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投诉出租车乱收费:刘文彩和他的姨太太们(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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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和他的姨太太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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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9-4-4 11:30


刘文彩(1887---1949),又名刘星廷,其先祖为安徽人,明末为官,后辗转入川移居大邑县安仁镇。刘文彩的父亲,是一个拥有30多亩土地兼营烧酒作坊的小地主,其房产也仅有一个十来间房的小上合院,位于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现仍有几间房保存下来,原貌依稀可辩。刘文彩最初只是赶牲口贩运货物,做些小生意。
1921年,在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刘氏家族趁机爬上了四川的军事、政治舞台。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时任川军第八师的团长,在驱逐滇、黔军的一次大规模混战中,滇军败退出川,刘文辉部占领了叙府(今宜宾地区)。在刘湘(刘文彩的堂侄,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支持下,刘文辉部脱离第八师,扩大为独立旅,开始成为一支自立门户的军阀队伍,并把叙府作为"防区"。


二刘之战爆发,刘文辉失利。刘文彩在川南失去了军事后盾,权势随之失落,不得不退踞大邑老家。他在逃离叙府之前,以"清乡司令"名义限令两天之内在城内征"国防捐"20万元。得手后,又重点派款,强令商人和其他殷实人家"筹军饷"。他的士兵,端着刺刀,抬着箩筐,敲门打户,演了一场强收"打门捐"的丑剧。在川南进行大洗劫之后,刘文彩身带20多条木船,4500多箱金银财宝(其中有800余万银元),逃回大邑老家。

刘文彩在川南期间,就数度派人回乡修公馆、置田产。退踞大邑后不久,他的田产即猛增到1.5万多亩,遍及大邑和川西11个县。加上他的兄弟子侄,刘氏家族共霸占和兼并土地近30万亩。当时,这一地区有首歌谣说:"四方土地都姓刘,农民血汗为他流"。


四川大邑刘文彩公馆
刘文彩所拥有的大量田产,都是通过极其野蛮卑鄙的手段掠夺而来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内,至今还保存着300多张盖有官印的空白契约。这些官契是刘文彩从四川省财政厅拿回大邑的。当年,刘文彩看中谁家的田地,便在官契上填写田主的姓名,田地就被认定是由"官府作主","卖"给了刘文彩。这种将农民田地当作"无主田"强行霸去的手段,称为"霸野田"。当时,守着少量"活命田"的农民,随时都在担惊受怕。因为他们的土地随时都有可能被刘文彩当作"野田"霸去。



"买飞田"。刘文彩让自己的亲信冒充田主,把农民不愿卖的土地强行"买走"。




"吃心心田"。田主不愿卖田,又不能用上述方法强占,刘文彩就把周围的田地全部买下,截断水源,逼得田主无法耕种,只好按刘文彩规定的低价出卖.



"买官田"。旧社会弟兄分家时,父母提取一部分土地养老,在他们死后这部分土地有时作为"官田"保存下来,这也成了刘文彩攫取的对象。




"买纠纷田"。乘一些小地主闹土地纠纷之机,刘文彩以调停为名扩大纠纷,从而达到其兼并土地的目的。




事实上,为了霸占农民土地,刘文彩无所不用其极。在庄园陈列馆杀人霸产的展览现场,有一棵柑子树,是刘益山50多年前在自己院子里亲手栽种的,它是刘文彩杀人的历史见证。刘文彩为了霸占刘益山的六亩水田和房基地,逼死他的老母,枪杀了三位无辜的帮工,还把刘益山关进了监狱。




刘文彩通过残酷、野蛮的手段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剥夺过去,同时,他又把这些土地一小块一小块地租给农民耕种,利用各种手段剥削农民。




