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读后感:当心“辫子军”——中国不能回头

王存兴 于 2006-2-10 13:43:0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原创评论当心“辫子军”——中国不能回头

王存兴

       历史似乎总是存在一种轮回。当社会处于迷茫的时期；当社会处于叉路口的时候，前进处于困难的境地时。社会上总会出现一股“复辟的逆流”。他们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卑鄙、或出于邪恶、或出于胆怯、或出于愚蠢。都想利用大众的迷茫心理，使社会调头回走。

        满清初亡时，国体未成，国内混乱，民众迷茫。王权意识强烈的袁世凯，便头脑发昏，借民众不满情绪，以恢复稳定社会秩序为名，梦想复辟帝制。

           袁世凯深知“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奥秘，利用中国人对外国理论家的敬畏和盲信心理。于1915年8月，首先指使他的外国顾问古德诺（美）和有贺长雄（日）出面，先后发表《新约法论》、《共和与君主论》等，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公开叫嚷让袁世凯恢复帝制。他们论证说，这是民心所向，中国国情适合君主制，是为了中国的稳定和长治久安….”

           袁世凯更知道国内舆论的重要，指使杨度（袁死后转变，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纠合立宪党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策划复辟活动。

           为了盗用“民意”，袁世凯又授意梁士诒等人，于9月19日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两次请愿尽快决定国体。同时组织各种各样的民间“请愿团”：「各省公民请愿团」、「军警请愿团」、「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女子请愿团」，甚至「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请愿团」都是一致要求「君主立宪，恢复帝制」。不仅如此，为劝进而成立的「筹安会」，请愿团还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一时间，各种请愿团云集北京，齐集新华门外，跪呈劝进表，请求袁世凯 “俯顺民意，早正大位”。

          在袁世凯的统一指挥下，在各省长官监督下，各省选出国民代表1993人，进行国体投票，结果全部拥护君主制，并于12月11日一致上“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装腔作势表示推让，当天下午再上“推戴书”，袁世凯遂于12月12日发表接受帝位申令，高唱“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滥调，正式接受推戴。袁世凯终于抛掉“民国”的招牌，把封建皇帝的皇冠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袁世凯卖国称帝，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12月25日云南首先宣布独立，接着，贵州、广西也响应，组成“护国军”进行讨袁战争。北洋军阀内部也发生了分化，

              在这种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2月25日下令缓办帝制，撤销大典筹备处。
3月22日又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袁世凯从称帝到取消帝制，总共经历了83天。不久抱着破灭的“皇帝梦”，命归黄泉。袁世凯的““皇帝梦”，就像孩子吹起的肥皂泡一样，“嘭”的一声便破灭了。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谈笑的话题。

          袁世凯的悲剧并没有惊醒那些“复辟者”的迷梦，1917年6月，安徽督军张勋，率3000辫子兵，于6月14日进北京，解散国会，逼走黎元洪。

         7月1日，张勋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

7      月12日，段祺瑞率“讨逆军”进攻北京，辫子兵战败，张逃入东交民巷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丑剧仅12天破产。从此“辫子军”成了“复辟”的代名词。

         今天，在中国“复辟”封建帝制的思想，肯定是不存在了。可是关于中国是走“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道路的问题，却在思想界、经济界、甚至最高决策层，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一股计划经济的“幽灵”，利用“国有资产流失”，腐败、贫富差异和民众的所谓“仇富心理”等民众不满情绪，以社会稳定为借口，大谈计划经济的优势。试图走回“计划经济时代”。希望扩大政府对经济和社会控制权力，进行新的集权统治。

         事实上，中国官员的腐败、社会贫富分化的增大，恰恰是“权力”对资源、社会机会控制、垄断的结果，是官员利用没有约束的权力，对财富进行疯狂掠夺的结果，是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造成的。

           只有没有权力干扰，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民众对权力的监督和民主政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现在增大政府和官员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会更加严重。

       现在，一股计划经济的“复古逆流”在涌动，“新左派”不断的寻求各种理论，论证鼓吹“计划经济”和“平均社会主义”的优势。近来更有一个叫“郎咸平”宝贝蛋，大力鼓吹“国进民退”，大力宣扬社会集权的优势。

         朗咸平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在揭露“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企业高层侵吞国家财产问题上，的确为大陆民众做出了贡献。在这个问题上，它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和感谢。

