薏米红豆汤减肥:知行合一难在哪？

王守仁：“知行合一”、“各得其心”
编者按：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子。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思想有和教育家。王守仁继承了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和“心即理”的学术思想，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提出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以知为行，知而必行，行而后知，其中蕴含着许多有价值的认识和道德修养思想成分。他又明确地宣称平生讲学，专在“致良知”三字。他以“良知”为人人具有的“良知自知”，是“有教无类”的理论依据。从“致良知”的中心思想出发，主张教学重在引导学者“各得其心”。
王阳明以“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学说作为反对朱学的精神武器，批评理学“外心以求理”，同时猛烈抨击朱熹以及当时学者那种“循章摘句”、“支离决裂”的恶劣风气，明确破除当时的迷信，独树一帜，另立体系，是时代的勇者。他所倡导的、所身体力行的，就是一条以内圣带动外王的路线，其中包含了一种道德和形而上学的复兴的要求，以及对宋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的一种反抗。
正文：
[原文]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既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云“知茛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加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先其本心者也：
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既理也。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訚而不达之处：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所以谓之不知义也。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斫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
[释读]
来信说：“‘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这是学者要切实明确的教育观点，定为亲身实践才行’。假若把行真的当做知的话，恐怕人们会专注于对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肯定会有模糊认识和不能通达的地方，这哪能成为圣门知行并进的传统？”
认识达到了真切笃实的程度，便是行动；行动到了明确的感悟和精微察知的程度，便是知。在实践中，知与行本来就是不分离的。只是因为后来撑者把知与行截然分开，分别下工夫，背离了知与行的本义，因而才有了“知行合一并进”的观点。“真正认识到了就可因此而称其为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其为真正认识”，就像是来信中所说的“知道了食物的味道才吃”那些话中的意思一样，前面已经简略地分析过了。这虽然是为了切实挽救失误才阐述的观点，然而，知与行的关系，本来就是这样的，并不是用我的意想使两者的次序有所改变，暂且创立了这么个观点，以求一时苟且。所谓“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却了事物之理”，这样讲大概已经失却本心了。
事物之理不在自己的心外。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就没有事物之理了；舍弃事物之理而求理于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又有何物不能包容呢？心的本体，就是性。性就是理。所以，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有孝之理；没有孝敬父母的心，就没有孝之理。有忠君的心，就有忠之理；无忠君的心，就没有忠之理。理怎能在自己的心外呢？朱熹说“人之所以要学习一原因，在于心与理罢了。心虽为一身之主，实际上却管理着天下理；理虽然分散在万事万物之中，实际上上不外于一个人的心”，在这样的一分一合之间，已经难免会产生启发学者把心与理当做两回事的弊端。这是后来有人为什么会产生“专注于本心的探求，因此而失去了事物之理”忧虑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心就是理啊！到心外去探求事物之理，因而才会有模糊认识和无法通达的地方，这是告子“义在心外”的说教，是孟子批评告子不懂得义的缘由。心就是一切。从它整体上的同情忧惧来说，称做仁；从它处事合宜来说，称作义；从它处理的条理来说，称做理。仁不能到心外去探求，义不能到心外去探求，惟有理能到心外去探求吗？到心外去求探理，这是人们抒发在与行分离为二的原因；到自己的心中去探求理，这是圣人门下“知行合一”的观点，你何必怀疑呢？……
自《尚书》中提出“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的知行思想后，“知”与“行”成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王阳明之前传统儒家知行观中，广义上“知”是人的心知的统称，“行”是人的行为的统称；狭义的“知”主要是指道德知觉，“行”主要指道德实践。两者的关系是分离的。最具影响力的是朱熹的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知行观。
而王阳明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论证了“知行合一”的问题。在他看来，知行尽管可以分为两个方面说，但不能“分为两截”去做，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两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理。因此他批评“外心以求理”的“知行二分”，主张“求理于吾心”的“知行合一”。
[原文]
先生曰：“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随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尽要倾上，便漫坏他了。”（节选自《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下·门人黄直录》）
[释读]
先生说：“我们在致知上下工夫，只是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去做。今天的良知达到这么个程度，就随着今天的程度去扩充；明天的良知又有了新的开悟，便随着明天的程度去扩充，这样做才是精粹纯一的功夫。教他人学习，也必须随着各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进行。好比是一棵树刚刚生出萌芽，只浇些水就够了，萌芽稍长，便多加些水。从拱把粗以至长到合抱，浇水时，都是随着树所能接受的程度而增加的。假若是些小萌芽，把一桶水尽情倒去，就把树浸死了。”
王守仁用“致良知”三字来概括自己一生的讲学活动。“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寄正宪男手墨二卷》）。他肯定学习就是致良知，即挖掘和发挥潜能。如果自身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就可以成为圣人；如果发挥得不够完全，便是贤人；愚夫愚妇与不肖者虽然不能发挥他们的潜能，但是这种潜能并非不存在，只要充分地发挥出来，“即与圣人无异”。所以教导之法很重要。
而“随人分限所及”是其中的一条教学原则。在这里，人的“分限所及可以理解为人的接受能力的限度。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分限所及”是在逐步境长的；随着知识的积累，人的“分限所及”也是在逐步增长的。“随人分限所及”既有因材施教的意味，也有教育必须舌应人身心发展规律的含义。
黄宗羲：“学贵履践”、“经世致用”
编者按：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明天清初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主张“穷经”、“通史”、“经世致用”，对浙东学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夷待访录》是黄宗羲的政治论著，里面提出了具有近代民主色彩的改革要求，对君主专制提出了猛烈的抨击，
其中专列《学校》一篇，集中阐述了他对学校的主张。首先他主张各类学校都要成为讲政议事、确定是非、监督政府的机关。主持学校的是“学官”，为使学校能够真正地履行议论国政、监督朝廷的职权，学官应有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那么学官如何行使这种权力呢？黄宗羲主张天子和郡县官吏，都要接受祭酒和郡县学官的思想指导和政务监督。另外一方面，广开言路，使学校成为舆论和议政的场所，限制君权。这种力主学校议政、由学校决定是非的要求以及教学民主的思想，在当时无疑起到振聋发馈的作用。
黄宗羲继承了王阳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公言之而已矣”的思想，提出了“道”与“学”都“非一家之私”。真可谓千古不刊之论。
正文：
《明夷待访录·学校》
[原文]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①、布令、养老、恤孤、讯馘②，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③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④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簿书、期会、钱壳、戎(讼)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于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与？……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里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⑥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余则各还其业……
[注]
①班朝：班，次。班朝意为正朝仪之位次。②讯馘：讯，西周时对俘虏的称谓；馘，古代战争中，割取敌人的左耳以计功称馘。讯馘，指战后举行的献俘仪式。③辟雍：西周时，天子之大学称辟雍。④闾阎：里巷的门，泛指民间。⑤选除：选，铨选，量才授官；除，除旧任授新职。⑥六曹：州县官佐的分职，即吏曹、户曹、礼曹、兵曹、刑曹、工曹。
[释读]
设立学校是用以培养士人的。然而，古代的圣王设学的目的不完全是为养士，一定要使治理天下的方式方法都出于学校，设立学样的意图才算完备。不仅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在学校进行，有重大军事行动就在学校聚会将士，有重大案件审讯就在学校召集官吏和民众，有重大祭祀活动就在学校献祭于始祖，自古代的辟雍开始就这样实行了。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要使上至朝廷之官员，下至癌里之黎民，都能渐得学校熏陶，都具备诗书宽大的气象；天子所赞成的未必都正确，天子反对的未必就错误，天子终究也不敢自定错误与正确，而错误与正确要由学校予以公认。所以，养士只是学校的功能之一，而学校也不是仅为养士而设立的。
