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铁路限界标准:文革二三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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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撇子战斗队
66年8月下旬，北京已刮起了破四旧、立四新；改路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冲锋陷阵的是北京中学红卫兵，各校成立了无数司令部，并且开始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到各地串联，煽风点火。我们市也刮起了红色风暴;不少学生上街看见有烫头的就剪花；看见有穿尖头皮鞋的就把尖头砍掉。有被称为“四旧”的东西统统砸掉、烧掉。我看见有人偷偷地烧掉了日记、书籍、或者觉得会给自己带来灾难的东西。总之，当时整个社会被红色恐怖笼罩着；一代名流老舍先生就是不堪折磨死于此时。后来，陈凯歌导演的电影“霸王别姬”中焚烧戏装一埸，就是重现当时的情景。
“8.24”造反后，不少学生处在亢奋状态中，各校都迅速成立了无数战斗队。这天，我和几个同学商量也要成立一个战斗队。那时，成立一个组织只要写好声明；贴出来，就算宣告成立了。我们想了半天，终于决定了一个名字“左撇子战斗队”。这个名字有点怪，当时怎么想的，现在已记不得了。反正是向左、向左，决不向右。这大概是那一时期，极左思维深深渗入我们的思想中了。我依稀记得当时宣言的结尾是：我们的前进方向是；向左、向左、永远向左！我们永远是革命的左派！看到我们这么响当当的名字，不少同学要求参加战斗队；我们挺慎重，没有扩编。其实，左撇子成立后什么革命也没有闹，只是跑到大街上刷了“打倒某某某”等大标语。现在想来，正是全国无数的战斗队，打乱了各地的政权机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得以迅速摧垮了他确认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次串联
66年9月初，中央下达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9月以前去北京控制得很严，要“红五类”的学生才能去。通知下达后，成份要求稍微松了，象我这种职员成份的人也能上北京了。于是战斗队也不管了，和一个要好的同学开了外出证明，就爬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先到上海，后到北京）。这时的铁路运输还算正常，不象后来那么挤。上车后没有座位，就拿了报纸坐在车箱联接处，一路很顺利。刚出上海站，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革命造反的景象；到处都是大标语“打倒xxx”、“揪出xxx”等等不一而足。在火车站前我们上了一辆去某大学的公共汽车，就一直坐到大学站。那时，所有学校都接待外地学生，只登记，不收钱。学校也一样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在学校转了一圈之后，我就邀请同学一起去大伯家看看。大伯家住静安区愚园路，我们到时天已快黑了。小时候，我去过大伯家，也算轻车熟路。他家在弄堂尽头，到他院子里一看，一片漆黑，屋里没有开灯。我敲敲他家的玻璃门，没有回应；再用力敲敲，门轻轻地开了一条缝；慢慢探出一个头来，仔细一看，是他家的老保姆。我忙把名一报，过了好一会，大伯出来了，他用奇怪的眼光看了我一会，就让我进屋去；我没有进去，就站在门口说：我来串联，顺便来看看；爸妈向他问好。从外面看屋里隐隐感到还有人，好象很紧张，挤在一起。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小时候，大伯对我很好的。我没有进屋，就和我的同学走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去之前，大伯刚被红卫兵抄过家，看见我敲门，以为抄家的又来了。因为当时，我们都穿了一身黄衣服（我记不得是在哪里搞了这套上衣只有两个口袋；洗得快要发白的黄军装，还系了一条皮带，戴了一顶旧军帽；一付老红卫兵的模样。这是当时最时髦的）。搞得他们成了惊弓之鸟。
晚上，我和同学来到外滩，看见市委门口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从南京路到外滩，每隔不远就有一个舞台，一队队从北京来的红卫兵宣传队，在台上发传单、喊口号、唱造反有理歌、跳造反有理舞。歌词和旋律我至今也记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造反到底，就是胜利。”这时的上海已不是我小时来看到的繁华都市，到处是混乱、嘈杂、刮着红色风暴的地方。 （待续） 2007.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