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病了

　　什么导致了现今一系列的危机不断轮番上阵来困扰人类？普遍存在的贪婪、不负责任和欺骗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受惩罚、不被扫除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并导致人类道德彻底堕落和毁灭。只有接受这个世界真实病样的时候，我们才能认真地处理我们将在未来面临的严峻问题。

　　曙光在哪里

　　当所有的危机都指向同一根源时，我们该怎样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走到正确的道路上？

　　本刊记者︱王涌

　　世界跑得太快了，人也被惯坏了。一个东西病了坏了，会想当然喜新厌旧地扔掉，换个新的。但我们把世界搞得疾病缠身，我们能扔了换个新的吗？很不幸，我们没有这种奢侈：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让我们折腾。

　　这不是寓言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想起他和福特公司总裁在其底特律的家中共同进餐的场景。主人在夸耀越来越多崭新的福特汽车驶离生产线。他却向主人询问，“一旦这些轿车的使用寿命到了，你又将如何把它们从世界上清理掉呢？”主人回答说，“这不是问题。任何被制造出来的东西都能不留痕迹地消失掉，这只是技术问题。”

　　餐后，克里玛前去观看这个“技术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他看到，那些用过的汽车，以及那些据称是已经报废并因此被舍弃的汽车，被巨型压榨机挤压成整齐的金属盒装物。“但这些金属盒装物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人们可能熔化了这些被压扁的金属来为新汽车制造新钢铁，这样，废品被转化成为新的废品，只是在数量上又稍多了一些。”

　　克里玛陷入沉思：“不，这不只是技术问题。因为那些死去物品的灵魂从大地和水面升起，它们的呼吸预示着灾难。”认为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思维模式，会呈现一个怎样的世界前景呢？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里所描述的城市，古怪但又令人觉得离奇的熟悉。里奥尼亚城的居民欢快地拥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质富足、狂热地追求新奇，热衷于“享受新奇与不同的物品”。每天早上“他们穿全新的衣服，从最新款的冰箱中拿出从未打开过的罐头，收听最新型的收音机播放的最新广告”。但每天早上，“昨天的里奥尼亚所残留下来的物品也在等待着垃圾车”。

　　就在里奥尼亚人狂热追求新奇时，“一座由无法毁灭的废弃物品所堆砌的堡垒”也围绕在了城市的周围，“它从各个方向俯瞰着城市，就如环绕的群山”。

　　里奥尼亚人大量生产的到底是什么？是那些因为从没有人试过而显得诱人、神秘的新鲜玩意儿，还是那些不断增高的垃圾山？例如他们对时髦的追求该如何解释？到底这种时髦是怎么回事——是用更美好的来替代不那么可爱的，还是剥离了新奇物最初的光辉和诱惑后，再当作垃圾抛弃它们时的快感？物品被抛弃是因为它们丑陋，还是因为他们被别上了垃圾的标记而丑陋的？

　　在这个城市，旧的物品必须被抛弃，以让位于新的东西。

　　起初居民们焦虑地看着那些垃圾山，心中充满恐惧和战栗，他们希望这些山离他们远远地，希望这些山消失，希望它们被炸毁、压碎、磨碎甚至分解。但他们所做的只是使垃圾不朽。

　　后来，居民们习惯性地转移了视线，或者干脆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那片把城市遮蔽起来的“群山”。

　　这仅仅是一个寓言吗？

　　危机的共同根源

　　人类的希望在于，总有一股中坚力量，在道路偏差时，去反思去行动，去拽这个似乎不再受控制的世界走回正路。

　　当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和金融危机，不断地掉头轮番困扰我们时，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起小额贷款帮助穷人的孟加拉国银行家尤努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的危机，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我们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里，人们在不停地购物，买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以此来获得满足感。新手机上市了，商家就鼓励人们换手机，尽管旧手机还好用，也被丢进了垃圾箱。这就是一种鼓励浪费的社会体制。在这样的体制当中，人们被怂恿、诱惑去购买新的商品，不断地浪费社会资源。每一件商品的生产，都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尤努斯说，“自然资源当中的很多都是不可再生的，比如石油、煤炭等。浪费造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的产生。”

　　卡尔维诺笔下里奥尼亚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被我们活生生地演绎着。

　　“人们的喜新厌旧已经成为了一种消费模式乃至生活方式，并且成为了代代相传的传统。连小孩子都会跟父母说，这个东西旧了，我们扔了买新的吧。”尤努斯不是在复述卡尔维诺的寓言，他看到和反思的是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实，“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对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而且危及其他人的生活。而现在被消费主义驱动的人们不理会这些，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生活享受。自私和浪费的盛行，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危机的根源。”

　　这样的思想和行为，会导致人类道德堕落和毁灭。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但多数人都会找到安慰自己的借口，“我无能为力”。

　　人类曾经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核心价值观，化身蜕变为对物质主义和低级满足的简单追求。

　　索罗斯看到了这个蜕变的路径，“我们狂热地用金钱标准去衡量一切。利润动机无所不在，如果单纯的思想追求而不是利润成为动机，我们甚至感到难以接受。那些能够驱动人类的各色各样的价值不可能充分地转化为客观的尺度。正因为个体价值标准如此混乱，我们才提出了以利润和物质财富作为标准的价值——甚至上升为某种超级的价值尺度。”

　　这个对人类前行的价值动力有清醒认识，先用哲学概念挣钱，再用金钱改变世界的人，此次金融危机所蔓延的连锁问题，让他意识到人类的价值尺度必须被颠覆、被重新构建。“现在的调整，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而是一种根本性的系统重建。对于美国来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以往那种繁荣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你再也不能把繁荣建立在那样的基础上”。索罗斯用他锐利的目光扫视着这个世界，用他深邃的思想敲击着这个世界。对他的投机行为，你可以不去苟同，也可以去误解，但对他探寻世界病根所下的诊断，不该被轻易忽略。

　　人，是时候不再相信，打扫的房间就永远干净；是时候去扫除贪婪、不负责任和欺骗行为；是时候去重新审视，到底什么才是我们值得关心的，我们应该珍惜的，我们应该做得正确的事。

　　新的路径在哪里

　　骑在马上的人，控制不好马，控制不好速度，贪婪地榨取马的力量，会导致人被甩下马来。但我们还不用太悲观，如今的世界，就像我们被甩下了马鞍，但我们的脚还勾着马镫，虽然被痛苦的拖行，但我们还有机会和能力展现我们的马术，重新翻身上马。

