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朋vr m2:静 亭 轩 之书法有法（孙晓云）

静 亭 轩 之书法有法（孙晓云）

自序 
要算学习书法的年龄，至今已有44年，那种热爱似乎就长 在我的身上： 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家庭的熏染，还有自幼严格的书法训 练：小时候，我母亲从来不问我的功课，每天却要检查我的毛笔 字。我看过她20岁时写在稿纸上的钢笔字，真是好。我父亲说， 他当年就是为此看上了我母亲。 
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每一本书的空白处都密密麻麻地写满 字、画满画。写黑板报、大字报、海报，都是我的差事。小学四年 级，教我们语文的是个女老师，姓刘，河南人，瘦长脸，板书写得 呱呱叫，我非常崇拜她。"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全家被赶出军区 大院，我外婆到学校去帮我办转学手续，刘老师长叹一口气，说 舍不得。她现在也该八九十岁了，不知是否健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都关了起来，杳无音信，为了瞒着 舅舅和一些亲戚，我模仿我母亲的笔迹给他们写信，我还模仿 我外婆的口气给我舅舅写信，最后还颤颤巍巍煞有介事地写上 "母示"二字。我舅舅说当时把我的信别在帐子里，天天看，居然 也"骗"了他好几年。那时我大概十四五岁。 
我外公是古文字学家、金石书画家朱复戡，是浙江鄞县人， 与我外婆是同乡。我外婆的外公叫张美翊，号让三、骞叟，是薛 福成的幕僚，是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两任上海南洋公学 校长：我前年居然用我的字换到了他的两本手稿，其中大多是 论碑帖和起草的章程，第一篇就是给弘一法师的信。同时，还得 到了张美翊儿子民国钱币学家张迥伯的《钱币学》手稿(他当年 在上海开明华银行)，娟秀的小楷，一丝不苟，里面还不时地横 写着英文：去年，又觅得我外公32岁写的扇面，上面的字持重老 到，金石味十足：因为落款是"秦戡"(我外公40岁前的用名)，画 贩不知是谁： 
就像习武之家，后代们都得会翻几个跟斗；梨园子弟，都会 来几嗓子；我从小就学书法，看来也很自然。我开始思考一些书 法问题时，也曾想过：一个女流之辈，去承担男子的使命于吗? 太重了，太累了。可是我忍不住。我每天要写字，每天要想，就像 我现在每天要喝咖啡一样，有瘾。当然，此中自有快乐，因为我 亲身体验过"发现"的含义。 
我曾考过两次大学，都泡了汤。没有大学"学历"，实在是件 遗憾的事，很多事都为此受影响。好在并不影响我学习研究，并 不影响我写书。 这本《书法有法》写于1998年1月至8月。从严冬写到酷暑， 那些日子过得很静谧：午饭后，烧一杯咖啡，在热气的缭绕下打 开电脑，夹满纸条的书籍资料堆砌一桌，眼前只剩下一块荧光 屏。 应该说，书写得蛮／顷畅。写之前，我花了10分钟写了约20条 提纲，成书后大致不出左右。这些问题已经在我心里捣鼓了许多 年，一直捣鼓到43岁才写出书来，说起来真是件惭愧的事。 
(20世纪)80年代，满脑子想的都是书法问题，整天记日记， 翻来倒去，总想写些什么，又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和恰当的口气。 史论不是我的擅长，中学的历史课，大都听得打瞌睡，历代的年 号记不得，人名老是忘，何人何时做过何事，搅也搅不清。30岁 出头时，曾尝试写了些理论文章给一位朋友看，他第二天对我 说："你呀，只能写写日记。"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 我太了解自己，我只是对可视、可触、可行的现状感兴趣， 对一切与人的功能以及生理心理有关系的事物与细节感兴趣， 对书法也是一样。我从小就想，将来最大的愿望，一是当医生， 二是当侦探：我非常喜欢看的电视栏目Discovery，其中的推理探 案就是根据最常被人忽视的具体的小细节，推演出根本的道 理，根据人的自身来确立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
我不想做书法史论家，也做不好，我的所有研究都与实践有 关：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换来一个清醒的、客观的头脑，这才是我 研究的最终目的。我已习惯将书中的句号改成问号，然后经过思 索、实践，自己再画上句号：我坚信，古来所有的观念，所有的理 论，都不是玄而又玄的，一定是由无数个实物构成，一定是非常 朴素实在、具体可行的：这是我写这本书的思路，也是信念吧。
我想重复一下书中已引用过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人是 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 度；"面对一地璀璨的珠宝，我一直在找一根绳子，把它们串起 来：古希腊哲学家的话就是我要找的这根绳子： 在这根绳子的串引下，我大致制作了这样一根项链：中国 书法笔法的起源、终止、失传的原因，什么是"八分书"、"楷则"， 什么是书法中的"势"，"五字执笔法"该如何诠释，古来若干譬 喻(如"屋漏痕"、"折钗股"、"意在笔先"等)究竟何指，"笔法"图 解细释，书写工具、姿势与书法发展的关系，"章草"与书法演变 终止的关系，提出"美化"与"隶化"的概念，"完法"、"尚法"、 "变法"、"无法"阶段的划分，"帖学"与"碑学"的实质，历史上主 要书家书写风格破解，"书画同源"的本意，何谓"文人画"，书法 和绘画的分界线等。因此，这本书不是教科书，而是"寻"古来书 法之"本"的书： 我既然最适合写日记，写了近四十年，驾轻就熟，决定采用 第一人称，将我学书的经历与困惑如实地告诉读者，从哪个角 度、哪个方式想到了哪些问题，解决了哪些问题，加入了我亲身 的体验，力图增加可读性。2000年出版后，读者的反馈，表明我 采取的方式还是有效的。
我很幸运?其一，我生长在书香之家，从小得到"童子功"训 练，实践的时间比同龄人要长得多；其二，我生活在这么一个发 达的信息时代．过去看不到、找不到的所有的宫廷书画瑰宝、史 论资料，以及地下文物都能亲眼目睹；其三，我身处艺术多元、 宽松、自由的年代，碑帖并行，各择所需，我可以放心地说道论 理；其四，我能在画院这样清闲宁静的专业环境中供职，还有那 么多的长者、同道、朋友给予我莫大的褒奖与鼓励，并施以无私 的帮助。 
                                                                                                 孙晓云 2002年12月19日夜子南京

“中国”不如译成Calligraphy
英文里，china是瓷器，China是中国。除了丝绸，古代西方人想像中国的文明，便与瓷器有关。如今，丝绸与瓷器世界各地均可制造，之精美、之考究，于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丝绸、瓷器恐怕已经不足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了。
这样说起来，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艺术的独特，非我们自古使用下来的书法莫属。与其将中国译成China，倒不如换译成Calligraphy。
在中国，再早一些，书法又叫“法书”。科举时代，字写得好曾经成为无 数士子晋身的首要标准。汉代以来，一直成为惟此为高、“非志士高人不能为”的境界。一部书法史，记载了多少才子“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辛劳，记载了历代书家论教诠释的孜孜不倦。这种辉煌，朝朝代代，延续了近三千年。
20世纪30年代文艺兴盛后不久，中国进入抗日、内战、“反右”、“文化大革命”，其间书法艺术发展中断四十年。我正是在这个时期的1955年出生。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写得一手好字。我3岁时看父亲下象棋，就在一边起劲地写“车、马、炮、象、兵、卒、将”。母亲看我写得有姿有态，就教我搭 字的间架结构。从此，我便每日不辍。
幼时临的帖只有柳公权《玄秘塔》和王献之《十三行》。稍大些时，记忆中书店里是没有几本古代碑帖的，当时都属“封建渣滓”，在扫除之列。书 架上有今人写的《毛主席诗词》，印象最深的是周慧珺的行书《鲁迅诗选》，翻过来倒过去的看。后来才知道她临米芾，我是先知道周慧珺，后知道米芾的。    
“旧时”在少数人手中把玩的“王谢堂前燕”，如今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中国的书店，最多、最齐全的书大概就算是书法类了。书史、书论、碑版、阁帖，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编了再编，印了再印，尽管印刷质量差些，却大大地供过于求。    
有时站在书架前，翻翻看看，一晃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心里总是在想：该写的，前人早已写了；该想的，前人早已想了；该说的，前人早已说了。可奇怪的是，后人从来没有因此而不写、不想、不说，甚至连少写、少想、少说的意思都没有。
我从来没有问过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知道自己。因为我困惑。我写，我想，因此我才产生困惑。再写，再想，是为了不困惑。我说，是想告诉别人，我困惑些什么，是怎么解除困惑的。当然，是完全可以不说的。我曾经下决心不说。后来，真的什么都不想说了。
1997年，一个朋友问我：“你会不会为此后悔终生?”我竟一下被问住。
我现在真的是在说呢。到底免不了俗哇。   

