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联盟提莫皮肤图片:易中天：走近顾准（二）

易中天：走近顾准（二）

作者:政右经左   2010-12-01 21:47 星期三 晴五、顾准不是钱钟书
　　
　　　　最主要的是，顾准不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人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更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他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然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一‘两足无毛动物’一一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待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钱钟书确实是活得比较轻松潇洒的。就连做学问，也看不出有丝毫吃力的地方。骆玉明教授说陈寅恪的学问总是用力很重甚至是固执的，钱钟书的学问则显得“通脱而活泼”。但要想学问做得“通脱活泼”，首先得为人“通脱活泼”才行。钱钟书就是这样的人。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中我们得知，钱钟书是既聪明绝世又痴顽透顶的。比方说，他会在大热天里，用毛笔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问题在于钱先生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地说：“我的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要求所有人都成为英雄，其结果很可能是造就一人批暴徒；而承认大家都很平凡普通，其实成不了英雄反倒天下太平，都能过安生日子。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顾准则不但活得沉重，而且艰难。在那个拒不承认“家雀”生存权利的年代里，公然宣称大多数人不过是“家雀”,是会被群起而攻之的。他不但会被讥为“蓬间雀”，还会被视为“过街鼠”。因为那时“家雀”们都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家雀”，都以为自己是“鲲鹏”。你把“鲲鹏”说成是“家雀”,不是自找麻烦吗？于是，原本也可以做做“家雀”的顾准，便不得不去做“海燕”，并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六、绝望之望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受尽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五个字女没有一个来看他。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阴历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寻，一次次的联络，一次次的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上。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的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他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这个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沉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线”，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们断绝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线”、“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吗？不是，顾准曾对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说：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鸭——个个好哇！是他们当真来不得吗？也不是。军宣队发了通知，经济所“革委会”也希望他们来，政治上还能有什么问题？再说顾准的告别仪式，长女顾淑林和长子顾逸东也去了么！难道活人见不得，死人就见得？到医院去护理病人是“划不清阶级界线”，参加告别仪式就是“阶级立场坚定”？讲不通嘛！那么，是他们和父亲没感情吗？更不是。顾准是不怎么管家顾家。早期工作忙，没时间；后来当右派，没资格。何况被隔离审查和送去劳改又有好几次。但不等于子女们就从未得到过父爱，更不等于对他们父亲的死活就无动于衷；参加告别仪式那天，顾淑林和顾逸东特意提前一个半小时赶到协和医院，等着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后，姐弟两人抱头痛哭，“心中的哀伤难以言传”。事后，顾逸东把一切责任都揽了下来：“过去的事情，都是我这个做兄长的责任，请求世人不要责怪我的弟妹。”可见，他们既非无情无义之人，也非品质恶劣之人，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又实在难以让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说，顾准也是他们的爹呀！没错，当时的顾准确实又“黑”又“脏”，谁沾边谁倒霉，但也不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顾准的弟弟陈敏之、老朋友骆耕漠、弟子吴敬琏等等就没有回避（顾准病危时他们都在床前陪伴），就连张纯音的女儿咪咪（徐方），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也和顾准成为朋友。就在顾准的子女拒绝来医院看望护理他时，远在兰州的咪咪却给她敬爱的顾伯伯写信说：“我就是你的亲女儿。”两两对比，难道不发人深思吗？难怪当顾淑林和顾逸东参加告别仪式时，一位老先生看他们的眼光，会“像刀子一般”。
