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豆薏仁汤多久能熟:毛泽东笔下两大文化汉奸 - Qzone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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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 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 ”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