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物小狗多少钱一只: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二）

二、《四书》学工夫论的体系构架

　　朱熹的《四书》学建构了一个与汉唐儒家不同的学术形态，他是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四书》，故而建立了一套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回到先秦的原典儒学，复兴原始儒学的“道统”、“心传”。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就表达了他对这种“道统之传”的自信。朱熹之所以能够对自己充满自信，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承传的从尧舜、周公到孔孟的工夫意义上的“心传”就是“道统”。

　　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这种“工夫”或“心术”的学术特征。无论是称之为“心术”，还是修己治人的“工夫”，均与那种纯观念的知识形态有着明显的区别。如果说观念的知识形态一般表现为对认知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并且总是体现为一种概念－语言的形态的话，在儒家传统中，“术”、“工夫”则总是指修己治人的精神－实践活动，而作为记录先圣前贤修身工夫的经典文献则主要表现出实践理性或行动知识的特征。所以，如果进一步解构这个“工夫”或“儒术”的话，朱熹等宋儒所理解、解释的工夫应该是一种理性精神和身体力行合为一体的过程，亦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一方面，工夫是观念性的，它体现为一种精神的追求和理性的态度，不论是日用之中的道德精神，还是形而上的宇宙精神，均可能体现在人的日用工夫之中，正如朱熹所说：“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1] 天理作为一个贯穿天地之道的宇宙法则，作为日用伦常并记载于儒家经典的人文法则，必须要实现为一种自觉的精神过程，故而总会体现为人的主观认知和精神自觉，也就是所谓的“工夫”。一切不具有这种伦理－宇宙精神价值的行为活动均不能称之为“工夫”。另一方面，“工夫”又是实践性的，它必须体现为人的身心一体的客观性活动，而不同于那种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训诂，它不是那种语言－概念的知识形态。朱熹反复对学生说：“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身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2] “小立课程，大作工夫。”[3] “自早至暮，无非是做工夫时节。”[4] 可见，朱熹所说的“工夫”，不是那种纯粹知识形态的研究、学习（“讲学”、“课程”），而是一种身心一体的实践性活动，而且他将这种日用实践工夫视为儒者“第一义”的学问。

　　由于儒家修己治人工夫是精神自觉与日用实践的统一，故而决定了这种工夫论是一种知行结合与互动的构架。所以，在朱熹的学术视域中，《四书》不过是儒家关于知行结合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论语》的操存、涵养，《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原就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的记录，同时它们均可以纳入到那个知行的工夫论构架中去。譬如，朱熹在讨论儒家修身工夫论时，不断地告诫其学生如何分清“第一义”的工夫与“第二义”的工夫，不断地将修身工夫归之于两大类，即所谓力行的工夫，致知的工夫，并且探讨它们二者的关系。他坚持认为，儒家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是由两大类型构成的，即行的工夫（第一义）与知的工夫（第二义）。而且，这两类工夫论之间具有重要的内在联系，包括“派生”与“互发”的多重关系等等。所以，探讨儒家工夫论上述这种内部结构，能够使我们从体系内部把握儒学的修身工夫论，更重要的是，也能使我们理解《四书》中那许许多多不同修身工夫的确切含义以及它们在工夫论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

　　在《四书》的原典以及朱熹的诠释中，儒家诸多的工夫论均包含知与行的思想观念。现将朱熹诠释《四书》时几条主要对应的工夫论列之于下：

　　致知                       力行

　　大学                       小学

　　格物致知               正心诚意

　　道问学                   尊德性

　　穷理                       居敬

　　进学                       操存

　　可以发现，朱熹的上述工夫论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第一，这些修身工夫论有着鲜明的对应性，朱熹总是将它们并列加以讨论，譬如讲“道问学”时，就得讲述“尊德性”；讲“穷理”时，就得讲“居敬”。也就是说，必须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把握，才能明确任何一种工夫的确切涵义。其次，朱熹往往将上述种种工夫均归结到“知”与“行”的问题，“格物致知”、“道问学”、“穷理”、“进学”均可以归结为“知”的工夫，而“正心诚意”、“尊德性”、“居敬”、“操存”则可以归结为“行”的工夫。所以朱熹总是以知行问题来概括一切工夫论，他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5] 朱熹所阐发的一切工夫论均可归之于这两个问题。其三，在知行关系问题上，朱熹强调“行”才是它们的“本原”，从而坚持了实践工夫的“第一义”的本原意义。他总是说：“主敬、穷理虽二端，其实一体。”[6] 那么，这个“一本”是什么呢？显然他强调的是力行。他反复强调，“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7]

