舜和国际酒店是几星级: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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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百家争鸣

印加帝国：“黄金之国”覆亡记阅读原文
黄金之国的传说当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新大陆的消息传开之后，全欧洲的青年们都活跃起来了。 “太好了，老子也去新大陆捞它一把。” 当时怀有这种野心的人确实不少。出生于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就是其中一个。皮萨罗自愿参加开赴美洲的部队，到达新大陆后，他又加入了巴尔波总督率领的军队。他们横越了巴拿马地峡，看到了“大南海”（太平洋）。皮萨罗因横越巴拿马地峡有功，被晋升为下士官。有一天，他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听一个农民讲：“据印第安人说，从这里一直向南走去，那里有一个印加帝国，那儿可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国家呀！” 皮萨罗的远征队被这种传说搅得神魂颠倒的皮萨罗，在得到巴尔波总督允许之后，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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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加帝国：“黄金之国”覆亡记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03 00:04:59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黄金之国的传说

　　当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新大陆的消息传开之后，全欧洲的青年们都活跃起来了。

　　“太好了，老子也去新大陆捞它一把。”

　　当时怀有这种野心的人确实不少。出生于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就是其中一个。皮萨罗自愿参加开赴美洲的部队，到达新大陆后，他又加入了巴尔波总督率领的军队。他们横越了巴拿马地峡，看到了“大南海”（太平洋）。

　　皮萨罗因横越巴拿马地峡有功，被晋升为下士官。有一天，他在酒馆喝酒的时候，听一个农民讲：“据印第安人说，从这里一直向南走去，那里有一个印加帝国，那儿可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国家呀！”

　　皮萨罗的远征队

　　被这种传说搅得神魂颠倒的皮萨罗，在得到巴尔波总督允许之后，于1525年1月，率领120名士兵，分乘三艘帆船，从巴拿马出发了。但不久，船队在厄瓜多尔海面遇到了强烈的风暴，三艘船全被撞坏，大部分士兵被海浪吞没，去向不明。

　　幸存下来的皮萨罗队长和14名士兵，煞费苦心才勉强将撞破的船只修好，后来终于到达了印加帝国（现在的秘鲁）的海岸。因为他们只有14个人，又没有重武器，加上筋疲力尽，所以只在登陆的海岸附近，偷偷地窥视一下之后，就匆匆忙忙地返航了。

　　1532年，皮萨罗率领180名士兵，携带27匹马，两门小炮，分乘两艘帆船，两次来到印加帝国。不久，由阿尔马格罗队长指挥的一百吨级“伊莎贝拉”号帆船，载着80名士兵，18匹马，几条狗，外加6门大炮，在皮萨罗的接应下也来到这里。

　　安第斯山里的帝国

　　皮萨罗梦寐以求的“黄金之国”，是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印加帝国的领土北起哥伦比亚，南至阿根廷，蜿蜒4000多公里，面积达2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1100多万。这个地方早在公元前700年间，就已经相当开化了，16世纪初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拥有很高的文化。

　　九世纪初，当欧洲的文明之花尚未开放的时候，印加人已经在安第斯山脉东部的一个海拔3千几百米高的山顶上，用花岗岩建造起了宏伟的都城，起名为马楚皮克楚。在马楚皮克楚，还专门为皇帝建造了城门、石台阶、道路、广场、圆塔以及宏伟的神庙、宫殿和阳台。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取材于浅色的花岗岩。另外，在神庙的祭坛上，用一块一百多吨重的花岗岩石板，建筑起一个祭台（供桌）。这些石料建筑没有用一点儿灰浆和水泥，但看不出石块与石块之间有缝隙。虽然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今天仍然看不出有移动的痕迹。

　　后来，因为人口不断增加，食物和用水发生了困难，部落从山区迁移到库斯科高原，在的的喀喀湖的西北面建起了美丽的库斯科城。因为印加人得到了大量黄金，所以无论制作什么东西，都用黄金，就像我们今天使用钢铁那样随便。崇拜太阳神的印加人认为，黄澄澄的金子很像太阳的光辉，所以在建造神庙和宫殿时，大量使用黄金。

　　印加帝国在16世纪初达到全盛时期。扩大了领土，增加了人口，文化也有了发展。生产以农业为主，土地全部属于国有，国民可以得到足够的土地耕种。60岁以上的人不劳动可以得到国家照顾，并设有养老院、医院、寡妇之家等等。这时的农业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可以在陡峭的山坡上砌起石墙，建造梯田。但是，随着皮萨罗军队的入侵，过去繁荣昌盛的时代便永远消逝了。

印加帝国的灭亡

　　印加人第一次看到皮萨罗一伙时，吓得魂不附体。他们还是第一次看见马。

　　当时皮萨罗的军队总共不到170人，装备也不过是13支火枪、两门大炮、20匹马罢了。而印加军队如何呢？据说有5万7千人之多，可是皮萨罗的军队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卡哈马卡城。

　　皮萨罗和他弟弟埃尔南多，神父巴尔维德，经过一番密谋之后，设下了一个毒辣的圈套，他们想要假借设宴招待阿塔瓦尔帕皇帝，把他骗来扣下。从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城到卡哈马卡有一千二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当时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起码要走一个月。

