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亚novo报价:我的牧笛丢在了云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王东成

　　我们是在反对“封、资、修”的文化背景下长大的。反对“封”，使我们不懂国学，成为没有精神家园的浪子；反对“资”，使我们不懂西学，成为流不向海洋的内陆河和沼泽地；反对“修”，也使我们不懂什么叫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斯大林主义的文化性格。我们这代人注定没有什么大的学问家产生。但是，由于和所谓的共和国一起经历过苦难，我们之中，或许能站出来、走出来一些思想家。——王东成 (

    羊群不再如白云般徜徉在草地/露珠不再如风铃般叮咚私语/月华不再如水如迷离离的诗/阳光不再如歌如亮晶晶的雨/因为/因为我的牧笛丢在了云里

    我的牧笛丢在了云里/从此我的心中/没有了桃花灼灼杨柳依依/没有了荷风款款芳草萋萋/没有了长空雁叫 西风酒旗/没有了蒹葭秋水 皓月千里

    我的牧笛丢在了云里/我要踩着白云去到处寻觅/我要问每一缕风每一滴雨/每一颗星星每一片虹霓/每一枚柳梢新月 每一轮楼头落日/——我的牧笛在哪里

    ——王东成
    
    
    [采访手记]八年之前，我从县城到京城上学。王东成老师用圣徒般的声音，叩开了乡下少年被高考封闭的心灵。我清楚，这样被叩开的，还有很多人。如今采访的时候，王老师又朗诵起这首小诗。当年的感动，又一次传遍我全身。我突然意识到，这一辈子，老师都在寻找，那只丢在云里的牧笛。

    政治问题，能把状元拉下马
    
    学习博览：王老师，我知道您当年高考是吉林省状元，但开始竟然没有被录取。
    
    王东成：我是两次参加高考。第一次是1973年，那年我大概考了全省第一名，这是市招生办的工作人员跟我说的。但碰上张铁生交白卷，辽宁日报发表了《一张发人深省的答卷》的评论员文章，并且号召人们参与讨论，我写了《发人深省，省在何处？》的文章与张铁生同学辩论，我觉的上大学总得考考。文章没有被发表，但被转到吉林省招生办，说该生政治倾向有问题，建议不予录取。我被迫上访，后来总算被录取到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一系金属热处理专业，没有被录取到第一志愿上海交大自动控制专业，我决定不念了。其实，到后来，我上访只是为了给自己洗刷政治上的污垢，否则，以后怎么生活和工作？

    学习博览：那第二次呢？
    
    王东成：第二次是1978年，据说考了吉林省文科第三名。但是，省招生办说我在文革中是群众组织头头，是不是“三种人”需要浑江市委下结论，没有结论之前，不予录取。文革中，我的确当过浑江市一大造反派的头头，成立市革委会时成为挂名的市革委会常委、副主任。但是，我并没有参与过打砸抢，也没有制造过什么冤假错案。这样，我又被迫走上了上访的道路。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省招生委员会主任、省委宣传部长、后来当过中央党校副教务长的宋振庭。我去过他家三次，第三次是一个清晨在他散步的路上堵住了他。他听完我的申诉后说，你回去吧，写一个材料，明天送给我。我说，现在就可以写。他说，要多久？我说，十分钟就可以。我五六分钟就写好了材料给他。他看完后说，回去吧，我把材料批给省招生办。这样，经历种种磨难后，我终于被录取了。当时，外省重点大学招生的人早已经回去了，我就挑了吉林大学中文系。我比别人入学晚了两个多月。后来我考东北师大的研究生，竟然又被调查了一番，又比别人接到录取通知书晚了将近两个月。

    我的老师：把酒论学亲而不腻
    
    学习博览：老师大学期间是怎样的学习状态？
    
    王东成：我读吉林大学本科四年，从来不专门上中文系的课，文史哲的课都上，大约各上三分之一。我从来不认为一个学中文的，就只学中文，文史哲得打通。

    学习博览：您在演讲中曾经屡屡提及您的恩师李景隆先生。
    
    王东成：我的先生念了八年半大学，先是在北京大学，后来在东北大学。才华横溢的他不到30岁就出了文学概论。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直接下放当农民，在草原上打牧草，遇到狼群，牧民把他救了出来。