　　所以，在《四书》中，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提出了一系列如何修德成圣的工夫，它们均被纳入到朱熹的学术视域，不断地被加以思考、诠释与实践。我们可以发现，朱熹在探讨这些具体的修身工夫时，往往体现着鲜明的对应性，也就是说，如果仅讲其中的一面，而不能够全面地考虑相对应的另一面，则不仅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面，尤其是不能实现成圣成贤的工夫论目的。朱熹在反省自己与陆九渊的工夫论偏向就说：“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8] 于此同时，朱熹所讨论的这些相对应的工夫，均被纳入到“知”与“行”的关系之中，譬如他多次论述这个观点：“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9] 他还认为陆九渊光讲“尊德性”工夫，“其病却是尽废讲学而专务践履。”[10] 可见讲“格物”、“道问学”是“知”的工夫，而“诚意”、“尊德性”则是“行”的工夫。由于朱熹所讨论的种种工夫论，均可以纳入或归结为“知”的工夫或“行”的工夫，故而知行关系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对其他修身工夫就有着普遍意义。

　　朱熹以知行结构来统摄《四书》的工夫论，还体现在他关于“小学”、“大学”的为学工夫之中。这是一个纵贯的工夫论体系。朱熹按照儒家教育传统，将人一生的求学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的教育，也将人一生的学问历程分为“小学”、“大学”。但是，朱熹独具特色的地方是将“知”与“知”的工夫论思想去统贯“小学”、“大学”的求学历程。朱熹认为，知与行的工夫通贯于人的一生求学历程，但因对“知”与“行”的不同偏重而可划分为“小学”与“大学”。

　　他在《大学章句序》中，将人的一生求学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是“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则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小学”阶段是学做事，主行；“大学”阶段是穷理，主知。他坚持认为，这两个为学阶段及教学内容均是贯穿着“知”与“行”的核心问题。“小学”阶段直接学“事”，“大学”阶段则是此“事”的道理，他说：

　　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11]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12]

　　小学所学之“事”本身就是“行”，而大学所学之理只是此“行”的道理，属“知”。但是，朱熹又认为，“知”最终仍要在“行”中体现，并最终回到“行”中。朱熹说：“读书便是做事。……读书而讲究其义理，判别其是非，临事即此理。”[13] 这样，朱熹所说的小学、大学两个阶段所学虽有“行”与“知”的分别，但每个阶段均包括知与行。小学所学的“知”是“事”，其本身是“行”，但“理”就蕴含在“事”中间；大学所学的“知”的对象是“理”，是所行之事的道理，故而最终仍要归之于“行”。所以，朱熹在其工夫论体系中，一直贯穿着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处理知行问题。而要能够解析朱熹工夫论的结构，其实也就是探讨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在很多关于朱熹哲学思想的著作中，知行论被理解成关于知识的来源、知识与实践关系的认识论问题。其实，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有关知行问题的种种讨论，均是与如何参与到日用伦常、宇宙大化的成圣成贤实践活动相关的，它表达的不是认识论而是工夫论。许多有关的修德工夫，包括察识、持养、操存、集义、尽心、居敬等等在内，与认识论并无多少关系，但它们却是朱熹反复讨论、终生思考的重要问题，并也被纳入到知行结构之中，完全是因为它们始终体现着成德的工夫论。所以，我们在这里将知行问题纳入到工夫论结构中来探讨，因为朱熹所反复讨论的知行问题，其实并不是知识论问题，即不是讨论知识的来源、构成、真实等问题；而是一个工夫论问题，即是探讨个人在成德成圣的过程中人格观念与日用实践的关系及其如何统一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从工夫论的角度分析、解读朱熹的知行论的话，会使知行观有一个更加合乎其历史本义的看法。

　　朱熹的知行观包括以下一系列主要思想，即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互发。如果完全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理解这些思想的话，往往不一定能得其要领，并且也产生了许多歧义。但是，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思想，则不仅能够更深入地领悟这些命题的本意，也能够厘清一些从认识论角度不能够讲清的问题。

