战中原，等后来坐了天下，吴三桂此种“冲冠一怒为红颜”乞师于清的行为，遂被全国人民一致定性为卖国行为，并决定称其为大汉奸吴三桂。
看到此处，不免为明朝之积弱和李自成的弱智一叹。
转念想想，中国历史上似乎中原一向不太打得过异族兵马，所以向异族借兵者不计其数。五代的石敬塘就不用说了，此人的儿皇帝实在太出名。其他如隋唐时期向突厥借兵的，就有“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等等记载……。按照教科书上说，他们都是封建割据势力头目。再仔细一想，想起皇帝中也还有一个，就是号称我们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也是靠了向突厥称臣借兵起家的，但是似乎并无人称他是汉奸，李渊虽然有胡人血统，但是不会有人说唐朝不是汉人王朝吧。因此上我想，不妨把他拿来和那大汉奸吴三桂比较一下，看看为什么一个明君，一个是汉奸，也好以史为鉴，向明君学点本事长进一下。
这李渊本是大隋的外戚，“隋文帝独孤皇后，高祖之从母也”，也就是说，他是大隋朝的娘家人。当时他在太原防备突厥人，因为兵出无功，隋炀帝遣使者来要李渊去江都叙职，李渊大惧，已而炀帝复驰使者赦止，其事遂终。隋炀帝又那知道这一下，实际是捅了个马蜂窝。
那李渊自此便恐惧起来，又看看天下流寇蜂起，终于也决定起兵反隋，也就是打自己祖母的娘家人，说句老实话，他这一下我是不大看得起的。
想那吴三桂，由洪承畴统领与清作战，洪承畴兵败降清，自己的老父亲又皇上被下了大狱，而当时的满清皇帝又亲自作书招降，外加自家亲友自舅舅到哥哥等等都一起降了清再来劝降，尤其是他那舅舅祖大寿可是赫赫有名的悍将，也一样降了清，但这个时候吴三桂却一口回绝了。
当时的大明天下和隋末一样，也是流寇蜂起，如李自成、张献忠等等，这个时候他吴三桂却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起兵去打大明朝的念头，反而是继续坚守在宁远与满清的铁骑对峙，而吴三桂却并不是大明朝的娘家人，他和李渊不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臣子，由此看来，李渊脑子里的君臣家庭观念只怕都是远不如吴三桂的。
再说李渊日夜谋划准备起兵，只是想来想去，觉得自己的兵力只怕大大不够，于是就派他的亲信、司马刘文静前往突厥始毕可汗处称臣，乞突厥大军东向，并许愿：“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当下始毕可汗即遣其柱国康鞘利、级失、热寒、特勤、达官大队将帅带兵马向太原开拔。在知道突厥发兵后，李渊对回来报喜的刘文静“喜曰：‘非君何以致之？’（1）”，然后马上树起白旗发兵征隋：“康鞘利将至，军司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谶尚白，请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2）要知道当时隋朝的旗帜是红色，突厥可汗的标志则是白色旗上加挂狼头蠹。李渊这个时候挂的是白底不加狼头蠹的旗帜，所以李渊这个“建武王所执白旗，以示突厥”的举动，到底想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倒也是值得再和诸位大大商榷一回的。
然后看诸书并云，说李渊后来深虑突厥凶暴，所以如何如何的想办法不让他们为害等等等等，总之说了不少这样的话，意思无非是说因为李渊，突厥人才没有残害中国百姓。只是全部这些在这一句“愿与突厥共定京师，金币、子女尽以归可汗”面前，却都等于是白说，那李渊分明一早就已经把中国的百姓和金银都提前拿去送与了突厥大汗的。
另外还一再的有人说，李渊并没有称臣突厥，仅仅只是借兵，这个在史书上写得很明白。
这话原也不错，不管在新、旧唐书的高祖本纪里，的确都是这样说的。但是让我们来看他儿子，那个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又是怎么说的。在他当上皇帝并派大将李靖征突厥，等闻说唐军大破突厥以后，他喜不自禁之下，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乃是“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3），这一下终于不免露出了马脚。大家也可以从这里去充分地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为尊者讳”是什么意思。
聪明的唐太宗不是没想到这些，所以在唐开国以后，他是曾经多次去视察史书创作小组的，也几次亲自指导了史书创作小组的创作方向，但此类小小的马脚实在是太多了些，不能尽掩。当然这个也可说明唐太宗在文艺创作方面的专业程度实在是很不够的，毛主席因此曾说了他一句道：“唐宗汉武，稍逊风骚”，我猜想大约是说他只会打仗文化不够，所以才会被那些文化人暗中阴了一把，不过这个却是题外话了。
所以总结起来，李渊向突厥称臣的这一招，在我看来，又是他大大不如吴三桂的地方。因为吴三桂借清兵入关，先与满清的约定就是“誓诸将勿杀不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比诸李渊为了求突厥出兵，还没等突厥人来就先称臣不说，还预先许愿将中国的子、女、金、帛提前一次性大优惠全都送给了始毕可汗的举动，强了不知道多少。
清兵入关后杀戮最酷烈者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数起，前后时间不过几年，城池不过几座，而突厥兵自李渊称臣起，屠戮中华城塞却何止数十，时间更长达十数年之久。李渊、李世民那个时候非但眼看着不出声，还每年送给他们无数钱财，甚至在始毕可汗死的时候，还要废朝三日并再送去无数钱财，以示臣下李家人对突厥始毕可汗的尊敬和哀思。就这点来看，李渊与吴三桂相去只怕依然不可以以道里计。
再接下去要说的是，吴三桂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缢死煤山、大明朝亡后，首先是归顺了李自成，而并不是马上自己去做皇帝或是直接降了大清。
他在归顺李自成并移交了山海关后，就率部向北京开拔。但李自成或者李自成手下却在这个时候洗劫他家、拷掠老父、奸淫了他的心爱的女人。值此事发之日，大明朝是早已经没有了的，而他吴三桂又刚成了李自成的部下，所以就算他有心想要找个地申诉也没地儿去找，立时成了个谁也不要、谁也不管的无主游魂。而紧接着李自成又亲率二十来万大顺军兵临城下，眼见得身家性命不保，在这种情况下，总不成还一定要吴三桂伸出脑袋去，让奸淫他女人的人对准他的脖子再来上一刀，才能说他不是汉奸吧？我想这个只怕是无人能做得到的，谁要是说可以做到，那只管跳将出来理论一番。因此吴三桂悬在山海关的孤军，除了死路之外，也就只剩了向满清借兵这一条路，说白了就是李自成逼得他找满清借兵，所以我说李自成是个弱智。
且再看李渊称臣乞师突厥的时候，那隋炀帝却还是好好活着的，大隋朝也在，也没人逼得他李渊不得不反，但是李渊还是先立了一个隋恭帝做傀儡，然后就起兵造反了，只是过不了几天终于还是耐不住性子，把那个傀儡皇帝拉了下来，自己爬上了皇帝的龙椅。也就是说，李渊只是因为自个想当皇帝，才去向突厥大汗称臣、借兵，没什么人逼得他非这样做不可。
这一番比较下来，吴三桂又是大大好过了李渊，至少他是大明朝的忠臣良将，李渊却是大隋朝的逆臣反贼；吴三桂是明朝先亡，然后归顺汉人李自成，最后为李自成逼到走投无路，这才去借了满清的兵；而李渊却是隋朝尚在，他只仅仅是为了自己做皇帝，就暗地里先向突厥借好了兵造反打隋朝不说，还不惜事先就把中国的子女、金帛一次性都许愿送给了突厥大汗。所以照此看来，吴三桂的确是比李渊强上许多的。
我要再这样说下去，只怕就有人会和我提起吴三桂追杀前明遗孤那档子事情来了。那我只好说，李渊不也是一样，看看那个已经嫁到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曾经靠自己的大汗老婆的身份解了隋炀帝的雁门关之围，就这样一个隋朝女儿家遗孤，还不是照样在被大唐天朝的军队活捉后再拉出去斩了首。不过李渊是义成公主的娘家人，而吴三桂却不是前明遗孤的娘家人，所以要说心狠手辣，他与李渊还是差远了的。
所以当吴三桂后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号起兵反清，以他的宁远铁骑以及前明的几个猛将横扫半个中国的时候，发现没什么人响应不说，居然连帮着大清来打他的将军里也大约有一半是汉人，想来他心里定然是极其沮丧和不忿的。和李渊比起来，李渊那一点都比他做得更过分，为什么李渊就做了皇帝成了明君，而他吴三桂就是汉奸？于是他临死前终于也做了一把皇帝。
其实这吴三桂差就差在他最后没打赢大清朝，如果最后他打赢了并坐了天下，或者打赢了却不是他坐天下，但只要是个汉人坐了天下，他就决计不会做汉奸。甚至他都不用和唐太宗一样，要经常去指导史书创作小组的文艺创作活动，只光是吴梅村的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就足够让他成为一段千古佳话和千古一帝。现在倒好，只是棋差一着，就成了个大汉奸，而李渊却成了千古明君，尽管李渊和他比起来，怎么看怎么比他更象是个汉奸。
吴三桂应该为他没有一个和李世民一样能干的儿子而悲哀，李渊之所以向突厥称臣、乞师，并一次性优惠提前卖了中华儿女和金帛，最后没有被称为汉奸反成了一个明君，其原因是他当了皇帝，并且最后靠着他那英明神武的儿子李世民又打退了突厥；而吴三桂之所以一样向满清称臣、乞师，后来虽然也一样称了皇帝，但是却成了个汉奸，是因为他最后没有打赢满清，如果他打赢了满清，那么试问又有谁可以说他是个汉奸？
因为尽管李渊处处看来都比吴三桂更象个汉奸，但一旦成了一代明君后，历史书上就不把他和他的这些行为称为汉奸或者汉奸行为了，只写是“称臣”，“乞师”。而吴三桂同样的“称臣”“乞师”举动，则永远地成为了汉奸的行为，而且他自己也被称为了“汉奸”。这实在是把我们汉文字的高明和运用之妙体现得淋漓尽致，并且非常贴切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文明中“为尊者讳”这一传统作风。
自来读吴梅村的《圆圆曲》，每次都要为之一叹，在我眼里，无论吴三桂怎么样的汉奸，这“冲冠一怒为红颜”始终是一段千古佳话。汉奸归汉奸，汉奸也是人，也是有爱情的。有很多人一直以来喋喋不休不断地说，吴三桂是为了当官为了当儿皇帝才降的清，根本不是为了陈圆圆，甚至有一些名家名人为了说明这个观点，不惜歪批历史来证明陈圆圆不在北京而是在宁远，并且一早就死了。只可惜吴三桂手下大小官吏们留下的笔记与书信，都证明了她在云南还是活着的，历史终究是历史，不会因为人的意志而改变。
所以我要骂几句，骂那些说吴三桂早就想降清或者是说他降清只是为了当儿皇帝为了当大官的人，无疑是烧坏了脑子。因为只要是有脑子的人稍微想想就应该明白，这是胡扯。他吴三桂要是一早有这个心，就不会两年来一直拒绝满清一而再再而三地高官厚禄的招降，而李自成却只是一封信，他就马上归顺了大顺朝；他也不会先把山海关移交出去断了自己后路，然后等到自己大队人马走到了现在的丰润，再杀回身去恶战一场，强攻大顺军夺回山海关；更不会等到李自成兵临城下，红衣大炮轰得满地开花才去找满清求援，这几乎等于是白痴行为。要这样，他干脆直接一开始就降了清不是更好更安全，也不用这样来来去去的奔波恶战，还要被李自成扛着这许多红夷大炮来炮轰九门，然后孤军高悬地在山海关苦撑十几天，差点把性命都搭进去。
吴三桂就是因为陈圆圆这个导火索被点着了才最终做了汉奸。
陈圆圆当然不是罪人，一介弱质女流无力地被命运所摆布着，她是这里面唯一真正的可怜人儿，吴梅村说得好：“妻子岂应关大计”。而真正糊涂透顶的罪人是李自成，生生地逼反了一员虎将，自己用女人加大炮把国门轰出了个天大的窟窿，大明朝亡在他手里，真可叹上一句：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吴三桂是汉奸没错，但在我眼里，他还是个甘愿为爱人做汉奸的血性汉子，性情中人，“冲冠一怒为红颜”真是绝好注脚。由此我鄙视李渊，因为对我来说他一样是个汉奸，可他出卖的比吴三桂更多更彻底，而仅仅只是为了自己做皇帝的野心。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真是至理名言。
历史最终是强者的历史，历史从来都是由强者书写的。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宴。
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
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
许将戚里箜篓伎，等取将军油壁车。
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
梦向夫差苑里游，宫娥拥入君王起。
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
横塘双桨去如飞，何处豪家强载归？
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
薰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
夺归永巷闭良家，教就新声倾坐客。
坐客飞觞红日暮，一曲哀弦向谁诉？
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
早携娇鸟出樊笼，待得银河几时渡？
恨杀军书底死催，苦留后约将人误。
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
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
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栏，
若非壮士全师胜，争得蛾眉匹马还？
蛾眉马上传呼进，云鬓不整惊魂定。
蜡炬迎来在战场。啼妆满面残红印。
专征箫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车千乘。
斜谷云深起画楼，散关日落开妆镜。
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
教曲技师怜尚在，浣纱女伴忆同行。
旧巢共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皇，
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竟延致。
一斛明珠万斛愁，关山漂泊腰肢细。
错恣狂风扬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
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
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
全家白骨成尘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君不见，
馆娃初起鸳鸯宿，越女如花看不足，
香径尘生鸟自啼，屟廊人去苔空绿。
换羽移宫万里愁，珠歌翠舞古梁州。
为君别唱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
（1）《新唐书—刘文静列传》
（2）《大唐创业起居注》
（3）《旧唐书—李靖列传》，另《贞观政要—任贤第三》：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突厥强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
三数点梅花亡国泪
《姚煜题史可法祠墓》
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
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
张睢阳：唐名将张巡；左忠毅：明忠臣左光斗；文信国：宋名臣文天祥；武乡侯：蜀汉名相诸葛亮。经九世：纪侯谮齐哀公，哀公被杀，襄公复仇，灭纪，其间历九世
史可法，字宪之，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壬寅（公元1602年），十一月初四日寅时，生于河南省祥符县（今开封市）。
崇祯元年举进士，授西安府推官，稍迁户部主事，历员外郎、郎中，后来副使总理侍郎卢象升，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至后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十七年（公元16 44年）四月，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缢死煤山，马士英等拥立福王，改年号为弘光，史称南明弘光朝廷。屡加史可法至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史可法自请为督师，出镇淮、扬。
弘光元年（公元16 45年）四月二十五日，扬州为清大将多铎率部攻破，史可法自杀被部下所阻未遂，被俘，然不屈怒骂，于扬州新城南门城楼上慨然就义，时年四十四岁。其部将、义子史德威于五月一日出觅史可法遗骸，因暑天炎热，尸体堆积致使蒸变难识，德威不敢妄认，因而未获其遗体。后于扬州城外梅花岭建衣冠冢。
史可法死节之后，中国上下莫不推为民族英雄，尊称史阁部，其声名尚在炮毙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袁督师袁崇焕之上。时有言其未死奉其名号兴兵抗清者。
清乾隆帝弘历南巡扬州时，因当年扬州十日屠城过于惨烈，为顺抚民心，致史可法墓前吊唁，为其加“忠正”的谥号，并亲书“褒慰忠魂”四字，史公祠内四字拓片至今尚在。此举固有息众怒怀柔之意，但毕竟对史可法之死节还是敬重的。
梅花岭建祠奉史公之习自此始。
我自上学起，听了老师讲课的说话，对史可法也一向作如是观，对他十分的敬重，敬他的是民族英雄，重他的是忠臣死节。
及长，粗读明、清史，却起了些许的疑惑，等阅至《史可法复多尔衮书》，却看出了一身冷汗，最后不免四处去找些当时平头百姓和官人的笔记、书信来印证心中疑惑，待看完后竟是忍不住的要股栗了。
南明弘光朝廷始立之初，史书中均写得似乎事情全坏在马士英、阮大铖等等那一干佞臣的手上，乃至于覆亡，即所谓的奸臣亡国。
实际上在我看来，弘光小朝廷当政的那一班满朝文武，马士英、阮大铖，包括史可法在内，统统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侏儒和奴才，其姿态丑陋已极。在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中，史可法亦如马士英、阮大铖等辈一样，是断难辞其咎的。思宗殉国前以指蘸水书案前“文臣统统可杀”，良有以也。
此事可以先从山海关事变后的局势说起。
甲申1644年山海关事变，满清入关，李自成大顺军经井陉退入山西，潼关之战战败，乙酉16 45年正月十三日，经陕西蓝田、商洛入河南。16 45年正月下旬到三月下旬，李自成率大顺军的北方主力十三万众集结于在河南省西南地区；大将白旺统率守卫“襄京”的南方主力的七万重兵，驻襄阳、承天、德安、荆州一带；西线入川的张献忠部有近二十万众；南明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三十万，据守在河南李自成主力背后的江淮防线，与镇守武昌的左良玉部二十万军首尾相连，水军以及云、贵、两广、闽等处驻军兵力尚未计算。