　　阿塔瓦尔帕皇帝和他的随从们经过长途跋涉，风尘扑扑地来到卡哈马卡。但万万没有想到，惨无人道的皮萨罗竟然将皇帝的二千多名赤手空拳的卫兵杀死，将皇帝扣起来做人质，要求皇帝用装满关押他的房间那样多的黄金来赎身。当时关押皇帝的那间房子长7米，宽5点5米，高3米左右。我们可以算一算，这样大的一间房子得需要多少黄金才能填满呀！

　　皇帝的使者被放回去后，立即四处收集黄金，很快就收集到能堆满那间房子而且有余的黄金。这笔黄金用现代货币来估算，至少价值二千万美元。然而皮萨罗到底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家伙。当他得到这一大笔赎金之后，立即给阿塔瓦尔帕皇帝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于1533年8月，在卡哈马卡城的广场上，当着成千上万印加帝国国民的面，将皇帝处死了。皮萨罗杀死皇帝以后，他的魔爪又贪婪地伸向了库斯科城。他向他的部下说道：

　　“听说首都库斯科城的神庙和宫殿里，收藏着无数的财宝。城里的‘太阳尼僧院’里还有一百名侍候太阳神的美丽的姑娘。我们快去那里呀！抢他们的财宝，让那些姑娘做我们的婢女。”

　　从卡哈马卡到库斯科城有一千二百公里，皮萨罗的军队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个月以后，皮萨罗的军队虽然开进了库斯科城，但是，他们在宫殿和神庙里什么也没有捞到，太阳尼僧院里也是空空如也。原来库斯科城的居民们早就听到皮萨罗军队的残暴行径，在他们没来到之前，就已经带着历代皇帝、皇后的木乃伊和皇宫里的无数财宝逃走了。尼僧院的姑娘们也不见了。

　　永远消逝了

　　当皮萨罗的军队侵入库斯科城的时候，有一群印加人已俏悄地出现在的的喀喀湖畔。因为传说的的的喀喀湖是印加人所崇拜的太阳神、月亮神的儿子下凡创建印加帝国的地方。

　　这一群从库斯科城逃出来的印加人，携带着印加帝国皇帝和皇后的木乃伊以及无数的财宝乘坐芦苇筏子向湖心划去。湖中心最深的地方达250米，如果掉进里面，恐怕连尸体都找不到。这时，一个神官站了起来，冲天祈祷之后，将筏子上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投入湖中。皇帝、皇后的木乃伊以及印加帝国的财宝，与其被皮萨罗抢去，倒不如使其回到的的喀咯湖——印加帝国的摇篮里更好。

　　尼僧院的一百名尼姑又怎么样了呢？。据说，这些姑娘们逃出库斯科城后，穿过一条秘密的近路，来到印加帝国的古都——已经没有人居住的马楚皮克楚，在那里默默地侍奉着太阳神。

　　后来这一百名姑娘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美貌，慢慢地衰老了。又过了许多年，便相继离开了人间。

　　1911年7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着名的考古学家比卡姆博士一行，在发现马楚皮克楚遗迹的同时，在离神庙不远的地方发现了99座坟墓。不用说，这一定是那些侍奉太阳神的尼姑们的坟墓。最后离开人间的尼姑，可能是跳崖自尽的，所以只缺她一个人的坟墓。

　　皮萨罗因侵占印加帝国有功，西班牙国王封了他个侯爵，并任命他为秘鲁总督。后来他由于受到同伙的妒忌，1541年6月26日被暗杀了，死时65岁。从那以后，印加帝国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又过了三百年，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宣布独立，这就是今天的秘鲁。现在在库斯科或安第斯高原地区仍然可以看到精悍的印加人。

2011年7月9日，苏丹南方建立南苏丹共和国，正式同苏丹共和国（北方）分离。表面上看，南北分离的直接原因是长达半个世纪的两次南北内战，是南北双方落实《全面和平协定》的关键条款，即通过南方公决决定南方政治地位的合法选择。而实际上南北分离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是历史上形成的南北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殖民统治与奴隶贸易以及南北关系长期不睦的结果。

　　南北分离前的苏丹共和国领土为250万平方公里（南方约62万平方公里），是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其近3900万人口（南方人口不足900万）分属19个种族，597个部族。苏丹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独特的国家，其北部的努比亚地区被史学家称为非洲大陆诸文明与中东及地中海古代多元文明交汇往来的“努比亚走廊”。努比亚史前文化的起源十分古老，早在石器时代苏丹境内尼罗河流域一带就有人类定居。约从埃及第一王朝开始，努比亚各原始黑人部族的文明进入自己的发展时期，努比亚地区出现了若干实力不俗的库什（黑人）国家，凯尔迈时期（约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500年）、纳帕塔时期（约公元前800年—公元前300年）和麦罗埃时期（约公元前300年—公元300年）的库什王国是其杰出代表。这些国家共同创造了既有埃及风格又具自主色彩的努比亚文明。

