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升火车站通车时间:六大问题思考国家能力与金融安全(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

为什么黄仁宇要讲毛泽东的好话？

中国为什么积贫积弱？很多人以为：中国历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视商人和商业，反而是“重农抑商”，结果商业不发达，所以就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对这种肤浅的观点，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已经彻底批驳过了。黄先生的基本观点同样也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商人与生产活动、生产者是完全脱离的，商人有了钱，无非是买地和放贷，而这些都破坏生产和国家税收，正因为商人与生产相脱离，所以国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况近代以来，更有买办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国资本放债盘剥中国市场和生产者，因此中国要完成工业革命，就非要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不可。故而对于这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则国家一定会继续贫困下去。

尽管黄仁宇有国民党的背景，但若单纯地看黄仁宇教授关于明代税收制度的观点，我们一定会发现他是很有些“左倾”的，其实，对于壮大国家资本、国有企业这一点，国共两党的政策区别本来就很小。因此他对中共建政之初，为新中国建设所选择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还说：共产党不仅仅是恢复了基层的小农生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孙文主义”，最为关键的是，共产党更建立了牢固的社会组织结构，尤其是把一盘散沙的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剩余从地主豪商手中夺取，用于国家工业化建设，同时又为新中国培养了大量合格的现代劳动者，工业发展反过来使得过剩农业人口得以充分就业。这是中国国家复兴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意上层结构，很少涉及底层”，[ ①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第454页。]
而只有共产党改造和建立了中国的基础结构。在那个冷战的时代，黄仁宇能坚持这样的观点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然，他的许多具体观点是值得讨论的，比如说，他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说：中国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全在于国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资本与劳动和生产结合起来，经济要发展，没有劳动者固然不行，没有资本也不行，而没有国家把二者结合起来，引导资本不断投资于劳动，那就更是不行。故黄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其实不过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国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国家无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恶政，例如把粮税交由地方豪强，将盐税交由商人，劳役税收折银之后，税率又交由地方官员，从来不能固定，表面上国家省事，但实际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内卷化”——这些无不证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乱。[ ②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420页。]
但是，问题在于：国家究竟怎样才能有为呢？具体说，国家怎样才能够改变资本的逐利本性，同时又不断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更使得二者结合起来呢？对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而黄仁宇当然没有直接赞美“共同纲领”，而只是归结为对明代历史的种种叙述，但是对此纲领，他显然是十分赞成的。不过，要把资本家与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财政国家存在才行，即这样的国家一方面要向资本家不断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劳动者不断提供福利，方才能两头调动积极性、两面讨好。但是，即使美国罗斯福“新政”长期实行造成的教训，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种政策的最终结果，实际上是两不讨好。因为说到底，将资本和劳动结合，这无异于将狼与羊圈养在一起，本来就是很难实行的。

黄教授另外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明代的税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税收得太少，国税太低，国家面对千百万无组织之小农征税，成本太高，结果国家没有钱；因为国家没有钱，又不愿意通过加强或者增加税收来解决财政问题，而是通过滥发货币，以通货膨胀来掠夺老百姓的财富，结果长此以往，造成了经济崩溃，从而导致了明朝的瓦解。

尽管黄仁宇的论述可以遭到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如果我们从他所倡导的“五百年大历史”的视野去反思，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黄仁宇教授有一点是非常深刻的。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细致的“国家预算”，因为没有准确的国家预算，那么国家实际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钱，特别是需要从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赋贡收多少税，这就是他指出的明朝“税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明朝也就不能在准确的税收基础上，明白自己要发行多少纸钞，——既不能少发，但更不能滥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钞法的稳定，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发钞制度，从财政上说，这样的国家才能说拥有自己的财政－税收－货币体系，它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财政国家。

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

货币金融问题，是近500年来中国最为关键之问题。中国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高度复杂，由于长期实行多种币制，更使得不同币种之间的换算成为货币史上的难题。而从历史看，中国在近代用银为主币之前，铸币主要用铜。汉代以降，铜禁颇严，唐代以降，历朝也多颁铜禁。宋以后，银方才在市场上逐渐采用，自此铜禁渐驰。这期间魏晋至唐初，天下大乱，大体说来，民间贸易主币为布帛，而政府收税也采用布和谷。可见，最终导致白银成为主币，在历史上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实际上，明朝初年，白银也还并不是合法货币，政府甚至禁用金银交易。从《大明会典》中可知，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钞法”、“钱法”，却并没有“银法”。但是，尽管政府有明确禁令，但白银在民间市场上的使用却并未停止，反而随着市场贸易的活跃而渐成大潮。这首先就是由于主导市场的大商人手中掌握着大量白银的缘故，白银作为流通主币，与他们的推波助澜最有关系。而到嘉靖年间（1540年代），白银的主币化过程逐步走向完成；在明朝中后期，白银普遍通行于全社会，终于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