以此一年计，仅山、陕、川、荆、襄、河南、江淮这个大弧形战线的一、二线兵力，就有李自成不下二十万的大顺军，张献忠的二十万人，南明部队五十万，合并九十余万人，东南沿海一带尚有水军，实有过百万之众，绝非声张之言。
而入关征战的清军八旗主力满打满算，也不过约十三万，即使加上与吴三桂带领入关的部分宁远军合并计算，至多仅与李自成相当而已，最多再算上他们两部留守关外的兵力，亦不及由史可法督师的四镇兵力。而占领的地区也仅限于京畿地区及山、陕一部，且除京畿之外，满清完全无多余兵力建立地方统治机构。八旗骑兵主力和宁远铁骑虽然骁勇善战，但是在数量上和战略上明显都是处于绝对劣势的。
另外，一直以来的传统意见都认为，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和大顺政权始终处于势不两立的对立地位，而满清是和明朝的官绅地主阶级是同一战线上的，所以大顺最后被剿灭，明也沦亡，事实上这是极为错误和偏颇的。这样的提法，完全忽略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地主官绅们对改朝换代以及异族入主这两个事件所持的不一样态度。普通官吏、地主对满清、南明、大顺的态度，并不是这样的简单，实际情况是，局面对南明和大顺都很有利，倒是对满清是最不利的。
鼎鼎有名的大明遗老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当时是极具代表意义的。大顺入主是“易姓改号”，而满清由于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不一样，一旦入主则就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了。
在李自成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 43年）十月歼灭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明军主力后，明朝大多数官绅地主们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绝大多数人认为会明亡顺兴，并已经把此作为常见的改朝换代的大势看待，为确保自身利益，他们纷纷开始归附大顺。
因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里，除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发生小规模战役外，几乎可以说是在和平解放的状态下一路南下，一举占领整个黄河流域，这样的情况不要说别人没想到，连李自成本人也没想到。这从他带领的并非是自己的老营主力入京一事就可以知道。同时，这也为他的山海关之败埋下了种种祸根，包括从心理状态到对双方形势的错误判断，对突发事件应变的策略等等。大顺军攻陷北京后，明朝廷在京的近三千官员“殉节”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中还包括陪崇祯殉国的，其他全部归降大顺。国子监生陈方策在塘报中直言：“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史可法则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
大明官员不仅仅只是归降，而且还更纷纷争先去大顺政府处求用，惟恐落人后，其场面蔚为可观。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到吏府报名时大门已闭，当下情急敲门呼曰：“吾兵科时敏也！”方侥幸以入；丞相牛金星说考功司郎中刘廷谏道：“公老矣，须白了。”刘竟然至于说出：“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此等肉麻话。（1）
在大明的军事力量方面，原来奉诏入关勤王的辽东军统领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于三月十三日主力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附近。在大顺军占领北京、明廷覆亡后，与山海关总兵高第一起受招归附大顺。黎玉田被任为大顺四川节度使，并马上与明总兵马科一起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全部收编，而大明疆界除辽东、南明所在地外，也全为大顺接管。
由此可见，事实并非如一向的史家所言，明官绅地主阶层是始终与大顺对立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大顺败退，清兵占领北京后，大多汉族官绅却出于民族隔阂和文化思想上固有的优越，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
明翰林院官杨士聪的书信中言，在满清占领北京后，很多官绅浮海南归，“泛海诸臣，漂没者七十余艘”，一次就沉没载有南归官吏的船只七十多艘，可见南归的官员之多。这样的情况不断出现，以至于到甲申（公元16 44年）七月，满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颇为忧虑地上疏道：“大清入来……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满清入主北京后，原来大明官员们“见在列署落落晨星”的状况，与当初大顺入主北京时争先求用的局面形成的鲜明对照，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人心向背。
另外，在政治上因为明自建国后一直就有南、北两套政府班子，因此北京虽破，但在南京的六部却纹丝未动，所以直接就接管了北京六部的职权，且不要说还有弘光皇帝在彼。而在地域上，满清也只有在北京及附近很小的一块区域内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再看物资上，甲申五月，满清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疏说：“西北粒食全给于东南，自闯乱后，南粟不达京师，以致北地之米价日腾”，其实不单是粮食，其他如布匹等物资的生产中心也一样在江南，所以只要南方一掐漕运，北方的衣食问题马上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南明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掐断运河这一至关重要的补给线。
而在文化和思想上又诚如顾炎武所言：“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以明遗臣、百姓在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和对满清的排斥，与在政治、军事上一样的明显。在这些方面，满清不要说和南明比，即使和大顺比，也是明显地处在劣势地位的。
与这样的局面相对应的结果是，在满清入关、大顺败出北京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满清决策集团因此一直没有下定占领全中国的决心。甚至说过分一点，他们是抱着捞一把就走的思想，根本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劣势。
多尔衮刚入北京时曾推行剃发，据当时正在北京的张怡在笔记中记载：“剃发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发，不得归。远近闻风惊畏，非一统之策也。’九王（即多尔衮）曰：‘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更有满族将领放言：“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2）。虽然此议被多尔衮以奴尔哈赤有如果占领北京就迁都北京之遗命为由否决，但多尔衮随后在甲申六月发布的告文中却说：“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就很显然地承认了被“辅立”的“贤藩”南明福王，是崇祯的继承者，而且希望可以与满清两不相犯。同时又说“河北、河南、江淮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豪杰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从王，皆怀故国之悲，孰无雪耻之愿？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扬”等等，这也表示了他当时是把河北、河南、江淮排除在满清的管辖之外的，把那里看成是明的管辖地。
所以，这一切都充分证明满清的高层，包括多尔衮在内决策集团，当时并没有做出南下的决策，只是打算先守北京。对于要不要继续南下和西进，或者说能否一举攻占和统治全中国，就算退一步不说他们没有这个想法，至少他们对此没有把握、心中无底，是确实无疑的。出自满清实质上的首脑、军政一号人物多尔衮这句“何言一统？但得寸则寸，得尺则尺耳”，就是此等思想最好的例证。
由此可见，当时大明的山河虽破，但尚可以收拾。换个角度甚至可以说是山河还根本未破。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在政治、军事、物资以及民心、地理等方面，满清都是如履薄冰，危危可岌，所以多尔衮等人只想守住北京的战略思想，摆在当时是非常客观和务实的。
而当此大好局面，南明弘光朝廷的那些君臣们又在做些什么呢？
自大顺军出京西走后，河南、河北、山东大部地区的统治，一度同时成为真空，满清无心也无兵力去建立统治机构，当地的明官吏和百姓于是纷纷起来组织武装力量自卫，并急切盼望史可法等举军北上收复明地。
甲申（公元16 44年）五月初，河南原明归德府知府桑开第和明参将丁启光举旗，光复归德府、商丘、管河、宁陵、柘城、夏邑、考城、鹿邑，六月使者抵达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占据战略重镇睢州。
四月二十七日，山东德州官绅赵继鼎、程先贞、谢陛等推明宗室香河知县朱帅为盟主，称济王，并发檄文号召光复明朝。一时间山东及北直隶到处响应，在一个月内，山东省府济南府、临清州、青州府、东昌府、武定州、滨州、高唐州、德州、临邑、蒲台、海丰、沾化、利津、陵县、乐陵、济阳、齐东、乐安、商河、朝城、德平、恩县、平原、禹城、莱芜、阳信、宁津、武城；北直隶的河间府（包括河间、阜城、肃宁、兴济、任丘等八个州县）、大名府、沧州、冀州、景州、故城、交河、吴桥、武邑、武强、衡水、献县、曲周、东光、清河、饶阳等，山东、河北两省合计四十三个州县光复，举起明朝旗号。
但遗憾的是，南明弘光朝廷和他的一号军事长官史可法，却都没有一丝去光复国土的念头。在其后一直到史可法殉国的将近一年时间中，弘光朝廷仅仅只是委任了无数的巡抚、总督等大小官吏做个样子，却不发一兵一卒。但就算是这样，也竟然没有一人实际到任，好一点的是派个使者去发一通告示，次的干脆没任何举动。而驻守江淮与山东接壤的史可法本人既不出兵，也没有派部下去山东、河南等地屯守并建立统治机构，更不要说到靠近北京的河北去了。
前文所提及的张怡，于满清入主北京后开始南归，又继续记其一路所闻道：“过德州界，一路乡勇团结，以灭贼扶明为帜，所在皆然。至济南，回兵数千自相纠合，队伍整肃，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盘诘乃得过。即以所浚之土堆集两岸，仅容步，不可骑。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户，留一窦以通出入，防守颇严。引领南师，如望时雨。既闻弘光登极，史公督师，无不踊跃思郊。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3）
这些部置何等严整，直如惯战之精兵，而这些百姓和下级官吏们“引领南师，如望时雨” 的希望，“每遇南来客旅，辄讯督师阁部所至”的举动，又可见他们对南明和史阁部等人的延颈之心是何等的热切，那么面对这些热血军民，他们所盼的弘光朝廷和史“督师”及他的“阁部”又做了些什么呢？
甲申（公元16 44年）八月底，史可法督下四镇之一东平侯刘泽清，遣其所部刘可成等率千人前往临清祭祖并接取家眷，途中于曹县“杀死乡官一十七家、百姓无算”，于济宁又向张怡所说的光复明朝之回兵泄私愤开战，九月初三搬取其家眷返回防地淮安。
此次于九月初三结束的“战役”，可以算史“督师阁部”仅有的两次“北伐战役”之一。且不要小看此“战”，此“战”时间虽短、规模虽小，但意义极其重大。因为临清与河北交界，和济宁为山东唯一的两个直隶州。而从江苏中部的淮安北上到临清，要跨越山东全境后直抵河北地界。南明军仅千人就可以穿越山东全境，直抵河北，并带着大队家眷、财物“转战千里”安然回来，同时还能大肆屠戮同胞的“战绩”，足以证明当时满清任命的山东巡抚方大猷，在他启本中说他“手无一兵”的情况的确是大实话。史可法这个防地与山东接壤的南明第一号督师，是知道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方，满清只有“手无一兵”的如方大猷之流之情况的，也知道只有仅千人的明军不但可以横行千里，还有足够的能力和自己的军队自相残杀一场。
然而史可法在九月二十六日的上奏中却说：“各镇兵久驻江北，皆待饷不进。听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后遂为胡土，我争之非易。虚延岁月，贻误封疆，罪在于臣。适得北信，九陵仍设提督内臣，起罪辅冯铨，选用北人殆尽。或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对于这个军事一号人物的这个奏章，弘光朝廷从善如流。
可笑或者可以说可耻的是，他和南明朝廷尽管都知道那里只仅仅是“胡骑南来索钱粮户口册报”而已，居然就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那里已经是“胡土”了，并且还竟然都毫不脸红的一致同意“争之非易”，接着他又说满清在“九陵仍设提督内臣……选用北人殆尽”，其中包括“不忘本朝，意图南下，逃匿无从”的人，所以“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这个“土地、人才俱失”的状况，在我看来，倒是与他这个封疆大吏不出兵收复失地脱不了干系的。但是他依旧不图进取，反倒建议朝廷“乞速诏求贤，偏谕北畿、河北、山东在籍各官及科甲贡监，但怀忠报国，及早南来，破格用之”。那言下之意，就是因为北畿、河北、山东等地方，有敌方的几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光杆官吏在，所以已经“争之非易”，既然这样，那干脆不用管也不用争，直接就放弃掉算了，只管发发告示，把有用的人叫过来就行。而且大量史料表明，南明的军队从来就不缺饷，有记载他们四个月就发了一年半的银饷，同时比比皆是的还有他们如何搜刮民间的记载。至此，史阁部的心思就不免叫如我之辈作小人想了。
实质上，史可法和弘光皇帝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一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去收复北方，而是要一心偏安江南。即使在后来满清已经开始出兵要占领全国的局面下，也还在梦想着能与满清保持南北割据，而不是和大顺、大西联合起来共抗外敌。所以他们是万万不敢因为那几省的“弹丸之地”而去触怒满清，陷入与满清的战争的。同时，他们还幻想着满清因此就会很好心地只是帮他们消灭大顺政权，然后能与他们“和平”相处，“划疆而治”。因此可以说，史可法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在政治上的懦弱和无能，是完全一致，没有丝毫分歧的。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个人品德上的差距。而他们之间的斗争，更多的是党争的成分，并不如大部分史学家说的那样，是抗清和谈和的斗争，因为史可法本人就是谈和的坚定支持者和倡议人之一。
他在甲申六月上书中说道：“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其中“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自然是说满清与明的“七大恨”及努尔哈赤被毙宁远之仇，所以现在帮我们杀李闯，那就可以“特宥前辜”，与明开战等事体一笔勾销，这个事情“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大家是一致的。
接着他话锋一转，说要赶紧派使者去北京，如果满清在追击大顺的时候，“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但是他对万一“虏有图我之志”的情况，却如掩耳盗铃一般视而不见也不做防备，只是建议“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既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多尔衮）。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庶款虏不为无名，灭寇在此一举矣。”他觉得只要带点“银币”，“敕书”一封，然后一个“文武之人”与“随行官役若干名”去见个面送封信就可以“款虏”、“灭寇”，此等政治上的见识，简直等若童稚之举，直要人为之号啕大哭。
但当时的一些下级官吏，如后来抗清失败自杀的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人，当时却纷纷上书指出“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强烈要求北伐，只可惜无人理睬。在甲申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里，满清主力一直与大顺在西线激战，根本无力南下；而正是由于南明朝廷里以史可法、马士英为首的一帮人，一心偏安谋求划地而治，生怕北上收复山东、河南、河北等地会得罪满清而开战，所以裹足不前。因此导致从四月起到十月间，在这三地竟然产生了长达半年的权利真空和摇摆状态，最后在甲申年底才大部归附满清。但即使到这个时候，满清的统治也大多只是由一个官依靠着当地前明降将的军队，就接收了一府之地的状态。
正是因为南明小朝廷以及文武首脑如史可法、马士英之流这种丑陋的心态，以及表现在政治、军事上的不作为和腐败无能，直接导致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清决策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一改初衷迅速作出了占领中国全境的决定。
多尔衮虽然在六月发布了那封承认南明弘光是继统于崇祯的明正统，表示各地仍属明之辖地的文告，但是一旦决定要一统天下后，马上就写了那封著名的《多尔衮与史可法书》，一下子全部推翻了自己原先的论调。