　　被拖行时，我们该直面我们的病症：今天我们所共有的，不是我们的人性——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伙伴精神，一种健康的相互依赖——而是相互猜疑，相互孤立，是世界通行的时髦话、世界范围的交往工具的传播以及某些娱乐消遣活动的广泛普及。

　　这致使我们今天面临的巨大挑战是：能否找到新的途径将我们人类命中注定的差异重铸为使命性的团结一致？我们能否有基本价值观的共识？我们能否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不必怀疑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所说：“一小群有思想并且有着献身精神的公民可以改变世界。不要怀疑这种说法，事实上，世界正是这样被改变的。”玛格丽特·米德也提醒了我们，要解决根本问题，得靠人自身。技术发展可以帮助人类解决问题，但不要寄希望于技术创新去解决核心问题，技术推动的金融创新已经让世界栽了几年也难以缓过劲来的大跟头。

　　技术的进步并不创造一个完善的世界，而是在每一个阶段上都引起新的困难，并为一个不完善的世界带来新的任务。

　　仅在医学领域，人类持续不断地以科学技术来战胜疾病的努力会获得明显的全面成功，但是，它将使人丧失免疫力，而且丧失得如此干净，以致一场未被预见到的瘟疫很可能会灭绝整个人类。SARS的恐惧忘了吗？禽流感每年都冒头敲打还不够痛吗？

　　“不，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伊凡·克里玛的话点醒我们，只有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方式，转换我们前进的动力系统，从“黑色能源”和“贪婪”动力转换到“绿色”和“高尚”动力系统上，我们才能修补世界的免疫系统。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每一个组织，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走到打造良性生态的路上，世界才能恢复健康。

　　其实曙光一直都在，只是被忽略、被压制了。一个个展现世界免疫力的群体，正以他们的力量在支撑着世界的病体。他们在尝试摆脱过去的路径依赖，他们在“高尚动力”的推动下在做正确的事：

　　——霍普金斯创建推行变革镇计划。他构建了一个使人们反思人类生活方式、创建理想生活的实践社区。他们主动尝试告别石油，适应未来没有化石燃料的生活，让我们认识到成功与幸福的标准原来如此简单，摆脱资源耗竭恶性循环的生活可以更美好；

　　——埃德加·卡恩博士创建时间银行，重建人与人的纽带。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推动社会改革。他挑战“金钱”经济，重新建立“核心”经济——交换建立在责任和互惠的基础上，分享、忠诚和爱是其发展的动力；

　　——彼得·戴曼德斯等汇集一群全球顶尖人才创办奇点大学。他们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汇聚到一起来，培养他们成为能够具备担当应对人类挑战使命的未来领袖；

　　——妮可和凯思推行“生命价值”计划，鼓励人们去反思生命的价值并积极地去追求他们的理想；

　　——胡家奇30年来倾注大部分心血于人类命运的研究，出版了80万字的专著《拯救人类》。他希望通过很平和的方式，默默地影响人类的巨人进而改变世界。

　　他们只是抵抗群体的代表和力量展现。我们相信这一条条的细支水流会不断汇集交融在一起，开拓出世界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时间银行：重建人与人的纽带

　　埃德加·卡恩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推动社会改革。他创立时间银行，挑战“金钱”经济，重新建立“核心”经济——交换建立在责任和互惠的基础上，分享、忠诚和爱是其发展的动力。

　　本刊记者︱曹可臻

　　居住在纽约的茱迪·卡帕从花旗集团提前退休时计划去社区大学上艺术课程和周游世界。但金融危机的发生让茱迪的梦想化成泡影。

　　她的主要资产花旗银行股票在一年内缩水过半，令她损失80万美金。61岁的茱迪不但取消了艺术课程和旅游计划，就连找人修理水池、橱柜、清洗玻璃的费用都无法负担。为了养老，她不得不节衣缩食，避免开支。

　　于是茱迪成为了时间银行的用户，在那里她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和技能与别人交换，获得所需的服务。

　　经济危机下最可靠的银行

　　时间银行并不是个新生事物，它已扩展到世界六大洲32个国家，有超过1000个相关组织在运作。

　　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埃德加·卡恩是时间银行这种模式的创立者。1980年，46岁的埃德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住院期间许多朋友纷纷跑来照顾他，他不知道要怎么回报，同时他也看到其他病人，只要一点帮助就能减轻痛苦，却得不到帮忙，他就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想出时间货币的概念和时间银行的模式。1990年，在埃德加的倡导下，罗伯·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投入120万美元，确立时间银行计划。

　　时间货币的基本概念是：劳动不分贵贱，每个人的工作时间都是等值的。所以我可以用我的一小时服务，换你的一小时服务。

　　以纽约时间银行用户茱迪·卡帕为例，通过为8岁大的卡利托·阿克斯达辅导一小时数学，茱迪可以挣到一个时间币。然后，她又可以使用这个时间币请懂得维修的时间银行用户用一个小时帮助她修理水池、橱柜和清洗玻璃。

　　在埃德加看来，修理水池、辅导数学、做脑部手术这些工作都是平等的。

　　通过时间银行，人们不用马上兑换服务，可以把时间币存起来，在需要的时候再提出来换别人的服务。与一般的货币不同，时间货币不会贬值，交易也不用课税。有了时间银行，时间不但可以储存、转让，甚至还能预支。

　　英国时间银行的用户罗莉塔就曾向当地的银行预支时间，请大家帮助安排她父亲的丧礼。没多久，一群素未谋面的邻居就找到罗莉塔。他们有的帮助她清理散落在客厅的医疗器材，让客厅恢复原样；有的帮她整理厨房，煮一顿丰富的晚餐；有的陪她聊天，安慰她。在大家的帮助下，父亲的丧礼办得很成功。但这些并不是不求回报的义务服务，罗莉塔欠的是“时间债”。丧礼过后，罗莉塔就得到时间银行报到，替他人刷油漆，教授基本电脑技能，帮别人在网上找工作，赚时间币还给银行。

　　埃德加·卡恩博士还设计了时间银行系统，通过电脑软件系统可以把每个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或接受服务的时间都按小时记录下来，也可以将所需要的服务和服务的提供人匹配起来。

　　“时间银行系统极易操作。比如麦克帮助我修理了房顶，在完工后，麦克就上网站，输入他完成的工作和时间。然后我会上网确认他的工作。这样时间币就被发送到麦克的账户。”莎拉·考特内如是说。莎拉在2009年3月创建了休斯敦高地社区时间银行。

