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南充华联国际城最新:近三十年来颜真卿书法研究焦点评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6:45:07
颜真卿作为唐代著名的书法家，被喻为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他那代表“大唐法度”的楷书早已成为后世书法学习的典范，受众面广泛，影响力巨大。本文就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对颜真卿书法研究的焦点作一综述。
一、颜真卿书法的整体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篇颜真卿研究论文即是金开诚先生的《颜真卿的书法》，此文对颜真卿的基本状况、书法艺术风格、创作分期诸方面进行研究。对颜真卿书法的分期，学界多有不同意见，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观点以金开诚先生为代表。他把颜真卿书法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属于前期，代表作为《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50岁至60岁为中期，代表作为《鲜于氏离堆记》，标志着颜氏雄厚磅礴风格的形成;60岁后为后期，书法艺术完全成熟，代表作为《颜勤礼碑》等。此观点为大多数书法学者所接受，是主流观点。对于颜真卿书法分期的第二种观点是:50岁以前的作品，是颜书独特风格的酝酿时期，如《多宝塔碑》等;50岁至65岁，是颜书形成独特风格时期，如《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等;65岁以后，是人书俱老时期，如《干禄字书》等。此观点以王景芬先生为代表，最早在其著作《颜真卿》一书中提出。第三种观点以殷荪先生为代表，认为开元26年(738)到大历元年(766)为初期，代表作《多宝塔碑》，尚未具备“颜体”形貌;从大历二年(767)到大历十四年(779)，“颜体”形貌形成，代表作为《颜勤礼碑》;晚期是指大历以后的一段时间，是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尾声，代表作为《颜氏家庙碑》。以上三种观点在时间分期上的差异，主要是在具体时间划定上的不同，但都以颜书风貌形成为分期标志。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各文多把《多宝塔碑》作为颜氏初期不成熟之作的代表，而王宏理先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多宝塔碑》乃颜氏书家根底之体现，而非未成熟之标志”。
另外 ，关 于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介问题也是此类文章关注的焦点。在古代以“德”论“书”，以人品评书品的评介体系下，似乎把颜真卿“神化”了。为此多个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殷荪先生认为:“颜真卿是一位有血肉之躯活生生的书法家，他不是神”，“颜体的创立，应该看作是历史的产物，无须作神化之解”。王宏理先生认为:“古人对颜真卿之高度评价，多敬其人而未关注书法”“唐代楷法的确产、完备与雄强书风的创立，颜氏功劳最大，然百其一人之力”。这说明现在对于书法家的品评日益客观化，传统书法理论把作者作为研究、品评的中心，而现在把书法作品本身作为研究中心。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其评价并不指向书法作品以外的实际环境(人品、社会诸因素)，而是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
二、颜真卿书法的来源研究
颜真卿书法变化多端，风格多样，并非常人所言的单一风格(颜体)。对颜真卿书法的来源问题，有多篇文章涉及，是颜真卿书法研究的焦点之一。笔者对其观点大致进行分类:分别是“母本”说、“形体”说、“综合”说和“精神”说。古人多倾向“母本”说。诸如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欧、虞、褚三家之长，颜公以一手擅之。使欧见《郭家庙碑》，虞、褚见《宋广平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亦认为:“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盘礴，精神体格，悉似《穆子容》，又原于《晖福寺》也。”而殷荪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前人所说的‘颜体’是欧阳询书体加虞世南书体;或者说在欧、虞两家笔法上再加进褚遂良书体成份。”认为“‘颜体’的形成，是汉字形体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字现象，是由汉字本身形体变迁的规律所决定的。与此观点趋同的文章有齐元涛先生的(颜氏家族与楷体字形的确立》。笔者归纳为“形体”说。朱关田先生则从综合视角，从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时代审美、思想变化、创作环境等方面论述颜真卿书法风格的来源和形成问题，此论比较全面，史料翔实，有理有据。同类论文有高远树先生的《浅谈颜真卿的书法渊源》。笔者将此类观点归纳为“综合”说。