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河北肉狗养殖场:引用 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54宋夏金时期的云贵高原民族政权大理国后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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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年），即大理国建立以前，“大理”一词还没有见诸于有关记载洱海区域的史籍。司马迁的（史记）称洱海附近一带为“叶榆”，当时洱海也叫叶榆泽（又称“叶榆水”）。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这里设置了云南（今祥云）、叶榆（今大理。洱源）、邪龙（今巍山）、比苏（今云龙）4县，隶属益州郡；东汉、蜀汉、晋、南朝，先后归入永昌、云南和东西河阳等郡属。唐开元甘五年（公元737年），蒙舍诏（在今巍山）的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建立了南诏地方割据王朝，于公元739年迁都大和城（又叫太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西）。到了阁逻凤的孙子异牟寻又迁都羊苴咩城（即今大理城）。在南诏统治时期，在这个区域一直无“大理”之称。
南诏是封建军事奴隶制性质的政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制度行将被新兴的封建领主制所取代。反映在南诏统治集团内部便出现了贵族豪强趁南诏政权衰微之机，内则清平官（即宰相）专政，外则节度使（即都督）擅权的混乱局面。在清平官和节度使中，大多数是代表新兴封建领主势力的先进汉族和“白蛮”大姓豪族，其中以郑、赵、杨、段的势力最大。这种状况，造成了新旧势力之间互相争夺政权的局面。
公元897年至公元902年，权臣郑买嗣在广大人民反对南诏统治者的大势下，先后杀了南诏王隆舜及其子舜化贞，夺得了政权，改国号“大长和”。在大长和国建立后36年，权臣东川节度使杨干贞杀了郑隆旦（大长和国三世国王），灭了大长和国，拥立清平官赵善政为国王，国号“大天兴”。过了10个月，杨干贞又废赵善政而自立为王，国号“大义宁’”。在南诏灭亡后短短的30多年间，这里像走马灯一样先后发生了三个短命政权的交相更替。由于彼此间的混战及实行苛政重赋，引起了奴隶、自由民及各部落百姓的纷纷起义。这时，南诏派往通海的节度使段思平（白族，大理喜洲阁洞垮村人，为南诏开国功臣段俭魏之后）把持地方势力，以“减尔税粮丰，宽尔诺役三载”的诺言，与滇东“三十七部”的贵族反抗武装在石城（今曲靖）会盟，于公元937年率军到达洱海，攻破龙尾城（今下关），打垮了杨干贞，占领了羊苴咩城（今大理县城地区），灭了“大义宁国”，建立了号称“大理国”的新政权。据史书记载，段思平建立政权之后，“更易制度，损除苛令”，可见他改国号日“大理”，就是要大大调理各方面的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理”与“治”同义，“大理”即是“大治”的意见。
从此，“大理”一词便被沿袭成为以洱海为中心的白族地区的专有地名。
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革囊渡江”征云南，灭大理国，后建云南行省，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置大理路，辖境包括现今大理、洱源、规山、祥云、永平，以及姚安、大姚、保山、腾冲等地，治所在羊苴咩城。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将大理路改为大理府（云南内地共设有助个府），辖境相当于现在的大理、祥云、宾川、洱源、云龙等县。这当中，作为洱海周围的大理县也数易其名，元朝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置太和县，1913年改名大理县，羊苴咩城也就改称大理城。
由此可见，“大理”一词作为专有地名，是段思平建大理国后才出现的。
①胡蔚本（南诏野史）记载：“德宗甲子兴元元年，牟寻迁居史城，改号大理国”。但此书成书较晚，史料多不确切。又《元史，地理志》记载：“至异牟寻又迁于喜郡史城，又徙居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号大礼国。”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大理的得名可能与此有关。
②有一种说法认为，“大理国”的“大”字是限制词，和“大长和国”、“大灭兴国”、“大义宁国”的“大”字同义。
段思平，大理喜洲院榜村人，南诏清平官段忠国六世孙，布燮段宝隆子，段家世世是南诏的大军将、军将、南诏设置通海节度使，由段氏所主。段思平善于抚纳部众，为讨伐杨干贞，他得到好友善巨郡（永胜）城守高方的支持，并借了东方黑爨、，松爨等三十七部兵，攻入羊苴咩城，推翻了“大义宁”，杨干贞败死，段思平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即位，建国号大理。仍以羊苴咩为都城。封董伽罗为清平官，高方为岳侯，免三十七部瑶役三年；赦有罪无子之人，驱逐杨氏邪臣，罪大的交罚爽明正典刑，表扬忠良、更改不良制度，除去苛令，因此远近归心。
大理国制度，多因袭南诏，加强文官统治，疆域基本上是南诏版图。段思平在位八年死，子思英立，被思平弟思良废为僧，思良自立为帝二年死，子思聪立。宋王朝建立，开宝元年（968年），大理致书宋朝廷，要求通好。宋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从此大理地方政权数十年不与宋朝廷往来。思聪死，子素顺立，开宝二年（969年），大理东部发生边乱，延众镇长宗奇、求州首领代连弄兔攻陷糜乃等三邑，素顺派都统长皇叔布燮段子标、都监三军礼乐爽长附马布燮段彦贞等统军平定边寨，诛代连弄兔等，同时讨伐了郎羽、阿房、田洞，会集三十七部首领在石城（曲靖）会盟、颁赏。素顺死，子素英立。
段素英笃信佛，刺文著述《传灯录》举行开科取士，以和尚读儒书者应考，这些人称“释儒”，官吏多从释儒中选任。素英死，子素廉立，素廉无所为，传位素隆，素隆禅位为僧，素谦之孙素贞立，素贞也禅位为僧，传孙素兴，素兴荒淫被废，群臣立思平玄孙思廉。
思廉时，侬智高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杀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从此大理与宋有了交往。
宋嘉佑八年（1063年），姚州杨允贡叛乱，被岳侯高智升平定，思廉封他为德侯，赐给白崖、禾匈两地，又晋封缮阐（昆明）侯，子孙世袭。思廉禅位为僧，子廉义立。
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贡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后四年廉义被杨义贞杀死，高升泰起兵杀杨义贞，立廉义侄素辉，以智升为布燮，子高升素为缮阐侯。素辉因高氏势逼避位为僧，高氏立思廉孙段正明，高升泰为相，弟高升祥为缮阐侯。正明禅位为僧，高升泰于宋绍圣元年正位，建国号‘中国”。升泰既平杨义贞，为清平官兼九爽威力越重，至登王位，在位二年后病重，死前鉴于前代郑、赵、杨三家不能长久．遗嘱子泰明还位于段氏。升泰死，高泰明立段正明弟正淳，泰明自己为相。
中文品名：云南大理国黑陶刻字贮贝罐（83-01970）
段氏复兴（大理国又称后理国），政令都出自高氏，人称高国主，段氏徒拥虚位。缅甸、波斯、昆仑等国进贡，先见高国主，然后朝王，高氏为久远计，大封子弟于永昌、昆明、建昌、鹤庆、楚雄等重要地方，使权力集中在高氏家族。宋崇宁二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一年后正淳禅位为僧，子正严立。