　　
　　　　我们不想责备谁，我们也没有资格责备谁。我们自己在那个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还少吗？有什么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但事情却必须搞清楚。为了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找出原因并引以为训。
　　
　　　　那就恕我不恭了。
　　
　　七、两难选择
　　
　　　　依我的猜测，子女们不愿见顾准，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牵连和影响），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这点想必他们现在不愿意说出来）。所谓“怨恨”，也未必是因为顾准“害”了他们，而多半是因为顾准“害死了”他们的妈妈。顾准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杀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此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其实，早在1967年她与顾准离婚之前，就已经有了自杀的念头。“文革”刚爆发，她就受到顾准的诛连而被批斗，既是“走资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来又被当众宣布开除党籍，而这一切又都无不与顾准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汪璧就是顾准“害”死的。汪璧被逼死后，几个顿失庇护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只好姐弟几个相互帮衬搀扶着，料理了母亲的后事。这个时候，那个“害死”妈妈的顾准在哪里呢？可曾来看过亡妻一眼？可曾来为丧事出过一把力？可曾来安慰下痛失慈母的儿女们？没有。
　　
　　　　这当然不能怪顾准。当时，他也在千方百计打听家人的情况，甚至在为家人攒钱攒粮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点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样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可惜这些情况子女们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末必能抹去心头的阴影，至少是，一边是很少回家，却不断给家里惹麻烦添乱子带来灾难的父亲，一边是受尽惊吓、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亲，做子女的站在谁一边，将心比心，还不难理解吗？子女们毫不犹豫也别无选择地站在了汪璧一边。
　　
　　　　汪璧的立场，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汪璧也是个老党员，早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争。六十年代她帮顾准“销毁罪证”时手法熟练动作敏捷，就因为她当年用这办法对付过特务。对于这样一个老党员来说，党的立场就是她的立场，党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党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当一个足以逼死人的两难问题摆在她面前时，她的内心世界就分裂了。这个问题就是：要革命还是要顾准，跟党走还是跟顾准走，相信毛主席还是相信顾准？她当然是要革命的，顾准也要革命。这本来不成问题，他们是“革命夫妻”么。问题是，一个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自己说了算。顾准说自己是革命者，别人却说他是“反革命”，而这些“别人”又据说代表党。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知道该生还是该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样，连“死路一条”都没有（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诚如顾准次子顾南九（高粱）事后回忆所说：“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
　　
　　　　汪璧一开始也想两全，但即使她愿意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难道让他们也沦入万劫不复的地狱黑牢？倒是做父亲的顾准想得“周到”。1966年，当他看到孩子的思想与自己尖锐对立时，为了保护子女的前途，爽性与汪璧议定，今后就让子女把他作为“反党右派”来看待，让子女和主流文化融为一体，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确保子女和自己划清界线。由于同样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决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顾准能逐步向组织靠拢，而组织上则逐步谅解顾准，于是，一切又恢复常态。”