　　公元6世纪前后，基督教从埃及、阿克苏姆和红海沿岸传入努比亚地区，使麦罗埃王国灭亡后出现的苏丹北方的诺巴迪亚、马库里亚和马库拉等地方性王国进入了繁荣近千年的基督教努比亚文明时期。从9、10世纪开始，苏丹北部地区再次经历重大历史转型，即努比亚文明的阿拉伯－伊斯兰化。在越来越多阿拉伯人的渗入和伊斯兰教的强势传播下，努比亚的古代基督教王国最终于15世纪走向灭亡，随后在今苏丹境内出现了芬吉（1504年—1821年）和达尔富尔（约1640年—1874年，1898年—1916年）两个伊斯兰王国。阿拉伯－伊斯兰化进程持续了上千年，并逐渐将苏丹北方居民变成了阿拉伯人。随后，这一进程在土耳其—埃及统治阶段（1820年—1885年）和马赫迪革命时期（1881年—1898年）得到了重大推进，并最终将苏丹北部变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

　　由于无从考证的原因，苏丹南方的早期历史鲜为人知，但早在15世纪之前南方就已生活着目前南苏丹丁卡、努尔、巴里、希鲁克等尼罗特人的祖先，他们以农耕或家畜饲养为生。19世纪前期，非尼罗特的赞德人进入南方，他们建立的王国凭借出色的军事能力一直存续到20世纪初期。与北方人的阿拉伯—伊斯兰化不同，南方人因蚊虫、赤道气候、沼泽地等天然屏障及部落武装的抵抗而免于伊斯兰教的扩张，这使他们能够保留自己的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和政治制度。不过，北方人对南方的奴隶猎捕和南方对北方的抵抗一直是19世纪之前苏丹南北关系的主要特点。

　　土耳其—埃及对苏丹的统治对苏丹南北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19世纪的奴隶贸易使南方人同苏丹阿拉伯人有了更多接触，也导致了他们对北方人的仇恨。贩卖南方黑奴本来就是苏丹漫长历史中的一个古老传统，南方黑人主要被北方的阿拉伯奴隶贩子贩卖到埃及和中东地区。占领苏丹后，埃及政府也直接参与了北方人在南方的奴隶掠获活动，甚至一度垄断奴隶贸易。其二，虽然在南方的探险并不成功，对南方的管理也名存实亡，但当时已被英国控制的埃及却将欧洲人带到了南方，并为基督教在南方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历史证明，基督教不仅对当代苏丹南方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成为南方人对抗阿拉伯—伊斯兰化的主要工具。

　　如果说南北不睦的最初原因是北方人对南方人的奴隶贩卖，那么英国对苏丹的殖民统治则是强化南北不和的重要原因。绞杀马赫迪国家并重占苏丹后，以英埃共管为幌子的英国殖民者在苏丹北方和南方推行完全不同的管理制度，且人为加剧南北之间的原有隔阂。英国殖民者以西式政治结构取代北方原有的集权制度，但在南方却推行封闭和孤立南方的所谓“南方政策”——禁止北方人进入南方或在南方工作；阻止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向南方传播；鼓励南方黑人恢复其非洲传统文化和部落生活；鼓励传教士在南方各地建教堂，办学校和开诊所，传播基督教文化。共管时期（1899年—1955年）的“南方政策”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南北关系，而且为日后的南北分裂播下了痛苦的种子。

　　北方和南方在民族独立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及独立前后国家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是导致南北对抗的直接原因。虽然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的第一次苏丹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南方黑人，但是1947年之前的民族主义运动基本局限于北方，而主导苏丹独立进程的两大政党（乌玛党和民族联合党）也是基于苏丹两大伊斯兰教派（安萨和哈特米亚）的北方政党。在所谓参与政府管理的北苏丹咨询委员会（1943年—1947年）和管理会议（1946年—1947年）中，南方没有任何代表。为了应对管理会议提出的成立代表全苏丹的立法议会的要求，1947年英国殖民者在南方首府朱巴召开了一次征集南方人意见的会议，并使与会的南方代表同意南方派代表参加立法会议。然而，在随后成立的由75名议员组成的第一届立法议会中，留给南方人的席位仅有13个。同样，在1953年的议会选举中，南方只获得了97个众议院席位中的10个席位和33个参议院席位中的3个席位。

　　由民族联合党领导的自治政府在1954年初成立后，迅速推行苏丹化运动，全面替换各级政府中的英国官员。在英国人和埃及人留下的大约800个职位中，只有6个南方的下级行政职务被委任给南方人，这极大地伤害了南方人的感情。随后，自治政府又拒绝了南方人提出的在苏丹实行联邦制的要求。南方人的怨恨和愤怒情绪不断膨胀，并最终在距离苏丹独立不到5个月的1955年8月发动武装叛乱，不加区分地肆意杀害在南方的北方人。自此，长达半个世纪并直接导致南北分离的血腥内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然，南北分离并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如果独立以来的苏丹政府能够尊重南北方文化、种族和宗教差异，切实改变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如果尼迈里政府能够始终遵守结束第一次内战（1955年—1972年）的《亚的斯亚贝巴协定》，保证南方的自治地位，如果民族团结政府能够全面落实结束第二次内战（1983年—2005年）的《全面和平协定》，使统一更具吸引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将仍然是那个非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