段正严，又名和誉，勤理政事，即位时各方入贡，而三年后，东方三十七部反，相国高泰明用兵平定。政和五年（1115年），缅甸朝贡金花犀象，政和六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朝廷贡马三百匹，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宋封段正严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往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大观四年，大理地震，倒十六寺，坏民居无数，靖康元年（1126年）五月，都城羊苴咩大火灾，焚烧三千九百家。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廷年年向大理买战马，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段正严在位时间长，年老禅位为增，子段正兴立。不久段正兴禅位为僧，子智兴立。
公元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73年）大理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有一件文书上载，需要《文选入《五臣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经》、《十大会序》、《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沉香木、甘草、石决明等药物。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大理国钱币“太官钱”
智兴最信佛教，在位时修六十寺院，并加修龙首关、龙尾关，加强羊苴咩都城的防御。段智兴死，子智廉立，派人到宋朝求得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放置在都城内五华接。在位二年死，传弟智详。
段智详刚登皇位，三十七部反，智详到寻甸地方平了叛乱，封高观音隆为缮阐王、高光日为缮阐演习（大府主将）、高太详为相国，举用贤能，培养人才，农业丰收，国家治理得好。后禅位为僧，子祥兴立。
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灵关，远征大理，祥兴派高禾为将，在九河战死，宋派使到大理祭吊，祥兴死，子兴智立。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年），太弟忽必烈伐大理，八月到临洮，兵分东、西、中三路，过大渡河，渡金沙江，直进龙首关。大理国相高太祥守大理。十二月十二日，忽必烈率领兀良合台等部队入关，十三日攻克大理都城，段兴智奔逃缮阐，高太祥退到姚州。忽必烈命令姚枢裂帛为旗，上写止杀个，分头号令各街巷，军民安定。姚枢搜集了大理图书档册。高太祥在姚州被俘，被杀于五华楼下。兀良合台攻克缮阐，俘段兴智，宪宗赦了他，命他仍守旧地。大理国从段思平至段兴智，传二十二代，三百一十六年至此灭亡。
通海节度段思平自立为帝，建立大理国。段思平传12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1080年杀廉义自立。4 个月之后，高智廉命其子高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位给正明。1094年，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升泰去世后，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 ，后世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国疆域与中国唐朝同时代的南诏相当，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相当与今天云南省面积的2.9倍。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畜牧业颇为发达 ，每年有数千匹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冶铁业水平甚高，对外贸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族人民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大理王族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白文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的。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的仅存硕果。此外，壁画和木刻艺术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又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可说大理国是以儒治国，以佛治心。大理 300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宋政权曾多次册封大理统治者为王。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
大理建国于937年，1094年国中权臣高升泰改国号为大中，1096年段正淳负改国号为大理。
一、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
诸葛元声《滇史》卷8记载：“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蜀主孟知祥死。孟昶继之，不理国事，日务奢侈，委任非人。大理觇知之，欲乘衅攻蜀。高侯独不可，言：‘蒙诏强盛时与吐蕃连兵，尚不能侵夺巴蜀，卒以黩武酿内变，宗杜不保。今闻周主柴英明，削平僭乱，孟蜀必为所并。吾国第当修辑城堡，练兵养民，以观时变。何必劳师远征，启衅召祸。’思聪从其言，不敢入犯中国。”由此可见，与南诏立国不同，大理国自其建立即基本上是采取内守政策，不存在明显的扩张野心。美籍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在其《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认为：“宋代大理国所控制的地区与九世纪中期南诏尽力向四面扩张的时候相比要小一些。他的中心仍在大理平坝，他们的当权者可能从未想到要越出今天云南省范围之外。大理决不可能对宋代中国的南方省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等构成真正的领土威胁。”(林超民译，第190页)此一论断尽管并不完全适合大理国的实际状况，但称大理国统治者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则是事实。
文果《洱海丛谈》：“宋乾德二年(964)，诏沙门三百入天竺求舍利及梵书，至开宝九年(976)始归。其记录行程曰巍峰、曰鸡足山、曰优波多石室、曰王舍城、曰鹫峰、曰阿难半身舍利塔、曰毕钵罗窟，以今考之，皆大理古迹也。”似宋初曾遣沙门假道大理而入天竺。但事实上，这些古迹均在印度，非在大理。文氏之说纯属附会。
乾德三年(965年)，宋兵平定后蜀。统帅王全斌建议乘胜攻取大理，并以大理地图进于朝廷。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朝与南诏战争失败的教训，手执玉斧，划大渡河为界，声称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不再用兵。这就是所谓“宋挥玉斧”典故的来历，后世屡被引于文章典籍之中。由于“宋挥玉斧”牵涉到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并进而牵涉到云南与中原的关系，有无此事，值得我们进行一番仔细的讨论。周《清波别志》卷上引《西南备边录》称：“艺祖既平蜀，议者欲因兵威以复越。上命取地图视之，亲以玉斧划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即今之疆界也。”
