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撩人电影 完整版:中国书法史地位十分重要的萧

中国书法史地位十分重要的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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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子云《出师颂》

    萧子云(487-549)，南朝梁史学家、文学家。字景齐，南兰陵人。为萧嶷第九子。萧子云从小勤学而有文采。26岁写成《晋书》，30岁任梁秘书郎，后迁太子舍人，著《东宫新记》。后累迁北中郎外兵参军，晋安王府文学、司徒、主簿和吏部长史兼侍中等职。他还善于草隶书法，善效钟元常(钟繇)、王逸少(王羲之)之书，而微变字体，自觉功进，其书亦雅。被梁武帝赞为“笔力骏劲，心手相应。巧逾杜度(东汉草书家)，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萧子云书法名声远播。百济国派使者前来南朝求购其书法作品。时萧子云任丹杨郡丞，使者候于道，见子云，遂迎向前拜谒，曰：“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名迹也。”随之，萧子云挥毫3日，书30纸与百济国使者。太清三年(549年)三月，台城失守，萧子云东奔晋陵，馁卒于显灵寺，时年62岁。萧子云著有《晋书》(已佚，有辑本1卷)、《东宫新记》。

《出师颂》释文（繁体）：

    茫茫上天 降祚為漢 作基開業 人神攸讚 五曜宵映
    素靈夜歎 皇呶词 萬寶增煥 曆紀十二 天命中易
    西戎不順 東夷構逆 乃命上將 授以雄戟 桓桓上將 : k3 [4 H/ D; U* a0 U" K# Z
    實天所啟 允文允武 明詩閱禮 憲章百揆 為世作楷 ! N+ S5 C8 j, C4 {2 & ~' L5 D
    昔在孟津 惟師尚父 素旄一麾 渾一區寓 蒼生更始
    移風變楚 蕩伐獫狁 至於太原 詩人歌之 猶歎其艱
    況 將軍 窮域極邊 鼓無停響 旗不踅（該字左上部為“車”）褰 渾御遐荒 功銘鼎宏（去蓋右加金）; K" c( _, s) k. w( `  B; L2 x
    我出我師 於彼西疆 天子餞我 輅車乘黃 言念舊勞 # @9 u+ [* U. R5 M7 D- G
    恩深渭陽 介珪既削 裂壤酬勳 今我將軍 啟土上郡 9 _: c& y6 `8 ?5 d1 ?* # b
    傳子傳孫 顯顯令聞

延伸阅读（一）

中国书法史地位十分重要的萧子云饿死于僧房

    萧子云在中国书法史的地位十分重要，王羲之的书艺与书意，由他传承并归还王家——智永和尚（王羲之七世孙），是向他学书法的。

    南朝书家王僧虔，录刘宋朝书法家、书法理论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所附《传授笔法人名》蔡邕授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洵，洵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彤、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这是一般而言。由此化繁为简就是：

    蔡邕—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萧子云—智永—虞世南—张旭—颜真卿。

    萧斋、萧寺，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典故。这些典故出自萧子云。

    萧斋：唐李肇《国史补》中：“梁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一‘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匾于小亭以翫之，号为萧斋。”

    “飞白大书”：毛笔过纸，笔划中留有白迹。

    为一个“萧”字，唐人李约倾家购之，并把斋名定为“萧斋”，真是弥足珍贵。

    萧寺：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寺”后，后世亦称佛寺为萧寺。唐李贺诗《马》之十九：“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

    萧子云于书法方面，善草、行、小篆，并创小篆飞白。写于寺院上的“飞白大书”，就是他自创的飞白篆书。

    欧阳洵评其飞白曰：“张乌巾（按：书家张弘，人称乌巾）冠世，其后逸少（王羲之）、子敬（王献之），又称绝妙，然飞而不白。萧子云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游雾崩云，可得而语。尝飞白大书‘萧’字，李约得之，建一室曰‘萧斋’。”又评其正草书：“少师子敬，晚学无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备，名盖当世，举朝效之。”