黄君先生则认为:颜书的千变万化，一方面要注意风格变化、创作环境、书写摹刻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更要切人创作主体的思想。突出其思想精神来源对于颜氏书风的重要性。笔者将此类观点归纳为“精神”说。而较多文章则倾向于前人的“母本”说。诸如庄辉先生的《从北魏《元项墓志》试探颜楷之源》，崔树强先生的《从吐鲁番文书和高昌墓砖文字看颜真卿书法的渊源》，梁继先生的《谈颜真卿对民间书法的借鉴:以敦煌、高昌遗书为例》。笔者认为任何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都不是几个简单因素相加而成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过程。有“母本”的取法作用，有汉字“形体”的演变作用，也有其“精神”因素的导向作用，也有工具、环境等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 、颜真卿书法的比较研究
任何事物孤立的看，很难搞清其关系，只有和其它事物进行比较，才能理清其脉络，体现其意义。比较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将使颜真卿得以进人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中，并在其中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坐标点。第一层面的比较研究是与同时期的柳公权作比。颜真卿和柳公权，在书法史上“配合”可谓默契，号称“颜筋柳骨”。清代梁嗽(承晋斋积闻录》云:“欧字健劲，其势紧，柳字健劲，其势松。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传统书论一般从两者书法风格角度，认为颜筋柳骨各有所长，难分轩轻。而近人马宗霍则从词义、时代的角度欲分出高下:“‘颜筋柳骨’虽并称，筋者肉之力，骨者肉之核。举筋则肉附，举骨则肉离。削肉存骨，凋敝之象已见。适成为晚唐书风而已矣。”李绍宗先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主要对两者在书风上进行比较研究。颜真卿比较研究的第二层面是与前人的比较，主要是王羲之。把颜真卿与王羲之这两位出现在不同时代却同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大师进行比较的研究和探讨，显然具有一定书法史学意义。比较的结果往往有两种:一是求同，二是求异。求同一类论文主要对两者的相似性的比较。从他们相似性的比较可以探究产生一代宗师所要具备的外部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机缘等)。薛军先生的《相似文化背景下的王羲之与颜真卿》提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和“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与“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诞生的历史机缘的相似性的结论。求异一类论文主要对两者不同的比较。诸如白鹤先生的《王羲之颜真卿异同论》〔刘，对王羲之与颜真卿各自的生平、性格、书法史上的地位，书法语言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以及审美情感进行比较研究。颜真卿比较研究的第三层面是与后人的比较，余清源先生的《颜真卿、米芾、王铎书艺与人品的比较》就是此类，颜真卿、米带、王铎，都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富有创新精神和艺术魅力的大书家。现在，是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但是他们三人的政治态度、人品、个性修养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比较他们的人品和书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从以上三个层面看，颜真卿书法的比较研究显然有广阔的时空跨度，这类研究并不局限于“颜筋柳骨”的陈说。这有助于我们对颜真卿及其书法艺术站在一个更高的、全方位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
四、颜真卿书迹研究
关于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历代书学论著多有论及，据蔡倏《铁围山丛谈》记载，宋代徽宗朝宣和内府所藏颜真卿作品达800件之多，比同时期其它书家都多，流传至今的书迹一般认为有70多种。至今为止，对颜真卿书迹颇有份量的研究，当推朱关田先生的《颜真卿书迹考辨》、曹宝麟先生的(颜真卿自书《告身》证讹》和《颜真卿作品考辨》、以及刘启林先生的《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作者考辨》(关于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作者的再思辨〕和《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书法续考— 与曹宝麟先生商榷》。《自书告身墨迹》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书法史学界悬而未决的疑案。