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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传统：史说新语[一]
汗 青
一、权倾朝野的诸葛亮
——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 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 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 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
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 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 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 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 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 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 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 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 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 而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二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
“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 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 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 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 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 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 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 “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 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之后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象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那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 亮这样一个被后人推举为千古第一人臣，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臣子之口，难道不奇怪么。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保卫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 “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
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起不设史官，问题又来了。我想以诸葛亮的“达于为政”和其思维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不会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这个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在当代人修当代史的情况下，奉命修编的《三国志》里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各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最后仅仅只修了一卷便作罢了（5）。倘若说在刘备手上的时候是因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政权稳固度应该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更会多少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诸葛亮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这样一个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而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也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6）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7）。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利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利中心外，已经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的实质性行动。
在前面我说过，诸葛亮在北伐前并没有在军事上大展身手的机会，始终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他的才华，刚刚结束的南征，由于对手是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也并不能给他带来太多军事上的声誉。而在他发动北伐后，魏国“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死，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的反应，也说明了曹魏根本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来考虑。因此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蜀汉政权在战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对着李严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有很强能力、二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对手，以及朝中另一批对他并不心悦诚服的政治势力时，还有着其个人在政治上的强烈需要。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了要李严带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实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成为由诸葛亮统帅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底底地丧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是很清楚这样的后果的，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巴东、巴西、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
早在建兴元年，诸葛亮就已经“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作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授了一个光禄勋的虚衔，并被弃于远离权利中心成都的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象北
伐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他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话和发表意见的份。因此他以这样的举动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并提出了在政治上享受与诸葛亮“领益州牧”那样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设置巴州并由李严任刺史，那等于将整个蜀汉东部都划进了李严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尚书令的李严，就可以与诸葛亮这个丞相兼益州牧在各个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这一要求，按照他当时的身份和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只不过作为诸葛亮而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此时他却又拿李严毫无办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暂不再提起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往汉中的事情（8）。
李严第一次发出的对他被压制的抗议，使得蜀汉政权两个托孤大臣之间首次冒出了公开的、不和谐的声音，这也使诸葛亮进一步意识他在蜀汉政权里的地位是有威胁的，东州、益州集团的势力不可小觑。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来那些耐人寻味的举动，以及对刘禅所说的如：“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表现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利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建兴六年春，这场由诸葛亮筹划已久的北伐终于开始，但却由于诸葛亮亲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所统帅的数路大军被“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9）的曹魏五大名将之一张郃，轻易于街亭一带先后击败，导致蜀汉政权这场由诸葛亮策划的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做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的先锋大将的马谡，当时并没有象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死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此后优游无事达二十年之久（关于此事见拙作《诸葛亮没有杀马谡》一文）。可以这样说，首次北伐失利使荆楚集团和诸葛亮都开始面临刘备死后的最严重的打击和考验，而这次危机的源头，完全是源自于诸葛亮的刚愎自用。
在此次选拔北伐先锋人选的问题上，诸葛亮充分表现出了他性格当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刘备临终前，或许是由于知道马氏兄弟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因此曾特别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刘备去世以后，“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当回事，说严重点，此举甚至可以说是“背主”行为。而诸葛亮的一意孤行，将魏延、吴壹等宿将弃之不用“违众拔谡”的举动，也是可以想见会让这些人很不高兴的（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战果，这些问题自然是烟消云散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无功而返，还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便显得格外严重起来。
首先，诸葛亮要遭受来自魏延、吴壹等这一干军队中实权派们的质问，为什么先帝明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还要违背先帝意旨、不用我们而“违众拔谡”；其次当然是来自朝中的政治对手李严等人的诘难。
以李严等人为首的东州、益州集团，一直遭受以诸葛亮为首的荆楚集团的排挤打压，在这次北伐整个过程中，身为“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李严甚至未能有一点点发表意见和起作用的机会，虽然他不至于会对这次完全由诸葛亮策划和指挥的北伐进行掣肘和为难，但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有可能彻底打跨诸葛亮和荆楚集团的机会，他们显然不会轻易放过，必定会乘机大做文章。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然而他也知道仅仅是“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摆脱李严、甚至于是魏延、吴壹等人的责难的，因此另一方面诸葛亮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这次由他全权指挥的北伐战役失败的责任，以便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显然就只能来自于马谡。于是其后果终于、也只能是“戮谡以谢众”，诸葛亮则贬为右将军，但是却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11）。马谡则做了他的替罪羊，成为了这场政治和权利斗争中的牺牲品。
在此次事件中马谡被杀这个结果，我以为正是诸葛亮本人造成的。理由有四：
1，正是诸葛亮背刘备遗命而 “违众拔谡”，其罪在先；
2，这次北伐是由他全权指挥，虽然马谡在街亭有“违命之阙”，但而后的行动中却还有“箕谷不戒之失”，这个总不能也怪罪于马谡吧，因此追究起来还是他“授任无方”“不能
训章明法”，完全委过于马谡有失公允；
3，马谡虽然“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然而有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为一个前线指挥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战败也罪不致死。
4，最后一点，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诸葛亮从来都不是象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执法公允而严明的，他的执法严明是要看对象和是否有政治需要的，也绝对没有任何所谓的公允可言。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曰：“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 ‘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法正在蜀郡作威作福，仅仅因为以前的睚眦之怨，就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而诸葛亮面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连对转达的请求都一口回绝，非但如此，他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言下之意就是法正有那么大的功劳，正是大王面前的红人，他杀几个人算什么，连在他已经杀了数人后，去阻止他都是完全没必要的，因为那会让他不痛快。
这那里是一个执法严明之人所会说出来的话，分明是一个惯于予取予夺之人的口吻。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的反应和处理方式，与他一贯被人推崇的所谓的“赏罚之信，足感神明”风格和品质，出现了极大的偏差。但我以为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因为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是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以及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是不是有过失和犯罪行为。因此我才说在马谡生死的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要是有实现的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权利让他不死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去顾虑什么执法严明的形象问题，只要看看他对待法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这个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就可以知道得很清楚了。
作为一名与诸葛亮过往甚密，又长期处于权利中心、熟知蜀汉军政事宜和局势的谋士，马谡当然是知道他这一败在政治、军事上的后果的，也很清楚这样的结果将会给诸葛亮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带来的危害，同时他也更深知诸葛亮的为人，相信这才是他畏罪潜逃的真正原因所在。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这样写道：“原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12），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无疑也表明了他希望在目前自度不得幸免的形势下，能以他来承担罪责的这一举动，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地理解诸葛亮为什么不顾蒋琬等人的一再劝阻，甚至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丞相参军李邈进行处罚，并坚持要杀马谡、还惟恐杀不成的态度。其实，以诸葛亮和马良、马谡兄弟同为荆楚集团骨干的关系，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执法需要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政处罚：
“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
这充分说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马谡去死，不然就不会对劝阻杀马谡的人厌恶到如此地步。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死，而在判决马谡死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死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惟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死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奇怪的是，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连一个字也没提起，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
因为此刻的诸葛亮，需要让马谡来承担起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如果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死，显然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才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死，暂时解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