　　2008年金融风暴使美国许多银行资不抵债濒临倒闭。依靠普通货币建立的价值体系受到很大挑战。在现今金融环境下，即使你不投资，传统的货币也可能因为汇率贬值而导致财产缩水。相较之下，时间银行使得人们劳动所得的风险更小。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选择与茱迪·卡帕一样加入时间银行。

　　重建“核心”经济的银行

　　时间银行的意义并不仅限于传统经济上的优势。埃德加·卡恩博士一生都在研究如何推动社会改革。他认为时间银行能够帮助人们重新建立“核心”经济。

　　“核心”经济是除我们熟悉的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之外，另一个我们不太看得见的经济。一个关于家庭、亲人、邻里和社区的经济。这个经济太重要了，以至于经济学家涅瓦·古德温将它称为“核心”经济。

　　在“金钱”经济里，交换建立在供求关系之上，价格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在“核心”经济里，交换建立在责任和互惠的基础上，分享、忠诚和爱是“核心”经济发展的动力。

　　然而如今我们被“金钱”经济影响太深，很难将经济与价格脱离。我们知道当物品稀少，则价格上涨，当物品众多，则价格下降。价格是保证我们付出和所得“价值相等”的工具。但我们没有认识到在“金钱”经济里，价格同时被赋予在了那些将我们定义为人的东西上。比如关心他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能力，在“金钱”经济体系下，就值不了很多。因为价格无法衡量这些建立健康家庭、亲情和社区工作的价值。

　　“金钱”经济和“核心”经济相互联系，互相依靠。过分重视“金钱”经济，使“核心”经济受到损害，也伤害“金钱”经济本身。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家庭的不和谐，社区犯罪率的提高来源于对“金钱”经济的关注也制约着“金钱”经济的发展。

　　时间对于任何人都是公平的。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路边的乞丐都拥有一样的时间财富。在时间银行体系中，每个人的劳动以时间来体现，具用相同的价值。与普通货币价格脱离了的接受与给予，帮助人们重新认知“核心”经济中亲情、友情和爱情。

　　索布兰特公园时间银行的创建者之一，76岁的菲比雅·理查森坚持时间银行就是她小时候熟悉的“社区服务”的代名词。

　　“小时候我们就经常互相帮忙，”理查森说，她已经在索布兰特公园住了50年。“这是我们的传统……只是我们要让它再流行起来。”

　　“我的父亲是一位牧师，”理查森接着说，“他经常在几个教会跑，他们经常会让父亲带回一些肉。当我们花园里的蔬菜成熟时，我们也会与邻居们分享。我就是这么长大的。”

　　如同理查森，索布兰特公园时间银行另一位创始人巴特勒也相信时间银行能帮助人们加强联系，增进感情。他说，索布兰特公园有50%的西班牙裔人，40%的黑人和10%的其他人种。犯罪率和暴力人群逐年增加。当2004年索布兰特公园时间银行成立时，每几个周末就会有一起谋杀案。

　　“我们觉得一些犯罪和暴力行为是由人们的冷漠造成的——现在的人总是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很少社交，很少沟通。”巴特勒说，“时间银行的设计就是要让人们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索布兰特公园时间银行现在共有160个成员。虽然巴特勒希望有700到800个家庭能够参与到索布兰特公园时间银行，但他说时间银行已经在索布兰特公园起到作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合作互惠的银行

　　1963年，埃德加·卡恩博士在约翰逊政府支持下与人合作创建了一个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服务的项目。1996年，当右翼政党执政时，政府决定停止为此项目提供资金。从1963年至1996年，每年约有300万家庭接受此项目的帮助。这意味着到1996年为止，有10亿个家庭从此法律服务项目中获益。当埃德加和他的伙伴们在向政府争取对项目的继续投资时，他们得到了来自美国律师协会，各大法学院，以及许多法律事务授权人的支持，但10亿个受过帮助的家庭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助他们。

　　这使埃德加很失望，“那些(参与法律服务的律师)都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律师。一些我认识的律师甚至因此而离婚，他们为了这个项目牺牲了很多。”这也使埃德加意识到这种慈善性质的单方面给予从建立社会正义上来说是失败的。他开始问我自己，这为什么会发生。是什么使那些受了帮助的人们以为律师们并不需要他们的帮助。

　　埃德加回到了法学院，和伙伴们又进行了一次专门的逻辑分析，然后他们决定再也没有免费的法律服务了。从此在为穷人提供法律服务后，他们要向受惠者收取相应的时间回报：让受帮助的人用相同的时间去社区工作，帮助他人，以返还律师们为他们付出的时间。

　　一段时间后，地方政府因处在破产管理下财政困难，无法为埃德加所在的公共法学院提供财政帮助，决定取消公共法学院。虽然在很多次听证会上，埃德加和他的伙伴们给政府官员展示了许多他们做的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但政府官员们还是执意关闭公共法学院。他们对埃德加说：“你们做得很好，但这没用。”

　　就在埃德加一筹莫展之际，那些公共法学院帮助过的人们和社区负责人，那些居民向政府发出了两个讯息：第一，他们代表了社区2万人的选票，如果政府关闭了这些公共法学院，那么明年这些官员也不会连任。第二，获得法律援助就是获得公正，政府要关闭公共法学院就是剥夺了民主社会的公正。

　　从此以后，公共的法学院再也没有出现过资金短缺的问题。

　　“只有当被服务者参与进来时，服务才是成功的。”时间银行网站上写道。和老师会教，但学生不配合，学习就是不成功的道理一样，假如被帮助者不主动地参与，帮助施与者单方面的努力并不能获得真正成功。

　　“每个人都是资产。”埃德加·卡恩说。无论学历是高是低，无论有钱没钱，无论有能力没能力，只要是人，我们都能为他人做些什么。

　　时间银行创造了一个互帮互助的氛围，重新建立起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这种被埃德加称为“合作生产”的方式，是区别于其它慈善机构或社区服务而成功的原因。知道有人需要你帮忙，当你需要时也会有人帮助你，这种互相依靠就是时间银行的基础。

　　人们总说：“当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后，他一定给你打开了一扇窗。”

　　当金融危机夺去了茱迪·卡帕的大部分“金钱”资产时，或许又为她打开了一扇获取“核心”资产的窗。通过时间银行，茱迪储存的劳动所得不仅不会贬值、没有课税，还能使茱迪更加感受到文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友爱，被人需要的满足感，以及可以依靠的安全感。

　　正如瑞意，卡利托·阿克斯达的母亲，所说：“有人会帮助你而且真心帮助，这很重要！从时间银行我获得了许多的爱和关心，也获得了许多的快乐和幸福。”

