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电脑电视无线同步显示: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摘自《无声的群落·续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2:15:32
置身峡谷的体验与思索
作者: 黄 良
一 峡谷梦境
不知道是潜意识的支使，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下乡知青生活烙上的痕印，总之，提笔写作之际，头脑中太爱出现陡俏险恶的山峰、清澈的山涧流水、漫远不见尽头的峡谷……。那就是通江县斯波乡名叫白果树湾的一条峡谷，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真的，我常常在梦境中朝这条峡谷深处走去，背上背着当地特有的“甲背”（竹编的扎得挺细密的一种背兜），走啊走，两脚无休止、峡谷无尽头，心中满是惶惑与期盼。我自感又有一种无穷的韧劲儿，支撑着我在这大巴山深处的峡谷里艰难跋涉。
这个意象反复出现于我的梦境多次。返城已经三十余年了，其间当过电机厂的工人，从事过文艺写作，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天同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打交道，讲授的课程多是充满激情的文学和满布玄机哲理的美学，却不知何故，那个意象仿佛注定了似的时时钻进我的头脑，时而明朗，时而朦胧，时而贴近，时而退远，变幻莫测，意蕴丰厚。随之，我想解读它的欲望也日益强烈、日益迫切起来。
我不知道梦境是否可以进入历史，不知道回忆录中有无梦的篇幅，也不太清楚大本大本的历史著作容纳过人的梦境没有；但是，我这个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与反复性无庸置疑，虽然它无法客观证实，只有我心自知罢了！同时，我也愿意确信，心灵的感受仍然是人的某种历史，就真实信度而言，心灵史比一般的大部头历史书来得更为鲜活，也更为个性，因而更贴近生命体的彼时彼地的存在状态。
课堂上，每每讲到六十年代下乡当知青一节，学生聚精会神之态可掬，眼巴巴盯着你的嘴，捕捉那里吐出的每一句有趣的话。让人想起下乡在大巴山里时，每端碗吃饭，隔壁的兰子——一个七岁大的丫头，就盯住你的嘴，眼里闪烁着饥饿。两种场合，神态如出一辙。我知道，中文系学生受文学影响大，惯以传奇浪漫的眼光看人生苦难或寻常事。甚至遗憾没能赶上那个时代，没能置身于那种逆境。由于自己的知青经历和教师的职业心理，我不愿意他们有此“遗憾”，因而写下这些真实的体验和思索。
二 下乡前的处境
每每看见大的山，险的峰，就想起那山村的日子。那时，我们下乡在大巴山腹地通江县靠近陕西地界的一个村子，住在一条长长的峡谷的尽头。峡谷的一边，矗立着一块数丈高的巨石，人称“独独石”。它高而险，仿佛就要滚下山涧，当地老人却笑谓“祖祖辈辈皆见其安稳如此”。峡谷对面是一座高山，刀削斧凿般陡峭。打开屋门，就差鼻尖撞上山崖。中学课本中讲过“开门见山”这个成语，我却是在峡谷里真正掌握了它的含义。堂屋大门上， 两只人不人兽不兽的木雕，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房东说那叫“吞口”。山太陡，太压人，用那东西冲一冲。听此说，就觉得那阴沉神秘的玩意儿有了几分亲切，进进出出都瞥几眼，再瞅瞅对面沉默的山，望望头重脚轻却是不倒翁的“独独石”，就想：大自然真有意思！人真有意思！
下乡之前，我是重庆市南开中学（原三中）高中学生。
要准确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自己，常觉得困难，有多种感觉冲突在心中。应该说，那时候的中学生的我们，都显得十分简单，不谙世事。在那个特定时期，历次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直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弄的大人们都挺紧张，很拘谨，言谈举止满布禁忌——现在来看那时的人们的书信言论，常常有种言在此意在彼的感觉。比方拆开一封家书，劈头一句就引用领袖“最高指示”，父母的亲情关爱却是通过某些大而不当的话语隐隐流露出来。如此一来，学生所面对的世界，则更是一派云山雾海，摸不着头脑了。但这只是我们当时状态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却又是，我们那时似乎又不“简单”：在南开中学那浓郁的求学氛围中，我们的求知欲望在同学间的竞赛中膨胀无比。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学生宿舍里，我的上铺是张裕勋，他戴一付深度近视镜，镜片后面一双睿智的眼睛老是疑惑地眨个不停，是我们班的“哲学家”。他熟知马克思，托洛茨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时尚未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但他已经知道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这句名言，大概也就是由此而引起我们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对星云宇宙着了迷，自费订了《天文爱好者》，就对照着每期封底的当月星空图，仰望夜空寻找宝瓶座，大熊座，猎户座，仙女座……的方位，如痴如醉。在这方面，喜得同道，是人称姚老夫子的姚志远，小个子，深度近视。记得一次下晚自习经足球场回寝室，走到足球场中央他突然大声喊叫，指着天空要我看流星……陈同学奎德绰号“排骨”，人瘦弱头就显大，常常有气无力的样子，数学特好，一手灵动且有骨力的好书法，教数学的李宛芝老师特别钟爱他。李老师的数学课我特别爱听，思路清晰，逻辑严密。邓齐贯同学也是数学特好，她姐姐是某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还有唐琳琳和周凤时，都是多才多艺的同学。黄友桐外号“黄桶”，一身疙瘩肉，单手能拉引体向上20个，看那意思是以后的体操健将。一位大个子同学姓邬，因食量大，绰号就成了“大胃”。女同学多不明究里，彭镓镕就正经问我，外号叫“大尉”，是不是同“船长”有关。当时一部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正在同学中流传；又问或者是同古罗马的什么偓大卫有关。结果高考放榜，这些同学多未录取，大约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不厌其详说这些，是想说明下乡前我们的某种处境，我的这些颇有个性特征的同学思考的关心的究竟何所在？
我们为什么走下乡之路？现在细细想来，那时已有几个因素在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其一，在新闻舆论上面，大量宣传上山下乡的各种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给人一种暗示，仿佛是因为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山区和边疆，给当地带去了某种“福音”似的，这同我们初下乡时的感受反差极大。很明显，人多土少的农村必须划出某些地盘和物资以便安置我们，尤其被分到生产队时，我总忘不了房东娘子那心怀戒备的眼光，主人是一姓熊的汉子，男人嘛，倒无话可说。我们到他的院子里居住，就得让他腾出厢房来，又在房前为我们划出几块“自留地”，以便解决菜蔬来源。