周氏并称：“河滨旧有划玉亭，今犹在。”由于《西南备边录》一书早已亡佚，其成书年代已经不得而知，估计不会早于北宋中期。至政和(1111-1118)末，宇文常知黎州。“有上书乞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便互市者，诏以访常。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图观之，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寝开，非中国之福也。”[1]南渡以后，绍兴六年(1136)九月，翰林学士朱震上言：“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上策。”[2]至二十六年(1156)，新知黎州唐朝辞，进对奏曰：“臣所治黎州，控制云南极边，在唐为不毛之地，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3]。至于南宋后期，祝穆著《方舆胜览》，此一传说遂极尽完备：“乾德三年，王全斌平蜀，以图来上，议者欲以兵威服越，艺祖以玉斧划此河曰：‘此外吾不有也’。昔时，河道平广，可通漕船。自玉斧划后，河之中流忽陷下五六十丈，水至此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怒，波涛汹涌，舡筏不通，名为噎口，殆天设陷以限中外。”
大理国梵文经卷
由上可见，如果《西南备边录》一书的成书年代的确不会早于北宋中期乃至晚于北宋，则关于“宋挥玉斧”传说的记载大抵均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北宋初年杳无所闻。以此出发，许多学者认为：“宋挥玉斧”纯系好事者为之，断不可信[4]。不仅如此，从下面的考述可以知道，自北宋建立，大理国与宋的政治、经济往来就一直未曾间断。后世史籍所谓“宋挥玉斧”割断了大理与宋的联系[5]，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6]。
然而，不管宋太祖玉斧划界的传说是否真实，宋朝军队平蜀以后没有继续南下大理则是事实。个中原因，主要不外两个方面：第一，吸取了唐朝与南诏相争的历史教训。南诏时期，唐朝为了控制南诏，屡屡用兵，劳民伤财，但却丝毫没有结果。最后自己也在桂林戌卒(防备南诏的军队)的起义之中走向了灭亡。鉴此，欧阳修《新唐书.南蛮传赞》称：“丧牛于易，有国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生于无备；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欧氏的看法，其实就是有宋一代君臣的普遍看法。朱震等人所谓“艺祖皇帝鉴于唐之祸，乃弃越诸郡”，绝对不是无稽之谈。李京《云南志略》：“王全斌克蜀，欲因取云南。太祖止之曰：‘德化所及，蛮夷自服，何在用兵？’于是开边之衅息矣。”改兵威以德服，应该说是符合宋太祖关于与大理国关系的战略设想的。第二，鉴于当时立国未稳的客观环境。宋朝平蜀以后，统一大业并未完成，北有强敌契丹以威胁，南有南汉、南唐、吴越诸政权以残喘，不容许它把有限的兵力财力用于降服(也许永无结果)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且，与大理国相比，燕云十六州在赵匡胤的心目中地位更重，一直企图收复[7]。这也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张道宗《记古滇说集》称：“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使传往来不通于中国。”“不通于中国”是假，而“北有大敌”是真。宋太祖几次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达目的之后，契丹便一直成为了北宋政府的致命威胁。契丹之后，复为女真。因此，有学者认为：“宋未尝欲绝云南，惟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8]。所以，平蜀以后乃至整个两宋，宋朝没有对大理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对自身有一个清醒认识之后的明智之举。
大理国＂太平信宝＂
当然，正象前面所说，宋朝政府在西南地区采取收缩政策并不等于与大理国断绝往来。恰恰相反，两国的政治、经济交往相当频繁。乾德三年(965)夏，宋朝平蜀，“黎州递到云南牒，称大理国建昌城演习爽贺平蜀之意”[9]。毫无疑问，建昌城的行动是受到了大理国政府的指派，代表着大理国政府。至开宝元年(968)，黎州再次接到建昌城牒，“云欲通好”，没有结果，大理国但遣黎州诸蛮“时有进奉”[10]。太平兴国(976-984)初，“(大理国)首领有白万者，款塞乞内附，我太宗册为云南八国都王”[11]。所谓“白万”，方国瑜先生认为当为“白王”之误，亦即大理国主[12]。史书又载，大理国主虽被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然不与朝贡，故久不谙蜀之蹊隧”[13]。称大理国与宋没有朝贡关系显然不确，“时有进奉”的黎州诸蛮代表的就是大理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刑部郎中许仲宣为西川转运使，以“西南夷不供朝贡，寇钞边境”，“亲至大渡河，谕其逆顺，示以威福，夷人皆率服”[14]。至于七年(981)，宋朝政府更令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上，“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15]。由此可见，大理国所属建昌各部与宋的朝贡关系在宋初一直没有中断。此后，在雍熙二年(985)、端拱二年(989)、淳化二年(991)、至道三年(997)、咸平二年(999)、景德二年(1005)、大中祥符元年(1008)、宝元元年(1038)，大理国主均曾派遣黎州诸蛮朝贡于宋[16]。
南诏大理国钱币“千字钱”
在这种背景下，大理国再次上表于宋，请求册封，宋朝答称：“敕南诏国王某，所上表事具悉。卿勤王岁久，望阙情深，特推北拱之心，远有东封之请。嘉赏之外，愧耻良多。朕闻封禅之仪，皇王大礼。苟非功格天地，泽被昆虫，虽力行于一时，终取笑于千古。矧在凉德，敢诬介丘？况燕土未平，河流屡决，中夏之俗，罹于羌戎；多嫁之田，垫于水潦，一念之此，恫乃心。而又黍江茅，东鹣西..，未之有也。泰山梁甫，匪予意焉！卿当善育民人，谨奉正朔。登封之请，以俟治平。诞布朕心，固宜知悉！所请宜不允”[17]。
南诏大理国钱币“太平钱”
淳化五年(994)，李顺继王小波之后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声震川西。事平之后，李顺下落不明。宋朝政策恐其南奔大理，遂募嘉州人士辛怡显出使大理。至于姚州，辛怡显受到了姚州节度使赵公美的热情接待。其《至道云南录》载：“至姚州，其节度使赵公美以书来迎，云当境有沪水，昔诸葛武侯戒曰：非贡献进讨，不得辄渡此水。若必欲过，须致祭，然后登舟。今遣本部军将..金龙二条、金钱二千文并没酒脯，请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虽千年如初”。辛怡显最后一直走到了大理国都阳苴咩城。根据辛氏的记载，大理国对宋朝一直保持着元和年间(806-820)南诏与唐的那种臣服心态。大中祥符八年(1015)，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为真宗所允。“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18]。此处的所谓“蒙国”，方国瑜先进疑即大理国[19]。非常清楚，北宋初年宋朝政府与大理国一直保持着一种密切的友好关系。
大理国铜镏金耳环
仁宗皇佑元年(1049)九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反宋。四年(1052)，攻占邕、横诸州，进围广州，建国称帝。宋朝政府以狄青为宣抚使率兵平定。次年，侬智高兵败邕州，“由合江口入大理国”[20]，其母阿侬并弟智光、子继宗、继封退奔特磨。宋兵追至特磨，生擒智高母子及弟三人，“致之阙下”[21]。尔后，宋兵是否继续西进、深入大理，史载不详。乾隆《云南通志》卷26记载蒙自古城有古碑，题曰“宋将杨文广驻师之所”，称狄青讨侬智高时，杨文广曾经追兵至此。此外，李元阳《云南通志》卷2记载临安古迹，称境内有杨文广城三处：一在通安桥前，一在坪铺，一在石头寨田间，均系杨文广屯兵之所。
