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孔庆东 解读——鲁迅《阿Q正传》(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1:30:43

孔庆东 解读——鲁迅《阿Q正传》(一)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篇很不庄严的作品。我们上一次讲完了《狂人日记》,《狂人日记》可能是最能代表鲁迅《呐喊》风格的。现代文学一开篇,是这样一篇作品,这样一篇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字里行间都流淌着血泪的这样一篇作品。我们有的时候看一个作家的作品觉得很好,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希望他沿着这个顺序写下去、沿着这个样子写下去,不加改变,或者变本加厉。我们不能够轻易地理解一个作家他还有其他的侧面。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已经讲的这几篇作品,已经很不一样了,《孤独者》、《在酒楼上》、《狂人日记》,已经很不一样了。再看看今天的《阿Q正传》。如果你不知道这是鲁迅写的,你骤然遇到这样一部作品,也许有的人会怀疑:这是鲁迅写的吗?就像当年很多读者不相信《鹿鼎记》是金庸写的一样。他们认为金庸只能写《射雕英雄传》、写《天龙八部》,怎么会写出《鹿鼎记》这样不严肃的作品呢?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表面上看上去不严肃的东西可能是最庄严的,你看上去不苟言笑、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是最下流的。为什么古今中外的这么多哲人都要大讲辩证法,年年讲代代讲?就是因为人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如果你看《阿Q正传》前面的部分,你怎么看都觉得它太不正经了、太不严肃了,因为我们现在学作品,从语文课就这样培养我们,先告诉我们作家、时代背景,已经把这个调子给我们定下来了:哦,鲁迅写的一部重要作品,而且还是他的代表作,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以你就不去注意你自己的第一反映了。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看文学作品的时候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处,就是我小的时候能看到的书不多,到处去找书看,听说谁家里有一本书就到谁家里把它借来、想办法拿个什么东西把它换来,把它借来看。这些书经常是不完整的,有的时候没头没尾,有的时候第一篇、好几篇都被撕去了,不知道作家是谁,没有任何介绍,开头就看,从一个情节开始入手看。好像我觉得这种看书方法挺好,当时觉得很遗憾:人家都看的有头有尾的,我看的没头没尾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是一种偏得,因为我能够零距离的接触这本书,我不知道他的时代背景,作家是谁,没有任何别人的旁白解说,就我一个人对着这个故事我就进去了。多少年之后,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谁写的。后来我上了北大,学了文学史,讲到某一个作家写了某一篇作品,我怎么听老师讲,越讲我越熟悉呢,恍然大悟:啊,原来是孙犁写的那什么什么啊,原来是茅盾写的那什么什么啊,才知道原来我小时候都看过。这时候我才觉得,人,赤裸裸的接近那个文学作品是多么好。你们还记得《天龙八部》里面虚竹的艳遇吗?虚竹在那场艳遇的时候,----我觉得那场故事写得非常好,具有很深的象征意义:他们彼此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不知道是否门当户对,问一问“你是大三的吗?我是研一的”(众笑),没有这样的,不知道对方的知识构成、文化水平。我觉得良好的阅读文学的状态就应该类似,就凭你生命的本能去接近这个作品。如果你在这种状态下你一读《阿Q正传》你能直觉地感到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那说明你的文学程度是非常高的。什么叫一个人有文学鉴赏能力?说他在文学方面造诣很高,不是看它是不是拿到中文系的硕士博士文凭、看他写过什么什么论文,不是。这东西就像古董鉴赏家一样,我们说哪个古董鉴赏家水平高不是看他写了什么论文,而是你给他一件东西,他短时间内,略一看一敲就知道这东西是哪朝哪代的、知多少钱。这才叫功夫。随便给你一百篇小说一百篇作品,你看来看去你能选出最好的,这就是功夫。据说当年李清照写完了那个“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后,她的老公赵明诚很嫉妒,然后自己也照着样子写了若干首,据说写了十几首,和李清照的作品混在一起给他的朋友看,朋友说:“你这些词写得还都不错,我最喜欢的一首就是“寻寻觅觅””(众笑)。赵明诚当然是很沮丧,但同时格外的钦佩李清照,觉得李清照确实了不起。你能从一堆作品中能找出最好的来,你的感觉就是最好的。这个功夫可以说就叫做“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人必须得练出这种功夫来。

这个《阿Q正传》的产生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写过一段研究《阿Q正传》的文字,我来介绍一下。1918年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之后,他说“一发不可收”,就写了一系列的小说,同时他又写杂文。鲁迅他是什么都干的人。伟人嘛,从来就不规定自己应该干什么必须干什么,就是逮着什么干什么,这是伟人的一种表现状态。但它的反证不能成立,不能说逮着什么干什么的就是伟人。到处请他写文章、写杂文,到处请他上课、做讲座,反正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你如果跟他生活在一个时代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伟人,你觉得他特别俗,他每天干大大小小许多俗事,跟你在一块儿,你没觉得他多么伟大,长得又瘦又小,一个小老头,每天穿一黑胶鞋,冬天不穿棉裤,这一个人怎么是伟人哪?特别是今天我们看他的作品印成一本一本都很精美的书,我们觉得好像很庄严,其实当时都发表在破破烂烂的报刊上。当时的印刷技术很差,有的时候新的期刊一拿过来就散页了,那报纸就像马粪纸一样的,粗粗啦啦的。这个《阿Q正传》本来就发表在报纸上,而且也是连载小说。我们想到连载小说就会想到通俗小说、就会想到市场文学、不严肃文学。这个划分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回到文学的原生态中去。你不要在餐桌上看“这是玉米这是大米饭”,你回到田野里,到田野里你能不能分出各种植物来?这才是本事。大学者都不是在餐桌上来分辨东西的,你看看那袁隆平,这么大的名气,天天在地里面走,穿个靴子。他要保持对他那个研究对象的零距离接触。