到学校来作动员报告的先去的知青典型，表述的大约都是到贫穷山区去“改变那里的一穷二白”。现在反省起来，虽然可以一百遍地说当时的我们年轻热情，不谙世事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些暗示确实很容易满足了我的某种虚荣的救世感以及填补未录取的失落感，就象要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山区民众似的。那个年头，人们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无视自身状况处境却一门心思渴望去解救他人的心理状态，现在冷静地自忖，实则是种异常的狂热。其实，一年以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同我们那种狂热，又何尝不是一脉相承、底蕴相同？
一部名叫《青山恋》的电影的放映，可以说对我的这种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若干场面，都是用彼时能用的浪漫手段去代替了农村的实际状况，正是这种浪漫情怀再一次感动了我。一点不奇怪，在心理机制方面，狂热同浪漫几乎是孪生姊妹。
其二，当时的中学课堂早已不平静了。校园里弥漫的多是“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的氛围，例如，政治课已经失去了往日生动的争论——此前在课堂上争论过“道德与良心”、“工人和农民的冲突是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还记得当时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先生还在我班听过课，好象还站起来发表了看法；而当时政治课往往变成了某种概念的堆砌和跟风表态的课，也有时挑选一二同学起来“忆苦”；每每此时，家庭成份复杂的同学就在座位上低着头，似乎“罪感”顿生。语文课更是荒唐，老师作文评分几乎是按照家庭出身来评订高低，“革干”给高分，“地主”给低分，“职员”给中等分等等。
“根红苗正”的同学亦有压力。班上有位绰号“黄豆”的同学，“革干”家庭，就对这种评分方式表示很不以为然，揶揄嘲笑有加。
那时，已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了，压力已经普遍存在，某种社会不公正对所有人都将产生压力，只是对此的反应各异而已！
往后，听知青们的自我剖析，下乡的直接动因通常被表述为：“争口气”、“赎罪”、“磨炼自己”或“改造自己”等诸如此类的说词：决心以个人的实际行为在最艰苦的农村干出个样子，至少也表明自己敢于吃苦，并且能够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即完完全全彻里彻外地融入他们之中，彻底改变“自我”。
三 下乡第一课
记得很清楚，由重庆南开中学出发那天是1965年10月中旬的一天。车队慢慢行驶到沙坪坝中渡口乘车渡过江。车队经邻水县、大足县，当天就到了达县地区专署所在地达县（即四川省达州市）。逗留几天后，再经平昌县到了通江县。县城给人印象如乡镇赶场般热闹，还有两个很显眼的特征：无论男女，大多头上都包缠着或白或黑的帕子；人们咀里总在嗑着葵瓜子。
通江县深处大巴山腹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山崖上留有许多大幅石刻标语，当地人都知晓张国涛、徐向前等领导人的姓名。
这里山高路险。在四川西北部逶迤延绵的泰岭、大巴山，在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处，形成一片莽莽的山头群落。其中有座山叫香炉山。我们的林场就下乡在香炉山下。
到达目的地那天，接我们的是个瘦长汉子，焦黄脸，卧蚕眉，青头皮的脑袋上缠着一条青丝帕，人叫述表叔。这山里人决不大呼小叫别人的姓和名。同姓的按辈份称呼，不同姓的按年龄、身份等往某个辈份上“靠”。这述表叔五十出头，正该“叔”的挡次，故以表叔称之。黄桶临走时，其父买了只指南针送他，是那种廉价的儿童玩具，玩具是玩具，但那针顽固地指向南方，却与贵重的罗盘指南毫无二致，何况背面塑料盖上还有其父楷书手刻的“脚踏实地方向坚定”八个字。述表叔将这宝具翻过来转过去的看了半天说：玩意儿哩！派么用场哩？黄桶抢前说：怎么没用？进山打猎，钻山采笋，天黑走路，大雪封山时都有大用场嘞。述表叔笑笑说：“稀毬罕，熟悉路，管南北东西干啥？又不描地图。”黄桶脸红红的还要争辩，述表叔却又正色说：也难怪你们离开了政府的怀抱，来此山林野地，路是得自家慢慢认，慢慢走。有人小声笑，多数人呆着脸，听他说。
我拿不准，却怀疑述表叔是识文断字之辈，冲最后这句话，有股滋味儿还耐得品。我看看他的脸：黑黄色，奇瘦，颧骨高耸，两只眼珠顾盼自如，估摸五十岁出头，却一派烂漫天真之态，倒使我又怀疑起刚才的怀疑来。不过，这个关于指南针同走路的争论已经给我们上了下乡的第一课。这里面意味深长耐人咀嚼，它既生动又粗砺，既鲜活又有哲理，它常常让我想起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绿”，又让人联想到哲学史上经验论同唯理论的辩驳诘难。我认定，这第一课是有意味的。
四 茅房，性与食
不过，刚抵达香炉山下青杠坡，陶醉于各种胡柳、柞木、松树、柏树编织成的青枝绿叶环境中之际，一个在城市未难过的问题一下子摆到了面前——没有公共厕所，不知何处方便！大家立即砍树搭屋建茅房，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劳动。有一张老相片活灵活现记录了这次修茅房的活动。该照片被带队送我们下乡的老师带回了重庆，后来在一次影展中还挂了出来，旁边批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即投入紧张的住房修建中。我们听说就笑：住房倒不紧张，最紧张的是茅房！
虽然匆匆忙忙搭建了最简易的那种茅房，但在那种极为自然的环境中，反而觉得进茅房成了件十分正儿八经的事，不如就在野外来得痛快淋漓。同山民一块儿劳作时，山民从来都是就地方便，没有什么扭妮作态、心理障碍。久而久之，我们男生也惯了！我想过，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是虚伪了，还是率真了？是自然轻松了，还是压抑拘束了？也许，有人会认为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但这事儿无疑纠缠住我的思虑不放，我想说的是，这也许是某种无意间的性教育。
说到性，发现山民们绝不是我们书生气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茨冈》中那个贵族青年设想的那样简单），虽然都在野外方便，但他们大有忌讳，例如对男性那玩意儿十分恭敬，不能随便将其示人，若如此，则大不敬，大不吉利！故他们在随意自由之际却也规矩限制颇多，相比之下，倒是知青们一经放开，绝无禁忌，常在撒尿时对着山民一阵“扫射”，惹得山民东躲西藏，仿佛会有巫鬼附体似的。其实，说白了，自然状态往文明状态的演化是渐行渐进的，缓慢的；而文明往野性方面的蜕化，却如电光火闪般的迅疾快速，令人目瞪口呆。