    萧子云为南阳太守时，百济国遣使臣来建康（南京）求其书法。听说他准备乘舟出发，百济国使臣立即赶到河边。离船三十余步，就磕头行拜，走几步再磕头行拜。萧子云遣手下人问什么事，使臣道：“侍中尺牍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萧子云就此停船3日，为使臣书字39张。获得金赀数百万。

    只是可惜，这么一个灵秀才子，侯景之乱，宫城失守，他逃奔晋陵（常州），饿死于显灵寺僧房。                                                                         （佚名）

延伸阅读（二）
萧子云《出师颂》略考

    本文就历代刻帖中所收入的，或署名为索靖、或署名为萧子云、或审定为隋人书的“史岑（孝山）《出师颂》”的各种版本作出比较，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为据曾归清内府所藏的“隋人书”墨迹本而刻入《三希堂法帖》者；二为被刻入宋《汝帖》卷七，并曾被《兰亭续帖》上册、《来禽馆法帖》卷一、《戏鸿堂法帖》卷三、《墨池堂选帖》卷二、《玉烟堂帖》卷二等摹刻或转摹的同一版本系统者。由此出发加以考察并提出：因《三希堂》本与诸丛帖本出入颇大，两者并非一个版本，但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关于传世《出师颂》书迹的作者归属问题，则当以南朝萧子云书为确。 

    “隋贤墨迹史岑文，冒作索靖萧子云。

    漫说虚名胜实指，叶公从古不求真。”
    此为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第卅七首，（１），后有跋文：

　　“佚名人章草书史岑《出师颂》，米友仁定为隋人书。宋代以来丛帖所刻，或题索靖，或题萧子云，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迹，章草绝妙，米友仁题曰隋人者，盖谓其古于唐法，可称真鉴。”“墨迹本有残损之字，有笔误之字，丛帖本中，处处相同，故知其必出一源。余所见各帖本笔画无不钝滞，又知其或出于转摹，或有意求拙，以充古趣，笔与墨迹比观，诚伪不难立判也。”
    启功先生所云隋人书史孝山《出师颂》为清内府所藏墨迹本，刻入《三希堂法帖》第三册，帖前标明隋人书，后有米友仁跋文：“右《出师颂》，隋贤书。绍兴九年（1139）四月七日，臣米友仁审定。”清阮元《石渠随笔》卷一云：“史岑《出师颂》，随人书，《星凤楼》、《戏鸿堂》等帖皆摹入。”杨守敬亦在《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卷一中称：

    “《出师颂》有宣和、政和等印。《宣和书谱》以为索靖书，黄伯思以为萧子云书，米文晖谓是隋人书，疑不能明也。余按章草之法久亡，阁帖所载，皆徒有形模，帷此乃真古雅。张怀灌所谓“雪岭孤松，冰河危石”者，仿佛过之。真迹今藏内府，刻《三希堂》精甚；《来禽馆》所刻亦沉厚，《戏鸿堂》所刻稍浊。”（２）《中国书法全集》第三十二卷《蔡襄跋梁萧子云出师颂》称“这件《出师颂》最早归于西晋索靖名下，我觉得比较可从。作萧子云甚或隋人（米芾说）（按：应为米友仁）似乎都没有充分的理由。”

　　以上诸家均以为刻入《三希堂法帖》隋人书《出师颂》与摹入宋、明丛帖之《出师颂》为同一版本。

　　清安岐《墨缘汇编》对隋人书《出师颂》记之甚详：

   “淡牙色纸本，光莹坚厚，纸墨如新。章草十四行，笔法淳古。帖内前后旧印累累――考幼安《出师颂》、《宣和书谱》曾经记载，《戏鸿堂》为之刻石，南宋王崧刻《云泽法帖》亦有《出师颂》为萧子云书。余取两家刻本，与此书相对，字划不甚符合，世间别有《出师颂》无疑。”（３）《云泽法帖》之萧子云《出师颂》无从得见，但肯定与隋人书《出师颂》并非一个版本，故安岐得出“世间别有《出师颂》无疑”的结论。

