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月出租公司电话:【阶层】他们为何“逃回北上广”？

来源： 人民日报2011年10月27日
崔鹏 李刚 谢卫群
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种种压力，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让不少人无法适应
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去年本报7月29日第17版《谁在"逃离北上广"》、9月16日第18版《"中产"的未来在哪里》曾对此作过报道）。
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引发了新一轮热议。"逃离"又"逃回"，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相对于大城市，中小城市有哪些特点？年轻人该如何结合实际安排自己的生活？
朱慧卿绘
经济压力小了，但精神需求怎么满足？
原以为在小地方生活，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并非如此。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年前，曾静离开了广州，前往广东东莞常平镇一家外企做企划投资。谈起这段经历，曾静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当初"逃离"广州的原因虽然很多，但真正吸引她的却是东莞这家企业"提供食宿"的福利。
"广州当时进行'城中村'改造，我住了两年的农民房不能再续租了，而且要立即搬离。"曾静说，"你不知道在广州租房子有多难！租金与楼价一样急剧飙升，在公司5公里范围内根本找不到2000元以下一室一厅的房子，光房租就要占月收入一大部分。"加上工作时间不固定，吃饭成了曾静面临的另一大问题：自己做太累，出去吃小店又不放心，所以她经常靠方便面、饼干、面包填肚子。
在大城市，房子贵、交通难、生活烦，票子却不够花，成为很多身处"北上广"的人逃离的理由。那么，节奏缓慢、房价相对低廉的二、三线城市，真的就是"世外桃源"吗？
"当时我想，东莞虽然小，但企业提供食宿、工作时间固定，收入低点也无所谓。"曾静说，但真正到了东莞，她却感到诸多不适应：企业提供4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跟大学宿舍差不多。有些室友经常带小伙子来玩，深夜才走，这让她无法忍受；食堂还算令人满意，厂里每月还把补贴打到饭卡上，但晚饭后走出厂区，根本没有休闲去处，连看个电视也要呆在食堂……
这还不是最难以忍受的。对26岁的曾静来说，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但厂里生活圈子太窄，那些经常试着约她出去吃烧烤的小伙子，无论学识还是眼界都与曾静的要求相去甚远。这不由让她怀念在广州星海音乐厅听音乐会的日子，留恋珠江边与友人聚会的时光。
几经考虑，今年10月曾静又回到了广州，继续她辛苦的打拼。但和一年前离开广州时的心态完全不同，现在的曾静多了几分稳重与成熟："工作虽然辛苦，但不会像以前一样心烦意乱。相反，我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人生处处是"围城"。原以为在小地方生存，压力会更小、过得会更舒服，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小地方物价低，但收入也低；小地方生活比较单调，远没有大城市丰富多彩。有了大城市生活经历、重新回到二、三线城市的"都市人"，感觉又跳进了一个"围城"。
一些专家表示，年轻人"逃回北上广"是一种人生围城的无奈。在一线城市，人们尽管背负着经济压力，却能满足一种无法替代的精神需求。这不仅在于大城市拥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也在于大城市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人们在这里可以找到更多价值观相近的群体，在经济高速发展中免于沉陷精神荒漠。
讲人情拼关系，"都市人"是否还适应？
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价值观的冲突或许更大
前几天，张超离开湖南老家，又回到了广州，多少带着一些失望。想当初，他离开广州回家乡时充满激情，但这么快"逃回"广州，出乎所有人意料。
最初，张超在广州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主管房地产销售策划，他的梦想就是在广州买房，将父母接到广州。但现实是残酷的，广州的房价一个劲往上蹿，就凭他每个月不到5000元的工资，是没法买房的。经过几年的打拼，他累了，想到了回家。
"当时考虑，如果能够回乡创业，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张超说，正巧有朋友介绍在湖南的一个地产项目招聘销售团队，他想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将业务上有来往的好友组织起来，组成销售团队与公司签下代理合同。此后，张超开始了艰难的创业。
都说房地产开发很"暴利"，但对于承销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团队来说，却是另外一番光景。张超说，销售团队原则上说是回家乡常德落脚，但实际上总在湖南全省以及外省"流窜"，他们的销售团队力量不是很强，无法与大的开发商、大的楼盘及商业地产接洽，实际就是在一些市县承销小的地产项目。
"在广州给客户服务的时候，主要是谈文案，很'文气'。但回到内地拼的全是酒桌上的功夫，文案写得怎么样不重要，销售创意也不重要，只要能签下业务就是'英雄'。"张超说。
更难的在于回款。完成销售业绩后，按照合同，对方应该将属于他们的款项及时付来--这在市场经济意识很浓的广州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但到了内地，"回款"就成了千难万难的事情，对方会千方百计扣除各种费用，拖欠回款更是家常便饭，张超承销的好几个项目回款至今没有着落。时间一长，这很影响团队的情绪。随着几个骨干成员的离开，销售团队不得不散伙。