【导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也一度把东德当作沉重的包袱，斯大林晚年曾计划甩掉这个包袱，他去世后，权倾一时的贝利亚更是处心积虑地加速实施这一计划。

　　德国《明镜周刊》日前披露了联邦德国（西德）首任总理阿登纳曾想出售西柏林的秘闻，而阿登纳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要减少被“孤立”在民主德国（东德）境内的西柏林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也一度把东德当作沉重的包袱，斯大林晚年曾计划甩掉这个包袱，他去世后，权倾一时的贝利亚更是处心积虑地加速实施这一计划。

　　煽动罢工

　　1953年6月，东德罕见地爆发了一场工人大罢工，反对苏联“占领军”，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罢工于6月17日开始，历时两天，席卷500家工厂企业，参加人数达30万。工人罢工的原因很简单：1953年5月，东德一些企业多数工人的工作量突然提高了10%。工人们原本就劳务沉重，生活艰难，现在无缘无故地加大工作量，自然激起不满。

　　据记载，6月17日，在东柏林斯大林大街进行施工的东德建筑工人首先宣布罢工，并决定于6月18日上街示威抗议。莱比锡、马格德堡等市的工人对他们的举动表示坚决支持，紧接着，其他地区的工人也潮水般涌上街头，强烈要求减少工作量和降低消费品价格。哈雷市及其他许多地方的工人在经济诉求外又附加了一些政治诉求，具体就是：民主德国领导人辞职，实现德国统一。

　　在两天的罢工风潮中，全东德游行示威多达160次，各地工人与警察的冲突接连不断，甚至发生多起流血事件。其中，14人在街头被东德警察枪杀，之后又有数十人被处决。

　　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1953年的柏林事件是自发性质，是工人们饥肠辘辘，不堪忍受，所以揭竿而起。然而，喜欢刨根问底的历史学家们通过研究秘密档案发现，这起事件是由苏联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一手策划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贝利亚此举意欲何为？原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刚一去世，一个惊世骇俗的念头便闪现在贝利亚心头，那就是以200亿美元的要价将东德卖给西方。在贝利亚看来，苏联急需这笔资金用于恢复被战争摧毁的经济。贝利亚的如意算盘是：二次大战中，德国人摧毁了苏联经济。战后，恢复经济所需之资金自然就得由这些“被卖出去的”德国人来支付。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急于脱身

　　其实，斯大林晚年就已经开始筹划卖掉东德，即不反对通过拍卖“耗费苏联太多金钱”的东德来实现德国统一。1952年，斯大林暗示美英法等其他大国：苏联在一定条件下准备从东德撤出自己的军队，以促使两个德国合并。但统一的德国必须严格保持中立，这是斯大林所坚持的基本条件之一。这位大元帅还特别希望在实施这一计划的过程中，西方国家能向苏联支付巨额抵偿金。

　　苏联最高领导层中究竟还有谁知道斯大林这一计划，现已无从查证，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1953年5-6月，大权在握、炙手可热的贝利亚试图加速实施这一计划，以上提到的提高工人10%的工作量恰恰是贝利亚设下的圈套！这是他有意而为，目的是诱使工人上钩，怂恿工人造反，借以推波助澜，加速德国统一进程。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著名活动家、资深间谍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曾跟随贝利亚多年，他在《情报与克里姆林宫》一书中写道：“1953年4月底，即五一劳动节前夕，贝利亚亲自责成我拟订一个探察德国统一可能性的秘密情报计划。他特别提醒说，该计划属最高机密。贝利亚声称，一个时常动荡不定的社会主义民主德国根本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它的生存完全依赖苏联的支持。二战后，我们苏联还没有从战争废墟中恢复元气，百废待举，可我们还不得不以低廉价格为东德和波兰等国提供原材料和粮食。”

　　苏多普拉托夫回忆说，贝利亚说这番话时，一种不屑的表情始终挂在脸上。显然，他急于摆脱这个负担。精于算计的贝利亚认为，两德合并不应当是无偿的，德国应当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他开出的价格是200亿美元。这也就是苏联出卖东德的具体价格。

　　计划破产

　　但贝利亚的计划很快宣布告吹，个中缘由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但种种迹象显示，多半是贝利亚蓄意挑起的上述风潮所引发的暴力及其巨大影响，一时间吓坏了他的老同事们。西德当局也立即认为，东柏林6月事件是一种挑衅行为。西德总理阿登纳将矛头直指苏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苏联的严重挑衅”。

　　当然，贝利亚同事们的“怕”不仅是因为贝利亚在东柏林“玩”这种危险游戏，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改组后的内务部部长，在党内跃升为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成为老同事们的头号威胁。所以，东柏林事件过去还不到10天，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和朱可夫等人便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联合采取行动，出其不意地将贝利亚当场逮捕，半年后秘密处决。这样，德国统一的宏伟计划便被无限期地搁置起来。