他在信的抬头不再称呼史可法的官衔，只称呼史老先生，已是把南明作伪朝看。然后在信里先说：“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意思是我的天下是从大顺手里拿的，你大明早已经没了。所以你们现在乘我“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简直心怀叵测，“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便是说你南明是伪朝，如果不去帝号称臣，那我们就是敌人，就要开战，如果一旦这样的话，满清就会“简西行之锐，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这一下却是拿联合李自成东下灭南明来威胁了。不过这么一来虽然是咄咄逼人，但也暴露了满清的弱点。试想他如果兵力和把握都足够，那里又需要拉上此刻正在与阿济格、多铎等清军主力激战不休的死敌李自成来吓人。
史可法在接到这封信后，回复了同样著名的《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这一篇文章倒是作得引经据典，华采四溢。然而正是看了他这封信，使我就此推翻了自小对他的崇拜和景仰。
他首先在回信中的抬头中，以“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称呼多尔衮为“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光这个起头，他就比多尔衮矮了一头。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已经不承认南明只呼你为“史老先生”，而你居然不敢照样回敬，心中怯弱之意毕露无遗。
努尔哈赤于1616年由大明建州卫都督一职起兵，先称国号后金，后又改大清，历天启、崇祯两朝就从来没有承认过，袁崇焕还一度迫使皇太极去了帝号，对此皇太极耿耿于怀。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发的一道谕文中说：“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由此可以看见，即使清去了帝号自称大明的藩属，崇祯也是不承认的。因为建州卫是大明的州卫而不是藩属，在这一点上，崇祯是极为注意的，故而不予谈判。所以皇太极自觉委屈之至。而致袁崇焕于死地的罪名里，有一条就是他和满清议和。
史可法生于1602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取的进士，他在崇祯手下做了十七年的官，所以对此应该明白清楚得很，要是在崇祯手上，他这样称呼多尔衮，只怕马上就会被拉出去砍了脑袋。他作为南明的第一号军事长官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放在现在来比拟，那就好比和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一样的性质（曾经看见资料，台湾课本中选有这一篇文章，那位编撰者的心思着实可以研究一下）。
然后他一口一个贵国客套了一番说道：“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凶闻遂来……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他对满清和大顺开战的举动，的确是如他所说“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的，所以称吴三桂为“我大将军吴三桂”，而对李自成的强悍则表示“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
接着他列举了如三国蜀汉、东晋、南宋等一堆偏安朝廷的先例，来证明南明弘光朝廷的合法性，再下去便是两家叙好：“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这里他痛骂炮毙努尔哈赤的袁崇焕，是在“两国”之间“构衅”“致启兵端”的小人。不过这个时候袁崇焕还没有平反，那倒也说他不得。可是袁崇焕死后“天下冤之”，部将祖大寿也为此反出关外，无亲无故的幕僚程本直，更以一本《白冤疏》告天下而后以身殉袁督师，他史督师却是不会不知道。
当然了，在他看来，先帝钦定的罪人，即使是忠臣有冤，现在为了“两国”和好，骂几句也是应该地。不过这个时候他倒突然是想起杀袁崇焕的崇祯皇帝来了，可在开头却偏偏又“忘记”了崇祯视为大忌的承认满清是国家的事情。因此在我看来，同是大明督师的史可法与袁崇焕，在此事上两人高下立判，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
然后他又说“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这个就是与虎谋皮了。要满清只凭一个“义”字，就耗费兵力帮他剿灭大顺然后两不相犯，未免幼稚得有如三岁小儿。当然，最后他也没忘记，在剿灭大顺的事情上，南明也是要出力的：“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这道书成于甲申八月间，写得虽然是字字珠玑，锦绣文采，只是对满清的恐惧，以及懦弱无能、低声下气的腔调，在此间却暴露无遗。
早在多尔衮来信前的七月二十一日，南明议和使团已经出发，其目的就是“以两淮为界”、“彼主尚幼，与皇上为叔侄可也”，实行划疆而治，偏安江南一隅。但使者团在九月初五才抵山东济宁，这其中并没有人要他们回来，或者在谈判内容上作什么修改。至十月十二日到北京后，满清拒不会见，不承认弘光朝廷是国家，不接受其“国书”，并明确宣告已经准备派军南下，与南明开战。但同时却收取了南明主动送去的“岁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赐”给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十二月十五日使节团返回南京，三个使节中只有一个奸细回来，其余两人被满清扣押。这样，已经可以明白地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满清已经彻底撕破了脸面，准备大举南下开战，和议是万万没有希望的了。
御史沈宸荃于是上表：“虏、贼今日皆为国大仇。……及贼逆不容诛，（清）复巧借复仇之名，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虏为急，贼次之。……以大振复仇之声，而其实节节皆为防虏计”。这个奏章明确提出，先抗清，至于李自成是以后的问题，这可以说深刻认识到了清“掩有燕、齐，是我中国始终受虏患也”的后果，是极为是正确的的认识，而提出的“防虏”建议也是积极的，至少这个时候亡羊补牢尚为时不晚。
然而史可法在知道这个消息后，奉上的奏章里却是这样说的：“屡得北来塘报，皆言虏必南窥，……近见虏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议固断断难成也。一旦寇为虏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势尚张，足以相距，虏必转与寇合，先犯东南。……今宜速发讨贼之诏，严责臣等与四镇，使悉简精锐，直指秦关。”
在知道求和使团被拒，“和议固断断难成”，满清已经宣战，“虏必南窥“的情况下，他在讨“贼”和防“虏”之间，居然还是选择先“发讨贼之诏”，然后“直指秦关”讨家“贼”，而不是防备在燕、齐的外“虏必南窥”，这样的攘外必先安内，可以说直欲使人为之呕血。我之所以在前说其丑陋，实是因为史可法在这里显露的这种态度，可视为后世慈禧“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一语的祖宗和出处。
为了实现他这个攘外必先安内的构想，乙酉（公元16 45年）正月，史可法发动了南明唯一次大规模的正式“北伐”。
当然此次“北伐”的对象是西线的李自成，而不是收复北方的山东、河南等地。至于发动的原因，他告诉弘光皇帝是因为知道“清豫王自孟县渡河，约五六千骑，步卒尚在覃怀，欲往潼关”，对满清剿闯兵力不足的忧虑溢于言表，于是他已经体贴入微地“命高杰提兵二万，与张缙彦直抵开、雒，据虎牢；刘良佐贴防邳、宿”，史督师这一战略部署，矛头直指西线的洛阳，却对黄河北岸的满清铁骑视而不见，并沾沾自喜、一厢情愿地引为盟军和友军。
只是在黄河对岸的清豫王豪格在回复给高杰关于合力剿闯的信里，已经明确打破了这样的幻想：“果能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决意躬来，过河面会……若第欲合兵剿闯，其事不与予言”。
四镇之一的兴平伯高杰，原是崇祯时降明的李自成部将，绰号翻山鹞子，算是四镇中比较能打仗的一个。他在抵达战略重镇雎州后，有情报说原来那里举旗光复的原大明河南援剿总兵许定国，由于南明长期无人理睬也不发兵北上增援，刚刚把两个儿子暗里送往黄河北岸豪格营中去当了人质。于是为防止他把睢州献给满清，正月十三日，高杰以两万兵驻城外，只带三百名亲随进城赴许定国宴，意图说服其不要降清，结果却为许定国伏兵所杀。高杰夫人邢氏和部将得知后狂怒不已，于十四日攻入睢州屠城，许定国过河逃入豪格营中，正式降清。
史可法在知道这个变故后，马上赶往高杰军中收拾残局，立高杰之子为兴平伯世子，高杰妻邢氏知其子幼，遂请其子拜史可法为父。然史可法却因高杰乃“流贼”出身而坚绝，最后命其拜提督江北兵马粮饷的太监高起潜为义父了事，白白放弃了一个收取四镇兵力的好机会。此前史可法对四镇兵力掌控乏力，现在天赐良机可以掌控却仅仅因为高杰出身不好而放弃，由此也可见他之无能和迂腐。用此等“人才”来做南明的军事第一号长官，又焉能不亡。
二月，史可法率部南归，撤回江苏白洋口（今江苏省宿迁）。于是有民谣讥讽道：“谁唤翻山鹞子来，闯仔不和谐。平地起刀兵，夫人来压寨（原注：邢夫人也），亏杀老媒婆（原注：史公也），走江又走淮，俺皇爷醉烧酒全不睬。”（4）
此次“北伐”之时，阿济格、多铎率清军主力正在陕西与李自成进行潼关大战，对京畿、河南、河北、山东根本无力顾及。豪格只有五千人马，在黄河对岸先前既无力助许定国对付高杰，后来看着高杰所部屠灭雎州，群龙无首乱做一团的样子，也不敢有一丝异动。在此等大好形势下，史可法非但不敢在京畿、河南、河北、山东建立地方政权，或者守住雎州这个江淮门户的战略重镇，反而全部放弃狼狈南归，又有什么资格和唐之张雎阳张巡比肩！
他的幕僚阎尔梅当时正在军中，在《阎古古全集》中记载道，他曾力主史可法“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可见他实在没有军事和政治才能，同时也说明他根本不想也没有胆量去收复北方，最多只是在嘴上喊喊而已。
我们再看看当时民间诸人是怎么评说南明朝廷及文、武一号首脑马士英、史可法等执政者的。
张怡笔记：“日复一日，坐失事机，灰忠义之心，隳朝食之气，谋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谁咎哉！”
郑与侨《倡义记》：“当四海无主之日，前无所依，后无所凭，只以绅衿忠愤、乡勇血诚，遂使大憝立剪，名义以新。无奈江南诸执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
阎尔梅《惜扬州》诗：“左右有言使公惧，拔营退走扬州去。两河义士雄心灰，号泣攀辕公不驻。”
乙酉（公元16 45年）三月，清军主力在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于潼关击败李自成后，已经休息调整完毕，终于开始抽身出来分兵南下。多铎部由潼关东进，直取扬州、南京方向，南明的君臣，如史可法之流自己酿就的苦果终于来临。
由于完全没有河南、山东等战略屏障可以依恃阻挡，四月十三日清军已经赶至安徽泗州渡淮，十七日便在距扬州二十里处扎营，十八日推进到扬州城下，此前史可法自白洋河仓皇鼠窜至扬州，清军南下沿途没有发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战斗。此刻的史可法身后便是南京，如果退回去他这个四镇督帅应该担负的责任可想而知，朝中和不同派系的阮、马之流，虽然在对待满清的政治主张上和他是一致的，但是这个时候断然不会就此放过这个机会不来声讨他，而弘光皇帝朱由崧因为在拥立问题上对他耿耿于怀，也未必不因此借机治他的罪，因此到了扬州后，史可法实可谓已经退无可退。
史可法在进扬州后，以为“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扬州守军没有出城应战，而清军这个时候并没有采取围城攻势，所以到二十一日，明甘肃镇总兵李棲凤、监军道高歧凤还曾经带了四千人入城，但二十二日又率所部并与城内的胡尚友、韩尚良等出门降清，史可法恐阻止他们会发生内变，因此不敢有任何有动作。在此其间，清军主将多铎则五次发书招降史可法，史可法坚拒不回。
关于扬州战役，《南明史略》说：“（史）可法还抗拒清兵，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但实际上按照双方当事人书信，包括史可法在遗书中的记载都可以证明，扬州战役前九天清军并没有围城和攻城，扬州并非孤城，期间明军部队出入自由，双方只是对峙九日，最后仅一天便告陷落，何来“坚守孤城，支持了有十天的功夫”一说。
扬州的陷落，固然有兵力悬殊之因，但明军的不得人心，也是一大原因。当时在扬州城内的王秀楚逃生后，在日记里写了这样的情况：“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吏卒棋置，……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余。……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5）史可法自己虽然清廉，但是却阻止不了他手下对百姓的“践踏无所不至”，带兵将军临战还在想着“得名妓以娱军暇”，其人之统军无方和无能，亦可以从此窥见一斑。
四月二十四日夜，清军发动总攻，炮轰扬州城墙，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南明第一号军事长官，太子太傅、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四镇督师史可法自杀被阻，被俘后怒骂不屈，以身殉国。
对史可法最后以身殉国的气节，我当然是敬重的。但是对他的政治、军事上的糊涂和无能、懦弱，甚至放弃、出让国土那些行为，我是很不以为然乃至于不齿的。作为南明弘光朝廷的第一号军事长官，他一直主张并身体力行联清剿闯的战略，甚至在满清宣布开战后也是如此，对满清不抵抗、弃地甚至暗示割地示好，坐失了光复明朝江山的大好时机，导致满清可以全然没有后顾之忧，全力出击李自成，然后回头从容收拾南明。所以对南明弘光朝廷的覆灭，他史可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史可法是南明政权的忠臣，但是不能算大明朝的忠臣，因为他开肇了承认大清是国家的头，违背了大明天启、崇祯两朝一直坚守的大原则，等于割裂国土。
史可法是不怕死，但是不能因此就算民族英雄，因为他从没有尝试过哪怕是一次试图去收复满清手里的失地，反而却是一味的退让，甚至于弃地、割地送给满清，因此他只能算是个不投降的“义士”，而没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
史可法是死于和满清战斗中的义士，但不能算抗清义士。因为他除了在清军攻击扬州的战斗中被动应战外，从来没有也没有想过要去主动抗击过一次满清的入侵，在我看来，只能称呼他做不降清的义士。后人把他比之前朝的张巡、文天祥、诸葛亮，他固然是绝无这个资格，与同是大明朝的督帅袁崇焕比，他相差亦又何止千里。
此乃真正所谓之“一死成名”、“以死成名”。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
大明国督师、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顿首谨启大清国摄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随遣使问讯吴大将军，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谊于草莽也，诚以大夫无私交，《春秋》之义。今倥偬之际，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从天而降也。讽读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讨，为贵国忧，法且感且愧。惧左右不察，谓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顿亡君父之仇，故为殿下一详陈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以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枢，救援无及，师次淮上，凶闻遂来，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无君，虽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谢先帝于地下哉！尔时南中臣民哀痛，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临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让再让三，仅允监国。迨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从前凤集河清，瑞应非一。即告庙之日，紫云如盖，祝文升霄，万目共瞻，欣传盛事。大江涌出柟梓数万，助修宫殿，是岂非天意哉！越数日，即令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诲，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善哉言乎，然此文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未讨，不忍死其君者立说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中原鼎沸，仓卒出师，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紫阳《纲目》踵事《春秋》，其间特书如莽移汉鼎，光武中兴；丕废山阳，昭烈践祚；怀、愍亡国，晋元嗣基；徽、钦蒙尘，宋高缵统，是皆于国仇未剪之日，亟正位号，《纲目》未尝斥为自立，卒以正统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灵武，议者疵之，亦未尝不许以行权，幸其光复旧物也。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后以小人构衅，致启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诛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仇，规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贻贼人窃笑也，贵国岂其然欤？往者先帝轸念潢池，不忍尽戮，剿抚并用，贻误至今。今上天纵英明，刻刻以复仇为念。庙堂之上，和衷体国；介胄之士，饮泣枕戈；人怀忠义，愿为国死。窃以为天亡逆闯，当不越于斯时矣。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今逆成未伏天诛，谍知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则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盘盂以从事矣。法北望陵庙，无涕可挥，身陷大戮，罪当万死。所以不即从先帝于地下者，实为社稷之故。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以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而已。即日奖帅三军，长驱渡河，以穷狐鼠之窟，光复神州，以报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贵国即有他命，弗敢与闻。惟殿下实明鉴之。