　　
　　　　然而她盼来的却是失望。顾准并没有“逐步向组织靠拢”，反而越走越远；组织上也没有“逐步谅解顾准”，反倒越整越凶，最后，连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这样党的最高层领导都被打倒，她一个“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属”，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杀了。留下的是无法弥合的裂痕。
　　
　　　　从六十年初便已和顾准“划清界线”的子女们，此刻已再也无法理解他们的父亲，站在他们的父亲一边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来他们已冷冻了十四年，已是“积重难返”。看来，顾准当年的决定实在是错了。本来，顾准是可以争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长女顾淑林，“一向与父亲平等地讨论问题”，而且“善于思考，爱钻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谈谈？张纯音也坦诚地对顾准说：“孩子们今天对你的态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你以前只对他们说社会上那些‘正面’的话，而我对孩子说真话。我告诉孩子，右派分子其实是受委屈的好人，还带她去见了几个右派。”结果，张纯音养育了咪咪这样的好女儿。这个好女儿不但没有和张纯音“划清界线”，还成了顾准的“女儿”。
　　
　　　　然而转念一想，恐怕还是不行。就算顾准和子女们说真话吧，他们能理解吗？就连汪璧，其实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杀前对顾准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凭直觉相信顾准不是“坏人”，再就是还有改变情况的一线希望。至于顾准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赞同。但顾准是思想家。没有顾准的思想，就没有什么顾准。不理解顾准的思想，也不会认为他是“好人”。再说，如果子女们理解并赞同顾准的思想，又该怎么说话，怎么做人呢？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要挨整；不照顾准的思想去说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说主流意识形态的话，回家和顾准说“黑话”不成？那岂不变成两面派了？以顾准之正派耿直，又岂能把子女培养成两面派？
　　
　　　　顾准同样两难。
　　
　　　　这样一想，问题就不在顾准、汪璧和他们的子女，而在于为什么一个社会只准有种声音？为什么一个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王元化《＜顾准全传）序》）？高建国说：“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又说，许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至于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还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无需弄清也不许弄清”。我要问的是：难道帽子下的事实证明他是坏人，就可以毒打？难道当真是“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的反革命，就该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顾准是那样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断绝关系，因为这违背了天理人伦；也不能任意毒打，因为这侵犯了基本人权。不能因为现在证明顾准当年的思想是正确的，就来翻这个案！这仍然是以思想言论定罪，而思想言论是不能作为定罪依据的。如果因为顾准思想正确，就说当年不该打他，子女不该和他断绝关系，那么，如果明天又发现顾准思想是错误的，是不是又可以再给他戴一次帽子，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三百，然后让他的子女们再登报声明断绝关系？不能吧？时至今日，我们实在不能再那样看问题了！为了确保顾准的悲剧不再重演，我们必须大声地说：思想言论的自由，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剥夺，也不能因为他的思想言论而给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论是错误的！
　　
　　　　错误的思想言论当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对等地讨论。而且必须保证对方的答辩权；也不能因此就把他关起来，更不能动用私刑。把粮食烧了牛弄死了，当然要处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册”，让所有的人都和他划清界线。这些最起码的法律常识和人权常识，难道还要一讲再讲吗？
　　
　　　　八、无情未必真豪杰
　　
　　　　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实在是很难、很难的呀！在顾准，是家国难以兼顾；在他的子女，则是忠孝不能两全。难道就没有一个可以通融的办法，一条让大家都能过得去的道路？
　　
　　　　过去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很轻松或故作轻松地说，如果熊掌与鱼不可得兼，那就舍鱼而取熊掌，不要检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有时，芝麻的意义也不一定就亚于西瓜，再说我们也不一定弄得清哪是熊掌哪是鱼。