引起困惑的三件事
说到书法上的困惑，我小时候似不曾有过。真正引起我巨大困惑的，有三件事，都发生在1978年。
我当时在军队俱乐部工作，头衔是“图书管理员”，常负责上街购书，这是我顶开心的事。我买了不少“文化大革命”后新出版的古代碑帖，常一个人躲在图书室里看。那时自信，胆儿也大，《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临了一遍，便送去展览，竟被人以为是临《圣教序》出身。当我临孙过庭《书谱》时，问题却来了。《书谱》是墨迹，帖中点化变化多端，按我实践的经验，按常理，却无论如何模仿不像，费了我不少的功夫。毛笔在我自然书写的过程中，是不该出那样捉摸不定的线条。除非，用极慢的速度去“做”、去描。我开始怀疑，孙过庭可能不是用我现在的工具、现在的书写方法。但是，从《书谱》内容看，孙氏无疑又是二王的崇拜者和患实代言人。
难道被我们世世代代奉仰的二王书法，是如孙氏这般?
第二，我在上海朵云轩买到了《历代书法论文选》(上下两册)，是剩下的最后一套，其中十多页破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书法理论，读得我失眠。我的书法实践和体会，与古人的理论相差甚远，书家们连篇累牍说的，我觉得无关紧要，流传千古的名言，和我的状态不大相干。再看看今人对古人的解释，又半信半疑。头脑里，无数个问题像小虫子，从四面八方爬出来。后来我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他论词时所提出的“隔”，很像那时我读古代书论时的感觉。
我坚信古人的论述是有所指的，却无法找到论据。过得总是不踏实，心悬在那里。
其三，我舅舅(图2)“右派”的问题得到平反，刚回到南京。在我3岁时他就“右派”了，整整的20年。我只知道，他写的字比我妈还要好。
那天，我兴奋地对他大侃艺术观念。当说到“书画线条”时，一直躺着不说话的舅舅突然摇头道：“根本是两巴事。”后来我知道他总是把“两码事”说成是“两巴事”。    ．
而23岁是亢奋的年纪，我又继续大侃许多书法问题，当然谈到了孙过庭《书谱》，老舅终于使出“杀手锏”，翻开孙过庭《书谱》，用笔示范。“你看”，‘‘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原来，孙过庭是这样的，我的老外公就是这样教他的。全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当时好想抽烟。
二十年来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以不愉快而结束的。确切地说，应该是以我彻底的困惑而告终。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如此不自信。我嘴上不承认，心里却空荡荡的，从小到大好不容易垒起来的一道墙，在一夜之间坍塌。
难道我真的错了?我为什么没有看出呢?对书法史又该如何看?这几千年的脉络怎样才能理清?我前面的路该如何走?
那段时间，我不大写字，许多时间用来画画。报考军队艺术院校未果，又去江苏省国画院进修了两年。随着学习“中国画”，“水墨”、“用笔”。。。。。。老困惑还兜着，新困惑又接踵而至，可谓是“隔”了又“隔”。
困惑是折磨人的，我瘦到了80多斤。是我成人后体重的最低记录。
过了很多年后，我才懂得：困惑是一种热情，是一种非常大的动力。

请循其本
1985年，我在南京师范大学书法教授尉天池先生的提携下，从军队转踟测了南京书画院，从此开始了书法专业工作。
那几年，我似着了魔，走路、骑车、吃饭、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想书法诸问题。一旦有了些眉目，除了心里一亮、极开心之外，就是想对人说。我的一个朋友，那时经不住我一桌好菜的诱惑，常被我拽牢当听众，我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这样执著亢奋的日子，过了4年。我从9岁起写日记至今，已有一大箱。翻出那几年的日记，哪里是日记，整个是在日复一日写书法论文。想想那时的我，一定很可怕，一定会令许多人躲开。至今想起我的好朋友，能连续几年专心做听众，真还有些内疚，倒确实从心里感激的。
1989年，我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老调常弹》的文章，登在河南一书法刊物上。前几天翻出来一看，有些正好是我眼下要说的：
“目前对书法‘传统’审美的解释有三种：一是从西方美学、哲学、心理学、几何学诸角度；二是以中国道家、佛教、禅宗、日本书道所特有的精神角度；三是以历代史论为背景归纳叙述的角度。”
“我想，是否可以多一二种角度呢?是否可以不要兜过大的圈子，不要现成地在书籍中排列、堆砌答案，不要简单地引证、迷信某一大家的论述，要靠自己的思维与实践去寻找一些有规律的东西。譬如解方程，求一个未知数，其中必然会有一个或几个已知数。往往人们的目标大都集喇_未知数的冲锋，而淡忘了在已知数上做文章。”  
“我们的努力应该取得这样的结果：一、完全能够解释古代书_论与实践是吻合的。二、我们自己提出的理论与实践也应有必然的联系。三、对将来书法的发展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
我当时可谓煞费苦心，绕着弯儿说，生怕说白了不为人解，或招来攻击。其实，古人有言：正本清源。说得正是。   
《庄子》有如下之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乐?惠子日：“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日：“请循其本。子日‘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请循其本!    
“便捷”是指什么呢？
回头循去，中国书法既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又是文字。因此，我们看书法发展史，就必须比看其他艺术多一个角度。
首先，我要强调，本文不涉及文字学。
众所周知，中西方文字起源，在彩陶时期十分接近，都是象形，都是用“毛笔”。后来发展就分道扬镳了。西方文字朝向符号拼音，改“毛笔”为硬笔；而中国文字却沿着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六书”之路，再之，充分运用“毛笔”的功效，形成点画规范的“方块字”。
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原因“扬”的“镳”，已无法确切地考证。但是，无论中西，有一点完全可以肯定：
文字发明的意图和需要是一致的，即为了记事、交流。
文字发展的本质和企图是一致的，即为了表意的周全，易于辨识，书写的便利、快捷，再是美观。
文字终止发展的理由是一致的，即人的思想意识的表达、手的生理条件与书写工具的配合，达到最合理、最便利、最固定、最完善的限度。
我们用以上的“肯定”来想西方文字，顺理成章；再看中国文字，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似乎漏掉了一个可疑的环节。
在许慎著《说文解字》之前，汉字的创造已经结束，偏旁部首的构成已成定局，即在篆书之前的年代，汉字已构成。而书体却在继续演变，至魏晋南北朝楷书的正式形成，中国书法即文字的造型才终止发展，一直延续至今。书法发展史明确记载，直到东汉楷书逐步形成时，才有书论。
问题出来了。
书体的演变，无疑是为了便捷。论规律，明摆着，画圆比画方要简便和快速。画个圆，三岁孩子生来会，画成方，就要教了。篆是圆折，楷书是方折，还规范了标准的点画。以“永字八法”为例，应该是更费事、更难，可古今论书皆言“便捷”，且振振有词。
我当年对此疑惑得几乎光火。
秦始皇统一文字，改大篆为小篆，历史并没有停止小篆向隶书演变。汉章帝时出现章草，并非章帝所创。宋代蔡、苏、米、黄书风的影响面，远远盖过宋徽宗的瘦金书。由此可见，没有一个皇帝能够用权力阻止书法的演变；同样，也没有一种意志能够让书法的演变终止。
从人性看，从规律性看，从合理性看，“便捷”导致终止，应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楷书画和“便捷”。
“便捷”究竟指什么呢？

