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邦乳胶漆真伪:图说中国历代君主帝王255宋夏金时期的蒙古草原各部简介

克烈是辽、金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部族。其居地在土拉河黑林、鄂尔浑河上游,克鲁仑河。亦或译作克列夷、怯烈、怯里亦、客列亦惕、凯烈等。《辽史》称之为“阻卜”或“北阻卜”，亦作“达旦”。据拉施德丁《史集》记载：此部之王生有八子，皆皮肤黝黑，因此被称为“克烈”，后来诸子之后裔自立姓氏，唯嫡系仍旧以克烈为名。有人认为克烈有乌鸦的意思。阻卜有提醒,草原部落之意。

  种族

关于克烈族属，学术界意见不一，有主突厥说，有主蒙古说。前者认为是九世纪中叶随黠戛斯南下的谦河地区部落，或认为是回鹘汗国灭亡以后留居本土的遗民；后者认为是唐朝中西迁的鞑靼后裔。元朝人视克烈为蒙古，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就将克烈列于“蒙古七十二种”之列。有趣的是，任何有关蒙古人起源的传说也与克烈无关。

克烈盛衰

蔑儿乞（Merkits）是十世纪至十三世纪在今大约西伯利亚的一个游牧民族，属蒙古的五大兀鲁思之一，活动的地方是鄂尔浑河流域与色楞格河。又名灭里吉、袜劫子，在辽朝被称梅里急、密儿纪。陶宗仪把他们归属蒙古七十二种。

据《新五代史》的记载，蔑儿乞是一个是一个凶强的部族，其人用大弓长箭，杀死他族人再生食其肉[1]。

蔑儿乞是蒙古部的世仇，经常互相攻击。蔑儿乞人曾侵袭铁木真营帐。抢去他的妻子孛儿帖。部长脱黑脱阿打算把孛儿帖，送交王汗，王汗后来归还铁木真。中途生产了术赤。他们也曾掠走王汗，逼迫他杵米。

脱黑脱阿战败后，逃亡乃蛮部塔阳汗处。塔阳汗死，再逃亡往其兄弟不亦鲁黑汗处，和屈出律过流亡日子。脱黑脱阿和屈出律来到不黑都儿麻河畔，企图持续反抗。1205年成吉思汗发兵追捕，杀死了脱黑脱阿，脱黑脱阿的两个儿子忽都与赤刺温无法埋葬也来不及运走他的尸体，匆忙间只好砍下他的头，向遗体作最后的告别。和铁木真对抗了几十年的脱黑脱阿成为无头鬼。蔑儿乞人和乃蛮人向西南方向逃生，许多人在抢渡额尔齐斯河时淹死。忽都，赤刺温兄弟先前往畏兀儿，被逐出，在钦察草原以东流亡了十多年。

 灭亡

乃蛮，古代部落，于11世纪开始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牧地在阿尔泰山之阳，北接斡亦剌惕，西界回鹘，操突厥语族语言，有人说是吉尔吉斯人，又译乃马、乃满、迺蛮、奈曼、奈蛮、耐满、粘拔恩、粘八噶等。他们有一突厥名sakiz oghuz,八姓乌古斯人。

历史

社会

札剌亦儿是迭列斤蒙古的部落，分十部。最著名的是木华黎，忙哥撒儿的札阿惕部。札剌亦儿人的来源有两者：随蒙古部从大兴安岭迁出，一部是在回纥牙帐附近，为回纥牧骆驼。

木华黎

札剌亦儿在

　　阿剌兀思长子不颜昔班、侄镇国、次子孛要合相继袭位，称北平王，娶阿剌海公主。孛要合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女，至元间称为丞相，主汪古部事。爱不花长子阔里吉思继任，元成宗铁穆耳时，受封高唐王，娶成宗女，镇守西北边境，被笃哇军俘虏后遇害。其弟术忽难袭高唐王，又进封鄃王、赵王。术忽难传位阔里吉思子术安，术安娶泰定帝姊。从此，汪古部主相继袭爵赵王。

汪古部原住边墙以外，其中心为黑水（今内蒙古达茂旗艾不盖河）附近的按打堡子。蒙古灭金，又据有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砂井（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和集宁（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巴彦塔拉公社土城子）等地。按打堡子在元代建起城池和王府，初称新城，后改名静安，又改德宁（今内蒙古达茂旗鄂伦苏木）。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元代都升为路，各领一县，是赵王的直属领地，由他自选官吏治理。

　　汪古人和汪古领主的属民也散布在阴山以南和中原广大地区。元代还有几个著名的汪古家族。净州马氏于金末迁开封，在金、元两朝世代任官，其中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按竺迩出身阴山边塞，因出征甘陕四川等地有功，任征行大元帅。其孙赵世延，官至御史中丞，中书平章政事。巩昌另有一支汪氏，世袭巩昌等路便宜都总帅。

