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中华魂征文200字:鲁迅这张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4 03:39:08
  鲁迅这张牌作者:马真仁来源:作者赐稿来源日期:2011-10-30
   毛泽东和鲁迅都是上个世纪为世人所熟悉的明星(我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贬义),只不过前者擅长于政治,后者擅长于文字。两个人去世后都成了“家”,其中擅长政治的毛泽东自然就成了政治家,擅长文字的鲁迅就成了文学家。两个人生前没有见过面,一个忙于“开辟新天地”,一个整日文字会友敌。但没有谋面并不等于不熟悉,不了解。毛泽东建政后曾

  说过:“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不知鲁迅生前说没说过类似的话,不过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在文革中有一篇发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文章中提到:“鲁迅对我们最敬爱的毛主席是无限地崇敬和无限热爱……鲁迅的心,向往着毛主席,跟随着毛主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鲁迅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抛弃文革中惯用的语言模式,许广平倒是替鲁迅作了回答,鲁迅与伟人的心也是“相通”的。

  毛泽东对鲁迅评价极高,以延安时期为甚。延安时期是毛泽东革命人生开始走向辉煌灿烂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革命著作”,其中有多篇提到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延安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毛泽东称鲁迅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把鲁迅同古代的孔子相提并论,说鲁迅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还用了一“政治的远见”、二“斗争精神”、三“牺牲精神”来说明鲁迅的特点,并相应作了一番解释,进而高度概括为“鲁迅精神”,号召人们“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新民主主义论》的标注时间为一九四零一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一篇极为重要的重要文献,后人认为这篇文章“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篇文章的一二节“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中,毛泽东先是把鲁迅称作“二十年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接着称赞鲁迅:“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为鲁迅献上了一顶顶光芒四射的桂冠,“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那些桂冠旁边还有令人惊叹不已的的修饰语,四个“伟大”,七个表示最高级的“最”(这不仅会让人想起文革时期如出一辙的副统帅对正统帅的话语),这还不包括意义相近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性格“最可宝贵”。这么多的颂扬赞美之词毫不吝惜极为慷慨地(不知是不是谀辞)用到一个文人身上,可以说在毛泽东所赞赏的中国文人中是前所未有的。

  建政前的激情燃烧岁月,毛泽东可能是真心实意地喜欢鲁迅、欣赏鲁迅、称颂鲁迅、崇敬鲁迅。可是,同样是毛泽东,也同样是鲁迅,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和老朋友的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段历史有多人进行了披露,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在其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用补白的手法透露出了这个问题,但言语寥寥,而且文中欲言又止、躲躲闪闪,不能令人详细了解其中的情况。著名的电影演员黄宗英和丈夫赵丹曾经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一起参加了上海文化界人士座谈会,会上黄宗英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在其《黄宗英自述》一书中对这场谈话的前前后后着墨颇多,还透露了一些历史的细节。她以当事者的身份对当年这件“空气顿时也仿佛凝固了”、“手心冒汗”、“尖起耳朵倾听”的毛罗对话予以确认还是第一人。黄宗英回忆,当毛泽东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时,发现了自己的老朋友罗稷南。罗稷南在回答毛泽东的问话“你现在怎么样啊?”当众大胆地提出了别人不敢问只在私下里嘀咕的问题,“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没有回避,也并不觉得尴尬不好回答,“沉思了片刻”,说:“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牛汉曾经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之一,在其晚年的自述中,提到了一个比毛罗对话内容相似,时间却更早的历史细节。据牛汉说,在一九四九年获一九五零夏天,就有读者向人民日报写信提出了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罗稷南的问题,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此信后来被转到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手里,郭沫若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郭沫若的回答就是代表了党的回答,改造特别是思想改造。像鲁迅这样的人能接受思想改造么?我们很难想象!以鲁迅的一贯作风能默不作声么?我们也很难想象!

  从奉为“最英勇的旗手”、“中国的第一等圣人”、“现代中国的圣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空前的民族英雄”到可能蹲班房当囚犯或不作声,毛泽东对一个人的看法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产生令世人炫目的反差!有可能吗?问题是联系建政后毛泽东对一些昔日老朋友、老战友的做法,就会明白,朋友可以变成坏人,战友可以变成政敌,昨日宴上宾,今天阶下囚!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往往会变作可能。天还是这片天,地还是这块地,人还是这帮人,可是一旦从山沟沟里走了出来,土窑洞变成了紫禁城,小米饭变成了红烧肉,土布褂变成了中山装,思想心理就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已经不是以前看人脸色、低三下四、受制于人跑龙套的了,现在可以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了,成主角、成主人了!我的地盘我做主,我说了算。真是一幅暴发户的嘴脸!

