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爱同学ai训练的问题:欧元启用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欧元启用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历史上国际货币体系先后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 

　　国际金本位形成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盛行了约30年后，于一战爆发时崩溃。国际金本位下，黄金既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又可以自由输出输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汇率稳定、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起到了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国际支付完全依赖黄金使得许多缺金国无法维系金本位，国际经济发展要求更多国际货币，然而黄金产量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一战结束后，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召开了世界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一种节约黄金的国际货币制，即1925年建立起来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英、法、美等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通过这些国家货币间接与黄金挂钩。这暂时在一段时间内缓解了矛盾，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而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时崩溃了。 

　　二战后，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实力格局发生了变化，英国衰落，美国崛起。英美两国在1943年4月分别抛出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来争夺世界金融主导权。后来经过双方妥协和三十多个国家的协商，于1944年7月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城（Bretton Woods City）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蓝本的布雷顿森林协定，从而建立起“黄金-美元本位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规定1盎司黄金的价格固定为35美元，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的汇率实行可调整的办法。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这迎合了当时的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贸易发展。但由于该体系无法克服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发现的“特里芬两难困境”：为满足世界经贸发展，美元供应须不断增长，然而这又使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加剧，导致美元与黄金比价难以维系。终于在1960年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随后又在1968年和1971年爆发了两次美元危机，此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终于在1973年2月崩溃。 

　　此后由于在1973年至1975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 ，浮动汇率制起到了良好的作用，1975年末主要工业国要求IMF考虑浮动汇率制。IMF于是在1976年1月修订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第四条款，允许各成员国选择自己偏好的汇率制度，但不能“操纵汇率……以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这间接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后来将此后的体系称为牙买加体系，形成了以美元为主，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和日元等多种货币鼎立之势。 

　　实际上，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欧共体就在探索成立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增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并把欧共体变成一个真正统一大市场。在1969年12月，欧共体在荷兰的海牙商讨成立欧洲经货联盟。1979年，欧共体创造了记账单位“埃居”（ECU），此乃欧元前身。1979年3月，法、德、意、荷、比、卢、丹麦和爱尔兰正式加入EMS。 

　　1989年4月，欧共体明确了发行统一货币的目标，建议分三个阶段实现。1995年12月马德里会议上，“Euro”被选为欧洲未来货币名称。1997年6月，欧盟阿姆斯特丹首脑会议通过了《阿姆斯特丹条约》，正式批准了《稳定和增长公约》、《欧元的法律地位》和《新的货币汇率机制》3个文件。1998年5月1日—3日，欧盟布鲁塞尔首脑特别会议确认比利时、德国等11国为欧元创始国。1998年7月1日，欧洲中央银行成立。1999年1月1日，欧元如期启动，以支票、信用卡、股票和债券的方式流通，并进入外汇交易市场。次年6月，希腊加入欧元区。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将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3月1日，欧元区12国的原有本国货币将停止流通。 

　　欧元的创立与流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欧元迅速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货币，缩小了与美元的差距，拉大了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差距，有力地提升了欧元区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但在10至15年内，欧元尚难以挑战美元的霸主地位，因为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根本上取决于该经济体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欧洲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已经落后于美国，虽然欧元有助于欧洲追赶美国，但欧美争锋，也要等到下一次科技革命了。不管欧美角逐如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欧元的创立与流通，都增加了国际结算手段，方便了国际贸易、国际筹资；阻滞了美国利用强大的美元随心所欲干预国际经济、谋取国际金融霸权的进程，分散了国际金融风险。（来源：《北京青年报》12月31日/顾红杰）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货币关系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全球性的资本流动无常、债务恶化以及国际收支失调，都明显地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自从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国多次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从十国集团通过《改革世界货币体系的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陷入更深的边缘性金融危机中，不得不探寻重塑国际货币体系基本架构的可能途径。