（1）《平寇志》
（2）《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3）张怡《X闻续笔》
（4）《青燐屑》
（5）《扬州十日记》
另注：本文引用之清吏和史可法疏奏，均出自《明清档案》、《国榷》和《史可法全集》
四司马相如的清高
看太史公《史记》，文字激扬，诚为无韵之诗；后来班固之《汉书》，虽激情稍减，然严谨、简洁有加，为后世官史之楷模。
而太史公写有名的才子司马相如事，是其中一个名篇。
据太史公书，相如做为梁孝王的门客，在梁孝王死后归家，因家贫无以自立，他的好友临邛令王吉邀请他前往，于是相如之临邛。
那王吉对他非常恭敬，每天去拜见相如，而相如一开始还见他，后来则频频称病，干脆叫仆人回绝了事，只是那王吉却对他愈加地恭敬有加。由此可以知道，此刻的司马相如虽然寄人篱下，然而傲气却一分不减，可称人穷志不短。
从这里开始，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始发生了。
在临邛有很多富贵人家，其中卓王孙家中有僮仆八百，另一人程郑亦有数百人，一日两人商量道：县令有贵客，我们应该招待一下。
于是乎二人“并召令”。此处这个“召”字用得极妙。作为两个土豪，再怎么有钱，也应该是请县令，然而却说是“召”，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二人大约不但钱多，势力恐怕也不小，因此不太把县太爷放在眼里，可以去“召”本县的父母官来吃饭，而招待的主角还不是他县令本人。
据说那天的客人以百数，只是到了日中，作为主角的司马相如还没有来，并且还着人来推说自己病了因此不能前去。这下让那临邛令大为着急，估计他那时候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但看着两个大土豪的面孔却是不敢动一筷饭菜，于是大约为了自己的肚子着想，他只能快快地前去，想法子把司马相如给弄到现场才好。
太史公接下去是这样描写相如去作客这一段的：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
而到了班固手上，这一节基本没作什么大的改动，只是一向以简练行文的他，在此处却相反多加了一个字，是为：“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此处的“为”通“伪”，也就是“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只此一字之差，顿时令泰山崩塌于前。
看司马相如先前对好友县令的态度，可以说不只是高傲，甚至有些桀骜无礼，所以很容易就能显出他人虽贫而傲气愈甚的气势。然而此刻却说他是“伪”不得已前往，也就是说其实他心里是愿意的。这样一来，司马相如的“清高”就大大的成问题了。
到底司马相如是怎样呢，且再看看太史公的文章。
“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原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间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
看完这节，就可以知道司马相如其实是早知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而且“好音”的，“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由此可见，班固说司马相如“伪”不得已而强往，并没有冤枉他，另外一个证明就是他如果真的不得已，那么完全没必要在奏琴之时“为鼓一再行”，弹一曲应付应付也就罢了，何必要再接着连奏二、三曲呢。
关键是在这“为鼓一再行”的结果，乃是卓文君终于为相如的琴音和“雍容间雅”的风姿所动（此处“间”音“闲”），“心悦而好之”。但作为一个新近才守寡的寡妇，又加上司马相如那“清高”的名声，却让她内心担忧“恐不得当”。
那知道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却用重金买通卓府下人，主动来通“殷勤”。想当然这一来卓文君必定是喜出望外，于是马上连夜“亡奔”相如，和相如一起逃去了成都。
再接下去的事情是到了成都后，卓文君发现司马相如“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孙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杀，不分一钱也。’人或谓王孙，王孙终不听。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於市中。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昆弟诸公更谓王孙曰：‘有一男两女，所不足者非财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马长卿，长卿故倦游，虽贫，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独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卓文君一下从家财万贯的富家妇成了家居徒四壁的贫妇，久之不乐是正常的。她的想法是父亲不给钱，也许是气她私奔丢了面子，那么向兄弟叔伯借钱，那些兄弟叔伯想来不会象他老子那样没台阶下而不借，而她一旦借了想来老子自然还是会替她还的，那不是一样吗。
当下夫妇二人收拾一下又回去了临邛。
那知道到了临邛，相如却没有按照卓文君的办法行事，而是把车骑卖了，开起了酒馆，不但如此，又命令文君去做厨娘，自己却穿了犊鼻裤去和酒保一起在铺面里打杂。
这一来令卓王孙的宝贝女儿干起了粗活，女婿给人呼来喝去的，让卓王孙更没了面子。所以到最后不管是卓王孙心疼女儿也好，还是要面子也好，总之是“不得已”地屈服了，乖乖地给了司马相如百万钱，还贴上了无数僮仆，大约是怕了司马相如，唯恐有天再要他女儿去干粗活吧。于是司马相如揣了钱带了人浩浩荡荡地回了成都，“买田宅，为富人”。
其实司马相如完全可以不让卓文君当厨娘的，按照卓文君的办法，度日是绝无问题，倘若他司马相如真是安于清贫，愈贫愈傲，又何必巴巴地赶回临邛去开酒馆，成都也一样可以开，再者，他真要爱文君，那会舍得让从未挨过苦的她去做粗活。而就算开酒馆，那也未必非要文君下厨才成，加上卓文君大约从小就是娇生惯养的，想想也知道做出来的菜式好吃也有限，难道不怕得罪客人么。
回头看看他钱一旦到手，照单全收，全不嫌多，马上就赶回成都去，又是买田又是买房做富家翁享受起来了，就知道他这个去临邛开酒馆的招数，摆明就是以让卓文君抛头露面吃苦受累做筹码向卓王孙要钱的。
而他自己什么不好做，偏要穿上犊鼻裤做酒保被人差遣，不定还经常因为卓文君做的菜不好被人骂，他要是真的“傲气”，又那受得住做酒保给人呼喝来去？好歹他也是个文化人，做收银记账买菜总是没问题的吧，所以这说白了是做给卓王孙看的，就是存心要扫卓王孙的面子。
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司马相如可真够阴狠的，他的这份“清高”怕是没几个人能消受得起的。
另外，司马相如是不是真的对文君本人倾心爱慕，有什么爱情，只恐怕亦是未可知之数。其一，他与文君在去卓府前从未谋面且相交甚短，文君既然窥琴悦之，则可知二人早先并不相识，也可知司马相如在花重金买通文君仆人，与文君“通殷勤”前都未见过文君。其二，窥琴之后，是相如主动买通文君仆人与之“通殷勤”，说明去之前相如早就有这个打算，不然无由他尚未见过文君才貌如何，便去钻营亲近的，这也又一次反证他去卓府的确是如班固所言一样，乃“伪”不得已，不是真的不得已。其三乃是在司马相如发迹后，纵情声色，最后欲纳一茂陵女子为妾，卓文君终于忍无可忍，作《白头吟》一首，附书决绝曰：“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司马相如接书惶恐之下，遂不敢再起纳妾之念。
由此可见，司马相如追求文君之事，除却钱财之后还有多少真正的爱情成分在内，是大可以质疑一番的。
只可惜“文君卖酒”后来却居然成了一段“才子佳人”追求爱情的千古佳话，成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典范，以我想来，恐怕文君自己未必会做如是想，她倒是可能对司马相如“雍容间雅”的风姿和他这个才子的“才”，有着最深刻的切身体会吧。
五论韩愈的出仕观对其影响及其他
韩愈（公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1），唐德宗贞观八年（公元七九二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潮州刺史、监察御史、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长庆四年十二月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韩愈主张辟佛兴儒，是唐代儒学及文风复古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他提倡三代两汉散文，用散文代替骈文，在文学形式上则力主创新，对后世散文的影响尤其深远，“桐城派”便是继承了他的衣钵。同时他的诗歌因风格险怪，也被誉为“以文为诗”，与孟郊、贾岛等人自成一派，史称“韩孟诗派”，有门人辑的《昌黎先生集》传世，后世称他有“文起八代之衰”之功劳，因为他谥号“文”，故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翻开中国诸多的思想、文学史，对韩愈的评价可基本归纳为三点：
一，其人“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斩韩书》），铁骨铮铮敢于直谏，不畏权贵，为天下所重。
二，他对佛、道两教所持的批判态度，以及倡导儒学使之再次发扬广大的重要作用。
三，提倡古文，尤其是三代两汉的散文，一改自南朝以来骈骊文体的绮糜之风。
韩愈之所以能在后世有如此之高的声誉和评价，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苏轼和欧阳修二人，尤其是苏轼起了极大的作用。
应该说，自他在世期间至北宋之前，韩愈的文章、事迹都是不如象现在那样被世人所推崇的，不然也就轮不到欧阳修从“蔽筐”里发现那六卷破烂散脱的手稿了。后来苏轼的一篇《潮州韩文公庙碑》，则开始真正把他推到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崇高的地位：“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在这里，苏轼是将他许为秦汉以来“文”、“道”之继承和复兴的领袖人物的；而欧阳修也在《新唐书》中韩愈的列传里评价他说，“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
不过在这些赞语里面，只怕有不少是不尽不实的溢美之词，尤其是“道济天下之溺”、“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等等赞语，着实是有点过头的。而这些并不单单只是欧阳修、苏轼等人对韩愈的推崇之语，韩愈本人亦做如是想。他曾经编撰了这样的道统传承渊源：“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言下之意，这等“先王之道”于孟子之后已然再无传人，到他这里又再次被力倡并发扬光大，那他自然理所当然就是接班人了。
儒学一道，孔、孟之后，自有荀况继之。其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博采众长，以法家治国扫天下，此论当无可疑。而秦汉以降则应首推董、扬二人。董仲舒创“性好情恶”之性三品说，使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在此后历代中原帝国都把儒学奉为国学的无可动摇的地位；扬雄则继《论语》而作《法言》，立善恶俱有论，此皆不世之功。而韩愈的性三品说，则明显胎出董说而非其首创，因此无论是在对儒学的政治地位巩固、还是在对学术的发扬光大两方面，想要在政治、学术上跳过乃至盖过荀况、董仲舒、扬雄等人，直接去当孔孟之后千余年来的第一位接班人，这恐怕是不太可能的。
后世人推重其才华，加之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传统也是一向不吝啬过誉之词的，所以欧阳修、苏轼拍上去的那几下，尚有可宥之处，可韩愈作为堂堂“文起八代之衰”的一代文公、唐宋八大家之一，也翩翩然地自诩若此，就不免有点不明事理乃致不自量力了。
不过要是联系关于韩愈的一些历史记载，以及他自己在诗、文中真实流露的一些思想及其为人行事，那么，也许就能明白他一生中许多难以理解的举动之根源了。
一，韩愈的身世及出仕观对他一生行为之影响
韩愈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其高祖、曾祖、祖、父都做过官。韩愈一共兄弟三人，长兄会，次兄介，介早逝，韩愈“三岁而孤”养于长兄韩会处。后韩会又卒，韩愈遂由其寡嫂抚养成人，早年的生活状况颇为艰苦，他在《祭郑夫人文》中道：“就食江南，零丁孤苦。”后来到19岁去京师应举求官的十年间也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可见他虽出身官宦世家，然家道中落，故而生活一直过得很艰难。因此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曾自言道：“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2）
韩愈这封《答崔立之书》里的这段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自读书起到应举求官期间的一段思想经历，但实际上这已经可以说是完整地概括了他一生的思想转变历程，也说出了他的出仕观和人生观，因为他此后一生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与此节符合若契。
从这封书里，我们可知韩愈“少年尚奇伟”，幼时他多“读圣人之书”，所以一直认为做官乃“皆为人耳”，是要为天下人造福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好处，他自己称此念为“未知人事”；等到他成年之后，由于生活艰辛至“饥不得食，寒不得衣”，遂一改前念，将出仕视为了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并推翻了自己以前认为做官是“非有利乎己也”的观点，开始认为做官“不唯为人耳”；等他到了京师应举的时候，又发现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便进一步地认识到了做官不但可以改善自己生活，为自己谋取好处，并且还是一条可以让自己为
他人所“贵之”，大幅度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因此遂“诚乐之，就求其术”，开始了他一心求官的历程。韩愈自19岁至京师应举，三次落第，25岁时第四次应举才中进士。但进士只是个身份而不是官，想做官还要再过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才可以。因此韩愈在26到28岁的这三年内又连应三次博学鸿词科，皆不第，于是他又三次上书宰相求官，又不报。在长达十余年的求官历程后，韩愈最后终于在30岁时去了汴州的宣武节度使董晋手下做了个观察推官，真正开始了他的仕途。
韩愈的官宦家世、幼年的贫困经历，以及在这一系列的求仕过程中导致的思想观念改变，致使他此后一生中对官职的渴求以及对个人地位的重视程度，要远甚于其他一些文人如杜甫等人。而由于他求仕之初便以为做官不单是“为人”，更可以“利乎己也”以及可以为人“所贵之”的观点，致使他为求出仕可以不惜卑躬屈膝阿谀权贵，为保官职、地位不但能谀上更可以欺世盗名。这些，在他第一次被贬为连州阳山令以后在著名的“二王八司马”等事件中的表现，以及被贬潮州等一系列事件中都可以得到充分证明，这其中还包括了几桩历史公案。
要说清楚这些，首先需要说一下当时的“永贞革新”和“二王八司马”事件。
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以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柳宗元等人为代表的新兴政治势力得到顺宗的信任和支持，进行了为时146天的政治改革，因顺宗退位前改元“永贞”，所以这次改革史称“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带有明显的法家思想痕迹，其主要目的是试图缓解中唐以来日益尖锐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具体措施有撤贪官、免天下百姓所欠交的五十万贯租赋、禁宫市、五坊小儿等，同时接掌太监手中的兵权，为此后的消灭宦官、藩镇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做好准备。总体来说，“永贞革新”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实际上也的确为以后宪宗的小中兴局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但“永贞革新”伊始，以权宦俱文珍为代表的、代表既得利益者的旧官僚集团开始逼顺宗退位，而顺宗本就因中风口不能言，遂让位宪宗。由于二王等永贞党人先前曾反对立宪宗为太子，因此宪宗上台后马上依靠太监和各方势力，把他们全数打倒：王叔文被贬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韦执谊贬为崖州司马，均死于贬所；柳宗元、刘禹锡、程异、陈谏、凌准、韩晔、韩泰都被贬为边远地区的州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至于韩愈当初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贬为连州阳山令的，一向众说纷纭，即使是他学生、同僚也都莫衷一是，未能统一口径。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必定得罪了某些权贵甚至是皇帝本人。传统的有根据他《与三学士诗》的“传之落冤仇”说，认为韩愈怀疑柳、刘二人陷害他，而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则他又说：“忽有飞诏从天来，伾文未翦崖州炽。虽得赦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如据此看来，似乎应该是“二王八司马”中的王叔文、王伾、韦执谊所为，再联系他后来对不少诗文中频频对“永贞革新”进行攻击和咒骂（3），好象一切疑问都迎刃而解了。近代的阎琦先生也持此说，他在《韩愈的“阳山之贬”析》中认为韩愈被贬阳山，是王叔文、王伾等人所为。