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象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法严明过于孙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例证，相反地如果联系他纵容、变相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成功地暂时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以及象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和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们，留下了对他军事能力进行质疑的把柄。因此他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没有达到，甚至在政治上还可以说是完全失败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鉴于此，无论是出于他对蜀汉政权战略判断上得出的需要，还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诸葛亮都必须再次开始北伐来摆脱这样的局面。北伐虽然是诸葛亮主动发起的，但街亭之败却犹如启动了一辆连他自己也无法使其停止的战车，使得他不论是否愿意，都必须跟着、而不是驾御着北伐这辆战车向前冲下去，将他此后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紧紧地捆在了一起，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确实是个出色的御手，虽然北伐战车已经停不下来，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这使得他在最后还是成功地达到了他人生里程中最辉煌的顶点。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开始，蜀军围陈仓，但是由于军粮耗尽再次无功而返。
次年的建兴七年，三次北伐开始，诸葛亮遣大将陈式攻魏之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军迎战，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还，亮取二郡。至此，后主诏诸葛亮复丞相职。然而这数次北伐中，依旧不见李严等一干东州和益州集团骨干人士的踪影，相信李严他们对此肯定是不会没意见的。
李严在诸葛亮北伐期间，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这样的语句来招降孟达：“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他一直以来对自己与诸葛亮并列为托孤大臣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时刻不忘的，也是时刻以此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但蜀汉前后三次北伐这样重大的行动，诸葛亮都没有一丝让他参与的做法，也是肯定让他十分不满的，因此他除了发出前面所说的要将“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满的信号外，还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了对诸葛亮一直以来排挤他这一举动的反击。
他在一次给诸葛亮的信中“劝亮宜受九锡，进爵称王”，这和孙权劝曹操称帝相仿佛，但又很难说清楚他是想把诸葛亮摆上众所矢的的位置，还是在嘲讽诸葛亮。总之不管怎么样，诸葛亮很清楚李严这一举动绝没安什么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上这个当：“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13）
不过诸葛亮这话却有点前后矛盾，前面他说“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似乎对目前位极人臣的状况已经心满意足，但后来却话锋一转急转直下。称王受九锡，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国”的诸侯，乃是那个时代人臣所能达到的颠峰，诸葛亮在回绝了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么居心的建议后，在结尾时又偏偏来上了一句“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话就与他前面表现的心满意足的态度产生了矛盾，非但矛盾还迹近于大逆不道，“虽十命可受”，就是说他甚至可以接受超越称王受九锡的待遇，那犹如直说称帝了。
这样的说话出自诸葛丞相之口，与他历来被说成“谨慎谦恭”的风格是极不相称的，但我却以为这才是他个性和思想的真实写照，他虽然拒绝了李严的建议，但却不自觉地露出了他自傲的、乃至于漠视刘禅的态度。陈寿对他的评语，有几句是相当中肯的：“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这几句，一说出了诸葛亮的生平抱负是“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二说出了诸葛亮对自己的评价，表现出他自视极高、当世不做第二人想的态度，实际上诸葛亮的一生，都是围绕着这几句话而展开的。
建兴八年，魏大将军曹真三路攻蜀，诸葛亮拒之，随即准备第二年出军进行第四次北伐。这回他再次要求李严率军北上汉中受他节度，诸葛亮在后来列举李严罪状的表章中，对李严当时的反应是这样写的： “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14）
李严这个时候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显然正如诸葛亮所言的那样是“欲因行之际偪臣取利也”，而李严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为借口向诸葛亮逼利，也并不是随便拿来就用的借口，他对诸葛亮开府而他没能享受同等待遇一直是耿耿于怀的，此刻他看似随便地举了这么一件事情做例子来逼诸葛亮，事实上正是表达了他北上汉中的条件，是要得到他这个和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所应该享受的待遇，也就是要和诸葛亮一样，可以开府选拔官吏。
诸葛亮当然是不可能答应也不会允许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但他也明白，在面对曹魏势力强大的压力下，与李严这样长期僵持下去并不是什么好事。而李严和他二人，虽然在权利斗争中互不相让，但在对维持蜀汉政权生存的这一根本点上，却是绝对没有分歧的。因此他做出了妥协，“表严子丰为江州都督督军，典严后事”，继续把江州一带保留给李严；而相对他的妥协，李严也作出了对应的姿态：“将二万人赴汉中”，同时接受诸葛亮的任命，担任中都护署府事（15），并将自己的名字由严改为平。按那时的解释，平字含义大致为行事有序、平定乱事，这相当符合当时的形势。
李严终于去了汉中，在刘备死后首次与诸葛亮共事，看上去似乎诸葛亮和李严二人就此握手言和了。
建兴九年春，蜀军在诸葛亮的统帅下四次北伐，兵出祁山与魏军对峙。然而诸葛亮这次依然运气不太好，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碰上了连续暴雨天气，导致汉中的粮运不继。而后的整个事件就显得比较富有戏剧性了：“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籓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之所以说这次的事件有戏剧性，是因为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物，居然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仅仅由于暴雨而导致粮运不继，他就先让参军狐忠、督军成籓等一群人去前线以朝廷名义召诸葛亮撤军，然后上表后主说诸葛亮撤军是诱敌之计，而当他在汉中听说诸葛亮开始撤军时，却又假装吃惊地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种种互相矛盾的的漏洞前后非一，导致最后“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不过这件事情，虽然因为蜀国“国不置史”和各种原因造成资料不足，因此不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做出其他的解释，但从逻辑上来讲，以李严这样的人物，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未免显得过于愚蠢了些。如果说他设计这个圈套的目的是在于“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的话，那么他又焉能想不到他这一大堆公文全都捏在诸葛亮和后主的手中，“前后手笔书疏”都“违错章灼”历历在目，他这个目的显然是不可能得逞的。断粮退军在蜀汉北伐中并非首次出现，况且由于天降暴雨导致道路不畅的粮运不继，也并不会对他政治生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如此小的问题上去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且还明显是把自己的把柄拱手送到对手和皇帝面前去让他们来处理自己，这样的错误和圈套也实在过于弱智了些。要是李严连这些都意识不到的话，那他这个筋斗载得一点都不冤，因为这完全不象是他这样一个拥有几十年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所应该犯的错误。
不过，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严最终被贬为了平民，在与诸葛亮的权利斗争中败了下去，这标志着蜀汉政权中再没有可以威胁荆楚集团地位的势力存在，而诸葛亮也再找不到一个有足够分量和他分庭抗礼的对手，彻底地巩固了他的地位。在蜀汉政权中，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汉最强实权的第一人。诸葛亮当时在蜀汉政权内的威势，可以从诸葛亮的属官丞相参军、犍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见一斑。诸葛亮死后曾刘禅下令全国素服发哀三日，李邈不以为然地上疏道：“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
他这话说得非常有趣，诸葛亮在世其间，“臣常危之”，诸葛亮一死，他顿时觉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为庆”，因此上书劝谏刘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国都素服发哀三日，结果被刘禅砍了头。不过砍头归砍头，他的话却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视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说诸葛亮虽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权势太强，“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这个恐怕正是他掉脑袋的原因，居然说刘禅因为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导致国内奸邪萌生，这叫后主刘禅的脸往哪儿搁。至于说几句诸葛亮的不是，那还不至于要到摘他脑袋的地步，因为刘禅和诸葛亮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和谐的。据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从之。（16）”看看，连大臣们联名上表，要为诸葛亮这个刘禅的“相父”立庙，这刘禅都是再三阻挠，心不甘情不愿的，二人的关系从中当可略见一斑。
其次，李邈说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终于可以“宗族得全”，并且“西戎静息”，于是“大小为庆”，这说明他对北伐不以为然，是反对的。
从历史记载来看，象他这样态度的人，在蜀汉政权大小官吏中，是为数不少的。例如诸葛亮亲自点定的继任者蒋琬和费祎两人，对北伐就压根不感兴趣，并且还都一致地长期压制要求北伐的姜维，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继任者蒋琬，十数年内一次也没真正发动过北伐。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态度，是代表了蜀汉政权内部相当一批数量官吏的想法的。这从以下的要举证的两则资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发现其他一些问题，以及可以知道当时身处社会下层的许多百姓，对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当反感的，绝不象一些人所描绘的那样，是欢呼雀跃衷心拥护的。
《三国志》《蜀书》《吕乂传》：“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馀口。”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孙休时，珝为五宫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两则资料表明，由于诸葛亮连年出兵北伐，兵员不足，遂调各郡兵补充北伐部队，然而各郡大约是以各种借口为由而拒不发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而在诸葛亮死后，军队中大量士兵和职业兵户更是纷纷逃亡，做为地方长官的吕乂，数年中仅在一个蜀郡就查出了万余名逃避兵役者。延续至蜀汉后期姜维北伐期间，蜀汉已经出现了“经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见连年北伐对蜀汉经济造成的伤害之大，因此百姓们对北伐不支持是比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个时代，从根本上百姓们总是厌战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个问题，乃是诸葛亮作为一个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对申韩之术习之精而用之果，史称其对官吏“用法峻严”，而且大权独揽，“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杖二十以上亲决”其负面效果就是直接导致蜀汉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诸葛亮这样强势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后，政治上整个统治机构出现了“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经济上则是“经其野民皆菜色”，对这样的后果，诸葛亮这个蜀汉政权实际统治者、所有既定方针的制定者，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必须承认，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对蜀汉皇朝的忠诚令人感叹，然而作为一个周旋于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权臣，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个特定的舞台上游戏规则的制约，因此他绝不是一个没有缺陷和没有污点的人，一个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军事能力，在长期以来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发展到最后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视而不见，或者被斥为不可信的资料，这是不客观的。对我而言，历史的真实总是被隐藏在拆开裁减过的文字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但我们需要发现和发现的勇气。
（1）（13）（14）（15）《三国志》《蜀书》《李严传》
（2）《三国志集解》
（3）《华阳国志》
（4）《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5）《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6）《三国志》《蜀书》《杨戏传》：“王元泰名谋，汉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刘璋时，为巴郡太守，还为州治中从事。先主定益州，领牧，以为别驾。先主为汉中王，用荆楚宿士零陵赖恭为太常，南阳黄柱为光禄勋，谋为少府；建兴初，赐爵关内侯，后代赖恭为太常。……后大将军蒋琬问张休曰：‘汉嘉前辈有王元泰，今谁继者？’休对曰：‘至于元泰，州里无继，况鄙郡乎！’其见重如此。”
何彦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广汉任安学，精究安术，与杜琼同师而名问过之。刘璋时，为犍为太守。先主定益州，领牧，辟为从事祭酒。后援引图、谶，劝先主即尊号。践阼之后，迁为大鸿胪。建兴中卒。
（7）（11）（1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8）《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臣（诸葛亮）当北出，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
（9）《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10）《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臣松之以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
（12）《三国志》《蜀书》《马良传》
二、关羽是否好色及其叛曹归刘的原因
关羽其人，在民间传说和《三国演义》中，一直是一个忠义和勇猛、不近女色的化身，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讲义气江湖人士奉为神的人，甚至在香港和其他华人地区被警察供在警局以求关二爷保佑。奇怪的是竟然黑社会分子和江湖道会也把关二爷奉为保护神，倘若警匪双方发生冲突，我真不知道关二爷会保佑那一个，若不按法律按道义上来说，正常情况下好象是应该保佑讲义气和忠勇的一方的，不管他是黑的还是白的，那就是说不管黑白道上那一方的人，平时做人一定要讲义气和道义，不然出起事来关二爷是不会保佑你的，这样
说来，这也不失为一个保证官方公务员廉洁的好方法，也可使黑道上人盗亦有道一点。
闲话到此为止，开始说正题。关羽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个象《三国演义》上说的那样，是一个很讲义气和道德高尚、不好女色的标准好汉呢？我看不一定，不但难说得很，还很可能是个大大背离我们一贯印象的角色，我们来看看史书上是怎么说的。
首先关羽是个杀人犯，这一点相信是大家都没有疑问的。他在老家杀了人，呆不下去了，所以才逃出来流窜各地，最后投靠了刘备。先不论他是为什么杀人，总之是目无王法杀了人，这估计是黑社会和江湖道会把他奉为保护神的原因之一（1）。
在跟随了当时还不是官，只是个有了一笔意外之财，纠合人马的社会团伙势力头目的刘备以后（2），便被刘备引为保镖，整天跟在他的身边，直到刘备背叛了在紧要关头帮了他并收容了他的曹操，并偷取了徐州后，才做了个下邳太守的官（3）。
曹操在官渡决战之前，决意要先灭掉卧榻之侧的刘备势力，便亲自东征，一举击溃了刘备，刘备当下弃家小而投靠了袁绍。在这一战中，关羽及刘备的家小为曹操所擒，关羽向曹操投降，曹操待关羽极好，封他为偏将军。这其间并无任何资料记载，那怕是一点点可以证明关羽是象《三国演义》里写的那样，为了保护刘备的家小和曹操约法三章之后才投降的，可以证明的是倒是刘备妻子早被曹操俘虏，而关羽却是在曹操大军压境下投降的：“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4），照此说来，他那英勇不怕死的名声便似乎有了问题，因为他除了这一次向曹操投降外，后来便再也没有碰上有人招降他的，所以他到底怕不怕死我们便不得而知。但是看他在下邳时的投降的举动，似乎不可以说他不怕死，因为若是不怕死，他是大可以为刘备死节的。
到了官渡之战的开始阶段，关羽仗其勇力在万军中斩杀了袁绍手下的名将颜良，曹操又封关羽为汉寿亭侯。后来袁绍派遣刘备率小股人马骚扰许下，关羽亡归刘备。按正常的说法是关羽不忘刘备的知遇之恩，又感曹操待遇之厚，所以先斩颜良而报曹操，而后复归刘备，这种不忘旧恩的做法据说曹操也很赞赏，所以非但没有派追兵追杀，还回绝了手下的追杀提议，因此历史上并没有《三国演义》里过五关斩六将的事发生（5）。
