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听众课后第三题:凤凰周刊

内地官员放贷暗潮

记者  熊剑锋

经济学家汪丁丁发现，最近朋友之间流传一个关于官员们相互见面问候的新短句：你的钱，几个点？“我询问了几位朋友，不假，官员放贷的收益，折合年息60%，或者更高。目前，很流行呢。”汪丁丁说道。

这只是最近关于公务员放高利贷传言中众多版本的一个。随着大陆高利贷资金链断裂事件的集中爆发，高利贷中的公务员资金也就是所谓“官银”的身影逐渐清晰。

公务员介入高利贷

今年9月底，一起温州高利贷崩盘的事件揭开了公务员放贷的黑幕。

据媒体报道，2009年左右，温州人施晓洁用当地民营企业顺吉集团的名义，以高息向社会集资13亿元。今年9月初，资金链断裂，施晓洁举家外逃，数日后被当地警方抓获。进而揭开这起集资案中的“大约有八成的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

“这些因为高利贷崩盘跑路的老板或者担保公司，一般都和当地公务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发财。”温州当地一位司法界人士对媒体表示，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非常普遍”。

由于当事人身份敏感，多位官员和担保公司负责人均拒绝了《凤凰周刊》记者的采访请求。但是梳理以往公开的非法集资的案件，可以发现公务员涉入高利贷早已是黄河泛滥。

在震惊中外的吴英案件中，多位公务员在吴英高息集资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仅根据起诉意见书，义乌至少有20名左右公职人员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牵扯进吴英案。

其中，身份为义乌市文化局文化稽查中队长、被吴英称为“表哥”的林卫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据起诉意见书，“从2006年3月30日至2007年1月，吴英共从林卫平处吸收存款4.7441亿元之巨，截至案发仅归还9707万元，支付利息5001万元。”

吴英吸收存款的利息约为7厘-1分/天(年利率约为256%-548%)，而央行贷款年利率一般在5%-6%之间，两者相差近百倍。

林卫平经手的巨额资金中，很大一部分又来自于公务员群体。首先是林卫平在义乌市文化局的同事，其在2006年全年共向9名同事吸收存款高达2000万元。其次是义乌市环保局、交警队、稠江街道、稠城街道、义乌市中心医院等第三类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处，共借贷740万元。

今年年初震惊中外的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杀人碎尸案件，也间接暴露官银踪影。当地政法界人士透露，谢再兴以1000万元为本金放在某担保公司放高利贷，按照每月5分利率领取高额利息,由于谢的特殊身份,每月50万元利息在去年11月之前都打入情妇的银行卡,杀人后谢一次性全部取走本金。

有的时候，官银并不单纯以高利贷的形式出现。还有着更为复杂的获利模式。

今年上半年浮出水面的云天房开案就是一例，在这个案件当中，开发商温州云天房开公司首先高息集资6亿多元从市场上拍得土地，其中包括了相关监管机构官员的资金。这些资金基本月息3分起，参与赚高息的官员为了保证自身资金安全和回报，第二步就开始与房开老板联手，采取非法融资和金融诈骗，向银行、社会借贷，一房多卖等手段，套取金额近20亿元。其中就包括云天房开负责人徐世国与平阳县房管局相关官员相互配合，对其所开发的平阳“鳌江21世纪商住广场”实施一房多卖，骗取三亿多元资金。

而更为夸张的一个案例是，今年8月案发的涉及15亿元的原瓯海区国土资源分局公务员王晓东案，据《南方周末》报道，参与此案的仅温州瓯海区政府机关的人员就有160多人。

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侦查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多万元、1500万元、2075万元、3500万元到8000万元不等。

公务员介入高利贷不仅仅存在于温州地区，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官银已呈燎原之势。

据新华网报道，福建龙岩不少公务员套取银行低息贷款资金，高息存放在投资或担保公司，然后由担保公司以更高的利息放贷出去。以一位公务员月转贷20万元、月息2分左右的利差来计算，1个月有4000元的纯利息收入，1年接近5万，相当于多拿一份公务员工资。

龙岩银监分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今年在银行信贷收紧的情况下，个人客户向银行虚假申贷套取贷款资金转手借给担保公司、典当行或者民间借贷，以赚取高额利差的动作异常活跃。