    我第一天报到，先生就说，不能写诗，不能喝酒，就不要读我的研究生了，中国文学就在诗、酒里。读研究生时，周六晚上我们常常去先生家吃饭，先生亲自下厨。酒桌上，我们海阔天空，谈学问，谈人生，谈时事，先生给我们布置读书作业。有一次喝酒喝多了，先生送我回宿舍，送我到宿舍以后，我又送先生回家，之后先生又送我回宿舍。那时大雪纷飞，先生和我两个人在雪地里来回走了将近两个小时。第二天酒醒了，我觉得不对，赶紧上师母那儿道歉。师母说，你们喝酒时连辈份也不分了。先生说，这有什么，人不醉几回，怎么知道什么叫人生？

    先生能使你与他亲而不腻，他在学问和精神上都有高于你的东西，使你对他敬，甚至有时有点儿怕。在做人上，在学问上，一丝不苟，一句假话也不准说，一个字也不许错，一个注释也给你抠。

    我当老师：以生命照亮生命
    
    学习博览：我们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现老师的文字非常少。
    
    王东成：我不像别人那么爱写东西，写的东西又不爱发在网上。我常说，事业变成不烂的石头，名字写在流水上。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话剧演员，不是影视演员。面对面与学生直接交流，是我习惯的渠道，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照亮生命。

    今天，“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大师之后无大师。不是江山易主，而是江山变色。我对谁自以为是大师，自以为有大学问，嘴上不说，内心都在偷偷地笑，很多人满脸都是油彩。我总告诉自己，当不了大师，也要争取当一个合格的老师，做最基本的文化传播和思想启蒙工作，使人们回归到最基本的常识上来，使学生吃好文化“开口奶”。

    学习博览：当年听您的课，才知道以前的自己有多么封闭。
    
    王东成：你们听我的课，你们成长了起来，自己都不一定知道与我有什么关系。秋风萧瑟的时候，大雁鸣叫的时候，你突然想到，那句话是哪个老师说的，于是怦然心动。那个老师不一定是什么大师，但是，他把心血浇灌在你们身上了，把生命烙印在你们心里了。说来很幸运，对我而言，教书不仅能够养家糊口，还能安身立命，冥冥之中也实现了父亲的期待：“不为良相，乃为良医，不为良医，乃为良师”。

    学习博览：父亲对您影响很大？
    
    王东成：是的。父亲小时候家里穷，只读过“冬三月”，冬天没有活干的时候读一点书。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他问我，读大学中文系了，《古文观止》能够背几篇？我说，没几篇吧。他说，你怎么不问我能够背多少？他说他能够背280多篇。他很有见识，我们兄弟姐妹都比不上他。

    我和学生：认真使人高贵
    
    学习博览：老师讲课很受欢迎，和学生之间一定有一些故事。
    
    王东成：我与86、87、88级的学生关系最密切。那时刚开始教书，正好又是思想启蒙时代。在那个夏天，我们共同经历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他们说我是他们的“教父”。

    学习博览：我在读书的时候，可能因为羞涩，不大好意思与老师交流。
    
    王东成：87级有一个女孩子，毕业的时候，她打电话给我说，老师，我毕业要走了，现在就在校门口，你能过来一趟吗？我就过去了，她要与我合影。然后她说，老师，临走了，能不能说几句话送给我？

    我说，这几年，我们没有更深入的、个别的接触，这都是我的错，说实话，我挺关注你的。她说，那不能怪老师，是我不好意思，与老师接触的都是不错的学生。我说，你很出色，你是注定有出息的人。她说，老师这么廉价的赞美，话从何来？我说，你看。

    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从教学资料里面抽出她当年写的作业，内容是按老师的要求写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十本书。当时，一般的同学都写的是作者名、书名，一张纸。她写得很特别，很认真：作者姓名，简介，书的基本内容，读书的体会和感想，包括哪些东西好，哪些东西不认可，写了十来页。我说，这是你写的，你太认真了，认真使人高贵，你注定有出息。听了这句话，她眼里闪着泪光，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头也没回。