至此，疑问又来了。关羽真的是象他说的那样：“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吗？我看不一定，我们先看看他弃曹奔刘时的大背景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官渡之战，袁、曹无论兵力、后勤补给都是对比悬殊，袁绍以十余万人马对曹操的约三万人，在关羽斩颜良解了白马之围之后，曹操“……还军官渡。绍进保阳武。……绍连营稍前，依沙□为屯，东西数十里。公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绍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公亦于内作之，以相应。绍射营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众大惧。时公粮少，与荀彧书，议欲还许”（6）。可见在解了白马之围后，不但官渡战场形势依然不利于曹操，而且粮草供给也已严重不足。所以当时很多人暗中与袁绍有往来，企图在曹操失败以后留个后路，曹操在击败袁绍之后，曾缴获了大量的曹操军中将领及许昌官员和袁绍的暗中来往书信，曹操焚之而不问（7），说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8）。
除了战场形势不利，曹操的后方也受到了来自江东的另一大军事势力孙策的威胁，“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9）。
因此在这样一个对曹操相当不利的大背景下，关羽复投刘备，是不是一定就是仅仅因为刘备的“厚恩”，才“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便又一次叛变呢？我就觉得难说得很了。因为前次在下邳时，关羽就因为曹操大兵压境投降过了一次，这次虽然在官渡之战的开始阶段斩了颜良，一举成为曹营名将，但是曹操此后的情形实在是不乐观得很，兵力、粮草的悬殊，再加上还有来自后方孙策的威胁，一般按常识而言，曹操十有八九是输定了。不过也正因为曹操有这么多不利的因素，最后却打赢了这场看来必败的仗，官渡之战才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四大经典战役之一。只是在这时候，如果关羽去投奔兵力占了绝对优势的袁绍阵营的故主刘备，倘使袁绍一旦胜利，那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待遇呢？我估计是一定可以的。那么他又为什么不直接投靠袁绍呢？看看前面，关羽杀了颜良，一举解了白马之围，导致袁绍的前期战术计划失败，同时也使袁绍军的士气受到了打击，“良、丑皆绍名将也，……悉禽，绍军大震”（10），以袁绍的为人，若马上去投靠恐怕是没什么好脸色给的，所以应该还是先去老主人刘备那里稳妥一点，而且理由是“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面子上好看得紧。
只可惜，关羽这番话是在发生了一件事情以后才说的。
刘备在被吕布夺了徐州后，前去投靠曾派大将夏侯惇来增援自己的曹操，后来曹操给了一部分兵给刘备，自己亲率大军与刘备进攻徐州，当时吕布敌不住曹军的攻势，便派了一个叫秦宜禄的人去袁术那里讨援兵，那知道那个秦宜禄被袁术看中，强行要他娶了汉王朝的宗室女子，而他的妻子杜氏当时还留在下邳。
关羽于是在围城的时候就请求曹操说，那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作为对他的惩罚，大军破城以后，希望将他的妻子杜氏赐给自己，曹操便答应了。那知道后来城要破的时候关羽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曹操说起这件事，曹操是何等样人，当下便起了疑心，怀疑那杜氏是个绝色佳人。于是在破城以后，曹操一声令下，将那杜氏先带来让自己看看。这一看之下，发现她果然是个绝代佳人，立时便居为己有。
想那关羽对曹操这样的横刀夺爱之举当然是会很不高兴，也是心怀不满的，同时又对自己前面欺骗曹操说是因为秦宜禄帮吕布讨救兵，所以作为对他的惩罚，要将他的妻子杜氏赐给自己，其实是因为自己垂涎杜氏绝色的想法被曹操识破而很不安。（11）
后来那个秦宜禄也投降了曹操，曹操封其为铚长，而杜氏则在曹操处诞下一子，居说是秦宜禄的骨肉，遂姓秦名朗。曹操对他是很喜欢的，曾说：“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12），因为秦朗在曹操处是和曹丕和曹叡一起长大的，所以后来富贵一时，还差点受明帝托孤（13）。由此看来曹操是很喜欢杜氏的，爱屋及乌，连秦宜禄的儿子也沾了光。
不过照这样说来，那杜氏在城被围的时候已经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了，想一下以关羽和曹操这两人，居然都为一个孕妇着迷，而且还能令一贯有爱才之名的曹操不惜反悔食言，并且还是对关羽这样一个万人敌的勇将毁诺食言，可见那杜氏美貌不但非同小可，实在是应该可以称得上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的。
对于这样一个倾国倾城的梦中情人被曹操横刀夺爱了去，关羽自然是要耿耿于怀的。对他那几个极要好的象兄弟一样的人估计也说过的，所以后来张飞便在曹操再次进攻徐州时撤退的时候，想带上秦宜禄走，毕竟他是那个秦朗的亲爹，说不定以后有用。那知道那个窝囊废居然半路又想折回去，结果被张飞一矛捅死了事（14）。张飞当时劝他走时说话的大意是：人抢了你老婆，你居然还替他当官，怎地没有用到如此啊？这句话用来说关羽也倒是一样颇为合适，想那曹操平白抢了他的梦中情人，他的心中也必是窝气得很。
综合以上的情况来看，这关羽不好女色的说法显然是个无稽之谈。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他居然还对一个大腹便便的美貌孕妇念念不忘，以致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主帅曹操提起要将她居为己有，当然便是个极其标准的好色之徒了。只是这个时候，却偏又为自幼便好声色犬马、生性风流不羁的曹操识破了他的欺骗伎俩，斜刺里把这个他朝思暮想的梦中情人、美貌孕妇夺了去，那时节关羽心里必定又是怕又是恨，怕的是自己的欺骗伎俩被曹操识破，恨的是自己的梦中情人被曹操夺了去。再加上在官渡之时，曹操一方左看右看上看下看都是要输的，在这个时候要是仗着自己斩颜良的名气去投靠势力明显庞大许多的袁绍，自然是最佳选择，说不定曹操烧掉的那些书信里，有关羽给袁绍和刘备的信也是未可知的。
只是那知道他这样博取义名的结果，反而是断送了自己的一条性命。后来关羽败走麦城时，孙权便认为“狼子不可养，后必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患，乃议徙都，今岂可生！（15）”因此孙权拒绝了一众手下的招降的建议，一刀把关羽给杀了。要是我们前面那些假设是真的，关羽也可以够资格说得上一句“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了。
（1）《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
（2）《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赀累千金，贩马周旋于涿郡，见而异之，乃多与之金财。先主是由得用合徒众”。
（3）《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先主之袭杀徐州剌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
（4）《三国志》《蜀书》《关羽传》：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备走奔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东征先主，先主败绩。曹公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关羽以归。先主走青州。
（5）《三国志》《蜀书》《关羽传》：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剌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乃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曹公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公应绍。绍遣先主将兵与辟等略许下。关羽亡归先主”。
（6）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8）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9）见《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10）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11）《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
（12）《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秦）朗随母氏畜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
（13）《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秦）朗游遨诸侯间，历武、文之世而无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时明帝喜发举，数有以轻微而致大辟者，朗终不能有所谏止，又未尝进一善人，帝亦以是亲爱；每顾问之，多呼其小字阿稣，数加赏赐，为起大第于京城中。四方虽知朗无能为益，犹以附近至尊，多赂遗之，富均公侯。……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韂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帝曰：“我困笃，不能。”放即上黙，执帝手强作之，遂赍出，大言曰：“有诏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献、朗相与泣而归第。
（14）《三国志》《魏书》《明帝纪》：（秦）宜禄归降，以为铚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
（15）见《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三、关羽世系以及其子平、索略考
关羽其人，在《三国志》和各种典籍的记载中，都没有关于他身世的详细记载。既没有关于他长辈和妻室的记载，对他的几个儿子以及他本人的生辰等也均语焉不详。只是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说了一句：“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就没有交代了。而有关他那个在《三国演义》中被频频提到的儿子、蜀汉大将关平，也只在说关羽死的时候这么记了一笔：“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裴注《蜀记》又曰：“权遣将军击羽，获羽及子平”，便再没有说什么，连关平的表字是什么都不知道。关羽其他的后代和家属，在《三国志》他的本传中关羽死后说道：“……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裴注《蜀记》曰：“庞德子会，随锺、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
看这些资料可以知道：关羽，本字长生，河东解人，有子关平、关兴。关平和关羽一起在荆州被杀。关羽次子关兴早卒，而关兴的嫡子关统无后，所以在关统死后便由关兴的庶子关彝继承了关羽的爵号。而关氏家族在成都的人口被魏将庞德的儿子庞会随邓艾入蜀后全数杀死。大约我们可以知道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关羽的身世，一直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才有了个比较明确的答案。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在浚修古井的时候，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上面刻有关羽祖、父两世的表字、生卒年月等，资料比较详细，还略有提到关羽的家庭状况。他因此写了《关侯租墓碑记》。据墓砖上文字记载，关氏家其实是个文人世家。关羽祖父叫关审，字问之。汉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居住在解州常平村宝池里。记载说他“冲穆好道”，常以《易》、《春秋》训其子，于桓帝永寿二年丁酉卒，年六十八。羽父关毅，字道远。性至孝，父审卒后，在墓上结庐守丧三年，除丧，于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关羽。羽长成后娶胡氏为妇，灵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生下了儿子关平。后钱塘人冯景山又据此作了《汉寿亭侯祖系记》。
按照这些资料看，民间习俗以五月十三为关羽的生辰去关庙祭祀关羽以及在家供奉，实在是个误传，五月十三日当是关羽子关平的生辰。墓砖的发现还让我们证实了关平的确是关羽的亲生子，而并非是象《三国演义》和一直以来民间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只是他的养子。同时，从墓砖上的记载还可以知道，《三国志》裴注中所引的：“江表传曰：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一说，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关羽祖父关审就用《易》和《春秋》来教子，所以关羽对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应该是承秉家学所致。
至于那个关索，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史料上知道并无这个人的记载。南通曾经在七十年代出土了明成化（1465—1487）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其中的《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刘备、关羽、张飞三人，一见如故，“在青口桃源洞”“姜子牙庙王”之前“对天设誓”，以后打算干一番大事业。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关公道：“我坏了老小，共哥哥同去。”张飞道：“你怎下得手杀自家小？哥哥杀了我家老小，我杀了哥哥底老小。”刘备道：“也说得是。”于是关、张二人约定互相杀光对方的家属。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死了关家大小十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带走了已经长大了的关羽长子关平、放走了已经有身孕的关羽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小英雄关索。关羽杀了张飞的全家。办完这些事后：将身回到桃源镇，弟兄三个便登呈（程）。前往兴刘山一座，替天行道作将军。再后来的情节是说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说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等等……。而在水浒中有叫病关索的诨号，云南还有地名叫关索岭的，并有祭祀他的祠庙，可见这个关索在民间传说中是颇有影响的，但是许多学者认为，民间流传所谓“花关索”的故事，并没有历史根据，也有人认为“索”和“平”字的古篆写法差不多，关索可能就是关平，可关平一生从未到过云南，所以这种说法也不可信，因此一般史学界公认的结论是，这个纯粹是个传说，历史上并无关索其人。看以上资料，应该说目前我们只能承认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不过有一点是对的，就是关羽的夫人是胡氏。
另外，现在在上海图书馆收藏有五种关姓家谱，地方分别是浙江杭州和广东南海、番禺、新会，其中有四部谱，关氏族人都自称为“汉寿亭侯”后裔，山东省兖州县档案馆也收藏有一部（山东）《武圣府分支关氏宗谱》，编修人叫关金标，是民国三十年（1941）的刻本。不过，一直到目前来看，还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关氏家谱》。因为现有的家谱都是从宋以后开始记载的，在图表中并没有关羽的名讳。所以严格讲起来，它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公家谱，对我们了解关羽其人没有太大的帮助。到是对研究谱牒学的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1995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北京）也曾经影印出版了一部《关帝文献汇编》丛书，共分10册，第8册（405页至462页）中有影印《关氏家谱》。这是目前唯一一部正式发现的由朝廷正式编修的关羽家谱，可惜注意到的人很少，丛书由鲁愚等人编辑的。只是这本也只是清代的写本，在清康熙到嘉庆年间递经增修，嘉庆时的编修人为关文榜，是关氏五十八代孙。
综合关姓各种族系资料的说法，关姓郡望陇西，始祖是夏桀时的忠臣关龙逢，关羽为其二十七世（一作三十七世）后裔。关羽、关平于麦城兵败被杀，关平之妻赵氏携八岁的儿子关樾，在安乡民家避难，改姓为门。直到西晋灭吴后赵氏才带儿子出来回复关姓。清雍正十年（1732），朝廷确定由关樾一支后裔世袭五经博士。关兴的两个儿子关统、关彝中，因为嫡子关统无子，所以由庶子关彝系下繁衍生息，成为关公后裔的一大宗派。蜀汉灭亡以后，这支关氏族人迁移至今湖北江陵一带，定居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到唐朝德宗时，关羽后裔关播曾经作过宰相。据《旧唐书》（列传卷八十）记载关播为德宗检校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之职），卒于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正月七十九岁而终。他死后六年，白居易曾经租了关府东亭作为栖身之地，故其文中多有称“故关相国”云。
之后到了宋朝，或许是因为当局开始尊崇关羽，于是各地的关氏族裔都开始注重家谱，是以保留下来的家谱开始多了起来，到今天，关氏的后裔遍布全国，连海外都有不少，据报载，前几年在山东的关羽祭典上一次统计表明，现在共有两万多关羽后裔生活在世界各地，也算得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了。
四狼子野心残暴少谋虚负勇名的“锦马超”
马超，在《三国演义》中是刘备手下的五虎上将之一，关张赵马黄，排名大约是第四位。说大约是因为估计关、张、赵打起来还不至于会输给他，至多也是个平手，那老黄忠毕竟是年纪大了些，只怕不一定敌得过马孟起的年轻力壮。
在《三国演义》里，马超和他的父亲马腾，以及马腾的好友韩遂等一干西凉豪强，驱兵直下长安，先是图谋讨伐董卓手下的乱党李、郭、樊、张等人，不幸兵败退回凉州。而后又一次受汉献帝除灭曹操的密诏，马腾和他的几个子侄率兵前来，结果事不密泄露，为曹操所杀，侄子马岱单骑脱回西凉。马超当时留守西凉，闻讯和韩遂起兵杀奔长安，为其父马腾和几个兄弟报仇。而在《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历来畏惧马氏，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徐庶为了从赤壁脱身以免玉石俱焚，庞统就曾教他造谣说西凉马氏作反，而使得曹操派他前往潼关，因此得免赤壁火烧之祸。
马超起兵后，曹操亲起大军，尽出曹营名将如徐晃、许褚等人，在潼关几次与马超恶战，期间曹操曾被马超杀得割髯弃袍，下河争船逃命等等，好几次险些便死于马超枪下，狼狈之至。后来曹操屡用计谋，先离间了韩遂和马超，方击败马超。马超败回西凉。
两年后，马超又一次兴兵，不过这次只是在陇右纵横，还没出雍凉就为当地吏民杨阜、姜叙、赵昂等人所败，马超进退无据，只好投奔汉中的张鲁。他在张鲁处又因为屡次要求发兵讨曹不成，再加张鲁手下的几个大将都和他不睦，在张鲁派他攻打刘备的时候，他便投降了大耳公刘备先生。那益州牧刘璋闻听马超投了刘备，并前来进攻成都，当下心神大乱，举州出降，刘备因此便得了益州。
此后在刘备处，马超一直镇守着西线，乃是因为他和西凉的羌胡的关系历来比较好。不久，马超便于壮年身死，死时四十七岁。
《三国演义》里数番描叙马超是“面如冠玉，眼若流星，虎体猿臂，彪腹狼腰”，着实是英俊年少，悍猛无敌，又因他极喜穿白，是以得了个“锦马超”的名。他少年时便随父讨逆党，后来又因曹操杀了自己那奉天子诏而去讨国贼的父亲及满门兄弟子侄，便为父弟报仇，屡屡起兵讨曹，正可谓集国仇家恨于一身，俨然一个大义凛然的正面形象。
实际上照我看来，这是罗贯中在袒护他，估计是为了丑化曹操，或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意图，因此便给我们来了一招乾坤大挪移，其实在《三国志》里，也就是历史上比较真实的那个马超，应该是个狼子野心、残暴少谋、空负了一个勇名的人，至少是绝对算不上好人的，更别说是大义凛然了。
说这个，我们要先从马腾和韩遂说起才行。
马腾，字寿成，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因为征战有功，从一介布衣至征西、征东将军，长驻陇右。韩遂，字文约，西凉北宫玉作反，以边章和他二人一起为首，众至十余万，而朝廷不能治，边章等先亡，朝廷封韩遂为镇西将军。那马腾与他先是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因部下互相攻击，反目为仇，便开始打了起来。先是马腾胜出，韩遂败退，后来韩遂又卷土重来击败了马腾，还杀了马腾的妻子。自此两部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一直到了在三辅、关西一带威信极高的司隶校尉钟繇前来调解，方才算告一段落（1）。