　　一、回归新金本位制的构想

　　出于对所谓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已经构成“倒金字塔”的疑虑，以及美元代行世界货币时所导致的“金融霸权”的疑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回到金本位制的轨道上来，并提出了所谓“新的金本位制”构想，即全球所有国家同时加入金本位制国家联盟，来一致确定或同时变更其货币相对于黄金的稳定关系。据说这样既保留了目前金融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全球福利增进，又克服了资本积累和世界经济的虚拟化(Spencer,M；1995) 。持有该构想经济学家既有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也有一些发达国家的左派经济学家，例如美国的哈罗德等(姜凌；1999) 。其理由基本是：1、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自身必须具有价值，现行的信用货币体系只能导致人们对纯粹信用货币的疯狂追逐和进入资产的无节制膨胀；2、目前的黄金储备数额巨大，足以保证以黄金为基础的货币取得相当的稳定性；3、回归金本位制度还意味着，发达国家榨取通过膨胀税以及国际铸币税的可能性被剥夺，因此新金本位更公正；4、金本位制能更有效地克服经济国家主义，由于各国货币实际上是用黄金表征的，不存在利用名义汇率的升贬值来行"贸易或金融的国家保护主义之实"的可能(Shelton，J；1998) 。

　　货币体系的百年危机和变迁证实，向金本位制度的回归几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1、尽管在80年代以来，爆发了多次区域性金融危机，但是目前尚没有一例演变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乃至崩溃。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并不足以保证世界经济避免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威胁。例如古罗马、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和巴西都在彻底的金本位制下发生了物价涨幅在30倍以上的通货膨胀；而世界经济则在金本位制下于1879-1896和1929-1933年之间爆发的以金融体系的崩溃为导火索的世界性经济萧条(钟伟；2000) 。2、金本位制度是对人类资源的惊人浪费，世界经济越发达，所需要的纯粹作为交易中介的全球黄金存量就越惊人(特里芬；1997) 。退言之，即使金本位制度下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更为公正，但它却注定要使全球经济增长收敛于一个极限(全球可充当货币用途的黄金存量)，或崩溃于一个极限(这是指要么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黄金资本的极度匮乏而崩溃；或由于人类技术的进步可以合成黄金而导致金本位基础全部丧失而崩溃)。经济金融化或虚拟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3、人类并非没有进行过回归金本位制度的失败尝试，其中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和1933-1934年的美国。 例如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曾经部分地采纳过所谓的"偿付美元"(Compensated Dollar)的计划，这种金本位制制度允许货币黄金官价进行周期性调整以稳定国家的物价水平，即当价格下降时以提高黄金官价而在价格上升时降低黄金官价，这时的金融资本国际化实际上是公开以牺牲其它国家的通货稳定来换取本国的物价稳定(Warren, G & Pearson,F；1937) ， 较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公正性。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向金本位制复归的实践也说明，试图重拾被抛弃了近半个世纪的金本位制是不可能的。

　　二、重建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想

　　在1997年2月15日至17 日德国席勒研究所与高克斯国际劳工委员会在瑞斯顿通过的紧急呼吁书中提出来的。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有席勒研究所的创办人海尔格和乌克兰国家议会议员那塔利亚等各国政界学界知名人士数百人、包括80位美国现任和前任议员、53位独联体国家的议员、17位拉丁美洲的议员、35位宗教界人士、40位国际工会领导人，以及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政府首脑和知名人士。而持有类似于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观点的，恐怕还包括诺奖获得者，法国的阿莱，以及颇有争议的美国人Lyndon.Larouche等人(Sanger,D；1999) 。

　　该吁书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1、目前全球金融投机泛滥和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世界面临生产衰退和大规模失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的所谓改革政策，给前苏联、东欧国家以及许多拉美、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社会灾难。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时刻有倾覆之忧，其政治、社会、军事恶果不堪设想。2、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已可能威胁到整个人类的文明，所以必须紧急召开新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世界各个主权国家需要采取联合行动，破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进行全球性债务重组和恢复固定货币汇率制度。金融资本全球化本身所包含的发达国家对国际铸币税的垄断，已经使外围国家成为牺牲品，国际金融机构无权要求用人民的血肉来偿还他们的债务。2、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是极其危险的，“不仅对于一国的人民，而且对于全世界的人民，现在必须设法废除国际垄断金融机构强加给他们的金融枷锁”。主权国家有权推行独立的反经济萧条经济政策，对社会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的大规模投资提供低成本的长期信贷。更为极端的恢复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则要么声称全球进入废止现有货币的紧急状态(Larouche，L；2000) ，要么呼吁销毁货币，重构新的全球管定汇率制和全球中央银行(Shelton,J；1994) 。

　　上述构想似乎忽略了货币体系自身演进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无论金融全球化造成全球福利增量的分配公平与否，它至少是导致了全球一个福利增量的出现；纯粹谴责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出发要求重建金融新秩序，将资本利得的全球分配公平化，其用意无可厚非，但是由于目前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所垄断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样的体系势必服务于世界经济?quot;一超多强，货币体系的改革进程似也很难由发展中国家"呼吁"中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解决。