　　
　　　　就说“情”,―—亲情、友情、爱情，难道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是可以轻易舍弃的“鱼”和“芝麻”吗？
　　
　　　　一开始，顾准的子女们大约就是这样认为的。那时他们还年轻，既不太知道自已的斤两，也不太知道“断绝关系”四个字的份量，何况革命热情又很高涨，外面的形势也是如火如荼。但要说他们事后心里当真很轻松，我也不信。血缘亲情又不是一根纸绳，哪能说断就断？想必也是牙关咬了又咬，心肠硬了又硬，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因此，当他们终于醒悟，终于发现自己背弃的是人间最好的父亲，追随的是祸国殃民的奸贼，割舍亲情其实是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也就是说，舍弃的其实是“熊掌”，追求的其实是“鱼”,而已是“臭鱼烂虾”时，你想，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更何况，他们还要为自己的上当受骗而悔恨终身。
　　
　　　　因此我以为，今后还是少说些什么“舍鱼而取熊掌”之类的淡活！生命的价值，情感的价值，是不可以被看得一钱不值、轻如鸿毛的。一个不知道爱惜自己生命的人，也不会爱惜别人的生命；一个不懂得尊重自己情感的人，也不会懂得尊重他人的情感；而一个既不爱惜生命，又不尊重情感的社会，决不是健康和美好的社会，只会是病态和黑暗的社会。因此我怀疑，那些鼓吹任意牺牲自己生命和情感的说教是不是居心叵测。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尚有迫不得已，那么，在和平年代至少是无此必要。因为这只会害人。既害了个别的人（比如顾准一家），也害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
　　
　　　　顾准当然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顾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从自已的苦难中引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思想者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人生体验，思想者的思想不可能与自己的经历毫无关系。过去我们总是说“不要纠缠个人恩怨”，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一个人对自己遭受的迫害和不公可以麻木不仁。一个对自己都麻木不仁的人也不可能对他人寄予同情，而没有同情心，就不会有对社会和人生的终极关怀。
　　
　　　　问题在于超越。
　　
　　　　顾准超越了自己的苦难。他没有纠缠于自己为什么会从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具体原由。在他看来，这一切无非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解决“娜拉走后怎样”这个课题。这个课题是伟大的鲁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进步青年都为娜拉的出走而一片欢呼时先生面对一群热情而幼稚的新潮女生，却不无忧虑地问道：“走了以后怎样？”先生说：“伊孛生（即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学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这实在是冷静而深刻啊，可惜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听进去了的人微乎其微。结果，直到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之前，我们还一直在做诗：“数字指标升火箭，一天等于二十年”;“水稻产量何惊人，已闻亩产几万斤”;“钢铁产量见风长，速度令人难设想。”总之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什么就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芙蓉国里尽朝晖”,“六亿神州尽舜尧”。事实呢？事实是从1959年到1961年，中国饿死了几千万人，相当于一个加拿大。顾准自己在商城县，就不断看见死人。诗意终止的地方，就是理性分析和冷静思考启动的地方；而苦难和灾难对于思想者来说，则是思想飞跃的突破日。顾准反复思考：为什么乌托邦越是美丽，一落实到现实中就越是残忍？他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既然我们承认，我们的双脚只能牢牢地站立在大地上，站立在人间，就得承认所有普通人的权利，承认每个人的“人之常情”是天然合理不可扼杀的东西。人间毕竟不是长着翅膀的天使们飞来飞去的地方。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建设家园，也需要相亲相爱共享天伦。甚至可以说，爱的权利，体验、表现、交流、传达情感的权利，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它甚至还是人之为人的表征。因此，即便英雄人物，也并非无情无义、铁石心肠。“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试看与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菸莵。”就连老虎，也有舐犊之情呢，况乎我等“家雀”?
　　
