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年代 中国女人更好看？

　　1920年，三个中国女孩。CFP

　　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月份牌中的美女。资料图片

　　百年风云变幻，女人始终好看。

　　美的标准，各人各时代不同，相同的是：性情、气质、心灵、思想、行动，亦透过外表，散发光辉。

　　时代感是女人的造型光，投射在女人的眼神、表情、妆容、衣着、言谈、举止里，令她们与隔代的佳人，那么地不一样。

　　女人努力让自己美丽，是主动按着自己想象中美的定义让自己漂亮，也是潜意识中按着当代对美的定义让自己好看。读女人的美，能读出时代的精气神和那个年代的审美能力。

　　释放时代（1910-1930年）

　　上世纪20年代婉容皇后与清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合影中，婉容烫着卷发穿着旗袍，与身着西装、佩戴怀表的皇帝合影，嫣然百媚。流传最广的那张，便是婉容娇懒地斜坐在太师椅上，旁边年轻的皇帝挟着礼帽端站着。

　　广州《新周刊》报道，在那个时代的上流社会，旗袍、烫发是美，西装领带是美，甚至男人充当女子的守护者这种做派和风度，也是时髦。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仅推翻了帝制，也颠覆了晚清时期的观念和审美。虽然这离真正的平等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但皇帝愿意站着，就证明了观念已发生改变。的确，由此开始，以“花盆底”为代表的满清女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不可回避的是，上世纪初和20年代前后，很多时尚是妓女率先披挂上阵的。比起大家闺秀的拘谨和无趣，名妓逛街、看戏、跳舞，出入有豪门，往来无贫贱，兼之她们的职业就是穿衣打扮，以色媚人，很快就成为时尚风向标。婉容的时髦打扮，未必就不是由名妓们演化而来的。

　　只不过，在女性普遍获得教育权之后，大街上的主角成了漂亮的女学生，晚清妓女的靓妆艳服很快为更新潮的女学生所刷新。在画家们的笔下和照相机的眼睛里，她们像西方的女性一样裸露着双腿，旅行、游泳、骑马、射箭、打高尔夫。

　　旗袍开始流行也是在这个时候。它与宽袍大袖的满清旗装的关系已很遥远了：衩高及臀、腰身袅娜，中国女人第一次可以性感了。

　　而在那个时代，前有“天足运动”，后有“天乳运动”，将女人缠了千年的足、裹了千年的胸释放出来。女人往日被紧身褡或小背心强压下去的双乳敢于挺立在旗袍之下。雪花粉、雪花膏也成了时髦用品，旁氏、凡士林等西方化妆品渐渐走俏。这些商品的流行，使中国第一次与国际流行接上了轨。

　　其实，服饰打扮的变迁是最表层的，时代审美变迁的本质是人心变了，妇女解放运动开始深入人心。被视为翘楚的时代美人，不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闺阁美人，也不是“花榜”上的名妓花魁，而是有独立人格的名媛贵妇和女强人。代表人物，或许当数宋美龄、杨步伟等。

　　那时，宋美龄以结婚时的一袭婚纱出尽风头，引发了上海滩的“婚纱热”，虽然彼时她的手腕或政治能力尚未展露，但婚姻中的自主和掌控能力已足够迷人。

　　而杨步伟留学日本获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开设私营的森仁医院，同时宣扬自己“终身不嫁”，哪一件不是把自我推到极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半农给女人造了一个“她”字，“让女人在文字中有了自己的位置。

　　奢华时代（1930-1949年）

　　这是中国最残酷的战争时代，还奢谈什么美呢 生在乱世，流离颠沛，乡下姑娘恨不得个个脸上都抹上锅底灰，蓬头垢面地逃难去。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上世纪30年代甚至被视为最有“民国范儿”的时代，原因无非是有了上海，有了这个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大都会，中国就还是世界潮流的重要一环。

　　当时，上海的摩登，就是中国的摩登；上海的美，就是中国的美；她不仅可以代表中国的最流行元素，也可以代表世界的最时尚力量。南京路上驶过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先施百货可与巴黎老佛爷或牛津大道相媲美，世界顶级名牌的广告牌矗立在上海的百货大楼外，霓虹灯亮得足以晃瞎了眼：在这个地方，连寂寞都会发光。

　　一件值得铭记的事是1926年作为中产和流行代表的《良友》画报创刊了。《良友》每期以电影女明星、名媛贵妇等摩登女性作为封面女郎，把“名媛”这个称谓，连同一种新的社会认同和期望的女性形象推销出去。现代商业文明包裹下的中产阶级女性显然成为值得效尤的佼佼者：她们知情识趣，落落大方，注重时尚和生活质量。

　　作为这种潮流的呼应，1930年，名媛选举（又被称为“上海小姐”选举）应运而生，入选的名媛身世清白、出身名门，比如当年夺冠的就是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大小姐。