就在1921年年底的时候,----1921年应该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达到高峰的一年,从《狂人日记》开始经过两年多到第三年达到高峰,此后可能就走下坡路,----北京有一个著名的报纸的副刊,叫《晨报副刊》,《晨报副刊》上有一个专栏叫《开心话》。我们想,这和今天的报纸很相似了,我们今天的报纸有那么多的副刊,副刊上有那么多的专栏,你想,一看到“开心话”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俗的专栏嘛,写一些有意思的事,让读者一笑。我今天就接到这一类栏目的约稿,“老师,我们开了一个什么什么栏目,我们很喜欢你,你怎么怎么样,希望你给我们写一个专栏吧”大概就是《开心话》一类的意思。我前几年曾经比较反感,我前几年误解,觉得这编辑怎么这么低俗呢?后来这种情况多了,我就不反感了,原来人民群众需要这个,原来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的脑袋都被洗成这种东西了,他们都想要开心话。后来我又想到鲁迅不就写过这些东西吗?原来在《开心话》这个栏目里依然可以写不开心的东西,那何必计较这个名目呢?所以,有的时候就答应他们,这叫做“将计就计”(众笑)。就在1921年底北京这个《开心话》专栏每天都写这些开心的小玩笑的时候、写一些段子的时候,有一天出现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叫《阿Q正传》,而且这个作者署名叫“巴人”。鲁迅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署名鲁迅的,鲁迅的笔名有一百多个,考订鲁迅的笔名也是鲁迅研究中的一门具体的学问,到底哪个是鲁迅写的哪个不是鲁迅写的,这都很有意思。《阿Q正传》的署名叫“巴人”,很多普通的读者就不知道这是周豫材先生写的,甚至他的一些朋友也不知道这是他写的。就看这个名字一般人就说“啊,这是一个四川人写的吧”,现在应该说是重庆人写的。所以在《阿Q正传》发表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川渝的人士感到惴惴不安,以为是自己的某个人在揭发自己的隐私,都在那想:这是谁干的呢?我干的这点事他怎么都知道了呢?很有意思。

《阿Q正传》的作者,你看他一开始写的这些文字非常合乎《开心话》的题旨,很合乎这个栏目的要求,开始就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等问题上反复地纠缠考证,你看第一章开始就这么讲: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这第一句话他就是幽默的,“正传”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东西,《阿Q正传》本身是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效果的。“阿Q”,----有人说阿贵,按大多数人的念法叫阿Q----它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土名字,而且这个“土”本身还是有矛盾的,“阿”是中国的土名字的叫法,Q又是一个外文的字母,而“正传”本身是一个非常庄严的词汇,叫做“阿Q正传”。正传是要给高级人物写的,一般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个级别的才能写正传。你现在给一个海淀区的地痞无赖写正传,那么这个搞笑的效果就出来了。所以从一开始就显得很不正经。可他这个不正经呢,敷敷衍衍写了一大篇,一面要做,一面又要往回想,怎么样终于归接到传阿Q,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他这个表面上的调侃,其实中间有一个东西:你怎么辨别出这个不正经的东西它是了不起的呢?就是你应该感到它中间有一个坚忍不拔的东西。他在表面的不正经当中,实际上一有机会他就要散布他正经的东西。这就是小卒与百万军中的大将的区别。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这个思想里的鬼是什么?鲁迅多年所积淀的、他要写出一种民族的灵魂来的东西。反思民族性、反省民族性、刻画民族性,是鲁迅“五四”时期坚持要做的一件事,要画出国民的灵魂----这是鲁迅的原话:要画出国民的灵魂----其实鲁迅认为的这个国民的灵魂,他已经用杂文直接写出来了,但是光写出来还不够,他还要画出来。因为写出来时,写的东西可能太深刻,影响理解影响传播,如果画出来可能就行走得更远。孔子不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吗?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的缺点是什么,国民性的劣根性在那里,但是很多人都知道阿Q了,很多普通的人都知道阿Q,都觉得这家伙可笑,好像我不能成为这样的人。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

下面他就在文章的名目上反复地纠缠,说“文章的名目”啊,“名不正言不顺”,然后又举了外国的例子。又为什么不写成“内传”不写成“本传”“大传”“小传”,反正最后就是说为什么要写成“正传”,一定要把这个道理讲得特别扎实,就好像必须得写这个“正传”了。这里当然有和当时风靡一时的“考证学”调侃的意思。鲁迅自己本人是一个考证大师,但是什么东西一旦蔚然成风,它就俗了。这两年流行一本书叫《恶俗》。什么是雅什么是俗,这不是固定的,这是变动的。当一个事时髦起来,刚一时髦的时候是雅,很多人一蜂拥上来的时候它立刻就变成俗了。第一个穿喇叭裤的人、第一个带蛤蟆镜的人、第一个染黄头发的人,可能都是雅的但是当半数以上的人都这样做的时候它就变成俗了。你再为这种行为去辩解,说它如何高尚的时候,这就恶俗了。考证也是这样,有很多人不认真,就有很多认真的人来考证,说《水浒传》是谁写的、《红楼梦》是谁写的,这是很严肃的。因为大家都来考证来了,考证来考证去,足球也是中国人发明的,什么什么都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时候这个东西就恶俗了,所以鲁迅他就调侃这个东西。你看他连给阿Q为什么要作“正传”都写得这么堂堂正正。