　　三、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近来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往往还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银行等的尖锐指责，因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能不和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以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为代表，提出了重构这些国际组织的设想。鉴于这种思路往往寄希望于将IMF改造成全球中央银行，因此其理论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哈耶克在其《货币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1982年麦金农的《货币稳定的国际准则》等(Mekinnon,R；1984) 。其理由如下：1、IMF最初的目标是保证开放的全球经济的货币稳定，以替代在二战之前就摇摇欲坠的金本位体系。但IMF和世界银行一样，是为美国提供全面控制而设计的，美国否定了全球中央银行的设想，而代之以更弱的、处于依附状态的IMF，以便于对它既实施控制，又和其它国家共同分摊责任。2、这样的制度设计使得IMF既没有能力强迫发展中国家执行结构调整，并防止其过度聚举债；也没有能力要求操纵它的发达国家实施有效的债务减免方案。3、IMF虽然追求在最大公开化条件下，加速其重归货币可兑换的目标，但它所提出的极其野蛮的解决方法是众所周知的，IMF没有真正的权威来稳定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它指责并不局限于IMF，甚至包括世界银行、WTO、西方七国集团以及联合国等等。

　　基于以上分析，萨米尔.阿明认为，改革方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将IMF转变为拥有真实的世界货币发行权的世界中央银行，这种真实货币将取代美元，保证汇率的稳定，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在增长中调整"所需的清偿能力。2、把世界银行变成一种基金，使它能够从德国和日本等吸收国际资本，并注入到发展中国家(而不是美国)。这种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资本流动调节同时会迫使美国减少其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3、检讨欧洲、日本和美国之间的金融政策协调，使之朝着允许汇率获得相对稳定，并迫使美国调整其结构性赤字的方向发展。同时依据地区性和世界性相互依存关系来重建第三世界国家组织，从而消除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单极化的消极影响。4、重建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政治和经济谈判的场所，以便于把世界主要地区的金融活动和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建立起来(阿明；1995) 。

　　以上构想的实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霸权、对发达国家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安，希望发达国家更多地分摊货币危机的损失等。但很明显地，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处于霸权后体系，该体系中有霸则稳，货币体系背后也同样是国力的对比(Cooper,N；1989) 。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强调的，也许是货币体系中，强国和弱小国家权责的平衡，如何正确分享更多的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引导和发言权，仍然是有待争取的遥远路途。

　　四、国际货币的非国家化和组合商品化设想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既然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与国别信用货币(尤其是美元)充当世界货币有关，那么最直接和最大胆的设想当然就是将货币非国家化，这种思路包括两种方案。一是私人金融机构发行的竞争性货币，使货币与国家信用完全脱钩。我们来看货币非国家化根治现行金融体制诸种难题的理由：1、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加深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政府垄断货币发行的弊端。从孟德尔、米塞斯一直到N.Wallace 、L.White等的所谓货币法律限制学派，一致将货币定义为法律限定之结果， 政府将国内和国际铸币税收入当做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2、政府先天就缺乏制约货币发行的内在动力，政府对货币发行权的滥用和垄断是造成货币体系脆弱不堪的关键。解决这些问题的捷径就是货币发行的非国家化，即废止国家发行货币的特权，由私人银行来发行货币。因为非国家化货币具有自由竞争性，竞争将导致大多数具有私人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市场上将仅存信誉卓著的跨国金融机构所发行的非国家化货币，这种建议甚至没有超出哈耶克早年的思想(Hayek,F；1973) 。二是以组合商品为基础的价值货币，使货币成为纯粹的商品本位货币。部分反对美元本位的经济学家，除了象阿明那样建议创造全球通货以外，也有持商品组本位货币的。实际上早在1931年时格雷厄姆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些缺陷并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人们可以用一组基本商品，例如钢、铜(资讯 论坛)、煤、木材和小麦(资讯 论坛)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的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使货币从根本上丧失信用特征，而成为一种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自然现在货币体系就对所谓金融资产膨胀之类?quot;金融癌症具有先天免疫力。