但实际上这其中依然有着一个极大的问题无法解决，韩愈是德宗贞元十九（公元803年）年被贬往阳山的，那时顺宗尚未继位，韩愈最反对的二王由于棋、书技艺出众，正以翰林待诏的闲职身份，在陪伺还是太子的顺宗下棋、写字，韦执谊是翰林学士，只有柳宗元、刘禹锡与韩愈同是监察御史，有可能陷害他。但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这几位革新派不但份属同僚，也一直未曾有恶颜相向，还始终相交匪浅，对他们敬慕之情也都章灼熠熠。如韩愈从潮州调任袁州时曾举韩泰接任，柳宗元死时托孤韩愈，韩愈先后作《祭柳子厚文》、《柳子厚墓志铭》、《柳州罗池庙碑》三篇文章以祭颂之等等，况且他虽然和永贞党人不是同一派系，在诗文中攻击过“永贞革新”，但与宦官、藩镇体系更是相去甚远，后来他在《顺宗实录》里，对二王等“永贞革新”的进步措施也表示了赞赏，同时他在力主削藩、排除奸宦、农商并重等政治主张上也是基本与二王、柳、刘等革新派一致的，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柳、刘二人这个时候陷害他的嫌疑，而王叔文、王伾几个那时还远没有掌权，也和他没有根本利益及思想上的冲突，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必要也没有这个能力去贬韩愈。到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二月顺宗即位之后，二王才开始掌权进行“永贞革新”，但这已经是韩愈被贬往阳山至少一年多以后的事了，所以韩愈说二王陷害他的说法与史实不符。另外，反因为顺宗的即位大赦，韩愈才得以自阳山内调江陵，同年夏，又被召为权国子博士，分教东都执掌学官，为他的“抗颜而师”提供了官方身份。
倒是当时的京兆尹嗣道王李实，由于想征税进奉讨好，虽然其年大旱欠收，但却“言于上曰：‘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并因为“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之”，可见李实对此事非常在意并且是不容人涉及的，而恰恰韩愈曾上过一道《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疏，其中有说“京畿百姓贫困，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征未得者，请俟来年蚕麦”（4），所以倒极有可能韩愈是因为触怒了李实而被陷害的。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韩愈说二王陷害他以及诋毁“永贞革新”等言行，并不是事实和他的真实想法，韩愈对王叔文个人的恶感，也是来自于王叔文掌权之后的一些行事，阳山之贬应该和永贞党人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之所以把自己的被贬的责任全部要委过于王叔文、王伾等人，并做诗诋毁“永贞革新”，其最大可能应该是企图想向宪宗和当权的宦官俱文珍等人表示自己在政治上乃是王叔文、王伾等永贞党人的政敌，好保住自己的官位或得到提拔重用。
只是韩愈的这样的心思，未免过于明显了些。他在《上郑尚书相公启》中曾说过自己“日与宦者为敌”，对宦官监军这一做法也是一向持反对意见的。可他却又在《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言中吹捧权宦俱文珍道：“故我监军俱公，辍侍从之荣，受腹心之寄，奋其武毅，张我皇威，遇变出奇，先事独运，偃息谈笑，危疑以平。天子无东顾之忧，方伯有同和之美”，其诗赞曰“奉使羌池静，临戎汴水安。……谁言臣子道，忠孝两全难”等等，此等言语行径，其心思昭然若揭。
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说他这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另外也有认为他这是为上司捉刀所做的，固然都有其一定道理，但退一万步说，即使是迫于压力，做为“文起八代之衰”退之先生也应该明白他这一退之，文德肯定是被退没有的了。只是此等现象在韩愈而言，并非仅此一次属于偶尔为之，而是有“前科”的“惯犯”，此前还有其他同样性质的的一些事情，都足以证明这些举动是出自他本人意愿的。
当年韩愈四处求官的时候，曾经找过李实，对李实声称“未有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表示对他景仰之至，说自己“虽在千百年之前，犹敬而慕之，况亲逢阁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效其恳恳”云云，这几句实在有点肉麻到不忍卒读了。他如此极力吹捧的这个李实，也就是他上《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时那个李实，韩愈自己也在其后的《顺宗实录》中写道：“（李实）恃宠强愎，不顾文法，是时春夏旱，京畿乏食，实……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赋皆不免，人穷止坏屋卖瓦木贷麦苗以应官。……至谴，市里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永贞革新”时被惩的两大高级贪官酷吏，一个是勾结藩镇势力的盐铁转运使李琦，另一名就是这个李实。实际上李实之暴戾，在做司农卿的时候就已经是人所共知，所以韩愈找李实求官之时的肉麻吹捧，实在是再不能为他找出什么借口来了，这纯粹就是为了求官而为之的，只能是他自己的主观意愿使然，而不是有什么外部客观原因迫使他那样做的。
韩愈非但在为自己求官、保官等事上会阿谀奉承、颠倒黑白，大耍其两面派手法，甚至还会不惜欺世盗名、无中生有，捏造耸人听闻之事端做为自己的“政绩”，给自己脸上贴金，他那篇流传于世著名的《祭鳄鱼文》就是明证。
在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上《谏佛骨表》被贬往潮州后，韩愈对潮州之险恶艰苦颇为厌恶，他在给宪宗的表章中说：“臣所领州，在广府极东，过海口，下恶水，涛泷壮猛，难计期程，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臣少多病，年才五十，发白齿落，理不久长。加以罪犯至重，所处远恶，忧惶惭悸，死亡无日。单立一身，朝无亲党，居蛮夷之地，与魑魅同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谁肯为臣言者。……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他这种全不以制政造福于百姓为念，惟日夜苦思而摇尾乞怜回朝之态度，与柳宗元去柳州后豪言“是岂不足为政耶！”，以及与后来同遭落难之苏轼写惠州之可作终老之计之间的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而他在潮州为官六月，最出名的也就是那件为潮州驱除鳄鱼事。
从史料记载和他的表章、诗词中，都可以知道鳄鱼乃是潮州历来之大患，百姓甚苦之。韩愈到后，令其下属秦济以一羊一猪投溪水，自己则做了篇祝文给鳄鱼，一面大肆阿谀皇帝一面崖岸自高道：“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旰然不安溪潭据处，……与刺史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斯，为吏民羞，以偷活于此耶？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刺史则选材技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据说祝完的当天傍晚，就有暴风雷起于水中，数日后此水便尽皆干涸，鳄鱼竟然就此徙往旧湫西六十里，从此潮州再无鳄患。
这个神话编造得颇有《山海经》、《搜神记》之风，鳄鱼竟然会知道他是当今“神圣慈武”天子派来的刺史，而且还怕了他用强弓毒矢杀尽鳄鱼的威胁，因此就西迁六十里而避之，实在虚妄之极。宋代名僧契嵩对此嗤笑不已，他在《镡津文集》中驳斥道：“韩子为鳄鱼文与鱼，而告之世，谓鳄鱼因之而逝，吾以为不然。鳄鱼乃昆虫无知之物者也，岂能辨韩子之文耶，然使韩子有诚必能感动于物以诚即已，何必文乎？文者，圣人所以待人者也，遗虫鱼以文，不亦贱乎？人哉文之，其人犹有所不知，况昆虫欤。谓鳄鱼去之，吾恐其未然。唐
书虽称之，亦史氏之不辨也。”
我原本对此颇有兴趣，很想再去考证一下古潮州西六十里是否属于无人区，如果不是的话于此还可以再有一辩，后来一看书才发现早已有人举证说他根本没把鳄鱼赶走，也就失去了兴趣就此罢手。据蒋超柏《南漘楛语》载：“韩愈到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盖著之粤中见闻云尔。其人姓名无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这鳄鱼“仍复为害”，其实就是压根没搬走，最后是被一位不知名的刺史用毒杀绝的，而根本不是被韩愈的一道祝文吓走的。蒋公指责韩愈的“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实可为警世之名言，当代的文史学家吴世昌先生亦曾在七十年代末，撰文称此文为“中国文学史上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一篇罕见的杰作”。
韩愈不但会为保住官职和地位，不惜卑躬屈膝去阿谀权贵，为调离边苦之地不惮欺世盗名而杜撰离奇“政绩”，在自己身居高位后，更是时常禁不住沾沾自喜，流露出一派暴发户心态。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都望子成龙，因此留下了不少教子诗词，韩愈也不例外，他有一首《示儿》诗，也是想用来教育自己儿子的，诗中有：“始我来京师，止携一束书。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庐。……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问客之所为，峨冠讲唐虞。酒食罢无为，棋槊以相娱。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钧枢”等语，一开首的这两句，对他的仕途成就的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后在一番对家中景物的描写过后，开始用一种似乎无所谓的态度说“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可马上又开始夸耀自家门上非但往来无白丁，而且还都是“十九持钧枢”的朝中重臣（唐制：五品以上用银鱼袋，三品以上佩饰金鱼袋），这一副暴发户的做派，即使是对他仰慕之至、推崇他可以为“百世师”的苏东坡，在读了他这首《示儿》和《符读书城南》等诗后也觉得无可辩解，认为其“所示皆利禄事”，同时说“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5），后来的如全祖望等人亦持此见。而这些心态，恰恰都是十分符合他当初应举求官时，将出仕视为摆脱贫苦生活的途径，做官能“利乎己也”并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的观点的，所以他十分在乎这些，并也是以此来谆谆教诲自己的后代的。
韩愈被推崇的另一大原因，是他排斥佛教，继承儒学道统，领导了儒学复兴。同时历来学界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韩愈敢上表直谏迎佛骨，与皇帝针锋相对，因此获罪被贬潮州，足可证明其不畏权势之品格，人品不至于如此不堪。此论固然有其道理，但任何事情都不能单独割裂出来讨论，如果联系他上表前后的态度以及当时的背景来看，韩愈此举依然和他一心向上爬的重权重名思想是一致的，并不能证明他品格之高尚。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宫。此事一时间成为长安的头号大事，朝野上下一片骚动，而韩愈是一向自诩为儒学领袖，以辟佛老、兴儒学为己任的，自然不可能保持缄默，于是上《谏佛骨表》。
实际上唐代历朝都有坚定的辟佛者，前后有狄仁杰、傅奕、姚崇、桓彦范、高郢、张镐等不下数十人，不断地上表、下令排佛。韩愈所上之表，意见基本与他们相同，其中引起宪宗震怒的是他说凡礼佛之君都“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这个虽与傅奕的《排佛表》内容相仿佛，但论据使用不当而且缺乏说服力，并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自己也知道梁武帝虽礼佛却依然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之久，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事评论韩愈说“其言多矫激太过”，宪宗因此怒道：“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遂坚持要杀韩愈（6），后来在裴度等人的周旋下，于当年正月十四日被贬往潮州。
韩愈显露出问题是在他被贬往潮州以后。
他走到半路时就做了《宿曾江口示侄孙湘二首》，里面有“仰视北斗高，不知路所归”、“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等语，尤其是“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这句，可以说对上《谏佛骨表》及招致的后果的悔恨之意已经溢于言表，同时频频表露出急欲回朝的意愿。在到了潮州以后，他又立刻上了那道前面提起过的《到潮州谢上表》。如果说此前他为了求官、保官所做的那些阿谀奉承的诗文让人肉麻的话，那么这道表章就写得叫人有些恶心了。
他在起首先说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陈佛骨事，言涉不恭，正名定罪，万死莫塞”，这也就罢了，既然是谢罪，把自己贬低一番也还说得过去，所以“圣恩宽大，天地莫量，破脑刳心，岂足为谢！”云云，同样亦可不论。后面他说自己“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学问文章，未尝一日暂废，实为时辈所见推许”，这样自诩的资格，韩愈也是有的，当时的柳宗元等人就“甚奇其书”，对他的文章评价极高，因而也是实情。但接下去韩愈却以自己的文才为资，大谈他写论述皇帝功德的文章功力，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这就有点迹近厚颜无耻了，再接又说宪宗自即位以来，“躬亲听断”的等等圣明功绩，当然需要“宜定乐章，以告神明，东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显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服我成烈”，这个实在是“千载一时不可逢之嘉会，而臣负罪婴衅，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曾不得奏薄伎于从官之内、隶御之间，穷思毕精，以赎前过。怀痛穷天，死不闭目，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怜之。”做为一代文宗写出这样的文章来，用如此的理由来要求回朝以及哀求方式，一样的也可以说他一句“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而令人为之汗颜之程度，只怕亦可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
这是他表白自己并请求宪宗宽恕他的言论，到潮州以后，除了为欺世盗名捏造了那个以文驱鳄的的弥天大谎后，韩愈着急的便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对佛教的态度，以挽回被贬的局面。
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韩愈终于在跋涉三个月又十一天后抵达潮州后，于四月七日就给当地的名僧大颠法师去函求见曰：“久闻道德，切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倘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六月三日又去书表示要造访的意思，到七月十五日，韩愈才在信中道：“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以。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7）这次他是亲自去了大颠的住处，才终于见到了这位高僧，这个求见活动也可算是“三顾茅庐”了。
可问题在于韩愈一直都一位闻名天下的排佛领袖，这次又因为谏皇帝迎佛骨而被贬潮州的，以五十岁的年纪在寒冬季节做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之处照他自己所说，是一个“飓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的地方，正常的反应恐怕应该是修养生息一阵或者郁怒不已才对，但他一到制所鞍马未歇，却马上声称“切思见颜”，主动上门去结交一位不过是地方上的名僧，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见面，这却叫人做何感想？
学界对此也曾有过不少看法，有说韩愈对壁画感兴趣的，有说是因为被贬所以想去交流学术、试图了解一下佛教的，但无论如何，三月跋涉后的韩愈到任才不过十二日，大约连手下官吏都还没能认全，就急急忙忙地去再三求见一个他以前从未谋面，又是历来被他所排斥和深恶痛绝的佛教的著名人士，况且此人还算不得是名震海内的名僧，而他又恰恰是因为排佛被贬来此地的，有这诸多问题在前，他却有如此迫切的举动、如此之低的姿态在后，用研究壁画和学术交流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恐怕于情于理都是不太能说得通的。最合乎逻辑、也是最能合理地解释韩愈之所以要这样做的理由，乃是他要借此行动向皇帝表示悔改之情，以图能早日得到谅解，可以再次回朝恢复自己的仕途。但他毕竟一向是以卫道排佛的领袖而自居的，所以不可能在表章书信中明确地表示自己排佛错了，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他的“辟佛老、传儒道”的牌子就彻底地倒了，所以唯有行而不言这一途比较合适也较为符合他的心态。