三代之后，天下事的正确与错误都由朝廷决定。天子所表彰的，就群起拥护认为正确；天子所惩罚的，就群起揭发认为错误。簿书、期会、钱谷、讼狱全都委派俗吏管理。有个别不逐风趋势的人出现，便认为他们的学校不符合社会风气的要求。这些人心目中的学校，成了科举嚣争，富贵熏心这地，也就顺从着朝廷的势力改变了职能；而有才能的士人，却往往出自民间，与学校开始不相干了，结果，学校连养士的职能也失去了。
巡时，学校的养士议政功能改由书院随担。书院认为错误的，朝廷就一定认为正确而予以表彰；书院认为正确的，朝廷就一定认为错误而予以惩罚。禁“伪学”，毁书院，一定用朝廷的权势“占得上风”。对那些不愿当官的士人施以刑罚，说道：这是带领天下的士大夫违背朝廷的人。“开始时，学校与朝廷不相干，继而，朝廷与学校相对立，不但不能养士，甚至于是在害士，还顺着以往的名称而设立学校，这是为什么呢？
郡县的学官，不必由官府铨选任命，应由郡县士人公议，聘请名儒主持。从百姓直到退体的宰相，都可担当此任，不受是否入仕的限制。学官有干涉清议的行为，学生们就可以共同撤换他，说道：“这样的人不配当我的老师。”学官之下设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学、身箭各有教师，都吸任学官自行选择。凡是城邑适龄童子，都自带粮食跟随学习。城外士人众多的人烟聚集之地，也要设置经师。民间有学童十人以上的，就由年长而未入仕的诸生充当蒙师。所以，郡县没有无师之士人，而学问之品有成就的士人，不担任六曹的官吏，就分别做教学工作，也不存在用不上的士人。
学校以外，城内外的所以寺观庵堂，大的改为书院，由经师带领；小的改为小学，蒙师带领，分别安置学生学习。寺庙的田产就隶属学校，用以补助贫穷的学生。佛寺道观的僧人道士，经考察，有学问品行好的归入学校，其作的人还归旧业……
陆九渊：“切己自反”、“发明本心”
编者按
陆九渊的教育思想是其“心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槐堂兴发教学开始到应天山建筑精舍讲学为止，陆九渊培养了数千名的学生。他的心学理论长期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在当时众多学派中独树一帜，而且直接开启了明代的阳明学派。
他提出“六经皆我注脚”，这就突破了宋儒通过笺注经书来表达思想的理论框框，为人们表达思想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其中蕴含的是对主体独立思考的肯定。
在教育方法上，陆九渊认为必须坚持向内不向外，为己不为人的反省内求的教育方向，并以“易简”工夫作为诸种教育方法的基本原则。具体的教育方法大致包括：辨志立志、改过迁善、学当知本、优游读书、师友相辅等等。他认为通过这些教育、学习和道德修养功夫之后，人方有可能成其理想的教育人格。
总的说来，陆九渊的教育思想体系，从本体论的角度论证了充塞宇宙之“道”“理”的客观性、实在性和普遍性，遵循其对“心即理”等命题的逻辑规定，提出了一系列与其本体论、心性论思想相互呼应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不乏真知灼见。
正文：
[原文]
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释读]
如果明白了学业的根本所在，（那么）六经都是我心的注脚。
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人脑至小，而天下国家、自然宇宙至大，却都能刻载在人的心中。佛家说芥子藏须弥，也是指这种辩证关系。
传统儒学中，“经”构成了文化语境的中心，注经就是“立言”的代表。学者多承汉注传统，以己意解经。唐代逐渐兴趣的阐发经义的学风到北宋时进一步发展。到了南宋，注解之风尤盛。而陆九渊的态度是反著述、反立言的。按他的观点，六经无非是对儒家的基本观念的不同阐述和发挥，主体（我）一旦把握了这些基本的核心思想，那么，六经便只能起具体的印证作用。因此，他认为对古书不可盲信盲从，而要发挥个人的能动性，进行重新的严格的审查和鉴别。
陆九渊一生中也没有一部队建设经学著作，文体中也只有短短几篇经学讲义。他的思想观点，是通过借取儒家经典的范畴、命题进行大段发挥、议论而阐述的。并且他利用经中言论作为自己观点的旁证，充分体现了“六经皆我注脚”的精神。
[原文]
事业固无穷尽，然先古圣贤未尝艰难其途径，支离其门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途之人皆可为禹。”曰：“人皆可为尧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人孰无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贼①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闲其戕贼放失之端，日夕保养灌溉，使之畅茂条达，如手足之捍头面，则岂有艰难支离之事？今曰向学，而又艰难支离，迟回不进则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贼放失，未知所以保养灌溉。此乃为学之门，进德之地。（《陆九渊集》卷五）
[注]
①戕贼：戕害，放失。
[释读]
成就事业的门径固然很多，但是古圣先贤并不主张采用“支离”的方式，不主张走艰难探索的路子。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孟子说：“夫道一而已矣。”说：“涂之人可以为禹”，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说：”人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哪个人没有良善之心，无须到身外去求索道，问题在于人们把良善之心戕害、放失掉了。古人教人们进行道德修养，只是要人“存心”、“养心”、“求放心”。良善之心，是人本来就有的，人们只是不知道予以保养反而把它放失掉了。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从根本上防范对心的戕害放失，日夜予以涵养，使其日渐充盈，如同手脚对头部面部的保护一样，那么还在做着艰难支离的事，迟疑不进，就是因为不知道他自有良善之心，不知道他的良善之心被戕害放失，不知道涵养心性的方法。这是成就学问的门径，增长道理的关键。
程朱学派以客观的精神本体“天理“为宇宙本原，而把“心”作为禀承“天理”的方所。“心”是气聚之物，未免受到物欲之蔽，产生人欲。人生的宗旨，就是要通过读经和事君事父、洒扫应对等“格物”活动以“穷理灭欲”，逐渐进入超凡入圣的境地。而陆九渊则把主观的“心”与客观的“理”完全等同。因此，他主张“切己自反”、“发明本心”的简易工夫，直接从主体省悟中探求与客体的自同，达到心、理合一的目标。
陆九渊指出，对人来说，虽然作为一种天之所予的人之本心是浑然至养的，本心自满自足不假外求。但是作为现实的人来说，人人都有蔽理溺心之病害，这种危害分两种，一种是物欲之戕，一种是意见之害。因此要使人心发扬复明，必须去蔽。而教育活动是人得以求其放心，涤除蔽心之害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原文]
所谓读书，须当明物理，揣事情，论事势。且如读史，须看他所以成，所以败，所以是，所以非处。优游涵泳，久自得力。若如此读得三五卷，胜看三万卷。
[释读]
所谓读书，必须探明物理，揣摩事情，论证事物的情势。如果是读史书，必须体味他为什么会成功，为什么会失败，对在什么地方，错在什么地方。从容地品味玩索，时间长了就能有收获。如果这样读三五卷书，其效果超过读三万卷。
陆九渊读书反对泛观博览，而提倡一种研究式的读书方法。
朱熹：“格物致知”、“居敬持志”
编者按：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出生于福建。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兼取佛、道观点，并叹收当时的自然科学成果，构建了一个“致广大，极精微，综罗百代”的集大成的学术思想体系。他把“理”作为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而“理”无所不在，“万物皆有理”。他从理气论出发，提出了“宇宙生成论”。在道德修养上，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天理胜则人欲退。
他还继承了孔子“学而优则仕”、“有教无类”的教育目标，提出教育的目的和作用就在于“明人伦”。并且以“正心修身”为教育方法，以“圣人之德”或“贤人之学”为培养目标，以“修齐治平”作为士人阶层的最高理想。
朱熹四十余年从事教育和著述，注意用自己的哲学思想指导教育实践，并总结出一套教学方法和原则。他认为学习是一个贯通和积累的过程，需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时习、笃行。而贯穿其中的又有若干条原则。在他去世后不久，其门人编成《朱子读书法》一书，用六句话对朱熹主张的学习原则加以概括，分别是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
朱熹是封建社会后期期最有影响的一位教育家。《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朝代读书人的必读书；《朱子家训》成为南宋以后家族文化教育的典范。从南宋以来七八百年，中国教育可以说受朱子的影响最为深远。
正文：
《白鹿洞书院揭示》（节选）
[原文]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使舜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序亦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敬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条例如右，而揭之楣间。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故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
[释读]
父子之间有亲情，君臣之间有恩义，夫妇之间有差别，长幼之间有顺序，朋友之间有诚信。
以上是“五教”之目。尧舜命契担任司徒，认真施布的“五教”，即是指此而言。所谓学，就是学这“五教”。学习有先后顺序，也分为五个方面，分别是：
广博地学习，详尽地询问，慎重地思考，清楚地辨别，切实地实行。
以上是学习的顺序。学、问、思、辨这四个环节，是穷理的过程。至于笃行这个环节，则从修身直到处事接物，又各有要领，分别是：
言论忠诚信实，做事勤勉认真，惩戒忿愤，抑制情欲，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以上是修身的要领。
使正义得以伸张，不谋求利益；使真理得以彰明，不计较功劳。
以上是处事的要领。
自己所厌恶的事，不施加于他人；行为达不到预期目的，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以上是接物的要领。
在我个人看来，古代圣贤用以教导人学习的这些方法，其意图无非在于要人们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再推及旁人，并不仅仅是要人们强识博览撰写诗文，以钓取声名利禄。现今求学的人们，却都违背了古代圣贤的这一意图。然而，圣贤用以教育人的方法，都包括在经典之中，有志之士，本就应当熟读深思并加以问辨。假使能知道明理修身是当为之事，并自我严格要求，那么，哪里还用得着别人创设规矩禁令，而自己去遵循呢？当今，就学有规则，对待求学的人来说，这已属浅薄了，而这些方式又未必合于圣贤之意。所以，不再把这些东西用于这所学堂，而是专门选取圣贤用以教人学习的大原则，条列于此，揭示于门楣。诸君如果能相互讨论共同遵守，身体力行，那么，当思想、言语、行为发生时，能使人小心谨慎并感到畏惧的，必定有更加严厉于所揭示内容的。如果有人不这样做，或者做了出违背的事情，那么这个揭示作为规则，就定能对他发生作用，因而是不能忽略的。诸君还是要认真思考啊！
这里的这些规程即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以后历代教育的典范。
