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博泽待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我向来不喜欢光讲大道理，因为大道理没有生命力，大而不当，不接触现实，不能指导实践，没有大用处。

和而不同这个概念，算是个大道理了，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还不知道，要想其有大用处还得先介绍一下这个大道理"和而不同"的源头，可追溯到公元前800年左右的西周末年，当时郑国的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 周语》）的思想，又有：“以他平他谓之和”之说。这里的“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寻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寻求“和”的过程。

到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和羹"、"琴瑟"为例，进一步阐明了和与同的差异，认为只有承认不同，才能"相成""相济"，否则，"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史伯和晏子从哲学和自然规律上来讲“和”与“同”，孔子则将其引申到社会领域，用以阐释做人的道理，将其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一个标准，谓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何晏《论语集解》对这句话的解释是：“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利，故曰不和。”就是说，君子内心所见略同，但其外在表现未必都一样，比如都为天下谋，有些人出仕做官，有些人则教书育人，这种“不同”可以致“和”；小人虽然嗜好相同，但因为各争私利，必然互起冲突，这种“同”反而导致了“不和”。

和而不同也是渗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重要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过程，正是各种不同文化思潮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融合的过程。先秦百家争鸣，各家互相争鸣，互相吸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发展情况更深刻地地反映了这一点。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走上了中国化的道路，产生了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同时，儒学也在吸取佛、道两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到新的阶段，产生了宋代的道学。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互补共存，和而不同，共同构成中国文化的总体体系的格局。

社会和谐概念的提出，其前提正是承认一个社会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价值观存在、不同的利益要求需要调整。和谐社会是多元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各组织的创造活力都得到承认，各类矛盾和问题在不一致中得到化解。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全社会形成合力，经济与社会才得以协调发展。“和而不同”，只要是合理的，都应该听取，只有不同的音符才能奏出和谐的乐章，只有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形式、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生活方式长期共存，才是和谐的社会。

从自然领域到社会领域，从君臣关系到小人之辩，从文化传统再到社会和谐，“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上的相同和一致。黑格尔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个道理。他把“同一”区分为两种：一种是“抽象的同一”———“排斥一切差别的同一”；另一种是“具体的同一”———“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这是在哲学上区别好坏的关键，并且说：“如果思维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同一，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宣称此类思维是最无益最无聊的。”黑格尔这里所说的“包含差别于自身的同一”，用中国哲学的概念表达，也就近似于“和而不同”。

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今天，毫不夸张的说，“和而不同”是人类将来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有专家甚至提出过“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社会理念　　　　
要想用好“君子和而不同”的大道理，发挥它的大用处，就必须区分两种“君子和而不同”情况：

　　就自身而言，高明的人总是与别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因协调而不重复故能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见到旁人的成功就一窝蜂随大流地摹仿别人，反而引起恶性竞争，最终导致不和谐。

　　对他人而言，高明的人总是追求和谐，为此而包容差异，在丰富多彩中达成和谐；不高明的人，总是强求一致，因容不得差异而往往造成矛盾冲突。比如，一个乐队，想要演奏出和谐美妙的音乐，需要使用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不同的乐器，各奏其乐，各发其声，从而汇成宏大动听的交响乐。反之，如果乐队中都使用同一种乐器，其单调乏味是可想而知的。再比如，用乱石砌墙、碎石铺路，一块块乱石奇形怪状，一块块碎石各不相同，但墙一旦砌成，风格和谐统一，路一旦铺就，犹如一体天成。又比如，生物分雌雄，动物分公母，人类分男女，倘若世界上只有同一个性别，也就无法造就新的生命。我们的世界本来就是，也应当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多样性的世界。　
所谓“和而不同”，是指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这本是极为正常的。真正的朋友应该通过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而求得共识；即使暂时统一不了思想也不会伤了和气，可以经过时间的检验来证明谁的意见更为正确；因此，真正的君子之交并不寻求时时处处保持一致；相反，容忍对方有其独立的见解，并不去隐瞒自己的不同观点，才算得上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但是，那些营营苟苟的小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隐瞒自己的思想，或是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只知道人云亦云、见风使舵；更有甚者，便是党同伐异、以人划线：凡是“朋友”的意见，即使是错了也要加以捍卫；凡是“敌人”的观点，即使是对的也要加以反对。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划出了不同的圈子，形成了不同的帮派。其“朋友”的真正意义也便荡然无存了。