　　而当时的中国影坛可以说是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黄金时代的倒影。好莱坞巨星闪烁，星光熠熠，中国的阮玲玉、胡蝶、周璇等大明星也成了这个时代最高的审美标准，她们的明星气质有了强烈的示范意义。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真正的名媛，例如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张允和诸姐妹等，她们是出色的沙龙女主人，更是男人爱慕、女人羡慕的对象，是时代的偶像。

　　只是，并非有才有貌的名女人都可以是名媛，比如同时代的张爱玲、冰心、丁玲、萧红等人就无法进入大众偶像这个名册，哪怕有姿色有身份也不行。因为众人仰慕的对象关键还须嫁得好。

　　当时的审美观由当时中产阶级的眼光决定：如何才算完美女人 父慈子孝夫妻和美生活富足，还要美貌多金和适度的风流。

　　禁锢时代（1950-197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丽的旗袍摇曳在中国的大地上。但很快，一波接着一波的政治运动彻底地把它们打蔫了，摩登女郎也换上了列宁装。20世纪50年代初，张爱玲身着羊毛开衫加旗袍出席文代会时，反倒成了另类，鹤立鸡群，只落得个浑身不自在。

　　当时的中国执政者曾经发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号召，号召的结果，就是让大家变得男女穿得一样，长得一样，干得一样。1958年，城市姑娘邢燕子去农村参加劳动，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突击队事迹名扬全国，而邢燕子本人也因“铁姑娘”形象成为那个年代青年的偶像。

　　不许在乎容貌和个人感情的时代里，美好的青春干什么用呢 都用来奉献了。

　　当时中国拥有工作的女性也许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很多女大学生都自愿不自愿地嫁给了素不相识的工人或农民，不计家庭背景、文化程度和个人志趣；这也被当作时代的美丽形象来歌颂和强化。

　　虽然当时也产生过喀秋莎那样健康美丽的偶像（虽然人家是苏联的），可惜很快就被粗糙的形象所替代，中性化、无性化是女人统一的选择。

　　实际上，并不能说这个时代就没有时尚，列宁装、人民装、中山就是当时最时髦的服装。进步女性喜穿列宁装，剪短发、直发梳辫，脚蹬布鞋或上胶的解放鞋。到了“文革”期间，红卫兵装成为最革命的服装，是紧跟潮流的标志，标准配置为：旧军装、旧军帽、武装皮带、解放鞋、红袖章、军挎包。

　　但爱美之心就像草籽一样，总是能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发芽：就算穿着统一的军装，年轻的姑娘也会在军服上翻出一道整洁的白衣领，令人在一片灰绿中眼前一亮；再把裤管缝上几针，突出身体的线条……

　　张扬时代（1977-2010年）

　　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的开始，首先，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悄悄进了村，将人们早已被斗争磨砺得粗糙不堪的心重新软化了，“人靓歌甜”的邓丽君，一时成为了美的最高标准。

　　风气开了之后，喇叭裤来了、蛤蟆镜来了、牛仔裤来了。街上的男青年留着长卷发，穿着尖领花格衬衫和奇形怪状的喇叭裤，戴上有商标的蛤蟆眼镜，扛着硕大的三洋录音机，里面放着邓丽君歌曲招摇过市。

　　似乎是一个反弹，中国大众的审美马上迎来了一个新阶段：怎么张扬怎么夸张就怎么来。乞丐衫、健美裤、蝙蝠衫、巨大的塑料耳环、满脸红红绿绿的大浓妆，就是城市女青年最美的打扮。不怪中国人艳俗，80年代的世界潮流真的就是那样。那时，中国刚刚和世界时尚接上了榫，看起来都有点不真实的感觉。

　　浮夸时代的偶像也够浮夸，比如刘晓庆，她叉着腰说“我漂亮”、“我是中国最好的女演员”的女人。她的张扬有些另类，然而，同时代别的“万人迷”早就销声匿迹了，她一大把年纪仍经常上娱乐版，这种持久足以证明其成功。

　　廉价的时尚像浪一样地打过，人们随着崔健《一无所有》了，人们随着王朔“解构崇高”了，上世纪80年代是美的启蒙时代，又是人文精神复归的时代，可启蒙完成后，无所适从的人们，最终只能选择泡在消费主义的沙砾里，把头埋着，死活不肯出来。这时，再谈服饰变化已跟时间流转没有什么关系了，“哈日”、“哈韩”、雅皮、嘻哈、波希米亚、旗袍，什么都在同时流行，什么样的衣服都有人穿，良家妇女也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穿上大面积暴露的超短裙和吊带衫，施施然去上班。

　　到了现在，标准美女意义不大，讲究个性与魅力才是王道。于是乎，“超女”来了，女生男相的李宇春们宣告了超越审美的颠覆性的胜利。当然，李宇春的中性美指向的是优雅、帅气，显然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中性化不可同日而语。

　　只不过，时代越来越宽容之后，美的下限也不断降低。芙蓉姐姐冒头了，凤姐红了，兽兽火了……虽然她们并不能成为大众偶像，可是大众和媒体提供了种种平台让这样的人能够走红，无疑是对主流审美观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