后来到官渡之战的时侯，袁绍甥高干、大将郭援奔袭长安，钟繇通示马腾，马腾使马超领精兵万人与钟繇合力，击败高干及匈奴单于，马超部将庞德斩其大将郭援（郭援系钟繇之甥）。后高干等再次来攻，又为钟繇、马腾、马超及关西诸将击败（2）。曹操征荆州，马腾等居关中。建安十三年，钟繇为了避免关西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再次出现，便徵马腾入京师，马腾因为自己的年纪的确也是大了，于是就在当地诸多两千石官吏的迎送下，入京师宿卫。曹操当即表其为卫尉，马超的亲弟弟马休和马铁分别封为奉车都尉和骑都尉，随马腾以及家属共徙邺郡居住。又拜马超为偏将军，由他单独留在关西统领马腾的部众，韩遂亦同时遣其子入京师为质（3）。
然而在建安十六年，马超竟然置他在邺郡的老父马腾及亲兄弟马休、马铁等一众家属的生死安危于不顾，悍然起兵作反。
这一举动的直接后果，当然便是导致他在邺郡的老父和两个亲弟弟以及在那的所有马氏家族成员，都被以谋逆的罪名被下狱斩首，大约有一百来号人，曹操也算对得起马氏家族了，一直等到次年的五月才把马腾等人斩首。且先不去说君主专制社会的株连制度和夷三族的做法对不对，只是就当时的情况而论，汉朝中央政府为了避免诸侯豪强割据，要各地诸侯豪强押人质的举动显然是有他的道理的。而马超在汉朝中央政府没有做任何对他不利举动的情况下，仅仅因为 “疑繇欲自袭”这样子虚乌有的原因，就“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这种举动的目的，当然是企图一直割据称霸西凉，做一个土皇帝，只看他后来在潼关战之不利时的举动：“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4），我们就知道，他是把汉王朝的土地当做了他马超的私家土地，否则何来“割河以西请和”与“固请割地”这样的说法，他“割”的可是汉朝土地，又不是他马家的私产，作为汉朝丞相的曹操自然是不会接受这样一个荒诞之至的谈判要求的。而在此前起兵作反时，他还居然要求韩遂和他一样抛弃在汉朝的亲属一起作反：“超谓约曰：……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5）”，据上所言，马超着实是当得起“不忠、不孝”这个名声的，也正因为他有这种种举动，所以我才说马超是一个为达个人目的全然不顾家人生死，可称之为狼子野心的野心家。
至于说马超之无谋，我看大家都知道，是不用多说的了。因为没有那本书上说他是个多智的人，那怕是演义也好，史书也好，都没有这样的说法。看他在潼关时源源不断地有援军到来时，曹操则“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贼破之后，诸将问其故。公答曰：关中长远，若贼各依险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来集，其众虽多，莫相归服，军无适主，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6）”的态度就知道了，倘若马超多智，曹操没有必胜之把握，焉会对他大量援军到来反而会感到高兴呢，又怎么会有“一举可灭，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的说法。后来在他败退后第二次在西凉起兵时，干脆连雍凉都未能出，就为当地的官兵所败，“进退无据”狼狈不堪，所以要说马超无谋，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再来说他残暴，一方面是因为他要对他的父亲以及马氏家族的那一百多号人的死，要负直接的责任，另一方面是他在第二次起兵的时候，不但先杀了已经很多投降了他的高级官吏，包括太守和刺史等，还杀害了很多抵抗他的汉王朝官吏的家属。其中有一个抚夷将军姜叙的老母被他抓住后，就这样骂他：“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于是“超怒，杀之”（7）。我们仅仅就从上面的两个例子来看，说马超残暴就应该是不为过的。
那么现在我们再看看马超的勇名怎么样。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现成就有一个，就是他在潼关时曾和曹操在阵前对话，当时“曹公与遂、超单马会语，超负其多力，阴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将许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动（8）”，如此看来，当时有双方有四个人在场：马超、韩遂和曹操、许褚，形势是两个对两个，而仅仅因为许褚瞪了身负勇名的“锦马超”一眼，马超就“乃不敢动”，这个名声只怕便有了问题，因为他只是被人瞪了一眼就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了，还如何言“勇”？
另外，还有一件事是很少为人知的，那就是早在建安初年马腾和韩遂的战乱中，他和韩遂的女婿阎行单挑，史书载曰：“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腾子超亦号为健。行当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9），当时如果不是阎行的矛折了，只怕马超立时就颈上多了个洞一命西归了。而这个阎行，按不才我的想法，知道的人大概聊聊无几吧，因为他居然在史书上连个正式的列传都没有，演义里也没有这个人，说他是个无名之辈应该不算过分，大家不知道正常得很，但堂堂的 “锦马超”居然败在他手下，而且还是因为对方的矛折了才拣了一条命的，就有点说不过去了。照这样说来，所谓的“锦马超”勇力也就不过尔尔，那勇将的名声真的可以说是徒有虚名。
这么一大串看下来，说马超是个狼子野心、残暴少谋、空负了一个勇名的人，想来是应该是没有错的了。
（1）《三国志》《蜀书》《马超传》：腾字寿成，马援后也。桓帝时，其父字子硕，当为天水兰干尉。后失官，因留陇西，与羌错居。家贫无妻，遂娶羌女，生腾。腾少贫无产业，常从彰山中斫材木，负贩诣城市，以自供给。腾为人长八尺余，身体洪大，面鼻雄异，而性贤厚，人多敬之。灵帝末，凉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国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发民中有勇力者，欲讨之，腾在募中。州郡异之，署为军从事，典领部众。讨贼有功，拜军司马，后以功迁偏将军，又迁征西将军，常屯并、陇之间。初平中，拜征东将军。是时，西州少谷，腾自表军人多乏，求就谷於池阳，遂移屯长平岸头。而将王承等恐腾为己害，乃攻腾营。时腾近出无备，遂破走，西上。会三辅乱，不复来东，而与镇西将军韩遂结为异姓兄弟，始甚相亲，后转以部曲相侵入，更为仇敌。腾攻遂，遂走，合众还攻腾，杀腾妻子，连兵不解。建安之初，国家纲纪殆弛，乃使司隶校尉钟繇、凉州牧韦端和解之。
（2）《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司隶校尉钟繇镇关中，移书遂、腾，为陈祸福。腾遣超随繇讨郭援、高干于平阳，超将庞德亲斩援首。
（3）《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徵腾还屯槐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北备胡寇，东备白骑，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十（五） [三]年，徵为卫尉，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初，曹公为丞相，辟腾长子超，不就。……诏拜徐州刺史，后拜谏义大夫。及腾之人，因诏拜为偏将军，使领腾营。又拜超弟休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从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4）《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是时关中诸将疑繇欲自袭，马超遂与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叛，……伏兵击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请和，公不许。九月，进军渡渭。超等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
（5）《三国志》《魏书》《张既传》：（阎行）宣太祖教云：“谢文约：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行因谓约曰：“行亦为将军与军以来三十余年，民兵疲瘁，所处又狭，宜早自附。是以前往在邺，自启当令老父诣京师，诚谓将军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约曰：“且可复观望数岁中！”后遂遣其子，与行父母俱东。会约西讨张猛，留行守旧营，而马超等结反谋，举约为都督。及约还，超谓约曰：“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关东人不可复信也。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6）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7）《三国志》《魏书》《杨阜传》：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刺史、太守卒遣人请和，开城门迎超。超入，拘岳于冀，使杨昂杀刺史、太守。……（杨阜）外与乡人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武都人李俊、王灵结谋，定讨超约，使从弟谟至冀语岳，并结安定梁宽、南安赵衢、庞恭等。约誓既明，十七年九月，与叙起兵于卤城。……超袭历城，得叙母。叙母骂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杀君之桀贼，天地岂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视人乎!”超怒，杀之。
（8）见《三国志》《蜀书》《马超传》。
（9）《三国志》《魏书》《张既传》：阎行，金城人也，后名艳，字彦明，少有健名，始为小将，随韩约。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腾子超亦号为健。行当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挝超项，几杀之。至十四年，为约所使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犍为太守。
五无良神医——华佗)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今安徽毫县），一名旉。史载其：“游学徐土，兼通数经。”先为当时的沛相，魏伏波将军广陵太守陈登之父陈珪举孝廉，后来太尉黄琬亦曾辟他，因世道争乱而皆不就官。
华佗的医术，历来就是脍炙人口，他在东汉时便已经可以施用打开腹腔的外科手术，而后又使用针线缝合，和现代医术如出一辙，书曰：“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
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馀日中，鬓眉堕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养治也。’使饮药令卧，破腹就视，脾果半腐坏。以刀断之，刮去恶肉，以膏傅疮，饮之以药，百日平复。”华佗在一千八百年前就可以进行脾脏摘除手术，足可见其医术之高明。
而他所发明的“麻沸散”，也是目前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纯中药手术麻醉剂，功效神奇，“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可以使受术者在手术过程中竟如醉死，一无所知。
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的描写，说的是关羽在襄阳之战时为魏军毒箭所中，华佗为关羽剖臂刮骨，去除骨上剧毒，而关羽神色不变，尚在与人下棋。这一段极写关羽之神勇，也同时描写了神医华佗的医技高明。
只是这一段其实是罗老先生杜撰的。关羽刮骨疗毒倒是真有其事，《三国志》《蜀书》《关羽传》有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適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於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这里的说法是关羽一边在宴会上喝酒一边让医生为他疗毒，这件事如果按史实推断的话，当在襄阳之战以前发生的，而不是如《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是在襄阳之战时的事。其次，那位医生也不是华佗，而是关羽军中的军医。
在《三国演义》里。罗贯中为了突出曹操多疑的性格，将这件为关羽疗毒的功劳平白给了华佗，然后在后来华佗为曹操治头痛病的时候，提出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曹操因此疑心大起，又联系起华佗为关羽疗毒之事，便怀疑他要谋害自己，遂将其下狱治死。
说老实话，以华佗的医技来治关羽的这个伤，应该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绝无问题。这里要说的是华佗的死因，绝非是象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说的那样，是要为曹操做开颅手术而为曹操怀疑要谋害自己，终于不幸殒身的。
历史上华佗死的原因是在于他想做官从政，华佗自己出身是士人，上面已经说了，他“游学徐土，兼通数经”，而后以医术精湛而名闻天下。但是，在汉代，套用句老话，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医生，在史书上归入《方技传》，绝无可能单列一传，从这个上面也可窥知一二。
华佗对自己的医生身份，一直是耿耿于怀心中以为耻的。史曰其：“然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所以，华佗时刻在寻找走上仕途的机会，遗憾的是，所有人都把他看做是一个好医生，而没有人把他看成是一个可以从政的士人。这个本来也是无可厚非，一个好医生如让他舍弃了医生身份而让他从政，实在有点可惜。而作为华佗，自己的理想是走上仕途，这个想法本也没有错，如果他以自己的才学走世上仕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可惜的是，华佗在试图走上仕途的过程中非但犯了一个大错，而且还暴露了他道德上的缺陷，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的魏王曹操患有头痛病，后来尤甚。华佗医术出名，曹操遂“使佗专视”，华佗成为了曹操的“御医”，华佗看了曹操的病情后，说：“此近难济，恆事攻治，可延岁月。”意思是这个病一时难以治好，需要假以时日方可。在为曹操治疗的过程中，华佗便开始故意拖延进程，并又借口“‘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乃归家”，而到家以后，又假辞以妻子生病，数次逾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是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
曹操屡次手书招呼，又敕令郡县发遣，而“（华）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曹操遂“大怒，使人往检”，但是他还是小心地先求证了一下，没有就此给华佗定罪：“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于是华佗谎言被揭穿，下狱。
在华佗下狱后，曹操手下的头号谋臣荀彧为华佗求情，说：“佗术实工，人命所县，宜含宥之。”而曹操不从，并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到了这个时候，曹操对华佗的鄙薄之意已然溢于言表。
作为一个医生，把为病人治病当作一个走上仕途的手段而故意拖延并以此为要挟，华佗此举实在是有损医德，是可称为无良医生，曹操对他看不起，当是在情理之中。
所以在华佗死后，曹操头风病虽然还是时时发作，但亦终不悔，并道：“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此话一针见血，道出了华佗的心思和华佗被杀的原因。可叹华佗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只是却欲与一代雄杰的曹操玩弄权术，未免过于小瞧了曹操。
曹操唯一的一次后悔杀华佗，是在他的爱子仓舒病重的时候，当时他曾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对此子的爱惜之心可见一斑，难怪后来曹丕说如果仓舒在，他这个王子能不能当得上恐怕就很成问题了。
由此可见，华佗虽然医术绝顶神通，只是为人实在不怎么地，竟然企图用病人的病来要挟，以此来实现自己走上仕途的愿望。只可惜最后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非但身死，
还连带着“麻沸散”和他精湛的外科手术就此失传。要是这些都流传了下来，那中华医学或许还可以因此而填补一下外科手术上的缺憾，而现在却只余下他创造的健身“五禽戏”和一些阉鸡阉鸭的雕虫小技，而人被走街穿巷的阉鸡匠人奉为了祖师爷，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六飞将军中原绝舞——能文善武的悲剧豪雄吕布
读《三国演义》者，大多看完之后，对吕布的最深的印象恐怕就是燕人张翼德的那一句 “三姓家奴”，他的形象，大约就是好勇斗狠纯粹是个一介武夫，还奴颜卑膝，不讲道义善变又无主见那么一个样子。只是如果去看看《三国志》，这些恶行恐怕是要略微翻一下才是。不管演义小说中把他写成怎么样，但是在历史记载中的吕布，按我的看法却是个由于个人性格而导致最后身死名灭的悲剧豪雄，即使不算是英杰，也当可算得是一时豪雄，绝对不是象演义上描写得那样不堪的一个小人。
吕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先以“骁武给并州。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1）。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两件事情，一个是吕布“骁武”，这个自不待言，恐怕是人皆尽知的事情，第二个却是被人忽略以及小说家们故意抹杀了的，但是极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布为主簿”一节，主薄，在汉代是掌管军中所有钱粮政务、公文书信来往等一应事体的官吏，是个纯粹的文职，而且所掌事务很琐碎，而吕布在任主薄后被丁原“大见亲待”，那应该说吕布在这个职位上是做得很不错的。由此可见，吕布绝对不是个卑鲁少文之人，按现在的说法，怎么也算得上是个知识分子，而不是象演义中所描写的那样，是个只知道仗蛮勇的莽夫。
灵帝崩后，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宦官，何进召董卓带兵赴京师，而丁原和吕布也“将兵诣洛阳。与何进谋诛诸黄门，（丁原）拜执金吾”，执金吾相当于现在的卫戍司令一职，结果事不成何进身死，洛阳大乱，“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将其众迎帝于北芒，还宫”，董卓开始掌权。董卓为了专权，便“欲杀原，并其兵众。卓以布见信于原，诱布令杀原。布斩原首诣卓，卓以布为骑都尉”（2），演义上说到这一段的时候，说吕布是丁原的义子，然后又因为贪图金珠宝马杀丁原而投董卓，其实历史上根本没有吕布和丁原为父子的说法，写二人关系只有“大见亲待”一句，也没有说董卓用金珠宝马去收买吕布，而且当时董卓官拜前将军，封斄乡侯兼并州牧，要论官位，董卓的前将军远在丁原的执金吾之上，对吕布以上令下，吕布当没有回旋的余地，因为吕布并不是丁原的私人武装——部曲将领，而是汉官吏，再其时甚至连“（何）进、苗部曲无所属，皆诣卓”（3），又加董卓有救驾大功，皇帝在他手上，生死予夺，只要说一句圣旨如此，由不得你不从，所以这一段，当是小说家的曲笔。
另外被绝大多数人忽略的、但是相当重要的一点是，董卓在其进京的初期，名声是相当不错的。
《后汉书》《董卓列传》云，董卓初时“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兗州刺史，陈留孔宙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他所选拔的这些人，基本都是名士和名门之后，在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过人之处，也都颇有人望，而他自己的部属却都只被任命为低级职位。
《资治通鉴》又曰：“董卓率诸公上书，追理陈蕃、窦武及诸党人，悉复其爵位，遣使吊祠，擢用其子孙”，陈蕃、窦武乃天下名士，声望极为崇高，在灵帝时为宦官所枉杀，当时天下士人百姓皆冤之，此等天下大冤而今在董卓手上一朝得雪；大儒蔡邕，先前因为得罪宦官“徙朔方，会赦得还。五原太守王智，……奏蔡邕谤讪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积十二年”，董卓进京后，又马上辟之，“（蔡邕）到，署祭酒，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持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郡太守，复留为侍中”（4），“卓重邕才学，厚相遇待，每集宴，辄令邕鼓琴赞事，邕亦每存匡益”（5），这个时候董卓俨然是一个贤臣模样，不但能礼贤下士，还能纳谏——“邕亦每存匡益”，正因为这样，蔡邕才有在董卓死时，于王允席上发出了那一声致使他身死的，深感董卓知遇之恩的那一叹。
在这个时候，董卓绝对是个贤臣和天下栋梁的样子，谁又知道他后来会怎么样。因此正可说“设使当初身先死，千古忠奸有谁知”，是以当时亦不得罪吕布以助纣为虐之名。