这几则学规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其一，按照封建礼教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其二，以《中庸》所提出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为学习由浅入深的顺序。其三，注意修身养性。朱熹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复性”。复性就是要完成“仁德”。“性包含着万理”，但其纲领只是仁、义、礼、智四德。所以教育的本质乃是指不受气质的拘束和人欲的蒙蔽，把心性的全德，完全地实现。
《朱子语类》（节选）
[原文]
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复抽绎玩味①。如未通透，却看前辈讲解，更第二番读过，须见得身分上有长进处，方为有益。（《朱子语类》卷十一）
[注]
抽绎玩味：抽绎，引端伸义；玩味，探索体味。
[释读]
凡是读书，必须有次序。如果一章有三句，先领悟第一句，等彻底明白了，再领悟第二句、第三句，等所有都理解了，再把全章的内容合在一起，反复推究探索。如果仍不能彻底明白，便去看前辈的讲解。经读过第二遍，必须感到自身有所长进，才算有益处。
朱熹读书提倡循序渐近，按照知识的逻辑体系和学习者的智力水平，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
[原文]
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朱子语类》卷十）
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
[释读]
大体而言，读书的方法，首先必须读熟，使书中所方诏同出于自己之口，继之以审慎的思考，使书中所述之意如同出于自己之心，然后可以有所得。
广泛观读，多方汲取，不如熟读而精思。
熟读精思指学习必须遵循记忆与思维辩证统一的规律，即将两者结合起来：“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一，永远不忘。”如何熟读精思呢？一是要做到心到、眼到、口到，二是要反复阅读，三是要善于提出各种问题。（见《朱子语类》）
《训学斋规•读书写文字》
[原文]
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详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不看子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岂不到乎？
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江禄，书读未竟，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凡写文字，须高执墨锭，端正妍磨，勿使墨汁污手；高执笔，双钩端楷书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释读]
凡读书时，必须整理几案，将其擦拭干净，摆放端正。将书册整齐摆放，端正身体，正对书册详观，字要看分明。读书时，定要字字读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勉强背诵，只要一遍遍地多读，自然能熟练，长期不忘。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是书读得熟了，无须老师讲解，也能自晓其义。我曾经说过读书要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如不到，眼就会看不仔细。心、眼都不专一，却在那里高一声低一声地诵读，决然不会记住，记也不会记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然到了，眼、口岂有不到之理？
凡是书册，都须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济阳人江禄书未读完时，即使有紧急的事情，定要待将书掩束整齐后去做，这是最应效法的。
凡是写字，必须拿着墨锭的上端，端端正正地研墨，勿使墨法警污手；手执笔的上端，呈双钩状写楷书，手指不得接触笔毫。
凡是写字，不管写得是否漂亮，必须一笔一画地写，做到字体端正，笔画分明，不可潦草。
《训学斋规》朱熹为培养儿童良好的行为习惯而作，也称为“童蒙须知”。朱熹主张对儿童的言语行为进行严格规范，因此对“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杂细事宜”五篇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从现代教育的观点看，其中自然不乏一部分繁文缛节，但也有合理的成分，有利于培养儿童形成谨严的学习品质。
柳宗元：“中焉可师”、“博采众长”
编者按：
柳完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思想，强调德教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韩愈的“道统论”不同，柳宗元提出了“圣人之道”论。所谓“圣人之道”，即是能够像伊尹和管仲那样爱民。他非常注重教育的施教方法，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只有“顺木之性”才能“以致其性”等等，这是非常精粹的教育思想。
他和同时期的韩愈都强调从师求学，但又有着诸多不同。韩愈抗颜为师，柳宗元则拒师之名；韩愈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但不株守儒家经典，主张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韩愈提出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柳宗元则师友并称，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总之两人的旨趣大不相同。
正文：
《师友箴》（并序）
[原文]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①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②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无忽！
[注]
①牙：指鲍叔牙。②中：同“忠”，忠诚之人。
[释读]
现今，老师受到众人的讥笑。全社会都不事师，因而造成了正道日益远离的后果；与人交友，不助人以道却助人以利，社会上没有了真正的朋友，因而造成了正道日益被遗弃的后果。唉！对此我深奇形怪状能心，作歌以为治病的箴言。既用以自我儆戒，又用以劝诫他人。
不师从老师会怎样呢？我告什么成就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会怎样呢？我靠什么提高自己！我想师从老师，谁值得我师从呢？即使找到了可以作为我老师的人，却会受到全社会的讥笑；我想结交朋友，谁值得我结交呢？即使找到了可以作为我朋友的人，在对待道的问题上又可能因观点不同而分手。现世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也没有鲍叔牙那样的朋友。即使二人在世，恐怕我也难于与他们为师友。忠信之人可以作为老师，知耻之人可以结为朋友，谨慎地记住这两条从师取友的标准，时时警惕勿失。假如所信奉的道相同，那么佣人、乞丐也能够结为朋友；假如所信奉的道不同，那么公侯也应分手。认真思考古人的事迹，他细观察社会情势的变化，良师益友的作用，请你切莫忽视！
柳完元继承了孙子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子罕》）；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的思想，提出了“交以为师”即师生关系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的主张。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节录）：
[原文]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①，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②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注]
①炳炳烺烺：指文章的形式漂亮。②偃蹇：骄傲的样子。
[释读]
我年少时，写文章追求文辞的工巧。长大后，才懂得写文章是要阐明道的，因而就不再片面追求形式的漂亮，务求辞藻的华美，炫耀音节的悦耳，以为那样才是好文章了。我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自认为是接近于道的，却不知究竟离道是近还是远？你喜欢道并且认可我的文章，或许我的那些文字离道是不远的。以往，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以轻率之心随便为之，惟恐文章意意轻飘根基不牢；从不敢以懈怠之心简易就之，惟恐文章结构松散而不谨严；从不敢在头脑不清醒时出手，惟恐文章语意含混而杂驳；从不敢怀着骄矜的心态创作，惟恐文章傲慢盛气凌人。有所掏以使文意深奥，有所发扬以使语意明快，有所疏略以使形式畅达，有所收敛以使结构简洁，有所激发以使语言清新，有所固存以使文辞凝重。这都有利于我对道的宣扬。以《尚书》为本原，追求质朴；以《诗经》为本原，追求永恒；以《礼经》为本原，追求合理；以《春秋》为本原，追求判断；以《周易》为本原，追求变化。这都是我从道的本原上所获得的。参考《谷梁春秋》以磨砺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条理清楚；参考《庄子》、《老子》以生奔放的端绪；参考《国语》以扩大情趣；参考《离骚》以穷致幽邃；参考《史记》以展示精炼。这都是经我融汇贯通后用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方法。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是一篇回答青年学者韦中立有关师道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除了阐明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外，着重谈了作文的要领。他主张学习应博采众长。认为应“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对儒道墨法和佛家思想等，都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的论著中涉及的典藉之多、学识之渊博，令人叹为观止。而论辩文章，纵横捭阖，严谨周密，可想见积学之富。
他也对那些饱学之人给予赞赏。对“尚气节，有勇略，不事小谨，读从横书”的吕恭赞扬不已，特
颜之推：“慕贤修身”、“好学务实”
编者按：
柳完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王充等人的思想，强调德教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韩愈的“道统论”不同，柳宗元提出了“圣人之道”论。所谓“圣人之道”，即是能够像伊尹和管仲那样爱民。他非常注重教育的施教方法，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只有“顺木之性”才能“以致其性”等等，这是非常精粹的教育思想。
他和同时期的韩愈都强调从师求学，但又有着诸多不同。韩愈抗颜为师，柳宗元则拒师之名；韩愈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但不株守儒家经典，主张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韩愈提出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柳宗元则师友并称，强调学生的主体性。总之两人的旨趣大不相同。