　　生命的价值：死前你希望做什么？

　　妮可和凯思在社交技巧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她们力行的“生命价值”计划通过向自己与镜头许下承诺的方式，激励人们去反思生命的价值并积极地去追求和实践他们的理想。

　　本刊记者︱曹可臻

　　在数码相机横扫市场后，宝丽莱公司曾于2008年2月宣布将于年底正式停产一次成像的照相机和与之匹配的胶卷。

　　一个旧物品被一个更新奇更有用的新物品取代，在现在的商业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是理所应当。但这给了两个美国女孩妮可·肯尼和凯思·里夫斯一种机缘。

　　面对一款即将死亡的相机，她们开始思索人的命运和价值：如果你明天就将离开这个世界，你是否会觉得遗憾？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完成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会是什么？是什么在驱动着人一生的奋斗？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又应该拥有一个怎样的价值观？而在世界的其它角落，那里的人们又是怎样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

　　于是，通过这种即将消亡的照相机，她们开始力行“生命价值”计划，她们在社交技巧上创造了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她们通过摄影，记录人们对于死亡和生命的沉思，来见证人存在的价值。

　　她们希望通过“死前你希望做什么？”这个简单直接的问题，去唤起人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并以此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激励人们去追求和实践自己的理想。

　　改变生命的死前承诺

　　妮可和凯思随身携带着她们的宝丽莱相机。无论走到哪里，她们都为人们拍照。在人们说出死前希望完成的事情时，她们拍下这些相片，并倾听人们的想法。随后她们请求对方将他的愿望以“死前我希望……”的句式写在相片上。在人们签下发布许可的同时，她们记录下被访者的联系方式。之后，被访者的相片和愿望被发布在“死前我希望……”活动的网站上。

　　5年、10年或20年后，妮可和凯思将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联系这些参与者，查询他们目标的完成情况。她们计划将被访者完成目标的进展和故事放在他的原始照片旁。这将激励其他参与者去完成自己的理想并写下属于自己的故事。

　　并不是每一个被访者都留下自己的照片，迄今为止，大约已有1000人在像片里留下自己死前想完成的愿望。有些人可以很舒适地和你交流他们在死前想做什么，有些人却对谈论死亡感到不安。有些人很快就能说出答案，而有些人却需要思考一阵。不管什么样的反应，她们都已碰到过：害怕、惊讶、尴尬、开心、不解等等。

　　“我们不希望人们要到死时才想起去为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凯思对《绿公司》说。于是，“死前我希望……”这个计划在她们看来意义非凡：它能让人们从死亡的角度来思考生命。她们相信，通过提问，让人们向自己和镜头许下承诺，能够鼓励人们去反思生命的价值并积极地追求自己的理想。

　　她们的想法不无道理。“安全承诺”是心理医生在治疗具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时普遍使用的一种手段。当心理医生意识到他的患者出现了这种倾向时，如果他们马上要求病人做出保证：在得到帮助前不会伤害自己。多数情况下病人会为了遵守这个承诺而选择继续活下去。这种人与人之间互许承诺的方式使患者感受到外界对自己的关注与期望，这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动力。

　　尽管“安全承诺”通常在极端情况下产生作用，但妮可和凯思希望“死前我希望……”活动在平常生活中也能起到相同的作用。通过记录人们说出的又或者是写下的他们死前希望完成的事情，让人们知道他们会在未来一一检阅这些记录，这会使人们更加积极地去完成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从而实现生命的价值。而将人们的理想、愿望发布在网络上，也将成为人们实现愿望与理想的动力。

　　事实上，通过参与这个活动，一些人的生活已经发生改变。

　　“死前我希望让心得到平静。”一位女士曾给妮可和凯思那么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对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个月后，妮可和凯思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这位女士的电邮。她在信中感谢她们帮助自己找回生命中最重要的情感。原来她和姐姐之间恶劣的关系一直使她的心无法平静。在回答了妮可和凯思的问题后，女士发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亲情与家庭，于是她开始行动，最终与姐姐冰释前嫌，又变得亲密无间。

　　“这就是这个项目存在的意义——改变人们的想法和生命。”妮可与凯思对《绿公司》如是说。

　　呈现生命的多元价值

　　“死前我希望去日本旅游。”

　　“死前我希望写一本书。”

　　“死前我希望帮助更多的穷人。”

　　“死前我希望在沙滩上做爱。”

　　翻看“死前我希望……”网站上被访者的照片和希望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有些人对自己的生命保有很高的期望，而另一些人却对这个问题漫不经心。

　　“这个项目帮助我们接受不同类型的人。”妮可和凯思说。对于生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世界上有多少种不同类型的人，就会有多少种不同的回答。人们可以选择用任何态度来回答她们的提问，幽默，随意，真诚，现实或沉重。这是每个人的生命选择，也是这个项目给与每个人的一次机会——一次去创造或选择一种展现自己方式的机会。在妮可和凯思看来，这也是活动吸引人的一点。

　　2009年初，她们将“死前我希望……”活动带到了印度。这是她们走出美国的第一站。从德里到孟买，从南亚平原到喜马拉雅，她们正带着自己的宝丽莱相机游历整个印度。在印度的拍摄和交流让她们兴奋不已，用她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把一个关于心灵的活动带到了一个注重心灵的国度。”

　　当然，她们也在把这个活动带到世界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和世界各地的人们讨论'死亡’这个人类共同的主题使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哲学。”

　　她们在孟买拍摄了两天：第一天在耆那教寺庙和穆斯林地区；第二天在达维贫民窟。在耆那教寺庙，耆那教徒们对生活机会的关注引起了她们的兴趣。保守的耆那教徒甚至不会吃根菜，生怕连根拔起菜根时，会损害土里的昆虫。穆斯林面对她们的问题大多是开放的，但有些会怀着极大的歉意回答她们说：“我丈夫不让我拍照”或“我的宗教不允许我拍照”。更多穆斯林的回答是“死前我要说出真主的名字”。在那里她们得到许多有关宗教或帮助他人的回答，也有许多人希望发展事业。而妇女和儿童常常指着身边的人给出同一个答案：“我想要他说的同样的事情”。凯思说，“这可能会告诉你人们的态度和妇女的地位。”

　　孟买达拉维贫民窟是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拍摄场地，也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这个有100万人居住的贫民窟拥有自己的大学、电影院和一切。因为电影的播出，皮条客们禁止乞丐与游客拍照。因此，妮可和凯思没有机会让乞丐们参与到“死前我希望……”活动中。但贫民窟里的人们并非完全不友好。许多贫民窟里的男子希望奥巴马能帮助缓和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局势。“恐怖主义”是她们经常听到的词。