到后来王允与仆射士孙瑞密谋诛董卓的时候，因为“卓自以遇人无礼，恐人谋己，行止常以布自卫。然卓性刚而褊，忿不思难，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布拳捷避之，为卓顾谢，卓意亦解。由是阴怨卓。卓常使布守中閤，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6），因此便以吕布为内应来刺杀董卓，吕布与董卓，倒有 “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一句，又有王允说吕布时，“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布遂许之”一段（7），这个时候说吕布倒是有得一说的，只是董卓此刻已经凶相毕露，是个乱天下的国贼，关东诸侯已然起兵讨伐，可说人人得而诛之，所以最多只好说吕布是假公济私而已。
紧接着因为王允不赦董卓部曲，董卓部曲李傕、樊稠、李蒙等十几万众合围长安城，这个时候吕布显露了他性格的一角。
《英雄记》有曰：“郭汜在城北。布开城门，将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决胜负’。汜、布乃独共对战，布以矛刺中汜，汜后骑遂前救汜，汜、布遂各两罢“，洛阳城中当时以吕布为大将（允以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共秉朝政），他却率军出去与人“卻兵，但身决胜负”，固然可以说豪气盖天勇武过人，却表明了他不以大局为念，只以斩将夺旗的偏将之行为能，全然是个江湖豪士的形象，混不象个大将所为。后洛阳城破，吕布与李傕、樊稠战城中，不胜，遂带数百骑以董卓头系马鞍，驻马青琐门外，招王允同走，《通鉴》曰王允以“朝廷幼少，恃我而已”，并要吕布转告关东诸侯：“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遂不去死国。
吕布东出后投袁术，袁术拒而不纳，《三国志》记载他先“从张杨于河内。李傕等购求布急，布又逃归袁绍”，然后“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绍患忌之。布觉其意，从绍求去。绍恐还为己害，遣壮士夜掩杀布，不获。事露，布走河内，与张杨合。绍令众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而在裴注中又有载这件事的详细经过：“英雄记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布求还洛，绍假布领司隶校尉。外言当遣，内欲杀布。明日当发，绍遣甲士三十人，辞以送布。布使止于帐侧，伪使人于帐中鼓筝。绍兵卧，布无何出帐去，而兵不觉。夜半兵起，乱斫布床被，谓为已死。明日，绍讯问，知布尚在，乃闭城门。布遂引去”，从这里看，可以知道，先是袁绍“患忌之”，而吕布因为袁绍手下的将领是“擅相署置，不足贵也”，所以“轻傲绍下诸将”，要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人际关系不好，骄傲自大，公关能力太差。其实这也怪他不得，因为当时袁绍的车骑将军是自己封的，不是朝廷下诏封的，而袁绍的手下的官是袁绍给的，所以当然比不上吕布由天子册封的“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来得名正言顺，说他们“擅相署置，不足贵也”不为过。不过，由此亦可见吕布自视颇高的个性，只是他的自高也有他的资格，在洛阳单挑伤郭汜，由在袁绍处破张燕时， “燕精兵万余，骑数千。布有良马曰赤兔。常与其亲近成廉、魏越等陷锋突陈，遂破燕军”，及“绍令众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此两事，可以想见吕布的勇名之盛，所以人“皆畏布”，加上他的高官和杀董卓的大功，倒确实有他自傲的资格。
吕布到了张杨那里，还是不安全，因为李傕等人还是不放过他，干脆悬赏通缉他：“杨及部曲诸将，皆受傕、汜购募，共图布”，吕布知道后，此时下出了一着颇为高明的棋。
他抓住了张杨性格上的弱点，“（张）杨性仁和，无威刑。下人谋反，发觉，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对张杨说：“布，卿州里也。卿杀布，于卿弱。不如卖布，可极得汜、傕爵宠”，张杨原本没什么主见，而且吕布说得也的确不错，于是便“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这样一来，“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颍川太守”（8）。由此吕布成功地解脱了来自朝廷的通缉，一举摆脱了他逃犯的身份。由此可见，在对局势和人物的分析上，吕布还是比较有见地的，说明他在丁原那里做主薄而丁原爱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乱喜欢。
这个时候兖州的内乱，又给了吕布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内乱的原因却居然还是因为有吕布。
在吕布逃出袁绍那里投张杨的时候，他曾经在过陈留太守张邈处，临别之际二人把手共誓。于是“绍闻之，大恨。邈畏太祖（曹操）终为绍击己也，心不自安”，到兴平元年，曹操复征陶谦时，于是“邈弟超，与太祖将陈宫、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共谋叛太祖。宫说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兗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邈从之。太祖初使宫将兵留屯东郡，遂以其众东迎布为兗州牧，据濮阳。郡县皆应，唯鄄城、东阿、范为太祖守”（9）。陈宫劝张邈和吕布联合的原因是“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这又一次证明了吕布那令人畏惧的战斗力。
此后吕布和曹操几次交锋，终因敌不过被公认为是三国时期杰出军事家的曹操，败出兖州，东奔刘备。偏生刘备是个时时要摆出一副君子相的人，并不喜欢吕布身上的江湖气息，《英雄记》说：“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就吕布来说，这个时候对刘备应该说是尊敬的，又与刘备同是北地人，再加在军中，没有什么私人场所，所以有“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一举，只是在汉朝男女大防还是很讲究的，所以吕布在军帐中请刘备入后室，应该是表示亲密无间的意思，而此年刘备年纪当是三十四岁，吕布长刘备两岁，他称刘备为弟也不为过，那知道刘备却不做如此想，大约是觉得吕布来投靠自己，却喊自己“弟”，又不惯吕布命妻子“向拜，酌酒饮食”不合礼仪之举动，所以觉得吕布“语言无常”，因此“外然之而内不说”。
而后刘备和袁术为了抢徐州开始对峙，袁术在模样什么进展的无奈情况之下想起了吕布。
吕布这个时候正缺军粮，袁术于是书信一封，奉上了粮草及装备：“二十万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当骆驿复致；若兵器战具，它所乏少，大小唯命”，这封信前面又说“昔董卓作乱，破坏王室，祸害术门户，术举兵关东，未能屠裂卓。将军诛卓，送其头首，为术扫
灭雠耻，使术明目于当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将金元休向兗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将军破兗州，术复明目于遐迩，其功二也。术生年已来，不闻天下有刘备，备乃举兵与术对战；术凭将军威灵，得以破备，其功三也。将军有三大功在术，术虽不敏，奉以生死……”云云，此时正好下邳内乱，又有人来请吕布入城，“备中郎将丹杨许耽夜遣司马章诳来诣布，言‘张益德与下邳相曹豹共争，益德杀豹，城中大乱，不相信。丹杨兵有千人屯西白门城内，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将军兵向城西门，丹杨军便开门内将军矣’。布遂夜进，晨到城下。天明，丹杨兵悉开门内布兵。布于门上坐，步骑放火，大破益德兵，获备妻子军资及部曲将吏士家口”（10），《通鉴》又有“陶谦故将曹豹在下邳，张飞欲杀之。豹众坚营自守，使人招吕布。布取下邳，张飞败走。”一说，因此可以说吕布占徐州一半是袁术的怂恿，一半是徐州兵将请吕布入城，而徐州兵将请吕布当自有其道理，至少是慕吕布之声名，非是无由之举，不然不会有“闻将军来东，大小踊跃，如复更生”之语。
在吕布占领了徐州后，刘备却陷入了困境。
“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欲还小沛”，于是“遂使吏请降布”，吕布这个时候并没有因为刘备失势而赶尽杀绝，相反地还是以刺史礼相待：“……具刺史车马童仆，发遣备妻子部曲家属于泗水上，祖道相乐”（11）。他这样做，手下不是没有反对意见，《三国志》《先主传》的裴注中说： “诸将谓布曰：‘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布不听，以状语备。备心不安而求自讬，使人说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从这里看，吕布还是颇有容人之量的，说他对刘备英雄相惜当不为过。他这个举动和孟德在许昌覆荫刘备的举动是一个性质，一个是要利用刘备抗衡袁术，一个是以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都目刘备为英雄而相惜，都意图借助其力平定天下。后来脍炙人口的“辕门射戟”故事也可以说明这点，《三国志》记曰：“术遣将纪灵等步骑三万攻备，备求救于布。布诸将谓布曰：‘将军常欲杀备，今可假手于术。’布曰：‘不然。术若破备，则北连太山诸将，吾为在术围中，不得不救也。’便严步兵千、骑二百，驰往赴备。灵等闻布至，皆敛兵不敢复攻……布谓灵等曰：‘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布令门候于营门中举一只戟……布举弓射戟，正中小支。诸将皆惊，言‘将军天威也！’明日复欢会，然后各罢”，这件事一表明了吕布还是很有军事见地的，二当然是他目刘备为豪杰要借助刘备，所以发军相助，三呢，以步兵千、骑二百居然镇得袁术的三万人皆敛兵不敢复攻，只能说吕布的豪气和威名抵得几万兵将。而且这件事情颇具戏剧色彩，两军对阵之时，斜刺里突然杀出个吕布来，然后便开始在阵前开始你请我回的大宴，而尤其是“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一句，在我看来实在颇为可爱，袁术听了纪灵的汇报后应该是哭笑不得，不知道脸上是什么表情，实在是风趣得紧。可惜刘备却不是这样的人，在吕布战败后，一句话便轻轻松松不露声色地送了吕布的命：“……遂生缚布，布曰：‘缚太急，小缓之。’太祖曰：‘缚虎不得不急也。’布请曰：‘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刘备进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太祖颔之。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比起刘备在白门楼上的这个举动，吕布实在是太没有政客所必须的不要脸、心狠手辣的素质了，也实在太直肚肠了一点，更象个江湖人士，所以才会很不理解地骂刘备“是儿最叵信者”。
另外，还有两事也可以说明吕布的器量，一是《通鉴》云：“备在豫州，举陈郡袁涣为茂才。涣为吕布所留，布欲使涣作书骂辱备，涣不可，再三强之。不许。布大怒，以兵胁涣曰：‘为之则生，不为则死！’涣颜色不变，笑而应之曰：‘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布惭而止”，吕布堂堂的一个封温侯、假节仪比三司的奋威将军，听了一介书生袁涣的一席话，竟然会从因为袁涣拒绝自己的要求而大怒，到不做掩饰地惭愧而止，可以想见他至少是个讲理而颇为直率的人，且颇有器量，非是通常那种一得势就飞横跋扈的小人。二是陈登为吕布使许昌，“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还，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劝吾协同曹操，绝婚公路；今吾所求无获，而卿父子并显重，但为卿所卖耳！’登不为动容，徐对之曰：‘登见曹公言：‘养将军譬如养虎，当饱其肉，不饱则将噬人。 ’公曰：‘不如卿言。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饥则飏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12），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吕布的胸襟容量，还说明了此人是个直肚肠，动辄大怒，人言有理便意解，而他在这里对曹操的“譬如养鹰，饥即为用，饥则飏去”一番话应该也是颇心许之的。
到这里，又有可以说的问题了，既然说吕布“饥即为用，饥则飏去”，那吕布求“用”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前面，在吕布杀董卓之后，《通鉴》上有一段记载：“……初，吕布劝王允尽杀董卓部曲，允曰：‘此辈无罪，不可。’布欲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允又不从。允素以剑客遇布，……（吕布）渐不相平……”，吕布尽杀董卓部曲和以卓财物班赐公卿、将校
的提案，应该说不无道理，表示了他想参与朝政的意念，只是王允“素以剑客遇布”，所以才会“又不从”，忽略不计吕布的意见。联系前面有“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仪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一节，可以想见，吕布的理想不仅仅是做个天下无敌的勇将剑客而已，而是“共秉朝政”，因此他才会“渐不相平”。还有可以证明这个说法的就是他在白门楼已经是个阶下囚的时候，向曹操提出：“明公所患不过于布，今已服矣，天下不足忧。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而曹操当时颇心动，书曰“太祖有疑色”（13），其时吕布已是缚于阶下的亡虏，尚且说“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直把自己和曹操置于平起平坐的位置，不经意中说出他欲为重臣做栋梁平定天下的理想，而且此又可见吕布睥睨群雄，不把天下诸侯放在眼里的傲气，而“……太祖有疑色”一说，又说明曹操至少也是有几分赞许他这个说法的。
其实吕布的为人，想来必定是很有他的可取之处，所以还是颇得人心的。他战败后，手下大将高顺等不降，陈宫慨然求死，都说明他的得人心处；战败之际“布与麾下登白门楼。兵围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14），这“左右不忍”一句，也证明了吕布应该是颇得人心才对，不然何来不忍一说。从“布令左右取其首诣操”一句，又可以看见与演义上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吕布其实并不怕死，不然就先投降了再说，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级去见曹操，他的“乃下降”，应该是还想有“明公将步，令布将骑，则天下不足定也”的一日才做如此举动的，其实这个也说明吕布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他相信曹操会需要他这样的豪杰来平定天下，所以在言辞间还是自有其豪气在的。但是在演义中直把吕布写成个贪生怕死的人，还特意杜撰安排了张辽骂吕布怕死一节，实在又是小说家们一个大大的曲笔。
再由这个说开去，吕布虽然想“天下不足定也”，可是他最多也只仅仅满足于一个“明公将步，令布将骑”的冲锋陷阵的大将和“共秉朝政”重臣角色，可以说自始至终，并没有割地称王的野心，比之后来动辄称帝称王的那几位要好上许多，而他在徐州时也还是一直在谋求回朝从政的。
先时，“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因为“（吕）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所以吕布“遣使上书，朝廷以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那知道“使人于山阳界亡失文字（即封官的诏书和印绶）”，于是这个时候已经是司空的曹操“又手书厚加慰劳布，说起迎天子，当平定天下意，并诏书购捕公孙瓚、袁术、韩暹、杨奉等”，吕布知道后大喜，于是“复遣使上书于天子曰：‘臣本当迎大驾，知曹操忠孝，奉迎都许。臣前与操交兵，今操保傅陛下，臣为外将，欲以兵自随，恐有嫌疑，是以待罪徐州，进退未敢自宁。’答太祖曰：‘布获罪之人，分为诛首，手命慰劳，厚见褒奖。重见购捕袁术等诏书，布当以命为效。’太祖更遣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赍诏书，又封平东将军印绶来拜布。太祖又手书与布曰：‘山阳屯送将军所失大封，国家无好金，孤自取家好金更相为作印，国家无紫绶，自取所带紫绶以籍心。将军所使不良。袁术称天子，将军止之，而使不通章。朝廷信将军，使复重上，以相明忠诚。’布乃遣登奉章谢恩，并以一好绶答太祖”，这一段时期吕布和曹操的关系相当微妙，其中厉害暂且不说，至少可以说明吕布很想堂堂正正地回朝做个天子脚下的阶下臣的，后来东海萧建为琅邪相，治莒城，“保城自守，不与布通。布与建书曰：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于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来共争天东南之地。莒与下邳相去不远，宜当共通。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呼吸下齐七十馀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单故也。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可取布书与智者详共议之”（15），尤其是后面“君如自遂以为郡郡作帝，县县自王也！昔乐毅攻齐……布虽非乐毅，君亦非田单”几句，和曹操的《让县明本志书》中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一句几有异曲同工之意；而“天下举兵，本以诛董卓耳。布杀卓，来诣关东，欲求兵西迎大驾，光复洛京，诸将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说，诚为当时实情，前面的“天子在河东，有手笔版书召布来迎，布军无畜积，不能自致”，和他与曹操的战役中因为没有粮草而退兵两事，又互相印证了吕布的确是曾经想西迎汉帝而力所不能，这些都可以说明他的理想是做个汉朝的臣子，并无不臣之心。也许他对王允对他说：“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的嘱咐还没有忘怀。因此我说他比“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自还相攻，莫肯念国”之流的诸侯们好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吕布至少可算得是个大汉朝的“忠臣”。
从这些来看吕布，可以说吕布此人能文，且行文豪气不除，文字也可一观，他给袁术和萧建书（吕布另几封书信文多不载，附录于后）中看，喜笑言谈间自有其豪气在，而且对大局和人物亦有自己比较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不为谓之无知；覆荫刘备和对袁涣事自可说明其有容人之量；他亦有其得人心处，是以高顺、陈宫慨然为之赴死，左右临危而不忍取其首诣曹操；临阵身先士卒，勇猛过人，勇名闻于天下，因此时人才有语曰：人中有吕布。
只可惜他有两大致命的性格上的弱点，一个是他手下大将高顺说的：“将军举动，不肯详思”，举动随意性太强；二就是没有主见且不善断。
郭嘉说袁绍好谋寡断，而吕布既不好谋又不善断，他虽然知道高顺的忠言而不能用，陈宫有善谋而尚自犹豫当从不当从，作为一个诸侯没有这样的政治素质，反而更象个江湖豪士，不败亡就是天数了。因而诚如高顺所言：“凡破家亡国，非无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见用耳。将军举动，不肯详思，辄喜言误，误不可数也”，又陈宫被俘后对曹操说：“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这二人的确说出了导致吕布败亡的致命伤。
惜乎，纵观吕布，当是能文善武，颇得人心，亦有容人之雅量及见地，又无割地称王的野心之人，而他最后的覆灭的悲剧，实在是源自于他自身弱点的一个性格悲剧，颇可为之一叹。又其一生行无大恶，譬如屠城坑卒，亲信小人，屈杀贤良，目无君上等等常见于历史奸邪人物的罪名一个没有，甚至可以说连大过都没有，真要指责也许只可以指责他和董卓婢女私通这个事，其他诸如攻城略地之所为，是战争时期的必然产物，没有屠城坑卒，也不能指责为恶行。
最主要的一点，《三国演义》上借张飞之口说他是反复小人，“三姓家奴”，只不过真要是说起反复小人，恐怕他绝无资格与大耳公刘备先生比肩的。
大耳公刘备先生先是在公孙瓒手下，因为陶谦给了他四千兵他就弃公孙投陶谦，然后占了徐州，后来又投靠了吕布，再接着是反攻吕布转投曹操，而后又反攻曹操转投袁绍，再去投刘表，最后一次是他刚刚对孙权说完你如果攻刘璋我就披发入山，一转身就用刘璋给他的兵马围攻成都，搞得刘璋最后要在孙权的保护下才能安度余生。要这么算下来，刘备至少是“七姓家奴”，吕布连他的一半都及不上。因此如果比起刘备来，吕布的所做所为简直是小儿科，根本就连和刘备评比谁更“反复”的资格都没有，可是现在却因为一部《三国演义》，平白背上了一个“三姓家奴”的千古骂名，成为反复小人的代名词，小说家的刀笔不可谓不利。
（1）（13）见《三国志》《吕布传》
（2）见《三国志》《吕布传》、《董卓传》
（3）见《三国志》《董卓传》
（4）（5）见《后汉书》《蔡邕传》
（6）（7）（8）（9）（10）（15）见《三国志》《吕布传》及裴注
（11）见《三国志》《先主传》
（12）（14）见《资治通鉴》
附录
《与韩暹、杨奉书》：二将军拔大驾来东，有元功於国，当书勋竹帛，万世不朽。今袁术造逆，当共诛讨，奈何与贼臣还共伐布？布有杀董卓之功，与二将军俱为功臣，可因今共击破术，建功於天下，此时不可失也。