农民租种刘文彩的土地,首先要交纳一笔押金,老公馆内所存的刘文彩家的全部佃田契约,每一份上面都有先交"稳银"的记载。"稳银"也就是押金。押金是无息的,退佃时如数退还。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货膨胀,租佃时价值很高的押金,在退佃时往往已经大幅度贬值。刘文彩经常以退佃夺田手段,要挟农民换订新约,重新交押,或者夺田易佃。这一佃一夺之间,渗透着农民血汗的押金往往就被他侵吞了。所以佃户们发出"押啊押,你真是农民头上的千斤闸"的呻吟声。然而,佃户们所受的地租及高利贷剥削,比押金剥削要残酷得多。刘文彩向农民收取高额"铁板租"("定额租",又称"死租"),往往高达当时年产量的80%左右,而且不管当年收成好坏,有无天灾人祸,租谷"均不得迟交亏欠",逼提广大农民"拌桶(打谷子、麦子的脱粒工具)一响,眼泪长淌"。农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刘文彩借贷,他则乘机进行高利盘剥。农民借钱借粮,刘文彩先扣回全部利息,称为"砍头利",此外,再加上"场场利"(三天一赶场,一月九场,场场加利息)等等,进行重利盘剥,甚至白天把钱借出去,晚上又派土匪、"棒客"抢回来,刘文彩则坐地分肥。在收租和和放高利贷时,刘文彩还以大斗、大秤收入,小斗、小秤放出的手段加重对农民的剥削。真是:"农民头上三把刀,租高、押重、利钱高。"刘文彩轮番使用这"三把刀",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剥削,致使成千上万的农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刘文彩及其家族除了对农民进行剥削压迫外,还在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开设"仁和"、"裕通"、"成益"、"惠通"等银行,假造国民党"中央银行"货币,控制金融,操纵市场,投机倒把,处处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





刘文彩于1932年由川南退回大邑老家后,凭借刘氏军阀的枪杆子、印把子和为患为川南时的余威,以安仁镇为中心,不断扩张势力。经过一系列排除异己、拉帮、地痞、流氓等社会黑势力,并裹胁部分群众。组成了一个号称"十万兄弟伙,一万多条枪"的封建袍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在18个县市均设有"码头"(即分社),刘文彩自己任副社长,请他三哥刘文成任社长,总社设在安仁镇。至今,总社社址仍保存完好。为了能得心应手地操纵"公益协进社",刘文彩对它实行一套封建宗法家长式的统治,其内部等级森严,成员必须服从"章程"和"纪律"。这样,"公益协进社"的触角伸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刘文彩的势力范围。刘文彩为了护卫他的公馆,特设了一个手枪连的武装卫队,并豢养了一大批保镖。他还特制刑具,私设公堂。1948年,刘文彩镇压了大邑农民的"二五减租"斗争,1949年又主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党员肖汝霖等同志。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西南进军。刘文彩穷途末路,惊恐万状,10月17日病死于成都。



地主庄园平面图 刘文彩的福特汽车


在刘家,最难缠的还是那几房姨太太的关系了。刘文彩有过五房姨太太,大太太吕氏早在上世纪20年代病故,没有后代。二太太杨仲华系大邑三岔场人,为刘家生有四儿三女,在刘家可谓“劳苦功高”,地位显赫,说话算数,居“正房”位置。三姨太林君如、四姨太梁惠琳是表姐妹,四川宜宾人,是一对饱淫城市之风尘的妖冶妇人。三人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水火不容。  
刘文彩一生共娶了5个女人,发妻吕氏,正室杨仲华,姨太太凌君如、梁慧茹、王玉清,只有杨仲华育有子女。三姨太凌君如一生大起大落,命运奇特凄绝。