正文：
《师友箴》（并序）
[原文]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①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②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无忽！
[注]
①牙：指鲍叔牙。②中：同“忠”，忠诚之人。
[释读]
现今，老师受到众人的讥笑。全社会都不事师，因而造成了正道日益远离的后果；与人交友，不助人以道却助人以利，社会上没有了真正的朋友，因而造成了正道日益被遗弃的后果。唉！对此我深奇形怪状能心，作歌以为治病的箴言。既用以自我儆戒，又用以劝诫他人。
不师从老师会怎样呢？我告什么成就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会怎样呢？我靠什么提高自己！我想师从老师，谁值得我师从呢？即使找到了可以作为我老师的人，却会受到全社会的讥笑；我想结交朋友，谁值得我结交呢？即使找到了可以作为我朋友的人，在对待道的问题上又可能因观点不同而分手。现世没有孔子那样的老师，也没有鲍叔牙那样的朋友。即使二人在世，恐怕我也难于与他们为师友。忠信之人可以作为老师，知耻之人可以结为朋友，谨慎地记住这两条从师取友的标准，时时警惕勿失。假如所信奉的道相同，那么佣人、乞丐也能够结为朋友；假如所信奉的道不同，那么公侯也应分手。认真思考古人的事迹，他细观察社会情势的变化，良师益友的作用，请你切莫忽视！
柳完元继承了孙子的“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不如今也”（《子罕》）；韩愈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的思想，提出了“交以为师”即师生关系可以成为一种朋友关系的主张。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节录）：
[原文]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①，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
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②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騒》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
[注]
①炳炳烺烺：指文章的形式漂亮。②偃蹇：骄傲的样子。
[释读]
我年少时，写文章追求文辞的工巧。长大后，才懂得写文章是要阐明道的，因而就不再片面追求形式的漂亮，务求辞藻的华美，炫耀音节的悦耳，以为那样才是好文章了。我所有见诸文字的东西，都自认为是接近于道的，却不知究竟离道是近还是远？你喜欢道并且认可我的文章，或许我的那些文字离道是不远的。以往，我每次写文章，从不敢以轻率之心随便为之，惟恐文章意意轻飘根基不牢；从不敢以懈怠之心简易就之，惟恐文章结构松散而不谨严；从不敢在头脑不清醒时出手，惟恐文章语意含混而杂驳；从不敢怀着骄矜的心态创作，惟恐文章傲慢盛气凌人。有所掏以使文意深奥，有所发扬以使语意明快，有所疏略以使形式畅达，有所收敛以使结构简洁，有所激发以使语言清新，有所固存以使文辞凝重。这都有利于我对道的宣扬。以《尚书》为本原，追求质朴；以《诗经》为本原，追求永恒；以《礼经》为本原，追求合理；以《春秋》为本原，追求判断；以《周易》为本原，追求变化。这都是我从道的本原上所获得的。参考《谷梁春秋》以磨砺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条理清楚；参考《庄子》、《老子》以生奔放的端绪；参考《国语》以扩大情趣；参考《离骚》以穷致幽邃；参考《史记》以展示精炼。这都是经我融汇贯通后用来写作这些文章的方法。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这是一篇回答青年学者韦中立有关师道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除了阐明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外，着重谈了作文的要领。他主张学习应博采众长。认为应“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对儒道墨法和佛家思想等，都有着深刻的研究。他的论著中涉及的典藉之多、学识之渊博，令人叹为观止。而论辩文章，纵横捭阖，严谨周密，可想见积学之富。
他也对那些饱学之人给予赞赏。对“尚气节，有勇略，不事小谨，读从横书”的吕恭赞扬不已，特别对“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的杜留后流露出景仰之情。董仲舒：“必仁且智”、“美道慎行”
编者按：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广川人。董仲舒生活在大一统的汉初时期。他以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发展了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一时声名显赫，“为群儒首”（《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的教育心理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建构而成的。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被后世公认为性三品论的“始作俑者”。并且认为圣人之性不须教，斗筲之性无法教，中民之性应当教。最后一点是董仲舒重视教育的核心思想。性与教相结合，只有“继天而成于外”（《深察名号》），才能培养出善性这块“合金”来。
董仲舒把德育过程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或环节。提倡“必仁且智”、“安人正我”、“重志贵意”等等。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提出“事在强勉”，强勉努力才能修行成才。他的仁智统一论、“爱人”与“正己”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与现代认知学派的德育统一论有不少相合的地方，至今仍熠熠发光。
正文：
[原文]
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草待缫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释读]
给人性定善恶之名，不能以上性，也不能以下性，只能以中性来确定。人性如同茧，如同卵，卵须经孵化才能成为雏，茧须缫才能抽出丝，人性须经教育才能善，这是上天所赋予的本质。
上天降下众生，人性中含有善良之质却未能善良，于是又确立国君以教导他们向善，这是天意。民众从上天那儿接受了不能称其为善的本性，又在国君这里接受了形成善的教育，国君是以秉承天意成就人性为责任的。
董仲舒将人性作了上中下三等的划分。他所谓的“圣人之性”是指那些纯善而无恶的人；“斗筲之性”是指其性中善质之小可用斗筲称量的小人；“中民之性”是指天性中善恶混杂，通过教化而可为善的人。同时他还指出，社会上属于“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的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都属于“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的“中民之性”。
性本不一，所以需要后天的教化。在董仲舒看来，人性中诚然有善的，但不能因此就说人性是善的。这就像禾虽出米，而禾未谓米，茧能缫丝，而茧不可谓丝一样。所以人天性中的善因和后天的教化相结合，人性才能成善。
[原文]
仁而不知（智），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释读]
只有仁德而无智慧，那么在施爱于人时，都不知分辨好坏；智慧而无仁德，那么智慧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仁者怀抱仁爱感化别人，智者利用自己的智慧辨析利害。
这里的意思是说，仁与智具有辩证的关系，只有“必仁且智”，仁智统一，才能使人养成完美的人格。
关于仁智统一的思想，董仲舒还以“操利兵”、“乘良马”的生动比喻，作了更鞭辟入里的分析。没有仁，只有智，就犹如“狂而操利兵”，干出坏事来；同样，没有智，只有仁，也会如“迷而乘良马”，达不到目的。
[原文]：
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争夺，稽而勿苦，省其所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春秋繁露·玉杯》）
[释读]
善于施教的老师，既要使他所传授的理论十分完美，又要慎重于自己的行为；要依据学生的情形确定教育时机的早晚、教育内容的多少和教育进度的快慢；要激励学生，但不要使他们感到急迫；要考核学生，但不要使他们感到苦恼；要考查学生的日常行为，在他最擅长的方面成就他，所以，费力少而成功多，这就是圣人的教化，我赞成这种方法。
董仲舒直接讨论教师心理思想问题的言论极少，但他在这里写的一段话是很有价值的。他对教师提出了综合性效应的要求，即“圣化”之功，而所谓“圣化”，就是要求教师在教学艺术上的修养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孔子：“有教无类”、“教学相长”
编者按：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孔子曾经提出过不少至今仍然具有教育意义的人本思想。例如他认为以仁为本，仁者爱人；人各有所长，用人就要用人之长；德才兼举，大度宽容。除此以外，他关于教育的论述范围还是十分广的，例如闻韶乐而“三月不食肉味”，主张“君子习六艺”等等，这些都是美育与艺术教育的范畴。
孔子非常注重因材施教。对每个学生的性格和特长都很了解。并且要求学生将学和思、学和行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注重启发式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也”。
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二要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其三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关于学习的方法，他则认为要举一反三，灵活运用。
[原文]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
[释读]：
孔子说：只要送一束以上的干肉条来，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
十条干肉结为一束即为束脩。只要送一束干肉条作拜师礼物，以显诚意的话，孔子就会收其为徒。孔子一直认为“有教无类”，凡是有学习要求的人都可以得到教育。
[原文]
子曰：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
[释读]
孔子说：“任何人我都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没有类别之差。”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不同，也可以归结为对人是什么的认识不同。孔子研究人的方法是以承认人与人的存在差别为前提的，而且“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物”，在这个前提下他把人分为仁人、君子、小人等。但是这种差别也是人为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这从他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有教无类的原则可以看出。