　　汪古人主要经营畜牧业。少数人会种秫穄，元代出现了专业的“种田白达达户”。元朝在汪古部领地设置驿站，开辟了木邻（morin，蒙语意为马）驿道,通往漠北；又设榷场、和籴所和官仓。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等地，因处于交通要道，官民贸易发达，形成了一些城镇和村落。从各城镇的遗迹判断，当地已有烧制砖瓦、陶器和冶铸铜铁等手工业部门。

　　元亡，末代赵王汪古图降明，不少汪古人迁至内地。

元王朝和统治该地区的汪古部首领,在经济上采用了农牧并重的政策。这里有农业,至今在元代古城和村落遗址附近,随处都可以发现由于耕种土地而留下的“地影子”,像在达茂联合旗东南额尔登敖包乡哈沙图木胡儿索卜嘎古城附近,都大面积地遗留着耕种过的土地痕迹。在各个古城和村落遗址附近,发现铁犁铧、铁耧、铁耙齿等。另外,这一地区还发现了元代粮食脱粒农具石碌碡等。除考古发现外,文献记载亦证明了汪古部有农业,据《马可波罗游纪》说:丰州“特离牧务农为生”。居于净州天山的马氏汪古“业耕稼畜牧,赀累钜万”,“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1]。

这里有畜牧业,在汪古部管辖的范围内,各个城址、遗址的灰堆或灰层内,曾出土过数以万计的家畜遗骨,说明汪古部是既有农业,又从事畜牧业的部族。

    我们知道,汪古部的族源为突厥,而突厥人是以猎牧业为其经济生活基础的,正如唐朝使臣郑元寿所说:“突厥兴亡,唯以羊马为准。”[2]后突厥艹必伽可汗的大臣暾欲谷说:“……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与(之)为敌者,正以逐水草,居处无常,射猎为业,人皆习武,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若筑城而居,变更旧俗,一朝失利,必为所灭。”[3]突厥的同族——回鹘也是“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

其人“善骑射”。其畜“多大足羊[5]”而且汪古部居住的今大青山南北地区在元朝以前亦是猎牧的世界,一向以猎牧为生。例如,在公元682年,突厥的阿史那骨咄禄叛唐,占领黑沙城(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后,就是靠打猎维持生计的。突厥文《暾欲谷碑》载:“吾人时方居总材谷(即阴山山谷)及黑沙(城)。吾人居彼以大兽、野兔自给,民众口食无缺。……此(当时)吾人之境况也。”

那么,为什么到了元
代,有着丰富猎牧经验和传统的汪古部却改弦更张,改变了生活的道路呢?我们认为,其原因有四:其一,元朝的农业经济政策促使汪古部由猎牧业走向农牧业。就宏观农业经济政策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首诏天下,国民以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6]。并颁发《农桑辑要》一书,促使人们重视农业。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居元朝首都很近的汪古部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政策的影响。就地区政策而言,为了解决汪古部及岭北行省的缺粮问题,元朝政府采纳了王恽“广屯田认息远饷”之策,在今呼和浩特以南广大地区实行屯田。

王恽在至元十九年《便民三十五事》振武屯田条说:“新城、砂井、静州等仓,供饷繁重,和籴粮斛浩大,应就近屯田,以实砂、静诸仓”,并说:“今体仿振武并丰州界河两旁,地广民稀,除营帐放牧外,其余荒闲地尚多。……留兵营田……田功稍集,粮储必有所济”,这一建议后被采纳了。

《元史·兵志》记载:“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于燕赤哥赤斤地面及红城周回置立屯田,开耕荒田两千顷”。屯田的地方当在今呼和浩特之南和林格尔县及大黑河、小黑河流域。那么,这就直接影响了汪古部的生产。另外元代有大批汉族劳动人民涌入汪古地区,为这里开发农业准备了劳力和技术力量。

其二,在元代,汪古部在前代基础上修建了许多城镇,定居的生活使人口急剧增长,单纯的猎牧业经济,无法满足需求,只得农牧并重,保证对农畜产品的需求。其三,汪古部的确以突厥为主体,但从漠北南下千里迢迢来到阴山地区的突厥族,经过长途跋涉,通过和其它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生产、生活方式已有所改变。

加之,这一地区并非单纯的突厥人居住,早在从唐末到五代,从新疆东来的沙陀,从漠北南下的回鹘,以及由西而来的党项和漠北而来的鞑靼就相继来到东从大同西至包头以西的阴山以南的狭长地带,他们错居杂处,相互矛盾又相互制约,逐步走上了民族融合的道路。准确的讲,这一时期,在阴山地区出现的汪古部应是以回鹘、沙陀为主体的突厥语族与汉藏语系的党项人及蒙古语族的鞑靼人逐步融合而成的。例

如,马氏汪古在来阴山地区之前,在甘肃临洮已有农业。他们把这种农业生产的传统带到了这里。其四,汪古部和中原农业区密切的交往,影响着汪古部的生活、生产方式。这种密切的交往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汪古部与中原畅通的交通。