最近，读到一组讨论明朝宰相张居正功过是非的文章，其间提到当时正在位的某位皇帝，某学者义愤填膺地痛斥其荒淫无耻，铁证据称就是其“死时阳具仍未倒下”。并附加评语曰“死得狼狈不堪”。我却想，此君大约未下过乡，也无机会面对裸露的尸体，或者虽下乡却并未到过吾辈那种荒蛮的充满生命野性的大山，也就未曾受到过某种直观的性教诲，在这里似乎犯下一个常识性错误。我忆起在山里参加一个村民的葬礼，村民是上山砍柴摔死的，有幸目睹给其穿寿衣经过，那东西高傲地昂扬着。达方老汉正色对我说：“人死毬朝上，万古莫奈何！”这话深刻得深刻不得！（当地土语说法，谓“极深刻”！）
于性，得到教诲，于食，亦获得启迪。
女儿楷楷曾问过我：什么叫“饥饿”，那时她还小，但我的反应是既好笑又无奈，这世道的物质进步，让生理基本感受都消失了？“饱食终日”的宝贝疙瘩们若是真的没有了饥饿感，或者失去了体验饥饿的机会，我们是应该额手称庆呢？还是若有所失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等下乡知青，饥饿的感觉却是铭心刻骨的。
当年，下乡在贫穷荒僻的川北峡谷，那里要吃饱饭可真成问题。当时，别无他愁，心里却只知道慌：早上慌向晌午，然后慌向晚饭去。肚子空着总觉得有桩心事未了，就像情人约会而不卿卿我我一番总感此事未了一样。因为饿，人也变得惭愧起来，精神总觉着对不起肉体，特别提不起神。走到哪里总是感觉别人在怀疑你去寻食，这双重的疑心，可真是要命！
可是，我们很快变得惊喜起来，因为发现当地竟然出产廉价的可食用的——狗肉。说廉价，还真抬举了狗们，说到头，狗几乎一文不值。我依稀记得，买过几次狗，其价不过3毛5毛一只，并不称斤论两斤斤计较，整只买卖。有时不花钱也能收罗到山民丢弃的狗。当地人不食狗肉，他们再没饭吃，饥饿的眼光也从不停留在狗身上。
一天，“烟灰”神秘兮兮地把众知青喊到一起说：“阿尔法”经常跑到知青住地来，是不是把它“解决”了来一顿狗肉宴；又说天冷了晚上尿多，多吃狗肉不起夜云云。“烟灰”是一知青外号，他病歪歪的，极瘦，小学没毕业，年龄却不小，山民就喊他“烟灰”。至于“阿尔法”，那是一条狗的名字，这狗的主人是当地一农户，好客。狗长得肥大、白色，长长的尾巴翻卷在背上成了一个带勾的圆圈，颇像希腊字母“ ”，于是知青们就喊它“ ”（阿尔法）。起初农户主人听来好笑，“阿尔法”是啥名字！后来喊开了，也惯了，就跟着喊。
那时，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叫林场、直属公社管。男男女女20多人，听说有狗肉宴，都来了劲儿，待听到是打“阿尔法”主意时，又都有些犹豫。一来“阿尔法”聪明伶俐，众人喜欢；二来其主人待知青不薄，打狗尚须看主哩。犹豫总归是犹豫，态度却是模棱两可的。而模棱两可常常又不乏顺水推舟的意思，狗肉宴提议便通过了。实施当然看“烟灰”的。
谁知，“阿尔法”仿佛已知大祸临头似的，它躲到什么地方好多天不露面，也不到知青住地来蹓跶。慢慢地，这事也被大家忘却了。到了有一天傍晚，我们从青杠林里收工回来，见一只大铁锅架在院坝里，柴禾伸出的火舌舔着锅沿，锅中翻滚着汤汁。“烟灰”站在院中央得意地宣布，晚餐是狗肉宴，每人摊交5分钱。一个女生怯怯地问锅里煮的是“哪一个”？得到的回答是——“阿尔法”和三只小狗崽（原来“阿尔法”躲到外边下崽去了）。这个事件的结局极其明白：狗肉宴结束，害了“阿尔法”一“家”便不用说，还伤了农户的心；隐隐的，知青们自己也受了“伤”，那是一次少有的沉默的晚餐。
后来，已读大学的女儿听了这段故事激愤地说：太残忍了。我不知她具体指谁，但觉得应该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责任不能全推给“烟灰”。看去只是5分钱的事，一念之间，却让野蛮很容易取代了文明。狗肉宴虽然填补饥饿，同时却消解了心灵中固守着的某种精神领地。我们的肚子暂时饱了，但心灵却萎缩了，心处于饥饿状态，有时候匮乏而饥饿的灵魂也会对大腹便便的饱肚鄙弃不屑！这里问题的关键倒并不仅仅在于一只狗，或一家人，而在于人格中恶的成份在多人共同参与之中仿佛减轻了罪责的那份心态，众人作恶好象个人就没了责任的那种卑怯心理，犹为可憎复可笑（上面这段回忆我于1997年7月5日以散文发表在《重庆商报》上）。
几位在大学教书的昔日知青常常谈及，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往前说，既远不及20世纪秉承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胡适之、闻一多诸学贯中西、功底厚实之学者教授；往后说，亦不象二十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代博士教授。我们是一批“知青教授”，在学识底蕴上或中或西都有些缺欠（时代环境所至，就整体而言），但我们又有他们所不及的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野性层面的粗砺感悟，这影响着并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精神深处的平民化倾向和心理结构中的人文成份。我们固然也可以暂不对此“野性”作出道德上的褒贬，事实上，它背后有许多难得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甚至不仅包括着善，也包含恶的人性体验。
五 民间智者达方老汉
我常常带着几分感念回忆起达方老汉。他是一杀猪匠，兼剜猪阉牛。他走村串户，见多识广，心地善良，人缘极好，爱喝两杯。过峡谷时常来我小屋闲坐，言语中眼光总爱瞟向我桌上的酒瓶子。那时限量供酒，我无酒量，常有存酒。斟一杯奉上，达方老汉兴致顿高，家短里长、奇谈怪论、说古道今、轶闻野史，令我大长见识。乡间这类手艺人、常常是中国民间的智者，他们带给人的是领悟，是洞察，是体验，是种活体生命感受，这些民间智者给我的“再教育”，远非几本枯躁的教科书能达到。他曾怀揣着几粒才从牛屁股上阉下来的玩意儿，掏出来要我吃掉，并一本正经说：“契哒，契哒好！”（意思是吃下对身体好。）
到峡谷来居住，也和达方老汉的话有关系，他说峡谷好，清静；早点下队，早来峡谷。当时，社办林场已经风雨飘摇，基本无法维持下去。在林场逐渐解体过程中，我们也曾经设想和实践过几种方案，希望知青林场不至夭折而大家分散到生产队去。之后回想，那些方案基本思路都是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方案，大锅饭方案，有很强烈的空想乌托帮色彩，故难以为继。下到生产队，已势所必行。1969年，经文革后疲惫不堪的中学红卫兵上山下乡也已成定势。后继者一来必须下到生产队，也占一份生产队的地、分一口生产队的粮。当时，粮食是非常紧缺之物，才从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馑阴影中走出来的农民当然十分珍贵这口中之粟。至于土地，虽然说是山区，地广人稀，但准确地说，熟地（也即可耕作的，有稳定收成回报的地）并不多，至于最优良的生产稻谷的水田，就更是弥足珍贵了。我所在峡谷属香炉山下白果树湾生产队，全队二十余户人家，一百多口人，熟田熟地不过一百多亩，当时当地的亩产量，剪高扯矮不过几百市斤而已（据我的记忆，这个数字大约在400斤—600斤之间徘徊）。