《与袁术书》：足下恃军强盛，常言猛将武士，欲相吞灭，每抑止之耳！布虽无勇，虎步淮南，一时之间，足下鼠窜寿春，无出头者。猛将武士，为悉何在？足下喜为大言以诬天下，天下之人安可尽诬？古者兵交，使在其间，造策者非布先唱也。相去不远，可复相闻。
七杨修之死的原由探考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
。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三国演义》小说中写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著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
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於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军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曹操才亡故，按曹操死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的建安二十四年九月中到十月间，至迟不会超过“冬十月”之后，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讨关羽的军事之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政权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说“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这两段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如此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很信任的，不然就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
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自己文采就极好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鄴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 “（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在文学才华上虽然是曹植占优，可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还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其余如杨修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的话，甚至可以说他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而吴质则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他的智囊“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
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
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政权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却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曹操给杨彪的关于杨修之死的信中，更是很明显地暗示了这点：“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
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建安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 “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假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政权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 “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
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 “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1）《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丁仪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与太祖亲善，时随乘舆。见国家未定，乃与太祖书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时矣。”是时张杨適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以冲为司隶校尉。后数来过诸将饮，酒美不能止，醉烂肠死。太祖以冲前见开导，常德之。闻仪为令士，虽未见，欲以爱女妻之，以问五官将。五官将曰：“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楙。”太祖从之。寻辟仪为掾，到与论议，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兒误我。”时仪亦恨不得尚公主，而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及太子立，欲治仪罪，转仪为右刺奸掾，欲仪自裁而仪不能。乃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职事收付狱，杀之。廙字敬礼，仪之弟也。文士传曰：廙少有才姿，博学洽闻。初辟公府，建安中为黄门侍郎。廙尝从容谓太祖曰：“临菑侯天性仁孝，发於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於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原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锺福於大魏，而永授无穷之祚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答曰：“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为嗣，何如？”廙曰：“此国家之所以兴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琐贱者所敢与及。廙闻知臣莫若於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论明闇，父不问贤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盖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尽非一旦一夕。况明公加之以圣哲，习之以人子。今发明达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谓上应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须臾，垂之於万世者也。廙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太祖深纳之。
（2）《三国志》《曹植传》裴注：又是时临菑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脩，数与脩书，书曰：“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好词赋，……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脩答曰：“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独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损辱来命，蔚矣其文。诵读反覆，虽讽雅、颂，不复过也。……辄受所惠，窃备矇瞍诵歌而已。敢忘惠施，以忝庄氏！季绪琐琐，何足以云。”其相往来，如此甚数。
（3）《世说新语》：杨德祖为魏公主簿，时作相国门，始构榱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题门作“活”字，便去。杨见，即令坏之。既竟，曰：“‘门’中‘活’，‘阔’字，王正嫌门大也。”……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提“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 “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
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辤（辞）’；所谓‘绝妙好辤（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4）见《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所附吴质别传。
（5）（6）见《三国志》《曹植传》。
（7）《三国志》《曹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并前万户。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裴注：魏武故事载令曰：“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又令曰：“诸侯长史及帐下吏，知吾出辄将诸侯行意否？从子建私开司马门来，吾都不复信诸侯也。恐吾适出，便复私出，故摄将行。不可恒使吾（尔）谁为心腹也！”）
（8）《三国志》《曹植传》：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
（9）《三国志》《庞德传》：庞德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为郡吏州从事。初平中，从马腾击反羌叛氐。数有功，稍迁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讨袁谭、尚於黎阳，谭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东，太祖使锺繇率关中诸将讨之。德随腾子超拒援、幹於平阳，德为军锋，进攻援、幹，大破之，亲斩援首。后张白骑叛於弘农，德复随腾征之，破白骑於两殽间。每战，常陷陈卻敌，勇冠腾军。后腾徵为卫尉，德留属超。太祖破超於渭南，德随超亡入汉阳，保冀城。后复随超奔汉中，从张鲁。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邑三百户。侯音、卫开等以宛叛，德将所领与曹仁共攻拔宛，斩音、开，遂南屯樊，讨关羽。
（10）见《后汉书》《杨震传》。
（11）《三国志》《崔毛徐何邢鲍司马传》孔融附录：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又天性气爽，颇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书啁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虽宽容，而内不能平。御史大夫郗虑知旨，以法免融官。岁馀，拜太中大夫。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爱才乐酒，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虎贲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辄引与同坐，曰：“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续汉书曰：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融闻之，不及朝服，往见太祖曰：“杨公累世清德，四叶重光，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之罪乎？易称‘积善馀庆’，但欺人耳。”太祖曰： “国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杀召公，则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缨緌搢绅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聪明仁智，辅相汉朝，举直措枉，致之雍熙耳。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褰衣而去，不复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也，融与太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太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纪。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十三年，融对孙权使，有讪谤之言，坐弃市。……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惧远近之议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於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鲊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诸军将校掾属，皆使闻见。”
（12）《艺文类聚》卷二十二：典略曰：祢衡，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许都，书一刺怀之，漫灭而无所遇，或问之曰：何不从陈长文司马伯达乎，衡曰：卿欲使我从屠沽儿辈耶。又问曰：当今复谁可者，衡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又问荀令君赵荡寇，皆足盖世乎，衡见荀有容仪，赵有腹，乃答曰：文若可借面吊丧，稚长可使监厨请客，其意以为荀但有濬，赵健啖肉也。
（13）《曹娥碑碑文》
后汉会稽孝女之碑
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 弟子邯郸淳字子礼撰
蔡邕题其碑阴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与周同祖末胄荒沉爰兹适居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娥时年十四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以汉安迄于永嘉青龙辛卯莫之有表度尚设祭诔之词曰伊唯孝女晔晔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仪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阳大礼未施嗟丧慈父彼苍伊何无父孰怙诉神告哀赴江永号视死如归是以眇然轻绝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载沉载浮或泊洲屿或在中流或趋湍濑或逐波涛千夫失声悼痛万余观者填道云集路衢泣泪掩涕惊动国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刻面引镜剺耳用刀坐台待水抱柱而烧于戏孝女德茂此俦何者大国防礼自修岂况庶贱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斫自雕越梁过宋比之有殊哀此贞励千载不渝呜呼哀哉铭曰　名勒金石质之乾坤岁数历祀立庙起坟光于后土显昭夫人生贱死贵利之仪门何怅花落飘零早兮葩艳窈窕永世配神若尧二女为湘夫人时效仿佛以昭后昆
宋元祐八年正月左朝清郎充龙图阁待制知越州军州事蔡卞重书
八武林高手曹丕及武术杂谈)
近日偶得闲暇，信手翻书，翻至《三国志》中的魏文帝纪，见裴注中有引魏文帝《典论》之自叙一节，读之甚有趣味，不意文帝于文士固为一时之雄，因“三曹”的文学成就似要高于建安七子，而于剑术及弓马亦是个中高手，私下度之，或可当之为三国时武林中的一流高手亦未可知。
三国曹氏一族，生于东汉动乱末世，于弓马武学一道均颇有研习，曹孟德少时“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书称其“才武绝人，莫之能害”，后来讨董时成皋兵败，东下扬州募兵，兵叛，而“夜烧太祖帐，太祖手剑杀数十人，余皆披靡”，假想当时情景，夜黑风高火光熊熊之中，孟德以一人之力仗佩剑夜战群叛，所向无敌，接连斩杀数十人，“余皆披靡”，的确可算得上是“才武绝人，莫之能害”，想来定然剑法不差，称为高手当不为过。而曹氏诸人中武功最强者似乎要算曹仁，《三国志》载吴大将周瑜围江陵，“数万众来攻，前锋数千人始至”，时曹仁为征南将军，先遣骁将牛金以三百骑挑战，寡不敌众，“遂为所围”，左右失色，而曹仁意气奋发，命左右牵马来，“矫（长史陈矫）等共援持之。谓仁曰：“贼众盛，不可当也。假使弃数百人何苦，而将军以身赴之!”，而“仁不应，”遂带数十骑披挂上阵，“出城。去贼百余步，迫沟”，当时陈矫等还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那知道曹仁“径渡沟直前，冲入贼围”，而后救出牛金等一部分部下，然而还有部分兵士被围在东吴军的阵中，曹仁见了，又“复直还突之，拔出金兵”，仅仅“亡其数人”，于是“贼众乃退”。此次战斗，曹仁先以三百人抗数千之众，被围，竟然自己带区区几十人去营救被围的三百人，而且两进两出，非但将被围的三百人尚存者全数救出，居然还将东吴数千之众杀得不敢进攻而撤退，可见他武艺之高及胆烈过人。
曹丕生于中平四年，他在《典论》的自叙中说，汉初平初年时，年仅五岁，曹操便开始教他射箭，“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十岁的时候，跟从曹操南征张绣，张绣降而复叛，曹操贴身侍卫猛将典韦战死，长子曹昂及侄子曹安民双双阵亡。而曹丕“乘马得脱”，以十岁的年龄，从乱军中得脱，或许有被人看作小孩轻视而放过的可能，但也不能不说是他自己的骑射功夫起了作用。曹丕因此感慨曰：“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
大约是因为这次从乱阵中逃生的经历，曹丕“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一方面是以世家子弟为游猎之趣，另一方面怕也是为了自卫而经常修炼。常年的练习和实战使得他对射箭一道颇有心得，在曹操破袁绍获冀州后，各地进贡名马良弓庆贺，他与曹真在邺城试用打猎，一日猎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对当时的情景，作为文人的曹丕曾有几句精彩描写：“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这一番妙文着实是令人悠然神往，遥想当年，正是“岁之暮春，勾芒司节”，两个鲜衣怒马的青年才俊，在阳光明媚，轻风拂面的野外，乘燕代名马，持濊貊良弓，“弓燥手柔”，于“草浅”间飞驰，逐“兽肥”而骑射，是何等的风姿及意境。
曹丕于射箭一道的见解，也是高出常人一筹。曹操的头号幕僚荀彧前来征曲蠡的军中犒军，和曹丕谈起射箭一道，曾夸曹丕道：“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而曹丕不以为然，说： “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这已经是到了要求射者不用思考，便可以随时在马上的任意角度张弓射箭的地步了，而且不单单要求技术的熟练，还有了美的要求。
荀彧似乎还有些不信，笑道：“乃尔”，意思是说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曹丕便接着道：“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他所说的大意是，山坡经常走过的地方就有了路，而弓箭在训练中练得久了自然会命中的目标，但这样的话，即使每发必中，也不算至妙。那要怎么样呢？要骑在马上奔驰的时候，进入草很密的地方，迎头拦击狡猾的野兽，横截轻灵的飞禽起飞的路线，而使得箭不虚发，要攻击的目标必定被命中，这样才可以说是至妙了。
他这一番话，已经是将兵法化入了武技中，要求事先估计预测对方要经过的路线而加以攻击，以求一击必中。不单是地看见了目标瞄准、射击这么机械简单，而是要有准确快速的预测判断和极其快速熟练的技巧综合起来才可以做到的。
所以当曹丕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当时在场的另一名曹操的幕僚军祭酒张京，看着荀彧拊掌说：“善”。当然，不排除这两人是拍曹操嗣子的马屁，不过以荀文若的性格和为人来看，只怕倒还不至于，这个张京倒是不知道是何许人也，那就不得而知是不是拍马屁了。只是曹丕的这一番话说得的确有他的道理和见解，是以旁人叫声好倒是当之无愧。