　　　　更何况，革命的目的，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原本就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吗？人类的幸福中，难道不包括获得爱情和享受亲情吗？不能把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幸福对立起来。人类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个人组成的，没有每个个人的自由，就没有全人类的自由；没有每个个人的幸福，也不会有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从这个终极的意义上讲，情感就不是“鱼”不是“芝麻”，它也是“熊掌”、也是“西瓜”呢！一个人如果自愿放弃和割舍亲情，那是他自己的事。但如果有人对你说，放弃和割舍你的个人情感这点子“绿豆芝麻”，就能抱个大金娃娃，或者就能进人“人间天堂”，那你可就得小心了！他即便不是一个居心叵测的阴谋家，至少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糊涂虫，要不然就是被某种狂热的“信仰”冲昏了头脑的人，就像那些邪教的“教主”和“信徒”们一样。
　　
　　　　好在人是聪明的。犯过一回错误，该不会再犯第二回。何况明白人也越来越多。顾准的家庭悲剧，大约可望不再重演。
　　
　　　　现在让我们回到顾准。
　　
　　　　九、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我曾经一遍遍问自己，有些话，有些事，顾准能不能不说、不做？结论是不能。1962年秋，顾准曾在苏州和张秀彬、徐文娟夫妇彻夜长谈。在说到历次运动和极左路线造成的种种灾难，说到“大跃进”和“共产风”时，顾准悲从中来，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来检讨，不足以平民愤啊！”表妹徐文娟闻言大惊失色，这不是“犯忌”吗？顾准当然也知道这话有“违碍之处”，但他不能不说。因为他在商城县之所见，不是什么“形势大好”，而是哀鸿遍野，人争相食。他亲眼看见老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生计无着，求告无门。如果他不说出来，天良何在？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这种痛苦于知识分子为尤甚。因为知识分子非他，乃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如果知识分子发现了社会的错误，看见了社会的不公，也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昧着良心说假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没脸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对社会的错误和不公，知识分子又是最无能为力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他一无权，二无势，三无财，四无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想说出来吧？叫他不说，哪里做得到？
　　
　　　　因此，该说还得说。而且，还得说真话，不说假话。这里说的“真”，不是真诚，而是真实。“文革”中，有多少人“真诚”地说假话啊！以至于事后一想起来就羞愧难言，一一不仅为“假话”,更为“真诚”（请参看本书《忏悔与做人》）。显然，真实才是更重要的。你可以不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必须真实，这也是一条底线。
　　
　　　　至于顾准，对自己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不但要求自己所说的全部真实，而且还要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这就注定了他必定要受苦受难。因为即便只是不说谎，有时也是要受罪的。“文革”中，顾准因为不肯按照某些人事先指定的内容或思路交代问题、出具证明，便不知挨了多少打。但在顾准看来，无论出卖灵魂，还是出卖朋友，都是不可容忍的可耻行为。而实事求是和决不为虎作伥，则是做人的起码准则。为此，他甚至不愿意对与他有隙、曾经整过他的人落井下石，更不要说把患难与共的同志和朋友出卖给恶魔了。1965年2月，他被康生下令秘密逮捕。面对威胁利诱，顾准不惜以绝食相抗争，打死不开口，使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李云等人和各个时期的熟人无一受到政治牵连，自己却因“态度特别恶劣”而罪加一等，成为“极右派”。
　　
　　　　顾准为捍卫人格尊严和保护他人吃了不少苦头，却也赢得了相当多的尊敬和他共过事尤其是共过患难的人，都公认他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也是可以以生死相托的正派人。因为顾准对朋友不但忠诚信任，而民体贴入微。老战友陈易因为议论毛泽东和江青而被打成“反革命”，顾准不顾自己身处逆境，常常去看望他，却不让他来看自己。顾准对他说，我是死老虎，名分已定，你还没有结案，别让他们找到岔子，陈易说话嗓门大，顾准怕他祸从口出，陪他散步时总是挑僻静处走。1974年12月2日23时，顾准的生命已细若游丝，却惦记着守护在旁的弟子吴敬琏，要他“打开行军床休息”。谁都没有想到，顾准拼死挣扎讲出的这句话，竟是他的“最后遗言”。
　　
　　　　人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顾准的侠义赢得了敬重，顾准的真心换来了友情。顾准临终前，守护在他身边的，正是这些以心换心的朋友。双目几近失明的学部委员（即院士）骆耕漠，拄着拐杖，顶着寒风，四处奔走央告，八方辗转求人，终于让顾准住进医院，获得名医（其间亦多亏中国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杨纯和铁道兵某兵团政委张崇文的侠肝义胆）。年过六旬的林里夫，不顾自己头上有帽子，身上有重病，坚持每天由他为主护理顾准，做饭、喂药、倒便，一手包下。林里夫和陈易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喊到医院来帮忙。挚友张纯音，弟子吴敬琏，更是一有时间就守在床前。在最后的岁月里，有如此之多的友情，顾准真是“痛并快乐着”。