和孔子认为人都可以培养，都可以改变，都可以造就相比，西汉的董仲舒的看法就在同，在他看来，具有“圣人之性”的人是不用接受教育的，具有“斗屑之性”的人是近于禽兽的。
[原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
[释读]
子路问：“听到一件事，是不是应该立刻去做呢？”孔子说：“父兄尚在，怎么能听到了就立即做呢？”冉有问：“听到一件事，是不是立即去做呢。”孔子说：“听到就做吧。”公西华说：“子路问听到一件事是否立即做，您说要与父兄妹商议；冉有问听到一件事是否立即做，您说可以立即做。这令我觉得迷惑，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他进取；子路勇于作为，所以要他慎重。”
这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案例。
[原文]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释读]
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会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的。
孔子在这句话中关于“启”、“发”的议论，就是我们今天“启发”一词的最早起源。这种启发式教育的精神就是，学习的主动权必须交给学生。教师只能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原文]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释读]
孔子说：学《诗经》以兴趣兴趣，学礼以立身，学乐以成就道德。
司马迁对孔子的教学内容曾经作过概括，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把孔子私学的教学内容归结为诗、书、礼、乐和六艺，是符合《论语》记载的。
[原文]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释读]
颜渊由衷地赞叹道：仰望老师的道，越看越觉得高远，钻研老师的道，越钻研越觉得深奥。（老师的道）有时候似乎就在眼前，忽而又远在身后。老师痒于有步骤地引领我，以广博的文献知识丰富我，以礼仪规范约束我，简直使我无法停下来。我把所有的才智都拼上了，对老师的道也似乎有了卓异的见解。虽然我想努力跟上老师，可又不知如何去做。
[原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释读]
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定有我可以学习的人；选择（他）好的地方接受下来，从中发现不好的部分予以改正。
[原文]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释读]
孔子说：“默默地记在心里，学习从不感到满足，教学不会感到倦怠，这几个方面，我做到了哪些呢。”
对孔子的这句话，子责曾经评论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释读]
孔子说：“学过的知识按时练习，不是令人愉快的事吗？朋友自远方而来，不是令人快乐的事吗？人们对我不了解，我不会因此而怨恨，这不是君子的行为吗？”
杨伯竣先生认为这是孔子叙述求学的方法和态度。“学而时习”是方法，“有朋自远方来”是乐趣，“人不知而不愠”是态度。（《论语译注》）
[原文]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
[释读]
孔子说：“我曾经白天不吃饭，夜晚不睡觉，整日整夜地在那里思考，毫无用处，不如去学习。”
[原文]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释读]
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的人，而是喜好古代文化，经过勤敏求学而获得知识的人。
孔子曾经说自己“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通过“学而知之”，因此他告诉人们勤奋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原文]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释读]
孔子说：“君子谋求道的实现而不谋求衣食。（谋求衣食的话）去种地吧，会挨饿的；（谋求道的话）去学习吧，会取得官位俸禄的。君子担忧的是自己尚未明道，而非自己的贫困。
孔子曾经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可以说孔子的一生都在谋求道的实现。
知行合一难在哪？
一次我让一个实习生去复印一份文件。文件倒是复印好了，只是印歪了，下半页的最后一列字不见了，不过可以凭上下文猜出。这是个名校毕业生，简历上有着策划组织过多次社会活动的辉煌战绩，并且对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很自信。对他的综合能力，我并没有证据去怀疑。但就这一次“复印”任务的完成效果来看，我有理由质疑他的执行能力。显然他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因而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有个很拽的摄影师朋友的口头禅是“这个简单，我用脚都能拍。”但她厉害的地方在于，她给予那些只配用“脚”去拍摄的项目的重视程度基本上都能让客户满意。而这个实习生没能成功的做到这一点。也许对他来说，“复印”这个活儿，闭着眼睛都能做好。而事实上的情况是，“闭着眼睛”时他没做好。因此，同样很骄傲的两个人，摄影师给人的印象是做事踏实，而实习生则难逃“眼高手低”的判辞。
脑子里想的，和实际上做的，在很多时候是天壤之别。而一个人被外界所认识的，主要是做了什么，而不是想了什么。
想到了，而不去做，首要原因是患得患失。我有个朋友处于长时期的夫妻分居状态。丈夫被公司派往别的城市，并且对何时回来一无所知。每当朋友聚会，说起烦心事，不用你提，她会主动分析自己烦恼的原因“我知道，夫妻长期分开不好”，但迟迟没有行动，是因为不舍得失去现有的安定体面的工作。她不知道的是，她的行动其实代表了她的选择：工作>家庭，工作>快乐。然而她却不是这样认为的。她对自己的定义是家庭第一。如果她安于自己的选择，乐于承受这种选择可能导致的后果当然也很好。问题就是一般这样的人都不愿意接受任何损失，而只期待最好的结果出现——她原地不动，丈夫早日回来。
论知行不必合一
英伦独语·赵毅衡 著名文化学者，现居伦敦
知行关系，好像是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特殊问题。从先秦到当代，哲学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辩难，知行必须合一，却不言自明。王阳明讨论知行合一，也只是认为两者不分先后，知行并进。究竟为什么必须“行其所知”？中国哲学几千年对此几乎无所质疑。其中原因，是中国思想的泛道德主义。知行若可分离，想的一套，做的另一套，
作为读书人，“人格”已破产。
翻检西方哲学史，认识论历史悠远，却很少提起实践问题。知识来源，可以是内省、理性、本能，或神明；而其目的，也并非“行之有效”。一直到近世，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等才说到社会实践，但说的是善，而非真知；英国经验主义者说的是知识来源于经验(洛克)或感觉(休姆)，没说实践。
到了现代，先是马克思主义，后是美国实用主义，才提出实践为知识的尺度和目标。本文要讨论的，并非哲学，而是目前中国文化人，所面临的生活与思想之间的关系。
我想问的是：一个文化人做点股票，是否就失去了文化批判的资格？反过来说，关怀人文精神者，是否必须口不言钱？也就是说，其思想追求(知)，是否必须与其生活方式(行)“合一”？
我想，只有对一种人，我们必须要求他们必须知行合一，即鼓吹知行合一的人。美国某些“电视福音布道家”，宣扬“十诫”，猎取钱财，最后名誉扫地。即使在中国，也有看出知行不必合一的人。老子主张“知其白，守其黑”。谭嗣同要求“贵知不贵行”，真正的思想领袖，“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行之”。如此超越道德主义的知行观，难能可贵，在中国历史上一前一后，互相辉映。
我的建议是，文化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思想求索，来为生活之需辩护。例如，不必因为炒股，而放弃精神追求；不能做书成功，就无条件赞美文化现状；也不能投资失败，就批判市场经济。至于出国者，我见到过太多的知识分子，在国内是“西化派”，到国外生活受到挫折，或遇到歧视，转身变成激烈的民族主义者。
自然，人非圣贤，利益导致情绪，情绪牵动立场，完全可以理解。大多数人，振振有辞，道理一大套，背后不过是实际利益。生意人，或其他百姓，很可能对此不自觉。这两类人，都不是思想者，他们有权如此“知行合一”。
知识分子，在这个利益社会中，应当经常自我审视，不受谋生之计左右。在评论社会前，首先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个人利害。同时，他们也不必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让自己或全家受穷。如果他选择苦行，我们尊敬他的人格。不过，他本人也应当明白，他的“知行合一”，并没有使他的思想自动增加分量。许地山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明达之士。他说过，“苏格拉底在今日，也会把钱财存在银行”，用利息作“生活的资助”。但谁能说他的佛教济世观是虚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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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的力量
驻守在长白山下的沈阳军区某装甲团，组建60年来没发生一起刑事案件和严重责任事故，26次被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团，21次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旅团建设标兵单位。
若问“有啥秘诀？”班子成员多半会对你憨憨一笑：没啥，一靠老老实实抓好落实，二靠知行合一带兵服众……
鲜花盛开的5月，记者来到该装甲团采访，透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深深感受到，在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知行合一、表里如一的人品官德，既是一种无声的动员，更是一种无言的教育，其感召力不亚于战争年代的“跟我上”。
“领导干部言行一致，身后就会跟一群信党爱党的人”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进退去留、二次择业乃人生大事。每到干部转业季节，基层干部的神经都绷得很紧。2011年新年刚过，谁走谁留的话题又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我今年44岁，离最高服役年限也就年把时间。咱团组建60年来，有三分之二的主官转业了。要说走，我走的可能性最大，班子里其他老同志都有可能被安排转业。还是那句老话，走留听党的！请大伙看我的实际行动，看党委班子的实际行动吧！”干部大会上，政委孟德金没念稿子，一番话却直杵台下人的心窝子。
一周后，转业计划下来了，副政委许伟的名字赫然在列。
从战士熬到团领导不容易。勤勉尽职的许伟从当新兵开始就没离开过这个团。如今他的小孩在驻地上四年级，家属没工作，困难实在是多啊。让转业，他能接受吗？
孟德金没想到，自己准备好的话才说了两句，就被许伟打住了：“政委，啥都不用说了，组织的决定我坚决服从。我只有一个请求，给个把月的假，回老家安个窝!”