盲人摸象
就先来说说楷书。
我们现在一提楷书，立即会想到唐代的欧阳询、褚遂良、柳公权、颜真卿……而古人对楷书的概念与现代人不一样的。楷书成熟的魏晋时代，不叫“楷书”，当时人叫“正书”，或叫“真书”。正书规范了点、横、竖、撇、捺、折、勾，后人以此为楷则，所以才称“楷书”，即可作楷模的书法。文字既然发展到能做楷模，是可以不变了。当然，没有一个时代像唐人这样，把正书的技法发挥得如此丰富多彩、淋漓尽致。
以唐楷为楷、为宗，代代相传，世世勉修，学书儿童莫不日课苦练，文人书家莫不驾轻就熟。楷书，其实在距唐约五百年前就已完备。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葛祚碑》(图3)，是三国时期的名碑，12个大字，堂堂正正的楷书。
南京市博物馆藏东晋王羲之家族的《王闽之墓志》(图4)，楷书，稍稍有一点隶意。
1998年夏天，南京又发掘了东晋名臣高崧的墓，其中有两方砖质楷书墓志(图5)，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东晋之前就有楷书，证明了王羲之书体存在的真实性，当年与郭沫若为《兰亭集序》墨迹真伪论辨的高二适先生，可以在九泉之下瞑目了。
 请注意，书法史上，在楷书出现之际，屡屡提到一种书体——“八分书”。“始创八分书”最早者，数东汉上谷人王次仲。奇怪的是，这种“八分书”到底是什么样子，在历代碑帖中从来找不到对应的图版，在历代书论中也含而糊之、云里雾里。王次仲是何许人，与我不相干，我只关心“八分书’’是何许书体。
当年，我就是死死揪住这个“八分书”，把许多书都翻卷了角，一心要弄个究竟。我由此连串了许许多多问题，兜了好大的一个圈儿，终于还是有个“究竟”了。
有关“八分书”，书史上有三种解释：
其一，是“去隶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其二，像“八”字的造型那样“分”清笔势向背；其三，写的字有八分大小。前者，就篆隶两种字体的取舍而论，说明“八分书”产生的缘由及字体形状，虽然含混了些；次者，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有“向背”、有分势的用笔方法；后者，显然是说字的大小尺寸。
三者好比盲人摸象，各说各的。我花时间让它们三头会面，畅所欲言，原来说的是同一样东西。
我首先不放过那个次者。它是最隐秘的，也是最关键的。 
 怀疑“永字八法“ 谈到用笔方法，我们接触最早、最熟的，是“永字八法”(图6)。凡稍习书法者皆知之。    “永字八法”起源于隶字，为后汉崔子玉所创。传说王羲之工书多载，十五年专攻“永字八法”，能通一切字。    我小时候，常见字帖的书前页后，印有大红色的“永”字，总写有每一笔的说明。我能把“永”字写得很像，却未注意那些说明。幼时，过得是懵懵懂懂的。大了以后，重新看，才看出些名堂。    在“永字八法”中，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努”，勾为“趣”，左上横为“策”，左下撇为“掠”，右上撇为“啄”，右下捺为“磔”。    不难看出，点、横、竖、勾、撇、捺，是存在的形状，而侧、勒、努、趣、策、掠、啄、捺，则是一种动作的过程。这种动作，即用笔的动作。    我查了字典，发现形容这些动作的词，都属急速果敢之类。    把这些用笔的动作规范成法则，就是有书论以来的两千年，被所有书家挂在嘴上苦说的“笔法”。    “笔法”历来高深莫测，笼罩着神秘。史书多有记载，试举二例：    东汉人钟繇，“十六年未尝窥户”，在韦诞处见蔡邕笔法，“苦求不与”，便“槌胸呕血”。等韦诞死后，钟繇“盗发其冢”，遂得之。    王羲之12岁时，发现父亲把前代笔法论藏匿于枕中，“窃而读之”。待他晚年时，书“笔势论”一篇开悟儿子王献之，要儿子“勿播于外，缄之秘之，不可示之诸友”。    初读罢，心想：古人真能煞有介事，至于嘛。    后来读得多了，想得也坚定了：能让古人如此世世代代论下去，一定是有道理的东西。能使古人如痴如醉，如此藏之宝之，学之研之的，无疑是一门技巧高难，妙不可言的艺术。笔法的存在，毋庸置疑。我们之所以觉得煞有介事，之所以觉得云里雾里，之所以觉得无关紧要，只有一种可能——我们不使用这种笔法。

 先说执笔
说到笔法，得先说执笔才是。
如何执笔，我们人人皆知，所有书法初级教程、字帖的第一页，都画有右手执笔的姿势图。写字的人如同拿筷子一样熟悉它。    ．
 唐代书家韩方明把执笔法归纳为五种：
一、“执管”(图7)。“双指包管，五指共执”，“其要实指虚掌，钩撅讦送，‘亦日抵送，以备口传手授之说也。”“妙无所加。”这便是我们最熟悉的那种执笔法。朝上的食指像高昂的“鹅头”，王羲之爱鹅的传说，实际上是源于此。
食、中指“双苞”的这种执笔法早已被历代书家奉为“经典”。
另有一种“单苞”(图8)法，与前者不同的是，仅用拇、食、中三指执笔，拇指在笔杆左侧，食指在笔杆右侧，指间相聚，看上去，拇指与食指之间呈一狭长空隙，故也称之为“凤眼”。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拿钢笔、铅笔的方法。韩氏谓以此作书“力不足而无神气”。
二、“攒管”，亦名“拙管”(图9)。“五指共拙其管末，吊笔急疾”，“起稿草用之”。“今世俗多用”，此法“全无筋骨，慎不可效也”。
三、“撮管”(图10)。与“拙管”同也。专门用于“大草书或书图幛”。如今有一种类似斗笔、笔杆粗短、杆顶端呈扁圆状的毛笔，叫“抓笔”，正是五指齐“抓”的。
四、“握管”(图11)。“捻拳握管于掌中，悬腕以肘助力书之”，“当用壮气”，此又是“非书家流所用也”。
五、“搦管’，(图12)。以管于五指“第一、二指节中搦之”，“亦是效握管，小异所为”。“此又非书家之事也”。
只有第一种经典执笔法是属古代书家的，科学实用，“妙无所加”，所I以惟此为宗，才传了后世。
古人对执笔的高低亦很考究。卫夫人日：“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习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汉寸的二寸相当今寸的一寸多一点，三寸亦不过二寸。想必是有它的道理。
和所有人一样，我学书伊始，就“经典”执笔，却饱受手腕酸痛之苦。我幼时常偷工省事，在背地里用其他方法执笔，图的是手舒适，少受罪。直到现在，我不时还会流露出执笔的随意性，常常被人当面指出。
我明白，我字能写好，和执笔的“正规”与否无关。古人的“经典”执笔法于今是形同虚设，实为躯壳。我相信，古人“五指共执”的执笔法，是相对古人的独特用笔的。
幼时的经验令我清醒。
遗憾的是，古人没有录像，他们的用笔过程已无法眼见。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有静止的执笔姿势图。因为古人没有录像，所以他们无法将用笔的过程记录下来，只有用比方、口诀来尽力描述。
好在他们不乏论述记载，我们不妨再重新看一看
“五指”还是“五字”？ 书史上对笔法的记载举目皆是。蔡邕《九势》，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欧阳询《八诀》、《三十六法》，张怀罐《论用笔十法》，李华《二字诀》，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都是我们熟悉的。还有很多呢。试举一例：“唐代陆希声得笔法凡五字，撅、押、钩、格、抵，谓之拨镫法。”显然，这撅、押、钩、格、抵五字是针对右手的功能的。对此，南唐李后主似有细释：“书有七字法，谓之拨镫，自卫夫人并钟、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日，然世人罕知其道者……”他归纳为以下八字：“撅者，撅大指骨上节，下端用力欲直，如提千钧。 压者，捺食指着中节旁。 钩者，钩中指着指尖钩笔，令向下。 揭者，揭名指着指爪肉之际揭笔，令向上。 抵者，名指揭笔，中指抵住。 拒者，中指钩笔，名指拒定。 导者，小指引名指过右。 送者，小指送名指过左。” 古人皆言，李后主的七字本源于陆希声的五字。陆氏五字究竟作何解释，查不到。 这里，牵涉到两个概念：是五指，还是五字?即撅、押、钩、格、抵是拇、食、中、名、小五指，还是指五指如何配合运用总结出的五字?后来，我在沈尹默《书法论》一文中，见老先生已将撅、押、钩、格、抵五字分别作拇、食、中、名、小五指的作用阐述明确，显然也参照了李煜之说。按照沈氏说法：撅，是“大指肚紧贴笔管内方，好比吹笛子时，用手指撅住笛孔一样”；押，“押有约束的意思。用食指第一节斜而俯地出力贴住笔管外方，和大指内外相当，配合起来，把笔管约束住”；钩，是“用中指的第一、第二两节弯曲如钩地钩着笔管外面”；格，“取当住的意思”，“又有用揭字的，揭是不但当住而且还用力向外推”，指“无名指用甲肉之际紧贴着笔管，用力把中指钩向内的笔管挡住，而且向外推着”；抵，“说明小指用场的”，“因为无名指力量小，不能单独当住和推着中指的钩，还要用小指来托在它的下面，去加一把劲”。我不由又想：这种解释与“拨镫法”有何相关呢?那个“拨镫法”又指什么呢?古人为何总要将“拨镫法”和陆氏五字法、李氏七字法连在一起呢？老先生没有说下去。    i我还是不解。看来问题没完。是不是暂且先跳开它，来探查一下“拨镫法”?