他的这些言论和行动的直接后果有两个。
一是宪宗的怒火果然就此平息，意图马上召回韩愈，可惜被他人阻止，但当年十月，韩愈亦被调任袁州刺史，照时间推算，这基本也就是几道表章来回的时间，可见他的策略非常之奏效。次年因为穆宗即位，他被召拜国子祭酒回朝。
第二个结果对韩愈就不太好了。此刻外间已经开始有谣传说韩愈信奉了佛教，更有人认为他是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奉佛教的，尚书孟简因此写信给韩愈。而韩愈一向标榜自己是“辟佛传道“的领袖，这个情况对他来说，乃是一个可以动摇其在文学、思想等方面领袖地位的严重问题，也是在他回朝恢复局面之前一个亟待排除的的障碍。
因此韩愈在听闻此事后，马上着手辟谣。在十月的回朝途中，韩愈做《与孟尚书书》为自己辩护道：“来示云，有人传愈近少奉释氏者，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要自以为难得，因与往来。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与之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在此他强调自己与大颠不过是名士之间交往，并非是“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韩愈如果仅只是辟谣辩解一下也就罢了，偏偏接下去他的言语再一次“矫激太过”，反而画蛇添足，又给自己抹了一笔无法拭擦干净的污痕。
先前他上《谏佛骨表》中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等言，对佛教表示得十分不屑，并称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舍利为“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但他去潮州只十余日与大颠仅仅会晤一次之后，便马上又赞叹大颠为之解说的佛学“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对大颠本人也是自未谋面起到见面以后都表现得十分恭敬。可如果比较他的《赠译经僧》一诗里“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
”等语，就会发现对两位同是博学的佛门高僧，一个他要三顾茅庐恭敬无比的去造访，另一个则是一副恨不能立刻乱棒打出国门的样子，更指责其人其教是来“无端更乱华”的，这就不禁要令人奇怪他的态度何以会厚此薄彼至此了。不过当韩愈回迁在望，并急于要辟谣澄清自己的时候，大颠也马上也受到了和译经僧差不多的待遇，而大颠所信奉的佛祖也又一次被质疑为：“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刚刚还被他赞叹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的佛教，也被再次贬低为先前的“夷狄之教”，说其“不仁甚矣”，其危害更是“过于杨墨”，“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至于他留衣做别的大颠，也从“久闻道德”、“论甚宏博”、“颇聪明，识道理”的名士，变成了一个“与之语，虽不尽解”的普通和尚。
近年阎琦先生经过对其生平事迹以及所作诗、文的对比研究后，也在《元和末年韩愈与佛教关系之探讨》一文中提到，韩愈一生中于宪宗元和末年、确切地说是元和十四年到元和十五年的这段时间里，其排佛态度出现过由高潮到低潮、再由低潮到高潮的一段颇为“特异”的时期，这与他上《谏佛骨表》所招致的结果和因此而起自相矛盾的言行过程，以及他想急切回朝继续仕途发展，并因而试图表示悔改以博得宪宗宽恕的态度，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心理上的转变过程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韩愈上《谏佛骨表》并不能说明他的品格有多么高尚，联系他上表前后的这许多互相矛盾的言论和实际行动，反而更进一步地证明了他是一个对功名利禄极其看重的人，在这种种变化急遽的矛盾言行背后的根源，实是韩愈开始踏上仕途时所秉持的那种做官不只“为人”，更是要“有利乎己也”，并一直希望能为他人“所贵之”的出仕观。所以这些看上去极其自相矛盾的举动，目的全都为了要保住他自己的仕途和地位，乃至于有阿谀奉承、欺世盗名、首鼠两端等等失却文德、气节之事，为了功名他不但能曲意奉承，甚至在自己一贯的标榜的“辟佛传道”这个“理想”问题上也敢玩弄权术，翻手为云覆手雨。
二，韩愈的出仕观对他的政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及其他
众所周知，“道”本为孟子之言，而韩愈在《原道》中再提出“道”字为道统说，儒学由此至宋明兴盛，新儒家均以此继之，所以宋明新儒家也称道学家，韩愈也成为了唐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卫道巨擘”。
虽然，韩愈以孔子、孟子千年后的唯一传人、儒学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也是这样被后人所推崇的，但他的政治思想实际上却与儒家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与法家更接近些。我们知道在政治上这两家的主要差异，是在于儒家坚持治国的主要手段是为政以德，以德服人；法家则主张以法为教，以法治人。法家主张君权至上，而自孟子起，儒家在君民关系这个问题上则主张君权的有限合法性，重视相互关系。韩愈在《原道》这篇代表他思想的最重要的论著中，就很清楚地表现出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主张，是有着浓重的法家意味的。
孟子在《尽心》中提出了著名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君轻民贵”思想，所以后来问其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就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但韩愈却在他的《拘幽操》中，却叫历来被奉为一代圣君周文王对“一夫”之纣说出了：“鸣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样的话（近代亦有学者以为是反讽）。
同时孟子在《梁惠王》中又提出为王要“发政施仁”，要求国君先做到让天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后才“不王者，未之有也。”而韩愈在《原道》里却主张“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他在这里，把次序颠了个倒，孟子原本的君、民相互关系因此走了样。这种迹近法家的政治主张，亦源出韩愈带有浓重功利主义色彩的仕途观和人生观以及他的天命论思想。对他来说，何以要出仕？是因为出仕不但可以生活富足，还能“利乎己也”，更可以为他人所“贵之”。然而这样的仕途观，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才能得到保障，那就是：百姓愿意努力劳作并供养他们，并对上尊敬有加不能有不敬之心非分之想，这个必须是无条件的，只有在这样的管辖之下他们那些仕人才会被社会所“贵之”，也才能过得好。
因此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在韩愈的政治思想里，仕人是尊贵的，是管理生产者的，而生产者的身份是“贱且劳者也”，同时一个人是为官，还是从事“贱且劳者也”这样的工作的身份及能力，则是天生的，就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已经安排好了：“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因此大家只能自觉地去履行符合自己身份、能力的职责，如果一旦不安于自己的身份，是会遭“天殃”的。所以在他的十年求官生涯中，即使没有衣食的时候他也绝不从事“贱且劳”的工作，宁愿“日求于人”或拦路跪求达官贵人施舍，也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和
丢脸：“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8）、“余初冠，应进士贡在京师，穷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于马前。王问而怜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9），未知此衣食可否谓之“嗟来之食”乎？
这个观点和他的天命论思想，在他的《圬者王承福传》里表达得最清楚，赤裸裸地连一点掩饰都没有。他笔下的王承福原先是个自由农，后来为国家当了十三年兵，有了一些功勋，本可以得些功名，但他却没要而回了家。可是回家后发现早已失去了土地，此后他一辈子再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只好靠进城为人做点建筑小工生活，所以他也养不活妻儿，一辈子打了光棍。然而他却始终抱着这样的想法：他天生就是这块料，因此他只能为人做泥瓦匠这样的佣工，所以他没要功名，同时他做小工不但要安心地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好，不然是要遭“天殃”的。韩愈在此借王承福的口对自己说道：“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惟其所能，若器皿焉”，在最后韩愈又警告人们说，这样的人虽然是不是真的会努力工作“劳其心以为人”还值得怀疑，但是他已经“贤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其亦远矣”。至于什么人是“贪邪而亡道以丧其身者”呢？他在前面已经说过：“食焉怠其事”者、“不择其才之称否而冒之者”、“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者”，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不老实干活、不安分守己、不服从命运的人，这与孟子的“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所谓的“人人可得而为尧舜”的思想，其相乖背戾何其远也？
在韩愈理想中的社会秩序，是出仕则为君之臣，臣于是事其君，行君之令使其致之于民，而为民者则自当事其上，即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之用。君不出令只是失君道，臣不管好百姓也只是失了臣道，但是如果百姓不去生产食物、衣裳，不做用具、经营商贸去奉养管他们的君、臣，那就是大罪了，所以要“诛”以严惩，这就是他天经地义的“原道”。对韩愈来说，孟子的君轻民贵思想是基本可以不理的，章士钊先生曾经在他的《柳文指要》中说，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主”，而与之形成尖锐对比的则是和他齐名的韩愈“以民为仇”的政治思想云云，事实上韩愈的这些政治思想，也的确是与原本相对理想主义化的、主张君权有限合法性的孔孟儒家相去甚远。
但韩愈却处处以孟轲的正统传人自居，甚至这样自诩和标榜以自重：“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10），然而他的思想和孟子实在差得太远，在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背道而弛的。更有甚者，是他在记录平定刘辟叛乱一诗中所表露出来的那种“以民为仇”的状态，已经不单只是背离了孟子的思想那么简单，而是几乎近于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了。
顺宗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西川节度使韦皋死，节度副使刘辟留后事，次年元和元年反，同年被神策军将领高崇文讨平，刘辟赴江自杀不成，与家小一起被槛车送京师斩首。韩愈大约是有幸观看斩首“典礼”的人之一，事后做《元和圣德诗》以记之。
既然是“圣德诗”，这照例是肯定先要在诗中先歌颂一番皇上英明的，接着他描叙了一番平叛过程和后来捉拿刘辟及其家小的情形：“八月壬午，辟弃城走。载妻与妾，包裹稚乳。……辟穷见窘，无地自处。俯视大江，不见洲渚。遂自颠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枷脰械手”，然后韩愈笔锋一转，开始用一种兴奋和观赏的姿态，去详细描写津津乐道于刘辟的妻、妾、稚乳们，那些被捆绑着的妇女和小孩是怎么哀告求饶，怎么被游街示众，又是如何被脱光，被拉上了行刑台后赤裸的身体是战栗成什么样子的，刽子手又是先从什么部位开始下刀，再轮到那个部位，最后死亡的时候，那些妇女和小孩又是以什么体态呈现在行刑场中的等等惨酷景象：“妇女累累，啼哭拜叩。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这些内容，其实只要六句也一样足够说明事情，完全不必要去进行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写：“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末乃取辟，争刌脍脯。”）
尤其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样的一首诗居然被韩愈冠以了一个“圣德诗”的名字，不知是何等的一种心态，此名、此诗亦可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后来文廷式曾经评点道：“详于用刑之惨酷，不知其用意也！……酷刑虐政，下及妇稚，乃津津道之，以为‘圣德’耶？”（11）孟子有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韩愈在此又何尝表现出了一点“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以及“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心思？他不但没有，反而以其津津乐道的口吻和写作手段，对此表现出了一种赞赏的乃至于是审美的态度。倘若我们以现代心理学的标准，去诠释他何以要如此津津乐道于这样的场景描写的原因，也许可以发现他与法国的Sade侯爵创作《Salo o Le 120 Giornate di Sodoma》时的写作心理有若干相似之处也未必，因此很难说会不会被界定成Sadism，更不用说这是否符合他一力标榜自己传承的孔孟之“道”了。
以前历朝历代的文人，对此不齿者也甚多。苏辙读此诗就说：“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12）确实，如果对比于韩愈前面说自己写为皇帝论述功德的文章，可以“与《诗》、《书》相表里，作为歌诗，荐之郊庙，纪太山之封，镂白玉之牒，铺张对天之宏休，扬厉无前之伟绩，编于《诗》、《书》之策而无愧，措于天地之间而无亏，虽使古人复生，臣未肯让”，在这样的形容和自诩面前，这不单单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只怕还更亵渎了《诗》、《书》、天、地以及
古人，我想不用使古人复生，只须使古人地下有知，也是不敢于和他同列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就是肯让也一样可以专美于前，无人敢与之争这个名次。
实际上韩愈的关于“道”的思想，基本都是为针对当时社会各方面矛盾的考虑而阐发的一些政治理念做理论上的依据，因此他本人以及他宣扬、诠释的所谓的儒学之“道”，正如当代学者冯友兰在《韩愈、李翱在中国哲学史中之地位》中所言，是不能成为一个哲学家和哲学的，而仅只能称为“文章之雄”。其原因就在于他所提倡的“道”，并没有在哲学上有什么建树，而是大多在于如何营造依据去解决如阶级矛盾、经济矛盾等现实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去阐发出自己的一套哲学理论。
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自韩愈以后儒学的确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兴和发展，并且能在最后达到了宋明理学这样一个颠峰状态，客观上确实是因为韩愈的大力提倡而起始的，虽然他并没能在学术上达到他想要达到的高度，但他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被抹杀的。
关于韩愈的排佛老，其中也有一些问题。综观韩愈关于佛教的全部论辩中，以损贬为主，对佛教本身的教义却基本没有涉及，同时他对道教应该是认同的，虽然在一些文章中他也表示了反对黄、老思想，但那基本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事实上表明他未必真的不认同道教。
韩愈的排斥佛教，具有多重出发点。首先一个问题是佛教徒的日益增多，导致了社会不安定和严重的经济问题；其次，佛教的盛行已经严重影响了儒学的主体地位，当然这同时也威胁到了他这个儒学领袖地位的轻重；再一个是夷夏大防，佛教是外来理论，这对于韩愈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
韩愈所在时期，佛教的过度盛行的确引起了社会问题。当时有相当人口不事生产而为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财富的不足，同时有相当数量的信奉者使用自残方式苦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安定。在迎凤翔法门寺供奉的佛骨时，《旧唐书》曰：“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连皇帝也要把佛骨请进宫去供奉三日。与韩愈同时代的彭偃指出：“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至此。举一借以计天下，其费可知。”（13）因此韩愈在《原道》中进而道：“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何民不穷且盗也！”这个问题也涉及到了他理想的社会秩序中，关于民要“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的根本问题，韩愈要求的是百姓首先要无条件地去从事这些生产活动来“事其上”，不然“则诛”；而现在佛教却教人以：“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说到底，在他看来这等于是在动摇关乎他个人和他代表的仕绅阶层的生活基础和利益，这是最基本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因此对韩愈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韩愈应该对佛教教义并不是很清楚。当然，也或者是很清楚而在故意曲解。