带着失败痛苦，张超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到广州。按他的想法，在大城市继续打拼几年，今后即使要创业，也会选广州及其周边等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地区。"回内地创业，太辛苦。"张超说。
去年，赵文从北京回到了山东泰安，跟着自己的叔叔做体育用品生产销售，深刻体验到在中小城市做事有多么不容易。
为上一个新项目，他去当地政府部门办手续，折腾了半个月也没动静。最后还是在叔叔带领下，通过朋友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请客、吃饭、送礼、说好话，两天就搞定了。
"我不是不知道在小城市做事要讲关系，但不经历一次，还真难以体会。"赵文说，"以前叔叔总说我需要学的还多着呢，我不服气，现在算明白了。如果说大城市人们还有时间、精力用在做事上，在中小城市则要耗费很大一部分心力在处理人际关系上。"
专家认为，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往往更讲等级关系、人情关系。一些人到了小县城工作，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当地的人际交往模式，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
大城市与小城市，到底选择哪儿？
人们应该慎重选择发展的地方。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优点、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到底在大城市发展，还是到小城市谋生？
或许，这个问题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人们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一线城市工作过的人，虽然面临着买房压力、户口歧视等，但二、三线城市也绝非世外桃源，不少人无法适应城市间的巨大落差。如何选择，人们应该考虑自己的能力、性格、家庭等多方面的因素，慎重做出决定。毕竟，大城市和小城市各有各的优缺点，只有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才能生活得更幸福。
夏玲从江西南昌一所大学毕业后，2006年托朋友在上海找了一会计工作。一年之后，夏玲很不适应，房子太贵、交通太难。后来夏玲回到老家，生活虽然安逸了，却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苦恼。
在人们眼里，夏玲从上海回来，一定是能力不行，或者有啥情况，这让她找个对象都很难。"我还是要回北上广。"夏玲说，后来她又南下广州，不仅找了一份工作，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
实际上，无论"逃离北上广"还是"逃回北上广"，目前都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难以说明这些现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趋势。但之所以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主要反映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状态，公众试图找到一个表达生存压力的话题。
当然，即便"逃回北上广"，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房价依然很高、生活成本依然很大。为了不让年轻人再次因为这些现实问题而纠结，大城市应该积极解决他们的安居问题，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生活有了保障，人们的发展才能有奔头。
专家表示，大城市毕竟容纳能力有限，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需求更多，政府应当更加重视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多为中低层社会成员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为年轻人搭建更大的就业、创业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最直接的体现，更是为地方发展注入活力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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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逃回北上广：有权力寻租就有“拼爹”
来源： 2011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
杨于泽
两年前，部分白领逃离"北上广"；两年过去，逃离的白领又纷纷逃回"北上广"。据专家总结，大城市往往更加开放、相对公平，而二三线城市是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白领想发展更难。
拿小城市与"北上广"进行比较没什么不对，但如果是我们把自己对小城市和"北上广"的想象强加给它们，然后进行对比，结果就会很诡异。单说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没人敢"诬蔑"它们对创业者和就业者不公平；但如果在比较中有褒有贬，我们大力恭维"北上广"不拼爹的同时，就可以大胆地揭露二三线城市专门拼爹了。
关于中小城市拼爹的说法，鉴于大家的切身体验以及道听途说，其实也不好否认。中小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可以被视为熟人社会，也就是人情社会，加上监督力量薄弱，拼爹几乎有其必然性。