以纯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含量粗少（已经开始往田地中施尿素）。一年下来，每个劳动日价值大约五角吧！不过，以知青角度看去，主要还在于农民普遍缺乏生产熟情，缺乏内在动力，按那时的流行说法叫做“农民觉悟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作为知青切身体验到农村生活以后，逐渐发现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一般而言，知青的“觉悟”就很难说比农民“高”。这里所说“觉悟”，是指经济利益上的基本态度。正象刚才所说，在知青集体生活的林场里，一切都以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来安排，这在表面上谁都没有意见，但实际上都是生产积极性上的某种剪高扯矮，向低水平靠拢，最后损害了或是无形中抑制住了某些人的智力上的积极性或体力上的积极性。以此去看农民，道理一个样。一次就此请教达方老汉，我说永川哥（同村一农民）真能干，背包谷能背一百八十斤，谁谁力气小，背不了。达方老汉不以为然摇着头说：稀毬罕！给队上背，有力不使完，给自家背，无力也硬撑，脚指头都在算计罗！ 因为是点人头分粮食，谁家娃儿生了一大堆，其他人家常常就戏言，出工是“帮人养娃”。我也才明白，一个叫成表叔的整天窝在家中不出工，说是养病，实则也是不愿“帮人养娃”，他的婆娘成天没精打采，病歪歪的，没生。
再说，农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下，相当多的处于赤贫状态，吃饱肚子都未解决，哪里顾得其他。那时物价同现在比非常低廉，大米约1毛钱一斤，在乡里鸡蛋三毛钱一斤。记得我和黄桶赶场最爱去供销社称上一斤鸡蛋，二两白糖，一块猪油，冲熬成一锅蛋羹，盛在大土碗里，当街喝得稀里胡噜响，津津有味。赶场的乡民事后传说：二黄在街上杀油大咧！我也曾经到乡间去买过一头牛，是老牛，也即菜牛，整头一十二元五角钱，打算牵回林场熬汤锅，无奈牛极老，走不动，只好在半路上宰杀，背牛肉牛骨回去。也曾经卖过牛，记得是林场自己养的，大大小小有三四头，卖往同青杠坡林场交界的万源县竹峪区绝胜坝，大约卖了七百多元钱，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连回重庆探亲长期未返的知青都不漏下。这种有肉一块儿吃，无米一齐饿的知青生活。平等倒是平等了，但一时半载方可。时间一长，却不是个过日子的基本格局。达方老汉看清楚了的，劝我早下生产队。以此去看农民的状况，就不难明白他们生存状态下练就的一套办法。当时的生产队出工，几十个人在一起，撑住锄把，谈天说地，所谓“磨洋工”是常有的事，一俟给哪家哪户私人干活，如修屋建房，砍柴背柴之类，那个干劲，那份热情，非同寻常。我想说的是，这正是一种教育，有人容易将此归为负面的教育，其实“负面教育”一说过于简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它首先是一种真实的教育，它经常激活我们某些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
山民们对五十年代末的“大办食堂”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特别印象强烈。达方老汉讲当时挨家挨户查，不准在家生火做饭，锅碗瓢盆尽数收走砸碎，或投之炼铁炉中，为此还曾逼死人命……达方老汉愤激说：老子背上火烧馍，走也要走到省衙去问个究竟，食堂咋个得办？不过，山里人又有山里人的思考逻辑，凡事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转一转事情就转开了，所以，达方老汉倒底没上省城。我又发现，年龄愈大，在乡下说话愈有份量。年轻后生，说的话尽管对，一百个对，却无人“尿你”。
山里老规矩，老人们悄悄地叮咛儿子、媳妇，名字须反其意，取的愈孬，则将来的命则愈好。因此，休想在那些孩子中找出什么“长富”、“永红”“世安”之类的名儿来，代替这些时髦而吉利的名字的是“孬娃子”“孬狗儿”“丑女子”之类不那么“富贵”的名字。要是在都市里，这类称呼非遭嘲笑不可。在山里，喊顺了口却也没有什么不快的地方，那“孬”字仿佛与“好”字交换了个位置似的。这种风俗对山里人有根深蒂固的作用。有一次，一位在沈阳当了两年兵的青年人回来，他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被老人取个“赔男子”的名儿，青年人大不满，他不顾老父老母的嘀咕，自作主张的改成个“晓娟”，并数说他们部队里有哪几个营长、团长的女儿都叫这个名字，人家长的可胖哩。嬷婆们瘪瘪咀交换着惊疑的眼光，嬷爷们从咀中取下烟锅子，向火塘里啐了一口，自问道：“这小娟”为咋？大为不满。家中的人，除了那青年人有些洋洋自得以外，都仿佛有些不顺心。在山民们心中，“娟”叫着不仅不称心，也不顺口，听错了还以为是竹林里的某种小兽，或者是遥远的要飘洋过海才能取到的什么东西似的。可是，老天爷往往偏袒老年人，这素朴的辩证法也往往得到验证：那女孩儿突然病了，高烧不止。当父亲的忙着抓药，熬药，再加上打针，青霉素，孩子的病自然很快好了。老人们立即将病因归为名号不当！并乘胜挺进，总结教训，受尽惊吓的年轻父亲立即缴械投降。结果战果显赫：“娟”被扔弃到爪洼国，“赔男子”喊得山响。
这种老年人总是在理，最终总是获胜的状况，在大城市里已经不多见。在知青心中，更多是遵从所谓“理”或“道理”——我又想起同姚老夫子，排骨等同学讨论数学问题的情景。但农村之为农村，就在其保留了传统文化心理的底蕴，文化根底在农村，传统风俗在农村。当时，为同这类愚昧抗衡，我也办过夜校扫盲，也曾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讲文化、读书报。但是，效果十分微弱。况且，这类事当地的回乡知青一样能做，做得更合本地人情风俗。
了解农村，也才了解中国。也许，明瞭这个道理，再去读鲁迅的那些文学作品，会更有心得罢。至少，我如是认为。我还认为我如是认为是同多年知青生活有关。
六 峡谷依旧，我仍在走……
我们已经走在21世纪的道路上，现代化大都市给了我们许多舒适与方便，也带给我们几多喧嚣与躁动，这一切都很合乎情理，顺理成章。但作为老知青，却摆脱不了对当年下乡生活酸甜苦辣的那份咀嚼品味的欲望，这也是知青的命中注定。我梦中的峡谷在品味咀嚼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反衬下，显出一派莫名的诱惑：峡谷中叠翠重荫，高大的水青杠、马尾松、杉针与熊松以及叫不出名儿的其他树，散发出特有的树脂气息。当雨后初霁，阳光点点，树梢的水珠就折射出万千个小太阳，树林变成活脱脱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心迷神驰。我仍然在峡谷中走啊走……此时，在水雾蒸腾之际，那弥漫着树脂气息的洁净空气环绕周围，湿湿的、润润的，清冽而浓郁。心灵莫名地就获得了归属感，仿佛一下子寻找到了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久违了的故土家园。于是，那个“跋涉无尽峡谷”的意象变得滋味复杂怪异起来，难以排遣荒诞感，它仿佛增加了某种新鲜含义，以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弹。