　　以货币非国家化来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疗方案十分危险，其实质乃是剥夺国家的任何铸币税可能，转而将这种铸币税利益完全交付给市场约束下的金融机构，以此来完全消除国家可能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中获得的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这种理想主义设想之所以比现行的货币体系更为危险，是因为它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理念上，实际上自由以及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都是有限的(Buchanan,J；1976) 。货币非国家化改革的失败意味着世界金融经济的总危机，其成功则意味着具备发行世界货币资格的巨型金融机构的出现，这种巨型金融机构几乎可以摧垮一切试图对其本身进行监管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而这种"金融巨无霸"当然不大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

　　至于由私人机构发行以商品组为基础的、具有全额实物资本抵押式的货币，其本身可能给货币体系带来的问题远多于其能解决的问题。不仅将使设置、储备、保管这些所谓商品组的费用极度高昂；且一旦发生货币危机，由于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抵押商品组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实际上是不可能和相应的货币相兑现的，货币体系将失去对金融危机的几乎全部自我调节能力。因此上述两种方案在理论和实践上难有希望。

　　发展中国家还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出了许多其它方案，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方案还有：1、24国集团签署的《加拉斯加申明》，意在由国际债务人(通常是发展中国家)和债权人(通常是发达国家)共同承担国际货币体系危机的损失，以及扩大发展中国家在重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参与权。2、世界经济论坛第七届东亚经济高峰会提出的《危机地区方案》，意在整顿金融体系，加强全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采取区域货币制度、彻底美元化、强化国际货币协调等等。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要求在于降低汇率波动、增强自身清偿力、强调危机损失的全球分摊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人类的货币体系一直在"无制度"中运行(陈彪如；1990) 。目前以美元代行世界货币，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国际货币领域拥有强大的发言权的确于发展中国家不利，于防范货币危机不利，但迄今我们既未探索出，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可以取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更为公正和稳健的新世纪货币体系。  
       在刚刚结束的２０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等在美元汇率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美元恐将延续两年多来的下滑趋势。美元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继续走软不仅会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同时也对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际货币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货币制度，如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等，但都没能取得持久的成功。二战期间，国际货币体系更是一片混乱。为促进战后重建，４４个国家的代表于１９４４年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开会讨论新的国际货币安排，建立了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大获益者。

    该体系的最大特点是赋予美元等同于黄金的地位，其他国家货币均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应当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重建战后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该体系存在着清偿能力与对美元的信心相互矛盾这一无解的难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在发生数次美元危机后，于１９７３年彻底崩溃，美元失去了其等同黄金的特殊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有人称之为“没有体系的体系”。在这一体系下，依仗着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美元的霸主地位仍得以保留。直至现在，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和支付与储备手段。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稳定国际金融秩序、促进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比布雷顿森林体系有更强的适应性，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不稳定性和不合理性，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市场的动荡仍无法消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９０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墨西哥、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国出现的金融危机，都是明显的例证。

    面对这一情况，许多国家都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货币和汇率机制，并寻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欧元的诞生即是欧洲国家消除汇率风险、减少货币动荡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积极尝试。从目前情况看，推出近６年的欧元已经初步站稳脚跟，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并成为美元霸主地位最有可能的挑战者。

    目前，美元几乎是对所有其他西方主要货币全线走软，对欧元的汇率更是屡屡创下新低。当然，这种汇率的变动并不意味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并不表明欧元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元。但是，在欧元的冲击下，美元地位的削弱将是大势所趋。（完）