官银介入高利贷之普遍，以至于浙江省江山市有关部门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这是浙江省首个严禁公务员涉足高利贷的文件。

中国人民银行江山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则称：出台此类意见是要求公务员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从上述《意见》严禁公务员从事的事项中，大致可以勾勒出公务员介入高利贷的路径和流向：1.从事、参与非法集资；2.从事、参与民间高息借贷活动；3.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在非法民间融资中谋求利益；4.为民间高息借贷者提供担保；5.为从事、参与非法民间融资活动提供保护；6.从事高利转贷行为。

其中担保公司和高利转贷是官银牟利的主要渠道。担保公司其本身的业务只是提供中间担保收取手续费，但是由于担保利润微薄，如帮助一家企业从银行贷款1000万元，能获得几十万元的服务费，加上银行信贷收紧，担保业务难以为继，很多担保公司做起了高利贷的生意。

最近几年，担保公司实际已经成为温州民间放贷的主力军。其资金来源包括三个渠道，其一，来自于民间普通人的资金。其二，来自于企业担保业务所缴纳的保证金，拿出去再放高利贷。其三，则是来自于公务员的资金。

温州救市另有隐情？

在温州高利贷资金链条断裂之后，大量企业主纷纷外逃，公务员的借贷资金深陷其中，不仅利息没有着落，还面临本金都有可能无法收回的结局。

官银为何能大举进入放贷市场？一位地方企业主诉苦，“官员找上门说要给你放贷，你拒绝不好吧。”但更普遍的是，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成为企业另一种形式的利益输送或者行贿的渠道。一些企业和官员之间往往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有官员对《南方日报》称，“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

那么，官员哪来这么多放贷资金？官银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自有资金、银行资金和亲朋好友等几个渠道，其中又以银行资金为主。由于公务员的工作特性，银行对这一群体的授信额度往往较高，有的银行甚至达到了上百万元，而且不需要任何的担保和抵押，如处级公务员仅信用卡的投资额度就高达三十万元。

不仅在额度上受到优待，公务员向银行贷款的手续流程也更加简化，贷款利率往往都低于一般借款人。宁波银行专门推出过一款“白领通”的产品：符合相关条件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在编人员只要办相关手续，就可以享受一项额度为5万-30万元的指定贷款业务。 

温州当地很多公务员由于地位、声誉较高，往往能够募集到较多的民间资金，某些公务员甚至成为一个个民间资金募集的节点。

实际上，这种从银行贷款再以高利贷出的行为已经属于高利转贷罪，但在温州已经属于法不责众。一位在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家告诉本刊记者，当地乡镇及其以下级别干部的高利转贷行为已经公开化，级别较高的则相对隐秘。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高利贷链条断裂的结果是，银行某种程度上已经被绑架。据温州银监局局长张有荣透露，温州有21家银行在此次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中受到牵连。

另据媒体报道，在温州高利贷资金链条断裂爆发之后，温州市地方当局两次向中央政府求救，请求央行提供金融稳定再贷款1600亿元。

温州市当局更是强令银行不得停止企业贷款，10月中旬，温州市政府召集当地各大银行机构召开银企协调会。银企协调组组长陈乐慧日前表示，银企协调组明确了一旦银行因擅自抽贷、停贷或者延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将予以责任银行必要的处罚；同时，要求各银行在企业贷款到期后，在两个工作日内予以续贷。

这一行为引来了社会质疑：一、如果央行施以援手，是用纳税人的钱鼓励金融违规行为；二、温州强令银行续贷举措直接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商业银行依法开展业务,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温州地方当局如此救市，不仅无异于是开动印钞机，重新向通胀严重的实体经济投放钞票，更为严重的是，在部分市场人士看来这实则是为参与放贷的温州官员解套。

在此次涉及高利贷资金链断裂的事件中，不少官员的资金都是直接来源于银行，也就是所谓的高利转贷。一旦放贷资金无法收回，银行贷款无法归还，其高息放贷行为必然曝光，而根据公务员不得经商的相关规定，对于公务员来说其后果难以承受。

官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由于官办金融机构垄断了市场准入和供给，造成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金融资源稀缺下导致资源寻租行为。一些经济学家对此建议，一方面固然要打击，另外一方面扩大金融服务供给，降低寻租收益才是釜底抽薪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