　　岁月悠悠，倏忽近40年过去，1990年10月，东西德在人们的一片惊呼声中快速实现统一，而促使这一计划完成的主角之一则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过，从各方面看，戈尔巴乔夫这回是贱卖了东德。他不但没有从德国人手中拿到贝利亚当年希冀的200亿美元，还欠下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大堆债。另外，据估计，莫斯科欠德国的债务就高达1000亿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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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中国民族报》2008年11月7日第11版作者：远雪原题为：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以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指出了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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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02 23:57:12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本文摘自《中国民族报》2008年11月7日第11版作者：远雪原题为：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以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指出了亚、欧民族的血缘——语言融合的历史，还以北方民族为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对中国古代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秦始皇叫“嬴政”，清雍正帝叫“胤祯”，秦始皇是不是女真人？孔子的父親叫“叔良纥”，朝鲜在蒙古语里叫“肃良合”，再如“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上古中原居民好像是以北方民族族名为人名的，北方民族是不是从中原出走的？

中国传统学术重视文字学，却忽略了对语言的研究。可是，19世纪下半叶以來，欧洲一些汉学家兼识多种语言，研考中亚、远东民族的源流，新解纷出。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毕竟有条件限制，中国人理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因此成效还不尽理想。

而朱学渊博士不受传统学术的拘束，以比较语言着手，对北方民族索源穷流，指出了亚、欧民族的血缘──语言融合的历史，还以北方民族为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鏡子，对中国古代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乍听之下，或许有人会质疑本书书名的科学性：蒙古、女真都是后起于唐宋之间的民族，怎么可能是秦始皇的家身？事实上，世间民族既不可能无中生有，也不可能骤然湮灭，如果上古没有蒙古女真民族，何来孟轲、蒙骜、蒙武、句践、句井疆这样一些春秋秦汉人名？蒙古是东胡鲜卑的后裔，女真是通古斯系民族的代表。说“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是用现代人类的表象，去看古人的血缘和语言的归属。

本书议论秦始皇的身世，或者选用了忽必烈、慈禧、溥仪、康生的面容，也只是研究他们的种属，而不是搬弄他们的历史是非。充斥本书的“汉虏同源”的种种立论，却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的企图，因此这是人类学的纯洁探索。而本书又旨在成为一本通俗的读物，所有的注释又都被略去了。

本书的作者美籍华裔学者朱学渊博士所进行的人类—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不仅是在追求精确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寻找有效的手段。

他的兴趣始于对匈牙利民族的祖缘探究，结论是匈牙利人的根主要是东北亚地区的通古斯民族。朱学渊所住的小城里有一位芬兰后裔Topa先生，他唯一的东方特征是单眼皮。朱学渊告诉过他Topa是一个东方姓氏，他很吃惊。

德裔旅行摄影家Gleasner夫妇则很认同朱学渊的人类学见解，Gleasner先生不仅让朱学渊拍摄了他的照片，还将他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给朱学渊看，他说他的某些蒙古人种面型特征是来自美丽的母亲，这两张照片也就成为朱学渊所著《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一部分。

蒙古人种的祖先是从非洲出走的，他们的体质形态则是在南亚地区滞留期间发育而成的，随着冰河的消退，他们北上中原，然后向四方发散，不仅进入北亚、中亚、南亚、近东，而且进入欧洲和美洲。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史前期印欧人种的东迁，他们不可能止路在沙漠中的楼兰；一定有人迈步河西走廊进入中原，一些北方人长得有西方人的隐约特征，是因为这个古老的原因；说那是宋代犹太人东来造成，则是过于短浅的结论。

关于这本书的由来，还是要回到大约10年前。当时，朱学渊写了一篇历史语言的研究文章，是说匈牙利人的祖先是女真民族，它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后来又牵出北方民族出自中原的线索，和中原人类有戎狄底层血缘的结论，这些论文归集成了《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由北京中华书局以“世界汉学丛书”的一部出版。此后，台北《历史月刊》连续刊载了朱学渊的文章，原社长虞炳昌先生建议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的孕育和出生的由来。

虽然《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较为通俗，但在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同源的问题上，却比《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有了更多的头绪，如上古中原人名大都是后世戎狄族名：虞舜是乌孙，句践是女真，叔孙是肃慎，孟柯是蒙古，墨翟是勿吉，荆轲是准葛尔等。于是，朱学渊就拿北方民族当做上古中原社会的一面镜子，达成了“姬姓、九姓是通古斯民族”、“五帝是爱新氏，华夏是回纥国”等人类学的结论。

中国人“以书证书”的落伍意识，使传统学术自外于世界潮流。直到20世纪前半叶，因为解读甲骨文字和考古器物的努力，才有了“以物证书”时代的到来。然而，语言作为另一种传承系统，它的“人类历史化石”的作用，却被国人束之高阁。