此帖历来存在着颜氏后人、省吏所书及颜真卿自书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当代学者中又有启功先生及曹宝麟、朱关田、刘启林等先生相继提出置疑。流行的旧说认为:按常理此帖属政府所颁官员身分凭证，必当为省吏钞手所为。启功先生、曹宝麟先生赞同此说。启功先生的观点是:“今传世墨迹，可列上者，只见四事:楷书大字首推告身，然名家书告，唐代虽一时偶有其事，并非每告必出名家，且自书已告，实事理之难通者。”曹宝麟先生从帖本身、跋文、异体字等方面去考证，认为此作为“省吏抄手”所为，绝非颜鲁公真迹。朱关田先生亦提出质疑，认为《告身》是颜氏后人所作。他从此作“所署时间”、“所提官阶”、“典制不合”等讹误，认为“留元刚《忠义堂帖》题跋，以为颜后辈所书，或当有据。日本学者石田肇也同意此观点:认为《自书告身》系颜氏后裔为迎合南宋朝廷推崇忠臣而伪书〔划。对以上两种观点，刘启林先生提出质疑，先后撰文三篇，历时数载，以其扎实的史料，思辨和考证功夫，
一、颜真卿书法的整体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一篇颜真卿研究论文即是金开诚先生的《颜真卿的书法》，此文对颜真卿的基本状况、书法艺术风格、创作分期诸方面进行研究。对颜真卿书法的分期，学界多有不同意见，大致有三种。第一种观点以金开诚先生为代表。他把颜真卿书法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属于前期，代表作为《多宝塔碑》和《东方朔画赞》;50岁至60岁为中期，代表作为《鲜于氏离堆记》，标志着颜氏雄厚磅礴风格的形成;60岁后为后期，书法艺术完全成熟，代表作为《颜勤礼碑》等。此观点为大多数书法学者所接受，是主流观点。对于颜真卿书法分期的第二种观点是:50岁以前的作品，是颜书独特风格的酝酿时期，如《多宝塔碑》等;50岁至65岁，是颜书形成独特风格时期，如《乞御书放生池碑额表》等;65岁以后，是人书俱老时期，如《干禄字书》等。此观点以王景芬先生为代表，最早在其著作《颜真卿》一书中提出。第三种观点以殷荪先生为代表，认为开元26年(738)到大历元年(766)为初期，代表作《多宝塔碑》，尚未具备“颜体”形貌;从大历二年(767)到大历十四年(779)，“颜体”形貌形成，代表作为《颜勤礼碑》;晚期是指大历以后的一段时间，是颜真卿书法艺术的尾声，代表作为《颜氏家庙碑》。以上三种观点在时间分期上的差异，主要是在具体时间划定上的不同，但都以颜书风貌形成为分期标志。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各文多把《多宝塔碑》作为颜氏初期不成熟之作的代表，而王宏理先生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多宝塔碑》乃颜氏书家根底之体现，而非未成熟之标志”。
另外 ，关 于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介问题也是此类文章关注的焦点。在古代以“德”论“书”，以人品评书品的评介体系下，似乎把颜真卿“神化”了。为此多个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殷荪先生认为:“颜真卿是一位有血肉之躯活生生的书法家，他不是神”，“颜体的创立，应该看作是历史的产物，无须作神化之解”。王宏理先生认为:“古人对颜真卿之高度评价，多敬其人而未关注书法”“唐代楷法的确产、完备与雄强书风的创立，颜氏功劳最大，然百其一人之力”。这说明现在对于书法家的品评日益客观化，传统书法理论把作者作为研究、品评的中心，而现在把书法作品本身作为研究中心。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其评价并不指向书法作品以外的实际环境(人品、社会诸因素)，而是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
二、颜真卿书法的来源研究
颜真卿书法变化多端，风格多样，并非常人所言的单一风格(颜体)。对颜真卿书法的来源问题，有多篇文章涉及，是颜真卿书法研究的焦点之一。笔者对其观点大致进行分类:分别是“母本”说、“形体”说、“综合”说和“精神”说。古人多倾向“母本”说。诸如刘熙载在《艺概》中说:“颜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欧、虞、褚三家之长，颜公以一手擅之。使欧见《郭家庙碑》，虞、褚见《宋广平碑》”。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亦认为:“颜鲁公出于《穆子容》、《高植》，其古厚盘礴，精神体格，悉似《穆子容》，又原于《晖福寺》也。”而殷荪先生明确表示“不同意前人所说的‘颜体’是欧阳询书体加虞世南书体;或者说在欧、虞两家笔法上再加进褚遂良书体成份。”认为“‘颜体’的形成，是汉字形体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字现象，是由汉字本身形体变迁的规律所决定的。与此观点趋同的文章有齐元涛先生的(颜氏家族与楷体字形的确立》。笔者归纳为“形体”说。朱关田先生则从综合视角，从家学渊源、师承关系、时代审美、思想变化、创作环境等方面论述颜真卿书法风格的来源和形成问题，此论比较全面，史料翔实，有理有据。同类论文有高远树先生的《浅谈颜真卿的书法渊源》。笔者将此类观点归纳为“综合”说。黄君先生则认为:颜书的千变万化，一方面要注意风格变化、创作环境、书写摹刻工具的作用，另一方面更要切人创作主体的思想。突出其思想精神来源对于颜氏书风的重要性。笔者将此类观点归纳为“精神”说。而较多文章则倾向于前人的“母本”说。诸如庄辉先生的《从北魏《元项墓志》试探颜楷之源》，崔树强先生的《从吐鲁番文书和高昌墓砖文字看颜真卿书法的渊源》，梁继先生的《谈颜真卿对民间书法的借鉴:以敦煌、高昌遗书为例》。笔者认为任何一种书法风格的形成，都不是几个简单因素相加而成的，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过程。有“母本”的取法作用，有汉字“形体”的演变作用，也有其“精神”因素的导向作用，也有工具、环境等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