他一边写着这个调侃的话,其实他一边就开始了对传主的介绍和描述。在第二立传的通例的时候就开始讲阿Q的姓氏。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赵,但第二日便模糊了。然后讲赵太爷跟他的关系: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采,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它比秀才长三辈意思就是说赵太爷是孙子。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太爷一见,满脸溅朱,朱色的朱,意思是说满脸绯红,满脸杀气。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抢进”写得很形象,这样一个村里的富豪人家对村里的阿Q这样的一个人居然用“抢进”这样的动作。“你敢胡说!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姓赵么?”我们看看赵太爷的逻辑,这阿Q到底姓不姓赵?阿Q如果不姓赵,你应该拿出一个证据来,说你本来姓什么,比如说“你爸爸不是姓刘吗?你应该姓刘啊,你怎么到我们家姓赵来了?”或者找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他不姓赵。但是我们看见赵太爷不是这么做的,赵太爷是“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也就是说关键在于“你这样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该姓什么不是由你的血统决定的,而是由你的身份决定的。你这样不对,你这个样子就不配姓赵。这里姓不姓赵有个配不配的意思。“赵”不得了啊,百家姓的第一个啊,老赵家当过皇上啊,能随便姓吗?这姓赵是不能随便姓的。所以阿Q以前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反正他现在这个样子看来是不配姓赵了。起码在赵太爷生活的这个地方、这个村庄里,他已经不配姓赵了。所以他好像在调侃,其实非常严肃的故事、非常严肃的主题已经展开了。我们今天虽然不会说一个人配不配姓什么,但配不配这个问题在其他领域依然存在。“你也配是北大学生吗?”这样的话也有,就是说他是不是北大学生主要是看他配不配,不是用别的东西来作证据。我还记得前年吧,好像前年我开鲁迅课,好像在座的有一些朋友也在听,好像课前有两个同学因为占座位吵起来了。最后因为已经上课了,其中一个因为没有争过的的她就愤然离去了,离去的时候说了一句“你也配听鲁迅”(众笑)。当时大家听了都笑了。这同学很生气,就是说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好像还有一个听鲁迅配不配的问题。所以这个姓赵,关键有个配不配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已经透露出,赵太爷跟阿Q,他俩的思维其实是有一致性的,尽管地位不同。阿Q说自己姓赵也没拿出什么证据来。他为什么一定要姓赵,其实还是为了“配”自己的某种身份,觉得姓赵了好像就好了似的。

然后阿Q因为这件事情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谢”字都用得非常好。怎么还谢他呢,其实是被迫的、被勒索的,被勒索叫做谢。比如说今天你出门,遇到某种交通事故,你开车或者骑自行车,被警察训了一番,为了免于更大的惩罚,你可能要“谢”了警察一百块钱。这就是这个“谢”字。

        由于这个插曲,所以《阿Q正传》就不能准确地确定这个人的姓此后便再没有人提起他的氏族来,所以我终于不知道阿Q究竟姓什么。所以阿Q是一个

失了姓的人,没有姓。阿Q被写成了一个失去了姓的人,这就很像《鹿鼎记》的结尾一定要用一段文字来说明韦小宝不知道他父亲是什么人物。韦小宝是一个找不到自己父亲的人,他的父亲可能是中国的几个主要民族的某个人,都可能,汉、蒙、回、藏,都可能。韦小宝的母亲特别强调了,肯定不是洋鬼子,就是说如果有洋鬼子来,我们拿大扫把把他打出去;但是别的族都有可能。这样一个好像很不正经的调侃中,它的寓意和“阿Q没有姓”是一样的: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他就是中国国民性的代表,他极力想把自己弄得地位高贵,但是无法证明。韦小宝也是一样的,他努力地往上爬,爬到鹿鼎公那样高的位置,再封就封王了,再往上走就篡位了,但他的根还在那个丽春院。他母亲说韦小宝的鼻子很像回民,说有一个回民经常来,然后说他的眼睛像喇嘛,从这个调侃中可以看出他就是中华民族的代表。

这就是先用一大篇文字写阿Q的姓,他没有姓。然后再考证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原来大概是阿Quei,但是鲁迅不知道该写成哪个Quei,是富贵的贵还是桂花的桂,鲁迅搞不清楚,所以把它的韵母都省去了,就单留下一个声母,所以后边的人就把他的名字叫做阿Q,把这篇作品就叫做《阿Q正传》。好像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人跳出来写一些文章说我们都读错了,因该读阿Quei,说哪有叫阿Q的,生活中绝对没有一个人叫阿Q,说是浙江一带有很多人叫阿Quei,按照鲁迅原来的写法他也应该叫阿Quei。这些考辨文章也都有道理,其实你叫他阿Q还是阿Quei都无所谓,都不影响这篇作品的思想。所以大多说人叫他阿Q的时候我们也就叫他阿Q,万一哪一天大多说人都改了都叫他阿Quei我们再叫他阿Quei也可以。我一上大学我们宿舍里就争论起来了,有的人说:“啊?原来你们一直都读阿Q啊,我们那里一直都读阿球”。(众笑)有的说:“不对,我们那里都叫阿零。”(众笑)还有一个省的同学说:“我们那里最有意思,我们那里都叫阿皮蛋。”(众大笑)我才长了知识,原来这东西确实很像皮蛋。我觉得这些调侃也都很有意思。总之是说他是一个值得调侃的一个不正经的人物。鲁迅用了上千字,竭尽其考证之能事。

到了第四点,又说到他的籍贯。姓赵按理说应该是陇西天水人,赵匡胤的后代,但他又不见得姓赵,籍贯不能决定。他住在哪呢?未庄。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字,未庄,就相当于咱们的未名湖。实际上是说它没有名字。未名湖大概原来也没有名字。我听到一个说法,说当年斯诺先生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嘱,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交涉,说他要埋在北京大学的燕园。然后美国人就说:“听说你们北大里面那个湖好像还没有名字,就叫斯诺湖吧。”当时办理交涉的周恩来总理反应很快,说:“不,我们这个湖已经有名字了,就叫未名湖嘛。”(众笑)所以这个湖从此就得名了,叫未名湖。其实未名湖也好,未庄也好,它都留下一个想象的空间,不肯用一个名字把它确定了,不叫赵家庄李家庄。未庄,它就可能是中国的任何一个村庄,它在暗示它的普遍性。所以后来有一些学者努力去考证鲁迅写的到底是哪一个具体的人、哪个地方的具体的事,从出发点上可能就错了。甚至去考证鲁迅到底跟谁有仇,哪个村子里有一个人得罪了鲁迅,鲁迅就把它编成了这么一个故事,这种研究文学的方法从根本上就是荒谬的,很接近于去考证《红楼梦》里的谁谁谁是生活中的某个人,考证《红楼梦》里的哪个人物哪个故事跟清朝的历史有什么关系,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不及格的。但是恰恰是这些研究很能妖言惑众。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懂得文学跟生活的关系。哪能那么研究文学呢?那就直接读历史算了吧。所以鲁迅指出:考据是不可迷信的。文学作品关键不是去写一个真事,而是活画出灵魂,提炼出来的抽象出来的灵魂,这才是关键。

