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狮舒糖钙:1955-1978上山下乡：人生财富还是青春伤痛？ - zhny728@126的日志 - ...

1955-1978上山下乡：人生财富还是青春伤痛？

默认分类 2010-02-08 14:48:05 阅读19 评论2 字号：大中小

    这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通讯中转发的一首诗歌。
    诗歌作者诗性大发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毛主席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中国的城市青年组成千万大军，陆陆续续离开城市，浩浩荡荡奔赴农村，开始到“广阔天地”插队落户，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

发  端

    “上山下乡”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年，河南省郏县有一批中学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为此写道：“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年8月9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22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和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等五位热血青年，联名向共青团北京市委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共青团北京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选了66名优秀青年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共青团中央于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欢送会上把“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旗授予这批青年。9月4日，垦荒队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凤翔镇南20里的团结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垦荒点。“又是兔子又是狼，光长野草不长粮”的荒凉北大荒，燃起了第一堆志愿垦荒的篝火。
    这篝火迅速燃遍全国，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7年，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山东、浙江、哈尔滨等省市先后组织了50多批约3.7万多人参加远征垦荒。当时政策比较稳妥，知识青年思想也较安定，并且出现了邢燕子和董加耕、侯隽等典型人物和先进事例。

高  潮

    上山下乡真正成为一项有组织、有规模的运动，则发生在文革期间。
    1968年，红卫兵运动已经持续两年多，尽管毛泽东等领导人已经一再呼吁“复课闹革命”，震荡和混乱仍然无法制止。
    1968年上半年，北京一个红卫兵，主动要求去大串连时到过的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当农民。下半年，北京几所中学的10名毕业生，启程前往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插队落户。几乎与此同时，青岛、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都有一些毕业生自发地去往山东农村、河南兰考、江西井冈山等地插队落户。
    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后，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几乎全部前往农村。
    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
    当时，很多青年是“满怀热血”地响应号召、积极主动投入到这场运动中，至今，很多当时流行的口号仍然流淌在那个时代人的血液里，比如“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听毛主席的话,永远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光辉道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也有很多城市青年是随大流，甚至是被有关部门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
    在60年代血统论兴起后，“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家庭的子女，被认为政治不可靠，在升学和就业上都遇到巨大阻力，他们更愿意参加上山下乡，既然按常规生活轨迹发展没有出路，还不如寻找机会在政治上洗清自己。
    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知青总数至少接近2000万人。

返  城

    进入70年代以后，一批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各种各样的名义逐步返回城市。
    一位知青曾经这样回忆一件往事：当我们坐了三天两夜硬板火车，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卡车，来到山寨插队落户，农民们就纷纷问，“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青年的政治狂热开始消退，理想在现实面前开始破灭，这个群体集体寻找自己的归宿。他们经过痛苦的思考终于得出理智的结论：自己从哪里来，还是要回到哪里去。
    70年代末，参加全国各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农场和上山下乡插队农村的知青，相继掀起声势浩大的“回城风”。知青们通过各种方式强烈要求回城。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影  响

    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时，应当把文革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区分开来。一位研究者在1993年第5期《理论与现代化》杂志上表达了如下看法，“1955～1965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总的说来，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工作方法、方式上是得当的，尽管在其间受到‘左’倾思潮某种程度的干扰，在某些具体工作环节上出了些偏差。1966年，国家的政治形势骤变，知青上山下乡本来具有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后者，知青上山下乡被融进了那场文革，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另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运行机制上，都有其明显的延续性，因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
    运动过去几十年后，当年的知青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主力，不少知青对当年的下乡表示遗憾，但也有知青对自己留在农村的青春年华抱有怀旧情绪，甚至有人自称“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
    有一些知青认为农村的艰苦生活磨炼了他们的意志品质，了解了生活，为今后成就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作家，如史铁生、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然而，更多的知青则失去了受教育的最佳时机，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下岗潮中更是首当其冲。
    很多知青都把当年下乡的地方当作第二故乡，对当地的农民有着浓厚的感情，返城后仍时常惦念乃至回去探望。但也有一些知青抱怨那段经历，返城后再也不愿回到农村。
    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对于上山下乡运动，似乎很难给出一个结论，即使是那场运动的主角们，多数人也会像著名围棋高手聂卫平一样，对于“北大荒到底是人生的财富还是青春的伤痛”这样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