道光《广南府志》卷2：“杨公祠在狄公庙(庙在府治)后，宋杨文广为狄青部将，追侬智高至此，后人令祀之。”民国《广南地志》下册：“六郎城在县治东三十余里宝曰关傍，尚存无损，相传为狄武襄部将杨六郎筑为大本营。”似乎宋兵进至特磨后，杨文广曾经率领一部自今文山一带深入而至开远、建水等地。前面提到，侬智高退奔大理自合江口而入。“合江口”即三江口，在今云南开远一带。诸葛元声《滇史》卷8：“(侬智高)既败，遂谋入大理。狄青已遣杨文广等率劲兵追之，至阿迷州(即今开远)合江口，智高已渡江，不及而返。”是载不诬，则杨文广部宋兵追击侬氏的确是深入了大理国境，但恐引起大理与宋的纠纷很快即退了出去。
据《宋史·狄青传》并《侬智高传》、《余靖传》、《萧注传》、《杨文广传》等等记载：侬智高退奔大理之后，狄青大军班师还朝，仅留余靖、萧注等人收拾残局。萧注率领宋兵在特磨俘获智高母子及弟以后，没有继续进兵大理，而是招募死士使入大理索取智高，“至则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智高之死，(胡本)《南诏野史》称曰“思廉杀之”。似侬智高投奔大理之后，被大理国主段思廉所杀，函首以送宋朝，然据诸葛元声《滇史》卷8记载：“智高孓身投蛮，至和泥，其酋卢豹等皆不及从，蛮人疑之，且虞其险诈，……而杀之。大理遂函首以归于宋。”自注：“和泥，即今元江。”以是记载，侬智高自合江口渡江以后，进至今元江一带，为当地少数民族所杀。大理国主担心因为侬氏与宋发生误会，遂将侬氏之首函送宋朝。
侬智高死后，随其退奔大理的部属纷纷投靠大理。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卷7记载随侬智高反者，除侬氏部族外，另有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二人。智高败后，黄师宓为狄青所杀，黄玮下落不明。八十年代初，王云、方龄贵二先生在大理五华楼旧址发现宋、元碑刻七十余通，其《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记载：“大宋仁宗皇佑四年壬辰，即我大理..南州府，有和原从之，即(白)敏中之苗裔..降于大理，其医术之妙则和原，文学……大理文学医方巧匠，于斯而著。……不得不诛，然而不可使玉石俱焚，…是函其首，送于知邕州萧注，……也。是时黄玮以文学、和原…林，升和原为医长，由是为……”。
此一碑文铲毁虽多，但大体意思还是较为清楚：皇佑四年，白氏八世祖白和原从官南州。侬智高起兵反宋，白氏归顺侬氏。至侬氏败，白氏随侬氏自合江口渡江投奔大理。大理以侬氏乃宋要犯，“不得不诛”，函首送于邕州知州萧注；而白氏以“其医述之妙”、黄玮以其“文学”之长均得留任，以不“使玉石俱焚”。由此可见，除侬智高外，侬氏部属(包括要犯黄玮在内)多数都受到了大理国的重用。《宋史·侬智高传》称侬氏遁入大理之后，“其存亡莫可知也”。然从碑文可以看出，此一说法显然不确，还是应以《萧注传》所载为是。
也许正是由于大理国重用侬氏旧部，宋朝政府颇为恐慌，乃至怀疑侬氏是否真死。“既而西川复奏智高未死，谋寇黎、雅”，宋朝政府得报，急令成都府路备御。御史中丞孙又请敕益州先事经制，“以安蜀人”[22]。与此相应，广西西路也作了备御。在大理方面，针对宋朝政府的行动，段思廉加强了会川与石城的防御。《元史·地理志》称大理前期曾迁白蛮十二姓以实会川，估计就在此一时期。诸葛元声《滇史》卷8：“时宋大兵驻邕，大理震动，因遣高护军至曲靖，以防不测。”大理与宋的关系立时变得分外紧张。双方相持年余，宋臣范镇上书朝廷，称：“臣伏见去年为西川奏侬智高事宜，权于陕西差那兵马于黎、雅等州驻扎。今来边事既以宁息，窍闻近日两川物价腾长，兵士又不乐往彼，深恐非便，况当时只是权时差那，欲乞抽还，免致别有生事”[23]。于是，宋朝政府率先撤军，双方关系趋于缓和。
南诏大理国印章
应该说，在侬智高事件的处理上，大理与宋双方都表现了高度的克制。至于诸史所谓此一事件使“段氏始闻名于中国”[24]，则是未必如此了。
熙宁九年(1076)八月，大理国遣使奉表，携金装碧…山、毡…、刀剑、犀甲皮、鞍辔等货物朝贡于宋[25]。宋朝政府沿袭旧例，仅仅待之以礼而不行册封，“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26]。
宋徽宗立，大理与宋关系有了新的飞跃。崇宁二年(1103)，大理国主段正淳遣高泰运奉表入宋，“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以归[27]。段正淳死，子段正严立，与权臣高量成谋求归宋。广州观察使黄..得报，转奏朝廷，称：“南诏大理国慕义怀徕，愿为臣妾，欲听其入贡。”徽宗诏黄..置局宾州，“凡有奏请，皆俟进止”。[28]于是，政和六年(1116)，段正严即遣进奉使、天驷爽、彦贲李紫琮；副使、坦绰李伯祥等使宋，随携贡马三百八十匹及麝香、牛黄、细毡、碧..山诸物，外携乐人一队。宋徽宗诏黄..与广东转运副使徐惕相偕入京，“其所经行，令监司一人主之”。《宋史·徽宗本记》所载“是岁，..大理、夏国入贡”，即指此事。道出湖南鼎州，李紫琮等“闻学校文物之盛，请于押伴，求诣学瞻拜宣圣像”，为宋所允，“遂往，遍谒见诸生”。[29]紫琮等人还被允许参观了御书阁，举笏扣首，极其钦敬。次年二月，李紫琮等人到达宋都汴京，受到了宋朝政府的热情款待，其所献乐人尤其深得徽宗喜爱，“以供欢宴，赏赐不赀”[30]宋朝政府即正式册封大理国主段正严(即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
自始至终与此事密切相关的黄..等人同时受到加封。[31]为示郑重，宋遣儒臣钟震、黄渐为册封使，前往大理进行册封，同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诸本《南诏野史》：“政和六年，遣儒官钟震、黄渐…敕褒高泰明相国忠贞，封平国公。”此条记载明显有两个错误：第一，钟、黄二人出使大理的时间不在政和六年而在七年；第二，此次出使的主要使命是册封段正严而不是褒奖高泰明。根据李霖灿先生在其《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中的研究，钟、黄二人此次出使大理费时至少在一年半以上，至政和八年(1118)底方才返宋。辞行之时，高泰明特为造紫地金书《维摩诘经》一册，以表达愿与宋朝世代友好的良好愿望，其跋文曰：“大理…相…公高泰明政心为大宋国奉使钟囗、囗囗造此《维摩经》壹部，赞祝将命还朝，福禄遐嘏，登山步险，无所惊虞。蒙被圣泽，愿中国遐邦从兹亿万斯年而永无隔绝也。文治九年(1118)戊戌季冬旦日记。”这是大理与宋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定，故于宋于大理都是一件大事。因此，政和八年宋科举考试题目即是：“代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谢赐历日”。[32]
然而，尽管大理国与宋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于宋之君臣，多数却还是心有余悸。因此，当有人提出于黎州大渡河外置城以便加强大理与宋的政治、经济往来时，立刻遭到了以宇文常为代表的众臣的反对。不仅如此，知桂州周..等人还上书朝廷，弹劾黄..贪功枉上，轻启边衅。[33]宣和元年(1119)，黄…获罪，“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34]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元旦朝会”：“更有真(腊)、大理、大石等国，有时来朝贡。”根据《宋史·徽宗本纪》记载，李紫琮等人到达汴京在二月，不可能参加元旦朝会，故孟氏所记当非指李紫琮等人朝宋一事，而为别次。那么，除李紫琮等人外，大理国或还遣有其他使者朝宋。果如此，则称黄..获罪后“大理复不通于中国”就明显是有问题了；二者之间应该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是过份亲密的臣属关系，“有时来朝贡”。