　　带着“死前你希望做什么”的问题游历印度，让妮可和凯思对生命价值的意义有了新的理解。在美国，她们遇到的最多的回答是去旅行，比如日本、澳大利亚就是最受欢迎的旅行目的地。在印度，人们的回答更多的与神和帮助他人有关。这些答案说明了社会之间的差异，她们说：“很明显，美国人对于繁荣已经很习惯。而在印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人们更关心精神层面和在商业中的简单成功。”

　　她们的目标在于通过记录镜头前人们梦想的实现去探索地球上的多元文化：从第三世界到发达国家、从乡村到城市、从小孩到老人。跨越年龄、性别与地域，让生命的价值得以显现。

　　提醒全人类反思生命的价值

　　妮可与凯思的理想正在一步一步实现。她们要把“死前我希望……”这个活动带到世界各地，让不同地方的人回答这个问题，也让不同地方的人互相分享各自的答案。她们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并让这个活动影响更多的人。她们对《绿公司》说，真正创造和主导这个活动的，并不是我们，而应是全人类。

　　当有足够多的照片时，她们会做一次环球巡展。

　　宝丽莱相机本身早已停产，而今年“胶卷”就将全部售罄。届时，妮可和凯思将不得不决定是否使用一个“替代品”来继续她们的项目。

　　妮可与凯思富有激情和理想的行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面临多少危机和困境，无论我们拥有多少过失和罪恶，生命迷局的最终答案追根溯源在于我们自己，在于我们的内心。

　　奇点大学：我们如何改变未来？

　　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汇聚到一起来，培养他们成为未来领袖，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奇点大学正在以一种新的理念和智慧改变世界。

　　本刊记者︱王瑞斌

　　硅谷总是在不经意间给世界带来惊奇。

　　2009年2月4日，一条来自硅谷的消息，令人震惊。这一天，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长滩举行的技术、娱乐和设计大会上，著名未来学家雷·库兹威尔正式宣布成立“奇点大学”。

　　犹如一道亮光穿透阴霾，这条消息瞬间在世界各大媒体上流传转载，令饱受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和经济萧条折磨的人们提前感受到了春天临近的气息。奇点大学成为2009年春天到来之际科技媒体和前卫博客们热议的话题。

　　从今年夏天开始，“奇点大学”就将把世界上引领技术进步的思想家们汇聚到一起，集中在硅谷的心脏——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展开为期9周的教学和讨论，会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名人类精英们一起探究：如何改变未来？

　　一次奇妙的旅行，与奇点邂逅

　　奇点大学的创意来源于一个投资家的一次旅行，及其与一个未来学家奇思妙想的偶然相遇。

　　2007年的1月，投资家彼得·戴曼德斯在去往的智利旅行途中读到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雷·库兹威尔写的一部未来学名著《奇点临近》。在这本书中，库兹威尔认为：随着计算机、互联网、纳米技术和生物科技快速发展，人类社会、商业和文化会将发生一次深刻的变革。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突破会使超级计算机变得比人更为聪明，奇点——也即超级计算机智能超越人类智慧的那一刻终将到来。随着超级智能的诞生和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将会迎刃而解。把全世界最聪明的人汇聚到一起来，培养他们成为未来领袖，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奇点大学正在以一种新的理念和智慧改变世界。

　　这本书深刻地打动了戴曼德斯，他认为库兹威尔所说的这一切一定会发生，他确信“在接下来的年岁中，人类将会发生一次彻底的改变”。

　　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应该把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空间探索等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团结起来创建一个机构，来重塑这些新兴技术，这势必将会进一步加速技术进步。在他看来，传统的学院派机构太过保守，反应太慢，不能够实现技术的快速发展。

　　因此，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戴曼德斯与库兹威尔开始接触，与硅谷其他技术先锋和企业领袖们一起商谈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可能性。

　　从硅谷引爆革命的火种

　　在硅谷，奇点理论渊源深厚，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所谓奇点，大体上可以看作人工智能大爆发的过程。这个概念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成形，然而最早明确使用“奇点”这一术语描述技术大变革的人是美国数学家、科幻小说作者弗诺·文奇。从80年代开始，弗诺·文奇通过自己的小说、论文和讲演使“奇点”理论得以广泛传播。1993年他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演讲中声称超越人类智能的机器将在五十年内问世，并认为这次变化和两百万年前人类的出现一样意义重大。

　　此后，未来学家雷·库兹威尔更进一步将“奇点”提升为未来学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其2005年的畅销新作《奇点临近》一书使“奇点理论”成为热点。

　　库兹威尔认为，技术的指数级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超人类智能的出现。库兹威尔对自己的预测很有信心，他甚至将到达奇点的时间定为2029年。那时包括生物科技、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22.140,0.64,2.98%)、基因技术将会以不可预知的潜力飞速进步，带来难以想象的变化。超级智能计算机必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人类生活，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困扰人类生活的疾病、能源和气候问题。

　　在21世纪初期，甚至出现了“人工智能奇点研究所”(SIAI)这样的“奇点理论”专职研究机构，从2006年SIAI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举办人工智能和人类未来为主题的“奇点峰会”，英特尔首席技术官贾斯汀·莱特纳、英国电讯前研究实验室主任皮特·考克伦、IBM阿玛丹实验室认知计算小组组长达曼杰·莫哈均是“奇点峰会”的常客，经常参会共同探讨奇点临近的路径和人类未来的图景。

　　因此，在未来学和技术至上主义盛行的硅谷，戴曼德斯和库兹威尔的想法犹如一个火花落入一片油田，点燃了奇点革命的熊熊烈火，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前卫人士和实力派技术领袖的赞同与拥护，形成了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主任彼得·沃登、国际空间大学校长罗伯特·理查兹、雅虎创新研究中心创始人萨利姆·伊斯迈尔等人为核心的奇点大学运作团队，并且受到了几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Google创始人拉里·佩奇、互联网创始人之一温顿·塞弗等人的支持。

　　经过一年的运作，戴曼德斯和库兹威尔的想法最终尘埃落定。有数十名顶级专家愿意参与这一组织的构建，Google甚至愿意资助100万美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愿意提供教学场地，戴曼德斯的X Pride基金投资1000万美元，而这个大学的名字就命名为：奇点大学(SU,Singularity University)。