曹丕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其实他的射箭并非是他最好的武艺，最好的我觉得当数他的剑法。曹丕五岁起习骑射，剑法也是从小学起，至于是什么时候学的，就不得而知了。他在叙说当时的剑术名家的时候，说：“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前面那一句说他“阅师多矣”，所以觉得“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他的这个说法有些失之偏颇，主观自大了一点，可能是想吹嘘一下自己的师承是最好的。不过由于历朝的京师重地，基本上都是能人汇粹的地方，所以京师能人较多倒是正常的。后面那句，他既是在《典论》这本属于官修的文集里说起这件事，那这个说法应该是当时公认的说法，不然未免会被人笑话，即在桓、灵年间，王越这个人的剑法在在京师一带称雄的，史阿的剑法又是在和王越一起游学的时候向王越学习，并“具得其法”。
而曹丕本人的剑法便是师从史阿，而且“学之精熟”，他有一次在和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一批武将们喝酒论武的时候，大家讨论起剑法来，其中的奋威将军邓展，一向号称“善有手臂，晓五兵”，即擅长拳脚功夫，又精通各种兵器，而且可以 “空手入白刃”（或许是我孤陋寡闻，这个是我所看见历史上最早的“空手入白刃”的说法，不知道后来的武侠小说中的那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是不是从这里发挥而来的）。曹丕与他谈论良久，说道：“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这么一说，邓展自然是不服气，于是要求和曹丕比剑。
当时大家正是喝酒喝得酒酣耳热的时候，曹丕可能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剑技和理论，便欣然应承，和邓展以酒席上所食的甘蔗为剑，双双下场比试。这个场面想来也可算得是一场剑舞以助酒兴，自然比起鸿门宴上的那场剑舞是少了些杀气，大约也就象现在的武侠小说里写的“久闻阁下高明，今日咱们切磋切磋”的场面和气氛吧。
到了场中，两人几次交锋下来，曹丕接连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席上观战的众将纷纷大笑，这一来，邓展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又不是很服气。便要求曹丕改换攻击目标再来一次，曹丕说我的剑法很快，所以不太容易进攻中宫，因此只能攻击你的手臂，而邓展则坚持要求再比一次。于是，二人再次交手，结果曹丕击中了他的脸，顿时观战诸将于“坐中惊视”。
曹丕在还座以后笑着对邓展说：“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于是“一坐尽欢”。
曹丕在这次比武中，充分显露了他在武学上的高明造诣。
他在第一次的交手中，凭借他快速迅疾的剑法，三次击中邓展的手臂，而后当邓展要求他改换攻击目标的时候，他便坦言自己的剑法特点是速度快，因而不能进攻对方的中路，所以只能击中邓展的手臂。曹丕的这个说法，和现在武术中流传下来的“剑走轻灵，刀行龙虎”、“剑走偏锋，刀进中宫”说法是吻合一致的，也正是千百年来武术家们根据剑和刀不同的结构和重量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剑身轻而薄，不宜硬攻硬架，而且因为两面开刃，可以以剑尖的刺和两侧剑刃切、割来杀伤，所以从中路进攻就不太合适，一般大都利用兵器重量轻、速度快再配合身法走偏锋进行攻击；而大刀刀身阔而厚，可以依仗重量和结构上的牢固优势，进攻可以大砍大劈，即使是防守也是硬碰硬，举个例子，刀法中最常见最普通的“缠头裹脑”就是一例，这一招便是运用刀背、刀锋格开对方攻向我左中、上段和右中段的兵器，同时连消带打予以还击，而人一般基本上是直进直退，和用剑大不相同，这就是所谓的“剑走偏锋，刀进中宫”。
曹丕在说明了自己的剑术特点后，第二次和邓展交手。
邓展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以及曹丕说了自己的剑术特点后，估计是一改打法，依仗自己的“善有手臂”，身手矫捷，说不定是邓展力大也未可知，总之是想仗剑和曹丕硬碰硬，突击曹丕的中宫。那知道曹丕料敌机先，早料到了这一着，“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便兵行诡道，“因伪深进”，而邓展中计，遂“果寻前”，曹丕见他中计，移动身法避开他的攻势，“余却脚鄛”，结果“正截其颡”，使得“坐中惊视”。
曹丕先是挟胜利的余威，使得邓展畏惧他侧翼的快速攻击，又明言自己的剑法因为快的原因而不太合适进攻中路，这一番刻意的实话实说造成了邓展判断曹丕的中路是个弱点，所以决意在此处和曹丕决胜负，那知道曹丕假装中计，再次先佯攻邓展的侧翼，在邓展以为自己的盘算得逞想和曹丕在中路硬碰的当口，又一次转移身法避实击虚一举集中他的头部，这一次却不是击中邓展的手臂了，是以邓展输得没话讲，只余下受教育的份了。
曹丕在此次比剑中，不但依仗他的精妙剑法占了上风，还在第二次交锋中运用了谋略，料敌机先，又以语言坚敌对自己的判断，而后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虚虚实实，先卖个破绽与对手，再一举中的。这和他在阐述射箭一道时的“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的见解是一致的。
而后他又说“夫事不可自谓己长”，即凡事不要自满，必须虚心学习。他“少晓持复”，而且“自谓无对”，因为“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结果“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居然“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所以“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
汉代时，以《亚洲地区古兵器图谱》所说，戟制最盛。曹丕说的双戟，是一种与剑差不多长短的护身短戟，以刺为主，也可以砍、劈，通常插在背后，而不是长戟。“双戟为坐铁室”，双手的兵器运用，在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时代，大致也有这样的说法，在摒弃了沉重的长剑后，就开始了双剑的时代。通常是一手长剑，一手短剑，一剑前指或剑尖向天，另一剑横在头顶或眉间。一攻一守，颇为实用便利。我曾看过几次实况转播欧洲一年一度的中世纪古战争模拟游戏，大多人还是使用的这个姿势。而东瀛著名的剑客宫本武藏更是因此创了一个二刀流。
再说“镶楯为蔽木户”，现在的武术比赛中经常有的“盾牌刀对枪”或“盾牌刀对三节棍” 之类的对练套路，虽然说是表演，但持盾牌进攻的特点还是保留了下来，因为盾牌的防护面积大，所以只要一矮身便可以很轻易地把自己保护起来，所以往往是盾牌向上一举便直攻对方的下三路，十分有效，而对方的中路进攻几乎不可能得逞，又因为盾牌大都是用木头做的，所以称为“蔽木户”。
曹丕可以用单兵破双械，说明他的身法和兵器的使用技巧都已经是很熟练和高明了。武术中要练的有所谓“手、眼、身、法、步”一说，从上面的记载来看，显然曹丕是在这几个方面都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
由此可见，曹丕在各种兵器及剑法上的造诣不但是技艺精熟，熟知各种兵器的性能特点，而且在实战使用中还融入了兵法和自己对武术上的见解，并能将其融会贯通，合为一体，正是达到了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以此说来，说他是个武林高手应该不过分。
附录
曹丕《典论》自叙
初平之元，董卓杀主鸩后，荡覆王室。是时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恶卓之凶逆，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山东牧守，咸以春秋之义，“韂人讨州吁于濮”，言人人皆得讨贼。于是大兴义兵，名豪大侠，富室强族，飘扬云会，万里相赴；兖、豫之师战于荥阳，河内之甲军于孟津。卓遂迁大驾，西都长安。而山东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会黄巾盛于海、岱，山寇暴于并、冀，乘胜转攻，席卷而南，乡邑望烟而奔，城郭鷪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余时年五岁，上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能骑射矣。以时之多故，每征，余常从。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夫文武之道，各随时而用，生于中平之季，长于戎旅之间，是以少好弓马，于今不衰；逐禽辄十里，驰射常百步，日多体健，心每不厌。建安十年，始定冀州，濊、貊贡良弓，燕、代献名马。时岁之暮春，勾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鹿九，雉兔三十。后军南征次曲蠡，尚书令荀彧奉使犒军，见余谈论之末，彧言：“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余言：“执事未睹夫项发口纵，俯马蹄而仰月支也。”彧喜笑曰：“乃尔！”余曰：“埒有常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若驰平原，赴丰草，要狡兽，截轻禽，使弓不虚弯，所中必洞，斯则妙矣。”时军祭酒张京在坐，顾彧拊手曰“善”。余又学击剑，阅师多矣，四方之法各异，唯京师为善。桓、灵之间，有虎贲王越善斯术，称于京师。河南史阿言昔与越游，具得其法，余从阿学之精熟。尝与平虏将军刘勋、奋威将军邓展等共饮，宿闻展善有手臂，晓五兵，又称其能空手入白刃。余与论剑良久，谓言将军法非也，余顾尝好之，又得善术，因求与余对。时酒酣耳热，方食芊蔗，便以为杖，下殿数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为之。余言吾法急属，难相中面，故齐臂耳。展言愿复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伪深进，展果寻前，余却脚鄛，正截其颡，坐中惊视。余还坐，笑曰：“昔阳庆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术，今余亦愿邓将军捐弃故伎，更受要道也。”一坐尽欢。夫事不可自谓己长，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日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
九三国中的刘岱到底有几个
近日写三国小说，写至曹孟德临兖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前载兖州刺史刘岱事曰：“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按此处所言，刘岱为兖州刺史。裴注云：“岱，刘繇之兄，事见吴志”，遂又查《三国志》《吴书》《刘繇传》，得知：“繇兄岱，字公山，历位侍中，兖州刺史”“刘繇字正礼，东莱牟平人也”，则刘岱亦当为东莱牟平人。又有：“平原陶丘洪荐繇，欲令举茂才。刺史曰：“前年举公山，奈何复举正礼乎”，则其兄弟二人俱应为平原陶丘洪所荐。
其后曹孟德为东郡太守，青州黄巾百万之众入兖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曰：“青州黄巾众百万入兖州，杀任城相郑遂，转入东平。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略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兖州牧”。
至此处，兖州刺史刘岱刘公山身亡。
而后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至官渡之战的时候，刘备为袁绍略许下，曹操遣将讨之，书载曰：“备之未东也，阴与董承等谋反，至下邳，遂杀徐州刺史车冑，举兵屯沛。遣刘岱、王忠击之，不克”，则此处又有一刘岱，查裴注有云：“魏武故事曰：岱字公山，沛国人。以司空长史从征伐有功，封列侯”，人有同名者不为之奇，至于连表字都相同，则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了。于是乎又查《中国古今地名对照》，“东莱：（东汉、三国魏）今山东黄县南”。而“沛：（西汉--北齐）安徽潍溪县西北”，若照此看来这两个刘岱不是同一地方的人，再说其官职也不同，一个是兖州刺史，是个州牧，一个是司空长史，是个属官，当不是一个人。然书之所载，阙误亦颇多，至于同一人有数名者不在少数，现举一例，《三国志》《吴书》《孙坚传》有：“……袁绍遣会稽周喁为豫州刺史，来袭取州。坚慨然叹曰：‘同举义兵，将救社稷。逆贼垂破而各若此，吾当谁与戮力乎！’言发涕下。喁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此处说夺阳人的是会稽周喁，而《三国志》《魏书》《公孙瓒传》载：“是时，术遣孙坚屯阳城拒卓，绍使周昂夺其处。术遣越与坚攻昂”，此处又说为周昂，可见其阙误之多，不知何为是者。
故此，诸书并云兖州刺史刘岱刘公山为青州黄巾所杀，而后曹操为兖州刺史，可是到几年后又冒出一个刘岱刘公山，真不不知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其中比较成问题的是：一，这两个人非但同名，连表字都相同，二是在曹操讨黄巾的时候，济北相鲍信也临阵战死，《三国志》《魏书》《鲍勋传》：“太祖为东郡太守，表信为济北相。会黄巾大众入州界，刘岱欲与战，信止之，岱不从，遂败”，以此说来，也有可能临阵战死的是鲍信而非刘岱，上面记载为书者之误，只是这个两刘岱却又不是一个地方的人，而且《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中裴注又说：“陈宫谓太祖曰：“州今无主，而王命断绝，宫请说州中，明府寻往牧之，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宫说别驾、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无主；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亦谓之然”。照此说来，“州今无主”，即是兖州无刺史，则刘岱当已死，鲍信尚在，那两者为同一人的这个说法便有些说不过去了，到了此等地步，再穷究下去只怕也搞不出个结果来，所以也只好就此作罢，权当他是有两个刘岱了。
十诸葛亮没有杀马谡
说起马谡的死，历来人们都认为马谡是在街亭之败后，回到诸葛亮大营负荆请罪，最后被诸葛亮挥泪斩于军门，京剧《失街亭》就是讲的这一段。
有这种印象，其实乃是来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其中九十五回描写马谡立下军令状，以王平为副将，率兵二万五千人出守街亭，抵达街亭后，以兵法云：“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及“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理由，拒绝遵守诸葛亮于路口扎营的吩咐，并置王平的“魏军
断我水源”的警告于耳后，屯兵山头，后来禁不住王平苦谏，分五千兵与王平，让其于山下扎寨，魏名将司马懿及张郃率军到达后，开始一面敌住王平，一面围马谡而不攻，并断其水源，待马谡不战自乱，降的降，逃的逃后，司马懿最后发动火攻，马谡惨败而回，王平此时兵少力薄，抵不住张郃的猛攻，也与马谡一起退兵了。
街亭失守后，使前方蜀军进无据点，退无可守之地，不得已放弃已攻占之陇右三郡，退守汉中。为此，诸葛亮上表请后主自贬三等，马谡于大营自首领死，斩首之时，全军落泪，诸葛亮亦失声痛哭，这就是所谓的“挥泪斩马谡”。
但是，这些全是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史实与这些说法是有很大出入的。晋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及后来裴松之为其作的注释中，对此事的描写散落在诸列传中，我们不妨将其综合起来，来看看史书上的“斩马谡”真相。
首先是《向朗传》中的记述，当时向朗为丞相长史，随军征战，而向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免官还成都。”此段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街亭之战后，马谡并未投案自首，而是畏罪潜逃，而向朗知情不报，被诸葛亮免去官职，传说中一直待到诸葛亮死后，向朗始复出仕官。其中“优游无事”达数十年！
第二个是《马谡传》中裴松之注，有提及《襄阳记》中的记载说马谡临死前曾写信给诸葛亮，说“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后诸葛亮待其遗孤如同己出。看这一段，就知道马谡死前未曾有机会再与诸葛亮谋面，否则也无必要写这么一封信，要诸葛亮效仿杀鲧而用禹的故事，将自己的遗孤托付于诸葛亮了。
而后又称“十万之众为垂涕。亮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马谡的确是死了，但以上均未提及马谡是如何死的，而在《诸葛亮传》中只称诸葛亮“戳谡以谢众”，《王平传》中又载：“丞相亮即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从这两传来看，马谡确实是被诸葛亮下令处死的，但到底有没有付诸实施呢？
答案是没有。因为这在《马谡传》中有明确记载：“谡下狱物故”，即病死狱中。
综合以上史料，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谡在街亭举动违规，不遵诸葛亮的指示，以致于最后惨败而归，并直接致此次出击祈山的战果——陇右三郡得而复失，无奈之下大军退回汉中，马谡是深知自己失败后果的严重性的，因此便畏罪潜逃，而身为丞相长史的向朗碍于情面或出于爱才之心，知情不报，事泄后导致他也在家赋闲达二十年之久，马谡最终被缉拿归案，并被诸葛亮处以极刑，然而还未及行刑，马谡便于狱中病故了。这便是史书的马谡之死。
之后诸葛亮的亲自祭奠、为之流涕，以及有十万之众陪着流泪，且对其遗孤待之若平生，这种既斩之，又恤之的作法，也是有着很多复杂的原因在内的。
首先，对马谡其人，有着知人之明的刘备曾交代诸葛亮说：“言过其实，不可大用。”而“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所以诸葛亮上表自贬，一是由于对马谡其人认识不足，二是由于对刘备的嘱咐未予重视，导致出击祁山之战劳军伤财，无功而返。以诸葛亮执法那“赏罚之信，足感神明”之风格，将其处以极刑，这也是必然的。
但马谡在诸葛亮南征孟获之时，曾于出兵前向诸葛亮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将为下”的战略方针，而在作战中，诸葛亮也是充分体现并采用了这种战略方针的，最后南疆终蜀之世未再有战事，这可说其中有马谡的功劳。而且马氏兄弟在荆襄一带素负才名，其中有“白眉最良”之称的马良与诸葛亮的交往中称诸葛亮为“尊兄”，裴松之认为“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无论如何，马氏兄弟与诸葛亮交情非同一般，且都具有一定才能，所以诸葛亮虽然要处马谡以“诛”、“戮”之刑，然而毕竟是用人之际，对其是深为惋惜的，所谓“挥泪斩马谡”倒是比较附合史实的，这从他善待马谡遗孤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他对马谡的态度了。只是在小说家的加工过程中，将马谡畏罪潜逃一事略过不提，并作了一些加工，这一段就艺术角度来看，比之史实的确是更感人而且富有感染力了。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影响力之大不言而喻，现在已被改编为无数的不同版本、类型的游戏及影视剧，只是这些大都是以《三国演义》为蓝本的，由于历史原因，小说中尊刘贬曹的倾向严重，而且对很多人物、事件作了艺术加工，与历史事实有很大的出入。现在给大家提供一些真实的史料，将《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作些比较，以便大家可以更完整、真实地去看待和了解这段历史
十一赵云不是五虎将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元氏县西北）人。先从公孙瓒，时刘备亦在，与赵云深自结纳。公孙瓒为田楷击袁绍，派刘备出征，赵云为骑将，后因对公孙瓒失望托词兄丧，离去前与刘备曰：“终不背德也。”
后刘备奔袁绍于邺与云相遇，随从至荆州，战博望，出长阪，迁为牙门将军，仅为一名护卫偏将，随刘备南定诸郡后，方升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而关羽已是襄阳太守、荡寇将军，张飞也是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后刘备入蜀，留赵云于荆州，领留营司马（相当于警备队长），专司内务，截江救阿斗就是在此时发生的。
随后由诸葛亮带赵云朔江而上，入平益州，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翊，护也，还是一名护卫统领性质的将领。而当时留任荆州的关羽官拜前将军，假节钺，董督荆州事。马超左将军，假节。张飞为右将军，假节。黄忠是后将军，关内侯，连魏延都已是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赵云与他们就官位而言，尚差一大截。
刘备称帝后，关羽已没，马超为骠骑将军，来乡侯，凉州牧。拜张飞车骑将军，西乡侯，领司隶校尉。黄忠已亡，魏延左迁镇北将军，都亭侯。次年，方升迁赵云为中护军，征南将军，永昌亭侯，后又迁任镇东将军，才与魏延平级。后一直未有升迁，倒是在孔明出祁山街亭之败时，赵云亲自断后，几路兵马中唯赵云一路未曾有损失，然而回军后也因此次战役失败，还被贬为镇军将军，后卒于任上。时魏延已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所以赵云终其一生，其位始终不能与关、马、张、黄相提并论，连魏延都未能超过，自然也就不存在刘备拜他为五虎将一事了。
不过，就赵云而言，其能力与功绩与关、张、马、黄相比，一点也不逊色，甚而有过之，我分两块来说。
一是功绩武略。
刘备在袁绍手下时，密遣赵云私下募得数百人，称刘左将军部曲，而“绍不能知”。行事周密之至。