    第一章鲁迅最后讲,别的都不确定,只有一个可以确定,就是阿Q字非常正确,绝无附会。他说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许能寻出许多新端绪来。其实都被鲁迅预料到了,后来就不断地有人去考证阿Q是谁,早就被他预料到了。但是我这《阿Q正传》到那时又怕早经消灭了。这都是反话。这些一代一代去考证的学者都被消灭了,不朽的只有《阿Q正传》,不朽的是阿Q。这个经不起考证的阿Q反而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阿Q万古留”。历史竟是这样写成的。

小说里写的阿Q的故事是从第二章开始展开的。第二章展开之后,读着读着你就发现这个故事不太开心了,开始严肃起来了。所以后来,小说就被弄到别的栏目上去了,就不被放在《开心话》里面了。当时编辑报纸的叫孙甫园,这也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现代作家,也是鲁迅的一个朋友,鲁迅就是答应他的约请来写《阿Q正传》的。但是写着写着他觉得越写刺越多,也不觉得开心了,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就给移到《新文艺》栏目里面去了,觉得放在《开心话》里好像委屈了它。到了这里,他就越写越惊心动魄了。

第二章优胜记略。延续第一章的风格,大词小用,比如说他的什么“行状” 啊。一般来说没有什么人关心俗人的行状,俗人那有什么行状好写呢?其实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现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开一个博客,很多人的博客没有人去看,只有少数几个人去看。但是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浏览一下一些人的博客,你不去想他是不是名人、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你会发现每个人真的是有一个丰富的世界。你进去之后,你连续看它两天三天,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你就会对他发生感情,你会关心他,你会挂念他,你会想“今天他干什么去了”。你做一下这样的试验,很有意思,你会打破很多妄想,你会真切地感到人和人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你看鲁迅写《阿Q正传》,他就把他当作一个伟人来写。当你把他当成伟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成为伟人。司马迁给了很多的人物写了列传,那些人就因此而真的不朽了。假如没有人给他们写,他们就湮没了,他们就被认为是普通的市井无赖。但是司马迁把他们写成豪杰,他们就不朽了。阿Q也是,没这么个人,他编了这么一个人,他就流传下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地要记住那些普通人,记住自己的亲人,记住自己的同学,记住他们有意思的那些事情。

    阿Q一切都是不固定的,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边。你看,他住在一个慈善机构里。庙里面是可以随便住的,是村里的慈善机构,它靠这样的地方来生活,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这是很经典的一段话。我有的时候看我的某些朋友比较勤快比较助人为乐,我就说:“你看你这个人多好啊,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很多人不知道我用的是什么典故,就咧着个嘴傻笑:“呵呵,我是那样的,我是那样的。”

只是有一回,有一个老头子颂扬说:阿Q真能做!这时阿Q赤着膊,懒洋洋的瘦伶仃的正在他面前,别人也摸不着这话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很喜欢。其实这话里面是有讥笑的,很可能是半真半假的,但毕竟是被别人评价,只要被别人评价了他就很高兴。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就是王志文和范伟演的,范伟是一个民工,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件好事,救了一个大学生,他非要报纸表扬他。王志文是编辑,证实不了这件事。其实他只是需要自己上一回报纸,就说明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人有时候很需要别人评价他一下,有的时候你不是真心的,对方也很高兴。你看这个老头子其实就不是真心的,他说“阿Q真能做”,这句话也是我常说的。有时候我跟我的同学聚会的时候,或者我跟我的学生聚会的时候,我就调侃他们,我说:“某某,真能做。”他们有的时候听出来了,就说我很坏,说我说他是阿Q

你看阿Q是这么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他又很自尊,他又看不起一切。我们看阿Q的性格慢慢地出来了。他自己是一个无业游民,处在社会的下层,可是这样的人,他有自尊的一面,他看不起别人。他看不起别人用什么来支撑自己呢?用空想。他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他一个是说我的老子阔,我们家先前很阔,再一个就是说我儿子很阔。阿Q的这一个特点值得我们经常地警惕,因为我们自己经常会这样想。为什么会经常这样想呢?就是因为它有合理的一面,你不能把它全部否定掉。当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处在发展的低潮的时候,处在劣势状态的时候,这样想是难免的。当我们民族最困难的时候我们这样想:我们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还有将来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想绝对是有合理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励我们战胜困难,但是关键是要激励你去干活、激励你去奋斗。如果没有后半句,不能激励你去干活、不能激励你去奋斗的话,那就变成阿Q。阿Q就是想我老子比你阔我儿子比你阔,但他就是不想我现在干什么,甚至不想儿子怎么来,那儿子怎么会比别人阔呢?连儿子都没有啊。所以并不是这样想就错误,必须是想要和干结合起来。

还有阿Q他的城乡观很有意思。他进了几回城,他又很鄙薄城里人。为什么呢?三尺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人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他认为城里人错了,长凳怎么叫条凳呢?没学问。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他站在未庄的立场上看不起城里人。那他完全认同未庄吗?也不是。它反过来又看不起未庄人,认为未庄人没有见过那样的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他们把长凳叫条凳,觉得自己又见多识广了。我们看阿Q因为进了一趟城回来之后产生的思想变化:既看不起城里又看不起未庄,这很像现在的什么人啊?“海归”嘛(众笑)。你以为阿Q土吗?阿Q一点都不土,阿Q其实就是未庄的海龟派。因为进过城、见过世面,所以回来呢,一面看不起未庄,同时还表现自己一面还看不起城里的,而且还能找出证据来,因为“他们搞错了”。阿Q就是没文化啊,有文化就可以写一部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化论,比较一下未庄与城里的文化的异同。