   亚洲金融危机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导火索，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经济金融全球化对国际货币体系提出的新挑战。　  
　　大量投机性短期资本快速而无序的流动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监管体系面临考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全球流动的规模急剧扩大、速度大大加快。1994年全世界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进行的融资总额为9676亿美元，而1996年则大大超过万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成为全球流动资本的主体。在这些巨额的流动资本中只有极小部分是由贸易和投资引起的，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投机性资本。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1989年为5900亿美元，如今已超过15000亿美元，而目前由贸易、投资引起的资金流动只占全球资金流动总规模的10%。这些投机性资本完全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来得快，去得也快，哪里有利可图就涌向哪里，一有风吹草动又迅速撤离，往往对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突破冲击，使其陷入经济、金融动荡。而国际货币体系和以自由化为目标的ＩＭＦ不仅对这种快速而无序的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而且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　  
　　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容易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泡沫，使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对成员国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提供咨询的专业能力受到考验。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盲目开放资本帐户。由于国内资本的相对短缺和金融管制、利率水平较高，一些外资尤其是一些投机性短期资本蜂涌而至。另一方面，由于国外利率较低，银行、企业便大量借入外资，甚至是短期资本，然后投入房地产、股票市场，引起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暴涨，形成虚假繁荣。虚假繁荣的结果是严重误导一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严重误导了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为危机埋下祸根。　  
　　危机蔓延和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使ＩＭＦ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行为能力受到考验。由于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使资金能在瞬间完成在世界范围内的调动，这不仅加大了各国监管的难度，而且使危机蔓延和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1997年7月发端于泰国的货币危机迅速传染了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其后又冲击了俄罗斯，并在一定程度上扩散到拉丁美洲，同时也影响到美国。这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国的问题都是我们"大家"的问题。这就要求ＩＭＦ不仅要具有处理一国危机的能力，而且要具有处理多国甚至世界性危机的能力；不仅要具有达成广泛国际共识的快速反应能力，而且要具有提供足额资金以应付危机的能力。　  
　　经济主权交付ＩＭＦ，ＩＭＦ难负其责。在全球化背景下，即使一国具有良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国际投机炒家也可能利用传媒造市，制造错误信息，在国际投机资本冲击下产生"羊群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误导。同时，由于国际流动资本的数额特别巨大，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也大大削弱了。目前全球国际游资高达7万亿美元左右，据ＩＭＦ估计，投机者可以筹集和动用6000亿至1万亿美元的投机资金去攻击一种货币，显然，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来应付这样的冲击。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的今天，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对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这意味着一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的经济主权交付于ＩＭＦ等国际组织，因而ＩＭＦ等国际组织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方面也就肩负着更多的责任。  
　　ＩＭＦ积重难返　  
　　全球化背景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提出了要求，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ＩＭＦ自身的缺陷也要求对其进行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其ＩＭＦ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汇率变幻莫测。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实际上从牙买加协议以来，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就连欧美这些极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事实上实行的也是有管理的浮动。综观世界各国的汇率安排，采用"钉住"汇率政策的有67个国家，其中钉住美元的有26个国家，钉住法国法郎的有14个国家；根据单一货币或一组货币有限浮动的有110个国家，其中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有34个国家，实行独立浮动的有57个国家（1995年3月31日数据）。面对这样一个汇率制度多样化的世界，ＩＭＦ在放弃固定汇率制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成员国的汇率提供干预的责任和义务，因而竞争性贬值或竞争性升值经常发生，国际汇率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成为国际金融领域引发争端和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　  