书要推动“以言求真”的研究。夏商两代之际，中原社会经历了“汉语”或“雅言”的一个形成过程；于今来看，此前中原流行的是北方民族的语言，否则许多先秦人事就无法理喻。如甲骨之“帚”字是“妇”，早已被郭沫若破解；但甲骨氏族名“帚好”、“帚妻”、“帚妹”、“帚妊”、“帚白”、“帚婡”中的“帚”是音符，还是意符？始终没有正确的理解；如果我们能有语音实证的自觉意识，它们不是“回纥”、“兀者”、“乌马”、“斛律”、“悦般”、“恶来”，又是什么呢？

朱学渊在中国北方诸民族源流研究上开辟出一条历史语言人类学的新路。用他的思路，对于“华夏”、“孟柯”、“句践”、“荆轲”这些我们熟悉的旧词，我们会有新的认识，而对于“有巢氏”、“有熊氏”、“神农氏”这些词的习以为然的旧解，也会有新的发现。当他论证说“孟柯”是“蒙古”，“华夏”是“回纥”，说“燧人氏”绝非发明钻木取火的部落，说满族是从中原出走的民族的后裔，我们会感受到朱学渊的敏锐的才思。

而对于走上自己的通幽曲径，朱学渊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传统学术的弊端，可从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中看出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继而有后期的守拙。……比如，由于汉字系统的非表音的性征，使‘语言学’与‘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

西方科学方法传入以后，这一问题仍未理顺。瑞典学者高本汉宣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检验的假设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延续性越加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唯恐不及。通过语音资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进而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朱学渊这段话虽然谈的只是历史研究和传统学术的问题，但他指出的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的事实，却给予我们为人处事的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

就历史科学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应该去解析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的各个真实过程。而《秦始皇是说蒙古话的女真人》一书正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如果读者能对本书的所有结论进行积极讨论，那也是作者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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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微博时代：到哪儿都爱写一段阅读原文
【导读】千百年前，苏东坡常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慨，寥寥数语，但那时的他却不知道，他已进入了自己的微博时代，堪称一代鼻祖。微博由美国twitter演变而来，这个词原是“鸟语”——“叽叽喳喳”之意，它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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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微博时代：到哪儿都爱写一段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02 23:55:33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导读】千百年前，苏东坡常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慨，寥寥数语，但那时的他却不知道，他已进入了自己的微博时代，堪称一代鼻祖。微博由美国twitter演变而来，这个词原是“鸟语”——“叽叽喳喳”之意，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人人都可以吐口水的时代终于诞生了。其发明者雄心壮志令人崇拜，这个想法囊括了世上所有能跟互联网链接的设备。

微博自然是口水场，只要不触高压线，随你怎么喷。如有哪位高人悟出其中的“钱景”，忽然造出一种新文体，如诗词歌赋之类，不定就成一代宗师了。近读《东坡志林》，屡为东坡的奇情逸志所叹服。他随手记下来的几十个字，最多百十来字，都富有高情，潇洒无以名状。苏东坡高徒黄山谷有《跋东坡〈叙英皇帖〉》谈到《志林》的由来，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苏东坡偶有所感，辄随手记下来，就像如今的写微博，写完就发表在私人的微博上——“辄付诸郎入袋中”。这些内容，从朝廷政治到地方民生，从梦里作诗到神仙鬼怪，从养生到乐死，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苏东坡本豁达高人，即在颠沛流离、危困苦厄中，也不改其谐谑纵浪的妙情。

苏东坡的“微博”《东坡志林》里，有“记承天寺夜游”云：“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以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庭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这时，苏东坡已被谪至黄州，困厄无着，却仍能逸志如此。寥寥八十二字，写尽洒脱情状。今日之写博文者，如有此高情，何愁不成美文？
我们老祖宗早就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微博写好了，也是诗，起码是美文。

苏东坡到哪里都爱写一段。《游沙湖》，求医于庞安常，疾愈，同游沙湖，作歌“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随意惊艳。《记游庐山》五首，平白如话者——“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另有“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苕溪鱼隐丛话》传下来第二句是“远近高低各不同”，我记得教材里是这句，平淡乏味，不及前者洒脱。
苏东坡从江南被贬至岭南，艰苦行走近一年至惠州。在惠州，他照样吟诗作赋，真真是“回也不改其乐”。他被政敌驱往海南儋州，在困厄之下几死时，他照样豁达，《儋耳夜书》：“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居常思忧，已是智者；苏东坡却能居忧处常，情怀真大。

东坡诗文，只要被人拿到，立即就会传抄，一时遍及大江南北。他的字画在当时就被人以高价收藏。据说，宋神宗进膳时举箸如停住不动，那一定是在看东坡妙文

人们平时说出来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道德家可以三缄其口，政治家可以口蜜腹剑，成功人士可以装腔作势，这都是对说废话的警惕。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人有一张嘴，除了能满足点口腹之欲外，剩下的功能大多无用，甚至有害。人们虽知其害，却不能把嘴巴缝起来。