Q觉得自己有这么多的优点,可是他自己又一个生理上的缺点,就是他长了癞疮疤,因此呢,他就来避讳。阿Q避讳这个“癞”字,后来跟“癞”有关的都避讳,“光”、“亮”,到后来连“灯”、“烛”全都避讳。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中国文化要避讳名目,非常重视名目。鲁迅、胡适、周作人,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是名教的奴隶。如果说中国人有什么教的话,有一种教,叫名教。中国人特别看重这个名目,中国人把名字看得很神秘、很神圣。有些向下就有这样的说法:“后边有人叫你的名字的时候,不可答应。你以答应,你的魂就被他摄走了。”所以很多小孩比较聪明,很小记住了大人的话,听见有人在后头叫他的名字,决不回头也不作声,赶快往前走,叫得越急走得越快(众笑)。大人就说这孩子聪明,怎么叫都不答应。所以中国人很崇尚这个名字,而且名字之间一定要避讳。这是中西文化的一大不同,你看外国人经常是孙子的名字跟爷爷的名字是一样的,爷爷叫约翰,孙子还叫约翰。你问他:“你为什么叫约翰啊?”他说:“我爱我的爷爷,我纪念他。”有的时候,爷爷叫约翰,他喜欢爷爷,还给自己的小狗也起名叫约翰,他说:“我爱我的爷爷,我爱这条狗,我要把他们联系起来,就叫一个名字。”这在中国是大逆不道的(众笑),在中国怎么能这样呢?一定要分开,一定要避讳。你看看有谁的名字和自己知道的长辈的名字一致的吗?没有,一定要区别开。不但皇帝的名字,皇家的东西要避讳,就是自己家里的东西,清楚着呢。所以中国文化有它的特点。这个避讳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发展到阿Q这样的极端又变成没道理了,他变成不顾事实的避讳。其实避讳它一开始是有实用目的的,它为了现实生活中不发生混淆,不发生混乱。可是到了阿Q这种地步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没有实际意义。你头上长了癞疮疤,人家说“这屋里灯真亮啊”,你就不高兴。你不高兴说明你认为说“这屋里灯真亮”就是在说你。当然这也说明了汉语的奥妙,汉语里面双关语太多,可以暗示人、调侃人的这一类文学太发达。

他越避讳,人家就越拿这个当回事;其实你不避讳倒没什么。其实我们看好朋友之间、好同学之间,不用避讳,比如说这个同学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陷,其实不用避讳,没有人真正在乎,都知道不会有恶意。你越避讳,反而增加了隔阂。你看阿Q就是这样。有很多闲人就来调侃他,一看到他就说“亮起来了。”

“原来有保险灯在这里!”他们就故意去欺负他。阿Q也没有办法,他只好说:“你还不配……”意思就是说你们还不配长癞疮疤呢。这时候的阿Q就显得很可怜了。所以阿Q写着写着,你对他的态度会复杂起来,有时候觉得他可怜,有时候觉得他可笑,有的时候又觉得可恨。为什么一部《阿Q》说不完呢?研究来研究去研究不清楚呢?因为你对他的态度是变化的,不能一言以蔽之的。

那么,闲人们继续撩拨他,发展得尖锐了,只好打起来。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为什么他的辫子是黄的呢?因为营养不好,所以辫子不能乌黑发亮。所以头发染黄了本来是营养不良的象征(众笑),没想到今天成了时髦。我们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面写“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没想到今天到处都是桃花源了(众笑),到街上一看到处都是“黄发垂髫”。

    在阿Q被人打了之后怎么想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人生失败是难免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中。按照当今社会的游戏规则,我们当中大多说人都是失败者。你刚获得胜利,就把你胜利了的编成一组,这里面大多数人又是失败的。你不是在你们那个小学考第一吗?给你弄个重点中学你排第二十;你好不容易在你们中学排了第一名了,跟你弄到北大来,让你排第五十。反正总是要把大多数人弄成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必须有一点心理抵抗能力,去想一想自己的成绩、骄傲、光明,否则活不下去,否则,尽管我们北大的楼不太高,也经常有跳楼的。有些学校的楼越盖越高,不知道什么意思,是不是害怕学生跳楼的不够?但是阿Q这种想法,他不是去想自己真正的长处。比如一个人在某些方面失败了,你想一想自己真正的长处,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补偿机制。而阿Q想的是“被儿子打了”,那个人真是他的儿子吗?并不是。于是这样他就抹煞了胜负,把胜负给填平了。后来人们就知道他的这一种精神胜利法了,揪住他之后就抢先对他说:

   “阿Q,这不是儿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说:人打畜生!”

        阿Q两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辫根,歪着头,说道:他又不肯照着人家的原话说打畜牲,他说:

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他比畜牲又降了一格,更轻。所以你看阿Q他是两极,一极是自尊、自大,一极是自轻、自贱,他在两极中上下跳动。一会儿自大一会儿自贱,而这个不管是自大也好自贱也好,都是没来由的、没根据的。不论说人家是他的儿子,或者是说他自己是个小虫,都没有根据,然后好歹就是把这个受苦受难的时间混过去。有时候你细想阿Q他其实挺辛酸的,人实在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是想各种办法把那种遭罪的时间混过去。混过去之后,不到十秒钟,阿Q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他不是悲惨的走了,他是得胜的走了。为什么得胜呢?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你看别人都做不到我这境界,你看我这境界多高啊。人家说我是畜牲,我还不止,我说我是虫豸。你想,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你算是什么东西”呢!?所以阿Q就是不可战胜的。这样一个人就变成不可战胜的人了。他怎么着都是最好的,他打过你又打过你的理由,他打不过你有大不过你的理由,他自己处在一种飘飘然的状态中。问题是这种状态并不能真的使人幸福。假如真的能使你幸福也好,它和我们说的“安居乐业”可不一样。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安居乐业”是真有所“安”有所“乐”。阿Q是自己无所安无所乐的情况下,硬说自己活得幸福。我们必须区分这一真一假。