  三姨太凌君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文彩在宜宾权势达到鼎盛时期。1929年,42岁的刘文彩遇见了15岁左右的凌君如。涉及凌君如的所有文字资料上,均异口同声地指出,她出自娼门,乃是叙府(宜宾旧称)名妓。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据宜宾民间文化学者丁芝萍的田野考证,凌君如的弟弟对她回忆说,凌君如是出生在宜宾县的象鼻镇人,原姓喻。她的母亲姓梁,丈夫死后,带着凌君如嫁给宜宾县宗场镇凌有成后,始改名换姓。推测起来,母女极可能没有血缘关系,因为母女的年龄不会相差太多,后来梁母与凌有成所生的两个弟弟,年龄竟然比凌君如小20多岁。也就是说,最大的可能是,凌君如是过继给梁母的。
  为了博取凌君如的欢心,刘文彩大肆挥霍。凌君如拥有的各类用品、衣物,琳琅满目。衣物要装50口大箱子,各种绣花鞋400多双,有的鞋上缀满黄金做的小铃,走起路来丁当响。一颗钻石戒指价值5000余元,化妆品要装两大皮箱,香水则非法国产的不用。


  平时刘文彩忙他的,凌君如打牌打腻了,偶尔也会登临合江门的江楼,一览邈远江山。凌君如对花花世界十分好奇,从楼上观望,不料自己反成了码头上众人的风景。刘文彩醋意大发,命人把看风景的男人撂倒,有个好奇的看客像个矮冬瓜儿一样,从合江门的百十级梯坎滚下去。后来,凌君如就不去“夹镜楼”了。1932年秋天,凌君如跟着刘文彩离开宜宾去了大邑。凌君如大约在1948年底回到了冠英街。刘有一个管家一直在宜宾打理刘的财产,凌君如靠其中一部分房租生活,凌君如的穿着打扮已没有了以往的气势。转眼,1949年来临,此时凌君如才30多岁。冠英街的公馆被没收了,她回到了宗场凌家。继父凌有成已经老了,但还是花点钱,在宗场进去七八里的一个叫“大眷子”的地方,给她修了两间茅屋。几个月后,凌有成因参加过土匪等罪状,被依法枪毙。“大眷子”的茅屋被没收,一家人即刻成了丧家之犬。  



宜宾冠英街位于市区南城,东北西南向,东连合江门广场,西接寿昌寺街、粮房街,街残长100米,宽约5米。两旁为清末及民国古民居,尤以10号、33号和35号保存最为完整。它们都是由前、中、后厅等组成复四合院,分别占地536、317和247平方米,除35号后厅为抬梁式建筑外,都是穿斗建筑,且施小青瓦,饰花格棂窗,装木板墙,四周砌封火砖墙。其中33号和35号也称“刘家大院攠,是民国时刘文彩在宜宾发家时的居址,时称东院、西院,东院门额现存行书"墨庄遗庆"攠横匾,院内门窗、斜撑饰各种花卉雕刻。冠英街是市区内保存较为完整的晚清民国古街,在地方民居建筑和民国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凌君如卖掉了一些首饰,带着弟弟开始了流浪。凌君如有一个叔伯姐姐住在宜宾人称为“西郊”的地方,就是市区与火车站之间、靠近翠屏山脚的一线,那里有一些贫民窟,凌君如后来在西郊搭了一个窝棚得以安身。宜宾是一个水陆大码头,凌君如逐渐认识了一些船夫、搬运工、马夫等“下力人”,越来越困顿的生活让她只能走那条无助女人的老路了:卖淫。有时,代价就是一碗小面钱!凌君如陡然老了30岁。人们逐渐认不出那个成为“夹镜楼”风景的女人了。