或许，这种“同而不和”的小人之交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在有些人看来，孤立的个体是很容易吃亏和受到伤害的，如果不加入某个帮派、不挤进某个圈子，就缺乏必要的安全感：殊不知，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却是以牺牲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为代价的。当一个人连真实的思想都不敢表达，连自己的见解都无权具备的话，这个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更有甚者，这种“同而不和”的行为方式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而且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渗透到了学术领域。其结果，便是把学术之争变成了门户之见。我们知道，学术之争的本意是要通过不同观点的交流与碰撞而去伪存真，促进学术的发展；而门户之见则是无原则地坚持和捍卫自己学派的观点，将学术之争演变为利益之争：显而易见，后者已由人格的异化扩展到了学术的异化，而异化的根源，就在一个“利”字。正像古人所指出的那样。“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宋，欧阳修《朋党论》） “君子论是非，小人计利害”（清，申居郧《西岩赘语》）

与小人不同，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注重人际往来中的利益纠葛，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却勇于坚持立场；真正的君子并不十分计较人际往来中的是非恩怨，但却能在正视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因此，真正的君子或许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至少能保持思想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所谓和而不同，就是对上不盲目附和，能如晏婴所说的那样提出不同意见，使决策更完善；对下能容纳和听取不同意见，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和睦相处，相互切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对上迎合附和，不表示不同意见；对下搞一言堂，自己的意见只能赞成，不能反对，排斥不同意见和有不同意见的人。显然，同而不和不可能导致真正的和谐，只有和而不同才是正确的致和之道。能不能作到这一点，

是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

这里的和而不同与中国人的面子观固然有关系，但是面子观容易导致舍本逐末的机会主义和工具理性，只有和而不同才是真正值得遵守的理性（参见我的《中国人的面子观》）

在结束此文之前强调几点：

1.和谐意义上的“以和为贵”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但是事实上，有点让所有中国人失望，以和为贵出自《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本义并非今意，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周礼》有明白记录，“礼”是周代的国家体制、社会制度和行为规矩。古文字学的周代文字考证也明白说明：“和”为众人吹竽奏笙之意，“贵”为有武装的奴隶主贵族之意。再明白不过了：“礼之用，和为贵”的白话意思就是：“周礼”之用，是为奴隶主贵族作众人吹竽奏笙的仪式。显然，那讲的是严格的等级社会的规矩，不服从贵族规矩，就可能蒙受酷刑或遭到残杀，根本就不是什么“和谐关系”。今天意义上的和而不同基本上是后世儒家的借鉴和发挥。

2.实际上，我们的祖先深知和而不同“和”字的要义，懂得以和为贵、中庸致和的大道理，并由此而形成了传统的中华民族美德，从“家和万事兴”、“国和民太平”、“和气生财”等古训常识中，可见一斑。但是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又有几个人领会个中深意并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让深藏书中的大道理发挥大作用，重放光彩？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好累男人

此话的意思也说明了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君子坦荡荡，即使意见不一，却是心胸宽广，和气却公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彼此之间不搞私下小动作，小人之间玩的游戏却是该表达时不表达，表面应声附和，私下却在互相拆台。要想做个公正的人，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像君子那样，即使互相之间异议，却能不存私心的表达出来。

问问题，提想法，了解对方思路，先寻求一致的部分，再寻求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君子的提问方式，但身边更多的人在对方还没有表达完的情况下，不分是非的赞同一番，然后不停的说自己的观点，不能统一思想，双方最终难以达成一支，看来君子、小人不光是说话的目的，其表达的方式也能对人品见个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