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对白银在明代社会前后期地位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流看法均是援引《明史》的说法：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认为白银货币化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事实上，明代白银货币化是民间商人、甚至是走私商人推动的结果，因此它才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到嘉靖以后，经过商人与政府的长期博弈，银作为主币才终于为官方所认可，而这首先就与著名的“一条鞭法”的推行有关。

嘉靖间，浙江巡按庞尚鹏，正是基于浙江沿海商人大量拥有进口白银的实际情况，首次奏请实行一条鞭法。此法的核心是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多少，而非人头多少征粮食租税，并将土地税收折合为银；同时在徭役方面，如果城市工商要免除徭役，亦可以交银以由官方募人替代，至于贡方面，土贡方物，亦皆折合为银征收。租、役、贡都折合为银征收，这就是一条鞭。

按土地多少而非人头征租，这显然是不利于大地主所有者的，但是，由于城市工商手中拥有白银，东南沿海，特别是浙江、福建民间进口白银最多，所以大商人和这些地区的城市工商业者却是拥护一条鞭法税收的主体，而由于各个地区土地收入不同，内陆地区银又很缺乏，加上这个政策默认商人、特别是沿海地区商人的走私活动，所以反对它的声音也一直很高，故此法一直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真正实行。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当国，下制申饬全国通行这全民以交纳白银而免除赋役的一条鞭法，这种赋役折银的做法，才最终确立下来。

这就使得白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张居正改革的这种前所未有的“重商主义政策”，一方面使得农民的负担空前加重，一方面却使得商人、特别是沿海商人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使得市场在白银的驱动下，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它促进了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的形成和市镇的兴起。至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朱载垕颁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只许用钱。而隆庆元年这条“银钱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在于，它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为合法货币，并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同时又以法的形式将城市工商的地位、权利固定下来。

当明王朝筹划其银本位的货币体系之时，一个问题自然也就随之浮出水面：随着白银渗透到整个社会，社会各阶层对白银的需求就日益增长，如何解决这一严重的供求矛盾便成为当务之急。对于明朝政府而言，除了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白银储藏之外（主要掌握在巨商们手中，国库拥有并不多），白银的来源主要就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内自有的白银矿藏资源，另一个自然是海外贸易交换而得的外来银资。

白银作为主币地位之确立，决定了明代以降大规模引进海外白银的政策，正是这个货币政策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联系世界的贸易线路，也逐步重塑了中国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来，西洋（印度洋）和南洋（南亚）是中国海外贸易的主要目标，而为了引进白银，中国的贸易线路开始经过马尼拉，面向太平洋那一端的美洲大陆。

明朝最终把白银确立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原因固然复杂，但如果最简要地归结起来也无非两方面：于内因方面，这是由于明朝初期以来，建立自主的、合理的货币发钞体系、建立信用货币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从外因上说，则是由于美洲白银的发现，使得这种失败变得更为迅速而彻底。

为什么王安石、张居正改革会失败？

当嘉靖皇帝继位时的1522年，中国以其超前的科学技术水平、繁荣的市场经济，远远领先于世界上其他国家。但是在“无为”的道学思想支配下，明朝却没有建立起一个像样的国家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皇权与士大夫的争斗不能停止，由皇权直接面对千百万小农的“两张皮”结构也没有改变，在长期表面的繁华掩盖下，中国的国力却日益衰落，上层为“道学”而战，基层又没有组织，政府掌握经济、整合社会的能力于是不断下降。特别是：由于当国的官僚阶级和士大夫阶级不善财政、甚至耻于言利、耻于言财政，这种风气终明一代泛滥不治造成的结果，就是国家在与国内的豪强商人和大地主的博弈中必然会失败。而当国家不得不将货币短缺的解决之道委之于商人，甚至进一步委之于海外白银进口的时候，这就非但使得中国历来不事生产的商人垄断社会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它也开了中国经济依赖国外金融业的先河。

中国国家能力下降之根本原因，也可以说是由于封建制度对于国家的瓦解。封建制度，在宋代之后其实并没有被彻底扫除，恰恰相反，中国的封建制在宋、明乃至后来的清代获得了新的、更为稳固的形式，而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影响中国历史甚巨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