　　现将历代刻帖所收入之史岑《出师颂》，或署名为索靖或署名为萧子云或隋人书等各种版本作一对比，发现它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启功先生论及之隋人书墨迹本，被刊入《三希堂法帖》。另外被刻入宋《汝帖》卷七的萧子云《出师颂》（仅收后六行，并移成五行），宋《兰亭续帖》上册的萧子云《出师颂》，以及刻入《禽来馆法帖》卷一、《戏鸿堂法帖》卷三、《墨池堂选帖》卷二的索靖《出师颂》，还有《玉烟堂帖》卷二的萧子云《出师颂》等均摹刻或转摹于同一版本。后一类诸刻本虽因摹刻之先后及精细不一而略有不同，但可以断为出于同一版本。

    《三希堂》本与诸丛帖刻本出入颇大，并非一个版本是可以肯定的。前者隋人书通篇完好无损（仅第十一行“彼”字的双人旁上部残破。而其它丛帖本却均全），后者有多字残破。两者虽行数、行字数以及重字、缺字均基本相同，但风格、字势不同。前者连绵流贯，字多圆转温顺，后者奇崛生涩，笔画断多连少；前者章草之奋笔捺出者多作顿笔回收；而后者如第一行“史”字，第二行“人”字，第三行“攸、夜”二字均为波捺放出。前者行气平直，行间匀齐，今草笔意浓重；后者行不直，间距不等，章草笔意厚重。两者风格不一，《三希堂》本今，丛帖刻本古，其区别一望便知。因此启功教授认为“宋代以来丛帖所刻或题索靖、或题萧子云皆自此（按“隋人书”本）翻出者”是错误的。其他如清吴升《大观录》、阮元《石渠随笔》以及《石渠宝笈续篇》和杨守敬、郭尚先等亦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一点近人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言之甚明：“《大观录》、《石渠宝笈续篇》等多误以为重刻（《戏鸿堂法帖》本）就是隋贤书本，应予辩明，免为混淆真相。”（４）

　　王世贞在《掩州续稿》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史孝山《出师颂》系古章草法，在宋时有两本，天府志索幼安所谓银钩之敏，而人间则盛推萧子云。余旧于文寿承所见一卷，上有右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盖天府本也。第黯黯不甚，可别细玩。其行笔处亦似微蹇涩，往往有枫落吴江之恨。今年秋家弟敬美购得一卷，其大小行模相仿佛，而结法特加遒密古雅，墨气如新，又有太平公主胡书王涯仆射永存秘二印，越国公锺绍京半印，楮尾米友仁敷文鉴定以为隋贤书，遂入绍兴内府。余窃谓二迹皆自幼安临出，特绍兴之所入者佳而宣和之所藏当小次耳。小米不能别，所以概以隋贤目之，大似暗中摸索。余良幸获再观此希世之珍，所小不满者，子云奇迹遂永绝，令人概叹。”（５）
    明孙旷《书画跋跋》之《隋贤书出师颂》亦云：

　　“文寿承（彭）晚年于燕市无意中购得索幼安《出师颂》，价三钚耳。好事者多往索观，云字已昏暗不可识，就明处定睛视之，乃稍可辩字画，若笔法只在影响间。寿承后摹入石，余曾见拓本，亦颇饶古趣，弟不见所谓“银钩之敏”，又多渗迹，似若曾经水渍者。”（６）王世贞、孙旷所见之文彭收藏的《出师颂》“上有右陵泥金御题征西司马索靖书，与“宣和”瓢印”亦即《宣和书谱》所记载的御府所藏索靖章草四件：《急就章》、《月仪》、《出师颂》、《七月帖》之一。董其昌将其刻入《戏鸿堂法帖》，并在《索靖出师颂》后跋曰：“钟太傅书自晋渡江时止传《宣示表》，百余年间妙迹已绝，宁知今世有索靖《出师颂》耶，此书在榫李项子京家，故是甲观。”另一本为王敬美所购得之隋人书本。因此，两种不同的版本已十分清楚。