          但是，如果认真地看看他关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想法，的确令人震惊。
  
          郎咸平在2005年10月1日《昆仑国际2005中国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说：“你们认为一个国家要怎么强大？民主自由议会宪法吗？我跟你讲，你只要采行这种政策，那就是上百年的混乱。拿破仑是搞民主的吗？俾斯麦是搞民主的吗？明治天皇是搞民主的吗？亨利八世呢？罗斯福呢？哈里逊呢？没有一个搞民主的，都是什么，大政府，中央集权的政府，做什么，推行法制化建设。”朗咸平的政治理念是清晰的，他认为中国根本不能搞民主政治，只有一个开明的集权专制政府，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需多谈，一直生活在专制制度之下的民众，肯定是能够进行自我判断的。

          朗咸平的经济理论更是可爱，他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应该让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不能让另一些人的财富减少”。语言甜美温馨，令我们这些平民感动，但是，细细想来，这个理论似乎存在问题：怎样才能实现？朗咸平认为，政府加大对经济的控制和分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理论如果讲给没有“社会主义经验”的美国人听，可能有人相信。可是，这个理论讲给有丰富“社会主义”经验和血的教训的中国人听，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很天真地玩笑。

        朗咸平是一位很可爱的老兄，他说自己要做经济界的谢霆锋，这是实话，也是完全能做到的，它的确是一个好演员。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未免显得过于天真和幼稚。现在，朗咸平正在兴高彩烈的，踏着中国大众的情绪波涛翩翩起舞，我感觉这位老兄很快就会谢幕了，因为他低估了中国大众对社会利害关系的本能判断能力。

         但是，看看他在清华讲演时的热烈掌声，看看各大媒体的关注程度，看看网上疯狂的支持者，我们又不能不怀疑：中国民众是否存在一种，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趋势？
如果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朗咸平的理论

           可以看成一家之言，是一种正常的学术争论，可是，近期出现的“物权法”事件，却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围。

           任何正常的国家都有一部严密的民法，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而民法的核心是“财产法”，由于中国的历史原因，我们一直没有这样一部法律，私人财产缺少“神圣的不可侵犯性”。《物权法》事实上就是中国的《财产法》。就是这样一部被延误的立法，本来计划在今年３月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表决，却被北京大学法学院法理学教授，巩献田的一封公开信给搅黄了。（详情参见２月９日《法律与生活》）。

.        一个教授阻止一部法律的表决，从民主的角度看，的确是一件好事，这说明，民众的意见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了。特别是在缺少民主的中国，应该是一个极大的好事。可是如果看看巩献田教授阻击《物权法》的理由，就会让我们倒抽一口凉气。

        巩献田教授否定《物权法》的两条主要理由是：

           一、《物权法（草案）》强调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平等保护，没有强调在《宪法》和《民法通则》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违宪。

         二、物权法强调资本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有什么区别？”

巩献田教授不是从大众利益角度，或者从法理上否定这部法律的，而是以两顶政治大帽子，硬硬的压垮了这部民事法律。这种否定的方式，如果在文革时期是正常的，可是在今天就令人感动震惊，似乎让人感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幽灵又回来了。

      但愿这些事件都是个案，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近期，皇甫平发表了一篇支持改革，反对“新左派”的文章，马上引起强烈的反对声，特别是《人民日报》社主办的《强国论坛》，更是杀声一片。而主张市场化，民主政治的自由派学者，声音似乎很微弱。

      如果再看看网上那些直接反对民主的文章，更使人感到这股左倾思潮极为强大，据说今年是政府的反思改革的辩论年，这些思潮，是否会影响改革的方向？

      看看报纸、电视、网络，这股逆流汹涌彭拜，作为平民，我们无法知道背后是否有一个阴谋，是否有一个发昏的“袁世凯”，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如果形成大政府。让官员拥有更大控制、干涉经济的权利，垄断、控制更多的经济资源，必然会使中国进入一个更加腐败的境地。

        当然，这可能是多余的担心，中国民众已经不是一个盲信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即使现在出现张勋的“辫子军”，也不会改变历史的进程，大众的手掌也会把他们拍死。即使有一个“袁世凯”复辟，它也不会撑过83 天。

        从社会的生存利益和财富获得——分配的角度看，中国文化是家文化，其特点是习惯于财富的集中控制，喜欢分配和协调。而西方文明特点是市场文化，其特点是自愿、公平的创造和交易。

         从整个社会稳发展角度看，“稳定、和谐、协调、民主、交易、创造”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六个基本要素”，在这六个基本要素中，中国文化占有三个优势：稳定、和谐与协调的智慧，西方文明占有“民主、交易和创造”的另外三个优势，西方优势适合财富的创造，这是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

           因此，中国文化最缺少的是民主、交易和创造的习惯模式。这三个要素是在长期、完善的“市场交易”环境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历史恰恰缺少这个环境。所以，中国需要补上这个缺陷。无论是从目前的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完善中国人生存智慧的角度看，中国都必须补上“市场经济”这个缺少的环节。
为了发展和强大，现在的中国决不能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