古往今来，能管住嘴巴者真是少之又少，成功人士也就凤毛麟角了。小流氓出身的明太祖有句京剧名段：本想打家劫舍，谁知弄假成真。从来历史任人打扮，这也罢了。是非成败转头空，颠倒黑白一张嘴。白发渔樵江渚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快嘴李翠莲犯了七出之罪赶回婆家没商量，金圣叹口无遮拦惨遭腰斩。这都是口祸。五十多年前，有天真的知识分子被引蛇出洞，畅所欲言而受尽苦难，可为前车之鉴。
作家莫言写过一篇小说《大嘴》，说一个小孩爱乱讲，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给上中农成分的家带来苦难和惊怕。苏东坡儒道释三家都能深入浅出，照样管不住嘴巴，在宋代王安石变法时向神宗皇帝进了一本，畅言新法弊端，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伙小人还搞了个“元祐党人碑”，以苏东坡为首的三百零九人名字镌刻其上，以令其子孙代代蒙羞。这个做法真险恶到至极。新法垮台，“党人碑”却成了“蜀党英雄纪念碑”，之后一百多年，很多人都以自己祖先曾忝列碑中而倍感荣耀。

按照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的伟大人格和千古妙文，照亮了在他之前的一千年，也照亮了他之后的一千年。他的这些千奇百怪、妙语连珠的随手记下来的短文，更是让我对现在的口水微博倍感羞惭。

无论想与不想，封建帝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在血雨腥风里成长，不知道他们长大后是否会习惯这种生活，也许他们觉得那些血腥的杀戮都是正常的吧！只是成者为王败者寇，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当我们把历史这本大书翻到春秋时代那一页，目光定格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的那个画面时，就能更好地体会那则我们耳熟能详的寓言故事——龟兔赛跑。

这个寓言曾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处于劣势的时候，不能气馁、不能松懈，而是要坚持到底，等待对手犯错误。如果龟兔赛跑中兔子一直跑那么快——而且不睡觉——那赢者肯定是他；如果乌龟一开始就认定自己输了，不赛了，那么肯定赢不了。乌龟没气馁、没松懈，而且坚持到底，所以乌龟跑了第一名。

缓慢但坚持的人会赢得比赛，这是乌龟希望我们深刻体会的道理。

荒淫暴虐的齐襄公

历史上荒淫的国君挺多，但像齐襄公这样连自己妹妹都不放过的人少，情杀妹夫的人更少！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驾崩，他为自己的国民留下三个儿子，太子诸儿、公子纠和公子小白。齐僖公死后，太子诸儿即位，也就是齐襄公。这太子诸儿虽然是长子，继承了王位，但是他自小行为不端、心无正术，是个品质卑劣的人，这样的君主令齐国朝中老臣对齐国的前途很是忧虑。果然，几年之后，事实证明了这些老臣们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齐襄公“不孚众望”地将大家的担忧转变成事实。

齐襄公荒淫暴虐，反复无常。关于他的大胆妄为和风流韵事，史书上有不少记载。齐僖公有两个沉鱼落雁的女儿，一个叫宣姜，一个叫文姜。宣姜被骗婚嫁给了卫宣公，而这文姜则嫁给了鲁桓公。在文姜出嫁之前，她就与自己的哥哥、当时还是太子的诸儿有私情。虽然嫁为人妻，她却还是对哥哥念念不忘。

前694年（齐襄公四年），齐襄公派人到鲁国，说想接妹妹、妹夫去齐国。鲁国大夫申儒劝鲁桓公不要带文姜一起去齐国——这不合当时的礼法。可鲁桓公很宠爱妻子文姜，而且面对强国齐国的邀请，鲁桓公也不敢拒绝，就带着文姜回娘家了。

文姜回到齐国后，与齐襄公旧情复燃，彻夜留宿齐国王宫，把鲁桓公自己丢在了驿馆。关于这段乱伦的情感关系，我们可爱的民间艺人们还将其写入《诗经》，在《齐风》卷里加以收录。

齐风·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这首诗歌的大意是讽刺齐襄公像公狐狸一样淫荡，不但乱伦，而且就算妹妹已经嫁给鲁桓公，也不肯放手。

更过分的是，齐襄公为了能和妹妹长相厮守，还对鲁桓公起了杀心。他设宴款待鲁桓公，把闷闷不乐的鲁桓公灌得酩酊大醉。在送鲁桓公回驿馆的路上，武士彭生用厚毯子闷死了他。齐襄公见彭生完成了任务，一边命人将鲁桓公厚殓入棺，一边派人到鲁国报丧，说鲁桓公暴病而亡，让人前去迎回灵柩。