“拨镫”极其形象
顾名思义，古来皆然。
“镫”，马镫也。古语中，“镫”又同“灯”。
“拨”，是一种反复来回的动作。
“拨镫”，笔杆为马，拇指为左镫，其余四指为右镫。当时古人将控制马头的缰绳系于左右两脚镫，腾出两手拿武器，两脚前后左右“拨”动起来，必令马纵横进退，悉听指挥。
“拨镫”，“镫”作“灯”，笔杆为灯心，拇指、食指与中指“拨”起来，亦令灯心转动。
无论哪种“拨镫”，其大拇指与其余四指须来回捻动，结果无疑要使笔杆转动。
倒是正巧暗合了古人的转笔之说。从有书论记载的汉代到清代，历史行进了两千年，古人有关转笔的论述举目皆是，可谓是一脉相承，在此随手录几则：
东汉蔡邕《九势》中，一势为“结字”，二势即“转笔”。
唐卢携《临池诀》言，“凡用笔”，皆“令转动自如”。
宋苏轼《论书》日：‘‘欧阳文忠公谓余，当使指运而腕不知，此语最妙。”
元陈绎曾《翰林要诀》有用笔要“圆活易转动也”。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总结：“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
清宋曹《书法约言》开卷首句便是：“学书之法，在乎一心，心能转腕，手能转笔。”
不试不知道，转与不转如此大相径庭!翻出古时的象形文字以及早期的篆籀，再看一看，再临一临，我顿时恍然大悟：那些左右圆滑呈扭曲状的笔画，正是左右转笔所致!我试了又试，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
原来，“拨镫法”是一种用布手有翠蟹毕誊甲棼动竽圩睁用竽方挚。五指并用、“双苞’’的执笔法是针对、适合于此种用笔法的。在转笔时，此种执笔法最方便、最稳当、最能控制笔画。
我又转念想起古人形容笔法的“担夫与公主争道”、“鹅划水”等，过去百思不得其解，不知所云。于今遂见“谜底”：“道”、“鹅”正是笔杆，“担夫与公主”、“鹅掌’’正是笔两侧的拇指与其余指，“争”、“划”正是两侧手指的来回捻转。这与“拨镫”如出一辙。
中华民族真是个想像力丰富的民族，前人形容得痛快，只是苦了我等后人!
 
用“笔法”书写的字才叫“书法”
 说实话，当时我心里有一连串的问题，急于想弄出个究竟，真是嫌古人罗嗦得要死。可又怕把“罗嗦”中要紧的“嫌”掉了。
好吧，耐心转过头去，再看看“撅、押、钩、格、抵”的字面解释：
“撅”(图13)，只有两种意思，即“撅笛”、“撅脉”。可试一下，执笔呈两种“撅”的动作，都呈掌心朝内，食指、中指、无名指指端分别向内用力。
“押”(图14)，同“压”。画押，执笔时指大拇指用力，肉面压向笔杆，与上刚好相反。
“钩”(图15)，无论是“钩勒”的“钩”，还是笔画的“钩”，都是指纵向竖行的。
“格”(图16)，有受阻碍、被阻隔之意，属逆向的。
“抵”，我查了“抵”的所有意思，思考了许久，在这里取“抵销”之意。
 如此解释，这五字并非一定是指拇、食、中、名、小指的逐一姿势。唐卢携日：“用笔之法：拓大指，撅中指，敛第二指，拒名指，令掌心虚如握卵，此大要也。，’卢氏在此只说了四指，可见，他并不是在说手指的静态，是在说各指的动作，而每一手指的动作都必须得到其余手指的孳令。卢氏所说的“大要”，即各指的用笔方法。“用笔”，即动作。“动作”，即转笔。
在实践中也显而易见，真正在转笔过程派上用场的，只有拇指、食指和中指，尤其是在书写细小的字时。无名指、小指不起捻转的作用，却起了保持稳定的作用。
这里，有一幅传日本空海和尚在中国唐代学书的“执笔法”图(图17)图中的文字道：“置笔于大指中节前居蟹挚之际，以两小指齐中指兼助为。。。。。。”可惜图中文字不全。但证明唐和唐以前拿在手上书写的“古法”就是这样用笔的。转动二字的着重点是我加的。这明显是“单苞”执笔，适合写小字。试一下便知，“单苞”转笔幅度小，不够灵活，“双苞”执笔要自如灵便，也稳定得多。
因此，我用“精典”执笔法执笔，来回转着一试，不由心头一亮：
令笔杆来回转动时，若右转，笔杆从拇指的顶端转至指节根部，必由食指、中指、无名指协调捻转至指尖，呈“撅笛”、“撅脉’’状用力，故为“撅”。
若左转，笔杆从拇指的上节根部转至顶端，拇指使力压笔杆，故为“压”；因“画押”是用拇指用力，故又为“押”。
用“拨镫法”说形象了，“撅”，就是要马头向右，显然是右边的马镫(食、中指)向后拨；“押”，就是要马头向左，当然是左边的马镫(拇指)向后拨。
“撅”和“押”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掀”由“押’’始，“押’’亦由“撅，，始；“撅”止于“押”，“押”亦止于“撅”。
“钩”，无疑是令食、中指先向下，“钩”起时，名指与小指朝上，便为“格”。再明显不过，“撅”、“押”是管横向来回，“钩”、“格’’是管纵向来回。
至于“抵销”的意思，字典里道：因作用相反而互相消除，即对销。对转笔来说，转到头必再转回来，一左一右，一纵一逆，如令转笔顺畅，正是要作用相反，时时对销。
因此，陆希声说“撅、押、钩、格、抵”，李煜说“撅、压、钩、揭、抵、拒、导、送”，崔子玉说“永字八法”，欧阳询说“三十六法”，以及所有古代诸书家的论笔法，实际上大同小异，只是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各人从各人的角度，各人有各人的体会，全部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即论述转笔的技巧和方法。
古人为何用“经典”执笔法，是因为这种执笔姿势最适合转笔，最利于控制纵横用笔。
我尝试用此种方法临孙过庭《书谱》，果然奏效。
至此，方可定论：
 以右手“经典”执笔法有规律地来回转动毛笔，令笔画纵横自如的方法，即是“笔法”
运用这种笔法，即是“用笔”。严格地说，用笔法写成的字才是“书法”。难怪起初怎么会叫“法书”呢。
 1992~，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法课时，一个学生对我说：‘‘日本人叫‘书道’，很对头。中国叫‘书法’，我以为不合适，应该叫‘书艺’。”我问为什么。他摊开两手道：‘法’是什么?‘法’在哪里?”     他问得好。

“人物是万物的尺度“
我小时候，曾经玩过一种中国古老的玩具——九连环。规则甚是严密，要把九个环套进再套出，程序多而且不能错，错了一道就卡住。
困惑的解决就像是九连环，一环通了，接下去再连一环，哪一环不通都不行。
继而，我面临的困惑却是：古人为何要使用转动笔杆的方法写字呢?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它与中国汉字的发展又有何关系呢?
史书关于此类记载，真是无从查起。半坡遗址，距今六七千年；仰韶文化，距今五六千年，彩陶器皿上手绘的图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笔的存在，那时汉字还处于胚胎之中，哪来的史书?我有心查阅有关文房四宝的史料，也是不着此边际。问人，更无对象。当时确实有此绝望。到处皆是“未知数”。
但是，有一个“已知数”是毋庸置疑的。
半坡遗址以来的六七千年的人类，衣食住行与兴趣爱好，整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惟一没有变的，只有人的生理现象和生理功能。具体说，我们与六七千年前人一样有臂(大臂、小臂)，一样有手(掌、五指)，其功能、动作依旧。我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臂，自己的手，自己的生理自然与感受，便是超越时空最直接的证明，最可信的依据。
我记得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
我开始查阅大量实物资料，从自身的实验和体会由一点一点得出结论。
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一：裹锋与连续书写 元代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上古人类用兽毛做毛笔之前，曾“以竹挺点漆而书”，即指嫩竹尖上的绒丝为毫。古代笔毫有裹在笔杆外延的，亦有有将笔头剖成数开，将笔毛夹于其中的。当时古人不外乎用的是碳、墨、漆，即一些矿物质颜料。为了能聚多些墨或颜料在笔端，一次可多画几笔，笔画又可相可细，古人便自然选择用兽毛或质地相似的植物材料做毫。    人类使用工具的习惯和方法。必然是从实践中总结，优胜劣汰。我用不转笔与转笔两种方式试了一下，果然效果各异：前者写不了两笔，笔毛不是扁就是开叉，需要不停地把笔毫舔尖。后者笔锋始始终是裹着的，可以连续写多字而不用舔笔。即使笔锋开叉时，依旧可以写出清晰的字。  
这正是古人笔法萌芽的最初动机之一。我们可在三干多年前的殷周青铜器的象形文上看到明显的转笔痕迹(图18)。或能追溯到更早，比如在红山文化的彩绘陶罐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徒手绘制的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图19)，这就是后来发展成商周青铜器上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纹(图20)、云雷纹(图21)、夔纹(图22)等的雏形，均呈螺旋式、圆转的对称纹路。只有将笔杆左右转动，才可能将笔毫随时裹住，既快速又匀称地画出这样的线条。正是由于笔法的起源，才造就了这些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图形。不信，我们动手试试?人类是聪明的，文字起源一开始就走上了“便捷”之路。当然，还有动机之二。

