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喝豆浆减肥吗:牌照下的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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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照下的惶恐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7月15日 13:46  《中国企业家》杂志

  牌照下的惶恐

  清退外资、调整企业结构、所谓告状、所谓投靠……支付企业之所以在过去几年惶恐不安,与牌照政策有意留白、审批为安有直接关系

  文 | 张子鹏   本刊记者 袁茵  李聪

  “水本来已经变清了,现在有人又把它搅浑了。”易宝支付CEO唐彬轻叩着沙发,谁是搅水者?唐彬一笑,不语。

  2011年5月26日,27家第三方支付企业获得了由央行首批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提交申请的共有32家,看起来拿牌率甚高,不过,若回溯它们漫长等待的6年,所经历的痛苦调整、艰难游说,拿牌实在是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没人大张旗鼓公开庆贺。低调,也是牌照颁发机构央行对此次拿牌企业的要求,据说一些提前宣布获牌的公司事后被要求“写检查”。牌照通过专递形式送到企业手中,上面写的颁发日期是2011年5月1日。之前,2010年至少传出过三次牌照即将发放的风声。

  虽然发牌前暗流涌动,发牌后却风平浪静,直到支付宝事件愈演愈烈,就像触动了一个机关,种种隐秘之处都浮上水面,走向、影响及范围,早已在当事人控制之外。

  外资撤退

  牌照发放前,外资大撤退。

  2010年6月,央行正式对外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简称“二号令”),这也是央行首次公布第三方支付公司的“行为守则”。

  二号令中关于外资股东的规定最受关注:“外商投资支付机构的业务范围、境外出资人的资格条件和出资比例等,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报国务院批准。”“另行规定”语意模糊,在首批申请牌照的32家公司中,约半数以上都有外资背景。

  二号令下发前,央行是否曾就外资持股问题听取第三方支付企业意见并进行过足够沟通,是个罗生门的版本。

  2011年5月23日,支付清算协会成立,它官方背景浓厚,由央行主管,国家开发银行行长蒋超良为第一任会长。“大概有七八家第三方支付企业从2010年初就参加了协会的筹办会,支付宝也在其中。”一位业内人士透露,“央行与参加筹办会的大公司有一些沟通。”

  另有与会者透露:“最开始讨论外资比例最多能不能达到25%或是49%,后来放得更开了,甚至连80%的控股比例都在会上讨论过。”

  不过,参加此筹备会的另一家企业则指出,二号令发布前所谓沟通主要是向地方支行提供一些数据,包括每月监管、托管报表等,“央行要数据只是为了解业务。”据了解,报备信息比获取牌照所需提交的信息要少得多。

  央行总行层面由支付清算司领衔第三方支付行业相关工作,条法司、反洗钱局(保卫局)和科技司也参与其中。央行早期最担心两方面:资金安全性和渠道安全性。前者强调托管资金不被侵吞或挪用,后者则是为防范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和诈骗的介质。

  二号令发布后,央行与第三方支付企业正式接触密集起来。快钱创始人关国光记得,央行在全国多地召开了至少几十次相关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包括银行和主流第三方支付公司,央行对所有获牌企业都提出了各种整改意见。

  研讨内容涉及发放牌照的各方面细节,其中关于外资在公司中股权结构的问题占据了大量讨论时间。

  讨论细节不得而知,可是申请牌照的企业渐渐明白,如果有外资成分将可能撞上“玻璃墙”。牌照发放前,所有涉及外资参股的企业都忙着更改股东结构。

  北京银联商务原有的三家外资股东共计14.03%: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持股8.11%)、King Express技术有限公司(持股4%)及香港安宁控股(持股1.92%)。自2011年3月份开始,其原有中方股东中信产业基金和雅戈尔(10.28,0.20,1.98%)接收了外资股东全部转让的股份。北京银联商务为中国银联关联公司,有半官方色彩,外界将它彻底内资化视为风向标。

  拉卡拉股东中也有晨兴创投等外资股东,申请牌照前它将外资股权全部转让给了联想控股。其创始人孙陶然认为自己情况比较特殊,拉卡拉本来就在朝联想投资核心资产的方向走,即使没有二号令,联想控股原本计划在2011年或2012年对拉卡拉进行增资扩股。“因为要申请牌照,等于把这个计划提前了一年到半年。”

  唐彬则强调易宝支付的股东结构问题在申报之前已解决,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解决方案既要满足相关规定,又要保证股东利益”。

  从2号令推出到牌照下发有11个月时间,可多家公司都是在2011年2月之后才紧急调整。一位业内投资人告诉本刊记者,不到“最后一刻”外资难免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能继续在这个高增长行业里分一杯羹。

  “我们被迫退出。形势已很明显,要是不退出央行就会不发牌照。”一位遭到清退的海外投资者告诉《中国企业家》,“支付公司和我们都与央行沟通了多次,但央行就是说有外资不行,可它也不说明根据什么法律和文件,就是不批。”他有些气愤,央行政策表面并没有说外资不行,是怕公开违反中国对WTO的承诺。如今文件上说要“国务院另行批准”,他理解为“实际上就是不批”,“不明说,让你自己体会,这是政策上最可怕的地方。”据他透露,外资可以挑选受让方,但要同中方大股东商量,“因为时间紧迫,所以能够挑选的空间很小。”