    十多年后有一天，半夜一点多，突然电话铃响了，被惊醒的我一下子就从电话里听出是她。她说：老师，对不起，我知道这是中国的半夜，我现在在美国，正参加毕业典礼，我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博士学位，这时候，我最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我说，好啊。她说，老师，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呢？我说，我是你的老师呗。她说，不，老师，我记得你说过，认真使人高贵，每当我松懈颓丧的时候，每当我不想做事、不想进取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你说的这句话。

    在这个“金瓶梅”的时代
    
    学习博览：老师不仅教书育人，更有社会关怀。您有个说法叫“三个三十年”。
    
    王东成：我用黑格尔“正反合”的模式来感受历史，我感觉中国将用三个三十年实现社会转型。
    
    第一个三十年，从1949年到1979年，这是“正题”的时代，悲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时代。这个时代，“革命高于一切，革命淹没一切”，整个社会充满了畸形的英雄主义和乌托邦狂热。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到2009年，这是“反题”的时代，喜剧的时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时代。这个时代，“经济高于一切，经济主宰一切”，整个社会充满着社会大还俗的气息。政治上仍然是极权专制，经济上是消费主义，生活上是享乐主义，人生上是实用主义，精神上是犬儒主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这个社会得了瘟疫，疲软了。

    我寄希望于从2009年到2039年，中国进入一个“合题”的时代，进入正剧的时代。这是用我们的生命承受责任与荣耀的时代。在这个三十年中，中国人将抛弃前两个三十年的弊病，吸收前两个三十年的优秀遗产，实现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把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民主、民富、国强、统一的现代国家。

    我出生于1949年，前两个三十年经历了，就怕第三个三十年经历不完全。所以，我们相约要好好活着。
    
    学习博览：能不能对当下的时代多谈谈？
    
    王东成：今天，中国走出了“红楼梦”的时代，进入了“金瓶梅”的时代。走出了审美，走进了物欲；不再讲美感，讲的是快感，讲的是物欲的满足。整个民族就认一个上帝——钱，许多人心底都有一个暴富的魔鬼，加上制度不好，大部分人处于很狼狈的状态。这个时候，假如我们的知识分子都“白领化”了，整个民族就垮了，就又一次与美好的未来擦肩而过。知识分子“白领化”后，丧失了批判的能力和意愿，争着到权贵集团里面分一杯羹，为他们说话、办事。

    学习博览：对于这种状况，老师有什么自我期许？
    
    王东成：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对冲到海滩上的鱼，能救一条就救一条。我上一堂一堂的课，就是救一条一条的“鱼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重要的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确信，有我们这样的人在，中国教育就不会垮，中国就有救。不是哪里有生命，哪里才有希望，而是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生命。有人说，卡夫卡有天堂，没有道路，鲁迅有道路，没有天堂。而我们既有天堂，又有道路。我们应该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什么都可以不要，只把希望留给自己，它能给我们带来一切。

    上帝给我平静的勇气
    
    学习博览：刚才说信仰，老师对基督教也很有认同？
    
    王东成：是的。我爱人1997年受洗成了基督徒，我经常与她一起去参加教会活动，慢慢就有了信仰。2003年受洗，受洗第二天申请退党。与学校商量后，用六个月不交党费的形式，自动脱党了。

    学习博览：受洗之后，感觉有什么变化？
    
    王东成：感谢上帝，祂给了我一种平静的勇气。有了信仰，人挺勇敢，但是很平静，没有那么多悲壮。基督徒的道德是减法，不是加法：不是做了一些好事以后，就在道德簿上给自己记一个功，而是仅仅以此洗刷一点罪过。同时，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的仇恨了，因为，我们要消灭的是罪本身，不是罪人。我们基督徒也并不比别人高明到哪里，我们也是罪人，也不是义人。天下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我们都有罪。“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道路在地上，指路的在天上。我们选择天空，天空不会腐烂；我们走在地上，大地使我们坚实。这一生，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做一个“鸽子”，为人们衔来一枚绿叶，把“大水退去了，大地将重现繁荣”的好消息传给人们。真感谢上帝给了我一个讲台，它使我既有倾听者，又能够聆听，能够总在成长，总是年轻。我愿意做一个好老师。

