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最终救中国的一定是传统文化

[导读]我最近的讲演最后一定说一句话——如果中国有一天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我们依赖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是其他的东西

资料图：马未都

“如果有一天，中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强国，依赖的一定是我们的文化，而不是其他。”日前，在嘉兴“南湖文化论坛”上，马未都在题为“文明的坐标”演讲中，用这句话作为结语，略显激动的语气透露出这位“中国收藏第一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信心和热爱。

2010年初夏，观复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这是55岁的马未都为让自己苦心经营14年的观复博物馆长久存续下去，迈出的重要一步。

观复基金会的口号是“与文化共同远行”。收藏之外，马未都与文化的渊源的确颇深。

1981年，《中国青年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小说《今夜月儿圆》，让他从工人变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其后，他和王朔等朋友组建了“海马影视工作室”，参与了《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影视作品的创作。真正让马未都领悟到中国文化之深邃的则是收藏。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的文物包含了中国文化几乎所有的信息。

1997年，收藏已颇具规模的马未都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 这个马未都为博物馆起的名字，语出老子《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意思是，万物同时都在生长，我看着你们轮回。

“观是看，复是重复，一个东西，你反复地看，就有喜爱、研究的意思。”马未都说。

已几易其址的观复博物馆，如今位于北京东北五环外一条不起眼的街道上。那是藏身于低调的竹制大门之后的一个精致院落—— 仿古的石砖铺地，精心栽种的各类植物和盆景点缀其间，正对大门的一面墙上书写着老子《道德经》第十六章的内容，说明了“观复”二字的出处。

2010年7月的一个午后，马未都在观复博物馆内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坐在会客厅的藤椅上，面前一杯清茶，马未都以一口标准的“京片子”拉开了话匣，从观复基金会的成立和观复博物馆的未来谈起，延伸到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种种话题。

不可复制的“观复模式”

《瞭望东方周刊》：你最近成立了观复基金会，决定把你的藏品全部捐献给基金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马未都：做观复博物馆是我个人的一个兴趣，最早就是生活中的一个支点。做到一定程度后，它就变成了我一个责任，不是个人的事，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我得扛着。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都是国家在办。1992年我去申请的时候，文物局的人说，这都是国家的事，你在这捣什么乱？1996年批下来，算是非常荣幸，成为中国第一个私立博物馆。其实，旧中国第一个博物馆就是个人办的。那是1905年，光绪末年，南通人张謇办了个南通博物院，在它之后20年故宫博物院才宣布成立。

对我来说，我们是新中国，新中国的一个概念就是公有制的国家，所以博物馆可能不是私人做的。但是历史给了我一个机会，我申请做博物馆时37岁，申请下来41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时间段，既有经历也有经验。我是正好卡在这个时间段里了，比我年长10岁或年轻1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机会。年长的人看见过我们以前对文化的破坏，心有余悸；年轻的人，当他有这根弦的时候又没有经济能力。今天，即便有经济能力的人，他还要有经验，另外还需要具备文化素养，这些差一个都不行。

我希望未来能有退休的生活，而不是永远把着这个博物馆。我要想这个博物馆的后事，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博物馆将来能继续完整而有效地留给社会，所以我就想把博物馆的机制做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完整”和“有效”具体指什么？

马未都：“完整”是使博物馆不断扩大，不能拆分。“有效”指博物馆离开我个人依然能有效地生存，甚至生存得更好。西方有很多例子。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私立大学，比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由个人创办的大学不因个人的离去而解体，反而变得越来越好。由于它们的机制好，所以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逊于任何一个公立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你刚才说到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那你认为什么样的机制最有效？

马未都：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国外的经验，比如西方大学的董事会制、理事会制，我们也搞了理事会制。因为我早晚要下车，你不能说这么庞大的车一直是我自己开着，我一停车就停了。我希望这个博物馆有很多理事，所有人都是司机。我下车别人可以开，这就需要磨合出一个运营的机制。

我希望这个博物馆变成一个真正的公共财富，希望在我活着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天，希望最后这个博物馆根本不依赖于我。所以开始谋求第一步，成立理事会；第二步，成立基金会。现在两步都迈出了，只不过现在理事会和基金会都还弱小，目前还不能完全承担一切责任。

基金会希望能给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博物馆很难运作，很难生钱，基金会则是可以运作的。现在全国2000多个博物馆，我是唯一(收支)持平的博物馆。剩下那些不是财政拨款就是企业拨款。我们没有，照样经营得很好。

我们是非常孤立地做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也几乎没有，非常难。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的“孤立”是什么意思？

马未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你看古根海姆、日本的MIHO等，这些美术馆背后都有财团支持。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是栽了一颗豆，长出一棵苗，再长成一棵大树，是这样的模式。人家都是移植来的。理论上讲，我这样的成功方式是不能复制的。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

马未都：因为必须经历一个历史的低谷，而且这个低谷得有一定的时间谷底是平的。如果谷底是尖的，就是一下去又上来也不成。80年代，那时谷底是平的，没有起伏。我能承受，随便捡(文物)，我觉得这是历史给我的机遇。大众对于文物真正开始有认识还是90年代中期，就是拍卖行成立。此前，大部分人对(文物)没有感受，都不知道它的(价值)。

所以，在那之前买东西在今天看都是白拿。我记得有一次在北大买东西，都出门了，那个教授还追着我说，你回来，我还有个东西你要不要。我问多少钱，他想了半天说，你给50块吧。都这态度，追着你把他们家的国宝卖给你，他觉得这东西是个累赘，没用。我还碰到过，就是有人查抄退赔一大堆东西，那人拿着退赔清单和我说，他想买一冰箱和彩电，只要我给他的钱够买这两样东西，这张纸就给我，我去把东西领了。

这个历史时期是没有了，所以不可以复制。

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但凡有一定影响力的，也没有我这么干成的。那时我是一个只有点小钱的人，也就比别人生活好点而已，只不过就是别人拿工资，我有点稿费。那稿费在今天看那都不叫钱，在报纸上发满一个版，才给你65块钱。可是那个时候65块钱买5块钱一件的官窑能买13件。今天倒是稿费给得高，可是你买不着(官窑)了，连个瓷片都买不着了。这个历史机遇我们不可能再获得了。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这种基金会制度会是以后私立博物馆发展的趋势吗？

马未都：我不敢说是趋势，起码觉得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步。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永远寄希望于人而不寄希望于制度，我们要寄希望于制度而不是寄希望于人。一个馆长不行了，董事会一开会，你就走人，换一个不就完了嘛。只要制度好，有能力的人永远有。苏富比和佳士得，这两个拍卖行都有250年以上的历史了，它依靠的是什么？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