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储粮王立强:留学生与中国的现代化

留学生和中国的现代化

胡正豪

留学生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关系，就是留学生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因为一部中国近现代历史，就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和农业社会走向现代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可以说是紧密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没有中国现代化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大背景，就不会有中国近现代大规模的留学留洋的需要；也不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留学运动、留学教育高潮。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大批的留学生远渡重洋，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和先进经验，没有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发挥作用，推动革命、改革和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本文拟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主题和道路选择等入手，分析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的不解之缘。

一、从中国现代化的特点看，留学教育发生的必然性和不可逆转性。

    中国的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相比，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的两个特点：

   （1）中国是在世界先进国家已经开始现代化的形势下，在外部竞争压迫下相对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最初是为了抵抗列强入侵压迫，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和维护国家主权利益。一部中国现代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不断实现自强以维护国家统一独立的历史。

   （2）中国现代化开始起步时，内部并无基本的现代性因素，启动现代化的资源，需要通过大规模地采借、输入、仿效、引进和学习外来模式，需要培养大批具有现代知识、才能的人才，需要现代教育特别是留学教育才能获得。一部中国现代化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不断学习外国、走向世界的历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农业社会难以招架来自西方先进工业文明的冲击，西器、西技、西制、西学等轮流不停地在中国大地登陆，中国社会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大变化，随着新的资本主义工业和新兴的社会力量（政党、集团、阶级）的崛起，要求维新变法和现代化的呼唤响彻中华大地。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近现代中国的留学教育应运而生。

    1847-1889年，以容闳、詹天佑、严复等为代表的早期赴欧美留学生，开启了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先河。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最早接触西方文化思想。容闳从澳门教会学校进入美国，作为中国留学美国第一人，毕业于耶鲁大学。他的同学黄宽，则转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西医。容闳回国后，致力于中国的留学事业，从1871-1875年，在洋务领袖的支持下，带领120名幼童（其中包括詹天佑）从上海出发赴美，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公费留学生。1875年，洋务派又选拔了四批学生（其中包括严复），分赴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学习军事航海技术。

    但是留学教育和中国现代化一样，始终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业，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新旧文化的冲突往往表现为中外文化的冲突。这就使先辈们从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两难课题，既要学习借鉴西方列强，又要警惕和抵御西方列强。而且事实上要划清学习西方文化与维护民族独立之间的界线，要在学习西方和民族振兴之间保持张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七十年代的幼童留美由于清朝政府的顾虑而被迫撤回，刚刚起步的留学教育不幸夭折。特别是每当国际敌对势力表现强硬、中外关系紧张之时，留学教育总是难免受到冲击。前者如1960年代中苏交恶时大批留苏学生中断学业返回祖国，后者如1989年美国制裁中国时，有关部门鉴于中国留学生争相申请美国绿卡而提出了在留学教育领域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任务。

事实证明，正确处理学习西方和抵抗西方侵略的关系，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中国留学教育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有了邓小平这样能高度理性解决这个两难课题的高手，成功地把学习外国先进文化、先进经验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留学事业指明了正确方向。邓小平针对国内某些错误偏向，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了要坚持派人出国，欢迎留学归国人员回国发展高新科技。他强调又高又新，人民高兴、国家高兴。

总之，留学教育事业是中国现代化事业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中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只要现代化仍然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中国就必须坚持两条：一是培养大批建设人才，二是必须对外开放，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留学教育就是这两条原则的有机结合，留学教育事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现代化潮流。

二、从中国现代化的主题看，留学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

对留学人员如何评价，不是没有争议的。留学生群体本身有先进落后之分。历史上，留学生中有汪精卫、陈公博、曹汝霖等，也有一些在美国杀人的、犯罪的，如小留学生问题。最有争议的是大批滞留不归，负面影响较大。认为中国基础教育资源为发达国家利用了，中国人才安全受到威胁影响等。实际上，我们不能以一时的留归作为判别留学生历史地位、作用的唯一标准。留学生和中国现代化关系密切，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高。

中国的现代化，可以按照结构、阶段进行划分。根据美国社会学家C.E.布莱克在《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的观点，学术界以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所面临着重大问题划分，把中国的现代化分成四个阶段和四大主题：(1)文化创新,就是是在新旧文化冲突过程中逐步创立适应新生产生活方式的文化价值体系，这是任何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心理精神动力。（2）政治建国。就是中国首先要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任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3）经济转型。就是中国推进中国工业化和市场化，这是现代化的两个轮子。（4）社会整合。就是通过法律、道德和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进行社会重组，在民主法制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和稳定发展，这是国家现代化的成熟标志。

一百多年来的留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中国现代化三大主题的推动力量。

对中国现代化“政治建国”贡献最大的是

（1）1896-1918年的留日高潮，原因是日本强盛了，日本文化习俗、文字相近，交通方便。期间3-4万学生东渡。主要学习法政、军事、文科，他们关心政治，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主力。1912-1918年，辛亥革命后又有3万多学生留日，他们中的激进青年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2）1915-1925的留法勤工俭学和1921——1933年的留学苏俄。留学法国的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富春等1600余人，留学苏俄的有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1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杨尚昆、张闻天、王稼祥、蒋经国等成为国共两党的主要骨干。