　　在2009年6月，奇点大学将正式展开运营。__  培养未来领袖

　　奇点大学设立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紧邻Google总部Googleplex园区。从2009年6月份开始正式开课，将会设立为期9周的课程，帮助未来的管理者们理解技术加速变革的影响以及其中蕴藏的机会。

　　奇点大学的学生将来自世界各地，他们都是最为聪明的人，他们可能是企业家、领导者、国际法学家。在这里学生们将会凝聚成一个团体来应对诸如饥饿、流行病、气候变化等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奇点大学制定了一份课程指南，承诺将会使学生们了解到不同领域技术飞速进步的最新趋势，从神经科学到机器人技术，从人工智能到纳米技术，从虚拟现实技术到基因工程，并且会与未来学、政策、法律、伦理等学科融汇起来。

　　通过深入的研究和努力工作，学生们会形成跨学科的综合优势和超前的视野，这使他们能够具备担当应对人类挑战使命、成长为未来领袖的基本素质。

　　戴曼德斯说，“我们是要打造未来的CEO、大学校长和政府部长，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开始培养，将他们拉到一起，真正打成一团，了解'什么是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思想者俱乐部及其颠覆性创新

　　尽管这所大学将以教学为主，但是戴曼德斯的另外一个目标是要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俱乐部，使这些不同领域内的顶尖思想家能够交流互动。

　　在参与奇点大学建设的人员名单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些声名显赫的、在某些研究领域内数一数二的顶尖专家，例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乔治·思穆特、互联网创始人之一温顿·塞弗等等。根据库兹威尔介绍，Google的创始人拉里·佩

　　奇也在奇点大学创建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正是他帮助奇点大学的创始人们确立了这所大学的使命——“应对人类的巨大挑战”。

　　这是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奇点大学教职人员名单。

　　这些不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汇聚到一起的结果便是，打破传统学院学科分割、封闭研究的现状，促进知识融合，进一步孵化新的观念和想法，激发更多的创造力，加速技术进步，加速奇点来临。

　　奇点大学的执行经理萨利姆·伊斯迈尔说：“当你把不同的学科揉合到一起的时候，常常会产生颠覆性创新”，他确信，“我们将会是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补充。我们希望将这些学院的教育整合到一起，将他们联结起来。”

　　饥饿、疾病、能源危机、全球变暖——这些当今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已经无法依靠单一手段解决，只有借助多学科融合和创新型的手段，才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找到答案。

　　但是，只有硅谷能够实现这种融合，也只有奇点大学这样的非传统教育机构，能够像催化剂一样加速融合，并引爆创新，为我们走出困境开辟新的可能。

　　驱动技术摩天轮的超级智慧

　　在戴曼德斯和库兹威尔等奇点大学的创立者们看来，奇点无疑就是人类撬动未来的阿基米德支点，技术的进步、人类智慧的突破和提升可以使得人类历史完全改观。

　　戴曼德斯在一次采访中说，在当前经济萧条、全球变暖、能源危机的环境之下，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这种突破性的思考，进一步聚焦思考这些以几何级数飞速增长的技术究竟能够做什么？

　　库兹威尔——这位发明了盲人阅读机、语音识别技术、OCR技术、音乐合成器的技术天才、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人，在一份报告中写到，“我们现在正处于信息技术呈指数型增长的快速轨道上，在生物保健、纳米技术、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是如此。只有通过这些快速发展的技术，我们才能积极应对能源、环境、疾病和贫困等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通过加强交叉性的学科学习，奇点大学将努力为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创造一个充满创新性和生产力的未来世界。”

　　库兹威尔通过对人类重大历史范式转换事件的考察，得出结论：技术发展正以指数型增长方式向某个爆发点冲去，奇点的到来不可避免，尤其是在2008年10月获得了勒布纳人工智能大奖的机器人埃尔伯特成功地让3位测试员觉得它是真人，进一步验证了计算机之父阿兰·图灵“机器可以思考”的论断，这使库兹威尔更为深刻地意识到，人工智能跨越“奇点”已经为时不远。这个“奇点”已经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接近了。

　　当奇点到来，机器智能终于超越人类智能的时候，大脑复制、脑机接口、虚拟世界生存、赛博人(半人半机械)、高级机器人这些“赛博朋克”科幻小说和《黑客帝国》、《捍卫为机密》等科幻电影中描述的景象将成为现实。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学教授罗德尼·布鲁克斯说：“在越过奇点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将与现在大不一样，对什么是人、什么是机器人的定义也将变得不同。”

　　这究竟是幻想还是即将实现的现实，我们今天无从判断。但是，通过技术发展的客观考察，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切都是人类科学和智慧发展的必然。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们都无法忽视奇点。

　　或许我们现在思考的不应该是“这是科幻还是现实”这个简单的疑问上。而是应该思考如何以人类自身的智慧和力量去为应对奇点的到来做出准备。正如“人工智能奇点研究所”(SIAI)所长尤德库斯基所说：“技术正在向这个奇点驶进，不能准确预测它将会在哪天成为事实不应成为我们置之不理的借口。”忽视奇点出现的可能性是不负责任的。

　　尤德库斯基最担心的是，随着奇点临近，一些科技怪才会发明一种能够自我进化但却没有道德感的机器人，这将给人类带来灾难。他和许多人工智能专家都对这一点倍感紧迫：现在必须为有关研究制定道德规范，以确保技术未来的发展能够帮助人类而不是危害人类。

　　奇点大学的意义正在于，当我们认识到技术未来的革命性意义的时候，必须使之得到正确的应用，使之造福于人类。正如奇点大学创立者之一鲍勃·理查兹博士所说，“人类社会正在接近我们未尝准备驾驭的技术摩天轮。奇点大学将会帮助我们培养人类未来的领导者，为一个技术加速变革的世界做出准备，而这将会为我们社会、法律、道德观念带来深刻的改变。”

　　在未来学预测的超级智能出现之前，库兹威尔和戴曼德斯通过奇点大学将各个领域的科研领袖汇聚到一起来，以一种新的方式培养未来领袖的时候，他们正是在基于对技术的深刻理解上，通过对于人类智慧重塑和再造来尝试以合理的方式驱动技术摩天轮，使之为我们解决能源、环境、疾病和贫困等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可能，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领先时代的超级智慧。

　　他们了不起的抱负和富有责任心的行动，已经使得我们确切无疑地相信：未来一定会被改变，人类必然能够走出当前的困境。

　　当这群充满激情和梦想的人们带领我们用智慧和责任驱动这个技术摩天轮的时候，我们相信库兹威尔的预言：一个没有疾病、没有污染、拥有再生能源的世界必然会在奇点临近的未来三十年中得以实现。

