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大陆人报香港旅行团:中西方价值体系较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3:42:50
“建党90周年理论大家谈”系列网上访谈的第二场。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
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
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 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
张峰指出，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构建起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普世价值，或者说普适价值。最根本的态度是两点：
一是应该承认有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概莫能外。价值问题亦是如此。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存在的抽象的普遍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遍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就类似于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并且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作过明确的表态。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胡锦涛主席肯定“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6年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温家宝总理主张“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2007年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承认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给予积极回应，是应有的姿态。在实现普适价值例如人权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没有输理的地方，不必讳言。我国连续12年以美国的人权纪录回应美国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就是积极的姿态。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二是决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真理的成份，也为人类社会普适价值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决不等于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政治模式，更不具有普适性。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神化，同样也不能把别人的模式神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 有专家认为，民族精神过于宽泛，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精神。经历过抗洪、抗震救灾等历史事件，当前的民族精神如何界定较为准确、丰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间有何关系？对此，张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一些人是否承认，它都是事实。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是唯一不中断的悠久文明。这样的文明，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是不会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民族精神很重要，关乎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弘扬我们民族精神，可以使全体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发自内心的礼敬之情和自豪感，从而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弘扬民族精神，可以激发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聚合力,从而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究竟怎样概括好，是可以研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一个核心“爱国主义”，四个具体体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大体上是合适的。但也有进一步个别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比如，把“勇敢”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表现，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传统讲“勇”，总是同仁义联系在一起的，“仁者必有勇”，在民族危难关头才主张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另者，突出“勇”，也同“爱好和平”有相悖之嫌。建议把“勇敢”替换成“诚信”，表述为“勤劳诚信”可能更好。再比如，讲“自强不息”也是对的，但不完整。“自强不息”源于《易传》，是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讲一句不妥，最好概括为“自强厚德”。
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作用。民族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有人因为其他民族国家在灾难面前也有救助活动而质疑我国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是不对的。其实，任何大规模的无私的救助活动都是有精神力量支撑的，在西方国家也许是基督教精神，在我们中国，就是团结统一包括互助的民族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同样也是重要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难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以汶川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为例，其速度、其规模、其力度、其效果，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与最近邻国的救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没有理由说伟大祖国好、社会主义制度好吗！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国家精神的一体两面，是紧密联系的。民族精神只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会有稳固的根基。正因为如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二方面的基本内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时代精神，都需要铸造一种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主题和要求的时代精神。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时代精神也有着全面的多维表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其要求是确立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法制意识与和谐取向，等等。时代精神源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愿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际展现。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难点，应如何攻坚？
张峰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正因为如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一要求，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理想信念方面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有的忽视理论学习，理论和实际脱节，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能力不强，有的甚至把学习理论当作装潢形象的工具，没有真正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腐败官员比较多，携带出逃款项也很惊人。这些腐败官员出逃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方面出了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缺乏信心，提前为自己留后路，找退路。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注意对“裸官”的管理，做到防范在先。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源头上抓起。这是治本之策。
张峰说，坚定理想信念，除了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四基本”即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五种意识”：一是增强党的意识，在党言党、在党爱党，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不懈奋斗。二是增强宗旨意识，就是要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三是增强执政意识，就是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创新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四是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五是增强责任意识，就是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
坚定理想信念，还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四个划清”，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四个划清”分别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管方向、打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含糊。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
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承认普世价值，就是不走人类文明的共同道路；你承认他们那套价值是普世价值，你就得走他们的政治发展道路，国将不国，受制于人。
应对西方价值体系冲击 应具备两个根本态度
张峰指出，应对处于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构建起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正确认识普世价值，或者说普适价值。最根本的态度是两点：