另一方面，佛教自魏晋时期传入中国，经过了数百年逐渐开始深入人心，对儒学的主体地位，开始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韩愈在《原道》中这样说道：“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人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在这样的局面下，韩愈自承是儒学千年以来接孟子以后的第一人，其感受到的威胁不可谓之不大，所以不管是从捍卫儒学的主体学说地位这个角度，还是从加强自己儒学领袖的角度看，韩愈都必须进行反击，这样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进一步确立、巩固自己在儒学上的领袖地位。
再一个，佛教是外来文化，而现在大有凌驾于本土文化之上的趋势，兹事体又关乎夷夏大防，岂能坐视，韩愈于这点上表现尤其突出。他在《谏佛骨表》中道：“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一旦不予以制止任其发展，那么将出现他在《原道》中所言“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之重大问题，所以必须排佛。
不过无论如何，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角度来说，韩愈的排佛，在当时还是有相当积极的政治、社会两方面现实意义的。只是韩愈诸多的排佛理由，最后几乎都归结到了社会、经济问题和夷夏大防上，却基本上没有触及到佛教的核心教义，所以没有从根本上和佛教展开较量，故而即便当时有着良好的排佛条件，但由于他主观意识上的先天不足，最后导致了在排佛问题上不能被信佛者的认同而没有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同时也导致了他排佛理论的必然是比较粗糙和不能命中要害的，这与他排佛的根本出发点有着直接的关系。
韩愈虽然在排佛的同时也连带着排黄、老，但是如前面所说，基本都是因为在提及佛教等宗教问题上要谈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得不连带提到，或者是在关系到儒学地位的时候才批驳一下，他的很多行事表明他其实并不真的不信奉黄、老道家学说，实际上他不但在世界观上是信奉天命论的有神论者，实际生活中还在信奉着黄、老之术，在这一点上，韩愈又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两面性。
其一，“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14），大违“子不语怪力乱神”之道，尤其他更是做为一位儒家领袖，斯矣可笑夫。然亦有人以为祭奠之文或有推敬之意，不可尽信，然则他在论著与诗、文、书信中也频频言“天祸”、“天殃”，除在《圬者王承福传》、《五原》等篇外，如在《感二乌赋》中云：“盖上天之生予，亦有期于下地，盍求配于古人，独怊怅而无位，唯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戏”，《省试明水赋》：“唯玄月实水精，故求其本也，……德业于坎，同类则应，形藏在虚，气应则通”，这不单单是天命论了，已迹近道家的阴阳学说，还有《与崔群书》：“况天之与人，当必异其所好恶无疑也，合于天而乖于人何害，况有时有得兼者邪？”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足可证明韩愈是个天命神鬼论者。
其二，韩愈口虽不言并且还时常排斥黄、老道家，但实际还是信奉道家那套长生不老理论的。韩愈晚年时，家境富裕，据记载：“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15），他自己也在《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道：“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这个周员外名为周君巢，是当时在服铒丹石方面的专家。而白居易诗则更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证明最后韩愈竟然是因为服食丹药而死的。
不过很多韩愈的追随者对这点很难接受，认为韩愈反对服食丹石是有证据的，那便是他在死前的一年，也就是在长庆三年(823年)写的《李干墓志》里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李干）及且死，又悔”，因此认为他是不服食丹石的。
说到墓志，这又牵涉到了另一个倍有争议的问题，也就是韩愈的谀墓问题。韩愈一生中写了极多的墓志，在这个问题上后世一直有很多争论，有说他谀墓的，有说他不谀墓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暂时撇开韩愈主观上到底谀墓不谀墓的问题不谈，就会发现应该予以重视的是自韩愈的文誉起后，他生活费用的一大来源就是为人写碑铭墓志，李商隐在《齐鲁二生》里说当时有个刘生叫刘义，曾经“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可见他为收取钱财而为人写墓志碑铭这个事情，在当时已经是人所共知的。
韩愈少年生活艰险，出仕后又几次沉浮，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再为国子博士时，又收留了侄子韩老成一家，他说这时已经“家累三十口”，而国子博士月俸为25贯，因此他的生活压力是比较大的。韩愈曾有两个关于写碑铭的记载：《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和《谢许受韩弘物状》。在王用男人一事里他说收受了“马一匹并鞍衔、白玉腰带一条”，韩弘事则得“绢五百匹”。马和腰带是什么价钱现在已经无法计算，但一匹绢当时“直钱八百”是我们可以知道的（16），那么五百匹绢就是400贯钱，等于他工资的16倍。这400贯钱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韩愈时期，一斤盐的价钱是40文，一斗米是50文，按照当时成年男子一年需要的口粮约七石二斗计，这400贯钱大约够一百人一年的口粮（17），可见只要写一个碑铭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庞大的财富，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韩愈为什么写了如此之多的墓志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韩愈的俸禄如此底，却可以一次解囊十万钱助修湘君夫人神庙了。
因为韩愈写墓志大多是收人钱财受死者家属委托而写的，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首先他是肯定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评价墓主人行为的，而那个李干因服食丹药而死，墓志中又说他“及且死，又悔”，所以这个《李干墓志》里那些指责服食丹药的话，应该是李干自己和他家人的意见，而不是韩愈的观点。
另外，也有认为白居易说的“退之”不是韩愈，如钱大听曾在《十驾斋养新录》中引方崧卿说，称此诗中的退之是《卫府君墓志》中的卫中立、卫退之，不是韩愈韩退之，但后人多不同意此说，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里经过考论认为：“此诗中之退之，固舍昌黎莫属矣”。
由以上种种事例看，韩愈虽然一直在排斥佛、老，但排佛是真，斥老是伪，实际上他自己应该是信奉道家的那套学说的，至少很信奉其中一部分，这导致了自己最后也因服食丹药而死。
除了这些，韩愈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表现出前后不一、言行矛盾的情况。如韩愈曾说过他要“求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18）。
到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韩愈为史馆修撰，他上任以后却并不修撰史书，有一刘秀才闻讯写信要他勉以职务，韩愈作《与刘秀才论史书》回他道：“……孔子圣人，作春秋，辱于鲁卫陈宋齐楚，卒不遇而死，齐太史氏兄弟几尽，左丘明纪春秋时事以失明，司马迁作史记刑诛，班固瘐死，陈寿起又废，卒亦无所至，王隐谤退死家，习凿齿无一足，崔浩范晔赤诛，魏收夭绝，宋孝王诛死，足下所称吴兢，亦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宰相……苟加一职荣之耳，非必督责迫蹙，令就功役也。……且传闻不同，善恶随人所见，甚者附党，憎爱不同，巧造语言，凿空构立善恶事迹，于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传记，令传万世乎！若无鬼神，岂可不自心惭愧；若有鬼神，将不福人；仆虽騃，亦麤知自爱，实不敢率尔为也。夫圣唐钜迹，及贤士大夫事，皆磊磊轩天地，决不沉没。今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他这封书，范文澜先生在注《文心雕龙》时举为无史胆和史责的例子，特别将其全文附录。
在这篇文中，韩愈开始就以孔子、齐太史兄弟、左丘明、司马迁等人做例，说忠实作史书者都没好下场，并说刘秀才说的吴兢，也是一样“不闻身贵而今其后有闻也”。然后声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而他做这个官，纯粹是宰相让他做的，不是自愿的，况且人有爱憎，传言不同，没办法“承受取信”知道事实，而“馆中非无人，将必有作者勤而篡之”，这话不免可笑，如他所言，如此多的先贤因为写史而招祸没有好下场，人人亦如他这般不知道如何“承受取信”，那史馆里还有谁去做史书，最后韩愈更是不忘记讥讽多事的刘秀才，说：“后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这与他先前声称自己要“国家之遗事，考贤人哲士之终始，作唐之一经，垂之于无穷。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的志向，相去何其远也！其为官为人之品，由此亦可略见一斑。
韩愈的好友柳宗元这时在永州，闻言遂愤而作了著名的《与韩愈论史官书》，与之理论道：“凡居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后来明末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中直斥其：“所奉者义也，所志者利也”，这句话，实在是点出了韩愈一生行事的行为准则。不过王夫之对韩愈的道、德、诗、文是无一个看得起的，他对韩愈的评价虽然不错，但对韩愈全部成就一概予以否定却是失之偏颇了，无论如何，韩愈在诗、文上的文学成就，还是相当之高并且值得我们推崇的。
注：本文中引韩愈诗未标注者均出自《全唐诗》和《昌黎先生集》
（1）关于韩愈的祖籍国内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说为河南省孟州，一说为河北省昌黎县，还有一说是辽宁省义县。《辞海》说韩愈之所以称“韩昌黎”，是因为辽宁省义县的“昌黎”在唐代时为韩氏郡望。近代讨论这个问题有孙百急的《韩愈的籍贯问题》、赵毓英的《韩愈乡里辨略》、孙醒的《关于韩愈的籍贯问题》、宋海军的《韩文公家乡考》、洪流的《韩愈的籍贯考》、刘峰的《韩愈故里与韩愈墓》、李会典、和富兴的《韩文公河阳人辨》、彭功智的《韩愈籍贯考析》、傅全纯、纪思的《韩愈郡望考》等，不过均无实质性的突破，且大都同意韩愈的籍贯应为河阳也即今河南孟县的说法。
据中新社肖英杰、张凤民石家庄电，近日在河北省昌黎县荒佃庄乡韩营村发现《韩氏家谱》，证实韩愈祖籍在该县。新发现的这本《韩氏家谱》的序言写道，韩愈的本源之地是现在的河北省昌黎县，但因其上几代先人都埋葬在河南省，于是他归柩河南，但他子孙依然留在昌黎。明朝的翟銮在《重修韩文公祠堂碑记》中也写道，韩愈的高祖以上先人实葬于现今的昌黎县，祠堂也建在昌黎县。明朝时昌黎境内曾修建两座韩文公祠，一座在县城里，一座在县城北三公里的五峰山上，后均因自然原因而毁坏。
据考证，这本新近发现的《韩氏家谱》是韩愈的第三十三世孙韩连仲第七次重修的原本。
（2）《韩昌黎文集校注》
（3）《永贞行》：君不见太皇谅阴未出令，小人乘时偷国柄。
又：一朝夺印付私党，懔懔朝士何能为。狐鸣枭噪争署置，睗睒跳踉相妩媚。昨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元臣故老不敢语，昼卧涕泣何汍澜。
（4）《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六卷
（5）《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6）《旧唐书》《韩愈列传》
（7）《韩昌黎先生外集》。阎琦先生认为《与大颠三书》系伪作，前人朱熹等则以为真，然亦无关宏旨，谨录于此。
（8）《与李翱书》。
（9）《殿中少监马君墓志》。
（10）《昌黎先生集》《重答张籍书》
（11）《纯常子枝语》
（12）《苏辙集》《诗病五事》
（13）（16）《唐会要》
（14）《旧唐书》《韩愈列传》
（15）《唐语林》卷六
（17）盐价：《昌黎先生集》《论变盐法事宜状》
米价：《李文公集》《疏改税法》
口粮：《全唐文》《奏五城旧屯兵募仓储等数疏》
（18）《答崔立之书》
六辛稼轩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词中的几个典故
辛弃疾，大家都很熟悉，关于他的生平和在文学史上地位等等，想来应该我是不用多说的，我这里想说的是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援用的几个关于魏晋时期的典故，关于这首词的评论和点评也很多，而我在诗词上的造诣实在是很有限，所以不敢多说，只是说说这几个典故的出处。
辛稼轩作词，和李商隐一样喜欢援引典故，这是他的一个风格（这样好还是不好暂且不论），他在《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一词中，先后引用了有关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
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
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其中，“斗牛光焰”、“燃犀下看”和“元龙老矣，不妨高卧”三句，就分别是魏晋时期的三个典故。
斗牛光焰，出自《晋书·张华传》：“初，吴（东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
张华为搞清楚这个事情，遂专门去请教豫章人雷焕，因为据说雷焕“妙达纬象”，即善于观察解释天象。当下雷焕便和张华一起登楼观察天象，之后雷焕告诉张华说这个事情是因为“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张华大喜，说少时有一相者说他年出六十后，会登上三公的位置，而这个时候还当得宝剑佩之，现在看来应该要应验了。接着张华又问雷焕，那宝剑应该在什么地方？雷焕说应在豫章丰城。于是张华用雷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他把其中一把送给了张华，一把自己用。后来张华被杀，那柄宝剑也在骚乱中失踪。雷焕死后，他儿子雷华带剑经过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1）。
辛弃疾在此处援用这个宝剑剑气射斗牛的典故，我认为内里隐喻的含义相当丰富，表现出了他当时十分复杂的心情。
“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在这里他以“斗牛光焰”来代指那些在江南意图收复失土的英雄义士们，把他们比做被深埋地下的宝剑，虽然他们在野不在朝或者在朝不得势，其收复失土的呼声不能被朝廷所采纳，但是他们却代表了大多数爱国人士的意愿，因此他们的思想和呼声犹如深埋地下的宝剑，即使重压深埋之下其光焰也会直指斗牛。
除了上面说的意思外，他用这个典故其中应该还有另一层意思，也就是借这个典故表达对当时的朝廷偏安在江南，即原三国时代的东吴地盘的现状不满，另外也表达了自己收复故土的愿望。我们看他前面一句：“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西北自然是失去的国土，东吴地处东南，西北正是相对而言。“倚天万里须长剑”，说出了他以为唯有仗手中“长剑”，靠武力北伐才能收复那“倚天万里”的西北失土的政治观点，而当时的朝廷却一味的偏安，全然不想北伐只知和谈，以至于象辛弃疾这样的主战派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犹如被深埋地下的宝剑，但即使是这样却依然不能改变辛弃疾他们北伐的决心和愿望，也不能让他们束口无言，他们还是会象宝剑光焰射斗牛那样，通过各种途径不屈不挠地来表达他们要收复失土的愿望和决心。
第二个典故“燃犀下看”，也是出自《晋书》。语出《晋书·温峤传》。温峤，字太真。晋江州刺史，持节、都督、平南将军，镇武昌。温峤曾经击败王含、钱凤、苏峻等人的叛乱，后来返还自己籓镇。之后又因京邑荒残，资用不给，他“借资蓄，具器用”准备输送到京，在经过武昌的时候，“至牛渚矶，水深不可测，世云其下多怪物，峤遂毁犀角而照之。须臾，见水族覆火，奇形异状，或乘马车著赤衣者。峤其夜梦人谓己曰：‘与君幽明道别，何意相照也？’意甚恶之。峤先有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未旬而卒，时年四十二”。后人遂多用“犀照牛渚”、“犀燃烛照”等来比喻洞察幽微。然而辛弃疾在这里用此典故，却大有壮志未酬的意思，因为当年的温峤在燃犀下看之后就死了，年方四十二。“待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峡束沧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两句，颇有凄凉之意，表现了他虽怀雄心想挥军北伐，但诸多掣肘却使他陷于力有不逮、进退维谷的处境，因此才“待凭栏却怕”、“欲飞还敛”，同时也曲折地指责了那些偏安江南的权臣们的误国行径。
后面一个“元龙老矣，不妨高卧”的典故，是说的三国时期的故事。