冯苏《滇考》卷上载：“宜和中，高泰运为相，贻木夹于边将入贡。”倪蜕《滇云历年传》卷5记载稍异：“宣和元年，大理相高泰运贻木夹于边将，求入贡。”记载此事最为详细的，是诸葛元声的《滇史》，其卷8曰：“大理自政和进奉之后，南人慕悦中国。至宣和间，高泰运又贻木夹书于边将骆鲁瞻以求入贡中国，未之许。未几，金人入汴，二帝北狩矣。”自注：“云南木夹，彼方所谓木契。盖蛮夷之俗，古礼未废，故其往复移文犹驰木夹也。鲁瞻答蛮书乃章孝规代作，略云：万里离南、一朝至北。开..捧读，奖饬过多。云云。今载《宜和书谱》中。”查《宣和书谱》卷18：“章孝规，不知何许人，尝为路鲁瞻书云南木夹。详考其始末，则鲁瞻者，唐边臣方面之官。云南者，蛮夷之地，古有大云南、小云南是也。木夹，则彼方所谓木契。蛮夷之俗，古礼未废，故其往复移文犹驰木夹。鲁瞻之书，当是复云南之移文。其词略曰：万里离南，一朝至北。开..捧读，奖饬过多。盖其结信边鄙，使之不敢犯义者，理固在是。木夹之文，则进士胡曾所为。字则处士章孝规草书耳。孝规所长者草字，而木夹之书亦蕴藉有余，对之可喜。唐三百年，凡缙绅之士，无不知书。下至布衣皂隶，有一能书，便不可掩，况孝规一处士，书又不恶，良可宝也。”显然，《滇史》当是摘自《宣和书谱》，而冯氏、倪氏二书又系依据《滇史》。但是，《宣和书谱》卷18所载并为唐代书家，文中也明称章氏为唐人，诸葛元声将其系于宋代，明显是搞错了。
宋室南渡以后，绍兴三年(1133)，大理国遣使至广西，请求入贡与市马。广西宣谕使明…奏于朝廷，朝臣朱胜非言曰：“昔年大理入贡，言者深指其妄，黄..由是获罪”[35]。高宗遂曰：“遐方异域，何由得实？彼云进奉，实利于贾贩。进奉可勿许，令卖马可也”[36]。出于当时客观形势的考虑，已被北方女真搞得焦头烂额的宋高宗，一方面深恐再与大理发生冲突而两面受敌，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大理市马以保证军需，于是采取了收缩官方往来而放宽民间贸易的政策，是即史家所谓：“因中国多故，皆不见许，惟于黎、..境外，夷民私相贸易，有司不禁也”[37]。至绍兴六年(1136)，大理国复遣使奉表并携象、马若干至广西，请求入贡。宋高宗诏广西经略安抚司护送行在，“优礼答之”[38]。同年，翰林学士朱震上言：“乞谕广西帅臣，凡市马当择谨厚者任之，毋遣好功喜事之人，以启边衅。异时南北路通，则渐减广西市马之数，庶几消患于未然”。建议南宋政府恪守北宋时期在西南采取的收缩政策，尽量减少与大理国的直接接触，以免枉生事端[39]。二十六年(1156)，唐..知黎州，再次提醒高宗恪守祖制，万勿贪利邀功以启边衅[40]。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极兴盛，政治往来却反而不如北宋频繁。
然而，从各种材料看，南宋时期大理与宋的民间往来相当频繁。《护法明公德运碑》的作者在碑中自称：“大宋国建武军进士，两战场屋，画虎无成，…南国，十有六年。蒙公清照如族辈人，..命..史记修春秋，褒贬合宜，为万世之信书，而发微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宋“建武军”即今广西南宁一带。那么，碑文作者明显应是南宋流落大理的失意文人了。来到大理以后，受到高量成的特别器重，令为史官。《高兴蓝若碑》的作者署名为“神州杨德亨”。众所周知，“神州”为中原古时的特指，故此杨氏也或有可能来自宋朝。大理崇圣寺塔发现的一块铜片上刻有“时辛酉岁平国公…再修元重..治亲手作俎成都典校舍师彦贲李珠睬智”等字样，此“亲手作俎”的“成都典校舍师”当然也不可能是大理土著。此外，李元阳《云南通志》称，善阐地藏寺亦为宋未四川僧人永照、云晤所建。凡此种种，均见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的民间往来从未中断。
明正德(1506-1521年)时，人们在永昌府属发现残碑一块，名曰《哀牢夫人墓碑》，撰文段中庸。文曰：“夫人讳福，则伽宗胄裔之嫡女也。事君子也，乐其道而不淫；逮下妾也，用其能而不..。”伽宗筑城在大理后期，为些么强宗部土官所居，元时设县而废土职。因此，此碑当为大理后期遗物，而“哀牢夫人”则为伽宗土官所居，元时设县而废土职。因此，此碑当为大理后期遗物，而“哀牢夫人”则为伽宗土官之女。碑文又曰：“月出碧鸡，照哀牢之名县；鸿飞滇渚，下浔阳之长江。”《新纂云南通志》卷91释曰：“月出碧鸡，照哀牢之名县句则或喻夫人自滇池嫁至永昌，而‘鸿飞滇渚，下浔阳之长江’句又或喻其夫人自滇海赴九江不归也。为此推测，文句似可通。”似乎“哀牢夫人”最后是滞留于宋之九江不归了。即是不归，而其墓又何在永昌？故此一解释难以让人信服。我们知道，永昌为高氏领地。从上引墓碑残文分析，“哀牢夫人”所适或即高氏。而据各种族谱记载，高氏原籍本为江西，故“鸿飞滇渚，下浔阳之长江”当系比喻“哀牢夫人”远嫁高氏。那么，称“哀牢夫人”或曾赴宋江西就完全是一种误解了。
大理国黄玉佩
根据《地藏寺造幢记》记载：高明生死后，善阐遭遇危机，其布燮袁豆光曾经“求教术于宋王蛮王”，最后得以转危为安。嘉泰二年(1202)，大理国遣使入宋，得赐《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以归，置于五华楼中[41]。淳ì四年(1244)，蒙古兵入大理，大理军将高禾战死。大理国主段祥兴遣段连佑入宋报丧，宋朝政府亦曾遣使前往大理吊祭。由此可见，除了民间往来以外，大理国与宋的官方、半官方往来并未断绝。
当然，在与大理的交往中，不管是民间还是官方，南宋君臣始终是心有余悸的。淳熙年间(1174-1189)，张..知静江府，面对大理与宋邕州边贸的扩大。极为恐慌。当时，“邕管戍兵不能千人”，一旦有事，极难抵御。于是，张..一方面“申严保伍之禁”，一方面精选左、右江峒丁，以为防备。张..认为：“欲制大理，当自邕管始”[42]。至嘉熙四年(1240)，大理请道黎、雅入贡，也遭到了宋四川安抚使孟琪的拒绝[43]。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防犯与拒纳，阻碍了大理与宋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导致了大理国的迅速灭亡，而后殃于及宋。是故清代云南史家倪蜕论曰：“段氏自改称后理，向慕中国，志不少衰。而南宋君臣视之蔑如者，终鉴于唐李之祸也。..以天下大势而论，宋公视滇，犹唐之视蜀也。若使滇不慕宋，犹当来之，奈何持迂儒之陋见而必阻其向化之心乎？且横山市马，张..既戒严而塞其道矣。今请黎、雅入贡，孟珙又不许，而使之道于邕、广。是..绝于南，珙阻于北，则滇将不得不并于元，而宋亦归于无可复之，惟有终之于蹈海而已，蛮势所必致也。向使滇蜀相联，与吴..为犄角，则蜀必益坚，而滇亦岂遽为元人之鱼肉哉！”倪氏还进一步从地理的角度论曰：“自内地而论，则蜀为滇之障蔽，故汉之开滇必由蜀。自外蕃而论，则滇为蜀之臂指，故唐之破蕃必合滇。今宋之季，元人从秦而攻蜀，又从蕃而入滇，其意常在蜀也。滇残则蜀亦残矣。故为宋人计，必当联滇以保蜀。在昔韦皋之所以大破吐蕃而保安全蜀，招徕蒙氏之力也。今大理犹汲汲于通贡诸朝以图保蔽，而有宋诸公恬然不察，宜乎两忠武之功不可再见也已
由上不难看出，大理与宋的关系既不是如传统所说的不相往来，也不是仅仅只有经济关系，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广泛的友好接触。遗憾的是，由于宋朝政府在与周边民族接触中的过分谨慎，限制了此一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二、大理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
尽管关于大理国与东南亚各国往来的记载极少，但可以肯定，大理国与这些国家一直保持着一种较为密切的联系。
交趾在大理东南，“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趾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45]。宋初，丁部领统一交趾北部，建国号“大瞿越”，自称“大胜明皇帝”。在位3年，逊位其子丁琏。丁琏即位以后，先后多次遣使朝宋，上表内附。李元阳《云南通志》卷3记江川县北山有《丁连然神道碑》一块，李氏认为即宋太宗时丁琏朝宋死于此地所遗。然“丁琏然”非“丁琏”，《新纂云南通志》卷91已有辩正：“以丁连然为交王者，非也。且澄江在宋，为大理国三十七部地，非交趾地。江川自昔为云南通交趾道所经，若谓交王至此没葬，则神道碑应称交趾郡王。今无此等字，则李志之说，人地并误，不可从”。况且，丁琏朝宋只当取道两广，而不当取道大理。故丁琏曾与大理发生关系还嫌证据不足。