　　然而它们之间的行数、行字数又完全吻合，两者之间必然有某些内在的联系。

　　在比较这两个版本之前，我们不妨先在诸丛帖刻本中找出哪本刻帖残破最少，刻得最完好，则以此来证明谁最先入石。排比对照的结果是宋拓《兰亭续帖》的萧子云《出师颂》为最早入石之佳本。此本除碑石断裂外，第三行最后一字“来”字，残存一横、一竖及撇、捺，其它如《戏鸿堂》本（下简称《戏》本）等仅剩横竖相连的一半，第六行“礼”字，《兰亭续帖》本（以下简称《兰》本）完好无损，而其它丛帖本均残破。第八行“朔”字，《兰》本字迹清晰，《戏》本略残，第九行“猃”字，《兰》本全，《戏》本等反犬下部连接处残破，第十行“穷”字，《兰》本完好，《戏》本末笔残缺。

     然而我们再将《兰》本与隋人书《出师颂》（下简称《隋》本）作一比较，并说明它们之间关联，结果如下：

     1、史岑《出师颂》按《文选》原文第二句为“降祚有汉”。《兰》本章草“有”字，虽笔道纤细，但笔路清晰，而《戏》本等因摹刻有误而均为“为”字（《玉烟堂》本更简为一折之“为”），《隋》本亦为“为”字。说明《隋》本与《戏》本等，均摹自《兰》本之母帖祖本，因《兰》本入石较早，“有”字尚清晰可辨，故钩摹正确，后祖本模糊，故均错摹为“为”字。

　  ２、史岑《出师颂》原文第三句“兆基开业”，《兰》本“兆”字左边为“一竖一点”，是章草“兆”字的写法，《戏》本等此字左边为“左出锋竖钩”，而《隋》本此字左边为“右出锋竖钩”，直接将此字摹写成今草的“作”字。章草“作”字应为单人旁，不能写成“右出锋竖钩”。《出师颂》第七行有“为世作楷”句，其“作”字不论是《兰》本、《戏》本还是《隋》本均为单人旁，这也证明《隋》本是据较模糊的“兆”字误摹写成“作”字的。《戏》本等将此字左边“竖与点”相连成“左出锋竖钩”尚忠于原作，而《隋》本则全出已意。

　  ３、第三行最后一字，《文选》史岑《出师颂》原文为“来”字。《兰》本此字虽已残缺，但横、竖、撇、捺尚清晰可辩。从长横、竖钩及捺的态势来看，“来”字还能猜出。但《隋》本原帖“长横、竖、撇、捺”猜成“末”字，说明《隋》本自《兰》本之母帖摹出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反之若按启功先生等人的观点，诸丛帖本均自《隋》本摹出的话，《隋》本“末”字完整无缺，又怎么可能摹出残破的“来”字呢！因此，此字也是证明《隋》本自《兰》本的母帖摹出的可能性例证之一。而且是肯定早于《戏》本等明代刻帖，有可能是在宋代摹写的。因为若摹写于明代则原帖“来”字只剩下《戏》本中保留的“横、竖相交的一半”了，是无论如何也猜不出“末”字来的。

　　４、第八行《出师颂》原文为“朔风变楚”，《兰》本“朔”字章草写法十分地道，《戏》本等此字左部只剩“撇与竖钩”，左部完好，《隋》本据此写成“移”字，据其笔画间的钩连来看，其笔顺为：撇、竖钩再横，再挑，完全是“禾”旁的写法，故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之《隋人书出师颂》中释作“移”字，《日本昭和法帖大系》亦释作“移”字。这又说明《隋》本在摹写时“朔”字原帖已模糊不清，但至少比《戏》本清晰，故将此字依样葫芦写成“移”字，而《戏》本只剩下“撇、竖钩”了。这又说明《隋》本迟于《兰》本而早于《戏》本等的例证之一。