这是因为中国自宋以来，“官”与“吏”就是分离的，官以科举出身，所长者无非经史辞章，但对于财税经济司法，均一无所长，于是只能将后者委之于吏。宋、明、清之体制，官常有升迁、有调防，而吏却是永不升迁、无调防，这势必造成久居地方的“吏”，成为最大的地方势力和利益集团。这种官与吏分离的体制，所造成的直接结果，自然就是财税经济司法，实际上一向都操在吏的手中——也就是说，所谓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命脉”，500年来其实都是由吏来操持的。而久居地方、永无升迁的吏，一向又只能是从财税经济和司法中获得、抽取利益，于是，当着国家有任何改革，特别是面向国家财政的财政税收改革（如王安石、张居正的改革）之际，其所首先触及的就是“吏”这个集团的根本利益，而这些改革之所以总是归于失败，并不是由于其出发点不好，或者目标不明确，而是由于这些改革不借助于吏，则根本不能推行，而这种改革又往往总是与吏的根本利益是截然相悖的。于是，这种“体制性的自相矛盾”，造成吏总是有能力、有办法将改革转变为对于百姓的更严酷的榨取，使得国家政令扭曲，最终使得意在壮大国家力量的改革，反而走向引发社会矛盾、促使国家能力下降的反面上去，王安石、张居正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无他，大抵就在此“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之体制。

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明清两个大帝国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这两个大帝国都以白银为国家税收和国家储备货币，也就是说，清的货币政策基本上是承袭了明制。而500年来，中国这种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供给的货币政策，对于世界经济的“变异”来说，既是决定性的、更是根本性的，一方面，对于明清两朝来说，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其实主要就是为了进口白银——而另一方面，从长远看，由于银根主要依赖国外，所以白银的短缺和白银的外流，又势必造成周期性的、剧烈的通货紧缩，威胁宏观经济，而这使得白银问题反过来成为明清两朝经济最为致命的软肋，这甚至就是解释明清两个帝国突然间迅速瓦解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与军事的失败接踵而至，此后，中国再无财政之独立，国家财政亦完全沦为虚名，它对内被排斥在本国金融服务之外，对外是不能设防的——即中国无法将自己的剩余资本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的建设。从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约100年间，中国面向富强、现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谓层出不穷，但最终也没有形成一个金融－军事工业－工商业－农业相统一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没有财政的指导，社会又无分工交换的组织能力，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国的内战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国人自相残杀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于西方的金融机构放债、乃至卖军火就越有好处。可见，货币主权荡然无存，金融依赖海外的问题，乃是从明王朝到蒋介石政权以来持续数百年的根本困局，这是中国国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回顾此番重大历史转变，对于今天的启示意义起码有二：一，中国要不要改革开放，这其实早已经是不需要争论的问题，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自明代开始就是改革开放的；500年来，最为彻底地依靠市场来组织一切的，总起来说就是中国而不是别的国家，我们真正需要争论的问题仅仅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独立自主的财政和金融体制，为什么长期没有建成一个国家财政，从而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体制的转化。而这里的核心就是：中国500年来都没有解决“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问题，从而也就没有完成彻底的反封建的使命，这就使得中国的财政、税收和司法操在地方利益集团的手中，士大夫阶级徒慕虚文事务，作为政治精英又是极不合格的。因此，要国家富强，就要实行彻底的反封建，要彻底反封建，就只有发动人民组织起来自治、起来革命，从组织基层入手推翻土豪劣绅和地方吏治，否则是没有办法的。这就是近代中国国家建设必从革命始的原因。

为什么说西方打败清王朝并非制度优越？

英国和西方列强绝非仅仅是“靠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际上，英国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们，更是靠它们长期所形成的金融放债体系，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贸易和生产活动，而鸦片战争不过是以暴力的方式，揭开了现代世界由资本投资主导的债务剥削体系的铁幕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近代失败当然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军事失败，因为它作为19世纪漫长历史的结果，首先表现为世界货币－金融体制的转换所导致的清国家内部货币体系的紊乱，由于作为国库存银和“货币基准”的“纹银”的大规模流失，由于大量劣质货币的流入造成的清代货币换算体系的崩溃，最终这一切，在军事失败之外，又势必对晚清的国家货币税收体系造成灭顶性的打击。

由此看来，由世界货币体系的变迁、世界货币流动逐步造成的中国内部金融－货币体系的动荡，自然也并非是从1840年才开始的，而是在19世纪初的头几年就开始了、并且逐渐地加剧了。这种货币金融变迁，其实又早已经潜在地、然而却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并必然会最终传导到中国的国家财政－税收体系，这就是清代国家财政日益陷入困难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国家财政的困难，当然势必会影响到清的国家能力——特别是国家军事能力建设。

与金融垄断相比，军事暴力只不过是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一个方面，反过来说，军事失败同样也只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帝国失败的一个方面，即军事失败只不过是中国国家财政失败的最直接表现，而中国国家财政的失败，则是300年来中国将货币委之于外国的必然结果，它才是造成中国国家能力在近500年里持续下降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英国的“船坚炮利”和科技文明先进之类的说法，就几乎是完全不着边际的。