然后阿Q干什么呢?他就去赌博,赌博是他的精神生活。可是赌博又不是他的强项,他也偶然地赌胜了又被人家抢走了。写他赌胜这一回,就写出穷人是保不住自己那点福气的。即使你偶然地发了财,由于你的能力、由于你所处的这个社会地位,你保不住这个财。我们看一看西方社会、看一看香港,每个月都有中大奖的人吧,每个月都有一个人,一揭晓获得了一百万,其实就是穷人,一下子发财了。但是你有没有追踪看一看这些人后来都怎么样了?后来呢?每个月都有发大财的人,这些人是不是都成了资本家了呢?成了富豪了?成了议员了?成了政协委员了?是这样的吗?有些人就调查了,发现这些大多数中了彩票的人,一年两年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贫困。印证了我刚才说的,穷人是保不住自己的福气的,他没有能力,他不知道怎么用那个钱。那个钱不是自己挥霍掉了,就是不会理财弄掉了,或者被别人骗去了,或者买一些他自己认为有价值其实很没价值的东西,或者被别人忽悠着买点这个证券那个证券,几个月就完了。所以多数这些人最后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去了。而那个中了彩票的人如果原来就是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那个钱对他是有用的,因为他知道怎么用那个钱。所以阿Q好不容易赢了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转眼就没有了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因为这个真的心痛啊,眼看着一堆洋钱,没了。这是真正的心痛。可是这回怎么办呢?这回没有人打你,你不能说“儿子打老子”了,也不能自轻自贱了。阿Q有办法,别人想不出的办法。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虽然还有些热剌剌,——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他睡着了

我们看阿Q他维持自己生存的办法是精神分裂(众笑)。他必须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人,最迫不得已的时候,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他把自己分裂成两个,一个来打另一个,一个来欺压另一个,这时候就假装自己是打的那一个人,被打的是另一个。其实这已经是人苦得不能再苦的时候了。但是鲁迅他不写得那么惨,他似乎用调侃的办法写出来。我们在嘲笑之余去想,这样躺下去就真的心满意足了吗?他制造出一个――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一个超压抑的本我来,这个本我是极其痛苦的,极为压抑的东西。这是讲阿Q一个人,我们把它放大到一个民族。一个民族没有办法的时候,被压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民族自我分裂,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人去欺压另一部分人。我们给它找一个漂亮一点的说法,叫“让一部分人先厉害起来” ,“让一部分人先厉害起来”就相当于阿Q擎起了右手去打他的脸,打得越痛越好,这部分人就觉得自己活得很好,觉得自己是世界一等公民了,他觉得自己很幸福。但是他的幸福的代价是以很多很多人的倍加痛苦做基础的,那些人做基础,这些人就感觉幸福了。而整体上这个民族并不幸福,这个民族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它仍然是痛苦的。还不能像阿Q这样心满意足躺下睡着,这能是一部分人心满意足躺下睡着了,另一部分人是睡不着的。这是阿Q的优胜记略。

        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优胜记略的续集。到了这里,我们看到鲁迅前面写的是插叙,是概括地说举例地说他以前的历史。那么现在由于赵太爷又打了他,他谢过地保钱之后,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高兴起来,而从此之后,大家对他仿佛尊敬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毕竟跟赵太爷发生了关系。虽然还是奴隶,但是赵太爷骂过他打过他,在别人的眼里他就变得有些异样,一般人就不敢惹他,就变成一种圣物了。所以阿Q此后倒得意了许多年。

       下面讲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墙根的日光下,看见王胡,一个人叫王胡。在那里赤着膊捉虱子,他忽然觉得身上也痒起来了。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有没有捉虱子的经历。你们现在生活特别好,可能非常讲卫生,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虱子长得什么样。我小的时候是生过虱子的,也捉过虱子,我还到农村去住过。我到农村去住了两个月,身上爬满了虱子。所以我很知道捉虱子是怎么回事,捉虱子很有经验(众笑),水平不次于阿Q(众笑),所以我读了这段,我特别笑。我还看当年宋朝的时候,徽宗和钦宗不是被金人抓走了虏去了吗,把他们关在黑龙江那边。然后他们给自己的大臣写信,说自己生活很痛苦,说“朕最近身上长了一种无名小物,状似琵琶,”问此乃何物。不知道长的虱子是什么东西,说像小琵琶一样,想起宫中宫女弹的那个琵琶来了。这王胡,又癞又胡,别人都叫他王癞胡,阿Q却删去了一个癞字,避讳,把人家癞字删掉了,就叫王胡。然后阿Q就坐下来跟他一块儿在那里捉虱子。其实农村人农闲的时候坐在阳光灿烂的墙脚下捉虱子,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文化娱乐活动(众笑),挺有意思的。待着没事,俩人在那比捉虱子。但阿Q这个人,他争强好胜的心太大了,他捉个虱子也要跟人家王胡比。他越看越不平,因为他看不起的这个王胡捉的虱子很多,自己反倒这样少,这是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呵!他很想寻一两个大的,然而竟没有,好容易才捉到一个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声,又不及王胡的响。他咬死这虱子还没人家咬得响。我听说我们北方的地区抓虱子一般不咬,但我听说一些南方的地区抓虱子是要咬的,大概是多少有点血吧(众笑)。所以他癞疮疤块块通红了,就骂这个王胡 这毛虫!”挑衅。