  央行一名金融研究员向本刊表达了另外观点,外资处理需要协调商务部来进行规范,“这至少是两个部门的工作,上交国务院进行协调并无不妥。”

  对第三方支付外资管控,央行采用了比银行和信用卡等金融业务更为严格的标准,马云曾提出,支付宝数据关乎国家的金融安全。上文提到的遭到清退的海外投资者认为,“这实在是牵强。中国能够让外资占银行的49%股份,保险公司的25%,一个第三方支付怎么会涉及到国家安全?”

  “上升到金融安全角度来谈是站不住脚的。”另一位投资人也认为,“外资是财务投资者,具体运营的是中方团队,所有数据都在中方服务器上,只要运营团队不愿意,外方怎能看到?”

  本刊曾就此致函央行,央行某工作人员透露,“央行暂不适宜发言,等到合适时机会出面。”

  央行是怎么关注上VIE的?

  用“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来形容腾讯旗下的财付通最恰当不过。

  6月14日,马云在杭州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支付宝事件来龙去脉,为了自证清白,将中国互联网界心照不宣的协议控制(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VIEs)摆上桌面。次日晚间,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方兴东微博爆料:“据可靠消息,腾讯财付通的牌照已经收回给央行深圳分行,央行责令腾讯整改,六个月内解除协议控制。”

  6月15日恰好是腾讯开发者大会,各事业群都借此抛出自己的开放计划,唯有财付通保持缄默。VIE问题铺天盖地而来,让其不堪其扰。“现在有人想拖财付通下水。”财付通公关市场负责人张抗说。

  财付通坚称传闻完全失实,牌照被央行收回一事纯属谣言,同时也与协议控制划清界限,称自2006年开始就是纯内资公司,内部从未有过协议控制这一概念,“更不清楚这一概念由何而来”。

  其实,没有互联网企业不知道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协议控制”模式源自新浪网纳斯达克上市时的创造,后普遍运用于互联网、出版等“外资禁入”行业的企业境外红筹上市。

  对将“协议控制”作为靶子,投资界人士与互联网公司非常不满,较为一致说法是“没有VIE就没有中国互联网”。

  唐彬认为,VIE结构本身就是一个技术性操作,既合法又保证股东利益。“所有海外上市互联网公司,除了这个结构还能有什么结构呢?”他认为,这样既能保证股东利益,又满足法律要求,是全球商业默认的准则。

  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觉得,VIE结构一直运转良好,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不管因为什么将问题扩大,把焦点导向VIE结构,其实对整个互联网行业并无益处。”

  力挺VIE的声音中其实隐藏着业界的一种隐忧,即监管机构突然对VIE“产生兴趣”。“主管部门不用真的出台条文,只有‘表示关注’就足够引起行业波动了。”一位投资者说,这件事搞不好会影响未上市公司的资本通路。

  协议控制成为话题,源于马云透露,2011年1月26日央行发传真函件要求各申请牌照的支付企业声明有没有外资直接控制或者协议控制。

  央行为何突如其来质询协议控制?据本刊调查,始作俑者在支付宝外另有其人。经多位知情人士证实,协议控制风波缘起“内部举报”。某家现已拿到牌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向央行反映,支付宝等多家企业采取了协议控制模式,由此引起央行重视。据说,该举报公司本来出发点是让央行意识到VIE模式普遍存在,并由此对自己也网开一面。

  想不到弄巧成拙,央行并未轻易放过这个问题,窗户纸就此捅开。令许多业内人士郁闷的是,这次真是“无事生非”,等于企业界“倒逼”央行关注VIE。

  6月中旬,支付宝事件后,据传央行给多家已获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企业发函,因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要求各家企业对是否存在外资直接或间接控股作出明确说明。

  据本刊了解,央行确实向支付清算协会理事单位征询意见。这种对理事单位的意见征询,在支付清算协会内部经常进行。孙陶然对此感觉是,支付协会在了解:企业发展是否需要外资?如果需要是什么类型的外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允许有外资?

  这次询问由央行各地分行操作,各地采取的形式不同,北京开了一次会。

  实际上,第三方支付企业不善于从富于弹性的言辞中揣度主管部门的真实意思。例如对1月份央行发的函,有企业就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报备而已”,但也可理解为“暗示”或“提示”。

  “VIE模式是长期存在的机制。”一位央行金融研究员表示,“政策设计者肯定要考虑此问题。有人担心会一刀切,或者不顾历史,要求企业要么斩断VIE,要么去死,这种想法太夸张了。”

  “暗战”后牌照时代

  “过去几个月,支付牌照一再拖延,可见背后游说何等惊心动魄。”中欧陆家嘴(14.24,0.21,1.50%)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说。