　　完全由逆差国自我调节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无法维持稳定和平衡。现行体制继承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完全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国际收支的失衡，在制度上无任何设计和约束来敦促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而现在的世界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巨额资金，甚至是短期游资在流动的世界。这样，越来越多的逆差国像美国一样，在经常项目出现逆差时，不是采取国内紧缩措施或调汇率，而是借助于短期资本的流入来平衡逆差。在大多数国家这样做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美国是主要的储备货币发行国，它可以长期借助于吸引短期外资来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其他国家则不能。外债长期积累的后果是这些国家偿债压力越来越大。当国际游资闻风而动时，原来被缓解的国际收支和货币贬值之间的矛盾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关注金融自由化的目标使ＩＭＦ的作用和功能受到局限。金融国际化的现实要求ＩＭＦ在一国出现危机苗头时就采取措施，防止危机的恶化和蔓延，而ＩＭＦ的运作方式满足不了这种需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使ＩＭＦ放弃了对成员国汇率进行干预的义务，而专注于"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并消除妨碍世界贸易发展的汇兑限制"的目标。这样，只有当一国的外汇危机危及自由汇兑或债权债务的清偿时，ＩＭＦ才会出来干预，提供帮助。实践证明，这种事后的干预往往于事无补。　  
　　资本借贷方双重标准，"道德风险"一度盛行。ＩＭＦ在对受灾国提供贷款援助的同时，附加了种种条件，而提供资金的私营部门，特别是那些始作俑者－－－－对冲基金却逍遥法外，ＩＭＦ无权对之采取有约束力的措施。索罗斯认为，放贷者遇到危难能够指望ＩＭＦ的救助，这样一来便鼓励了放贷时的疏忽大意。鲁宾也承认对受灾国的援助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他说："对放贷人的一些保护可能是恢复金融稳定大目标的必然副产品"  
　　援助资金捉襟见肘。据有关资料披露，在1998年多方提供适度的补充资金之前，ＩＭＦ的资金储备已经减少到大约500亿美元。这只是能够使一个中等发展中国家渡过难关。  
　　即使现在ＩＭＦ已经有300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仍然不足。ＩＭＦ估计，投机者可以动用6000至1万亿美元的投机基金去攻击一种货币。显然，ＩＭＦ现在没有资金和力量去制止投资者的惊慌和处理此类性质的金融危机。　  
　　改革势在必行　  
　　今年2月16日康德苏发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未来》一文，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为ＩＭＦ的改革开药方。他建议建立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将ＩＭＦ咨询机构性质的临时委员会改成决策机构－－－－国际金融和货币委员会，并根据25年前ＩＭＦ章程的规定，建立真正的理事会，而不是单纯的咨询委员会。这是ＩＭＦ明确保证各成员国合法政治支持的方式。他的另一个建议是取消7国集团成员国每2年举行一次的首脑会议，代之以近30个在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拥有理事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建议ＩＭ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降低姿态，救急不救穷，多作短期紧急资金融通，不要取代民间资金的长期贷款功能。他说："ＩＭＦ同各国政府一样，它们面对的是已经很庞大的民间资金市场。我们的任务是支援而非填补这些民间市场，并且要建立使民间资本流动，以确保安全的构架。"萨默斯认为，ＩＭＦ应该是"最后贷款人"，而不是在最近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最初贷款人"的角色。　  
　　索罗斯认为，全球金融市场具有的内在的不稳定性，所以必须为其建立一个较为牢固的管制框架，而不是废除现有机构。他主张把ＩＭＦ改造成某种酷似一个国际中央银行的东西，赋予该机构以权力，使之对渴望获得保护的一批经过挑选的国家起到"最后贷款人"的作用。他认为赋予ＩＭＦ以"最后贷款人"的权力，将彻底改变该组织的使命和运作方式，将消除偏向债权人的失衡，还会消除预防和治疗之间的失衡。作为ＩＭＦ履行"最后贷款人"作用的前提，各国必须具有以下条件：①奉行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②拥有一个得到恰当监督的健全的银行业体系；③为该组织和市场都提供充足的信息；④利用控制资本过度流动的适当措施来维持有弹性的汇率；⑤具有适当的公司管理与破产法；⑥尊重某些基本人权并遵守法治。　  
　　值得欣慰的是，ＩＭＦ已经开始采取行动，ＩＭＦ已经开始公布它对成员国经济的评估。迄今已有大约50个国家授权ＩＭＦ公布对它们经济计划的评估，一项有关ＩＭＦ金融监督作用的调查报告也正在起草之中。ＩＭＦ执委会还正在就改变它提供的各种信贷措施展开辩论。为了增加可贷资金和支取的便利性，1999年4月26日，ＩＭＦ临时委员会公布了"备用信用限额法"，将成员国从ＩＭＦ提取的贷款最高限额上调至一国份额的300%到500%，并且简化了支付审批，以鼓励成员国在"面临他国经济突发性经济冲击"时向ＩＭＦ提出贷款申请，以便采取充实外汇基金等危机预防措施。ＩＭＦ还特别规定，一国支取"备用信用限额"时，只需满足"财政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条件，作出外债结构与国际储备"尽职管理"的承诺，并提交一份"ＩＭＦ满意"的包括量化指标的经济金融方案，而不需要事先作出国内经济调整的保证。　  
　　尽管如此，上述措施仍然是不够的。如何更好地履行"危机防范者"、"危机借款人"和"危机管理者"的职能，在现有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框架下ＩＭＦ仍然面临着许多难题，ＩＭＦ需要进一步采取行动。　  