王东成：跟着真理走 －－在迎接新生见面会上的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好。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迎接新生的师生见面会应该是一次庄严的“立约”。这是又一次“立约”。在去年的与新生的见面会上，系领导让我代表教师发言，我讲了五个问题：什么是大学；什么是文学；什么是大学生；什么是大学教师；什么是健康的大学师生关系。这五个方面的话，合成一句，就是：“为了养成现代公民”。会后，系领导嘱我将发言整理成文稿交到系里。我将整理好的发言稿交给了系领导，同时也投给了校报，因为校报编辑曾多次向我约稿。后来，校报的一个负责人略带歉意地告知我，领导审查认为不合适，不予采用。再后来，我的朋友、我校图书馆管理员杨支柱老师帮我将此文发在了网上,没多久，《中国青年研究》也刊载了此文。那以后，我看到了网上对此文的一些评论，得知有的大学（例如吉林大学、三峡大学）还在它们的校园和教学中传播了此文，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新宇博士还将此文复印发给了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这些情况，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表现、爱受表扬、也爱表扬别人的“三表”人才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我总感到面对新生，我有很多话想说。这大概是出于某种责任感，出于某种盼望，似乎还不是出于虚荣心，不是出于所谓“话霸”的骄横，不是缘于令人讨厌的好为人师的“职业病”，不是为了做秀、摆姿态、抢镜头、出风头吧？其实，聆听是最幸福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沉默时，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我此时就感到空虚，感到紧张，因为一开口讲话，就意味着遗漏、片面、甚至犯错误，就意味着将自己置于被审视、被批评、甚至被嘲笑的险境。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想说：“人类一说话，上帝更发笑”。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去年师生见面会上我讲了五个问题，今年我想多讲一个问题，讲六个问题。对这六个问题的言说合成一句话，就是：“跟着真理走”。

    怎么才算“跟着真理走”呢？

    一、仰望星空。钱理群先生给北京大学的学生上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学生请求钱先生给北大学子留下一句赠言，钱先生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希望北大学子永远向前走，向下看。我认为钱先生说得很好，很精彩。“向前走，向下看”，的确太正确、太要紧了。不过，我觉得似乎在“向前走，向下看”之前，还得加上一句话，那就是“向上求”。两句话合起来说就更正确、更精要了。路在地上，指路的在天上。我们在黑沉沉、灰蒙蒙的茫茫荒野或大海上迷失方向时，怎么办呢？正确的、有效的方法，只有仰望星空。实际上，“向上求”是“向前走，向下看”的须臾不可离开的前提。不仰望星空，不明确方向，我们怎么知道哪里是前，哪里是后，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呢？

    那么，星空是什么？星空就是真理，就是指路的真理，就是主宰着尘世又超越于尘世的真理，就是将道德感、同情心、正义与勇气、爱与悲悯、谦卑与宽容等等一切美好的情操、情愫植入我们人类心中的永恒的、神圣的、无处不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能的真理。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这星空，这真理，高高在上，灿烂无比，没有它，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对于它，我们当永远心存敬畏，心存感激。无视它，轻蔑它，无所畏惧，“无法无天”，给我们的国家、民族乃至人类造成的悲剧太多、太惨重了。孔子也曾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这些古圣先贤的金子一样的教诲，我们当牢牢谨记，实实躬行。