下乡养了一只狗，身上花黑，四脚雪白，大家就叫它“白脚”，或者叫成“伯爵”；我们更喜欢后者，因为“伯爵”听起来有理性又有身份，且讲信义有忠心耿耿的味道。一次，我们上山挖野菜，“伯爵”同行。待要下山时，才想起许久未见它的身影，呼唤良久，方见“伯爵”气咻咻地拖着一只山麂钻出树丛，毛皮擦伤，满身泥土，显然经过一番搏斗。“伯爵”将猎物规规矩矩地放在我脚前，两眼望人，恭顺地等候处理。查看山麂，发现“伯爵”竟然未啃食一口肉。在那时，知青生活艰窘，人尚且食不裹腹，更遑论狗。谁也未想到，“伯爵”竟是如此情义不二。
每忆及此，就忍不住瞟几眼身旁的“犭血 莱”。“犭血 莱”固然可爱，但属另一类型，它依赖人的施舍，它对人的回报也是依赖，它的名字因而叫“宠物”。同“伯爵”的关系，我自感多几分信义友谊。返城前的晚上，聪敏的“伯爵”见我们收拾行李，肯定明白了分离在即。它满院狂奔，拖长声悲吠，其声在峡谷中回响，如野狼夜嚎，至今在我耳畔拖着长音……
作者简介：
黄 良，男，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育美学研究所所长，校文化产业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美学、审美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已发表著述百万余字。其专著《审美力—美育素质能力构成》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年）。1965年10月上山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斯波乡，先在知青林场，后插队到白果树湾。1972年底顶替回重庆市当工人于重庆电机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作者: 黄 良
一 峡谷梦境
不知道是潜意识的支使，还是三十多年前那段下乡知青生活烙上的痕印，总之，提笔写作之际，头脑中太爱出现陡俏险恶的山峰、清澈的山涧流水、漫远不见尽头的峡谷……。那就是通江县斯波乡名叫白果树湾的一条峡谷，我下乡当知青的地方。真的，我常常在梦境中朝这条峡谷深处走去，背上背着当地特有的“甲背”（竹编的扎得挺细密的一种背兜），走啊走，两脚无休止、峡谷无尽头，心中满是惶惑与期盼。我自感又有一种无穷的韧劲儿，支撑着我在这大巴山深处的峡谷里艰难跋涉。
这个意象反复出现于我的梦境多次。返城已经三十余年了，其间当过电机厂的工人，从事过文艺写作，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天同风华正茂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打交道，讲授的课程多是充满激情的文学和满布玄机哲理的美学，却不知何故，那个意象仿佛注定了似的时时钻进我的头脑，时而明朗，时而朦胧，时而贴近，时而退远，变幻莫测，意蕴丰厚。随之，我想解读它的欲望也日益强烈、日益迫切起来。
我不知道梦境是否可以进入历史，不知道回忆录中有无梦的篇幅，也不太清楚大本大本的历史著作容纳过人的梦境没有；但是，我这个梦的意象的真实性与反复性无庸置疑，虽然它无法客观证实，只有我心自知罢了！同时，我也愿意确信，心灵的感受仍然是人的某种历史，就真实信度而言，心灵史比一般的大部头历史书来得更为鲜活，也更为个性，因而更贴近生命体的彼时彼地的存在状态。
课堂上，每每讲到六十年代下乡当知青一节，学生聚精会神之态可掬，眼巴巴盯着你的嘴，捕捉那里吐出的每一句有趣的话。让人想起下乡在大巴山里时，每端碗吃饭，隔壁的兰子——一个七岁大的丫头，就盯住你的嘴，眼里闪烁着饥饿。两种场合，神态如出一辙。我知道，中文系学生受文学影响大，惯以传奇浪漫的眼光看人生苦难或寻常事。甚至遗憾没能赶上那个时代，没能置身于那种逆境。由于自己的知青经历和教师的职业心理，我不愿意他们有此“遗憾”，因而写下这些真实的体验和思索。
二 下乡前的处境
每每看见大的山，险的峰，就想起那山村的日子。那时，我们下乡在大巴山腹地通江县靠近陕西地界的一个村子，住在一条长长的峡谷的尽头。峡谷的一边，矗立着一块数丈高的巨石，人称“独独石”。它高而险，仿佛就要滚下山涧，当地老人却笑谓“祖祖辈辈皆见其安稳如此”。峡谷对面是一座高山，刀削斧凿般陡峭。打开屋门，就差鼻尖撞上山崖。中学课本中讲过“开门见山”这个成语，我却是在峡谷里真正掌握了它的含义。堂屋大门上， 两只人不人兽不兽的木雕，青面獠牙，血盆大口。房东说那叫“吞口”。山太陡，太压人，用那东西冲一冲。听此说，就觉得那阴沉神秘的玩意儿有了几分亲切，进进出出都瞥几眼，再瞅瞅对面沉默的山，望望头重脚轻却是不倒翁的“独独石”，就想：大自然真有意思！人真有意思！
下乡之前，我是重庆市南开中学（原三中）高中学生。
要准确描述20世纪60年代的自己，常觉得困难，有多种感觉冲突在心中。应该说，那时候的中学生的我们，都显得十分简单，不谙世事。在那个特定时期，历次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直到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弄的大人们都挺紧张，很拘谨，言谈举止满布禁忌——现在来看那时的人们的书信言论，常常有种言在此意在彼的感觉。比方拆开一封家书，劈头一句就引用领袖“最高指示”，父母的亲情关爱却是通过某些大而不当的话语隐隐流露出来。如此一来，学生所面对的世界，则更是一派云山雾海，摸不着头脑了。但这只是我们当时状态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却又是，我们那时似乎又不“简单”：在南开中学那浓郁的求学氛围中，我们的求知欲望在同学间的竞赛中膨胀无比。
我记得清清楚楚，在学生宿舍里，我的上铺是张裕勋，他戴一付深度近视镜，镜片后面一双睿智的眼睛老是疑惑地眨个不停，是我们班的“哲学家”。他熟知马克思，托洛茨基、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时尚未正式开始“文化大革命”，但他已经知道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这句名言，大概也就是由此而引起我们对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的兴趣。有一段时间，我对星云宇宙着了迷，自费订了《天文爱好者》，就对照着每期封底的当月星空图，仰望夜空寻找宝瓶座，大熊座，猎户座，仙女座……的方位，如痴如醉。在这方面，喜得同道，是人称姚老夫子的姚志远，小个子，深度近视。记得一次下晚自习经足球场回寝室，走到足球场中央他突然大声喊叫，指着天空要我看流星……陈同学奎德绰号“排骨”，人瘦弱头就显大，常常有气无力的样子，数学特好，一手灵动且有骨力的好书法，教数学的李宛芝老师特别钟爱他。李老师的数学课我特别爱听，思路清晰，逻辑严密。邓齐贯同学也是数学特好，她姐姐是某著名大学的数学教授。还有唐琳琳和周凤时，都是多才多艺的同学。黄友桐外号“黄桶”，一身疙瘩肉，单手能拉引体向上20个，看那意思是以后的体操健将。一位大个子同学姓邬，因食量大，绰号就成了“大胃”。女同学多不明究里，彭镓镕就正经问我，外号叫“大尉”，是不是同“船长”有关。当时一部苏联小说《船长与大尉》正在同学中流传；又问或者是同古罗马的什么偓大卫有关。结果高考放榜，这些同学多未录取，大约都是因为家庭原因。我不厌其详说这些，是想说明下乡前我们的某种处境，我的这些颇有个性特征的同学思考的关心的究竟何所在？
