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精吐香气色诱视频:铭记那段历史：一组老照片（3）

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心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其实，毛这时早已拿定主意，决定由林彪取代刘作为接班人，不过却故意藏而不露，反过来问：“你看现在的副主席里面还有谁？”试探周的态度。周恩来是个聪明人，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是明摆着的，在中央常委七人中，除了毛以外，朱德年事已高，陈云长期称病，两人早已不参与常委的日常议事。在剩下的刘、周、林、邓四人中，既然刘、邓不行了，那么就只有周和林了。在这一点上，周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绝没有任何非分之想。毛对此是心中有数的，因为周过去曾多次在中央领导核心内部表示过他只能当帮手，不能掌舵，并且对党内能够接班的人选作过刘、林、邓这样的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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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 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接下来，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周恩来继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增补名单草案和排列次序，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八月六日晚间商定的，并由周报告了刚刚返京的林彪。常委由七人扩大为十一人，林彪作为接班人由第六位升至第二位，而刘少奇则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实际上“靠边站”了。本来，这一名单草案已经初步敲定下来，但后来却节外生枝，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却以文革“女掌柜’的身份插手这件事，提出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反而在名单的排列中从原来的第七位升到了第四位？力主应该往后排。她又向毛泽东反映陈伯达太老实，怕压不住邓，陶铸为人厉害，建议把他调上去，排在第四位，好压压邓。毛随即采纳了江青的建议，亲自在周恩来草拟的送审名单上，将陶铸的排名从原来的第十位勾到第四位。 但是这样一来，又完全打乱了原来正常的党内排名顺序，出现了令人棘手的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两员干将陈伯达、康生在名单中分别排在党的副主席刘少奇、朱德、陈云的前面，而只是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却排在总书记邓小平的前面，因而整个名单显得不伦不类，不好拿出手。最后，还是周恩来找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提议只保留林彪一人作为党的副主席，以突出他作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一律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义见报。由于周本人身为党的副主席，这样的提议由他带头提出，不仅易于摆平党内各方关系，而且也容易说服其它人接受。这和他当年在遵义会议上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职务，从而打破了僵局的做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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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央领导机构大调整的同时，周恩来还抽身参加了对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通过的主要文件《十六条》的最后修改。他和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来其中“黑帮”、“黑线”一类含混不清而又打击面过大的提法，同时加入了某些限制规定，如：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必须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干部队伍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很显然，周恩来此时已经嗅出了文革这场政治风暴所挟带的暴戾之气，小心翼翼地试图对它加以某种约束。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心存侥幸，想远事避祸的话，那么当他发现自己已经身不由己地置身于这场风暴的中心，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狂飘而无处逃遁时，他的态度发生了某种不易觉察出来的变化，那就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占了上风，由被动卷入转为积极投入。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从邓颖超身上也可以看出来。她在文革之初一方面给自己约法三章：不会客，不写信，不出门看人；另一方面又通过电话分别给一些多年的朋友和民主人士如许广平、史
良、刘清扬、罗叔章等人打招呼，告以这场运动避免不了，大家都要接受这场考试。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明“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这句话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托人传话，送给他在国共合作时代的老朋友、国民党副总统陈诚的箴言。当时蒋介石年事已高，急于安排后事，把权力交给蒋经国，导致陈诚与二蒋的关系日益紧张。周获知这一情况后，传话给陈诚“只可顺守，不可逆取”这八个字，劝他不要与蒋氏父子闹得太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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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句话也是周恩来本人所信守的政治哲学。在天下大乱，沧海横流之际，周氏既不想在一旁袖手旁观，听任事态的发展而无所作为，也不想正面与之硬顶，被来势汹涌的狂潮所吞没，而是像他后来多次所说过的那样，积极投身其中，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做“革命的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因势利导地迎接它。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想法，周恩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走马上任，在天下大乱之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的十年。自文革全面发动以后，周恩来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然而周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统一起来。毛泽东之所以在废黜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后还不想收兵，是因为他深知眼前的胜利是不稳固的，刘只是暂时处于下风，并没有真正认错服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刘在全会上的检讨发言虽然在表面上承认了错误，表示“对这次的决定思想上早有准备，完全没有抵触情绪”，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在小组会议的发言中公开抱怨被毛和群众“夹在中间”，“上挤下压”；甚至藉检讨之机发泄不满情绪，意在言外地影射说：“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就要被革掉，要让人家革，让人家摸，摸个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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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已经在党内经营多年，树大根深，影响远未肃清，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都有他的人，目前各地的党政机构对文革运动普遍存在的消极抵制就是证明。