笔法产生的动机之二：
没有依托的书写
“席地而坐”、“窗明几净”这些词语产生时，中国人还没有使用桌椅。确切地说，有毛笔以来的七千年，起码五千五百年是坐在地上，后来也只是坐在床上、榻上的。
中国古人的坐，是两膝着地，脚掌朝上，屁股落在脚踝上。如今的日本人、朝鲜人仍这样坐。当时在床榻上亦如是坐。到南北朝胡床、胡椅引进，才有了垂足坐。我们现在去日本、韩国，坐不惯，其实我们的老祖宗也是这样坐的。
相传在远古有俎，是作为祭祀切牲、陈牲的礼器。据说商周就有几，最初是马裆形的凭几，是后来椅子扶手的雏形。晋代出现了圈几(1~23)，是圈椅的雏形。俎很快发展成案，分长条案和方案，很低，均是席地而坐的产物。长条案到后来演变成高案，专门用来祭祀与摆设；方案则发展成高的方桌。
最早的椅子可以在敦煌壁画中看到。当时，只是在少数贵族、僧侣中使用，尚未普及。唐到五代，出现了各式的椅子、凳子，是古老的“席地而坐”向垂足坐的过渡时期，但还是局限于上层。直到宋代，桌、椅、凳才真正普及到广大老百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依据。
先设想一下，古人当年“席地而坐”，左手持陶器或竹简，右手执笔，没有任何依托与支撑。如果要令用笔平稳，控制得当，必须使本葶毒攀车腰间，小臂作支撑，手掌虚空执笔。所书竹简等物与眼睛的距离大约一尺，应该呈阅读时的姿势。
 我曾偶然看过一帧文物图片，遂引起极大的兴趣：
这是西晋永宁二年的青釉双坐书写瓷俑(图24)，1958年在湖南长沙出土。两俑对坐，中间为一长方形几，上面放置着砚台、笔与笔架。一俑似手捧几块板，这样的板明显是“牍”。古时的牍为薄木板所做，一尺左右，故为“尺牍”。另一俑则左手持一尺牍，右手执笔做书写状，正是阅读时的姿势。
 这说明，当时的几并不作书写时肘、腕的支撑和依托，仅用来置放器物与文具。两瓷俑证明了西晋人的书写姿势，也证明了长达几千年中国人都是在手臂、手腕无依托的情况下用此种姿势书写。
在北方，除了用桌子，炕上还沿用了几——炕桌，却是盘腿而坐。古人的“坐”，自有榻、椅以来，已经失传了一千年。
我第一次在博物馆见竹简上的蝇头小字时，大为惊讶，驻足细观良久。竹简宽不过一厘米，有的只有七八毫米。奇怪的是，如此小字，笔笔流畅、顺滑，无一笔颤抖、迟滞。鉴历史年代，书写姿势无疑与西晋瓷俑同。
我们不妨席地而坐，以无依托的方式，做西晋瓷俑姿势，用不转笔与转笔各一试，结果自然分明：
不转笔即靠提按用笔，笔尖承受的力太大，因此把握吃力，不稳，易抖，且滞慢。正因为是左手持简牍或纸，附垫不能绝对稳定，笔尖的用力会使笔毫散开，影响速度与美观。
转笔则集力于手指捻转，使笔尖的力分散，易控制笔画粗细，令其圆转光滑，且行笔快速。
由此可见，除了上一章所说的原因之外，为右臂、右手依托的状态设想一种最方便、最科学的用笔办法，也正是古人“笔法”萌芽的动机之二。
大胆的推理 由上一章可见，除了人的生理功能的充分发挥之外，人类的生活起居、日用工具的每一次改变，客观地对书法都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于便利、快捷，趋向于实用、完美的不断追求，也会与书法同步。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沿着这一规律的线索，我遂大胆地想：中国汉字字体发展的终止，会不会与此有关呢?    据说人躺着时的思维效率是最高的。恰好我总是失眠。    记得在年轻时，曾目睹两位画家对“艺术”看法的对话。    一位说：“艺术是激情。”另一位说：“艺术是技巧。”    我当时明显偏向于后者，因为技巧是实在的，是可见、可学的。激情人人都有，激情是什么，艺术是什么，我琢磨了近二十年，到现在也说不清。    最近，我一好友从美国回来探亲，她现在设计计算机软件。“我们一样，都是手艺人。”她对我说。    这话我爱听。    是手艺，就有实在之处，具体之处。手艺人必备工具，亦最讲究工具。就工具，就工具的使用，手艺人就可以琢磨、切磋半天。    现在，就从工具开始谈起。