元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空前统一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交通业得到充分的发展,由内地通往我国北方的驿道就经过汪古部统辖的地区,到达岭北行省的。据《元史·地理志》载:“北方立站:帖里干、木怜、纳怜等一百一十九站”。方便的交通把汪古部所辖的地区同我国其它地区紧密的连成一体。

二是汪古部与中原地区长期频繁的贸易。这可在汪古部统辖范围内各个遗址及墓葬中发现的大批货币和中原的各种物品为证。

    汪古部所种植的作物种类,粮食作物从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看至少有黍和荞麦两种。

元人刘秉忠《过丰州》诗云:“出边游游水西流,夹路离离禾黍稠”,这是丰州地区当年农业的真实写照。在四子王旗王墓梁出土的荞麦皮枕头,证明当时在大青山后已种植荞麦。《马可波罗游记》写道:“从歌萨城启程,经过契丹省到达太原府王国,……还可以看到葡萄园和耕地”。“这里又有许多桑树,桑叶可以供居民养蚕,产出大量的蚕丝。”

又说:大同“这个地方葡萄园数目很多,葡萄产量十分高,其他水果也很丰富。由于大量种植桑树养蚕业极为发达。”虽然太原、大同非汪古部所辖之地,但由于一则这两个地区距汪古部所辖之地距离较近,气候也有相似之处,二则如前述,元初政府曾派太原、大同的兵士在土默川平原屯兵,所以汪古部种植葡萄和其他水果乃至种桑养蚕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从考古发现看,汪古部的农业生产工具有两种,第一种是整地工具,在汪古部的各个古城和村落遗址附近,经常发现铁犁铧、铁耧、铁耙齿、铁锄钩等农业生产工具。在达茂联合旗敖伦苏木古城内,曾发掘出土两件完好的铁犁(图1、2),其式样已接近现代我国北方农村中所用的旧式犁,只是较宽大一些而已。第二种是粮食脱粒加工工具。

在大青山后的四子王旗、达茂联合旗、察右中旗、察右后旗、察右前旗所发现的元代粮食脱粒农具石碌碡的数量多得惊人,尤其是在四子王旗、武川县和达茂联合旗境内,几乎每一座古城或遗址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工具(见图3),有的被稍事整修,现在还加以使用。在大青山后,以石碌碡命名的村名、地名不可胜数。

   例如,达茂联合旗乌兰图克乡有地名为“三颗碌碡”,大苏吉乡有村名为“石碌碡”,都是以有现代的石碌碡而得名的。有些地方的石碌碡非常之多,像大苏吉乡花格娜村西南狗不忝山原有碌碡二十余个;额尔登敖包乡哈沙图村在一个周围不及半公里的范围内,竟集中放着石碌碡三十余个,这大概是元代村落中庄稼脱粒的场面所在地。

关于石碌碡的用法《王祯农书·耒耜篇》讲得很清楚“……然北方多以石,南人用木,盖水陆异用,亦各从地其宜也。其制长可三尺,大小不等,或木或石刊木括之,中受轴,以利施转。……俱用畜力挽行,以人牵之,碾打田畴上,块垡易为破烂。及碾捍场圃间,麦禾即脱稃穗。水陆通用之。”则碌碡兼有碎土和脱粒之功能。汪古部以碌碡脱粒是肯定的,至于碎土也是完全可能的。

 以上,我们根据极有限的材料,对汪古部的农牧业经济概况作了一简要的介绍。那么怎样全面、客观地评价其农牧业技术水平呢?我们认为,纵向比较,元代的汪古部和以前相比,特别是和他的“老祖宗”——突厥相比,由于他的开放,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农牧业技术水平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横向比较,即和元代的内地相比,其农牧业仍然是较为粗放的,例如,还不大懂得施肥,在汪古部管辖的地区,可以发现元代的粪堆遗迹。其农牧业政策作到了农牧业并重,但未作到农牧业真正有机的结合,汪古部《甸城山谷修理路碑文》中道:“厥土惟瘠卤,厥田惟下中,原高且平,垦耕牧养”。其粮食不能自给,大批粮食需由内地供给。新城(即汪古部首府,今达茂联合旗敖伦苏木古城)、净州、砂井三地生产的粮食尚不足用,要由太原等地供给。畜牧业的粗放使它成为十分脆弱和不稳定的部门,特别是对黑(旱)白(雪)灾,更是不能防御。

《元史·拜住传》说:“延间(1314——1320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又元虞集《道园学古录·需公神道碑》记载:“大德九年(1305年),朔方乞禄禄之地岁大风雪,畜牧之损且尽,人乏食。其部落之长,咸来号救于朝廷”[10]。《元史·明宗纪》说“天历二年(1329年)五月,赵王马札罕部旱民五万五千四百口不能自存。”再如“延七年八月以来,雪重草死,官无黍粟,以致马匹瘦弱,迟误驿传,请按济事”。[11]因此,纵向比较,亦不能对其农牧业技术水平评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