而且在一般群众中，刘少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就在八届十一全会期间，刘去北京建工学院看大字报的时候，围观的群众中还有人喊'刘少奇万岁”的。因此必须趁势穷追猛打，彻底肃清刘在政治上的影响，摧毁他的权力基础。否则的话，刘随时有可能利用党内的不满情绪杀回马枪，进行秋后算账，就像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那样。这是让毛深为忧虑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采取非常之举，全力支持红卫兵的大串连，利用青年学生作为突击力量，冲垮各地党政机关对运动的抗拒，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八届十一中全会刚一结束，毛就刻意穿上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检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上百万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林彪在大会讲话中特别代表毛支持红卫兵“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并宣称“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历来喜欢从群众运动中寻找灵感的毛泽东则从“八·一八”接见时盛大狂热的场面中，受到了启发，那就是在人民群众中营造对他本人狂热的个人崇拜，以此来作为对付刘少奇的利器。于是，毛随即提出要继续接见下去，要同全国几千万红卫兵直接见面，为此还找了一套说辞，称这是为了接受苏联的教训一在苏联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后来苏联变修，把列宁主义丢了，与此不无关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想法，中央随后宣布进行全国大串连的红卫兵乘车、吃饭、住宿一律不要钱，完全由国家来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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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红卫兵运动迅猛异常地席卷全国，势不可当。“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为毛主席争气”。年轻、单纯而又狂热、冲动的中学红卫兵怀着革命造反、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首先冲出校门，杀向社会，在“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旗号下，打人，抄家，剪长发，剁高跟，焚书画，砸商店，改街名，毁庙宇，横冲直闯，为所欲为。随后，北京大、中学校的部分红卫兵又奉中央文革之命，到全国各地去“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每到一地，不问青红皂白，便大兴问罪之师，炮轰一切，并以查收工作组“黑材料”的名义，冲击当地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鼓动当地群众起来造反。这样，混乱的局面迅速由学校扩大到整个社会，严重地打乱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这种局面，自然让刚刚接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感到忧心憔仲。尽管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举过手，赞成开展文革运动的决定，但眼前的这种搞法还是和他自己对文革的理解和设想相去甚远，且不说已经严重地违背了多年来党所奉行的一贯政策，就是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才通过的《十六条》来衡量，也大大出了格，闹得已经不象话了。如果不设法采取措施加以制止的话，很快便会一发而不可收。在红卫兵破“四旧”这场狂潮中，许多民主党派人士首先遭难。他们大都是在当年中共打天下的过程中，与共产党风雨同舟的老朋友，如今却大祸临头。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揪斗，不少人家中珍藏多年的文物古籍被洗劫一空，甚至被付之一炬。这让多年来负责统战工作，一直同他们打交道的周恩来深感不安，一直想出面制止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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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前毛泽东对周恩来不能同这些人“过于接近”的敲打，言犹在耳，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不得不暂且忍耐，等待时机。恰好就在这时，一直和毛私交很深的湖南名士章士钊写信向毛求救，详述被北京大学红卫兵抄家批斗的情况，恳请他能“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圈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有了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马上趁机行事，除了立即对章氏采取了保护措施外，并进一步发挥了毛在批示中的精神，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其中包括孙夫人宋庆龄、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傅作义、前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等十三人。不仅如此，周在所开列的名单末尾又将保护的范围推而广之，提出对人大、政协、国务院等党和国家以及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也应进行保护。 随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对列入名单的人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保护措施：有的派人动员他们暂时离家躲避一下，有的被送到解放军三０一医院，有的干脆被送到外地疗养，还有的由公安警卫人员进驻家中，劝阻前来抄家的红卫兵。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宋庆龄的保护。在红卫兵横扫一切的浪潮中，宋氏在上海的寓所也未能幸免，连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其中缘由是因为宋庆龄得罪了江青。起因是文革发动以后，毛泽东曾派江青专门探访宋，向她打招呼，解释开展文革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宋对自命不凡的江青并不买账，反而直言批评红卫兵不应伤害无辜。结果两人的会面不欢而散。宋对文革的态度令毛很不满意，江青更是耿耿于怀，宋由此大祸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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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青的策动下，宋庆龄因而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斗争目标，勒令她剪掉保持了几十年的盘在脑后的发髻，改成三八式齐耳短发。接着宋氏双亲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毁坏，石碑被推倒在地。深爱自己父母的宋氏知道后，禁不住失声恸哭，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当即病倒下来。为了保护自己父母的坟墓不再遭受横祸，宋甚至强撑病体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向中央正式提出她死后一定要与父母葬在一起的要求。宋庆龄的这种遭遇，令与她交往多年，彼此相知很深的周恩来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他对文革女老板江青有所顾忌，上海又是文革派的大本营，不便插手。