　　改革方案形形色色　  
　　鉴于ＩＭＦ改革势在必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财经官员、金融专家纷纷发表自己对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看法或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其中较为系统的方案有以下几种。　  
　　鲁宾方案美国前财长鲁宾目标是"建立一个不那么容易出现金融危机而且更加能够在金融危机出现时控制住这种危机的体系"。他的建议包括：①设法促使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改革和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②设法减少过度投资，设法减少工业国银行和投资者在经济景气时对风险注意不够而提供过度信贷；③财务更加公开，透明度更大；④私营部门在应付危机方面适当地分担一些任务；⑤出现危机的国家要对那些最贫困的人给予更大的支持。　  
　　ＩＭＦ宜在三个领域加以关注。第一，提供更好的信息。①大大扩大提供经济和金融信息的种类；②对于金融部门存在的影响新兴投资的风险问题，需要探索如何获得并公布范围更广泛的能说明问题的实质性信息；③ＩＭＦ有必要提高其分析和贷款条件的透明度，更经常地发表ＩＭＦ的一些文件、分析材料和意见书。　  
　　第二，加强国家金融体系。①制定一套更全面的全球标准来指导各国政府的努力；②成立国际监督机构，填补今天国际结构的空白，以便对各国的金融管理进行国际监督。　  
　　第三，建立使放贷人和投资者更多地承担其后果的有效机制。  
　　日本方案日本方案主张对ＩＭＦ和世界银行进行彻底的改革。该方案主要以下5个要点：①设置"金融监督机构"，使之成为新的国际组织；②每一个地区都要设置货币基金组织以使ＩＭＦ更加完善；③把负责金融的布局从ＩＭＦ和世界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分离出来，设置"金融监督机构"；④把世界银行集团的担保机关同多边投资担保机关统一起来，对多边投资担保机关进行改组，使之成为"担保基金"，以推动民间资本流向由于金融危机而难以筹措资金的国家；⑤对套利基金进行严格限制。限制的措施包括：提供资金的机构要严明纪律；赋予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有公开信息的义务。　  
　　莫里斯·阿莱方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的方案包括7个要点：①完全放弃浮动汇率制，代之以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②实行可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汇率制；③禁止货币竞相贬值的做法；④在国际上完全放弃以美元为货币、汇兑货币和储备货币的记帐单位；⑤将ＷＴＯ和ＩＭＦ合并为一个组织，成立地区性组织；⑥禁止各大银行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汇兑、股票和衍生产品方面从事投机活动；⑦通过适当的指数化在国际上逐步实行共同的记帐单位。　 
　　改革方向达成共识　  
　　尽管改革方案形形色色，但国际社会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上基本达成了共识。  
　　私营部门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私营部门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体。让私营部门承担更多的责任符合市场经济利益与风险平衡的原则。在出现危机时，ＩＭＦ以奉行稳健政策为条件的临时资助是非常重要的，这可以为那些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提供稳定货币、恢复市场信心和恢复增长所必须的喘息机会，但是保持平衡总是困难的，在恢复金融稳定方面，私人部门必须承担它决定的全部后果。如果投资者对他们的行动负有较大的责任，他们就有较大的积极性对风险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评估。这反过来又能促使所有的国家采取良好的政策，帮助防止动荡和危机。采取措施确保私营部门以"适当"的方式既"分享（它们的活动所带来的）利润"，也"分担损失"。至于私营部门参与，办法是要求经济正在崛起的国家对市场开放采取更加谨慎的做法，建立鼓励长期投资的机制，而不是鼓励加剧亚洲金融危机的短期投资机制；同时，让私营部门拿出一部分防止赔本的"保险金"，把这些钱付给市场崩溃的受害者；也可以对交易损失超过一定数额的银行课以政府罚金，或通过私人保险取代政府管理的银行存款保险系统。　  
　　公开宏观经济政策的信息，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充分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投资者了解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减轻金融市场的过热，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公开和提高透明度的信息包括：中央银行可用储备的情况、远期债务、商业银行的外汇债务以及金融部门状况、银行部门的贷款标准和技巧等，甚至一国的司法制度，主要是与破产有关的法律和程序也在公开之列。鲁宾和索罗斯还主张把各国信息是否公开和透明作为一国是否能得到ＩＭＦ援助的先决条件。鲁宾说："ＩＭＦ和其他国金融机构应该公开它们关注的一些国家在公开信息方面的重大差距，考虑把一些国家愿意提高透明度作为发放贷款的条件。"索罗斯在谈到ＩＭＦ履行最后贷款人作用的条件时，认为各国必须为该组织和市场提供充足的信息。　  
　　ＩＭＦ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应该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尽管国际社会也提出过诸如取消ＩＭＦ这样极端的改革方案，但是，主流的观点还是认为ＩＭＦ和世界银行应该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国际社会需要ＩＭＦ，ＩＭＦ是主权国家的信贷联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向国家提供大规模救急援助，以确保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国际实体。鲁宾指出，ＩＭＦ对恢复亚洲金融稳定起到了核心作用，并将在今后一些年对应付危机、稳定金融部门起到核心作用。一些银行界人士也主张加强世界银行的权威，尽快将世行从商业贷款者转变为担保者，承担新兴市场信息风险的一部分，以便在新兴国家更加合理地分配资金，促进国际债券市场的稳定。　  