  每一张牌照背后都有巨大利益,角逐并不会因支付宝事件平息而结束。

  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欧阳卫民曾将第三方支付牌照比喻为情侣之间的结婚证,“重要的是爱情,而不是这张结婚证”。可更多企业界人士认为,这张“结婚证“,至少和“爱情”同样重要。

  而已获得牌照的企业中,许多都根据二号令规定对相关业务进行了范围调整,这等于暂时划定了各自的业务界限。

  二号令中,与牌照相关的业务范围有四类:网络支付、预付卡的发行与受理、银行卡收单及央行确定的其它支付服务。

  “拿牌大户”上海有十家获牌企业,无一家获得发行线下预付卡牌照,只有以移动电话支付见长的捷银公司,能从事仅限于实名支付账户充值的线上预付卡发行,而包括北京、海南、深圳等地五六家企业,则获得了发行线下预付卡权利。

  北京第一批获牌公司中,没有一家将银行卡收单和预付卡业务放在一起。上海获得牌照公司里就有兼具两项以上业务的公司,支付宝同时获得了六项支付服务许可。

  审核尺度在各地略有不同。“北京非常规范严格,当时压力特别大。”唐彬说,“牌照能‘运作’的可能性应该不多,申请牌照时如果央行有意见,能做的就是赶紧调整。”他认为,牌照会改变行业外部环境,即电子支付与传统支付之间的格局,第三方支付能够更容易进入原先难以攻下的传统领域。比如一直相对封闭却又被各家支付公司看好的基金行业。

  此前基金管理公司与第三方支付合作谨小慎微,几乎都与银联合作。而据唐彬估计,有了牌照的“认证”,基金行业估计很快就要开放,大家可以公平竞争。

  孙陶然亦有同感,拉卡拉需要广泛同银行合作,此前没有认证,不同银行,甚至银行不同部门之间都会有不同意见,“人家不知道你是否靠谱。”

  “高成长性决定了第三方支付是值得激发的行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朱晓明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牌照颁发会让更多的客户增强对第三方支付企业的信任感。

  孙陶然还希望看到,牌照能带来“更清晰的业务规则”。支付行业内最大恶性竞争就是压低手续费,其中又以银行卡收单为甚。拉卡拉自称曾深受其害,“要么失去客户,要么也去违规。”孙愤愤地说,他期待牌照发放后掠夺式增长会得到控制。

  不过,也许还远远未到大局已定的时刻。对第三方支付公司来说,银联系和支付宝是两个巨大存在,谁也难以确定未来它们触角可以伸多长。

  目前多家支付公司都聘请了银联系前高管,且与银联系有业务接口。“说心里话,如果银联来收购,我高兴得不得了。”一家刚创业不久的支付企业负责人说,其还未拿到牌照。他并不太欢迎支付宝,因为听说支付宝过于强势。

  更大悬念在于下一批牌照何时,如何发放。

  第一批申请牌照32家企业中,上海银联、上海畅购、上海富友金融、上海得仕和联动优势五家公司未获许可,它们在加紧争取。五家企业之中,联动优势股东是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业内人士指出,联动优势业务量不够大是未获批主要因素,另外,有银行业内人士透露,两个大股东双雄并立,分歧甚多。上述人士预期联动优势会出现在第二批牌照名单里。

  还未获得牌照的企业也有自己生存空间。6月13日,国内首家活动收款平台友付上线,并宣布获得首轮风险投资。友付投资人、原点资本创始合伙人李童介绍,友付目前业务是对各种在线付款方式的整合,并对于活动这一细分市场推出增值服务。它所支持的企业都有支付牌照。而友付系统并没有新的支付渠道和接口,且没有资金停留,故不属于第三方支付须获得牌照的范畴。

  “大的支付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各大行业应用上有很大优势。例如银联系统对国内和国际有各种支付系统的接口,但围绕支付平台为某一类消费者细分市场提供增值服务,还有很大的空间,这就是小企业的机会。”

  “对于如何向央行申请牌照,我认为三方面很重要。”李童分析,“想清楚你提供的到底做什么业务;公司结构是什么构架;这个业务是否属于央行认可和支持的范围。”

  根据二号令,以2010年9月1日为起点,一年内未取得牌照不得继续从事支付业务。可其实9月1日未必就是未获牌公司的生死线。牌照仅针对需要进行支付清算的非金融机构,但是仅作为自己店铺的单用途卡,无牌的情况下依旧可以运转。

  移动支付机会是公认的第三方支付产业下一个增长点,支付宝、易宝支付、快钱等都在制订自己的战略,计划申请到相关资质后,再开展业务。朱晓明指出,虽然国内三大运营商尚没有入围拿到支付牌照,可中国电信等正在积极布局移动支付。这个战场将更加热闹。

  “只要有准入问题,牌照就是一道硬门槛。”易凯资本CEO王冉在博客文章《制度之责与马云之错》中写道,“过往无数事实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在准入审批和牌照发放方面价值取向通常都是稳字当头,……实际这种有意留白、过度监管、审批为安、一切唯牌照论的价值取向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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