　　
　　　　的确，顾准是不幸的。直到含冤去世，都没能见上子女一面，也没能见到睽违十载的老母亲。那时，他的慈母就住在公安部大院，和顾准的住处只有一街之隔，却彼此望穿双眼不能一见。在那个不见天日的年月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顾准，只能孤身一人在无边的黑暗中蜷缩着身体舔食自己的鲜血、泪水和耻辱。顾准又是幸运的，他有那么多关心他爱护他的好人。在他两次落难之后，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两次收留了他。这实在是顾准不幸中之万幸。经济所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狄超白、林里夫、巫宝三，还有年轻的张纯音、吴敬琏，皆为一时之选。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正直正派重感情的人。这就造成了一个奇迹：当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比狼与狼的关系还不如时（狼不吃同类），顾准的周围却散发着人间的温暖。没有这温暖，顾准活不下来，也不可能留下那么丰富的思想遗产。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人活着不仅需要使自己温饱，还需要精神养分，而友情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正如王元化先生所说，顾准能获得如此之多的友情，“证明中国有些人纵使处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仍旧良心未泯，他们心中那朵正义的火焰始终在燃烧”（《＜顾准全传）序》）。是啊，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的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啊！
　　
　　　　这里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张纯音和林里夫。林里夫是顾准的老朋友，落难则比顾准还早。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他被康生诬为“内奸”，打得植物神经紊乱。从上海奔赴延安的顾准却不避嫌疑，常常请他喝酒。喝酒时，顾准开玩笑说，林里夫是个受惠必报的人；林里夫则激动地说，顾准是个值得一辈子深交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们都没有看错人。更为难得的是，林里夫和顾准并非观点相同之人。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很大分歧。而且，林里夫因为受旧疾植物神经紊乱的影响，“文革”中在顾准那里作客时不免出言不逊，甚至情绪偏激地叱责顾准，顾准对他却仁义如初，而林里夫也在顾准病重时证明了自己的正直、友爱和敦厚，证明了他也是值得深交一辈子的朋友。
　　
　　　　这就是“道不同而相知相契”了。这是极为难得的友谊。中国人的交友之道，要么是不问是非只问亲疏，要么是死守门户党同伐异，学术的论争弄不好就变成人身攻击，学派之间壁垒森严，不是互相攻击，就是老死不相往来，观点相左而高谊如故的极少。然而，心灵的契合其实比观点的相同更难得，人品的同气相求也比思想的同声相应更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不思考，也可以不做事，但我们却必须做人。
　　
　　　　当然，如果心灵和思想都相契合，气质和品位都相一致，那就更难得了。顾准和张纯音就是这样的朋友。张纯音是个心地善良又侠肝义胆的知识女性。她的父亲是早期享受“庚款”资助留学美国的学人，母亲是胡适和李大钊的亲炙弟子，外祖父则是和钱穆齐名的国学大师。有着非凡家教的张纯音，从青年时代起就具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从不苟同俗见，随波逐流。唯其如此，她才能在顾准被泼满污水的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甚至一见如故。顾准逝世后，张纯音深情地缅怀说：“我还记得，在经济所第一次见到顾准，他便笑着说：你就是张纯音吧？他的灵魂是睿智的！”张纯音和顾准，几乎天然地有着心灵的默契。
　　
　　　　于是，张纯音便成了顾准晚年的唯一位异性知己；因为是知己，因此能理解顾准的思想，并支持和帮助他把这些思想整理出来，这是汪璧做不到的。因为是女性，因此能给予顾准体贴人微的关心和爱护，给予顾准不是亲情却胜似亲情的友爱，这又是骆耕漠、林里夫、陈易、吴敬琏他们做不到的。受难的顾准能有张纯音，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1971年到1974年，和顾准长谈千余小时，帮他梳理思想、权衡轻重、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议的，是张纯音；在干校让女儿给被监管的顾准悄悄送钱送奶粉送东西，陪顾准散步谈心解闷的，是张纯音；顾准病重时，一直守在床前亲侍汤药的，是张纯音；顾准去世后悲痛得大病一场以致于几乎不能行走的，也是张纯音。鲁迅先生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顾准有张纯音这样的知己，实在是不枉此生了。何况他还有那么多的知心明友，还有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能够理解他的后辈学人和读者，那么，顾准还会死不瞑目吗？
　　
　　　　不，他的灵魂可以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