　　５、第十行“穷域极边”（原文为“穷城极边”，《兰》本、《戏》本、《隋》本“城”字均作“域”字）的“穷”字，《兰》本全，其末笔为章草的“竖折横”，（见图２）《戏》本等末笔残破，《隋》本作今草的连笔下行，（见图４）“穷”字的写法也能证明《兰》本在前而《隋》本在后，这说明《隋》本在摹写时原帖“穷”字末笔已残缺，与《戏》本相仿。于是《隋》本在摹写时只能作免强之下行，这又证明《隋》本的摹写时间迟于《兰》本。因为若《隋》本摹写时间与《兰》本入石为同时代的话，则“穷”字尚全，摹写时肯定要基本保持章草原形，而不可能径直写成今草的连笔下行了。

　　以上诸点均能证明《兰》本在先，《隋》本在后，而《戏》本等则更在其后的结论。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兰亭续帖》后有王文治跋文云：

　　“兰亭续刻帖王凤洲（世贞），董思翁（其昌）诸大名家俱未之详，《宝刻丛编》载云，共六卷，淳熙年间刻在越州。”南宋淳熙年间为公元1174年-1189年，而米友仁在《隋》本后的题跋年代为“绍兴九年”（1139）比刻《兰》本时间早了四、五十年，若此论正确则前面的推断不能成立。现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米友仁题跋为伪作，然此可能性很小，根据历代考据家鉴定无误，不可轻易推翻。第二种可能性《隋》本摹写时间早于《兰》本，似乎与刚才依据事实的推断发生矛盾，好象也不合情理。唯一可能的是王文治认为《兰亭续帖》刻于淳熙年间的推断是错误的。这一点恐怕可以确立。

   关于《兰亭续帖》的研究文章极为少见，除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的《兰亭续帖》的前言有署名“上海博物馆”的一篇短文《出版说明》外，张彦生《善本碑帖录》有《宋兰亭续帖》条目：“汇帖，历代各家书，六卷。宋刻石，在越州州学”，“今由苏州潘氏归上海博物馆。有《兰亭续帖》，或光刻兰亭帖，自明以来无考证亦无著录可考。”另外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之《宋越州石氏帖》中及容庚《丛帖目》之〈博古堂帖〉中亦留有线索，但均未提及〈兰亭续帖〉字样。

   〈兰亭续帖〉下册后有王世贞及王文治跋文二则：

   “杂古法帖一册，凡三卷，后先得之飞凫人者，皆晋人尺牍。右军二十四，思陵临右军四，大令四，谢太傅一，王东亭一，皆宋榻也，首卷前称《兰亭续帖》卷第三，考之诸家石刻不载，而笔意极精，……” “《兰亭续刻帖》王凤洲、董思翁诸大名家俱未之详，《宝刻丛编》载云共六卷，淳熙年间刻在越州，乃知宋帖之难考，虽博雅君子岂能尽寓目耶？往时曾于试砚斋见一册，不知其名，后有董跋。嗣于松下清斋又见一册，其石刻题首存焉，乃知皆兰亭续刻也，顷亦归试砚斋，是松下陆氏所让，爰合前后装为二册。物聚所好，或他时又得增矣，亦未可知。其书清劲高古，与《淳化》、《大观》另是一种风气，余当谓晋人精神全赖宋帖以传，岂不信哉？！”（７）宋代刻于越州的法帖多种，其一即容庚《丛帖目》称之《博古堂帖》，张彦远《善本碑帖录》称之为《宋越州石氏帖》。张彦生云：“所传只有宋陈续芸（思）《宝刻丛编》，题曰‘石氏所刻历代名帖。’至明末孙退谷始有《博古堂帖》之名”（８）。