笔杆的直径
最早的毛笔究竟是什么样，我们已无法得知。我毕竟无法做古人，也无法去凭空假想，除了人的生理功能，大部分得从实物上找根据。
据出土文物，战国至西汉早期的毛笔，粗细、长短差不多，都是古一尺左右，即20厘米左右，笔毫约2厘米，皆为兔毫。所不同的是，战国时的笔将笔杆头剖为四片，夹毫于其中，以麻丝缠束，涂上漆。笔头是可以更换的，古人“退笔成冢”大概就源于此。秦笔则出现将笔杆一头镂成腔状，纳笔毫于内，是秦以前没有的。晋代张华在《博物志》中日“蒙恬造笔”，因蒙恬是秦人，所以造的可能就是这种秦笔。
秦笔的笔毫因纳入笔腔内，再以漆固定，所以可保持笔头浑圆、端正、稳定，比缠毫有许多的优越性。秦笔亦有将尾部削尖，便于插在头发上随身携带，这就是“簪笔”。
其间也出现过硬笔，即竹笔，有的将头削成斜状，颇像西方蘸水笔。我想，“蝌蚪文”大概就是用这种笔写的。当然，都是非主流的。
现存最早的毛笔出土于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和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国墓。最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笔杆的直径都只有0．4厘米左右，就像中粗的毛线针，比起现在的小楷毛笔要细上许多。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后来我作了些试验，其实道理十分简单：战国至西汉早期的细笔杆，在拇指侧可以转上三圈。运笔时，笔迹必然呈弧线，正如篆书的线条。由此看来，书体的形成完全有可能是因为毛笔的特性所致。古时，能用来书写的材料很少，不外乎是些树皮、骨块什么的，平整的面积又非常狭小，要多记录些事，必尽量将字写得细小。笔杆越细，转起来，写出的字必然越小。再则，执笔的高低也至关重要。执笔越低，支点越近，字亦越小。这是非常普通的道理。当时的执笔高度，断不过笔杆一寸。因此“古来无大字”事出有因，亦是生理的自然。
倘如笔杆直径由0．4厘米加粗至0．6或0．7厘米，转起来就会发现，线条竟然趋向于简约方直。
我很快找到了有关出土文物资料：
1985年，在江苏连云港海州锦屏镇陶湾村，出土了一枝西汉笔(图25)，笔杆直径是0．4厘米。1993~，连云港东海县温泉镇的西汉墓，又出土了对笔两枝，笔杆直径为0．7厘米，向后渐细为0．3厘米。皆是西汉中晚期的墓。西汉是篆书向隶书过渡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笔是兼用于篆与隶的。
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山2号东汉墓出土了一枝毛笔，笔杆直径是0·6厘米至0．7厘米。正好，东汉是楷书形成发展的时期。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笔杆都保持这个直径尺寸。
笔画趋向于方直，是从字形上看。但从用笔上看，我在上两章已说过'由于手拿，附垫不稳定，若笔杆在直径0．4厘米左右时，笔毫一接触简牍或纸面，便要立即转笔，使力均匀分散，呈曲线，且不易控制字形。所以古人在处理这种状况时，往往笔笔断开，一个字经过多次转笔发力，目的是线条流畅、用笔稳定且容易控制字形。我们从出土的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图26)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多次转笔发力的现象。
若笔杆在0．6厘米至0．7厘米时，笔在手里最稳当妥贴，转笔可出方直线，可改均匀发力为集中于笔头上迅猛发力至尽，或是力至收尾时再进行下一周转笔的准备，古人似有形象的比喻，称这两种典型的发力为“悬针”和“垂露”。
此种用力的方法，我一直找不到适当的词来形容。有一次，看电视里转播花样滑冰，突然心里一动：此力，乃毋却车力。物理上称做“加速过程”和“惯性力”作用。发力即产车加速度，提高速度。所以，这样的发力，速度迅猛而准确到位。在有大量公务要记录下来，又无打字工具的时代，既司以加快书写速度，又能整齐美观。
后来，我看书知道，苏东坡用“水上撑船”来比喻，甚是形象。
这种用笔法则，就是“楷则”——楷模的法则。
再倘若将笔杆加粗至直径1厘米以上，其结果是只能转一圈多一点点，带来的结果是线条更趋平滑方正。原因是，拇指的上端指节长度至多只有3厘米左右，且具骨节，笔杆在手指中转的圈数越多，线条越曲折多变；相反，减少圈数，笔画越平直，可写大些的字。所以，唐代以后的毛笔，有些就笔杆加粗。难怪传说唐代书家柳公权向笔工诸葛氏求笔，诸葛氏将当年王羲之常用的笔相赠，柳氏却不适用。
如若笔杆再粗至直径1．5厘米以上，转起笔来就显吃力，笔易滑落。
我不由突然理解了古人，为什么要那样费工，将大笔做成下粗上细漏斗似的“斗笔”(图27)，其实是要保持一根能转动自如的笔杆。如今的“土笔”早已名存实亡，好在还留下了当年实物的佐证。 
笔毫的长短软硬 有关笔毫的问题，亦不可忽视。前面讲到先秦至汉的笔毫皆为兔毫，是兔箭毫，是指秋季狡兔脊背上的两溜硬毛，也叫紫毫。毫硬则挺，挺则有弹性，有弹性才适合于转笔。东汉蔡邕在《笔赋》中日：q睢其翰之所生，于季冬之狡兔书者”，产于如今安徽宣城的“中山兔毫”笔，当年可谓名噪一时，汉代诸郡纷纷献上等兔毫以供宫廷之用。但是兔毫易秃，不耐用，又稀有，秦以后就用鹿毫。鹿毫性能与兔毫相近，且不易写秃。世传钟繇、张芝用鼠须，想必也属硬挺一类。我有幸在连云港博物馆看到东海县出土的西汉对笔(图28)，笔杆与笔毫已脱离。一对笔毫分别长2．3厘米、3．2厘米，末端均用线死死缠了两道，而栽入笔杆的笔毫却分别深达O．9厘米、1．1厘米。活生生，分明是黑色的紫毫，经过漫漫两千年，却依旧柔韧坚挺，毫端尖细。相配出土了大量木牍，均是昂贵稀少的金丝楠木。上面是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可见就是用此笔所写。这是我见到的保存最好、最具说服力的笔毫。紫毫柔韧坚挺，毫端尖细，才能书写很小的字。将笔毫末端缠紧，栽人笔杆深达三分之一的毫，不仅吸墨多，可一次写许多个字，且使笔毫更加稳固坚挺。魏晋制笔，仍续汉代。晋傅元《笔赋》说“简修毫之奇兔”。到唐代，许多动物的毛都用来做毫，如麝、狸、马、鼠、狐、鸡以及人的胎发。尽管如此，兔毫仍然是首选，保持着正宗。宣州兔毫所制的紫毫笔，选料精细，制作讲究，当时价值如金，成为“贡品”，大受文人墨客赞扬。宋代书家大抵仍用兔毫笔。黄山谷、苏东坡推崇的宣州“诸葛笔”，主要以兔毫中上乘者——紫毫为主。狼毫还是清代从朝鲜传入的，我们现在倒是普遍地在用。据史料，晋代崔豹《古今注》称蒙恬笔“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想必就是“兼毫”(图29)。鹿毫较硬，作为笔心，起挺的作用，外面裹一层较软的羊毫，软硬兼施，既尖健又洪润，目的是像王羲之《笔经》所说的，能够“直中绳，勾中钩，方圆中规矩”，方为“妙笔”。可见在晋以前，毛笔的制作就已经很考究了。这与汉字发展趋向于平直、美观、规范是同步的。换言之，笔毫挺健无疑是与人类书写无依托的条件息息相关。古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书法精微，挥运之际，全赖笔毫相称”。以兔毫为宗的毛笔历史持续了很久，唐末五代，才出现了“散卓笔”，是纯羊毫做成，最大的不同是无笔心，即无硬毫作柱，较软，当然不是当年毛笔的主流。当我注意到“唐末五代”四字，不由心里一喜。“散卓笔”出现的时期正是出现桌椅的时期。有桌椅，臂、肘、腕都有了依托，自然不大需要用硬毫笔心作依托，软的羊毫笔就应运而生了。史料记载，到了宋代，“散卓笔”颇为流行。巧了不是?到宋代，桌椅普及了嘛!这就对了。记得很小的时候，所用的“大楷笔”、“小楷笔”皆是羊毫。我母亲叫我只将笔毫泡开三分之一，仅用笔尖上的毫。我母亲说，她小时就是这样用毛笔的，那时的上辈人都是这样教的。我后来翻看明代董其昌(图30)、查士标以及明末清初的一大批书画家的墨迹时，总是见他们大约写四五个字墨就枯了，再蘸墨。这往往是由于小笔写大字之故，但见他们笔画圆润、饱满，完全不像是尖小的笔所书。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像我妈教我的那样，用较大的笔，只泡开笔尖用。董、查的年代，羊毫笔已经十分走俏，由于没有硬笔心，笔毫完全泡开会瘫软无力，如若只泡开笔尖一点，上面三分之二的笔毫由于是用胶裹牢，实际上起了硬笔心的作用。因为是较大的笔，如若又是羊毫，所以笔画柔和、圆润。嘿，这正是纯羊毫的软笔当兼毫用的绝好办法。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转笔方便美观吗!古时毛笔都有笔套，是为了不让笔头干枯发硬，以备下次再用。否则一再洗笔，会使此功能丧失殆尽。再则，笔毫之所以做成锥形，亦大有道理。试一试，其实都是相对转笔而言。否则，像西方人做成扁状式的排笔，书写呈直线岂不更加便利。唐以后的毛笔做工更加考究，无论是选毫还是择料，装饰精美，甚至价值连城。尤其是明清以来，越来越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笔杆的粗细、笔毫的长短软硬已逐渐不针对古法转笔的要求，书家若也不用古法，倒真是可以“不择笔”了。