相比之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基本上是所谓陌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了。这里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中外企业提供的机会多，而企业相对重视应聘者的知识含量、专业能力，使很多没有社会关系的年轻人有了晋身之阶。再比如政府招录公务员、国有企事业单位进人，由于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就显得公平公正一些。
但要说"北上广"或者其他大城市不拼爹、不讲关系和人情，那也不是事实。有媒体报道，很多中国上市公司都有多位前官员担任高管甚至很多跨国企业也越来越"入乡随俗"了。前官员在公司中担任高管，部分具有"酬庸"性质，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肩负打通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任，可以说关系学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了。
拼爹和讲关系，固然可以视之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遗迹"，从这种意义上说，二三线城市自然比"北上广"的拼爹味更浓。但拼爹、讲关系的根源，是公权力尚未得到规范，加上外部监督跟不上，掌握权力的人倾向于权力自肥，并且惠及自己的亲朋好友。从这种意义上说，在拼爹的问题上，"北上广"与二三线城市不会有太大差别。
事实上，缘于权力配置的金字塔结构，中小城市在拼爹、讲关系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越是在"北上广"，权力层级越高，权力掌握的资源越多，二三线城市越是有求于它们，"北上广"寻租的机会也越多。曾几何时，北京有县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之多，虽经有关部门大力裁撤，驻京办至今未见实质减少。每逢年节，送礼车辆必致京城交通堵塞，足以说明"北上广"恰是关系运作的大舞台。
逃来逃去的白领之所以对小城市拼爹印象特别深刻，根源在于他们逃来逃去时的身份转换。白领到小城市，瞄准的多是公家铁饭碗，这正是群雄逐鹿之地，拼爹是自然的；或者立志创业，公关就成了必修课。如果是在"北上广"，小白领们多半安心做他们的公司小职员，拼爹、公关之事自然不必他们操心。在中国，其实不分"北上广"与二三线城市，哪里都得拼爹、讲关系，问题只在于由谁来拼、轮不轮得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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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谁在“逃离北上广”
人民日报2010年7月29日
鲍丹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谢正军绘（人民图片）
7月24日，四川省南充市举行的女性就业大型招聘会，吸引了大批高校毕业生。 陈宏摄
①"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
镜 头
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 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 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②"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镜 头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如今，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现在的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专家解读
除武汉外，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长期关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召元认为，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但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著增强。
任远谈道，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
他介绍，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 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③"干不下去只有'逃'"
--求职者应正视一线城市的"挤出"效应
镜 头
32岁的苗新庆，在深圳奋斗10年后，带着妻女回到了内蒙古呼和浩特。
"我是真的'逃离'，实在干不下去了，只有'逃'。"苗新庆10年前大学毕业时曾有两个选择：到内蒙古某县级市民政局当公务员，月薪700元；到深圳一家家具企业做销售，起薪1600元。"当时就觉得700元实在太少，如果能有1000元都会老老实实地做公务员。"而那时，深圳在苗新庆脑海里，是一个到处有机会的地方。