    二、直面现实。一方面，我们应当直面社会的现实，像鲁迅先生那样，做“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真的猛士。我们的社会在进步，特别是近二十年，进步的幅度很大，速度很快。这很令人欣喜。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的现实还并不理想，并不美好，还有那么多黑暗、腐败、不公、专制。事实上，不仅有“文革 ”中民主斗士林昭和独立思想者遇罗克在阳光下被杀害；就是现如今，仍然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孙志刚在收容所里被打死，仍然有三岁的小女孩李思怡被锁在家里，无一人光顾和理睬，在极度恐惧和饥饿中，惨死在房门旁边，仍然有由于腐败和渎职造成的各种各样的矿难，仍然有惨绝人寰的美国的“9.·11”和俄罗斯的“ 别斯兰”。我们不可以做一个浅薄无知、盲目乐观、闭上双眼、故作清纯、天真和儒雅、悠闲的所谓“绅士”和“淑女”。我们要做一个永远醒着做梦、直视太阳又伏身大地的睁开眼睛关注现实的深沉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更要直面心灵的真实。这需要更大的诚实与勇气。我们正值青春年华。但是，青春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良善和纯洁，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杏花春雨”。钱理群先生说“青春是可怕的”，我说“青春是沼泽地”。我们红卫兵那一代人的悲剧证明了这一点，如今纵情享乐、决意“犬儒”的被欲望胀得变态畸形和折磨得神魂颠倒的所谓“新新人类”的实际状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做为一个负责任的教书人，我决不“媚青”。我们应当有“罪人”的自省意识，应当知道自己内心有太多、太浓重的“幽暗”，有太多、太纷纭的不真与不洁。我们常常为蝇头小利而典当和出卖自己的人格与曾声言恪守的原则以及曾信誓旦旦的承诺。我们常常过分看重自己的能力与努力，无视、轻漫别人的奉献、帮助与命运恩赐的机会。我们常常有难以消释的智力优越感和道德优越感，因而不能心存感恩，不能谦卑。须知，人最大的无知就是不知自己是“罪人”，就是不知自己是单靠自己万事不能的低能儿。骄傲是人类的第一大罪。所以，我们务必要警惕自己，永远警醒，尽快低下高贵的头，做一枚经霜的如火的枫叶和沉实的麦穗。经上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三、满有盼望。认识不到黑暗的人，势必浅薄，难以深刻。然而，只感受、认识到了黑暗而因此没有了盼望、陷入了绝望的人，则势必怨毒、阴暗，令人恐惧。我们的道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我们的眼前荆棘蔽日，衰草连天；我们的身上风刀霜剑，凄风苦雨。但是，我们的前方并不是坟墓，而是太阳的故乡，是云蒸霞蔚、升腾起太阳的地平线，它正在由于期盼我们太久、太热烈而颤抖，而翘首，而急迫地呼唤。骑着梦的骏马向前奔驰，满有盼望地走向远方，在荒草连天的墓场，正升起一轮太阳。正像藏族歌手亚东在《康巴汉子》中歌唱的那样：“额上写满祖先的故事，云彩托起欢笑；胸膛是爱与野性的草原，任随女人恨我自由飞翔；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眼里是圣洁的太阳；当青稞酒在心里歌唱的时候，世界就在手上。”真正有价值的人生，一定是属于那些尽管身处如磐的黑暗中却永远直视太阳的人。鲁迅先生与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现实、人类心灵的黑暗的体验、确认同样深刻而准确；但是，他却没有像托翁和陀氏那样坚定地、一贯地对未来、对人类满怀盼望。因此，他身上、他心里有太多、太重的“鬼气”、绝望和怨毒。这是鲁迅先生的一大局限、一大弱点、一大遗憾。而我们，“鲁迅大学”的学生们，理应以鲁迅先生止步的地方为起点，沿着他指示的方向，走他没有走完的路，继承他，学习他，超越他。这样做，我们才配称是“鲁迅大学”的学生。诚能如此，鲁迅先生九泉之下、高天之上有知，一定会微笑着向我们点头致意的。

    四、诗意栖居。我们人类是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天地之杰作，造物之宠儿。我们与别的生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造物给了我们一颗诗意的心、一双诗意的眼和一支诗意的笔，要我们诗意地栖居于大地。我们是学习文学的，就更是如此，更应该如此。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诗，就是生活与心灵的诗意地书写；就是梦，就是充满诗意的梦的潇洒、飘逸地飞翔；就是歌唱与哭泣，就是充满抗议与隐忍、诅咒与盼望的笑声与泪水。一个以文学为人生的人，就是要乘着这匹俊美、健壮的马，行走四方，书写人生，在大地上留下一泓泓醴泉，一片片绿洲，一簇簇鲜花，一串串诗行。