　　变革镇：构建绿色城邦

　　变革镇的“无油化”生活，让我们认识到成功与幸福的标准原来可以如此

　　简单，摆脱资源耗竭恶性循环的生活原来可以更美好。

　　本刊记者︱曹可臻

　　从20 0 8年下半年开始，纳什和索菲就奔波在爱尔兰、英国、美国、新西兰各地。他们是“变革网络”培训部的主要负责人。随着变革镇(Transition Town)活动的兴起和推广，越来越多的社区、城市甚至国家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使他们的培训业务越来越繁忙。变革镇建立在托特尼斯的唯一培训机构已无法满足变革文化的发展。于是在世界各地“变革镇”支持者的邀请下，他们开始了环球旅程，将托特尼斯变革镇成功的经验带到了一个个新兴的“变革镇”。

　　“无油化”生活

　　提起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的托特尼斯小镇，总会令西方人联想到蓬荜生辉的水晶灯、历史悠久的古堡和新世文化。而如今的托特尼斯小镇却以第一个“变革镇”而闻名天下。

　　“变革镇”的想法始于2003年，当时活动的发起者、农业可持续发展专家罗伯·霍普金斯与学生们合作为在爱尔兰的金塞尔开展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创立了一个能源行动计划，以应对环境变化和石油峰值到来产生的问题。结果这个计

　　划被当地市政府作为一项政策采纳。

　　2006年9月，回到英格兰完成博士学位的霍普金斯在托特尼斯350名小镇居民的支持下开始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变革镇”。

　　“变革镇”的设想其实很简单：石油匮乏的日子日益临近，与其坐等山空，不如主动尝试告别石油，适应未来没有化石燃料的生活。

　　霍普金斯指出，“当石油资源不足时，我们的生活方式将不得不发生重大改变。”为了应对改变，他认为有些地方应该先学习如何在没有石油的世界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变革镇”。

　　带着最终告别化石燃料的目标，托特尼斯小镇的人们开始了改变。不过没多久，人们就意识到，“无油化”不只是不开汽车那么简单，它是一项系统工程。托特尼斯人除了需要新的燃料之外，运输、食品、就业、经济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困难面前，小镇的居民表现了他们的耐心，他们打算用20年的时间来完成彻底“脱油”。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小镇改革方方面面的计划还得大家来商量。互联网是小镇居民沟通的主要方式。霍普金斯和镇民便开通了一个官方网站(transitiontowns.org)。居民们通过网站组成了十个策划小组，各自负责能源、食物、健康、心理、政府、经济与就业等问题。

　　“变革镇”实际上就是由本地居民自发组建的一个绿色社区。在霍普金斯看来，无油化绿色生活方式的建立必须通过这种社区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展开。

　　霍普金斯认为，“无油化”进程中最关键的环节就是“本土化”。如果没有替代能源，那么在石油耗尽的未来，将不再有集装箱大货车驰骋在公路上，小镇人的衣食住行可能都要自给自足。

　　因此镇政府出面为居民提供职业培训，发展蔬果种植、面包烘烤及纺织业，从而使得食品生产、能源利用、交通运输及经济发展逐渐实现“本土化”，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此外，为了做到金融“脱油”，负责经济问题研究的小组还引入只在小镇流通的货币——“托特尼斯镑”。经济学家伯纳德·雷特认为，拥有一个与国家货币平行的货币系统，才能真正实现“本土化”。“发行'托特尼斯币’的目的是：让钱在本地商业体系里流通。我做薄荷饼用的都是本地产的鸡蛋、牛奶等原材料，这就意味着钱一直在本地流通。”薄荷饼摊主卢·布朗说。

　　事实上，托特尼斯小镇的人们十分热爱他们的新货币。很快托特尼斯镑就在全镇70家商店内通用。“变革镇”的活动也由“托特尼斯镑”的出现而更引人注目。霍普金斯认为，托特尼斯镑的发行使得“变革镇”运动与其它的绿色组织的行为迥然有别。

　　“变革网络”的全球派对

　　自托特尼斯变革镇创立伊始，就不断有其他社区的人向霍普金斯及其伙伴讨教如何在自家社区建立变革镇。于是“变革镇”的协调机构“变革网络”(Transition Network)便应运而生。“变革网络”将“变革镇”描述为“大众化规模的社会试验”，并展示了导向托特尼斯等变革镇成功转型的12步指导方针。

　　通过“变革网络”，世界各地有志于发展“变革镇”的社区领袖来到托特尼斯接受培训。纳什和索菲就是“变革镇”培训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作为创建托特尼斯变革镇的功臣，他们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已帮助百余个变革镇成功建立。

　　在“变革网络”的运作下，不到三年，“变革镇”从一个大学作业，迅速发展成为现实的国际性网络。许多人都相信“变革镇”可能是面对能源危机和环境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布赖顿霍夫“变革镇”筹划指导委员会工作的约翰·布里斯图表示：“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们都有信心，都有所准备。食品和能源安全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当人们团结起来一起面对，大家就形成一个强大社区。我们需要共享经验、凝聚精神，并认识到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而不是坐以待毙，共同创建一个我们想要的未来。”

　　连霍普金斯也未料想到“变革镇”能如此之快地被人接受，他说：“当时我并没有料到会这样。'变革镇’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和建议：未来可能会这样，因此，有些工具可能会需要用到。然而，这个想法的确很有粘性，像小钩刺一样，让人心里痒痒。我们大家一起做件事——这个挑战也召唤大家团结在一起。未来10到15年内，重建我们的社区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今全世界共有152个变革镇分布在四个大洲的12个国家。另外还有600个地区等待着建立自己的“变革镇”。霍普金斯认为这项活动的成功在于“变革镇”运动是“一场派对而非抗议游行”，他说：“这件事是积极的，不是以指责谁的错误开始。'变革镇’是寻找围绕在石油峰值危机和气候变化周边的机会，而非找问题。”

　　未来生活的标杆

　　尽管“变革镇”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霍普金斯的构想报有如此之大的热情。有人认为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60年代乌托邦式的反文化。在全球化经济的今天，虽然这种经济模式能够在托特尼斯这样的小镇或局部区域获得成功，但很难使伦敦、纽约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实现完全脱离石油。也有人认为在向低碳经济转换的过程中政府起到领导作用。更有人认为，能源危机和环境恶化已经到了人类无法阻止的地步。