许伟急匆匆赶回吉林省松原老家，贷款买了套房子，一边装修一边给孩子办转学。 孰料房子刚装修了一半，一个通知又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因转业计划调整，组织上决定他不走了。
面对这一突然变化，许伟又是一个“二话没说”，眼含热泪把装修房子的事扔给妻子，风尘仆仆赶回团里，第二天一早平静地出现在早操的队伍里，好像啥事都没发生。
行动是无声的力量。今年团里干部转业工作特顺，组织上安排谁走谁都服从，没一个人讲价钱。
“群众最烦的就是那些表里不一的‘两面人’！”说及此事，孟德金感慨良多，“领导干部言行一致，身后就会跟一群信党爱党的人！”可贵的是，历经风雨，这个团的党委班子始终保持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品官德。
营区西侧，散落着几排低矮的红砖房，与宽敞时尚的士官公寓形成强烈反差。这些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小平房，历经风雨剥蚀已破旧不堪。然而，自部队移防这里，这些“危房”的主人一直都是团党委常委。
“不是不想住好房！部队经历了几次大搬迁，基础差、底子薄，一时还顾不上给团里干部建新房！”团长李宝忠说。
“不是顾不上，是根本就没往为自己建房子那儿想！”官兵们说，“因为团领导心中惦着我们！”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8年来，全团考出去的11名研究生，学成后全部回到了这个山沟沟。2005年以来，团里先后有5人被评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13人获全军优秀士官人才奖，36人被集团军以上表彰为标兵。
“知行合一”的发明者、以及具体意思
]【理论概述】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 “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 “良知”的完成。 [编辑本段]【提出背景】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编辑本段]【理论分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句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该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 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1] [编辑本段]【代表人物】　　王守仁，生于1472年，卒于1529年，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明宪宗成化年间，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
【人物生平】
相传，王华对儿子家教极严，王守仁少年时学文习武，十分刻苦，但非常喜欢下棋，往往为此耽误功课。其父虽屡次责备，总不稍改，一气之下，就把象棋投落河中。王守仁心受震动，顿时感悟，当即写了一首诗寄托自己的志向：
象棋终日乐悠悠，苦被严亲一旦丢。
兵卒坠河皆不救，将军溺水一齐休。
马行千里随波去，象入三川逐浪游。
炮响一声天地震，忽然惊起卧龙愁。
王守仁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王守仁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让王守仁出丑。不料守仁提起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三中，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
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突患肺病，以病告归，结庐于会稽山龙瑞宫旁之阳明洞。故世称阳明先生。
王守仁病愈复职后，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年)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王守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地方骚乱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年)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谥文成。
【主要成就】
王守仁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王守仁说：“无善无恶者心之体，有善有恶者心之用，知善知恶者是良知，为善去恶者是格物。”并以此作为讲学的宗旨。王守仁断言：“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否认心外有理、有事，有物。认为为学“惟学得其心”，“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之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要求用这种反求内心的修养方法，以达到所谓“万物一体"的境界。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和“知行并进”说，旨在反对宋儒如程颐等“知先行后”以及各种割裂知行关系的说法。王守仁论儿童教育，反对“鞭挞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王守仁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形成了阳明学派，影响很大。王守仁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王守仁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大将东乡平八郎就有一块“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腰牌。
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非常热爱故乡的山山水水，回故乡时，常游览名胜古迹，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王守仁的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余姚“四碑亭”，留有纪念的碑亭。碑文是：明先贤王阳明故里。楹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揭瑞云。横额：真三不朽。 [编辑本段]【相关事件】　　王阳明记功碑
在古代，大的征战之后，胜利的一方，大都会在战地附近刻石记功。庐山也有一处这样的地方。
在秀峰境内的李璟读书台下，有一块数丈见方的石壁。石壁上有三处石刻：中间是宋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书的《七佛偈》，右边是明代徐岱的诗，左边是王阳明平定朱宸濠叛乱后在此勒石记功写的碑文，人称记功碑。碑文共136个字，字体庄重遒劲，入石三分。后人评述此碑刻云：
此山此刻同不朽，风雷呵护森光芒。
如何让员工“知行合一”？
古人认为君子“知行和一”，那是古人对于崇高人性的一种要求，但事实是，知行和一本身就是人的基本行为特征，而不需要作为一种道德来要求。管理本身作为一种主观的行为自然也就带有意志论的色彩，特别是对人的管理，管理者总是希望通过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管理的目的，这种目的可能是自私的、也可能是出于公益的（或者是两者混合交错互为支撑的），而这种目的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被管理的人们能够按照方法所要求的去做事。管理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协调整体化发展与个体化追求之间的平衡与统一的结果。
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营者，管理者希望个人的行为能够关照到整体的利益要求，而作为个人，每个人又都希望最大程度的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要想管理得以奏效、整体得以维持，那么管理方法必须要得到被管理者对象的支持和认可，这无论在美国式的社会中还是在中国式的社会中，这样才能使社会整体在方法的约束与引导下开展自己的行为，维护整体的均衡与运转。客观环境、主观思想、现实能力是人们在做事情的时“符合实际、实事求是”的三个主要方面，所以管理方法见效的支点之一就是对主观思想的实事求是。
在管理上，方法脱离甚至背离于意识必然导致默然相对乃至反抗，就象在美国不让搞选举制度、在中国不让父母疼爱孩子，那是违背他们的基本信念的，他们会极力反对的（当然象民国初期不让人们留辫子同样要遭到反对，但是被强迫时间久了就形成新的意识观念了）。另外，方法违背甚至违反于环境也必然造成隔阂，就象给老年人过高风险收益比的工作，给年轻人过于闲散安逸的工作，都不符合他们的环境特点和意识特点。但同样的是，方法如果过分的迁就与个人意识，则方法也就无法成其为方法了，管理的方法关注的对象是整体而不是个人。那么方法、意识和环境之间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无论是大到国际中的政治交往还是小到家庭中的教子，妥协、合作、对峙都是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措施，管理本身也是为了构建一种系统运作模式，但为了保持模式的存在也要处理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并且这种对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处理必然成为整个系统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会发现其实人们人们对于管理方法的应对方式无非就有以下的几种情况：
1、 暴力反对，表现在对方法的破坏和拒不执行，好一点的会拿出自己的方案和有关管理人员进行交流和谈判（比如罢工），最甚者是推翻原有的管理群体取而代之（比如造反或者另立门户）。
2、 消极抵制，表现在对方法执行的打折扣、执行中的阳奉阴违，最甚者是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
3、 茫然跟从，表现在对方法没有过多的意见，只是根据别人的要求进行，最甚者是推一下就动一下。
4、 理性顺应，认真的考虑方法，努力去适应方法的要求，最甚者是将方法更加充分的演绎与发挥。
5、 积极追捧，对方法极力推崇，成为方法的布道者和信奉者，最甚者是成为方法的殉道者。
那么对于一个固定的管理方法，又是哪些情况决定了人们（群体或者个人）对七其的态度呢？按照一般的研究结果，人们产生意识、态度和最终行为的逻辑遵循以下的规律（1）原有的认识、环境条件人人们产生认识，（2）而认识、生存（发展）要求产生了意识，（3）而意识和自身条件决定了最终的行为取向。一般来讲，人们的行为意识主要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
1、 自身的主观意志的认可度，尼采的唯意志论就是对人们意志的研究，不可否认的是，不同的人对自身的成长要求是不同的，有的人安于享乐、有的人却求满足于奋斗，不同的主观意志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和追求，同时也决定了对外部环境不同的要求。
2、 和别人比较后的满足感—既攀比心理，这是人的社会性充分体现于此，就算没什么宏图大志的人，当看到别人风光无限的时候也会处于虚荣心或者羡慕感而追求成就。
3、 自身条件的限制的大小，虽然有的人容易产生忘乎所以的行为，但大部分人还是比较能够理性的考虑自身的条件的，家庭负担重的人在跳槽时自然要比那些刚毕业单身的学生考虑的要多的多。
4、 对自我利益的维护和认可程度，就是要看一种情况和方法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与损害程度，其实这是对个人行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
5、 对整体环境氛围的趋同性，既跟风效应，环境中整体人群对于方法支持的分量越大，个人认可的程度也就越大。
在了解了人们行为意识的产生要素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要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产生作用。这个问题用文字说明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如果借用数学模型描述个人的行为取向与上面五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就很清晰明了了，我们可以用下面的方程式来表述：
Y=aX1+bX2-cX3+dX4+eX5
其中Y代表个人的行为取向，X1到X5代表上面的5个因素，小写的a-e是相应的系数和权重。我们把Y的正值作为下面坐标的右边，负值作为下面坐标的左边。
——暴力反对 茫然跟从 ++积极追捧
最终一个管理方法对一个人的行为意识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要看5个要素在上述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了解了人们对于管理方法的态度和意识行为取向的发生模式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粗略设计和规划最适合的管理方法。