    五、“做光做盐”。一切物质、乃至生命都容易腐败和坏朽。而使它们免于腐败和坏朽，保有健康和清洁的办法，就是给它们泼洒阳光和盐。具有东正教传统的俄罗斯有赠贵客以盐巴的习俗。这个习俗有着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它以“盐”为贵，鼓励、祝福人们在尘世上做“盐”。俄罗斯知识分子自命为尘世中的“光中之光，盐中之盐”。他们愿意把全人类的苦难都装进自己的胸膛，把全人类的道义都担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是真理的思想者，更是真理的实践者。的确，一个圣徒胜过一百个神学家。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哲学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知行不合一，逻辑不一贯。“没有行为的信心就是死的”，“信无善行乃是死的”。正确的、重要的是知行合一，信行合一，活出真理。用张卫民老师的话说是“做不做李叔同”；用基督信仰的话说是“活出基督”，是做不做特蕾莎，做不做朋霍菲尔，做不做德斯蒙德·图图，做不做纳尔逊·曼德拉，做不做马丁·路德·金，做不做金大中；用我们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是做不做谭嗣同，做不做粱漱溟，做不做晏阳初。粱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是中国文化建设永远的榜样，它指示了一条真正正确而有效的方向与道路。我们中国有个颜元、李恭学派，他们特别重视和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所以，最重要的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怀大爱心，做小事情”。在日常的行事为人中，我们不仅自己不做“暗昧无益”的事，而且还要敢于同时用有声的语言和无言的行为去批评做这些事情的人。因为这种批评不仅能够把黑暗彰显出来（“只要有一颗星，黑夜便被战胜，因为，黑夜现出了原形”），而且更能够把真理显明出来，警醒、装备更多的人，清洁、改造我们的社会，因为本质上讲，它就是真理的自我显明。如此，我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明的子女”，而“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们个人的作为不会很大，我们不过是一滴水。但是，一滴水一滴水汇集起来的“雪浪花”，就可以一点一点地重塑大海边的礁石，就可以一日一日地重塑我们的文化江山。我们要效法填海的精卫、逐日的夸父、移山的愚公、治水的大禹，用我们的不老的意志和智慧，用我们的“山水人格”和“仁智情怀”，“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地去践行真理。在万丈红尘、滔滔人世中，践行真理常常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荣耀、富贵和权力，还常常带给我们屈辱、清贫和苦难。但是，我们仍然要这么做。这么做，虽然不能在尘世中荣耀我们自己，但是，却能够荣耀真理；如此，真理必向我们微笑，必向我们祝福，必向我们发出由衷的赞美。“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六、甘做“思痴”。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棵软弱的苇草，但是，却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因此，人才有了尊严和权利。思想是造物赋予人类的又一大权利和能力。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理应是一个天天探寻真理的思想者。思想，使人深刻；思想，使人谦卑；思想，使人发现、认识、伏服真理。缺乏思想，缺乏对真知、真理的追寻，我们就担不起知识分子的称号。并且，这种思想，还应该努力达到“思痴”的程度和境界。正像我的一个至今未谋面的朋友所说，这种思想，应该像泰勒斯那样，仰首观察星象，踏空落在井里，受到特拉克姑娘的嘲笑，而不是一心只想着在地上找到从天上掉下来的金元宝；应该像苏格拉底那样，面对死刑，不仅不逃走，而且还在那里探讨不朽和正义的涵义，直至饮鸩而死，而不是一心只想着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应该像牛顿那样，煮鸡蛋时把表放进了锅里竟然不知，而不是心猿意马、见异思迁、浅尝辄止。这种思想，不单是脑神经元的紧张运作，更是有崇高的精神的支撑与提升。