为了避免与江青正面冲突，周采取了“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劝说宋到北京来住，并指定负责他的警卫工作人员主管宋氏在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期间，周恩来还数次出面对红卫兵做说服工作，设法藉助毛泽东的权威，劝阻红卫兵不要到宋氏的家里去贴大字报，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 后来，周恩来又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氏墓地修复，并交待在竣工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此外，他还顶住江青的压力，藉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的机会进行补救，指示人民出版社重印《孙中山选集》，并为新编选的《宋庆龄选集》题写了书名，以便多少安抚一下精神上受到创伤的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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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红卫兵到处套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提法而炮轰一切的作法，周恩来在做红卫兵工作时，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毛这一提法本身的表态，而是强调说：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认为是毛主席号召打所有的党政机关，不能乱打一通，不能对一切司令部都炮击，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并不是所有党政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这样看法，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并提醒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 这段期间，最让周恩来焦头烂额的，还是承担接待毛泽东八次检阅红卫兵的组织工作和应付红卫兵大串连所造成的全国铁路运输全面紧张的局面。在此之前，虽说他已经对毛实行“天下大乱”的战略意图有所了解，但对运动如此大张旗鼓的搞法还是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在红卫兵大串连之初，周就担心此举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一铁路交通运输，从而打乱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因此力主不要一哄而起，主张要分期分批地进行。但是，这个提议却受到了毛的批评。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再说什幺，而是把庞大的接待组织工作承担下来，作为他本人支持开展文革运动的一个实际行动。为了保证毛每次接见的顺利进行，周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临时从各机关、学校、驻京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并紧急腾出大量校舍、办公室组成接待站。他本人则全力以赴，亲自调度粮食、火车，筹划安排来京外地师生的衣、食、住、行、医。对毛泽东的安全保卫工作更是尽心竭虑，不敢有一点疏忽，反复推敲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确保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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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全国各地师生云集北京，等待毛泽东的接见，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万人以上。由于来京的人数实在太多，北京市各接待单位虽然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甚至连许多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和干部的家中都住了人，但还是应接不暇，仍然有三十万人安排不下。为此，周恩来不得不出面向毛反映目前已经大大超出了北京的接待能力，再来就有困难了。对此，毛泽东毫不以为意，坚持开展全国大串连，表示现在才刚开始，他要接见两千万人，称他自己在中南海的住所也可以腾出来让给外地红卫兵住。中央文革则借机指责周恩来所主持的接待工作，让“毛主席请来的客人露宿街头”。在这种情况下，周只好检讨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并带头将他的住处腾出来接待红卫兵；另一方面，召开紧急动员会议，向各单位下达接待红卫兵的包干任务，并紧急动用部队搭建临时帐篷，这样才总算应付过去。更让周恩来感到头疼的则是红卫兵大串连对全国铁路运输的冲击。当时铁路的客运量早已超过极限，客运列车无一不严重超载，已到人满为患的程度。每节车厢、过道里都挤满了人，行李架上坐着人，椅子底下躺着人，甚至连厕所里也都站着人。人们上厕所必须从别人肩膀上踩过，上下车则需要从车窗爬进爬出。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抽调货运列车暂时用来载人。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各地货运物资的大量积压。由于物资运不出去，很多任务厂只好停工待料。再加上部分铁路工人已经起来造反，脱产“闹革命”，更加剧了整个铁路运输秩序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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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毛泽东执意实行“天下大乱’的方针，根本不在乎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周恩来虽然心急如焚，却无法对问题作根本的解决，只好被动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每天深夜都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找来，了解铁路运输的情况，甚至亲自担任铁路总调度，直接指挥疏导交通堵塞最为严重的路段，以解燃眉之急。他还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铁路企业单位分期分批开展文革运动和整顿车站、列车秩序的通知，并征得毛的同意，号召进行徒步串连。但是，这些努力实际上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最后还是因为进入隆冬时
节，天寒地冻，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其它方面，这场全国大串连才逐渐停止下来。不过，铁路运输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解，相反却由于各地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派斗而变得更加严重。自文革全面发动以来，周恩来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者，一直处在文革运动实际执行者的地位，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贯彻落实毛泽东发动文革，实现“天下大乱”的意图，另一方面又在设法维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日常运作。本来这是两个互相矛盾，很难协调的目标，擅长在政治上走钢丝的周氏却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到某种平衡点，尽可能地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统一起来。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在扮演前者时，总是显得被动迟疑，有些做作，好象是在“做戏”；而在扮演后者时则表现得积极主动的多，是一种“本色”的表演。换句话说，周虽然决心在政治上紧跟毛泽东，竭力勉励自己以一种热情投身到文革战斗中去，但还是无法斩断尘缘，不食人间烟火，内心更关注的还是大乱之中的国计民生问题。这种情况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上述两者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而表现得愈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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