其实，鲁国的大臣们早就对齐襄公与文姜的丑事有所耳闻，这次鲁桓公突然去世，他们怀疑此事很是蹊跷。只是无奈自己国力弱于齐国，没办法武力征伐，鲁国朝廷只好派人到齐国迎回鲁桓公的灵柩。鲁国使者来到齐国，一定要齐襄公给个说法。为了对鲁国有个交代，齐襄公下令杀死了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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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类型的皇帝易患恋童癖？阅读原文
纵欲无度，求一时之快，把女人当玩偶，是历朝历代皇帝们最爱做的事儿。历史上还有不少皇帝，似乎对成年女人丧失兴趣，而将贪婪邪恶的目光投向了开心玩耍的孩子们，有喜欢男童的，有喜欢女童的，极尽摧残蹂躏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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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种类型的皇帝易患恋童癖？阅读原文
来自：背剑苏秦 2011-10-02 23:47:35 | 分享到微博 | 写给作者 | 更多▼纵欲无度，求一时之快，把女人当玩偶，是历朝历代皇帝们最爱做的事儿。历史上还有不少皇帝，似乎对成年女人丧失兴趣，而将贪婪邪恶的目光投向了开心玩耍的孩子们，有喜欢男童的，有喜欢女童的，极尽摧残蹂躏之能事。我们试举三个代表性例子，来分析恋童癖皇帝不为人知之龌龊心理的成因和背景。
　　
纵欲过度而导致丧失了正常性爱观，这类皇帝易产生恋童癖。
　　
隋炀帝杨广是一个典型，早在他还是晋王的时候，就迷醉于女人的身体，做了皇帝后，他的后宫除了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共120人之外，还广搜未成年的女童，置于宫中，供自己泄欲。
　　
据史料记载，有的女童因为害羞或者疼痛不配合，大臣何稠讨其所好，便发明了一种特制的车子，正好放进一个女童，锁住她不能动弹，乱搞的时候车子就会自己摇动，满足杨广的欲望。他曾问何稠这车叫什么名字，何说还没有名字。他称：“卿以巧意成车，朕任意自乐，可叫任意车”。更让人不耻的是，他还让画师把自己摧残女童的情形给画下来，悬于宫中欣赏。
　　
需要注意的是，杨广的这种恋童癖，可能在他未登上大宝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比如，他在南征灭陈时，对美艳绝伦的张丽华不屑一顾，即令杀之，就颇令人怀疑他对战利品的占有与享用的规则的漠视。《唐书》里记载他弑父篡位、淫辱母后及亲妹等劣迹，许多文史学者认为是不真实的，除了有唐朝官方故意泼脏水的嫌疑外，杨广对成年女人无兴趣大概也是一个因素。窃以为，他继位后可能是由于纵欲过度，已经无法从成年女人身上获得性满足了，便转而对懵懂的孩子下手。
　　
具有标新立异性格的皇帝，也易患上恋童癖。
　　
这个类型的代表人物当属明武宗朱厚照。他是一个男女通吃的皇帝，性取向十分广泛，荒淫到了不分档次的地步，连酒店女郎、寡妇、孕妇都不放过。他喜欢“换妻”，喜欢嫖娼，喜欢男宠，更喜欢扮成老百姓到外面去“偷”女人，据说还真把一个60岁单姓老头的两个美貌小老婆给弄到了手，标新立异可见一斑。
　　
朱厚照变态中的变态是他喜欢年幼的小太监，好多时间都和小太监在一起玩性游戏，集体乱来，流连往返，乐此不彼。但凡他出行，只要发现有长相清秀的男童，必将之带入宫阉了，而后分别置于“豹房”或“宣府”作为玩伴，长期对他们实施侵犯，猥亵甚至奸淫他们来获得性兴奋和性满足。
　　
朱厚照喜欢男童，说他心理失调，说他性倒错，恐怕都不全面，还得从他的标新立异之性格去切入。在赵炎看来，除了性倒错之外，可能与他的同性恋情结不无关系；从他的性取向来看，或者男童女童根本无所谓，性别可能不是很重要，勾起他兴趣的关键还在于年龄及其他比较特异的因素，比如，与被侵犯者的年龄差距十多岁或者被侵犯者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身体特征等等，都有可能激发起他的恋童癖。
　　
自闭或者不善与人相处的皇帝，也会患上恋童癖。
　　
明朝嘉靖皇帝应该是个代表。他笃信道教，追求长生，在内宫修筑了一座“天禄宫”，每天参拜，寿礼神仙。但求长生则需禁女色，两者不可得兼，对皇帝来说，求长生就是为了长盛不衰；永世作乐，女色怎可禁绝？于是，他求教于道士，道士深知，皇帝无求不遂，又宫中女色遍布，均属帝王，令其戒色，岂非痴人说梦？
　　
道士们献上一计：“与童贞女相交没有关系”。此处的“童贞女”不能完全理解为处女，我更倾向于女童。嘉靖听得此说，如获神灵指点迷津，下令收罗民间女童若干，置于天禄宫中，供自己发泄肉欲，既不怕亵渎神仙，又把他曾经宠幸的后妃抛到九霄云外。
　　
嘉靖皇帝摧残女童，使得他的历史形象很像猥琐的大叔，甚至有些像穷凶极恶的歹徒。赵炎以为，嘉靖的恋童癖心理的形成，可能与他曾被成年女人伤害过有关，几个宫女差点勒死他，因此落下了心理病根；另外，他不善于跟人交往，性格比较自闭等等，曾数十年不与大臣见面，笃信道教或许只是一个幌子而已。这种性格也直接导致他与数位皇后之间的失和，比如，他踢死陈皇后，囚死张皇后，痛恨方皇后，并最终害死了她。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恋童癖皇帝都是精神上有病的可怜人，他们的心理成因和背景常常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他们都是清一色心理龌龊、狠毒异常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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