一是应该承认有人类社会的普适价值。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一切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发展过程中，概莫能外。价值问题亦是如此。没有脱离一切特殊价值而存在的抽象的普遍价值，也没有不蕴含普遍价值而孤立的特殊价值。普世价值就类似于绝对真理，是由无数相对真理所构成，并且寓于相对真理之中。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多次作过明确的表态。2003年在访问澳大利亚时，胡锦涛主席肯定“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6年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温家宝总理主张“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模式。”2007年在两会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显然，承认人类共同的普适价值，而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给予积极回应，是应有的姿态。在实现普适价值例如人权问题上，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没有输理的地方，不必讳言。我国连续12年以美国的人权纪录回应美国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攻击，就是积极的姿态。西方敌对势力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不承认普世价值，这样他们就有了攻击我们使我们陷于不仁不义境地的口实。我们不要上他们的当。
二是决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普世价值。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真理的成份，也为人类社会普适价值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决不等于普世价值。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在其核心价值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政治模式，更不具有普适性。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发展模式神化，同样也不能把别人的模式神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是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 有专家认为，民族精神过于宽泛，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中华民族精神。经历过抗洪、抗震救灾等历史事件，当前的民族精神如何界定较为准确、丰富？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之间有何关系？对此，张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要认识到，我们的民族精神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一些人是否承认，它都是事实。我们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人类历史上是唯一不中断的悠久文明。这样的文明，如果没有民族精神作支撑，是不会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民族精神很重要，关乎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没有高尚的品格，没有坚定的志向，不可能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弘扬我们民族精神，可以使全体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发自内心的礼敬之情和自豪感，从而增强民族整体对民族成员的吸引力；弘扬民族精神，可以激发中华儿女的民族自豪感和归属感,增强中华民族成员之间的聚合力,从而使中华民族焕发出强大的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
当然，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究竟怎样概括好，是可以研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读本》把中华民族精神概括为一个核心“爱国主义”，四个具体体现：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大体上是合适的。但也有进一步个别调整和完善的必要。比如，把“勇敢”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表现，就有些牵强。因为中国传统讲“勇”，总是同仁义联系在一起的，“仁者必有勇”，在民族危难关头才主张杀身以成仁，舍生而取义。另者，突出“勇”，也同“爱好和平”有相悖之嫌。建议把“勇敢”替换成“诚信”，表述为“勤劳诚信”可能更好。再比如，讲“自强不息”也是对的，但不完整。“自强不息”源于《易传》，是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讲一句不妥，最好概括为“自强厚德”。
面对重大的天灾人祸，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显示出了其巨大的作用。民族精神，在民族危难之际，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有人因为其他民族国家在灾难面前也有救助活动而质疑我国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是不对的。其实，任何大规模的无私的救助活动都是有精神力量支撑的，在西方国家也许是基督教精神，在我们中国，就是团结统一包括互助的民族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主义制度的力量同样也是重要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解难事，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以汶川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为例，其速度、其规模、其力度、其效果，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与最近邻国的救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没有理由说伟大祖国好、社会主义制度好吗！
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是国家精神的一体两面，是紧密联系的。民族精神只有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只有与民族精神相结合，才会有稳固的根基。正因为如此，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二方面的基本内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时代精神，都需要铸造一种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主题和要求的时代精神。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孕育和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伟大时代精神。围绕改革创新这个核心，时代精神也有着全面的多维表现，其特征是与时俱进，其本质是以人为本，其要求是确立开放意识与世界理念、自主意识与民主觉悟、竞争意识与效率追求、法制意识与和谐取向，等等。时代精神源于社会的现实要求，反映了人民的真实愿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际展现。 当前，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在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理想信念教育存在哪些薄弱环节和难点，应如何攻坚？
张峰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正因为如此，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这一要求，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目前党内还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理想信念方面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缺乏识别能力，有的甚至还随声附和；有的忽视理论学习，理论和实际脱节，用科学理论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能力不强，有的甚至把学习理论当作装潢形象的工具，没有真正解决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大家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我国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腐败官员比较多，携带出逃款项也很惊人。这些腐败官员出逃的具体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方面出了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也缺乏信心，提前为自己留后路，找退路。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注意对“裸官”的管理，做到防范在先。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源头上抓起。这是治本之策。
张峰说，坚定理想信念，除了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四基本”即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五种意识”：一是增强党的意识，在党言党、在党爱党，把党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不懈奋斗。二是增强宗旨意识，就是要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认真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三是增强执政意识，就是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创新执政理念、转变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人民掌好权、执好政。四是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紧密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于党的工作大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五是增强责任意识，就是勇敢担当起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
坚定理想信念，还要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做到“四个划清”，即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这“四个划清”分别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是管方向、打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能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