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十世纪的大毁大誉者，莫有过于毛泽东者。不管他的敌人、政敌对他是如何地百般底毁，就连他的战友，也对他做出了有功有过、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的负面评价。毛泽东之所遇到的毁可谓大矣。然则，就连他的敌人和他曾经批判过的人都会对他的伟大交口称赞，就连他“整治”过的人（如戚本禹）都不愿意接受那些加之于他的不实之词。纵使在我们已经远远地淡去了对“万岁”一词的狂热感觉之后，纵是在他的音容笑貌已经从天安门城楼上渐渐消逝之后，纵使在他的时代已经逐渐没有了太明显的痕迹之后，仍然有数以亿万计的各国人民在记持着他，在感念着他，在受用着他，在品味着他，在研究着他。这对他来说，又是何等的荣耀？！
一如在现实中，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承受着不明真相的人加之于他的诋毁、不怀好意的人加之于他的谣传、不甘失败的人加之于他的阴险测度、不亲不敬人加之于他的不实之词、不做调查研究的人加之于他的不信任和不喜欢，而影响对他能力、才华、道德、业绩的评估一样，对毛泽东，我们做为已经和他再也没有太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后人，也不必因为他曾经有的争议而不论他的伟大。
理性的认知，不拒绝对毛泽东一生中一些可褒可贬、百口莫能辩明的行为或决策所进行的争论，也不排除从中寻到一些可以同情他甚至支持他的证据。但是，要做好一个客观而又不失高度的看客也是艰难的，因为我们在评论时极有可能不能葆有最基本的“理解之同情”。
争议不能算作“败笔”，因为我们不能彻底地厘清，这种争议或称损笔、疑笔的原貌。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这样的行为或决策引发了这么样那样的负面评价或负面效果。但在另一方面，同时有许多人愿意支持他，并因为毛泽东自己立场的坚定而愿意相信那出于光明正大的本意。
毛主席一生中最具争议的十大事件。
一、富田事变 一场因为一个可疑人物李韶九而引发的大到红二十军对毛泽东、江西行委会对中央、肃反和反肃反的巨大规模和复杂关系的事件，因为其事件的具体行程还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而给毛泽东带来着相当不利的负面评价。一场清洗数量多达一个“军”甚至多达当时毛泽东治下总兵力的十分之一，这总是让并不能够清楚地明了真相的后人触目惊心。
毛泽东在后来对斯诺的采访中曾经轻描淡写地将此说成一次反革命事件，当时的彭德怀、黄公略也迅速地做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一个省委对毛泽东的质疑也被当时的中央驳回。而在后来，无论是彼德·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还是菲力浦的《毛泽东传》都对此事进行了考证后的怀疑。
二、巴西反目
在长征路上，与张国焘的分道扬镳因为那个“密电事件”的渲染和贴近陕北根据地“北上抗日”的后期印证而使得毛泽东以及中央的行为呈现了极大的合理性。但是，“密电事件”本身就是可疑的。真正的知情者讳莫如深，而各种的说法间又充满了矛盾。相对比较好的描述反而是：毛泽东洞悉了张国焘的军阀倾向而及时抽身，避免了党中央和红军发生内讧。
事实上，在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来到陕北调停一、四方面的矛盾时，也并没有对张国焘的中央和洛甫的中央谁更有合法性做出断然的判断。拥有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红军总司令（朱德）和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新“中央”与少兵少将、从遵义会议中夺成的洛甫中央，二者都可能在逻辑上是一堆糊涂账。即使是毛泽东张闻天自身，也只是在来到陕北后称“西北中央局”而没有旗帜鲜明地打出党中央的牌子，也说明了两个中央谁更合法这一争论的复杂性。
同时因为张国焘在四川和甘肃的失败以及张浩、任弼时等的调停，让张的“中央”名存实亡。可从毛泽东对张国焘的斗争并没有因为其计划“武力解决”和“另立中央”这两条弥天大罪而被处以极限惩罚的事实看，长征路上的这一次反目，也许没有后来官方说法的那么严重。要知道，无论是陈独秀和罗章龙，他们对中央的分裂行为都遭到了被清除出党的处分。而张国焘的两条大罪，纵使杀了都不能算轻啊！联系后来刘少奇被搞掉后又被搞臭的虚构作法，这一反目背后也许还有很复杂的因素在起作用。
三、延安整风
几乎除了毛泽东、刘少奇等很少的几个人之外的所有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并做了尝试不同的检讨。这些人包括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朱德等德高望重的元老。整风让建国后的特定时期，某些人提起来仍然心有余悸甚至胆战心惊。如果把后期康生主持下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考虑进来，党员和知识分子们甚至可以用“深恶痛绝”来形容。
可整风确实达到了统一党内思想并肃清王明路线流毒的作用，“毛泽东思想”从此成为一条足以激发和整肃人们心灵的精神路标。
然则在另一个方面说，整风成为肃反的另外一种说法。人们不能不想到“纠AB团”、纠第三党、纠托派、肃反的那种恐怖和严酷，想到对王佐、袁文才、季振同、许继慎、高敬亭等名将的轻易错杀。
整风也成为某些政治投机者清除自己“肉中刺”的合法台面。饶漱石在华中的整风，就借着“黄花塘事件”而把陈毅代军长短时间赶出新四军。
毛泽东所发起的整风，遭遇了苏联方面的怀疑甚至质疑，还给了王明等“玩弄政治手腕”的强烈印象也让许多高级干部如遇蛇咬。这种微观方面的不谐和音，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毛泽东“襟怀坦荡”、“气宇轩昂”的形象大打折扣。