事实上，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苗新庆干得就不顺利，总也完不成任务。连拿了三个月底薪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了，主动辞职又找了份工作。"后来就是频繁跳槽，我发现自己根本不适合做销售这类对个人能力要求比较高的工作，但做管理，如果和老板没有很深的交情，也很难坐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工作10年，苗新庆的工资最高曾到5000元左右，且不太稳定，而此时深圳的房价已涨到上万元，已结婚生子的他租住在城市边上的旧房里，为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孩子的奶粉钱发愁。"我发现自己能力其实很平庸，在深圳很可能一直干不出来，年纪再大说不定连份稳定的工作都找不上。"
去年春节回内蒙古老家，他动了离开深圳的念头。"我的中学同学现在月薪基本能达到4000元以上，连我妈作为一名退休老师的养老金都有近3000元了。"
专家解读
许召元认为，一些人被迫"逃离北上广"，实际上是受城市的"挤出"效应影响。
今年4月，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进行的"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流动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近半数城镇居民将北京、上海和广州作为首选。 "在一段时期内，一线城市由于集聚大量生产资料、社会资源，拥有绝对的发展优势，由此带来人才'集聚效应'。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加剧，'挤出'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许召元说。
许召元认为，一方面，年轻人要正视这种"挤出"效应的存在，认识到大城市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美好，要坚持留在大城市发展，必须对竞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有必要的心理准备，同时要抓住一切机会努力丰富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自我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管理者也要在加强城市包容性上多做文章，既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创造发展环境，也要为低学历、低技能的年轻人提供生存条件，毕竟城市发展需要多样化人才。
任远表示，"挤出"效应不仅反映社会竞争激烈，也说明一线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还有"进步"的空间。比如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吸引人才；再如从更大层面上实现智力资源的畅通流动和循环。以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为例，可以跨区域研究中心等方式，使一线城市上海的人才能方便地在其他城市工作，也能随时使苏州等城市的人才到上海来工作，让各类各层面的人才随时随地发挥最大价值。
④ "最怕高不成低不就"
--理性、多元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价值实现
镜 头
7月6日，中国矿业大学应届毕业生陈嘉陵登上了前往包头的火车，准备到当地一家合资煤矿企业报到上岗。这并不是小陈唯一的就业机会，三个月前他还接到过北京某研究机构的"录取通知书"，但经过反复对比，小陈最后还是放弃了北京，选择包头。
"选择包头，是因为待遇高，发展潜力大。"陈嘉陵告诉记者。北京研究机构工资低，虽然代交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三险一金"，但不给编制、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包头公司在试用期的工资就能达到5000元，"三险一金"全上，落不落户由自己定。"最关键的是岗位与所学专业对口，作为应用类学科的学生，能够学以致用，让我觉得更能实现自我价值。"
记者问："大学生工作好找吗？"陈嘉陵说："这不仅看各人的能力，也要看各人的态度。"他告诉记者，他的大多数同学和他一样，已经找到工作："选择安逸的，就在徐州当地或者回老家就业；不怕吃苦的就到各个矿区去工作，虽然工作条件艰苦，但肯定会快速发展。找工作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既吃不了苦，又不想在平凡岗位上默默无闻，有些同学工作至今仍无着落，大多是这个原因。"
专家解读
青年人到底该选择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呢？任远建议，青年人不管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坚守"北上广"、"奔向北上广"，都应该建立在对城市环境和自身发展的理性选择基础上。
他说，陈嘉陵的选择，体现了当代青年择业观的理性和多元化。过去那种"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一心往一线城市奔的择业观开始松动，发展机会、收入水平、社会福利等成了青年择业时综合考虑的因素。理性的、多元化的择业观有助于青年人自我实现。创业明星马云没有坚持在一线城市上海发展，而将创业和发展的地点选在二线城市杭州，正是出于对自身发展的理性判断。
任远认为，在信息化、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日益增强，这有利于为不同地区的青年成长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环境。去或留的决定，都是青年人经过理性思考后的选择，都应当得到尊重，城市要做的就是尊重他们的决定。对于外来移民，城市不应设置排斥性规则，对于有迁出意愿的人，也不应设置迁出障碍。无论是"逃离北上广"，还是"奔向北上广"、"坚守北上广"，都有助于推动城市间人才流动，有利于人才的合理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