　　现查阅宋－陈思篡次《宝刻丛编》卷十三《越州》中有《石氏所刻历代名帖》，后附廿七种帖目：

　　周穆王吉日癸已，蔡邕石径遗字，锺繇力命表，锺繇墓田丙舍帖，王右军兰亭记，黄庭坚遗字，海字乐毅论，东方先生画像赞，献之十三行洛神赋，晋贤书曹娥碑，集正书笔阵图，欧阳询书心经，玉枕尊胜咒，褚遂良小字阴符经，草书阴符经、度人经，虞世南破邪论序，颜鲁公寒食帖、论座位帖、祭伯父文、祭侄文、马伏波帖、鹿脯帖，柳公权清净经、消灾经、泥甚帖、白乐天诗简。（９）后有“《秘阁续帖》十卷，《兰亭续帖》六卷在州学”。仅此而已，并无刻帖内容及年代。王文治不知从《宝刻丛编》何处得“淳熙年间刻在越州”的字样，恐王文治记忆有误，另外即便是越州《石氏所刻历代名帖》，上石年代亦应为“宋绍兴间”，故王文治所说的“淳熙年间”是不正确的，因此前面的推论仍能成立。

　　清程文荣《南村帖考》中有专文论及《兰亭续帖》，现摘录如下：
    “《兰亭续帖》六卷载《宝刻丛编》刻石越州学，帖首尚题《兰亭续帖》卷第几见龠州续稿。王铎《拟山园帖》有与戴崃荦书云：“细观《兰亭续帖》皆本《汝帖》，刻较《汝》精细……”其曰续帖，盖以刻石在会稽耳，非别有前帖也。明王龠州得第三卷竟不知为何帖，而与杂法帖两卷合装一册，（按，即影印之《兰亭续帖》）……明文渊阁书目有《兰亭续帖》一部，一册缺，又一部六册缺。圭美堂集亦称见两卷。是帖勒石年号无考，黄长睿《汝州新刻诸帖辨》已载之，则当刻于政和初年（１１１１）”。（１０）此又一家之说，亦在米友仁跋文之前。但由于《越州石氏帖》、《秘阁续帖》、《兰亭续帖》在世间流传极少，且互为交错，具体帖目无法确定。张彦生云：“存拓本可信者少，拓本全者更少。”故《兰亭续帖》的传世极为珍贵。据张彦生称：“此目录外，有集汉隶千文、兰亭二种。清初孙承泽藏一部，曹秋岳（溶）藏少兰亭、集隶。”“临川李春湖旧藏石氏小楷十一种”“张伯英收得石氏楷帖六种一册最佳……”又见章藻明万历三十八年跋云：“忽得越州石氏帖八种，内有出师颂，与石氏目不合。”此则肯定为《兰亭续帖》之散佚者。总之，石氏刻帖历来传世极少，而刻帖年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除了王文治以为“淳熙年间”(1174-1189)外，“清孙承泽《消夏记》为政和(1111)以前拓本。”（１１）“与黄伯思观点相同。容庚《丛帖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认为绍兴初年 (1131) 刻于越州。”“又石氏刻帖之一的《白居易诗简》后刻‘元右四年’(1089)上石”（12）“元袁桷《清容集》载庆历（1041-1048）时刻。”何焯云：“《袁文清（桷）跋柳书清净经云：‘石氏居新昌’庆历（1041-1048）时刻此帖，余观诸书《度人经》后已有元右戊辰（1088）范正思记，岂是庆历间物乎。”（１３）查元桷《清容居士集》卷第五十《跋柳公权书清净经》云：“韩氏阅古堂清净经，乃越石氏家藏旧物，石居新昌庆历时刻此帖，后人复古，方韩贵盛时，遂得此帖。”(14)
    袁桷所云柳公权清净经“庆历时刻此帖”与何焯所云褚书《度人经》后“有元右戊辰（１０８８）范正思记”均是合理的，这只能说明越州石氏所刻之历代名帖前后时间跨度极大，恐有百年之遥。故历代收藏的《越州石氏帖》皆零星散帖，另外《汝帖》也刻有萧子云《出师颂》，其刻帖年代为大观三年（１１０９）。总之《兰亭续帖》的入石年代均早于《隋》本米友仁的题跋时间（1139），因此，我们前面的推断可以成立，即米友仁题跋的隋人书《出师颂》是在《兰亭续帖》摹刻以后的若干年代，据萧子云《出师颂》母本摹写的。因此给人“墨气如新”之感。又因为《隋》本并非双钩填廓，并且明显掺入今草笔意，因此与母本有较大的出入。但它又不是完全脱帖临写，故其行数、行字数以及脱字、异字均完全照搬，由于其神完气足，故造成诸多考据家以为丛帖所刻之《出师颂》均由《隋》本翻出的结论。