就目前所见到的材料，大理国与交趾发生关系最早是在段素廉时。段素廉时，大理国人至交趾渭龙贸易，与渭龙州牧何昃俊交好。交趾国王李公蕴使人劫夺边市，引起何氏反叛。李公蕴亲自率兵征讨，何氏抵敌不住，退入大理。《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记载此事：“顺天四年癸丑(1013)冬十月，渭龙州牧何昃俊叛，帝(李公蕴)亲征之，昃俊遁去。先是，蛮人至渭龙贸易，帝使人执之，获马万余匹。至是昃俊叛，复附于蛮。帝亲征之，昃俊惧，遁走。”这里的所谓“蛮”即“鹤拓蛮”，亦即大理。何昃俊退入大理之后，得到大理政府的支持，遂以杨长惠、段敬芝为将，率兵二十万进攻交趾。大理军队进入交趾北部以后，在金花步(今越南高平附近)被交趾军队大败。《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记载此事：“顺天五年甲寅(1014)春正月，蛮人入寇，命翊圣王击破之。鹤拓蛮杨长惠、段敬芝二十万人入寇，屯金花步，布列军营于五花寨，平林州牧黄思荣以闻。命翊圣王击破之，斩首万级，获其士卒马匹而还。”
《越史略》卷2亦载：“顺天五年甲寅，命翊圣王讨蛮将杜(杨)长惠于金花步，克之，斩首万计，俘获士马不可胜计。”事后，交趾惧与大理交恶，遂遣员外郎冯真等以所获马匹转遗于宋，并上书一封奏称：“鹤拓蛮万众于本州界立寨，将图本道。臣发人骑与战于芳林州界，贼众大破，斩首生擒主军杨长惠及蛮党人马。遣节度使冯振、左都押衙李皋指阙，贡马六十匹献捷。”宋真宗召见来使于崇德殿，“赐冠带器币马有差”[46]。由于宋的介入，兵败之后的大理没有再度发兵。何昃俊孤守渭龙、都金、常新、平原诸州，势单力薄。在这种情况下，次年(1015)，交趾国王李公蕴复命翊圣王、武德王发兵讨何昃俊。《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2：“顺天六年乙卯二月，何昃俊复叛，讨诛之。昃俊以渭龙、都金、常新、平原诸州叛，命翊圣王、武德王讨之，擒昃俊归京师，枭首东市。”何昃俊被杀以后，大理与交趾的渭龙诸地争端告一段落，交趾北部重新纳入交趾的有效控制之中。
段正严时，交趾发生内哄，李乾德庶出之子翁申利出奔大理。《宋会要辑稿·蕃夷》4之43记载此事：“绍兴九年(1139)六月二十七日，广西经略安抚司言：探得李乾德有妾生一子奔入大理国寄养，改姓赵，名智之，自号平王。知阳焕(李乾德之侄)死，天祚(阳焕之子)为郡王，大理国遣还，现在安南龙令州驮河驻扎，要与天祚交割王位，天祚领兵对敌。又探得赵智之差人赉金五十两、象一头，称欲进奉，借兵本司。已密令沿边溪洞首领，如有文字到即婉顺说谕约回。及探知安南州郡尽降智之，惟蛮人不服，相敌势力不及，情愿归明朝廷”。大理趁李阳焕死、李天祚新立之际，令翁申利返回交趾，争夺王位。得到大理的支持，翁氏连战告捷，迅速占领了交趾北部的广大地区。但为时不长，翁氏即被击败，为人所擒。《越史略》卷3记载：绍明三年(1139)，“翁申利，自称仁宗(李乾德)之子，据上源州以叛，僭号平皇，有众千余人。二月，诏谏议大夫刘禹击之，为利所败。利出据西侬州，破之。利奔谅州，为太傅苏灵成所擒，送京师斩之。”这样，大理企图利用交趾内哄从中渔利的打算也就彻底破灭了。
翁申利夺位事件之后，大理与交趾的往来疏于记载。《越史略》卷3李龙干天资嘉端四年(1189)记载有大理僧人惠明、戒日等朝越，说明翁申利死后大理与交趾的关系有所改善，趋向友好。
占城亦在大理东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州界”[48]。真腊亦名占腊，“在占城之南，东际海，西接蒲甘，南抵加罗希”[49]。除了贸易关系之外，大理国是否与这些国家有过其他交往，目前还没有获得证据。
缅国，后称蒲甘，在大理西南，“自大理国五程至其国”[50]。11世纪中叶，阿奴律陀(1044-1077)统一缅甸大部分地区建立蒲甘王朝，北部边境一直推到大理金齿之地。这样，大理便与蒲甘频繁发生了接触。哈威《缅甸史纲》称：阿奴律陀征服北阿拉干后，“附近的掸族酋长有些来向他称臣纳贡，但他们的协盟只是有名无实。所以他需要沿着东方的丘陵地带建造边营43处；其中有33个名字至今仍然是村名，或至少是区名”。列举地名在八莫者有康新(Kanngsin)、康唐(Koungton)、希威古(Shwegu)，在杰沙者有音克(Yinhke)、莫打(Moda)、杰沙(Katha)、底格言(Tigyaing)，在摩谷者有庙当(Myadaung)、太公(Tagaung)、欣塞毛(Hinthamaw)、江尼雅(Kyanhnyat)、三帕纳哥(Sampanago)，在曼德勒者有新古(Singu)、康塞亚(Konthaya)、玛威塔亚(Magwetaya)、叶南塞(Yenantha)、桑庙(Sonmyo)、麻达亚(Madaya)、色克金(Thetdegyin)、威音达克(Wayindok)、唐比昂(Toungbyon)、苗丁(Myobin)，在皎释者有梅克亚(Mokkaya)、达昂(TaOn)、孟桑(Myinsnig)、梅沙(Myittha)，在梅克的拉者有黑伦德(Hlaingdet)、塞加亚(Thagaya)、娘岩(NyaungYan)，在亚美森者有希威苗(Shwemyo)，在洞吾者有苗拉(Myohla)、克林(Kelin)、思瓦(Swa)，等等。这些争对掸族各部建立的边营，大多分布在大理国边境一带
。因此，可以肯定，向阿奴律陀表示友好的“掸族酋长”都是大理国所属的金齿百夷各部。那么，蒲甘王国自一建立，大理国便与之有了半官方往来。之后，阿奴律陀又亲自出访了大理。哈威《缅甸史纲》称：“他(指阿奴律陀)又带着水陆军队，进到现在的八莫以外，侵入南诏王国。南诏王(Utibwa)自然封起京都大理的城门，拒纳这位不速之客，安诺拉塔(即阿奴律陀别译)就驻札城外，经过一个时期，两位君王互致赠礼，言归于好，虽然据缅人说他们曾给南诏留下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但并没能从南诏王手里得到那个极其宝贵的佛牙；他只得到一尊玉佛，也可与佛牙媲美。带着这件胜利品，安诺拉塔提兵回国，沿途巡视各掸族国家，接受他们的朝贡。掸族中最大的国家毛国(Maw)，即毛贡(Mogaung)，将一个女儿梭曼拉(Sawmunhla)献给他为后。”(第25页)“毛国”即木邦，大理时期称为“孟都”，属镇西镇管辖。阿奴律陀此次出访大理，表面看是为了得到一枚佛牙，而实际是为了安定北境。貌丁昂《缅甸史》称：“高棉人进攻的危险不复存在了，阿奴律陀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南诏。为了替骠人雪耻，他发起了一场反对泰人王国的战役，并且几乎没有遭到什么反击。他前往南诏表现上是要获得南诏人所保存的圣迹——佛牙，但是就象要求直通的经典一样，此举实际上是要求对方进贡。
大理国时期（暂定）狮钮铜印
使阿奴律陀感到高兴的是，南诏王顺从了，给了他许多礼品，包括一件佛牙的复制品。编年史书隐约提到，阿奴律陀试图以小乘佛教取代南诏盛行的大乘佛教，但是没有成功。然而，阿奴律陀还是非常满意，因为他去南诏的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南诏干涉他征服他的王国东部的泰——掸人。因此，他从南诏回国后就巡游掸人国家，接受掸人首领们效忠。这些首领都列入‘小王国’或‘日落王国’之列。”(贺圣达译，第30-31页)阿奴律陀此次出访系带兵进行，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称他发动了一场反对大理的战争，并且没有遭到反击便进到了大理国都，则与情理有悖了。果真如此，关于大理国的史籍中不可能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而且，由缅北至于大理国都不啻千里，蒲甘军队没有遭到军事力量并不太弱的大理军队的抵抗，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因此，称阿奴律陀此次出兵不仅征服了金齿各部，而且迫使了大理称臣纳贡，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可能的情况是，阿奴律陀兵临之城并非大理国都，而是金齿之地的某一重镇。由于大理国民闭城坚守，阿奴律陀久战无功，遂转而与大理和解，双方互致赠礼，结成睦邻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金齿百夷各部重新对阿奴律陀表示了特别的亲近，但并没有因此脱离大理而归顺蒲甘。