这两部份留学生，主要接受非正规大学教育，多成为职业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宣传家，走革命救国道路，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国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建立了丰功伟绩。

对中国“经济转型”贡献最大的是

（1）1911-1929年的庚款留学生。由清华学堂（后改名学校、大学）派出的公费留学生、自费补助生1279人，多为鼓吹科学民主的新文化闯将，近代中国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工程师、建筑师、会计师、律师、医师等。还有一些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家。

（2）1927-1949年在欧美、日本学习理工农医的留学生。如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如杨振宁、邓稼先、华罗庚、还有文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等。

以上留学人员，奠定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教育事业的基石，没有他们，就不会有现在的大学、科研机构，不会有制造工业、国防工业，不会有两弹一星。在1955年成立中科院学部委员172人中，156人从欧美、日本学成回国。他们是中国现代工业化人才的主要来源。

解放以后的留学，由于国际环境和国内政策的原因，分成两个阶段。

（1）1949-1976年，为了中国工业化和计划经济需要，有10000多人集中到苏联、东欧学习工程技术和经济、政治管理。文革中留学全部中断，直到1972年以后因国际交往需要派遣少量人员如王光亚、杨洁篪等学习外语。这些留学人员，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政治的管理干部，其中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尉健行、罗干、刘华清、曹刚川等，成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来源。

（2）从1977—2004年，是中国留学史的鼎盛时期。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原因：国家的中心转移。1978年12月，首批52名中国学者在中断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后抵达美国。从此中国开始了全方位（地域、派遣性质、学习专业、学位）的出国留学潮。据2004年2月统计，1978-2003，全国出国留学人员总计70．02万，回国有17．28万，目前在外留学人员52．74万。

80年代留学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中坚力量。80年代出国留学人员中担任部级领导的有路涌祥、朱丽兰、韦钰、华建敏、陈至立、徐冠华、吕福源等。中国863计划中的首席科学家、组长80%为留学回国人员。

现在，中国现代化的第三个主题日益突出，要求我们加强协调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实行民主法制，建设政治文明，体现社会公平公正，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我们国家需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进行理论创新，加强执政能力等等。十六大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的学习会，邀请了许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人员讲解国际法、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世界现代化历史、大国兴衰经验、金融风险、社会保障等知识，中央还向北欧社会民主党执政国家，了解其执政经验、理念等。从海外回来从事法律、国际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政治领域工作的留学人员不断增加。可以预见，未来留学生在现代化的社会整合中完全能大有作为。

三、从中国现代化的道路看，留学生为中国现代化作贡献的经验教训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从模仿到创造的历史过程。从学习西方的形式而言，先后经历了物质（西器）、制度（西制）、精神（西学）到全面系统的过程。从学习外国的方向而言，则先后经历了效法西方、以俄为师到博采众长等三个阶段。

中国人最初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接着又学习西方政制、学制、军制。政制又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结果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都没有解决中国现代化的政治建国主题。于是，中国人改变了方向，从五四运动以后决定“走俄国人的路”。决定走俄国人的路，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国民党派了蒋介石、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他们是一种走法；共产党派了像刘少奇、邓小平、陈绍禹、秦邦宪等许多青年去苏联留学，他们又是一种走法。但是在共产党内部，又发生了武装斗争“以城市为中心”和“以农村为中心”的两大派。主张“以城市为中心”的，基本上是留苏学生。主张“以农村为中心”的被留苏派称为“土包子”。

毛泽东在同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明等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对留学生中盛行的盲目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深恶痛绝，使用了“言必称希腊”、“生吞活剥”、“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鹦鹉学舌”、“留声机”，甚至“钦差大臣漫天飞”、“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等来讥讽批评他们。毛泽东坚持把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最终完成了中国现代化政治建国的历史使命。但是，在中国现代化“经济转型”阶段，毛泽东虽然主观上想要开创有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但是客观上并没有摆脱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影响。直到1978年，曾经留法留苏的邓小平开始改革开放，决定博采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经验，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总之，中国现代化道路，从学习国外经验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两条：一是盲目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教条主义；一是在学习、引进、输入、模仿的基础上，立足实践，结合本土文化、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进行创新。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把外国的东西当作教条，不顾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不顾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企图照搬到中国来的人，最后都失败了。很多主张全盘西化、全盘苏化的留学生，实际上也爱国，也希望中国现代化，可惜由于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但事业无成，更有许多人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命运悲惨，令人扼腕同情。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凡是对现代化作出贡献的中国留学生，无一不是把自己从国外学到的先进知识、理论、技术、经验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特点、民族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才能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贡献。从两弹元勋邓稼先、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文学家闻一多，艺术家徐悲鸿、冼星海到哲学家冯友兰的哲学、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都是见证。

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已经大大缩短，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水平，文化观念的差异仍然存在。广大留学人员要“以史为鉴”，正确处理好学习和创新、适应与改造的关系，处理好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冲突、交流的关系，承担起融合中外文化，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伟大历史使命。只有更多留学生投入理论、技术、制度、文化创新的行列，成功就必定属于大家，中国就必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