我们为什么走下乡之路？现在细细想来，那时已有几个因素在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其一，在新闻舆论上面，大量宣传上山下乡的各种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给人一种暗示，仿佛是因为城市知识青年来到了山区和边疆，给当地带去了某种“福音”似的，这同我们初下乡时的感受反差极大。很明显，人多土少的农村必须划出某些地盘和物资以便安置我们，尤其被分到生产队时，我总忘不了房东娘子那心怀戒备的眼光，主人是一姓熊的汉子，男人嘛，倒无话可说。我们到他的院子里居住，就得让他腾出厢房来，又在房前为我们划出几块“自留地”，以便解决菜蔬来源。
到学校来作动员报告的先去的知青典型，表述的大约都是到贫穷山区去“改变那里的一穷二白”。现在反省起来，虽然可以一百遍地说当时的我们年轻热情，不谙世事艰辛，但另一方面这些暗示确实很容易满足了我的某种虚荣的救世感以及填补未录取的失落感，就象要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山区民众似的。那个年头，人们的口头禅之一就是“想着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无视自身状况处境却一门心思渴望去解救他人的心理状态，现在冷静地自忖，实则是种异常的狂热。其实，一年以后出现的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同我们那种狂热，又何尝不是一脉相承、底蕴相同？
一部名叫《青山恋》的电影的放映，可以说对我的这种情绪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的若干场面，都是用彼时能用的浪漫手段去代替了农村的实际状况，正是这种浪漫情怀再一次感动了我。一点不奇怪，在心理机制方面，狂热同浪漫几乎是孪生姊妹。
其二，当时的中学课堂早已不平静了。校园里弥漫的多是“突出政治”、“贯彻阶级路线”的氛围，例如，政治课已经失去了往日生动的争论——此前在课堂上争论过“道德与良心”、“工人和农民的冲突是不是阶级斗争？”之类的话题，还记得当时重庆市副市长邓垦先生还在我班听过课，好象还站起来发表了看法；而当时政治课往往变成了某种概念的堆砌和跟风表态的课，也有时挑选一二同学起来“忆苦”；每每此时，家庭成份复杂的同学就在座位上低着头，似乎“罪感”顿生。语文课更是荒唐，老师作文评分几乎是按照家庭出身来评订高低，“革干”给高分，“地主”给低分，“职员”给中等分等等。
“根红苗正”的同学亦有压力。班上有位绰号“黄豆”的同学，“革干”家庭，就对这种评分方式表示很不以为然，揶揄嘲笑有加。
那时，已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65年了，压力已经普遍存在，某种社会不公正对所有人都将产生压力，只是对此的反应各异而已！
往后，听知青们的自我剖析，下乡的直接动因通常被表述为：“争口气”、“赎罪”、“磨炼自己”或“改造自己”等诸如此类的说词：决心以个人的实际行为在最艰苦的农村干出个样子，至少也表明自己敢于吃苦，并且能够和农民们“打成一片”——即完完全全彻里彻外地融入他们之中，彻底改变“自我”。
三 下乡第一课
记得很清楚，由重庆南开中学出发那天是1965年10月中旬的一天。车队慢慢行驶到沙坪坝中渡口乘车渡过江。车队经邻水县、大足县，当天就到了达县地区专署所在地达县（即四川省达州市）。逗留几天后，再经平昌县到了通江县。县城给人印象如乡镇赶场般热闹，还有两个很显眼的特征：无论男女，大多头上都包缠着或白或黑的帕子；人们咀里总在嗑着葵瓜子。
通江县深处大巴山腹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这里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在山崖上留有许多大幅石刻标语，当地人都知晓张国涛、徐向前等领导人的姓名。
这里山高路险。在四川西北部逶迤延绵的泰岭、大巴山，在陕西、湖北，四川交界处，形成一片莽莽的山头群落。其中有座山叫香炉山。我们的林场就下乡在香炉山下。
到达目的地那天，接我们的是个瘦长汉子，焦黄脸，卧蚕眉，青头皮的脑袋上缠着一条青丝帕，人叫述表叔。这山里人决不大呼小叫别人的姓和名。同姓的按辈份称呼，不同姓的按年龄、身份等往某个辈份上“靠”。这述表叔五十出头，正该“叔”的挡次，故以表叔称之。黄桶临走时，其父买了只指南针送他，是那种廉价的儿童玩具，玩具是玩具，但那针顽固地指向南方，却与贵重的罗盘指南毫无二致，何况背面塑料盖上还有其父楷书手刻的“脚踏实地方向坚定”八个字。述表叔将这宝具翻过来转过去的看了半天说：玩意儿哩！派么用场哩？黄桶抢前说：怎么没用？进山打猎，钻山采笋，天黑走路，大雪封山时都有大用场嘞。述表叔笑笑说：“稀毬罕，熟悉路，管南北东西干啥？又不描地图。”黄桶脸红红的还要争辩，述表叔却又正色说：也难怪你们离开了政府的怀抱，来此山林野地，路是得自家慢慢认，慢慢走。有人小声笑，多数人呆着脸，听他说。
我拿不准，却怀疑述表叔是识文断字之辈，冲最后这句话，有股滋味儿还耐得品。我看看他的脸：黑黄色，奇瘦，颧骨高耸，两只眼珠顾盼自如，估摸五十岁出头，却一派烂漫天真之态，倒使我又怀疑起刚才的怀疑来。不过，这个关于指南针同走路的争论已经给我们上了下乡的第一课。这里面意味深长耐人咀嚼，它既生动又粗砺，既鲜活又有哲理，它常常让我想起歌德所言“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绿”，又让人联想到哲学史上经验论同唯理论的辩驳诘难。我认定，这第一课是有意味的。
四 茅房，性与食
不过，刚抵达香炉山下青杠坡，陶醉于各种胡柳、柞木、松树、柏树编织成的青枝绿叶环境中之际，一个在城市未难过的问题一下子摆到了面前——没有公共厕所，不知何处方便！大家立即砍树搭屋建茅房，这是下乡后第一次劳动。有一张老相片活灵活现记录了这次修茅房的活动。该照片被带队送我们下乡的老师带回了重庆，后来在一次影展中还挂了出来，旁边批说明：知识青年下乡即投入紧张的住房修建中。我们听说就笑：住房倒不紧张，最紧张的是茅房！
虽然匆匆忙忙搭建了最简易的那种茅房，但在那种极为自然的环境中，反而觉得进茅房成了件十分正儿八经的事，不如就在野外来得痛快淋漓。同山民一块儿劳作时，山民从来都是就地方便，没有什么扭妮作态、心理障碍。久而久之，我们男生也惯了！我想过，是文明了，还是野蛮了？是虚伪了，还是率真了？是自然轻松了，还是压抑拘束了？也许，有人会认为小题大做，无病呻吟。但这事儿无疑纠缠住我的思虑不放，我想说的是，这也许是某种无意间的性教育。
说到性，发现山民们绝不是我们书生气设想的那么简单（就像俄罗斯诗人普希金《茨冈》中那个贵族青年设想的那样简单），虽然都在野外方便，但他们大有忌讳，例如对男性那玩意儿十分恭敬，不能随便将其示人，若如此，则大不敬，大不吉利！故他们在随意自由之际却也规矩限制颇多，相比之下，倒是知青们一经放开，绝无禁忌，常在撒尿时对着山民一阵“扫射”，惹得山民东躲西藏，仿佛会有巫鬼附体似的。其实，说白了，自然状态往文明状态的演化是渐行渐进的，缓慢的；而文明往野性方面的蜕化，却如电光火闪般的迅疾快速，令人目瞪口呆。
最近，读到一组讨论明朝宰相张居正功过是非的文章，其间提到当时正在位的某位皇帝，某学者义愤填膺地痛斥其荒淫无耻，铁证据称就是其“死时阳具仍未倒下”。并附加评语曰“死得狼狈不堪”。我却想，此君大约未下过乡，也无机会面对裸露的尸体，或者虽下乡却并未到过吾辈那种荒蛮的充满生命野性的大山，也就未曾受到过某种直观的性教诲，在这里似乎犯下一个常识性错误。我忆起在山里参加一个村民的葬礼，村民是上山砍柴摔死的，有幸目睹给其穿寿衣经过，那东西高傲地昂扬着。达方老汉正色对我说：“人死毬朝上，万古莫奈何！”这话深刻得深刻不得！（当地土语说法，谓“极深刻”！）