  “癞皮狗,你骂谁?”你看他们两个人骂对方都是抓住对方的生理特点,王胡有胡子他就骂他毛毛虫,他有癞,就骂他癞皮狗。我们可见,其实王胡也是个阿Q,王胡是另外一个阿Q。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但是呢,他打不过王胡,被王胡打了一顿。其实鲁迅也可以写王胡的,他只是从众多的阿Q里挑一个最弱的来写,他打架也打不过别人,于是被王胡打败了。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为什么赵太爷打他他不觉得屈辱,王虎打他他觉得屈辱呢?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现在竟然他看不起的人把他打败了,他觉得时代变了,皇帝已经停了考,不要秀才和举人了,因此赵家减了威风,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你可以看看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叫《风波》。中国这个国家里,任何中央的一点政治变动会影响到最边远的地区,皇家的一点变动会影响到老百姓每一天的生活。因为皇帝不重视秀才和举人了,而老赵家是有秀才和举人的,所以赵家的人不受重视了,所以连赵家人打过骂过的阿Q也不受重视了,王胡居然敢打他了。这也是未庄的政治风波。

然后这个时候他又看见钱太爷的儿子,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当时的通称,当时很多人都把海归派叫假洋鬼子。鲁迅自己也是个海归派,鲁迅是从日本归来的嘛。但是从日本回来的被从英美回来的人嘲笑,认为他们是假海归,认为只有从英美回来的才是真海归。鲁迅从日本回来,因为在日本剪了辫子,所以在街上买了一条假辫子装在里边,回到家里就被别人指指点点,说“看,假辫子,辫子假的,假洋鬼子”。鲁迅自己也被人叫过假洋鬼子。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海归派就如何如何,假洋鬼子就如何如何,被叫做假洋鬼子的人中,有一些人是有真才实学的,海归派里是有很多人有真才实学的。凡是有真才实学的地方就有假冒的骗子。鲁迅在《阿Q正传》里写的假洋鬼子属于后者。说他回到家里来之后,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为什么腿直了呢?其实主要是因为他穿裤子了。以前中国人是穿长袍马褂,把两条腿挡住,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腿是直是弯。后来穿了西装,直接两条腿就赤裸裸的走着,也就觉得他的腿直了。穿的是一种很瘦的裤子,以前是穿宽的裤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众笑)。写得很夸张啊,跳井至于三回,可见是假的。就好像有人说“我每个礼拜都戒烟”,肯定是假的,不然怎么每个礼拜都戒烟呢?

我们看阿Q虽然地位很低,他却有自己的文化观念,他看不起这样的假洋鬼子,其中一个理由是他的假辫子。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上过学他就没有文化观念,他有文化观念。劳动者的文化观念,往往都直接来自于统治者。列宁虽然说,任何一个社会里有两种文化,一种是统治者的文化,一种是被统治者的文化。但这两者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也不是平等的、势均力敌的,而是统治者的文化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因为它有话语权、有教育权、有传播权,它处在绝对优势地位。所以大多数被统治者自觉不自觉地,其实是按照统治者的思维在思维的,正像现在大多数国家是按照美国的思维在思维一样,包括你反对美国,其实都是按照美国的思维在反对它。因为它的文化占优势。所以阿Q的思想其实是富人的思想。

    然后他就骂假洋鬼子:“秃儿,驴……”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我们今天知道这棍子是什么,应该叫文明棍。这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中国人赶时髦的一种新的装饰。觉得学习英国绅士学习欧美绅士,很多男人出门拿着个棍子拄着,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小,十七八岁也拄着个棍子走。有一阵据说大学里也流行,很多大学生拄个棍来上课(众笑)。很有意思。叫文明棍啊,那时候很多东西都冠以“文明”二字,就像后来很多东西都冠以“革命”二字一样。早期叫“文明”,文明棍。但老百姓不知道这叫文明棍,老百姓一看,这不就是哭丧棒吗?老百姓叫哭丧棒。阿Q骂了这个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就用这个哭丧棒打在他的头上,拍的一声。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还想狡辩,说我不是说的你,我说别人。拍!拍拍!

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而且忘却这一件祖传的宝贝也发生了效力,所以阿Q一个是自大一个是自贱,还有一个宝贝叫“忘却”。人受了屈辱之后,如果能够忘却,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吧,总觉得心里平衡了嘛。但有的时候人偏偏苦于不能忘却。一个人受的苦难,一个民族受过的屈辱,并不是说过了很长时间就可以忘却的,那个东西刻的痕迹太深了,不想一个实实在在的办法把它平复掉,想依靠忘却,恐怕是做不到的。有时候你以为忘却了,其实是藏在另一个硬盘里边,有时候不小心它就跑到界面上来了,那时候引起的灾害可能会更大。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轻易地把某件事情忘却了,更不要希望对方忘记你曾经给人家的伤害。你曾经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你以为随着时间的流淌对方就会忘记了,不要这样去想。该补偿的补偿,该道歉的道歉,绝不要希望对方会忘却。即使对方死了,有一天他孙子想起来,没准会发生更大的误会。你看一看《飞狐外传》,江湖上的恩怨仇杀。有的人总是提倡宽容,宽容的前提是要忘却。涉及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阿Q就真的能忘却吗?他只是表面上以为忘却了。如果真的忘却了,你应该平和地生活,不再去闹别的事情,但是我们看阿Q怎么样。随后,他挨了打之后,他碰见一个人,但对面走来了静修庵里的小尼姑。看,遇见一个比他更弱势的人。我们看阿Q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但是还有比他活得更弱的人,就是女人。同样是劳动者,同样是社会底层的人,女人是更低的。鲁迅在杂文里说过,其实还有比女人更低的,就是孩子。人为什么可以安于自己的奴隶地位?就是永远能找到比自己低的人,你再去欺负他。即使孩子,他也有办法,因为孩子长大之后他还会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奴隶永远世世代代怀着幻想,这奴隶社会就没有办法改变。只要你永远想着不是去对付强者而是想着去对付弱者,那你那个屈辱的身份就没法改变。