后与夏侯敦战于博望，生擒其将夏侯兰，又禀刘备说夏侯兰明于法律，以为军正。史曰“云不用自近，其慎虑类如此。”
长阪之役，刘备“弃妻子南走”，而“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
又刘备入川，“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原因是“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所以命赵云为留营司马，后来“夫人内欲将后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再救了一回阿斗，使其免了沦为人质的厄运。
在刘备与曹操争汉中时，赵云与黄忠劫粮，黄忠过期不回，赵云“将数十骑轻行出围，迎视忠等，值曹公扬兵大出，云为公前锋所击，方战，其大众至，势逼，遂前突其阵，且斗且欲却。公军败，已复合，云陷敌，还趣围。将张著被创，云复驰马还营迎著。公军追至围，此时沔阳长张翼在云围内，翼欲闭门拒守，而云入营，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后射公军，公军惊骇，自想蹂践，堕汉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作乐饮宴至暝，军中号云为虎威将军。”
而街亭之役后，诸葛亮问邓芝：“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邓芝说：“云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兵将无缘相失。”
从以上几事，可见赵云一身是胆，武功计略，不亚于关羽等人，只是无缘统军征战而已。
第二是他的为人及思维堪称先公后私，敏于时事，而且甚为周密。
在荆州刘备平南方诸郡时，“从平江南，以为偏将军，领桂阳太守，代赵范。寡嫂曰樊氏，有国色，范欲以配云。云辞曰：“相与同姓，卿兄犹我兄。”因辞不许。时有人劝云纳之，云曰：“范迫降耳，心未可测；天下女不少。”遂不取。范果逃走，云无纤介。”
后来定益州，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围地桑田分赐诸将。云谏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
再就是关羽身死后，刘备大怒，整军东下，赵云谏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听，遂东征，留云督江州。先主失利于秭归，云进兵至永安，吴军已退。”
而街亭之败后，因赵云所部是唯一全身而退的，诸葛亮要把军资余绢分赐将士，赵云说：“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亮大善之。
正因为如此，陈寿将赵云与关、张、马、黄共列为一传，是为《关张马黄赵传》，罗贯中在写《三国演义》时也把赵云加工夸张为五虎上将，以此彰显赵云的武功及品德，其实都是相当公平和得人心的。
十二三国时期的武侠谋士——虞翻
虞翻，字仲翔，浙江余姚人，先为会稽太守王朗功曹，孙策来攻时劝王朗避之，王朗不听，与之战，果为孙策所败。后遂护送王朗至东部的候官，王朗以其父丧家有老母在堂，命其还家。孙策知虞翻回会稽，亲自上门，待以交友之礼，而不以上待下之态，并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于是出为孙策功曹。
虞翻其人，堪称当时之文武全才，实属东吴罕见之杰出人物之一。
他初归孙策时，因孙策极喜好游猎，《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记载他就此曾进谏曰：“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长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
后来他从孙策讨伐江南，又一次力谏孙策勿单骑逐敌，并为之护卫，韦昭《吴书》有载：“策讨山越，斩其渠帅，悉令左右分行逐贼，独骑与翻相得山中。翻问：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贼。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马。此草深，卒有惊急，马不及萦。策但牵之，执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请在前，行得平地，劝策乘马。策曰：卿无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
此两事具体而微，然读来意味深长，实在饶有趣味。
前一则中虞翻的劝谏之言，言简意赅，对孙策此类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了然于心，与三国时期的另一杰出人物，曹操手下的头号策士郭嘉之判断不谋而合。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之时，曾担心孙策自后奔袭许昌，《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载曰：“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东，闻太祖与袁绍相持於官渡，将渡江北袭许。众闻皆惧，嘉料之曰：‘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后来孙策竟果然死于被他歼灭的江南豪强许贡食客之手，正应了虞翻“白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之语，亦被郭嘉料中。
然二人于此事上相比，郭嘉似乎要略胜一筹。盖因此事起于曹操屯官渡期间，曹操担心孙策抄了自己的大本营。郭嘉此语，则明确指出了孙策在短期内必将被刺杀，因此不可能远袭许昌，而曹操担心也就是担心这一年内的事情，所以郭嘉这个判断，正是针对这一年内孙策可能出现的情况下的。裴松之曾经认为郭嘉虽然能料孙策之生死，但是不能料他死在何时，因此说“嘉料孙策轻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诚为明於见事。然自非上智，无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袭许年死，此盖事之偶合”，此言一则不免有些以巫者求奉孝，略显牵强，同时也忽略了郭嘉出此判断的大背景正是有时间限定的，也就是局限于曹操与袁绍对峙这一时期，所以实际上郭嘉已经说出了孙策死亡的时间就在这一年之内。所以裴松之此评，余以为不确。
但无论如何，虞翻料人料事之明，远非东吴其他几位名士如张昭等人所能企及的，唯于大局之把握程度要上稍逊于郭奉孝，所以他虽然意识到了后果，但未能把当前被孙策歼灭的当地土豪之残余势力和孙策的个人癖好以及性格联合起来判断，意识到这个危机的急迫性，以至孙策不久后便被刺杀身亡。
而他本人于武学一道的造诣之高，只怕在三国时期的武将中，都可算是少见的一个。
第二则故事中，说虞翻不但武艺出众“善用矛”，而体力和速度也都堪称罕见：“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讨以来，吏卒无及翻者”，且居然还能长时间地追及奔马：“明府试跃马，翻能疏步随之”。若从此几点来看，虞翻这个人要是引用一句武侠用语的话，确实可谓是“轻功盖世”，足可称做武侠、异人之类的人物了。而他偏又能审地势、料敌情，可算是文武兼资，粗细兼具。
又其游说华子鱼一节，《江表传》云：“策计黄祖，旋军欲过取豫章，特请翻语曰：华子鱼自有名字，然非吾敌也。加闻其战具甚少，若不开门让城，金鼓一震，不得无所伤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到郡，请……与……相见，谓歆曰：君自料名声之在海内，孰与鄙郡故王府君（王朗）？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资粮多少，器伏精否，士民勇果，孰与鄙郡？又曰：不如也。翻曰：讨逆将军，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刘扬州，君所亲见。南定鄙郡，亦君所闻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资粮，已知不足，不早为计，悔无及也。今大军已次椒丘，仆便还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与君辞矣！”舌底翻澜，字字跳动，精悍之至。其对孟德辟召所作之评语，韦昭《吴书》：“翻闻曹公辟，曰：盗跖欲以余财污良家邪！遂拒不受。”字不过十，而鄙薄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一点上，二张都大有逊色。子纲曾留许都作官。赤壁之役，子布欲迎降。其与仲翔相去，岂可以道里计邪！只可惜孙伯符英年早逝，有奇才而仲谋不能用，且逐置南荒。虽仲翔傲亢犯上，看不起仲谋，有以自取。而仲谋器小易盈，不能容物乃尔，愧对乃兄多矣！无怪乎孙伯符云其非创业之才，乃守业之具，其实孙文台、孙伯符守业焉能弱于仲谋乎？实乃知仲谋非荡平六合之才，欲其固守耳，观其战合肥、袭关羽便知仲谋非为帝王之才，沾沾自喜于一战之胜负，一州之得失，全不顾天下大局，相较于孙伯符袭许之谋，相差何止以道里计！故仲翔叹耳：“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至此可见他对孙仲谋已失望之至，“知己者”，乃孙伯符也，惜已英年早逝，而仲谋喜听“媚”言，已是与其“生无可与语”，所以但能“死以青蝇为吊客”耳，仲翔惜哉！吾为之哀矣。
十三从诸葛氏一门把掌魏、蜀、吴三国的军政大权说起
日前信手翻书，偶得一悟，只恐诸君早已识耳，然吾不敢以陋见而匿己言，故复发此文，以为引大家润玉之石。
三国时，诸葛氏一门，英俊辈出，可谓当时一大望族，非但如此，其门中俊才，莫不手握一州乃至一国军政大权，显贵一时，由此吾以为，当是时，从政之政治气候，实为中国古代史上不二之选。诸君且看。
三国时之诸葛氏，最彰显者莫过于辅佐蜀汉之诸葛孔明。其祖上诸葛丰，为汉之司隶校尉，父及叔父均为郡丞、郡守，至亮一辈，适逢乱世，遂“躬耕垅亩”。刘玄德军破于曹孟德而三顾草庐，奉之为军师，至此孔明方始其政治仕途，此后玄德委以国家之重，入川之后，“策亮为丞相”，实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见待其重，授以心腹之信也。玄德夷陵之败，于白帝托孤，属以后事，亦是千古佳话。或有非玄德之谓：“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实为亮坐大不得已之言云云，吾诚不信也，观武侯之前后《出师表》，可知其言妄耳。后主时，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封武乡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君臣之亲而不疑有二者，莫过于此也。
孔明之兄诸葛子瑜，早于亮仕，为吴主权姊婿弘咨荐于仲谋。先与“鲁肃等并见宾侍”，而后权使瑾“通好刘备，与其第亮俱公会见面，退无私面”，二人为庙堂事公正一至若斯。后更 “从讨关羽，封宣城侯，以绥南将军代吕蒙领南郡太守，住公安”，踞抗蜀之重地；又玄德东下攻吴，瑾为之书，晓以轻重，或曰仲谋，瑾与玄德相闻，仲谋怒曰： “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此语焉能不令人肝脑涂地乎？！后官至大将军，左督护，领豫州牧，封宛城侯。
而孔明与其兄，在其入蜀以来，书信不绝，至亮出武功之时，军旅之中尚复有书信，而二人君上不以此疑之；至于武侯无后，求以子瑜第二子乔为嗣，而子瑜启仲谋“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拜为驸马都尉……（乔）子攀，官至行护军诩武将军”，后乔兄元逊见诛，诸葛子瑜子孙皆尽，攀又还为瑾后。
诸葛诞，字公休，诸葛丰之后，亮、瑾族弟。初为尚书郎荧阳令。正始初，为御史中丞，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处于抗吴第一线。后又为“镇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封山阳亭侯”。诸葛子瑜子诸葛元逊兴东关之役，“遣诞督诸军讨之”，屡与吴战，朝廷以其久在淮南，进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封高平侯，又进征东大将军。甘露二年五月，徵为司空。后与司马氏反目，反，夷三族。小子靓入吴，吴平还晋，子恢位至尚书令。
此三人者，一时俊杰，“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相，二子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难得者，此三人处于同一时期，在世时均已显名，又同处权重或战略重地之位，三人则尽心为其国其主，三人之君上均不疑之而重用之，薇为奇观。
至于孔明与魏之重臣钟元常、王景兴、华子鱼书信之交，虽战乱不绝或两国交兵之时，犹不绝于道，说文论经，甚至于谈及子孙家事，一派气象亦为今人之不及甚矣。此固当事者一时名士，盛名无虚，德行不亏，然亦当时君臣均为一世之雄，绝世豪杰，其胸襟气度非常人者方得如此，故此后世稀见焉。
又观诸后世，袁崇焕炮毙努尔哈赤，后反以私通敌国而获罪身死，犹可言为清人之反间计，然观今人亦未见有高于崇祯多少。
当今之世，设使有三人处三敌国，不以交通敌国获罪而暗中监视已是万幸，夫复堪言仕途乎！且不说有血缘之亲，即如李文和者，乃因华裔获罪，实可谓无妄之灾。何其开明程度尚不及两千年前之君主，亦良为可怪。言及此，或曰：此等情形遍目皆是，非唯彼处独有，乃无言，念及后世党锢之争、株连之祸、无妄之灾，令人毛骨悚然，吾不敢仕途矣，唯当遥思神游当年情景耳。
十四论诸葛孔明、魏文长子午谷之谋及魏文长之死
一直想写这个题目。没时间，今日有些个余暇，就说说某家的歪论。（此论乃以三国志而言，演义不在此论之列）
说孔明还是先从《隆中对》说起。
孔明之《隆中对》，乃是其展示才华的第一步，其中先从将谋、地势、兵力和人才、民
心各方面入手，阐明了以玄德之力，实不可与孟德仲谋争锋，。是以建策取荆益为第一步，第二步乃俟“天下有变”，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则霸业可成”。这一步乃为主要手段及目的。此后孙仲谋、吕子明以一州之蝇头小利，袭杀关羽，丧送了其半，刘玄德于孟德身殁之后，曹子桓以魏代汉之时，若能乘此“天下有变”之机，北出秦川，则中原汉之遗臣旧属必可收心，子桓虽文才称雄，兵革之事不及玄德久经沙场，非玄德、孔明、益德之流敌手。竟不乘此绝佳天时北上，而不忿关羽之小失，弃北伐大计霸业于不顾，倾其全力东下与仲谋角力于夷陵，又惨败于陆仪手中，至此孔明《隆中对》中的建策丧失殆尽。
玄德东下之时，赵子龙曾劝其曰：“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居河、渭上流以讨凶逆，关东义士必裹粮策马以迎王师。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此诚为明智之言，而孔明不可使玄德行之，唯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若单以诸葛公此言而论，设使孔明随行，与陆伯言之胜负亦未可定。此固玄德之所以不能成大业，而孔明庙堂之重臣，朝廷之肱股，不能阻之，亦不得言无过矣。
诸葛公诚为治国之能臣，事必躬亲，谨小慎微，然非决战千里之帅也。首出祁山，以街亭之败诛马谡，蜀国小才少，而以己见不听玄德临终遗言用马谡，又复斩之，实非国家之福，大家之所为也。（《三国志》《蜀书》：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邰战于街亭，为邰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又：先主临薨谓亮曰： “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若以忠君而论，可谓背主。观其五出祁山，小敌可逐而破之，遇大敌则难竟非常之功，五伐皆败，陈寿言孔明“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信矣。
魏文长之于蜀，实为不亚于关云长 、张益德之大将，窃试以论之。
玄德入川，欲据蜀之咽喉汉中拒孟德，而 “当得重将以镇汉川”，冀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 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对曰：“ 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咸壮其言。”果然汉中固若金汤。此证一也。而驰骋沙场，可称善战，大破曹魏重将，“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剌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郭伯济号称“方策精详，垂问秦、雍”而败于魏延，此再证也。以治军而论，“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高出张益德“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的作风一筹，与关云长之“善待卒伍”同，此又证矣。魏文长统大军身当一面，克敌斩将，治军有方而勇猛过人，不输羽、飞也。
而魏文长出子午谷之谋，“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与孔明“出秦川”之计正合，料敌审己，以夏侯琳膏粱子弟，仗清河公主升督长安，可以必克，胜算尽握，与淮阴侯会高祖于潼关相仿佛，时夏侯琳远不及楚之守将，若果行之，“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此时赵子龙、马岱、吴壹等宿将尚在，关西胡羌因马氏之善而引之，此势与秦出咸阳、汉占关中相当，确可固而图关东也。而孔明以此为危计，竟欲“安从坦道，平取陇右”，实为笑谈耳，舍敌之咽喉取无关痛痒处，击之不死又打草惊蛇，至司马仲达都统关西后，关中遂再不可图矣！“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吾亦为之叹矣！设使不胜，唯丧万人而已，而孔明前后兵败，又岂止丧万人哉！蜀国小力薄，大军决战，军力财力人力均不如魏，“安从坦道”，非决胜之法也。魏文长出淮阴之谋，而勇猛过于淮阴，有如此上将奇谋诸葛不能用，违先主遗命而用庸才，惜乎？
魏文长之死，亦一大冤案。时魏文长乃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封南郑侯，而诸葛是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封武乡侯，只比魏文长大一级。杨仪任丞相长吏，相当于现在一个秘书，孔明身死之时，作此安排：“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礻韦、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文长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此话以官阶而言不为错，以公私而论，因孔明一人身死，便退已发之大军，弃北伐大业，可谓以私废公，“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孔明死乃一人事，伐魏为天下事，此言可谓义正词严，错从何来！而孔明竟然安排“若延或不从命，军使自发”，何其量小邪！而时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文长死固祸起于争权，然孔明亦不得曰其无咎，曰其为诸葛公逼反者亦不为过。而 “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则一帮文人亦害人不浅！琬、允之流，吟书颂经诚为上才，决战沙场，焉能与魏延争一日之长短乎？竟定夺生死。杨仪者，小人也：“……仪为先主尚书，琬为尚郎，后虽俱为丞相参军长史，仪每从行，当其劳剧，自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时人畏其言语不节，莫敢从也，惟后军师费礻韦往慰省之，仪对礻韦恨望，前后云云，又语礻韦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礻韦密表其言。十三年，废仪为民，徒汉嘉郡。仪至徒所，复上书诽谤，辞指激切，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此人倒真是一唯利是图之叛徒人选！观其““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之言，比诸于魏文长“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 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孰叛孰是，岂非明乎哉！
诸葛公有如此之将非但生前不能用，于身后又不举以自代，反以杨仪之流的小人从而制之，忠贞谋国者，何忍出此谋！而其人申韩之气又极重，导致蜀汉小朝廷此后满朝鸦雀无声之局面，孔明当负首责。始皇之焚书也，尚知保留《秦纪》。而诸葛公之治蜀，竟乃并史官而省之，然不能禁其史实真相之泄露于外也。孙休时，薛羽为“五官中郎将，遣到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喑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申韩之术，诸葛公讲之精，行之果。驯至可以言语诖误推问人（杨敏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放逐人（廖立是也），可以言语诖误杀人（彭漾是也）。令行禁止，莫敢予违，可谓快意肆志矣（与法孝直相当），而其末流，乃落到智士箝口而不敢言（向郎是也），万民怨毒入于骨髓的地步（野民皆菜色）。一旦外敌猝至，遂土崩瓦解以亡。此虽“势所必至”，又岂其始料所及哉？昔人论管仲，以为器小，诸葛孔明一生亦以比管乐而自诩，然于“器小”一节亦甚为酷肖欤！
（注：此“器小”非指气量大小，乃格局之意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