根据哈威《缅甸史纲》“缅甸大事年表”记载，段正淳时(约在天正年间，1103-1104)，蒲甘曾经遣使出使大理。诸本《南诏野史》并称：“乙酉(1105)，缅人、昆仑、波斯三夷同进白象、香物。”有学者认为，此处所言“波斯”当为今之缅甸勃生，而“昆仑”则为今之缅甸地那悉林。[51]显然，《缅甸史纲》与《南诏野史》所载当为一事。至段正严，《南诏野史》记载：“政和五年(1115)，缅人进金花、犀象。”哈威《缅甸史纲》“缅甸大事年表”：1115年，“缅甸使节聘云南”，第43页：“一一一五年他(指阿隆秀)遣使到南诏，进贡金银花，犀牛角，与象牙；以后他自己也漫游到那里，带着大队兵马，他想要南诏的佛牙，但终未得到。”龚鼎臣《东原录》：“绍兴丙辰(1136)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时彦贲，赐色绣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遣使俄记乘摩诃菩，进表两匣及金藤织两个，并称大理国王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二卷。”由此可见，大理国后期之初，蒲甘与大理的交往相当频繁。
此外，在大理国时期，南海诸国并印度、西亚均与大理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往来。《张胜温画卷》第131-134开绘“十六大国王众”，多为异域人貌，或持莲花，或捧海螺，或横翎毛，或数念珠，服饰不一，形态各异。按，张道宗《记古滇说集》记载：“大中十年(856年)，(劝丰佑)王建五花楼，以会西南夷十六国大君长。”冯苏《滇考》卷上所载亦同。由此可知，南诏时期已有“十六国”之说，然为“西南夷”之属，故王称“大君长”。但从《张胜温画卷》所绘形象分析，“十六国”当不尽为“西南夷”属，而应有东南亚、南亚之属，故多梵像。乾隆序称为“天竺十六国王”，决非妄说。倪本《南诏野史》称“段兴智死，”时，段虽失国，十六国犹遣使祭吊“。与上呼应，《张胜温画卷》所绘当决不仅仅是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大理国周边或的确是有十六个邦国存在，而大理国与这些邦国的关系也的确是较为友好的。
由上不难看出，大理国时期，东南亚各国与大理的官方、半官方并民间交往颇为频繁，其中既有军事冲突，也有友好往来。美籍学者查尔斯·巴克斯在其《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称：“然而，后来的一段时期中，无论在大理国，还是在蒲甘或安南以及其他任何东南亚国家间，都没有发生激烈的军事和活跃的外交活动的记录。”
南诏大理国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属先进的文化之一。
由于实现了长期的局部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往频繁，南诏以主体民族白蛮的土著文化为基础，主动汲取外来文化，形成了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的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具有汉文化、佛教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色彩，具有“兼容并蓄”与多元文化的特点。
大理国的文化，实际上是南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同的是，大理国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更加突出，儒释相融，僧俗一体，佛教影响到大理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理国文化是南诏文化的提升与发展，是多元性的南诏文化一体化的产物，大理国文化可用“释儒文化”来概括。
南诏大理国时期，农业方面，出现了“二牛抬扛”的先进耕作方式，精耕细作；修建了以灌溉、堤防为目的的“高河’“地龙”等水利设施。唐朝官员樊绰来到南诏，亲历其境，称这里的农业“与蜀中埒”，其发达程度已接近“天府之国”的农业生产水平。手工业与矿产资源利用方面，冶金、桥梁建造、制盐、造纸、纺织等，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铁索桥、南诏铁柱、建极铜钟、数量惊人的佛教造像、南诏特有的兵器“铎鞘…‘浪剑”，是南诏大理国高度发达的冶金、铸造、鎏金技术、工艺的实物见证。众多的盐井，表明南诏盐业生产十分发达，在“盐铁专卖”的古代社会，发达的盐业生产，是经济繁荣的标志。南诏生产的“绯彩”纺织品，可与“蜀锦”相媲美。在《张胜温画梵像卷》中，我们可以看到南诏王室及其大臣穿着的华丽与秀美。南诏佛教写经所用的纸张“楮纸”，其质地较诸敦煌“唐人写经”的用纸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诏大理国文明所达到的高度，是云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创造的许多文明成就，并不逊于中原文化。可以这么说，南诏大理国是百业兴盛、全面发展的文明社会，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地方王朝。
文化是一条河，源远则流长。
南诏大理国500多年的历史，自然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南诏大理国的文化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云南青铜文化。
云南青铜文化的源头在洱海地区。大约在商朝末年至西周初期，今天大理剑川一带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开启了云南青铜文化的大门。洱海地区的青铜文化由西向东发展，到达滇池周围，发展成为“滇文化”。
以滇文化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与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四川广汉三星堆为代表的巴蜀青铜文化，并称为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重要类型。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等重要遗存为人们所熟知。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两处滇文化遗址的发掘，成为当年度(1992、1999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定居的农业文明，它是由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而来，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青铜文化类型。它的典型器物，主要有青铜农业生产工具、兵器、纺织工具、礼乐器(铜鼓、贮贝器、葫芦笙等)、明器、居住房屋模型等等，反映的是一种发达的锄耕农业文化。这种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把青铜大量地用于制造农业生产工具，学术界因此把云南青铜文化称为“锄耕文明”。在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中，青铜是十分珍贵的原料，一般只用于礼器、兵器的制造，即用在“国之大事”上，而没有广泛应用到生产活动之中。
关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族属，考古学界本着“一定的文化。必定与一定的族群相联系”的理论，往往将某地的青铜文化遗存与文献记载中的族群相联系。史学界则以汉代“即其部落列置郡县”的政策，推断汉代及先秦时期云南民族群体的分布情况，认为滇池地区滇文化的创造者，与滇西青铜文化的创造者同属一个民族群体，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民族群体是云南青铜文化的创造者。考古学界对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细化”与历史学界的“一体化”，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和学术背景。