三 、颜真卿书法的比较研究
任何事物孤立的看，很难搞清其关系，只有和其它事物进行比较，才能理清其脉络，体现其意义。比较研究方法的好处是，将使颜真卿得以进人一个纵横交错的历史坐标中，并在其中寻找到一个最恰当的坐标点。第一层面的比较研究是与同时期的柳公权作比。颜真卿和柳公权，在书法史上“配合”可谓默契，号称“颜筋柳骨”。清代梁嗽(承晋斋积闻录》云:“欧字健劲，其势紧，柳字健劲，其势松。欧字横处略轻，颜字横处全轻，至柳字只求健劲，笔笔用力，虽横处亦与竖同重，此世所谓‘颜筋柳骨’也。”传统书论一般从两者书法风格角度，认为颜筋柳骨各有所长，难分轩轻。而近人马宗霍则从词义、时代的角度欲分出高下:“‘颜筋柳骨’虽并称，筋者肉之力，骨者肉之核。举筋则肉附，举骨则肉离。削肉存骨，凋敝之象已见。适成为晚唐书风而已矣。”李绍宗先生的《颜真卿和柳公权》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主要对两者在书风上进行比较研究。颜真卿比较研究的第二层面是与前人的比较，主要是王羲之。把颜真卿与王羲之这两位出现在不同时代却同为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大师进行比较的研究和探讨，显然具有一定书法史学意义。比较的结果往往有两种:一是求同，二是求异。求同一类论文主要对两者的相似性的比较。从他们相似性的比较可以探究产生一代宗师所要具备的外部条件(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机缘等)。薛军先生的《相似文化背景下的王羲之与颜真卿》提出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的相似性，和“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与“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诞生的历史机缘的相似性的结论。求异一类论文主要对两者不同的比较。诸如白鹤先生的《王羲之颜真卿异同论》〔刘，对王羲之与颜真卿各自的生平、性格、书法史上的地位，书法语言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性以及审美情感进行比较研究。颜真卿比较研究的第三层面是与后人的比较，余清源先生的《颜真卿、米芾、王铎书艺与人品的比较》就是此类，颜真卿、米带、王铎，都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富有创新精神和艺术魅力的大书家。现在，是人们学习书法的楷模，但是他们三人的政治态度、人品、个性修养又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比较他们的人品和书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从以上三个层面看，颜真卿书法的比较研究显然有广阔的时空跨度，这类研究并不局限于“颜筋柳骨”的陈说。这有助于我们对颜真卿及其书法艺术站在一个更高的、全方位的立场上去理解和认识。
四、颜真卿书迹研究
关于颜真卿的书法作品，历代书学论著多有论及，据蔡倏《铁围山丛谈》记载，宋代徽宗朝宣和内府所藏颜真卿作品达800件之多，比同时期其它书家都多，流传至今的书迹一般认为有70多种。至今为止，对颜真卿书迹颇有份量的研究，当推朱关田先生的《颜真卿书迹考辨》、曹宝麟先生的(颜真卿自书《告身》证讹》和《颜真卿作品考辨》、以及刘启林先生的《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作者考辨》(关于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作者的再思辨〕和《颜真卿<自书告身墨迹>书法续考— 与曹宝麟先生商榷》。《自书告身墨迹》的作者问题，一直是书法史学界悬而未决的疑案。此帖历来存在着颜氏后人、省吏所书及颜真卿自书三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当代学者中又有启功先生及曹宝麟、朱关田、刘启林等先生相继提出置疑。流行的旧说认为:按常理此帖属政府所颁官员身分凭证，必当为省吏钞手所为。启功先生、曹宝麟先生赞同此说。启功先生的观点是:“今传世墨迹，可列上者，只见四事:楷书大字首推告身，然名家书告，唐代虽一时偶有其事，并非每告必出名家，且自书已告，实事理之难通者。”曹宝麟先生从帖本身、跋文、异体字等方面去考证，认为此作为“省吏抄手”所为，绝非颜鲁公真迹。朱关田先生亦提出质疑，认为《告身》是颜氏后人所作。他从此作“所署时间”、“所提官阶”、“典制不合”等讹误，认为“留元刚《忠义堂帖》题跋，以为颜后辈所书，或当有据。日本学者石田肇也同意此观点:认为《自书告身》系颜氏后裔为迎合南宋朝廷推崇忠臣而伪书〔划。对以上两种观点，刘启林先生提出质疑，先后撰文三篇，历时数载，以其扎实的史料，思辨和考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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