　　各国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进行结构改革。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国际组织的监督和支持，但是各国实行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进行结构改革才是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础和前提。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取决于单个国家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一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除了借助于ＩＭＦ等国际组织的监督、指导和支持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国内因素，即自身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健全的银行体系。鲁宾强调，建立强有力的金融部门无疑是新兴经济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键。亚洲危机的爆发除了国际炒家的兴风作浪外，一些国家自身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误和体制上的缺陷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认为，应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加强国际合作，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督，以抑制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危机是一个受到自由化金融市场控制的世界固有特点，所以全球资本市场不能只由市场控制。同时国际合作也是必要的。全球化背景使得每个国家的问题都是"大家"的问题，这就要求对全球资本市场进行监督。　  
　　改革之路漫漫兮　  
　　由于ＩＭＦ涉及到各国的自身利益，改革方案本身的缺陷等，ＩＭＦ改革之路将是漫长的。　  
　　改革方案存在缺陷，各国难以在具体方案上达成一致。在金融自由化问题上，要求进一步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美国与主张对市场实行政治干预的欧洲之间的分歧日益明显。在1999年瑞士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鲁宾重申了必须将目前的全球化趋势彻底保持下去的美国立场，而欧盟和日本则主张设立国际性的常设委员会，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在汇率问题上，德国建议在特定地区限制美元、日元、欧元之间的汇率浮动幅度，以便帮助维持全球金融稳定，而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强调应由市场来决定。康德苏建议将ＩＭＦ咨询机构性质的临时2委员会改成决策机构－－－－国际金融和货币委员会、使之对成员国负有更多责任，但并非所有成员国都同意这样做。日本大藏相宫泽喜一建议确定一个由世界3种主要货币－－－－欧元、日元和美元－－－－组成的一揽子货币计划。但是欧洲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一种希望把它自己的投机性很强的货币同一个牢固的基础挂钩的企图。　  
　　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控制问题是各国争论的焦点。资本项目的过度、过早开放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根源。深受危机之苦的亚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一致主张加强对资本，特别是短期资本在国际间流动的控制。ＩＭＦ的一些官员也主张逐步收回对交易所和货币的控制权。日本主张，对短期资本尤其是套利基金实行严格限制，而美国坚决反对对资本流动实行控制，反对把对冲基金看成坏的事物，如果限制资本自由流动，使外国投资者对未来丧失信心，引起连锁反应，而且控制资本流动将会导致贿赂之风盛行。有人主张用对外汇交易实行征税的办法来限制资本流动，问题是如果税率定得太高会严重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定得太低又起不了在危机时阻止投机的作用。　  
　　预警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建立关于金融危机的预警制度是很多人的主张。但是，这样一种制度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难以明确评估。预警制度可以在危机发生前或多或少地确定处于危险中的国家，但它"可能造成不稳定甚至恐慌"，而这正是那种制度需要防止出现的情况，实际上这样做很困难，尤其是在出现危机迹象的时候。一方面，如果ＩＭＦ公布机密信息，它将失去政府亲密顾问的作用；另一方面，这样做有可能引发一场也许根本不会爆发的危机。　  
　　信息完全公开困难重重。斯蒂格利茨表示，强调改善信息的流通大概不是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他说："改善信息会得到很高的收益。但是，我们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所有难题都迎刃而解了。"鲁宾承认，获取有关的经济金融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私人部门和政府可能掩盖问题；其次，现代金融市场是如此之复杂，投资者和决策者需要的信息是如此之多，所以及时收集信息将变得非常困难；最后，还有一个明智地利用信息的问题，这与准确地获取信息同样重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将随着改革进程的加快而日趋突出。这种矛盾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的主导权问题。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从一开始就试图主导改革的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希望在改革中有自己的声音，为进行改革，必须进行全面的磋商。现代经济的全球性质意味着任何新秩序都不能由几个国家的政府或少数富有的工业化国家来确立，这些国家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外界专家的帮助。二是体现在金融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上。令人忧虑的是，一些改革方案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搅在一起。美欧等国十分强调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就连索罗斯这样浑身充满铜臭味的人，也主张把一国是否"尊重某些基本的人权并遵守法治"作为ＩＭＦ提供贷款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