四、红色机密
当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日益严重时，毛泽东号召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但是，更多的记者、特务等并不相信贫瘠的陕北可以养得起数以万计的脱产军民。而边区的盐等资源也并不值多少钱。于是，关于“红色秘密”谣言雀起。
在延安担任共产国际记者的彼德·弗拉基米洛夫的叙述可能更具有现场感觉。他多次提及边区种植罂粟并通过贺龙的一二零师与阎锡山甚至日本人交易。爱泼斯坦的自述中也提及他们在进入延安后有记者说自己发现了罂粟而遭遇了王震将军的威胁。到过香港的游客也会有印象，XX功分子在其对共产党的诋毁中有鼻子有眼地把任弼石说成是“鸦片专员”。还有的外国作家更加隐晦，他们说毛泽东对高岗等的清洗使得熟悉当时红色秘密的当事人更加减少。
从现实和无差别的经济效益上考虑，在边区那样贫瘠的土地上种植这种可以带来较多收入的特殊作物，是一种明智之举。它可以最有效地解决边区的燃眉之急。但是，从目前的资料披露的状况看，“红色秘密”极可能只是一种猜测。
五、挺进大别山
为解山东和陕北之围而让在黄河以北打得颇为主动的刘邓十二万大军放弃后方而直逼大别山与还没有完全投入剿共作战的敌人发生战争关系并因此而让自身损失惨重，这被一些人称为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的败笔之一。但从后来的战局来看，刘邓以及陈粟、陈谢三军齐出，让属于外线的中原战场成为国共双方会战的重心。三军在这个地区的经营，为以后的淮海大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黄河、淮河等成为若干解放区的内河，新根据地的开拓为在这一地区数百万规模的会战提供了优越的后方基础。
敌进我进。在敌人大举进攻我方战略重心时避实击虚而向敌后插上深深一刀，这是毛泽东的一流设想。但这种战略的具体实施，则意谓着巨大的代价。从三五九旅南征、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粟裕率叶王陶远涉闽浙赣（未落实），所有这些“远征”设想都是毛泽东诗人一样的宏大想象力的结果。但是，如果当年的长征一样，没有后方的远征作战往往要负出本钱越来越少的代价。太平天国的北伐远征是这样，刘邓动出大别山也是这样。
六、中苏缔约
在一九四四年曾经与美国人打得火热并期望从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支持中获得战胜日本人甚至蒋介石的幻想落空后，毛泽东通过《别了司徒雷登》等檄文把在与美国人交往中的受骗感觉扩大化，这也使得毛泽东在建国后不能不采取“一面倒”的方针加紧与社会主义苏联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
没有牵制的依赖必然以某些利益的损失为代价。好不容易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友好互助条约，仍然因为给了对方在新疆和东北的巨大利益而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主权损失。
俄国人从满清拿走了中国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苏联人又从国民党政府手中通过公投方式鼓动了“外蒙”的独立，苏联的斯大林又从毛泽东的手中获得了对特定领域的优先权。毛泽东清楚地感受到了一面倒的压力，他在建国后采取的诸多国策，包括《论十大关系》、大跃进、中苏论战等都不能不拜这种压力所赐。
七、抗美援朝
纵使是现在，谁也很难将抗美援朝说成是毛泽东的败笔。因为这次强硬而不计代价的出国作战让美国人心存顾忌——后来的有限援越行动再次让美国人尝到毛泽东的铁腕之创。
可如果从经济上考虑，建国后多年的经济拖累，表现为大跃进的急于求成和三年自然灾害的天灾人祸，都不能不与抗美援朝中欠下的巨大债务相关联。仅仅因为这次战争就拖欠的十四个多亿美元的负债给中国人的负担，容易让人想到清代因为要尝付一次次的战争赔款而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沉重负担。
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毛泽东自己也不再吃红烧肉，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也开始挨饿，信阳饿死了一百多万……都和困难时期还得还人家的债有直接关系。靠借债打仗，得耶失耶？
八、大跃进
从某种意义上讲，大跃进这种在主观愿望上是好的决策在实际上走向悲剧性失败是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直接结果。知识分子和专家不再吃香，而认为巨大的智慧蕴藏在工农群众中并希望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赶英超美从而大大地违背了客观规律，这也是没有什么懂行的专家从旁谏争的结果。一群上面安排下面部署上面夸张下面虚报的把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排斥在外的群众运动，在全国上下的巨大激情中走向失败，这真是一种悖论。毛泽东之所以反感人们对他的批评，也许就和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动机是好的有关。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在这种全民狂热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扮演良心和冷化剂的作用，可是，他们有的被打倒了，有的却躲藏了起来。除了王明之外没有几个看热闹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因为担心人微言轻甚至建言遭忌。河南省发生某大水库垮塌，便是因为某位专家早就已经警告过但没有被当一回事的——专家在那个时候，可能早就不是“真正的英雄”了。