纸的起源与“动”、“举”、“握”、“染”
“蔡伦造纸”事在公元2世纪初，即东汉时，儿时历史课上就教过我们，是炎黄子孙的四大发明之一。其实，纸的发明，要远远比这早。我们所见最早的纸，是1957年西安灞桥出土的西汉纸，称为“灞桥纸”。1973年出土的甘肃居延纸、】978年陕西扶风出土的“中颜纸”、1993年出土的新疆罗布泊纸，均为西汉纸。西汉的造纸大都是麻质一类，到了东汉，稻草、树皮、藤等均已用于造纸，纸已经达到“平滑如砥”的水平。蔡侯纸是因其原料便宜、制法易行、质地坚韧而名世。
在纸出现之前，战国时就有生丝织成的“帛”。单根生丝织物为“缯”，双根为“缣”，“绢”为更粗的生丝织成。据出土资料，在殷周古墓中就发现丝帛的残迹，可见那个时候的丝织技术就相当发达。但明确提及丝帛用于书画，还是在春秋时期。《墨子·天志中篇》如实记载：“书之竹帛，镂之金石。”
 当时，丝帛是为贵族书写及绘画之用，民间则仍用竹简。汉代虽发明了纸张，但是“贵缣帛，贱纸张”，用纸张的，大都是买不起缣帛，而一般宫廷贵族还是习惯于用缣帛。可以想见，当时造纸的目的，就是想能代替缣帛，既廉价又轻巧。
再有一点必须说明，丝帛必施胶浆，否则书写时会洇。直接从槽中抄出，未经过处理的纸，也是会洇的，自古就有“生绡”、“生纸”之称。而“熟纸”则是经过“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施胶”处理过的成品，必“虚柔滑净”。从古人的墨迹中可见，用的纸完全不洇，或只有一点点洇，笔迹顺滑流畅。古人是不时兴用“生纸”书写的，生纸用来葬礼祭祀，直到明代才用于书画。
丝帛是像织布那样织成，一尺来宽，据说汉代织造的标准长度为四丈，可根据需要随意裁剪。因质地柔软，一般是卷在轴上书写，轴成了硬质的依托。由于拿在手里，线条只能短促而不均匀，所以古人常将绢绡裱在墙壁上书画。因尺幅有限，，壁画往往要将绢缝合、拼接。因此，晚唐始用桌子之前，要画相对均匀流畅的、长一些的线条，必定是壁上作。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唐代以前用笔均匀、勾勒精美的画，括号里都老老实实地写着“宋摹”二字。
与任何朝代不同，汉代非常特殊，是一个简、帛、纸并用的朝代，亦是一个蕴含成熟生机的时代。在早期的书论中，可查到证据。西晋成公绥说：“动纤指，举弱腕，握素纨，染玄翰”，清楚明了：
 指是动的，惟转笔才需“动”指；腕是举起的，这“举”字非常说明问题，腕要超过肘的高度才能谓“举”，拿在手里写需要“举”，壁书、壁画都需要“举”；握素纨之“握”字，亦说明白色的丝帛是“握”在左手里的。后来流行的手卷，即源于此。只有转笔才能“染”，使笔毫周侧依次连续下墨，不致于一侧偏浓或偏枯，得以笔画“圆润饱满”。
这一“动”、一“举”、一“握”、一“染”，将古人的书写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铡美案》的启示
小时候，看《铡美案》，见判官将纸拿在手里写字，好生奇怪，心想拿在手里怎么写。后来在许多出传统戏曲中都有所见。
非常明显，这正是古人“尺牍”书写方法的延续。问题是当有了纸张以后，是否也如此写字，还是为了戏剧的效果?
这个问题一直藏在我心里许多年。后来我似隐隐约约地觉着，这里面大有可究之处。
据史料记载，由于造纸工艺所限，晋和晋以前的纸，一般都不大。现存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高七寸一分，《中秋帖》高八寸四分，《兰亭序》的各种版本高都在七寸半。晋纸长亦不过一尺半。只有缣帛才狭长，如晋《列女传》(图31)就是画于狭长的缣帛。
到唐代，纸仍是晋尺寸，但造纸的工艺可将纸加长，类似狭长缣帛，呈卷状。唐末至宋，除狭长纸外，还流行小张“笺纸”，这跟大量印书有关，宋时方将“笺”装订成“册”。享有盛名的“薛涛笺”、“澄心堂纸”，就是唐末女诗人薛涛和宋代李后主分别制作的笺纸。到元代，才有大型纸张问世。
东晋末年，朝延曾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以黄纸代之。”
 这“黄纸”是什么纸呢?史载晋代葛洪将黄檗汁浸染麻纸，有效地防止虫蛀。唐代有一种名贵的“硬黄”纸，较厚，施以蜡，“莹澈透明”，“以蒙物，无不纤毫毕见者，大都施之魏晋钟、索、右军诸迹”，也专门用来写经。“硬黄”，顾名思义，“硬”是指质地，“黄”是指颜色。其纸质非常厚实牢固，具有韧性。据古人言，硬黄纸“长二尺一寸七分，阔七寸六分，重六钱五分”，可见其纸之厚重。我们现在看到的唐人王字摹本，皆用硬黄纸所摹，宋人亦继续如此。
硬黄纸是用麻所制，麻是我国造纸的最早、最普遍的用料。晋代普遍还有茧纸、苔纸、侧理纸等。茧纸是因纸质像蚕茧外壳而故名，较厚，很像如今的“高丽纸”；纹理纵横斜侧的侧理纸亦以此为名，均属麻纸；苔纸亦是麻纸别称。
我1997年在宜兴见到宋墓出土的两卷经，一尺来高，两尺多长，指甲盖大小的字。其纸质厚重，呈赭石色，纸正面光而滑，显然上过蜡，反面较粗，纹理斜侧，麻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硬黄纸。由于年代早，纸在地下受潮太久，即便如此，我所见到时，还是韧性十足，不易皱折，更何况在当年。我印象很深，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另外，晋代还产有楮皮纸、藤纸等，都属坚韧厚挺、不易折损之类。当时造如此质量的纸，难道仅仅是为了避免辗转传递，不易破碎，还是大有书写便利的因素?
 笔法成于书写姿势
西晋永宁二年，已是西晋的末年，东晋就出王羲之了。西晋的瓷俑、书论完全证明，在西晋和西晋之前人的书写姿势，那么东晋呢?我们世世代代仰慕的卜茂之，是否也是如西晋瓷俑那样的书写姿势呢?
王羲之的书论中没提及，同时代的书家亦未提及。是因为不需要提及。
只有一种不须提及的解释，即当时的书写姿势人人皆知，是一种常态。这个人人皆知的书写姿势的“常态”，对我来说，关系重大。
我想，同期的绘画中可能会有无意识的反映。唐以前的绘画保持至今的，已为麟角。我确信一定会有的，果然。
这就是宋摹北齐《校书图》(图32)：
图中(图32—1)一大床榻上坐了4个人，属文人学者，在校书。当时的书不是装订成册的，而是论“卷”的。
榻上的校书者姿态不一：其中一人左手拿纸，右手执笔，正在书写，姿势如同西晋瓷俑；一人右手执笔作休息状，左手持纸伸平远看，像是欣赏自己的书作。
画右(图32—2)还有一人则坐于平交椅，右手持笔，左手拉着纸下方，纸上方由侍者双手抻着。
从同期的家具看，当时的几案都很矮，几乎与床榻齐平。如将纸放于儿案上悬臂书写，视觉与手要有二三尺之遥，是无法写当时的细腻小字的。若整个手臂放置几案上，好比人将头凑近至脚面，这显然是一个杂技动作，恐羲、献前贤不至于如此狼狈。稍分析，这分明不合生理自然，更无法转指。
画中坐于平交椅之人，将一尺来高、二尺来长的纸，放于几案上书写，岂不省事，却让书童如此抻纸，倒是证明了当时文人足一般不存几案上书写的。古人总是要有书童在侧，“磨墨抻纸”，早年的“抻纸”，大概就是这样的。
北齐《校书图》与西晋瓷俑的书写方式如出一辙。
从西晋到北齐，其问近三百年，这正是书法所处的巅峰期，正是王字一统天下的时期。比如著名的《竹林七贤》图(图33)、《列女传》等，都如实反映出当时“席地而坐”的生活状态。
《女史箴图》(图34)中，画有一站立女史，左手拿纸，右手执笔书写。细看，正是用的“经典”执笔法。古人说的“倚马立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可以断言，同时代的王羲之决不是在几或桌子上书写。
由此而论的笔法，是源于此姿势，成于此姿势。
书法之“法”的界定，首先应该在这种姿势的前提下，再论转笔运指。
我还观察到最关键之处：《校书图》画面中，一人左手持纸时，是将一张纸向后弯过去，左手如握。另一人是将整张纸展开看，其纸明显是经过书写时的弯卷。正如同期纸张的大小，高不过一尺，长不过二尺有余。
只有当纸厚硬坚韧，才有可能这样持纸。
可以设想，若不用硬的简牍书写，亦无桌几依托，将纸拿在手里书写，纸必须硬挺不易折，所以当时的纸，无论麻纸、茧纸、侧理纸、藤纸，都符合此要求。史料记载王羲之用麻纸或茧纸书写，应是毫无疑问。
到有桌子以后，纸平铺于上，有桌面作托垫，有椅子坐，视觉距离合适，当然就无须要那么坚挺厚硬的纸了。我们现在所用的宣纸，薄而软，无论如何是无法拿在手里书写的。
我懒得去图书馆，就近在古籍书店找《校书图》，找《女史箴图》，柜上柜下翻了三个小时，一身汗，一点买拈的意思都没有，书店的店员无一不投我以仇恨又无可奈何的目光。

不自觉的丧失
     该看看宋画了。
    北宋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图41)中，已四处可见高的桌凳、桌相配使用
在宋人《十八学士图》(图42)里，分明告诉了我们当时的书写姿势：人坐于床榻之上，面前放一高桌，桌面上平铺了一张纸，纸依旧是一尺来高、二尺多长，人则执笔欲向纸书写。纸的两头分别放置一棍状物，以使纸抻平，这就是我们至今使用的“镇尺”。当然是金属、玉石、硬木之类的重物。“镇尺”的产生，是用于纸平铺于桌面书写而不易卷折和移动，与抻纸的作用相同。
又，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图43)中，可见一人立于桌案边，一狭长的手卷平铺于上，人悬臂书写，亦有“镇尺”之物于上。
    宋代，刘崧年的《撵茶图》(图44)更是将当时的书写状态描绘得一览无余：一和尚坐于圆凳上，倚肘在长案上写手卷，纸上方的左右角均压着类似鹅卵石的纸镇。我尤为注意到，和尚手中的毛笔笔毫只是笔尖一点黑。在许多古画中均可以看到。这有几种可能：一是用的兼毫笔；二是古人写字蘸墨只是于笔尖；三是不将毛笔全部泡开，只用笔毫的三分之一。而
三种可能均是与古法用笔的要求相符。
这倒令我想起明代唐寅临的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图45—1)。他自作主张，在最后两女簇拥着一坐客的背后，加上了一张高的长桌，上面放置了笔墨，铺有一卷纸，上面竟然压着“镇尺”。而五代顾闳中的原作(图45—2)，只有椅子、几、齐膝的方桌，从头到尾不存在高的桌子。至多在唐或唐以后的五代，将几置于床榻上从事书写，这个时期王维的《伏生授经图》(图46)、卫贤的《高士图》(图47)便已明确地反映出来。这与唐、五代同期的家具发展状况完全一致。
唐氏浪漫成性，他把明代“伏案”书写的情景强加于五代，可见明代人对五代以前的书写方式已不了解。这种现象，钱钟书先生在《七缀集》中也嘲笑过：“都穆《寓意编》：王维
画伏生像，不两膝着地用竹简，乃箕股而坐，凭几伸卷。盖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类也。”可见王维也将唐朝人的习俗强加于西汉的伏生，真好比硬要将炎夏的芭蕉长在寒冬的大雪中。看来，“关公战秦琼”，古来有之。虽然唐氏、王氏浪漫，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客观的时代背景。  
所以，宋画明白地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真实的书写方式。翻阅宋代书论，仍旧讲究转笔运指。然。而，与过去不同的是：纸，从拿于手中转为平铺桌面；执笔的手，从“举腕”变为“平腕”；毛笔接触纸面，从阅读面的垂直变为桌面的垂直。
这一微小的变化，似不大起眼，却是尤为关键的变化。
手在执笔无依托，呈阅读面垂直的情况下，由于手的生理限制，手指运转灵活，腕举，必受牵制，幅度较小，因而不适于写大字。再则是，左手持竹简或纸，正因为是手，所以总归不能绝对稳定。有了桌面，代替了左手作附垫，绝对稳定。毛笔与桌面垂直了以后，不仅手指上下左右运转的空间加大，不知觉中还带来另外的巨大的变化。
 