于性，得到教诲，于食，亦获得启迪。
女儿楷楷曾问过我：什么叫“饥饿”，那时她还小，但我的反应是既好笑又无奈，这世道的物质进步，让生理基本感受都消失了？“饱食终日”的宝贝疙瘩们若是真的没有了饥饿感，或者失去了体验饥饿的机会，我们是应该额手称庆呢？还是若有所失呢？我真的不知道。我等下乡知青，饥饿的感觉却是铭心刻骨的。
当年，下乡在贫穷荒僻的川北峡谷，那里要吃饱饭可真成问题。当时，别无他愁，心里却只知道慌：早上慌向晌午，然后慌向晚饭去。肚子空着总觉得有桩心事未了，就像情人约会而不卿卿我我一番总感此事未了一样。因为饿，人也变得惭愧起来，精神总觉着对不起肉体，特别提不起神。走到哪里总是感觉别人在怀疑你去寻食，这双重的疑心，可真是要命！
可是，我们很快变得惊喜起来，因为发现当地竟然出产廉价的可食用的——狗肉。说廉价，还真抬举了狗们，说到头，狗几乎一文不值。我依稀记得，买过几次狗，其价不过3毛5毛一只，并不称斤论两斤斤计较，整只买卖。有时不花钱也能收罗到山民丢弃的狗。当地人不食狗肉，他们再没饭吃，饥饿的眼光也从不停留在狗身上。
一天，“烟灰”神秘兮兮地把众知青喊到一起说：“阿尔法”经常跑到知青住地来，是不是把它“解决”了来一顿狗肉宴；又说天冷了晚上尿多，多吃狗肉不起夜云云。“烟灰”是一知青外号，他病歪歪的，极瘦，小学没毕业，年龄却不小，山民就喊他“烟灰”。至于“阿尔法”，那是一条狗的名字，这狗的主人是当地一农户，好客。狗长得肥大、白色，长长的尾巴翻卷在背上成了一个带勾的圆圈，颇像希腊字母“ ”，于是知青们就喊它“ ”（阿尔法）。起初农户主人听来好笑，“阿尔法”是啥名字！后来喊开了，也惯了，就跟着喊。
那时，知青集中住在一起，叫林场、直属公社管。男男女女20多人，听说有狗肉宴，都来了劲儿，待听到是打“阿尔法”主意时，又都有些犹豫。一来“阿尔法”聪明伶俐，众人喜欢；二来其主人待知青不薄，打狗尚须看主哩。犹豫总归是犹豫，态度却是模棱两可的。而模棱两可常常又不乏顺水推舟的意思，狗肉宴提议便通过了。实施当然看“烟灰”的。
谁知，“阿尔法”仿佛已知大祸临头似的，它躲到什么地方好多天不露面，也不到知青住地来蹓跶。慢慢地，这事也被大家忘却了。到了有一天傍晚，我们从青杠林里收工回来，见一只大铁锅架在院坝里，柴禾伸出的火舌舔着锅沿，锅中翻滚着汤汁。“烟灰”站在院中央得意地宣布，晚餐是狗肉宴，每人摊交5分钱。一个女生怯怯地问锅里煮的是“哪一个”？得到的回答是——“阿尔法”和三只小狗崽（原来“阿尔法”躲到外边下崽去了）。这个事件的结局极其明白：狗肉宴结束，害了“阿尔法”一“家”便不用说，还伤了农户的心；隐隐的，知青们自己也受了“伤”，那是一次少有的沉默的晚餐。
后来，已读大学的女儿听了这段故事激愤地说：太残忍了。我不知她具体指谁，但觉得应该包括我在内，我们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责任不能全推给“烟灰”。看去只是5分钱的事，一念之间，却让野蛮很容易取代了文明。狗肉宴虽然填补饥饿，同时却消解了心灵中固守着的某种精神领地。我们的肚子暂时饱了，但心灵却萎缩了，心处于饥饿状态，有时候匮乏而饥饿的灵魂也会对大腹便便的饱肚鄙弃不屑！这里问题的关键倒并不仅仅在于一只狗，或一家人，而在于人格中恶的成份在多人共同参与之中仿佛减轻了罪责的那份心态，众人作恶好象个人就没了责任的那种卑怯心理，犹为可憎复可笑（上面这段回忆我于1997年7月5日以散文发表在《重庆商报》上）。
几位在大学教书的昔日知青常常谈及，我们这一代大学教师，往前说，既远不及20世纪秉承新文化运动精神的胡适之、闻一多诸学贯中西、功底厚实之学者教授；往后说，亦不象二十世纪末全球化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新生代博士教授。我们是一批“知青教授”，在学识底蕴上或中或西都有些缺欠（时代环境所至，就整体而言），但我们又有他们所不及的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和对生命的野性层面的粗砺感悟，这影响着并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精神深处的平民化倾向和心理结构中的人文成份。我们固然也可以暂不对此“野性”作出道德上的褒贬，事实上，它背后有许多难得的丰富复杂的人生体验，甚至不仅包括着善，也包含恶的人性体验。
五 民间智者达方老汉
我常常带着几分感念回忆起达方老汉。他是一杀猪匠，兼剜猪阉牛。他走村串户，见多识广，心地善良，人缘极好，爱喝两杯。过峡谷时常来我小屋闲坐，言语中眼光总爱瞟向我桌上的酒瓶子。那时限量供酒，我无酒量，常有存酒。斟一杯奉上，达方老汉兴致顿高，家短里长、奇谈怪论、说古道今、轶闻野史，令我大长见识。乡间这类手艺人、常常是中国民间的智者，他们带给人的是领悟，是洞察，是体验，是种活体生命感受，这些民间智者给我的“再教育”，远非几本枯躁的教科书能达到。他曾怀揣着几粒才从牛屁股上阉下来的玩意儿，掏出来要我吃掉，并一本正经说：“契哒，契哒好！”（意思是吃下对身体好。）
到峡谷来居住，也和达方老汉的话有关系，他说峡谷好，清静；早点下队，早来峡谷。当时，社办林场已经风雨飘摇，基本无法维持下去。在林场逐渐解体过程中，我们也曾经设想和实践过几种方案，希望知青林场不至夭折而大家分散到生产队去。之后回想，那些方案基本思路都是被称为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方案，大锅饭方案，有很强烈的空想乌托帮色彩，故难以为继。下到生产队，已势所必行。1969年，经文革后疲惫不堪的中学红卫兵上山下乡也已成定势。后继者一来必须下到生产队，也占一份生产队的地、分一口生产队的粮。当时，粮食是非常紧缺之物，才从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馑阴影中走出来的农民当然十分珍贵这口中之粟。至于土地，虽然说是山区，地广人稀，但准确地说，熟地（也即可耕作的，有稳定收成回报的地）并不多，至于最优良的生产稻谷的水田，就更是弥足珍贵了。我所在峡谷属香炉山下白果树湾生产队，全队二十余户人家，一百多口人，熟田熟地不过一百多亩，当时当地的亩产量，剪高扯矮不过几百市斤而已（据我的记忆，这个数字大约在400斤—600斤之间徘徊）。
以纯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当时生产力低下，技术含量粗少（已经开始往田地中施尿素）。一年下来，每个劳动日价值大约五角吧！不过，以知青角度看去，主要还在于农民普遍缺乏生产熟情，缺乏内在动力，按那时的流行说法叫做“农民觉悟低”、“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作为知青切身体验到农村生活以后，逐渐发现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
一般而言，知青的“觉悟”就很难说比农民“高”。这里所说“觉悟”，是指经济利益上的基本态度。正象刚才所说，在知青集体生活的林场里，一切都以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来安排，这在表面上谁都没有意见，但实际上都是生产积极性上的某种剪高扯矮，向低水平靠拢，最后损害了或是无形中抑制住了某些人的智力上的积极性或体力上的积极性。以此去看农民，道理一个样。一次就此请教达方老汉，我说永川哥（同村一农民）真能干，背包谷能背一百八十斤，谁谁力气小，背不了。达方老汉不以为然摇着头说：稀毬罕！给队上背，有力不使完，给自家背，无力也硬撑，脚指头都在算计罗！ 因为是点人头分粮食，谁家娃儿生了一大堆，其他人家常常就戏言，出工是“帮人养娃”。我也才明白，一个叫成表叔的整天窝在家中不出工，说是养病，实则也是不愿“帮人养娃”，他的婆娘成天没精打采，病歪歪的，没生。