管理的状态要将方法和人的意识相衔接，方法超越于意识或者落后与意识都无法起到应当有的效果和作用。比如以上海、青岛、菏泽三地为例，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意识状态不同，为了达到相同的效果而采取的管理方法也应当截然不同。现以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为例：
1、 在利益观和人情观的处理方式上，三地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上海，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独立性与规则性非常强，在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大家都会讲的很明白，而且每个人也都喜欢这样的方式，借钱要高利息是很平常的事情，吃饭A——A制也很稀松常见。而在菏泽，人们最抹不开面子的事情仍然是好朋友之间的讨价还价，人们不太愿意开口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但又绝对的希望别人能够很认真的关注自己的利益需求，在菏泽人看来，大家彼此之间不谈利益，但又彼此互相关照对方的利益是最佳的人际关系处理方式，他们争取自己利益的方法不是明处的说、而是暗暗的做，他们宁愿轮着请客吃饭，呀不愿意在每顿饭都实行A—A制。而青岛的状况正是处于这两者情况之间。
2、 鉴于对人际关系的需求不同，三地的民风在领导的管理模式、同事关系和组织氛围融和度的处理方式上也各有特色，在上海，上司训斥训斥下属的话下属也不会有什么过多的反映，无非就是工作做错了，同事之间各负其责，彼此之间也不怎么帮助，但在菏泽，当下属犯了错误，上级的鼓励可能要比训斥管用的多，而且同事之间互相帮助的话会让大家感到更加的振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绩效管理来讲，在上海更适合于以个人为管理单位，而在菏泽更适合以团队为单位。而青岛仍然介于两者之间。
由于中国的国土广大，经济、文化、法制、政治氛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历史流传下来的各地域人文风气的差异，导致各地人们的意识、习惯和思想观念有较大的差别。在方法、意识和环境统一这个大的原则之下，要针对具体的状况设计管理方法。
以上讲的两个方面和案例只是为了说明本文的立意企图和目标，以差异化很大的上海和菏泽作为例子进行了比较。要做更加细致的分析需要做大量的考证和研究。
对于方法、意识与环境的匹配，对其内涵要有丰富的、正确的理解，用一个词语描述就是顺引与克教，就是发扬优良、克服疲敝。对于菏泽地区人们对个人利益诉求内敛式的风格要予以充分的尊重，但是对于其因面子情节而不敢大胆管理的心理要坚决的予以克服。同样对于上海地区的人们，根据其个人利益的诉求特点，很多事情要事先说清楚，但对于其为了个人利益而在特殊时期缺乏奉献精神的作风要坚决的予以改善。
知行合一，做一个优秀的职业人
知行合一，做一个优秀的职业人
陶行知先生是我很崇拜的教育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创建了育才学校。为了把育才办成一所新型学校，行知先生有许多创举。其中一项就是每天要举行朝会，全体师生都参加，先做早操，然后齐唱《手脑相长歌》。歌词是由行知先生亲自创作的：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陶行知称这个朝会为“文化早餐”，他通过此举让师生们时刻不忘育才的办学宗旨：知行合一，手脑并用。
“知行合一”如果用在今天的职场上，就是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办每一件事，处理每个问题都应“想到位，做到位”。
据调查，很多机关、企事业单位现在都倍感无奈与困扰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员工“工作没想法，做事不到位”。这不仅是团队发展的“沟坎”，也是员工个人成长的障碍。如果能有途径和方法使他们“想到位，做到位”，对于工作的改善所起到的作用将是非常巨大的。
序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曾经在一家企业工作，有一次，总裁带领我们去下面各个分公司检查工作落实情况。他边听汇报，边不断穿插提问，所提问题极为细致、深入，直指经营层面和操作环节，一些分公司经理当场被问得汗流浃背。
整个过程中，总裁都深入引导着大家，让我们学习如何思考、分析工作中的问题。有什么解决措施？该怎么落实？由谁来落实？什么时间完成？……他用行动很好地示范了什么叫“想到位”。
从此，我对工作中把事情“想到位”的具体要求及方法有了深刻的认知——所谓“想到位”，就是在做一项工作时要把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把所有可用资源都用到；把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情况都预计到；把各个步骤都想清楚；把怎么做，由谁来做都考虑周详——只有想明白才能干明白，干出实效来。
后来，随着事业的发展与职位的提升，我也开始自己带团队了。在工作过程中，我同样要求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在做一件事、接受一项工作时必须首先要求自己“想到位”，一定要多动脑子，勤于思考，想到位了再做好。
应该说，“想到位”既是一种要求，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经验的累积，也是一种良好的工作方法和习惯。实践证明：员工与员工在工作落实上乃至个人发展上的差距，不仅是在“做”中拉开的，更是在“想”上拉大的。
那么，“想到位”就一定可以了吗？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没有思考只是停留在思考层面，为了说而说，并没有真正去付诸行动的情况呢？——比比皆是！想到位了却缺乏有效的执行，结果做不到位，这是工作中的巨大隐患。
我很喜欢比尔·盖茨说过的一句话：“想好的事情，立刻去做！当‘立刻去做’从潜意识里浮现时，就即刻付诸行动。”——这才是一个高度职业化的员工应有的工作作风与素养。
但我们却常常看到这样一些情形：
有的人用想法落实想法，要求提过了，嘴上说过了，他们认为就是做过了、做到了，最后发现实际的结果与原来预想的差之千里；
有的人只接受指令却不顾结果，得过且过、应付了事，把“差不多”作为自己的行动标准；
有些人在工作中能拖就拖，不推不动，甚至推而不动，节奏总是迟半拍；
有的人有头无尾，只开工不完工，办半拉子事儿，做半截子活儿，马马虎虎，敷衍塞责；
有的人凡事都有一千个不能到位的“理由”，他们只为“不行”找借口，不为“能行”想办法……
这些都是工作当中不到位最常见的表现。事实上，一项工作没想到位、没做到位，就等于没做！“不到位”是现今实现职业化的最大障碍之一，也是管理者和员工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把工作既“想到位”，又“做到位”，这是一个优秀员工最该具备的工作素养，也是职业化的首要条件。基于以上的认识与思考，于是，就有了这本小书——《想到位，做到位》。
本书阐述了在工作中为什么需要我们“想到位”，明确了“想到位”给企业和个人带来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实现“想到位”的思路与方法，“5W2H”、“SMART”、“系统思考”、“侧面思考”……这些工具与方法可以帮助员工理清思路、抓住重点、合理安排、高效工作，以最优的方式取得工作业绩，实现企业与自我的双赢。
本书中剖析了工作做不到位的六大症结点以及各种表现，它们都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相信很多情形您都感同身受。另外，书中还提出了工作“做到位”的五大保证手段，您可以比照自己的工作，自发地改掉不足，深化优势，使自己不断地进步提高。
本书还提出了很多工作理念，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工作，以乐观的心、完美的态度、如火的激情去对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相信我们都会成就属于自己的一份“优秀”！
衷心希望本书能为您的工作与事业带来小小帮助。倘若如此，我将深感荣幸。
“知行合一　求真为道”
——南京晓庄学院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培养人才侧记
每周一早晨七点三十分，在江苏南京晓庄学院的三个校区，都会同时奏响雄壮的国歌，在嘹亮的歌声中，万余名师生凝望着国旗冉冉升起，饱含深情，心潮澎湃——
南京晓庄学院，前身是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1927年3月创办的晓庄实验乡村师范——我国近代乡村教育运动的最早发源地，陶行知著名的“生活教育”理
论便发轫于此。
“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三句话道出了教育的本体，其具有可操作性、完整性的教育理论，被蔡元培赞为“现代教育方法中最好的一种”。
晓庄学院完整而有创造性地学习、研究和践行着这一理论，努力营造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环境，让学生在校园文化中陶冶情操，取得了显著效果。 独特的校园氛围
在晓庄学院的各个校区，都可见到陶行知先生的雕像，而镌刻着“教学做合一”的校训石和各种形式的行知先生语录，也都十分醒目。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学生。
由陶行知纪念馆、陶墓和晓庄英烈纪念碑组成的“行知园”是晓庄人的精神家园：每年新生入学，各院系都组织新生参观陶馆，进行校史教育，培养晓庄学子对晓庄文化的认同感；拜谒陶墓，培养继承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使命感；祭奠晓庄英烈，培养晓庄学子发奋读书、报效祖国的责任感。
升旗仪式和随后的“国旗下的讲话”是晓庄学院坚持十几年的校园文化活动。短短三五分钟的主题演讲承载着丰富的教育内容，被师生们称为真正的“周而复始”的修身伦理、辅助风纪的试验场和宣讲台。通过竞办、轮办等多种形式，让学生成为“国旗下的讲话”的演讲主体，讲话内容既有对校训校风的系统阐述，如《我们的校训》、《我们的校风》，也有对陶行知先生原著节选和语录的介绍，如《晓庄之爱》、《如何可称道德》；既有以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丰厚的专业学养启迪学子的教授寄语，如《态度决定成败》、《创业需要自信》，也有以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召唤同伴的青春宣言，如《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苏北发展，有我一个》。“国旗下的讲话”活动使师生们凝聚在一起，发挥出了强大的育人功能，因而获得了2006年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成果一等奖。 丰富的思想资源
陶行知研究是现代中国教育理论与教育史学科的一朵奇葩，晓庄学院将其作为学校丰富的思想资源，情感的皈依、历史的传承、理念的弘扬、文化的认同、实践的召唤等等，晓庄人感受着，经历着……
晓庄人把学习、实验和贯彻陶行知思想作为一个凝聚人心、构筑晓庄文化灵魂的重要途径。学院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和学术优势，动员并组织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开展对陶行知的多学科研究和多视角解读，形成了一支汇集不同学科学术骨干的研究队伍，构建了“五个一”立体交叉、互动并进的研究平台，即：“一会”——陶行知研究会；“一所”——陶行知研究所；“一馆”——陶行知纪念馆；“一专栏”——学报陶行知研究专栏；“一沙龙”——陶行知研究学术沙龙。
目前，陶学的研究已经形成数十名教学科研人员组成的骨干队伍，发表论文50多篇，正式出版了《生活德育论》、《历史与范型——陶行知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简明教程》等陶行知研究学术专著、教材6本。陶行知纪念馆原馆长汤翠英副教授在国内外进行关于陶行知的讲座近千场，努力还原陶行知思想的丰富性，向人们呈现一个立体的陶行知。 多样的实践方式
晓庄学院继承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校训，同时积极实践“社会即学校”的原则，把教育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校团委联合教务处、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利用暑假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广大师生结合时代和自身特点以及当地群众的需要，广泛开展了系列化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后以“实践行知思想，关注未成年人成长”、“弘扬行知精神，肩负历史使命”等为主题，深入农村和贫困落后地区开展理论宣讲、文化宣传、电器维修、卫生服务、法律普及社会调查等社会实践活动。
1994年，学院志愿者协会成立，协会在江东门纪念馆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志愿讲解服务队”。13年来，学院已有300多人加入到志愿讲解工作的行列，累计讲解时间为近5万小时，累计讲解对象达162万多人次，参加省市重大悼念活动150多次。