  现实是残酷的,历史是无情的。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鲁迅的周围汇聚了一批充满热忱、充满激情的文学青年,他们勇敢、真诚、善良,无私爱国、甘于奉献、无畏牺牲。可是鲁迅影响下的这批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除去被国民党当局坐牢杀头的几个外,很多鲁迅身边的朋友、战友在建政前后一个个被批斗被打倒,成了革命的对象,成了党领导下的文艺界的对立面,成了新社会的反面人物。想想萧军、冯雪峰、胡风、聂绀弩等人在建政后的不幸遭遇、坎坷经历吧!说明什么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建政前和建政后对鲁迅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是诗人的浪漫情怀,还是政治家的巧妙利用?是伟人的革命豪情,还是市侩的现实功利?冯雪峰是“第一个向毛泽东全面介绍鲁迅的人”,也是“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的人,冯雪峰是否留下回忆当年的文字,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从牛汉那里得到些许的了解。建政后,牛汉和冯雪峰都曾经被贬为异类,不受重用。上个世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牛汉和冯雪峰在同一个部门。牛汉把冯雪峰看作自己的师长、朋友,二人关系颇为密切,无话不谈。冯雪峰曾经多次说起毛泽东和鲁迅,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也深知毛泽东树立鲁迅“文化旗手”、“文化革命主将”的内情。冯雪峰说,延安时期他特意送给毛泽东三本红皮的一九三八年上海版的《鲁迅选集》,“但毛泽东并不认真看”。“毛泽东1942年的‘讲话’不提鲁迅人道主义,人权……毛泽东认为根据地思想已统一了,应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当时刘少奇已宣扬毛泽东思想,但国统区的文化人对共产党、毛泽东却不了解。为了政治需要,国统区要有一个众望所归,可以号召舆论的人,能团结大家的人,这才根据革命的需要选上了鲁迅,树立鲁迅。”冯雪峰可能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牛汉随意乱说,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他看得很清楚,他有事实做根据”。

  冯雪峰对牛汉讲述的毛泽东极力称赞鲁迅、树立鲁迅的原因为我们解开了几十年来的谜团——为什么毛泽东对鲁迅的态度前后差距如此之大,鲁迅原来是政治家毛泽东手中的一张牌。毛泽东自己就说过,在我们的解放斗争中,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仅仅依靠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文化战线需要一个领军人物,这个人物首先是毛泽东领导下的党能接受的,其次这个人物同这个党是站在一条线上,再次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无论根据地还是国统区,文化界的人士都能接受。符合这个条件的领军人物自然就落在鲁迅的头上。可以说政治的需要,革命的需要,使得鲁迅这个名字担负起了历史的重任,成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一面旗帜。众多文学青年、文化界人士汇聚在这面旗帜下,团结起来,汇成一股洪流,同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并肩作战。

  既然是政治的需要、革命的需要,那么必然会带上浓厚的功利色彩,拉拢争取之时不利于团结的因素、有碍自己的东西可以忽略不计,要“搁置争议”。一旦自己的革命理想、政治目的得以实现,不再需要拉拢争取了,那么以前忽略不计的、“搁置争议”的东西就会摆在面前,还能像往常那样海纳百川、大度慷慨地忽略、包容、搁置吗?想想张东荪吧。一九五零年,刚刚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大功的张东荪,毛泽东“竖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话言犹在耳,不久就因为所谓“美国特务案”(当然这是官方说法),被打入另册,始终处于“如来佛手掌之中”。看看梁漱溟。一九五三年九月,毛泽东的好朋友梁漱溟,仅仅在人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对当时中国农民的穷苦生活表达了一下同情,结果惹得毛泽东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一转眼梁漱溟就成了“用笔杆子杀人”的“野心家”、“伪君子”。瞧瞧潘汉年。一九五五年三月,为毛泽东领导下的党立下汗马功劳的潘汉年在北京开会期间,响应毛的号召,高级干部要主动交待历史问题。于是交待自己奉党之命与特务汉奸会面,结果毛指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不久就被捕入狱。……

  建政后我们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论是那些高级民主人士,还是自家同志战友。有时翻阅书页看到这样的历史纪录时,脑海里马上就会蹦出汉语词汇里那些表达事情成功或达到目的后就忘了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的词语,“得鱼忘筌”“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形象生动准确,还有什么样的语言能比这些词语传递概括出的信息更完整、更畅快淋漓、更一语中的!

  其实毛泽东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很好的诠释过这一革命功利性的政治策略。为了抗战,对属下农村的地主阶级也报以团结,为了打败蒋介石,不惜革地主的命,建政后对新解放区的地主阶层更是彻底斗争。城市的资产阶级也经历过地主阶级相似的命运,先是团结,后是斗争,最后消灭。一九五七年七月正是毛泽东施展“阳谋”诱敌上钩,毒草疯长、鲨鱼露头的关键时刻,稳操胜券,成竹在胸!这个时候问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毛泽东自然会说要么蹲班房要么闭嘴。这倒是实话!

  参考资料:

  1、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2、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66年7月横排本 第658页

  2、冯雪峰:为毛泽东和鲁迅相知架桥 《百年潮》2001年第9期

  3、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 李晋西编撰三联书店 2008年7月 第116页,第162页

  4、黄宗英自述 黄宗英著 大象出版社,2004年2月,第67——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