再说，农民在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下，相当多的处于赤贫状态，吃饱肚子都未解决，哪里顾得其他。那时物价同现在比非常低廉，大米约1毛钱一斤，在乡里鸡蛋三毛钱一斤。记得我和黄桶赶场最爱去供销社称上一斤鸡蛋，二两白糖，一块猪油，冲熬成一锅蛋羹，盛在大土碗里，当街喝得稀里胡噜响，津津有味。赶场的乡民事后传说：二黄在街上杀油大咧！我也曾经到乡间去买过一头牛，是老牛，也即菜牛，整头一十二元五角钱，打算牵回林场熬汤锅，无奈牛极老，走不动，只好在半路上宰杀，背牛肉牛骨回去。也曾经卖过牛，记得是林场自己养的，大大小小有三四头，卖往同青杠坡林场交界的万源县竹峪区绝胜坝，大约卖了七百多元钱，二一添作五，平均分配，连回重庆探亲长期未返的知青都不漏下。这种有肉一块儿吃，无米一齐饿的知青生活。平等倒是平等了，但一时半载方可。时间一长，却不是个过日子的基本格局。达方老汉看清楚了的，劝我早下生产队。以此去看农民的状况，就不难明白他们生存状态下练就的一套办法。当时的生产队出工，几十个人在一起，撑住锄把，谈天说地，所谓“磨洋工”是常有的事，一俟给哪家哪户私人干活，如修屋建房，砍柴背柴之类，那个干劲，那份热情，非同寻常。我想说的是，这正是一种教育，有人容易将此归为负面的教育，其实“负面教育”一说过于简单，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它首先是一种真实的教育，它经常激活我们某些底层生活的真实体验。
山民们对五十年代末的“大办食堂”以及接踵而至的大饥荒特别印象强烈。达方老汉讲当时挨家挨户查，不准在家生火做饭，锅碗瓢盆尽数收走砸碎，或投之炼铁炉中，为此还曾逼死人命……达方老汉愤激说：老子背上火烧馍，走也要走到省衙去问个究竟，食堂咋个得办？不过，山里人又有山里人的思考逻辑，凡事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转一转事情就转开了，所以，达方老汉倒底没上省城。我又发现，年龄愈大，在乡下说话愈有份量。年轻后生，说的话尽管对，一百个对，却无人“尿你”。
山里老规矩，老人们悄悄地叮咛儿子、媳妇，名字须反其意，取的愈孬，则将来的命则愈好。因此，休想在那些孩子中找出什么“长富”、“永红”“世安”之类的名儿来，代替这些时髦而吉利的名字的是“孬娃子”“孬狗儿”“丑女子”之类不那么“富贵”的名字。要是在都市里，这类称呼非遭嘲笑不可。在山里，喊顺了口却也没有什么不快的地方，那“孬”字仿佛与“好”字交换了个位置似的。这种风俗对山里人有根深蒂固的作用。有一次，一位在沈阳当了两年兵的青年人回来，他才出生两个月的女儿被老人取个“赔男子”的名儿，青年人大不满，他不顾老父老母的嘀咕，自作主张的改成个“晓娟”，并数说他们部队里有哪几个营长、团长的女儿都叫这个名字，人家长的可胖哩。嬷婆们瘪瘪咀交换着惊疑的眼光，嬷爷们从咀中取下烟锅子，向火塘里啐了一口，自问道：“这小娟”为咋？大为不满。家中的人，除了那青年人有些洋洋自得以外，都仿佛有些不顺心。在山民们心中，“娟”叫着不仅不称心，也不顺口，听错了还以为是竹林里的某种小兽，或者是遥远的要飘洋过海才能取到的什么东西似的。可是，老天爷往往偏袒老年人，这素朴的辩证法也往往得到验证：那女孩儿突然病了，高烧不止。当父亲的忙着抓药，熬药，再加上打针，青霉素，孩子的病自然很快好了。老人们立即将病因归为名号不当！并乘胜挺进，总结教训，受尽惊吓的年轻父亲立即缴械投降。结果战果显赫：“娟”被扔弃到爪洼国，“赔男子”喊得山响。
这种老年人总是在理，最终总是获胜的状况，在大城市里已经不多见。在知青心中，更多是遵从所谓“理”或“道理”——我又想起同姚老夫子，排骨等同学讨论数学问题的情景。但农村之为农村，就在其保留了传统文化心理的底蕴，文化根底在农村，传统风俗在农村。当时，为同这类愚昧抗衡，我也办过夜校扫盲，也曾在田间地头给农民讲文化、读书报。但是，效果十分微弱。况且，这类事当地的回乡知青一样能做，做得更合本地人情风俗。
了解农村，也才了解中国。也许，明瞭这个道理，再去读鲁迅的那些文学作品，会更有心得罢。至少，我如是认为。我还认为我如是认为是同多年知青生活有关。
六 峡谷依旧，我仍在走……
我们已经走在21世纪的道路上，现代化大都市给了我们许多舒适与方便，也带给我们几多喧嚣与躁动，这一切都很合乎情理，顺理成章。但作为老知青，却摆脱不了对当年下乡生活酸甜苦辣的那份咀嚼品味的欲望，这也是知青的命中注定。我梦中的峡谷在品味咀嚼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反衬下，显出一派莫名的诱惑：峡谷中叠翠重荫，高大的水青杠、马尾松、杉针与熊松以及叫不出名儿的其他树，散发出特有的树脂气息。当雨后初霁，阳光点点，树梢的水珠就折射出万千个小太阳，树林变成活脱脱一个童话世界，令人心迷神驰。我仍然在峡谷中走啊走……此时，在水雾蒸腾之际，那弥漫着树脂气息的洁净空气环绕周围，湿湿的、润润的，清冽而浓郁。心灵莫名地就获得了归属感，仿佛一下子寻找到了自远古以来人类就久违了的故土家园。于是，那个“跋涉无尽峡谷”的意象变得滋味复杂怪异起来，难以排遣荒诞感，它仿佛增加了某种新鲜含义，以作为现代都市文明的心理反弹。
下乡养了一只狗，身上花黑，四脚雪白，大家就叫它“白脚”，或者叫成“伯爵”；我们更喜欢后者，因为“伯爵”听起来有理性又有身份，且讲信义有忠心耿耿的味道。一次，我们上山挖野菜，“伯爵”同行。待要下山时，才想起许久未见它的身影，呼唤良久，方见“伯爵”气咻咻地拖着一只山麂钻出树丛，毛皮擦伤，满身泥土，显然经过一番搏斗。“伯爵”将猎物规规矩矩地放在我脚前，两眼望人，恭顺地等候处理。查看山麂，发现“伯爵”竟然未啃食一口肉。在那时，知青生活艰窘，人尚且食不裹腹，更遑论狗。谁也未想到，“伯爵”竟是如此情义不二。
每忆及此，就忍不住瞟几眼身旁的“犭血 莱”。“犭血 莱”固然可爱，但属另一类型，它依赖人的施舍，它对人的回报也是依赖，它的名字因而叫“宠物”。同“伯爵”的关系，我自感多几分信义友谊。返城前的晚上，聪敏的“伯爵”见我们收拾行李，肯定明白了分离在即。它满院狂奔，拖长声悲吠，其声在峡谷中回响，如野狼夜嚎，至今在我耳畔拖着长音……
作者简介：
黄 良，男，现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美育美学研究所所长，校文化产业开发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美学、审美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已发表著述百万余字。其专著《审美力—美育素质能力构成》获重庆市政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年）。1965年10月上山下乡到四川省通江县斯波乡，先在知青林场，后插队到白果树湾。1972年底顶替回重庆市当工人于重庆电机厂。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重庆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