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词典》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世界之有汉外词典，当从400年前计起。16世纪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等耶稣会士抵华，为方便新来教士学习汉语，遂着手编写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Dictionarium　Sinico－Latinum）。这部按音序排列的汉拉词典完稿于1598年，是迄今已知的第一本西洋汉外词典，只可惜一直未能出版，其手稿据信仍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以后又有汉意、汉葡、汉西、汉法等各类词典手稿或写本，大都出自传教士之手。17、18两个世纪，西士为学习汉语编纂的汉外词典、字词手册、注音字表之类多如牛毛，而有幸刊印成书的只占极少数。中国学者最熟悉的大概是《西儒耳目资》（1626年刊刻于杭州）。初看起来，这也是一本供西士学汉语用的字表，但它使用的拉丁拼读法却是首度公之于世的汉字注音系统，堪称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嚆矢。除了在注音方面有功于中国语言文字，早期汉外词典还在中西物名的移译、概念的诠释、惯用法的描述，乃至对汉语结构特性的认识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　

　　汉英词典的编写开始得晚，因为英美人来华晚。但因为有前人的汉外词典可资参考，有更多的中国学人参与，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似乎更为顺利。第一本正式印行的汉英词典，是英国人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主编的《五车韵府》（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9年出版于澳门。这之后，到20世纪中叶，在华英美学者陆续编出多部汉英词典，举其收词众、体例严、影响大者如：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主编的《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74）；翟理斯（HerbertA。Giles，1845－1935）主编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马修士（R。H。Mathews，1841－918）主编的《汉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931）。这三部汉英词典都梓行于中西通商的最大口岸———上海。　

　　早期汉外词典的对象基本上是外国人，汉英词典也部分沿承了这一传统。譬如翟理斯在《华英字典》扉页的题记中写道，“学汉语是一场苦役”，他希望这本词典能够帮助“驻华领事馆同事以及其他汉语学习者”减轻负担（当时他的主要身份是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但还兼任“大英帝国驻宁波领事”一职）。不过，最早的汉英词典也已显露出另一种考量，那就是为中国人学英文服务。从《五车韵府》封面上的一句话，可以窥知国人对此书的兴趣：“博雅好古之儒所据以为考究，斯亦善读书者之一大助。”一个甲子后，上海点石斋重印《五车韵府》（1879），序言称：“盖自中国创设各关口，与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不下数十年，而其间人材蔚起，研究西学者指不胜屈。但研究西学，如不展阅两文字典，则学问不得其精，文理亦不得其当。”由此可见，为国人掌握英文、研探西学铺设便捷之径，也是早期推广汉英词典的附带目的。现在我们编汉英词典，对象的主次已经换了位，首先是服务于我国的“翻译工作者、英语教师和学习英语的读者”，其次也希望“学习汉语的外国朋友”成为我们的用户（见本词典1995年版《前言》）。　

　　汉英词典的编纂出版史是与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同步的，进入20世纪同样如此。1978年，文革甫毕，中国大陆便出现了国人自纂的首部汉英词典，即本词典的第一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改革开放三十年，北外的这本《汉英词典》也恰好走过了三十年，这不是巧合，这是汉英词典出版史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呼应。虽说问世于1978年，《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在运动正盛的1971年就已起步。那是何等艰辛的年代，编纂者却凭仗学人的一份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克服社会环境、资料条件等种种限制，及时完成了一项庞大的工程。在国人的汉英词典编纂史上，这第一步极为重要，以后无论哪本汉英词典，无论续编、新编、另编，或多或少都受惠于1978年的第一本。当然，一个时代总会有自己的问题。1978年版终究带有十年动荡的遗痕，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迅猛推进，汉语词汇快速更新，因此不久就有再版的必要，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于1995年推出了《汉英词典》修订版。同时，其他汉英词典也陆续面世，如吴光华《汉英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德范克《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吴景荣、程镇球《新时代汉英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以及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研社，2005）。这些作品当中，有的以词类标注细腻而系统出众，有的以科技词目丰富取胜，有的因收词多、例证详而广受称许。如今的汉英词典界，真正是诸家争妍、各呈所长，也唯有如此，词典业才能兴旺，使学界和市场双双获益。　

　　市面上的汉英词典已经不少，本词典也已出过两版，而今再添这一版，在尽量保持原有格局和特色的基础上（譬如大部分取自经典、诗词、近代白话小说的例证得到保留），大抵有三点总体的考虑：一是兼顾学术和实用；二是以语文词条为主，兼收百科词目；三是以当代汉语普通话为准，兼承书面传统，酌采方言词语。这三点实际上也是本词典初版所制定、修订版所沿循的编纂思路。　

　　词典是给人用的，所以总要考虑方便实用。但词典又要梳理一种语言的词汇单位，归纳出一个明白的系统，因此须有一定的学理贯穿其中。就以词类的诠释来说，早在《五车韵府》中，编纂者便试图界定一些词的语法功能，比如把“个”字释为“一个前置于各种名词的小品词，表示个体性”（A particle that precedes a variety of nouns，denoting individuality。）。后来的汉语词典和汉英词典把“个”标作量词，只不过是以明确的词类标记取代了描述性的语法说明，处理手法有所不同，实质的理解与《五车韵府》并无出入。而马礼逊能形成这种定义，则是因为当时西方人对汉语语法已有一定的研究。他本人在编写词典前就出版过一部汉语语法书———《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Serampore，1815）。语法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词类的认识，很自然地会在词典编纂中体现出来。国人自己的汉语语法研究，即现代意义的中国语法学，起点在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1898）。百年来，语法学家对词类划分的认识在汉语词典的编纂中逐渐得到反映，《应用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语文出版社S外研社，2004）、《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等先后较系统地提供了词类标识。汉英词典也不落后，吴光华《汉英大辞典》、德范克《汉英词典》、惠宇《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等也都先后标注了词类。过去汉语界有一种说法，叫做“词无定类”。汉语的词究竟“有定类”，还是“无定类”？如果有类可循，其界限在哪里，判别的标准又何在？关于这些问题，语法学界仍将有一争，但在词典界，看来人们宁可信其有。毕竟，汉语的词类总不至于是一团糨糊，毫无统系和章法。词典编纂家多倾向于实用，把语法家们的分歧搁置起来，求诸一个大致可行的词类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