桌子的功与过
当有桌面作附垫以后，人们发现，不用“古法”转笔亦可自由稳定地书写字的形状。古人因此有日：“师法不传，人便其所习。便其所习，此法之所以不传也。”
所谓“便其所习”，就是随意以腕依靠桌面，不用转笔技法了。岂止是我们今人，宋代以来的中国人，从生下就用桌椅，手臂、肘、腕自然有桌面依托。因此，久而久之，便忽视了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不使用桌椅和使用桌椅牵涉到两种完全不同的书写姿势。书写姿势的不同必然牵涉到用笔的不同。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历史事实，由此带来的误会及混乱，是一系列的。
宋代以后的书家反复强调要规范执笔，要悬肘、悬腕，其目的就是要保持那种无依托的姿势，以便于古法用指运笔，竭力地维系书法之正宗。清书家朱履贞道：“悬臂作书，实古人不易之常法。上古习地凭几，又何案之可据?凡后世之以书法称者，未有不悬臂而能传世者．特后人自幼据案作书，习于晏安，去难就易，以古法为畏途，不以为常，反以为异矣。”
这是二百年前的实况。可见当时古法已逝，仅剩少数书家懂得。而二百年后的今天，那些少数书家早已作古，钢笔、圆珠笔、铅笔、水彩笔一统天下，新世纪出生的孩子，用计算机打字，恐怕连笔都不需要。又还有谁会去问津笔法呢?今天起劲强调的所谓正确执笔，悬肘、悬腕，意义何在?
我们聪明的祖先在手臂无依托的原始条件下，发明了便捷的书写笔法，完成了中国汉字优美独特的造型，成为两干多年来历代文人骚客手中神秘高深的艺术，成为炎黄子孙的骄傲。也正是我们聪明的祖先继而又启用了桌椅，舒适了人类，使书写时臂腕有了依托，却在无形之中，一代一代，逐渐模糊、淡化了笔法，以至最终遗失了笔法。
可庆乎?可吊乎?喜耶?悲耶?
倒是想到了辛弃疾的词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八分书”的解释
感叹完，还得转回去。
前面曾得出过结论：以笔杆直径0．6cm至0．7cm的硬毫或兼毫笔，以滑翔之力用笔，就会出现楷书的方折。书史中，“八分”总是和“楷则”连在一起，称做“八分楷则”。
记得前面第五章提到的东汉王次仲造“八分书”吗?记得“八分”的三种解释吗?现在又该提到它了。
其一，“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这是蔡文姬传其父蔡邕之言。从字面上解释，即“八分书”二分像隶书，八分像小篆。
隶书，于今的概念是一种书体。从文字发展角度看，隶书，是为了省事，简约官方文字的“速记”。
我在此暂时将这个概念称之为“隶化”。
官方文字自小篆、楷、老宋字、馆阁体，一直发展到印刷体、美术字。而“隶化”却延续着简约性，形成规律，向草书、行书发展。中国文字的实用与艺术，既是双轨，又时常咬合，一直是同步发展。
古代对字体的称谓因时而异，很容易会造成混乱。因此我们在阅读或理解古人的书论时，务必要先鉴论者所在的朝代。唐人称楷书为隶书，称隶书为八分。张怀璀；言“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这里的“隶”，无疑是指楷书；而蔡邕此处说的“隶”，想必指的是八分楷则。
东汉的碑文，正文是一般的隶书，而碑额都是篆书，与秦篆不同的，是以隶(或可称楷则)的用笔。从东汉开始，以篆字写碑额成为因袭的程序。我于是想起，东汉与西晋衔接时，三国的一块名碑——《天发神谶碑》(图48)，其中字的造型基本像篆字，但是用笔明显呈“悬针”状，也就是隶的楷则用笔。
在《天发神谶碑》之前，大约相距二十余年，有一块魏正始年间的碑——《三体石经》(图49)，其中的古篆几乎笔笔“悬针”，足以想见书写的原来面目。清代朱履贞言“八分书”诀“方劲古折，斩钉截铁”，用来形容这两块碑用笔，恰当不过。
蔡邕的解释，有可能是指这种以楷书用笔而写的篆体字。
 
“向背”出形势
解释二，指像“八”字的造型那样“分”清笔势向背。元代陈绎曾是这样解释的：
“向()。首抢左上右，右上左，尾抢左上左，右上右，偏蹲偏驻，侧抢侧过。”
“ 背)(。与相反。”
“向”，如同两人面向；“背”，相反背向。欧阳询举出属“向”的字：“非、卯、好、知、和”；属“背”的字：“北、兆、肥、根”，道理一目了然。若了解一些古法转笔，就不难得出结论：
“向”，是先向左转笔，后向右转笔，“抢”字是指快速地落笔。
“背”，相反，是先向右转笔，后向左转笔。
笔法的核心不外乎就是左右来回转笔，“向”、“背”就是左、右一个来回，一个还原。落实到笔画，“八”字的写法既可“向”势，亦可“背”势，正好可以说明，写一个字既可先左转、再右转，又可先右转、再左转。所谓“分”，就是分清“向”、“背”，目的是把笔还原到开始的位置。
可见，这是一种合理的方法，利用转笔左右来回发力一次还原的惯性，将一个字写成。推而广之，令不断还原的惯性，连绵写一行字、一篇字，这就是古人说的“一笔书”。这种合理的用笔方法，正符合文字发展的“便捷”趋势。
此种惯性快速而顺手，发力之时，形成势头，不可阻挡。因此，当时蔡邕的“九势”书法论述随即而至，可谓及时也：“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左右来回转笔的“自然”确立了“阴阳”，“阴阳”就是指“向背”，“向背”出“形势”，书法中所论的“势”，毋庸置疑，应如是也。
古人日“取势”，即根据不同的笔画，设计不同的“笔势”。而“笔势”则是根据或左或右转笔发力的这种惯性形成的笔毫顺向；“取”，即选择、决定、利用，非转笔不能“向背”，非顺手不能“取势”也。
王羲之说的“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就是指取势时的用笔状态。这种转笔取势，是非常细微巧妙的，错一点点就“势背”。正如南朝书家王僧虔言：“纤微向背，毫发死生”，不懂的人看不出。黄庭坚这样说：“字中有笔，如禅家有眼，直须具此眼者，乃能知之。”
古人为了说明、记录此种科学的笔法，费尽了心思。
蔡邕创“飞白书”的办法不失为高计。重墨容易遮掩许多用笔的方法，通过笔墨的“飞白”，将笔毫的转向、发力处及机巧暴露出来，亦可示人、教人。后人释“飞白，‘八分’之轻人。后人释“飞白，‘八分’之轻者”，可谓心悦诚服。
我一直想找到飞白书的墨迹，但非常困难，米芾《尺牍》(图50)这几个枯笔字，飞白中可略见关节处的转笔机枢。
“永字八法”仅以一个“永”字，最概括、最准确、最直观地说明了所有的用笔笔法及“取势”方法，赢得人们青睐，因而传世最久，也最广。
楷书的“便捷”原来是笔法的“便捷”，亦是手与毛笔科学配合的“便捷”。

    书法有法（孙晓云）

李文子艺术早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