　　“知先行后”是朱熹知行论的一个重要观念。他的这一思想与他所诠释的《大学》直接相关。《大学》的三纲八目的工夫论，均是以属于“知”的工夫列之于首位，即所谓的“明明德”、“格物致知”。二程即在诠释《大学》时明确提出“知先行后”的观点：“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强行之者。故大学之序先致知而后意诚，其等有不可躐者。”[14] 朱熹继承了这些思想，并且进一步强调《中庸》、《孟子》、《易传》等儒家经典都是主张“知先行后”的，他说：“《文言》所谓学聚问辨，《中庸》所谓明善择善，孟子所谓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力行之先，而可以验乎大学始为之功为有在乎此也。”[15] 但是必须进一步讨论的则是“知先行后”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如果将“知先行后”视为一个认识论的命题，那么将“知”、“行”划成时间先后的关系，就被认为其“知”是脱离“行”的产物，没有正确地阐述知识的来源问题。应该说，这种解读并未得到“知先行后”命题的要领。其实，“知行行后”表述的一个工夫论的问题，它主要解决的是工夫的程序而不是知识的来源问题。从成圣成贤的工夫程序来看，一个儒者或者任何个人必须首先要懂得当然之则的要求，才能做出合乎当然之则的行为；换句话说，首先是要先明道德义理，然后才有体现道德义理的行为。朱熹曾谈到在时间之先的“知”：“知，谓知其事之所当然。”[16] 既然“知”是明了所行的“当然之则”，那么，在整个工夫的程序上就一定要将“知”列为第一步骤。因此，从工夫论意义上看，“知先行后”是一个准确地表达工夫程序的主张，以它不能解决知识来源问题而指责它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其次，朱熹的“行重于知”观念亦需要从工夫论的角度重新解读。朱熹在许多地方均谈到“行”的重要性，他说：“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17] 确实，朱熹有着非常明确的行重于知的观念，但是，我们不能从知识论的角度将其理解为朱熹在论述知识来源于实践的道理。他同样是从工夫论的意义上肯定行重于知，这当然也是由工夫论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已经论述过，儒家的工夫是一种精神性的实践活动，实践性是工夫的本质性规定。儒家工夫虽然包括精神上的追求甚至是形而上的超越，但是，这种精神追求与形上超越总是要落实在日用常行的实践之中。我们知道，儒家的精神追求与形上超越是以道德为基础的，而道德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工夫中的精神追求、形上超越不但要依托于日用实践，也是从日用实践中发展或升华起来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当朱熹主张、强调“行重于知”时，不是由于知识来源于实践这种现代认识论的主张，而是指儒家工夫论关于日用实践是道德良知的完成形态，一切有志于成圣成贤的儒者都必须将目标追求、手段途径都贯彻于日用实践之中，而不能局限在语言文辞、文献典册之内。这才是朱熹所言的“行重于知”的本义所在。显然，我们只有从工夫论的角度，才能正确地理解朱熹关于行重于知的真实意义。

　　其三，朱熹关于“知行互发”的思想，更不是一个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工夫论的陈述。认识论所要解决的是知识的来源、真伪的问题，工夫论所思考的如何成圣成贤的方法与途径问题。因此，朱熹的“知行互发”并不是要在知识与实践的互动中探讨知识的来源与真伪问题，而是关注在成圣成贤的工夫结构中精神因素与实践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朱熹在论述知行互发、知行相须的道理时说：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18]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19]

　　这种知行互发的原理，确与知识的来源、真伪没有多少关系，而是探讨成圣成贤的工夫结构中知的因素与行的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在工夫结构中，“知”的精神因素与“行”的实践因素具有相互激发、促进的作用：知的工夫能够促进行的工夫；行的工夫又能促进知的工夫。一个有志于成圣成贤的儒者，如果能够在知的方面与行的方面齐头并进，则能够受益于这种“相须”、“互发”，促使自己更快地成就为圣贤。与之相反，“知”、“行”若有任何一个方面的欠缺，均会对成就圣贤造成消极的影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20] 朱熹反复强调知、行的相须、互发，就是希望学者们能够理解儒家工夫论的内在结构及相互影响的原理，一旦出现用功之偏时，能够做到“知有未至则就知上理会，行有未至则就行上理会，少间自是互相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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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子语类》卷8。

[2] 《朱子语类》卷13。

[3] 《朱子语类》卷8。

[4] 《朱子语类》卷8。

[5] 《朱子语类》卷9。

[6] 《朱子语类》卷9。

[7] 《朱子语类》卷13。

[8] 《朱文公文集》卷54，《答项平父》。

[9] 《朱子语类》卷15。

[10] 《朱子语类》卷15。

[11] 《朱子语类》卷7。

[12] 《朱子语类》卷7。

[13] 《朱子语类》卷11。

[14] 转引自《大学或问》卷2。

[15] 《大学或问》卷2。

[16] 《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9，《万章章句上》。

[17] 《朱文公文集》卷50，《答程正思》。

[18] 《朱子语类》卷9。

[19] 《朱子语类》卷14。

[20] 《朱子语类》卷9。

[21] 《朱子语类》卷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