　　针对这些反面意见，“变革网络”在平台上推出了7个“但是”帮助人们认识个体的力量，打破思维障碍，发挥想象，创造希望。

　　霍普金斯说：“现代人许多处事方式有些行不通。在石油时代，成功与幸福可能以拥有多少石油来衡量；但是，现在人们认识到，他们未来生活繁荣程度如何、身处何方，将由他们多大程度上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决定。当人们认识到这点，开始发挥想象，就发现这个计划是多么美妙；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开始为之奋斗。正是这一点给予了我对未来的希望。”

　　变革镇的意义并不是真的要建立一个小国寡民、完全与世界隔绝的独立王国，而是要构建一个反思人类生活方式、创建理想生活的实践社区。它的价值并不是能够为人们带来一个逃避现实的环境，而是确立一个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摆脱石油时代灰色历史、构建未来生活理想的标杆。

　　这种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实践生活，将我们带回到石油发明以前那种天人合一自然纯朴的生活状态中去，让我们认识到成功与幸福的标准原来可以如此简单，摆脱了资源浩劫恶性循环的生活可以更加美好。

　　霍普金斯对变革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识到自己的历史角色就是要号召人们通过对变革文化的推行和实践来积极应对能源危机。霍普金斯指出，“这个时代的潜力是巨大的，挑战也是独一无二的，富有成效的变革文化为我们提供了面对挑战的新工具。”面对变革运动的使命和目标，霍普金斯很坚定地说，“我的信念是我们的智慧将会使我们超越能源危机，使每一个地方发生改变。”

　　胡家奇：拯救人类

　　30年来他只有一个生命主题，那就是专注于研究人类命运。出版了80万字的专著，他希望影响人类的巨人进而改变世界。

　　本刊记者︱贾林男

　　在47岁的胡家奇眼中，人类正面临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危机。

　　别皱眉，这和金融危机无关。说胡家奇是个商人并不合适，1994年下海成立装修公司，3年后订单超过3亿元，但企业从来就不是他的命根子：“要不是为了支持'拯救人类’研究，我既不会从政，也不会经商。”准确地说，他是个“人类主义者”，唯一让他担心的是“人类不再有后悔的机会”。

　　“人类需要一次根本性的觉醒！”

　　3 0年来，胡家奇倾注大部分心血于人类命运的研究，出版了80万字的专著《拯救人类》。“科学技术非理性的发展'必然’导致人类的灭绝。”他用“必然”表明自己的坚定无比，原因有三：一、灭绝人类的手段正在不断涌现：今天的核武器足以炸毁地球好几遍，实验室里的转基因生物毒素的杀伤力更甚前者，纳米机器人会永不停歇地复制而后吞噬人类……何况科技的发展还远未到顶峰；二、灭绝手段迟早会被变态者使用报复全人类；三、灭绝手段即使无意，也会因偶然使用而爆发。“如果科技继续无限制地发展，人类灭绝不是千年、万年的事，而是就在前方不远！”

　　自西方的工业革命始，地球登上了一列不知开往何方的疯狂列车。胡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无休止的竞争，让每个国家都“算小账”，而不顾我们唯一地球家园的安危。于是乎，科技无限扩张，世界加速失衡，你死我活的竞争，让今人的幸福感甚至远不如旧石器时代刚刚从山洞中走出的远古人类。

　　“人类需要一次根本性的觉醒。”胡家奇说，人类历史上有三次伟大的思想革命——文艺复兴打碎了神权、启蒙运动打碎了君权、共产主义思潮动摇了私有制——如果说它们解决的是人类整体幸福的问题，接下来该登场的这第四次思想革命——还没起好名字，但它涉及人类整体幸福，更关乎人类生死存亡。

　　胡不否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他认为从此人类应当严格限制科技的发展——甚至是停止发展。依靠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已足够地球上每一个人过上相对幸福的日子。今天科学技术的使用率还不到30%，如果把已有的、安全的科学技术广泛地普及至全球，地球作为一个整体会比今天的发达国家更富有。

　　“不是我要拯救人类，是人类需要自我拯救！”

　　人类需要第一次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考虑问题。胡家奇抛出了他的解决方案——向“大统一”世界过渡。在大统一世界里，政权趋向统一，科技造福的是整个人类，全球普遍高福利，带来一个“非竞争”(相对目前白热化竞争而言)和“均富”的社会，贫富差距大大缩小，人们的幸福感提高。数千年来为争夺财富、权力而斗争、殊死搏杀的价值观，也将让位于平和、友好、俭朴、勤劳、宽容、仁慈、诚信和正直。当然，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是大统一世界保证了人类免于自我灭绝，自然繁衍下去。

　　曙光已经出现。胡认为，现代交通、通信、传媒手段已将世界缩小为一个“地球村”，大统一的硬件条件已经具备；联合国和欧盟更是反映了人类走向一体的自觉冲动。“50年前恐怕没有一个人相信欧洲会统一，但被世界边缘化的危机感让欧盟愈来愈紧密，人类灭绝的危机感要比它强大得多吧。”

　　“除了采取行动的意愿，人类拥有走向大统一的一切条件。”胡家奇对我说。

　　当普通人每天为自己的生活轨迹喜怒哀乐时，“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胡家奇不免被人看作异类。在饭桌上往往说了10分钟，别人就不耐烦了，要是直接亮出“大统一”的观点，甚至会被视为巫婆神汉。

　　胡家奇并不是个狂人，否则你无法解释他经商的成功。在建磊(国际)集团公司，你找不到任何与“拯救人类”相关的痕迹，“企业就是企业，绝不搅合进我的研究”。不过公司业绩与胡家奇拯救人类的研究，还是呈现出一条清晰而有趣的反比例曲线：埋头写书，业绩飞流直下，重出江湖，也会屡创新高。

　　儿时在湖南乡下，胡家奇的梦想不过是接工厂父亲的班。1979年以物理差一分满分成绩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在图书馆接触到相对论后，本就偏爱物理的他一发不可收拾，钻研之苦被朋友戏称为“胡家奇综合症”。

　　“不是我要拯救人类，是人类需要自我拯救！”胡家奇反复对我强调，人类的命运不是某个人能拯救的，要靠全人类来拯救，而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呐喊，改变长期主导世人的思维和行动。今年他准备了2.4万套图书、光碟，将寄给影响人类进程的政、商、文化界领袖。

　　“能保证收到吗？”《绿公司》记者问。

　　“不能保证，但是我要寄。我总做，这是我一生唯一的事业，一辈子不可能寄不到。”胡家奇说，脸上写满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