据《三国志·吕布传》中关于陈登的记载和附注说，陈登，字元龙，魏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三国志》有：“（吕）布既伏诛，登以功加拜伏波将军，甚得江、淮间欢心，于是有吞灭江南之志……太祖每临大江而叹，恨不早用陈元龙计”云云。辛弃疾用的这个典故，是发生在刘备在投靠刘表以后，有一次在刘表席上谈论人物，在座的许汜说陈登“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在那个时候，江湖人士是处于社会下层的，许汜这里说的豪气是“霸道”、“粗鲁”的意思，为贬义用语。于是刘备问刘表道：“许君论是非？”，刘表的回答很圆滑：“欲言非，此君（指许汜）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来了个摸棱两可、不置可否。于是刘备又问许汜说，你说他“豪”，有事实吗？许汜回答道：“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于是刘备很不客气地说：“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刘表听了哈哈大笑，刘备这个时候并不就此收手，继续又道：“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2），大大地表扬了陈登一下，当然同时也就是把许汜给贬了。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许汜这个人。他原是兖州的从事中郎，是曹操的属下，后来他和陈宫、王楷等叛曹操应吕布，以至曹操在一夜之间陷入绝境。他说的“昔遭乱过下邳”，应该是在吕布被曹操击败以后投靠刘备的途中。陈登历来不喜欢吕布，而许汜的人品又不见得好，所以他这么对待许汜，在他而言是很正常的反应。而最有趣的是刘备，他处世一向很圆滑，但是这里到最后居然也一点面子都没给许汜留，甚至干脆直指他没有“忧国忘家”的“救世之意”，而且“言无可采”，因此陈登才这样对他，也算得上是一大快事了。不过他这样说
，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在内，因为陈登曾经说过当今世上，他只佩服几个人，分别是陈纪、陈堪兄弟，华歆，赵俨，孔融，还有一个就是刘备，其他的均是“余子琐琐，亦焉足录哉”（3）！
辛弃疾在这里引用这个典故，一股心灰意冷的心态已经油然纸上，同时也完成了全词从开始时壮志雄心的“倚天万里须长剑”，到后来因为被压制而无力北伐的“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最后只能无奈感叹“元龙老矣”这样一个完整的心理转折历程。想那陈元龙何等豪气，手无一兵之时助曹操覆灭吕布，心怀“吞灭江南之志”，于三十九岁的壮年抱憾而终，而辛弃疾却说他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4），此乃是正话反说，把自己的一派灰心意思表露无疑，同时也表明了他把当朝的误国权臣们看做都是和许汜之流一样，都是些没有“忧国忘家”“救世之意”又“言无可采”之人，对他们格外的不屑。
词最后“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几句，悲愤、凄凉和感叹之情兼而有之，如果联想辛弃疾一生金戈铁马力图收复失土，却始终郁郁不得志的生平，读来着实会让人泣下不已。
（1）《晋书·张华传》：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以吴方强盛，未可图也，惟华以为不然。及吴平之后，紫气愈明。华闻豫章人雷焕妙达纬象，乃要焕宿，屏人曰：“可共寻天文，知将来吉凶。”因登楼仰观，焕曰：“仆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间颇有异气。”华曰：“是何祥也？”焕曰：“宝剑之精，上彻于天耳。”华曰：“君言得之。吾少时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当得宝剑佩之。斯言岂效与！”因问曰：“在何郡？”焕曰：“在豫章丰城。”华曰：“欲屈君为宰，密共寻之，可乎？”焕许之。华大喜，即补焕为丰城令。焕到县，掘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光气非常，中有双剑，并刻题，一曰龙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间气不复见焉。焕以南昌西山北岩下土以拭剑，光芒艳发。大盆盛水，置剑其上，视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剑并土与华，留一自佩。或谓焕曰：“得两送一，张公岂可欺乎？”焕曰：“本朝将乱，张公当受其祸。此剑当系徐君墓树耳。灵异之物，终当化去，不永为人服也。”华得剑，宝爱之，常置坐侧。华以南昌土不如华阴赤土，报焕书曰：“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因以华阴土一斤致焕。焕更以拭剑，倍益精明。华诛，失剑所在。焕卒，子华为州从事，持剑行经延平津，剑忽于腰间跃出堕水，使人没水取之，不见剑，但见两龙各长数丈，蟠萦有文章，没者惧而反。须臾光彩照水，波浪惊沸，于是失剑。华叹曰：“先君化去之言，张公终合之论，此其验乎！”
（2）《三国志·吕布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又掎角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年三十九卒。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於古耳，造次难得比也。”
（3）《三国志·陈矫传》：太守陈登请为功曹，使矫诣许，谓曰：“许下论议，待吾不足；足下相为观察，还以见诲。”矫还曰：“闻远近之论，颇谓明府骄而自矜。”登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絜，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脩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荦，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馀子琐琐，亦焉足录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矫。
（4）《孟子》：“簟食壶浆”，这里应该是衍生义。
七中国第一丞相
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丞相那个最好，恐怕不那么容易，而要说那一个最不好，似乎也不那么轻松，实在有许多丞相好坏得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但是要说为人、行事、德才不称得最出格或者最不可思议的，那非当推北齐的祖珽莫属。
何以称他为第一呢，盖因其在历代丞相中，是唯一一个有盗窃癖的丞相，又其人品行之恶劣以及才华之高并存于一人身上，为时所仅见，而且他的为人行事的自相矛盾之处，也可以称得上罕见之至。
祖珽，字孝征，范阳狄道人，一说猷县（今河北定县）人，父祖莹，魏护军将军。
祖珽自幼天资过人，事无难学，凡诸才艺，莫不关心，好读书，工文章，词藻刚健飘逸，于文章之外，又工音律，善弹琵琶，能作新曲，并识懂四夷之语，擅阴阳占侯之术，而医术尤为所长，为当时名医。其人之博学多才冠绝当时，为南北朝时的一大奇才，人又神情机警能断事，故少有美名，为时人所推崇。
祖珽初为秘书郎，后迁尚书仪曹郎中。北齐真正的创始人东魏大丞相高欢（字贺六浑）见其所作的《清德颂》，喜之，遂召见口授三十六事，祖珽出而书之，一无所失，大为所赞。兰陵公主（魏孝文帝女）出嫁蠕蠕（柔然），著作郎魏收（《魏书》作者）作《出塞》、《公主远嫁》诗两首，祖珽皆和之，时人均广为传抄吟咏。并州定国寺新建成，高欢欲请人作词，问相府功曹参军陈元康，元康荐珽才学并说其能解鲜卑语，珽二日成之，其文甚丽，高欢悦之。
然祖珽生活放纵淫乱，与陈元康时常作声色游。一日邀友至家，出山东大文绫与连珠孔雀罗令诸妇为赌博戏，又迎参军元景献之妻赴席与众人递寝。还长期与寡妇王氏公开往来，并言：“丈夫一生不负身。”
珽又有盗窃癖。胶州刺史司马云宴客，珽盗铜碟两面，厨人请搜座上客，最后于珽怀中得之，见者深以为耻。高欢请诸僚，于席上失金叵罗（酒器），御史中尉窦泰请令在座者去冠，又于珽发结上得之，高欢重其才而不问。为尚药丞时，又盗胡桃油，觉之被免官。因此文宣帝见之每常呼其为“贼”。东魏武定七年（公元 549年），陈元康与高澄（高欢子）同时遇害，元康重伤时请祖珽代作家书，内有：“祖喜边有少许物，宜早索取。”一句，珽遂匿其书，召祖喜问，得金二十五锭，与喜两锭，余皆归己，又盗元康藏书数千卷，祖喜遂告元康二弟叔谌、季璩等，叔谌又白吏部尚书杨愔，愔以“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平息事态。及高洋为相，祖珽又盗官书一部，夜捕之，按律当绞，高洋以其前事高欢而免其死。后有外地客至，欲卖《华林遍略》与高澄，高澄便多集书人，一日一夜抄写完毕，退还其书曰：“不须也。”而珽竟然又盗《遍略》数页拿来当钱赌博，高澄因此杖之四十。凡此事迹不可胜数，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个屡教不改的惯犯，可称劣迹斑斑。
祖珽除有盗窃癖外，还贪污不断。先，珽为并州仓曹参军，胁诱典签陆子先在请粮之际，令子先宣教出仓粟十车，送僚官，高欢问之，祖珽自言不署，归罪子先，高欢信而释之。珽出而竟然言曰：“此丞相天缘明鉴，然实孝征所为”，小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又与令史李双、仓督成祖等作晋州启事，请粟三千石，代功曹参军赵彦深告高欢，给城局参军。事过典签高景略，景略疑其不实，密以问彦深，彦深等答曰并无此事，遂被推检，高欢大怒，决鞭二百，配甲坊，加钳刓。后珽又被高洋之命拟补令史十余人，居中大肆受贿，卖官鬻爵。
祖珽为人极其善于钻营，他长于以胡桃油做画（不知道此胡桃油是否前次盗得之物？可发一笑），又擅阴阳占卜，因此以画进长广王高湛言曰：“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征梦殿下乘龙上天。”湛谓曰：“若然，当使兄大富贵。”及皇建二年（公元561年）高湛即位，是为武成皇帝，遂拜祖珽中书侍郎。帝于后园使珽弹琵琶，和士开（太子高纬养母陆令萱养子）胡舞，各赏物百段。和士开深忌之，乃使出祖珽为安德太守。
祖珽知道和士开为宠臣，乃于入为太常少卿的时候，大肆结纳陆令萱母子（令萱子穆提婆先后为尚书左右仆射、领军大将军、录尚书事）及和士开。时皇后爱少子东平王高俨，珽私于士开曰：“君之宠幸，振古无二。宫车一日晚驾，欲何以克终？”士开因求策于祖珽，珽曰：“宜命皇太子早践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万全计也。君且微说，令主上相解，珽当自外表论之。”当时有慧星出，太史奏有易主之象，珽于是上书，言：“陛下虽为天子，未是极贵。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岁，除旧革政。’今年太岁乙酉，宜传位东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应天道。”并上魏献文禅子故事，高湛从之，为太上皇，后主高纬即位，由是拜祖珽秘书监，加仪同三司，大被亲宠。
祖珽受宠，因此有志于宰相之位。祖珽与黄门侍郎刘逖友善，乃上疏言侍中尚书令赵彦深、侍中左仆射元文遥、侍中和士开罪状，令逖奏之。逖惧，不敢通，其事颇泄。彦深等先诣高湛陈说。高湛大怒，执珽诘曰：“何故毁我士开？”珽厉声答曰：“臣由士开得进，本无心毁之。陛下今既问臣，臣不敢不以实对。士开、文遥、彦深等专弄威权，控制朝廷，与吏部尚书尉瑾内外交通，共为表里，卖官鬻狱，政以贿成，天下歌谣。若为有识所知，安可闻于四裔？陛下不以为意，臣恐大齐之业堕矣！”上曰：“尔乃诽谤我。”珽曰：“不敢诽谤陛下取人女。”上曰：“我以其饥饿，故收养之。”珽曰：“何不开仓赈给，乃买取将入后宫乎？”上怒，以刀环捣祖珽口，又鞭杖乱下，欲扑杀祖珽，祖珽遂大呼曰：“不杀臣，陛下得名；杀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杀臣，为陛下合金丹。”上闻言而稍稍宽放，那知道祖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知如何！”上又怒曰：“尔自作范增，以我为项羽邪？”珽曰：“项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项羽布衣，率乌合众，五年而成霸王业。陛下藉父兄资财得至此，臣以谓项羽未易可轻。臣何止方于范增？纵拟张良，亦不能及。张良身傅太子，犹因四皓，方定汉嗣。臣位非辅弼，疏外之人，竭力尽忠，劝陛下禅位，使陛下尊为太上，子居宸扆，于己及子，俱保休祚。蕞尔张良，何足可数！”因此高湛盛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无所屈挠。高湛乃鞭祖珽二百，配甲坊，为深坑，置祖珽于内，严加防禁，脚镣手铐不离其身，家人亲戚不得临视，夜中以芜菁子烛熏眼，因此失明。
祖珽此次与高湛的论战，言辞之间对皇帝的犀利无礼，堪称古今罕见。其矛头直指高湛劣行，而究其本源，却居然是为了争权，并且险些因此身死名灭，真不知道该说他是聪明还是愚鲁，而这回还与他一贯的阿谀奉承的风格大相径庭，实为异数。其人自负傲慢，为追逐功名而抗上不礼，阿谀奉承中突然又大有一股强项之态，如此矛盾之态竟然并存于他一身，确实可称之为罕见。
祖珽又深有谋略，善于断事。高湛死后，后主忆祖珽扶立之功，命为海州刺史。当时陆令萱、穆提婆当权，珽乃与令萱弟悉达书曰：“赵彦深心腹阴沈，欲行伊、霍事，仪同姊弟岂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开亦以珽能决大事，便弃除旧怨，虚心待之以为谋主。又与陆令萱言于后主曰：“襄、宣、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独在帝位者，实由祖孝征，又有大功，宜重报之。孝征心行虽薄，奇略出人，缓急真可凭仗。且其双盲，必无反意。请唤取，问其谋计。”后主从之。遂入为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加开府仪同三司。和士开死后，祖珽说陆令萱出司空赵彦深，以珽为侍中。在晋阳又通密启，请诛琅邪王。其计既行，权势日大。后来灵太后被幽，珽欲以陆令萱为太后，便撰魏帝皇太后故事，为令萱言之。谓人曰：“太姬虽云妇人，实是雄杰，女娲已来无有也。”令萱亦称珽为“国师”、“国宝”。由是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加特进，入文林馆，总监撰书；封燕郡公，食太原郡，给兵七十人。所住宅在义井坊，旁拓邻居，大事修筑。陆令萱亲自往行，自此威镇朝野。
祖珽一旦掌权以后，便开始大肆陷害忠良，排除异己。当时斛律光以军功累官至大将军，又袭咸阳郡王，拜左丞相。他有一个女儿作了皇后，两个女儿是太子妃，子弟皆封侯作将，还娶了三位公主，其弟羡为都督幽州刺史，与光均是北齐名将，敌国畏之。斛律光甚恶祖珽，曾遥见窃骂：“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计数！”又谓诸将云：“边境消息，处分兵马，赵令恆（即赵彦深）与吾等参论之。盲人（指祖珽，因其眼盲）掌机密来，全不共我辈语，止恐误他国家事。”当时的北周名将韦孝宽深知斛律光其人为北周大患，又是北齐庭柱，所以用反间计，散布谣言，珽闻之而大喜，因斛律光之女皇后无宠，便以谣言闻上，曰：“百升飞上天，明月（斛律光字明月）照长安。”令其妻兄郑道盖奏之。后主问珽，珽证实后又伪造谣言说：“高山崩，槲树举，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语。”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与国同忧戚，劝后主行，还说“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陆氏（陆令萱）。”后主问韩长鸾、穆提婆等，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议之，众人未从。因光府参军封士让启告光反，遂灭其族。后来北周武帝灭北齐，入邺城时曾说如斛律光在，我焉能入此地，遂追封斛律光官爵以表彰其人功业。
珽此时政权在手又求为领军，欲掌兵权，后主许之，命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语侯吕芬、穆提婆云：“孝征汉兒，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明旦面奏，具陈珽不合之状，并书珽与广宁王孝珩交结，无大臣体。珽亦求面见，后主令引入。珽云：“与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谮臣。”后主不善作伪，不能隐之，便曰：“然。”于是祖珽列元海共司农卿尹子华、太府少卿李叔元、平准令张叔略等结朋树党。遂除子华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营州录事参军。陆令萱又唱和之，终于使元海出为郑州刺史。
祖珽此时大权在握，又总知骑兵、外兵事。内外亲戚，皆得显位。后主亦令中要数人扶侍出入，著纱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门向圣寿堂，每同御榻，论决政事，委任之重，群臣莫比。而北齐自和士开执事以来，政体隳坏，此刻祖珽遂致力朝政，他的治政能力颇强，又推崇高望，一时间官人称职，内外称美。祖珽又复欲增损政务，沙汰人物。便要奏罢京畿府并于领军，事连百姓，皆归郡县，而宿卫都督等号位都从旧官名，文武服章并依故事。还欲黜诸宦官、内侍及群小，推诚各地名士。这一来，得罪了陆令萱、穆提婆母子，于是陆令萱、穆提婆和诸宦官更共谮毁之，无所不至。后主问陆令萱三问，陆令萱乃下床拜曰：“老婢合死，本见和士开道孝征多才博学，言为善人，故举之。此来看之，极是罪过，人实难容，老婢合死。”后主令韩凤检案，得祖珽伪造诏书十余份，后主因为以前曾与其重誓所以不杀，遂解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这场宫廷权利斗争最后以祖珽失败而告终。
北徐州乃与南陈交界，陆令萱、穆提婆等人以祖珽为刺史，实际是想借南陈军之手除掉他。因此在南陈军进攻徐州的时候，穆提婆欲徐州城陷而杀祖珽，所以虽知危急，不遣救援。祖珽也知道不可能指望救援，于是不闭城门，令守军都下城静坐，街巷禁止人行，鸡犬不听鸣吠。陈军见此情形，莫测所以，怀疑是人走城空，所以不设警备。至夜，祖珽忽令大叫，鼓噪震天，陈军大惊，登时走散。后复结阵来攻城，祖珽又乘马亲自出击，并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亲临战场。陈军先闻祖珽是盲人，以为必不能拒抗，那知道突然见他亲在沙场，弯弓纵箭，于是相与惊怪，畏之而罢兵，祖珽且守且战十余日，陈军终于退走，徐州遂得以城保全。祖珽最后卒于徐州。
祖珽此人，文武并驰，才华横溢，一时无双，但品行恶劣，既有盗窃癖，又贪污成性，结党营私，陷害忠良，阿谀奉承，偏又有时不谀皇帝，为打击对手不惜以性命作注，而且还不见好就收，凡此种种，实在是很难给这个人以一个很贴切的评价，但是象他这样患有盗窃癖，集诸多恶行和才华于一身，善于阿谀投机而又有强项之举的丞相，在历史上实在很难再举出第二人来，所以虽然说他第一，却是不知道说他是什么第一为好了，于是只好写出来让大家评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