目前，学院共有志愿者近万人，建立志愿者和社会实践基地100多个，积极开展以专业、文化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扶贫济困敬老助残、义务家教、社区管理等为主要任务的“四进社区”活动。志愿者们在莫愁湖街道、南湖街道等街道担任社区网络主任助理，在青少年活动辅导站和中小学校担任站（校）外兼职辅导员，在社区敬老院精心照料老人关爱老人；开展以“保护母亲河”、“清洁紫金山”、“爱心红丝带”等为主题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开展以到西部地区和苏北五市从事一至两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以及青年中心建设和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志愿者服务工作。 　　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促进了学生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2003年以来，晓庄学院共选派54名优秀大学生赴西部、苏北参与志愿服务。学校曾先后获得“全国学习雷锋、志愿服务先进集体”、“十运会南京赛区志愿服务工作突出贡献奖”、“江苏省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知行合一 贵在实践
——学习落实社会主义荣辱观
储亚平
今年两会期间，我有幸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讨论会上，现场聆听了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印象深刻，很受教育。两会结束后，我结合本职工作，对照有关资料，进一步加强学习、深入思考，对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是体现了时代精神．明确了当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思想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的现象，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集中表达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心愿，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国思想道德建设树立了新的标尺，在真善美与假恶丑之间划出了泾渭分明的界限。
二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主体的人，应该是具有高尚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的人，应该是具有正确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的人。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为新形势下以人为本、以德立人指明了方向，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社会各界广泛开展以“知荣辱、树新风”为主题的道德实践活动，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德立人的切实行动。
三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胡锦涛总书记在论述“八荣八耻”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注意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青少年时期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也正是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四是对民主党派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责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盟民进联组讨论会上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间，提出“八荣八耻”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体现了中共中央对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共中央对各民主党派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中应发挥的积极作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明确的要求。对民主党派来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既是人民的企盼，也是执政党的重托，我们在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中任重道远，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民盟作为拥有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参政党自然责无旁贷。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重在行动、贵在实践
知荣明耻，重在实践。就河南各级盟组织而言，我们要认真学习、牢固树立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就要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河南省的各项盟务工作结合起来，与广大盟员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在知行合一中树立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
一是和民主党派履行职责、发挥作用结合起来。具体来说，就是从以下四个方面把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与民盟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首先，要贯彻落实到盟的组织建设工作中。今年是市级盟组织的换届年，在换届工作中大力提倡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于引导各地盟组织班子成员正确对待新老更替、进退去留，发扬顾大局、识大体，讲奉献、讲团结的高尚品格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次，要贯彻落实到盟的参政议政工作中。充分发挥民盟在教育界人才相对集中、智力相对密集的优势，积极组织人员把如何在全社会特别是在大学生和青少年当中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形成良好社会风气作为一个大的参政议政课题，建言立论，提出提案建议，充分发挥我们的作用。再次，要贯彻落实到盟的社会服务工作中。三年来，我们与鹤壁职业技术学院的对口帮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今年我们又和郑州市少管所结成帮扶对子，定期组织民盟界知名法律专家为该所违法青少年进行法律和思想道德教育，帮助他们学法、懂法、守法，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真学习“八荣八耻”的重要论述，使他们清楚地知道何为荣、何为耻，扬荣弃耻，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新人。最后，要贯彻落实到盟的机关建设工作中。要把“八荣八耻”和《公务员法》相关条文结合起来，逐条对照落实，查找不足，加强学习，完善制度，努力营造团结友爱、勤政廉洁，、积极进取、甘于奉献的良好氛围，努力建设高效、和谐、公正、文明的党派机关。
二是和盟员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作为以文教科技界成员为主的参政党成员，大多数盟员肩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和科技知识、以德育人的神圣职责，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人、引导人、武装人，是我们每个盟员责无旁贷的使命。正人必先正己，立业必先立德，崇高的道德修养是文教科技工作者必需的素质。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对盟员的道德水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更新的时代内涵，全省各级盟组织的领导和广大盟员都要自觉成为“八荣八耻”的积极践行者，围绕构建新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是加强思想教育活动。组织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认真学习中央文件精神，重温了盟章盟史教育和民盟老一辈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教育。通过学习，结合全社会广泛开展的“知荣辱、树新风”活动，使大家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民盟的许多前辈既是令人仰慕的科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和守望者；盟章盟史所记录的民盟优良传统和老一代盟员的高尚品格正是“八荣八耻”的具体化和形象化。我们要继续教育广大盟员以民盟前辈为榜样，作好薪火相传工作，努力做老一辈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的传承者。
纵观当前社会形势和现状，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今后～个时期内，民盟河南省委将积极团结和带领全省广大盟员和机关同志认真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号召广大盟员积极参加所在单位开展的“知荣辱、树新风”活动，努力提高践行“八荣八辱”的自觉性，不断提高广大盟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进一步推动民盟的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从而为河南省“十一五”规划的顺利实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宏伟目标的实现做出我们新的努力和贡献。
(储亚文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河南省委副主委)
道德贵在“知行合一”
助人为乐者扶危济困，见义勇为者挺身而出，在社会中诚实守信、在岗位上敬业奉献、在家庭中孝老爱亲……317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的事迹，勾画出一个时代的道德天际线，也唤起人们对高尚的渴求与向往。
人皆可以为尧舜。无论是捐赠240毫升“熊猫血”的职员，还是送还走散雇主货物的“棒棒”；无论是扎根华山之巅18年的气象站副站长，还是36年如一日照顾6位老人的农村妇女，这些道德模范的候选人，都是身边的普通人，并不生来比我们更高尚。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以更加宽阔的胸怀对待名利和得失。他们不平凡之处，是在帮助别人中得到内心喜悦，在奉献社会中获得成就感。他们是高尚的，更是快乐的。这种高尚可望可及可敬可学。
观念与行动，只有一步之遥。对于道德，每个人都有感触和思考。然而，仰望星空，仍需脚踏实地。我们感慨社会冷漠，却是否也在陌生人社会中奉行以邻为壑的准则？我们喟叹道德不彰，却是否也在他人伸手求援时犹豫不决？说到底，道德的目的不是感动，而是需要更积极、更主动的践行。
读一读这些候选人的事迹，让他们成为我们校准人生方向的航标，让他们成为社会不断前行的灯塔，这或许才是评选道德模范最重要的意义。
害怕失败，则是行动受阻的第二大原因。我信奉过程大于结果的价值取向，但我周围的很多人则不是。每次我提及周边哪个人又毅然地辞职创业，或者远走他乡追寻理想，都会被别人浇冷水：他是成功了，可是又有多少人也这么做了却没有成功的呢？我的逻辑是：有想法，去实践，至少有实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最最重要的。而很多人的逻辑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冒失行动，会比原地不动输得更惨。这两种逻辑都没错。问题在于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是稳定，还是生命的激情？我有个前同事先是辞了职开了贸易公司挣了不少钱。最近听说他卖掉了挣来的两幢房子去实现自己的心理工作室的理想，结果赔得血本无归，如今又回到了当年辞职时的原点——甚至还不如当年，辞职时毕竟他还有点积蓄。但我坚信经过这次打击，他会更成熟，而他有创意的生命力则会引导他最终走向辉煌。即使到最后，他依然没折腾出什么来，至少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写个墓志铭：想做的事，我都做了。这比浑浑噩噩过了一辈子安稳日子更值得尊敬。
原因三，对自己的认识有误。以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勇士，当听说需要连续100天早上6点起床后就放弃了。其实有些时候承认一下自己是个平庸的人，人生会快乐很多。
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后，就进入操作层面了，比如该如何用最少的精力去完成复印这件事，这需要你对自己的整体实力以及面对的困难有清楚而全面的认识。对于这一代聪明的年轻人，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问题。
（作者电子邮箱：from9to5@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