    清雄奔放的李白曾放声高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足见其何等狂傲！不过，这样一个李白在伟大的神圣、神秘的命运面前是躬下腰来的，他不无悲壮地慨叹道：“天地者，人生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不错，我们不过是“中间物”（鲁迅），不过是寄居于世的“过客”。“悲凉之雾，披于华林”（鲁迅），我们会时时感受到人生的短暂、荒诞、悲哀与无助，常常会陷于无边的凄凉与苍茫之中。在我的记忆里，迄今为止，心情最为凄凉、最为苍茫的时候，是参加完恩师李景隆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回到先生的书房和居室之后度过的一段时光。师母十多年前就驾鹤西行了；先生的唯一的养子也早已定居加拿大，在料理完先生的后事之后，也将很快返回加拿大。看着那满屋的书，看着那很快就将空无一人的居室，我放声痛哭，心叶滴滴流血，泪水涔涔流淌。我清醒地意识到，与我相亲相敬相知相近的人，对于我的人生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人，从此与我人天永隔了；这个曾经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曾经洒满一地阳光，曾经撒落欢声笑语、充满勃勃雄谈的普通知识分子、教书人的家，从此在人世上消失了。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凄凉、苍茫、孤独和心痛！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说过：“一九九七年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杨绛先生的这些话似乎很可以表达我当时的一些心情。是的，我们夫妇也只有一个女儿琳琳，总有一天“我们仨”也会失散，“我们家”也会消失，我的书房也会空无一人，我的那些最珍爱的书也会流落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标榜“明目张胆”、“好高骛远”的我，也只能是一个来去匆匆、甚至不知归途在哪里的过客。然而，如今让我心安、欣慰的是，今天的我已经不同于以前的我了，因为我已经真切地感受、意识到：一个仰望星空、直面现实、满有盼望、诗意栖居、“做光做盐”、甘当“思痴”的人，就是一个永远拥有家园的人，就是一个永远有家可归的人，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就是一个以真理为家、行走于真理之道、跟着真理走的人。“跟着真理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

    最后，我想把自己去年写的一首诗送给各位同学。这首诗是妻子五十岁生日时我写给她向她表达敬意与感激的诗。后来，我感到这首诗似乎不单单是写给她的，同时也是写给我心中那个神圣的存在的。我一直不敢妄称自己是一个诗人，尽管我一直都在梦想成为一个诗人，并且，这个梦会一直做下去。也许是落伍了，我不会写现如今诗人们写的那样的诗，尽管我很喜欢、甚至很羡慕那其中的一些诗、一些诗人。我知道，我写出的诗常常受到有些写诗高手的轻蔑与嘲笑。不过，我敢说，我的诗也许是空言大语，很有些郭小川、贺敬之时代的痕迹，但是，它们绝不是煽情的假话。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文学是真思真情之学。也许正因了这一点，我才认为自己的这些文字也可以忝列诗歌的行列。

    这首诗的题目是《你是一条船》。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条船”，都有一条满有祝福与梦想、满有真理与生命的“一条船”。

    你是一条船

    你是一条船

    载我穿过一重重山峦

    一片片平原

    一道道激流

    一丛丛险滩

    于是啊

    那一川滚滚的江水

    才化作一腔尽染苍山的滔滔热血

    才化作一首云飞浪卷的激越诗篇

    于是啊

    那一声沉沉的叹息

    才化作一簇山花飞上巍巍的峰巅

    才化作一缕云霞飘在瑰丽的天边

    你是一条船

    载我阅尽一瀑瀑蝉雨

    一树树柳烟

    一川川冬雪

    一帘帘秋寒

    于是啊

    那两行涔涔的泪水

    才化作夜雨巴山那泣血的红烛

    才化作晓风残月那断肠的画卷

    于是啊

    那一串长长的叩问

    才化作切切的忏悔深深地埋进心间

    才化作殷殷的祈祷溶入晚钟悠悠地飘在人们的心田

    你是一条船

    是我终生的摇篮

    载我徜徉在茫茫的人海

    载我驶向那苍苍的彼岸

    载我月升时轻拂柳梢揽明月

    载我日落里健登古原发浩叹

    载我惊涛骇浪中坐得稳稳

    载我狂风骤雨里睡得甜甜

    啊你是苍茫天宇间

    我的一条船

    2004-9于一苇斋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