阿Q现在看见尼姑了。平时他看见尼姑也要唾骂,而况在屈辱之后呢?我们看阿Q能忘却吗?没有忘却。但是他不忘却他要复仇,却找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弱的人。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声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

        “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我们看阿Q平时好像很正经,但是遇见小尼姑却公然地耍流氓(众笑),公然地骚扰人家侮辱人家,这是可以抓起来的,这要是现在,马上可以把他带走,尼姑如果有手机的话可以马上报警(众笑)。

        “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惹不起他,要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旁边的人看热闹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功劳、功勋。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我们看,中国社会里都普遍地对宗教界人士有偏见,就是认为和尚尼姑一定在一块儿乱搞。这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所以你如果看古代的白话小说,它只要写的是庙里的事情,往往写的不是禁欲主义的事情,写的恰恰是禁欲主义的反面,庙里面经常被写成淫乱活动的场所。老百姓普遍有这种观念。所以阿Q的这种行为被周围人看成是英雄的举动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了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对阿Q就不是可怜和同情了,而是觉得可恨,觉得阿Q欠揍,恨不得揍他一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本来是受压迫的,你本来是吃过别人屈辱的人,但是你没有能力去反抗去复仇,你却欺负一个更善良更软弱的人,这叫什么呢?这叫“在狼面前你是羊,在羊面前你是狼”。这样的人格叫变态人格,典型的变态人格。你看准了人家善良你才欺负人家,你算准了你自己不会吃亏你才动手。这就是鲁迅《狂人日记》里写的那几句话:狮子的凶残、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其实是一种卑怯的人格。你有时候看他这样的举动你就不同情他,你说“阿Q活该,人家打你也活该,谁叫你这么卑怯,原来你是个这么坏的家伙”。就因为跟小尼姑这么一战,他早忘却了王胡,也忘却了假洋鬼子,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晦气”都报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响了之后轻松,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其实这是很悲惨的事情,鲁迅用轻松的笔调来写。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写东西永远是简单中透着复杂。这个小尼姑她是最低下的,她无可再欺负别人了,被阿Q欺负了,她只有骂阿Q一声来作为报复。但是你看她骂阿Q骂的是什么呢?骂的是“断子绝孙的阿Q!”这尼姑她是信佛教的,但她骂人的话是用儒家伦理来骂人的。因为你如果是真正的佛教徒的话,断子绝孙不断子绝孙对人并不重要,只有儒家思想才讲传宗接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个尼姑的思想也是一团浆糊(众笑),这尼姑的思想也是混乱的,并不是她自己真正信仰什么东西,她一着急她骂阿Q的时候就骂断子绝孙,说明这尼姑认为传宗接代仍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众笑),我让你不能传宗接代就是对你最大的报复、最大的伤害,写一个阿Q其实带动所有的人,他们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有性格缺陷思想缺陷的,所以这样的民族它不能进步。所有的人都是不觉悟的。

那么听了尼姑的骂,“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他非常高兴。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也就是说这些人毫无羞恶之心,孟子讲的羞恶之心。人要觉悟,必先有羞恶之心,你知道什么事情你应该害臊,什么事情不能做,即使没有人惩罚你也不应该做,做了之后自己于心不安,这是自觉的起点,人因此可以觉悟。否则就不可能觉悟。包括小尼姑也不觉悟,小尼姑只不过是认命而已,就是说我没有办法被他欺负一下,然后我就骂他,我骂他断子绝孙。其实尼姑的思想还是阿Q的思想,尼姑的思想完全可以把它分析出来,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没有办法受人欺负,于是就想:“你打了我,虽然你打了我,但是你断子绝孙了。”所以尼姑也胜利了。所有的人都胜利了。所以生活就不会改变,生活就日复一日的这样继续下去。

所以阿Q的优胜史是所有人的优胜史,整个未庄的人,整个中国的人,都活在虚幻的优胜中。而这正是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的写照。从1840年鸦片战争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一直到晚清,二十世纪初年,很多中国人还活在这种虚幻的优胜中。明明是被人家打了,觉得自己是被儿子打了,无所谓;明明割地赔款,觉得人家就是贪小便宜,我们中国就是地大物博,给他点东西嘛,一个香港,一个破小渔村嘛,给他,还要哪?澳门,给他,都给他。觉得中国没受什么损害,不就要管我们的海关吗?我们正好还省点心呢,管吧。不觉得屈辱。少数先觉者觉得屈辱了,一起来反抗马上被弄下去,然后又重新恢复到优胜的状态中,总是觉得自己活得好。自己活得好,他有一个办法,忘却,很快把前面的事忘掉,然后内部分裂,内部一部分人活得好,来证明全体活得好。活得好的那部分人的幸福是不能平均到活得不好的那部分人头上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公布北京市人均收入多少,这能说明什么呢?这能说明我们大数人的生活状态吗?北京是有那么多的大款、那么多的富豪,有每年收入上亿的人,还有每年收入一两千块钱的人。还不是在郊区,就在前门一带,那里有很多老北京人,一天只花五块钱,黄昏的时候去菜市场买剩下来的那些菜。你去看一看。然后把这些人的收入平均起来,说我们北京人活得多么幸福,这有什么意义呢?把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生产的所有的产值加起来作为分子,然后分母呢?把外地人去掉,分母只算有北京户口的人,这个数会越算越大。这样其实掩盖了内部的一个分裂的状态,我们就会长时间的保持这种虚幻的优胜感,老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怎么好了。应该承认我们可能是越来越好了,是在进步,但是这个感觉,我们自己还是越少越好。真正的好的时候还要居安思危呢,何况并没有那么好,无论是我们中国、我们北京,还是我们北大,还是我们自己,都少一点良好的感觉为妙。我想这就是我们学阿Q的优胜记略能够给我们的一点启发。今天我们就讲完第三章,下次我们继续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