　　余下的问题史岑《出师颂》究竟是晋索靖所书还是南朝萧子云所书的作者归属问题。

　　从前面推断来看，不论是《隋》本还是《兰》本以及《戏鸿堂》、《墨池堂》、《玉烟堂》等刻帖均摹刻于同一祖本。在宋代诸帖如《汝帖》、《兰亭续帖》、《云泽法帖》等均署名为萧子云。米芾《书史》亦称“钱勰房下有史孝山《出师颂》题作萧子云”。宋黄伯思《东观余论》亦称“萧景乔（子云）《出师颂》虽不迨魏晋人，然高古尚存遗风。自其书观之，过正隶远矣”（《论书八篇示苏显道》）。又云：“今世有萧子云章草《出师颂》，其古雅，与子云他书不类，疑亦仿汉人书也。”（《记与刘无言论书》）。米芾与黄伯思所论之萧子云《出师颂》可能即为《兰》本之母本。《兰亭续帖》萧子云《出师颂》后还刻有蔡襄题跋，时间为治平二年（１０６５），其时《出师颂》为蔡襄所借临，恐仍署名萧子云。故宋刻诸帖均署名萧子云。问题出在此帖入天府之后。《宣和书谱》才录为索靖《出师颂》，于是才有高宗赵构的题字及押印。至于明代“文承寿（彭）于都下买得，数年后以七十金售与项元汴（《东图玄览》）。然后董其昌又将其刻入《戏鸿堂法帖》。故明代诸刻均题为索靖《出师颂》。

　　萧子云《出师颂》变为索靖《出师颂》有两种可能，其一，在入内府之前，商家为了抬高身价，将萧子云改为索靖；其二，入内府后，宋微宗见其高古与索靖相类，于是定名为索靖书。此亦仅臆测而已。至于印章或仿刻或移植均是作伪者伎俩。

　　启功教授在《论书绝句》卅七首的跋文后还提到：

　　“世又传一墨迹本，题作索靖。染纸浮墨，字迹拘挛，宋印累累，无一真者。后有文彭跋数段，曾藏于洹阳端氏，见其所著《壬寅消夏录》，涵芬楼有影印本，后归余一戚友家，曾获见之，盖又在丛帖本之下也。”可见伪作之多。

　　由于能翻检的资料有限，以上推断仅一已之孔见。                            （佚名）

注释：
（１）启功《论书绝句》，三联书店1997年第二版。

（２）杨守敬《评碑论帖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３）安岐《墨缘汇编》，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４）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

（５）王世贞《州续稿》卷之一百六十一，《四库全书》本。

（６）孙矿《书画跋跋》，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

（７）《兰亭续帖》，上海古籍书店1979年影印。

（８）张彦生《善本碑帖录》，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

（９）陈思《宝刻丛编》，《四书全书》。

（１０）程文荣《南村帖考》，《聚学轩丛书》本。

（１１）（11）、（12）、（13）与（8）同。

（１４）袁桷《清容居士集》第五十卷，《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