  1958年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要求在本年(农历)内将安仁地主刘文彩的资料(如本人小传,生前遗物,土地占有资料,印信,照片等和财物)全部或大部清齐,按照它的旧貌加以整理和陈列。在这期间里,大邑庄园陈列馆的工作人员曾到宜宾找到凌君如,希望她揭发恶霸地主对自己的种种凌辱以及滔天罪行。凌君如木头一样坐着,目光呆滞,蓬头垢面,一天没有说一句话,以至让人怀疑她神经已不大正常,工作人员失意而归。
  1961年,凌君如到横江镇进货,突然发病,浑身战抖,民间俗称“抖瘟”。据宜宾民间文化学者丁芝萍说,凌君如最后的死有两个版本:弟弟背着她在宜宾站下车后,凌君如就死了。弟弟穷得没有5分钱来买一床草席,就径直把她背到凌君如的那个叔伯姐姐门口,一去不回。另外一个说法是:凌君如被放到门口时还有一口气,她甚至还叫唤了几声,但谁也不敢开门。第二天一早,叔伯姐姐就大声武气地喊:“哎哟,这是哪个哟?咋子死在我门口哟!算了,我做个好事,入土为安!”这是希望邻居知道,她与死者毫无瓜葛,仅仅是做善事。她用一床草席把凌君如裹好,老了,力气不及,仅搬到距离家门几十米远的地方,浅坑掩埋。
  穿着一件火红色毛衣的凌君如寂然结束了40余载的生命。(据《成都晚报》)




刘文彩的三姨太凌君如,曾经是宜宾的一个风尘女子。刘文彩在宜宾做官时,与凌相识并结婚。1932年“二刘大战”时带回安仁老家。后因与几个姨太太不和而离家出走(图为三姨太凌君如寝室)。
刘文彩二姨太——杨仲华寝室.


1937年农历4月24日,已是52岁的刘文彩迎娶了他的最后一房小妾,25岁的五姨太王玉清。五姨太的身世很像苏童“妻妾成群”的四姨太颂莲,乡下小户人家的女子,能嫁到镇上大户人家,已实属不易。老夫少妻,婚后刘文彩对她十分宠爱,但她要在几房姨太太中周旋立足也破费心思。大太太吕氏在20年代病故,无后。二太太杨仲华育有四儿三女,地位显赫。三姨太凌 君如、四姨太梁惠琳互为表姐妹,与五姨太三人间争风吃醋,吵闹不休。但五姨太机敏乖巧,颇得刘文彩宠爱,直到解放时(1949年10月)刘病逝。这样的结果和颂莲还是有区别的。解放后,她又嫁了人,后来丈夫再次病逝,再后来,她就被政府记起,揪出来随时批斗。2004年,92岁的她去世,生前她一直坚持每天早、晚都要给‘老头子’刘文彩烧两柱香。一直以来,政府乃至媒体都想从她口中听到对刘的仇恨,但她却顽冥不化,一直记着刘对她的好,觉得自己曾经很幸福。刘病重时,不止一次对她说:“我死后,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话毕,他们相拥一起,泪水涟涟。这个女人就这样被彻底征服。


(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



图为五姨太王玉清寝室


王玉清用过的胭脂盒)。



  而当记者问及“你觉得解放前你跟刘文彩生活的12年,是否幸福?”时,经过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洗礼”的王玉清仍然显出“顽固不化”:“咋个不幸福嘛,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寄生虫’生活!”记者明显感到她对从前那段“好日子”的怀念和憧憬

  长期以来,盛传一种说法是,王玉清是在砍柴时被路经的刘文彩看中,并“霸占”到手的。而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传言颇不以为然,甚至生出几分气愤。当时的她双目圆睁道;“我是明媒正娶的!”
 在刘文彩已病死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作为他的五姨太,王玉清仍如此刻骨铭心地思念、祈福着他,仍念念不忘和他一起走过的日子,这于王玉清这样一个普通中国女性而言是喜,亦或是悲?
  怪不得有研究者在王玉清死后这样评价她,“她生前是中国大陆仅存的最后一个五姨太了。”“盖棺定论,她已经成为永远的五姨太,悲剧式的女人。”


刘文彩五姨太王玉清走了。一个女人,作为“五姨太”,她的命运是可悲的;一个女人,当她成为精神上的“五姨太”时,更演绎出历史的悲剧。记者眼中的王玉清——刘文彩的第五房姨太太,就是这么一个女人。毕竟, 王玉清已经成为过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人物。如此,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她。


五姨太王玉清猪市坝住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