从更为长远的角度看，这个似乎注定的结局，首先是由于清英不同的社会结构、特别是不同的土地制度，——以及这种土地制度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前所述，一方面，英国的土地制度是与农奴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对于土地进行资本化经营的英国土地改革，一方面将农奴改造成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并为后来的城市工厂准备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另一方面，在圈地运动中，原本一无所有的农奴并没有失去土地，他们失去的仅仅是服劳役的“义务”而已。因此，包括圈地运动在内的土地资本化运动，既与解决农奴问题相联系，在英国的条件下方才是可行的。同时，又因为工业革命的资源和市场都在“外部”，要控制外部市场和资源，就非依靠军队和军事暴力不可，而英国要发展军事力量，既要有大量流浪汉兵源，又非对国民加税和借贷不可。而形成悖论的是，这种“英国道路的可行性”，恰恰在于英国农奴制度相对于清王朝的自耕农制度的落后性。

正因为清王朝的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大量的小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在人口不断膨胀的条件下，剥夺小农的土地，不仅不利于生产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完全不可为的。因此，养活庞大人口，并促进生产发展，就只能是通过减税的方式、以扩大分工剌激交换的方式来鼓励农民经营和开发土地，增加粮食产量。换句话说：清康乾盛世以来，国家收入不断减少，从而导致军队越来越弱，这恰恰是康乾盛世惠民、利民的宽仁政策所导致的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结果，甚至是市场经济高水平发展所导致的资本积累困境所致——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又一原因所在。而较早指出这个历史关键点的，是日本东洋史研究的开创者、京都史学派的奠基人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出生于今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他在明治维新的时代特立独行，积极反对明治政府推行的“脱亚入欧”的全盘欧化路线，而主张“东洋（东方）史就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史”，日本不应该“脱亚”而应该“援亚”。他更进而主张中国和同为“东洋”的日本，从根本上说代表着完全不同于英国和“西洋”的发展模式，中国虽然在军事上被英国打败了，这种军事上的失败既有其必然性，但从长远看，却更有其偶然因素，由此而轻言中国乃至“东洋”发展模式的失败乃是一种“短见”。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

因为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市场和贸易，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从事这样的交换活动的人，一般来说也不必是与生产活动截然分离的、独立的商人阶级，它也不需要大量的、独立的商业资本，因而，那些人也不能被称为近代意义上的商人阶级，他们只是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贩”——即所谓“贩夫走卒”而已。

近代中国的行商和晋商，正是这样一个既与生产活动相分离，又可以通过大规模的长途贸易把国内生产组织起来的商人阶级，从而它才支持了大规模的海洋贸易和大陆贸易。晋商资本，首先就是指从事跨国长途贸易的大商业资本。

但是，尽管中国的信用机构诞生的并不比西方晚，尽管晋商拥有庞大的资本，并经营着为跨国长途贸易提供信用服务的汇兑网络，——我们还是必须指出：票号资本却并不是近代西方意义上的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

那么，山西票号与西方的私人银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最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的结论就是——尽管山西票号大规模地投资生产和贸易，但是它却并不投资于战争。正因为它不为国家的战争行为提供借款，所以它也就不具有国家赋予的以国家税收为抵押的发钞权。而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只是从生产和贸易中获利发财，却没有从战争中获利和发财，这是它最大的局限所在。而投资于战争却是西方主要私人银行经营的根本手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战争是最大的获利工具，所以在这样的时代，山西票号就完全不可能竞争过西方的私人银行，——所谓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力量弱小，我认为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

西方最早的私人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和英格兰银行）都是发战争财起家的，这就是它与山西票号的根本不同。在欧洲民族国家争霸的条件下，西方私人银行的基本功能，其实就是为国家提供战争借款，国家又反过来以税收作为抵押，赋予私人银行以发钞权。作为国家的债主，私人银行因而具有了“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阿克顿勋爵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 ①
阿克顿（Lord Acton,1834-1902）：《自由史论》，胡传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49页。]
——前者指国家，后者就指私人银行。

而1840年之后，为其经营宗旨所决定，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为，其实是通过经营战争的方式来逐步扩大和掌握世界市场：即它一方面为发动战争的国家提供贷款，另一方面则又为战败国提供“赔款”的借贷“服务”，并同时要求以该国的税收、特别是海关税收作为抵押。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西方私人银行逐步控制了各个国家的税收和贸易权利，从而成为一个跨国的、垄断的金融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说穿了，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另一方面，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彻底瓦解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的同时，也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而对于山西票号而言，我们则可以说：在一个帝国主义的时代，票号资本作为丧失了“战争投资”这个最大客户的金融机构，其前途就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票号资本先是不能投资于国家的军事自卫，随后又被排除在经营战争借款和赔款之外，这样它就几乎丧失了帝国主义时代所有的“大宗业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票号资本显然是被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是被西方的金融垄断所击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