九、庐山会议
如果纯粹从业务上讲，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老总的那次发火和反击是大大地错了。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已经认识到，大跃进中的左的倾向已经太重从而需要反冒进。但是，也许更多的人把这次会议上的斗争视为一次政治事件。刚刚去过苏联与对中国的公社化运动等颇为反感的赫鲁晓夫有过接触的彭元帅和显然有所准备的张闻天一文一武的一唱一和，让对阶级斗争的重视大大地高于经济建设的毛泽东陡然提高了警惕。一群对毛泽东、对当前政治、对相关经济决策颇有微词的人包括毛泽东身边的几个秘书都被划到了另类的圈子里，而彭黄张周更是被确定为“军事个乐部”的核心成员。
也不排除毛泽东寻隙对彭大将军的反击和打倒是“蓄谋已久”。较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肯定不愿意放任一个历史上与自己的合作并不是特别和谐的将军充当国防部长。毛泽东在庐山讲话中所提到的“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井冈山打游击”之类的说词，便充斥着这种不信任甚至戒备。
毛泽东对彭大将军的“斗争”也可以理解为传统意义上的“释兵权”和放逐功臣之举。毛泽东不是皇帝，共和国的政权也拒绝采用封建的模式，但是，毕竟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从封建的土壤是成长出来的，而在一定程度上的某些上下级关系也有着相当严重的封建残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环境并不影响毛泽东用去日帝王的思维思考周边的政治形势。
过分的毁和过分的雀都不是客观的态度，其中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对当事人的行事合理性进行大背景和深入内心的分析。对庐上会议上的毛泽东，也当作如是观。
十、文化革命
群众路线是毛泽东答为行之有效的三大法宝之一。即使是在建国后，他仍然坚信这一点。也许，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以还没有受到政治污染的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为依靠力量并以他们为主打通过斗、批、改的方式对现任的政权人员进行疾风骤雨的抗击打实验的机理。
建国后，毛泽东发动群众取得了军事活动（抗美援朝）的成功，又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起了经济热潮（大跃进），还期望发动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众对共产党提意见（整风），因为这些意见中的某些提法不满而发起官员和群众对右派进行反击（反右），还直接对工人和农民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即“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再到后来，一场先是文化后是政治的群众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下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毛泽东对整个官僚体制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等诸多方面的不满意甚至强烈不满。在此之前的“四清”运动和“五反”运动已经证实了在城乡的基层政权中，存在着许多已经腐化变质的官员和政权；而对刘邓彭等人的强烈不满，又让他认识到在高层政权中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加之在文化领域，还有诸如吴晗和三家村一样的“死角”。在毛泽东心头日益严重着的国内政治局势让他痛下决心，采取在政治斗争方面有些非常规的作法，即通过群众运动来揭批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
文化大革命的命名本身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期望和重视。建国中所发起的运动，也许以这次的力度最大、革命地破坏性最剧烈。因为文革小组和红卫兵、造反派的强大破坏力，文化大革命在正史上被称这一场“劫难”。
通观毛泽东的政治生涯，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是最富毁誉的政治事件。毁之极也的作法可以《决议》和与决议相关的表述为尊，说它是一场“浩劫”；誉之极也的说法则是当时的一首战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好就是好”。
文化大革命是这样一场全国各领域的群众运动，以致于包括爱泼斯坦等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满怀豪情地加入其中。“白求恩——延安”这个旗号，就是他们的造反派组织的名称。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这场群众运动的巨大声势。
毁之誉之，既与评论人的主观立场相关，又与他所掌握的材料相匹。只有时间越来越久远，研究者的客观度才会有可以在“价值中立”方面有大大的抬升。对毛泽东的评价也是这样。但是，仅仅从他老人家所获得的如此巨大的毁誉之中，至少也可以感受到他作为一个巨人对这个世界和时代的巨大冲击。和他相比，少毁多誉的周恩来也许可以称之为圣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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