因此，云南青铜文化(石棺葬除外)反映的是一种较为发达的锄耕稻作农业，由于地域上的差异，或者是发展程度不一致，云南各地的青铜文化遗存呈现出自身的特点，这些差异并没有改变它们作为同一文化类型的基本事实。创造云南青铜文化的主人，理应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的“椎髻、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民族。该农业民族是一个民族群体，它的分布地域相当于汉代益州郡24县的范围。
以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昆明羊甫头为代表的滇文化，当然是由“滇人”所创造，滇人是“椎髻、耕田、有邑聚”的族群之一。滇族是当时云南地区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以一般的情况而论，除非有强迫性的迁徙，是不会在短时期内就从当地消失的。那么，滇族属于后来历史中的哪一种属呢?不少学者考证的结果是：在南诏王国兴起以前，云南各民族之间的迁徙变动是不大的，主要各族尚保持其原来区域。南诏兴起以后，始将云南境内的各族大量迁动，以便于统治。所以，滇族自两汉以至隋唐之间，除有少数的向外发展之外，其中绝大部分仍旧住在滇池地区，而这一带也正是南北朝末期及隋唐之间“西爨白蛮”的地区。
东汉以后，爨氏兴起。“西爨”继承了滇文化，大量吸收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以滇池和洱海为中心的西爨地区的经济生活，到了隋唐之际“户口殷实”，“邑落相望，牛马蔽野”，出现了以白子国为代表的“西爨白蛮”部落。“西爨白蛮”文化发展成为南诏文化，南诏文化又为大理国文化所继承和发展。
考古发现证实了“滇文化”“西爨白蛮文化”“南诏文化’“大理国文化”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可以这么说，这几种文化既是云南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构成云南历史的主流，其间又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和联系。
1998～1999年文物工作者对昆明羊甫头墓地进行了发掘。羊甫头墓地由滇文化墓葬与东汉墓两部分组成，出土青铜器、陶器、漆木器、铁器、玉石器．4000余件。滇文化墓葬的特点，仍然以“滇式器物”为主，地方文化色彩明显。而东汉墓之中，
“滇式器物”已很少，文化内涵已过渡到“梁堆”墓类型，属于汉文化色彩较浓的文化遗存。说明云南青铜文化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东汉初年，仍然按自身的规律在发展与演进。与此同时，西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以来，汉文化对云南青铜文化的影响也日渐显现出来。经过西汉武帝到东汉初近200年的发展，云南青铜文化类型的滇文化墓葬逐渐过渡到汉文化色彩浓厚的梁堆墓，印证了由“滇人”向“西爨白蛮”过渡的历史过程。
假如我们跳过中间环节，直接寻找滇文化与南诏大理国文化之间的联系，许多证据可信手拈来：南诏时期使用铜鼓，流行祭柱、跣足、文身，交通有舟无车，居住依山傍水，青铜冶铸业、纺织业发达，种植水稻等等，都与滇文化一脉相承。南诏羽仪军士所执兵器“铎鞘”，与滇文化中的锯齿形器(狼牙棒)如出一辙。这些相似或相同的文化因素绝不是偶然的。南诏文化的兴盛实根植于云南青铜文化的沃土之中。
南诏大理国，是云南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是中国西南边疆局部统一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环节。南诏大理国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中最闪光的亮点。古往今来，它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使多少名流学者流连忘返。正因为如此，有关南诏大理国的探索与研究，就成为认识云南历史文化的“必备知识”，著名学者李霖灿曾预言：“南诏大理之学，他日必将继敦煌学之后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
目前，由于《南诏图传》、《张胜温画梵像卷》、凤仪北汤天古本佛教经卷、巍山垅吁图山佛教石刻造像、崇圣寺千寻塔与弘圣寺塔塔藏文物、火葬墓等一系列考古发现，加之对剑川石钟山石窟、佛教典籍、南诏太和城、大理国经幢研究的深入，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文献资料方面，对有关南诏大理历史文化的“《白古通》系典籍”的考辨与校释，还原了这些“一半是神话，一半是历史”的地方文献的真实面貌，使南诏大理国历史“有据可依”。对记载南诏大理国社会生活的专书《蛮书》与《大理行记》的研究与诠释，复原了当时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正如前文所述及的，迄今为止的探索与发现，已触摸到了南诏大理国五百年历史的脉搏，然而有关南诏大理国文化仍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深入研究，它的谜底还远未揭开。倘若要对“南诏大理之学”作一些前瞻陛的思考，以下几个领域的突破是十分可能和重要的。
佛教研究：突破“盲人摸象”式的研究方法，对南诏大理国佛教的来源、宗派、经典、大德高僧、法嗣传承、重要寺院、道场、信仰习俗等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复原南诏大理国佛教文化的全貌。避免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研究方法。
城市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来苦心经营的城市体系，布局精巧，功能齐备，如何对它进行全面考察，对城市功用作系统的分析与探索，是拓展、丰富南诏大理国研究的重要内容。
古道考察与研究：以川滇缅印国际大通道、茶马古道为代表的交通网络，表明南诏大理国具有相当发达的交通体系。以古道考察为线索，深入研究南诏大理国与内地、南亚、东南亚的交通联系，进而探讨由此产生的文化传播、民族迁徙、经济交流，是研究南诏大理国历史文化的新视角。
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南诏大理国五百年文明，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然而“根”在哪里?“流”向何处?南诏大理国文明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是涉及到云南文明史、民族史、地方史等若干重大问题的大课题，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社会生活研究：现存南诏大理国史料之中，有不少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和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宫廷仪仗、建筑、器用、礼仪、服饰、民间生活风俗)的研究，还原、展示南诏大理国的社会生活，有望在南诏大理国社会史方面有所突破。
(国王名
段正淳
总管名公元年数中央王朝 段氏总管府 段实 1261-1282 元 段忠 1283-1284 段庆 1284-1306 段正 1307-1316 段隆 1317 - 1330 段俊 1331 段义 1332 段光 1333-1344 段功 1345 - 1365 段宝 1365 - 1381 段明 1381 - 1382 明 段世 1382 - 1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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