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明艳的拼音和意思:剖析“蟹妈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18:16:23
名记之妻被判受贿冤不冤
如果你玩微博，会发现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有不少网友都把头像换成了上 那张“母女深情”的图片。是的，图中正是“蟹妈案”的被告人梅晓阳，以及她女儿“蟹妹”。10月20日，梅晓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详见附件1：孙毅蕾《杨海鹏微博救妻案昨日宣判“蟹妈”被判入狱4年》】
自5月24日始，被告梅晓阳的丈夫、著名记者杨海鹏在微博上不断地发布案件相关消息，此举被其自称为“生死由命，我要发言”。9月16日，杨海鹏在微博上吁请网友更换头像，支持待审的妻子，“蟹妈”案由此获得广泛关注。
如今一审判决已出，不少人依然困惑：梅晓阳到底冤不冤？为何杨海鹏如此苦心营救，却等来这样的结果？
一、“蟹妈案”之来龙去脉
幸福的“蟹”家
事发单位十年私有化梦碎
梅晓阳，原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上海园林行业唯一的“启明星学者”；杨海鹏，某杂志调查记者；女儿7岁，昵称蟹妹。夫妇俩以蟹爸蟹妈自居。
上世纪90年代末，在中国即将加入WTO时，国家发改委发文称，建议在加入WTO前，对设计单位进行以MBO（即管理者收购单位后成为所有者）为主体的私有化改造。
然而随着上海市政建设及房地产崛起，上级公司上海园林集团对设计院的MBO一直虚与委蛇。由于矛盾激化，期间历经“全院账薄被查八次”等事件，MBO过程也自此停止，直到2006年由于人才流失过快才重启，但当年7月，上海社保案发，到2007年年底时，上海世博项目建设又启动。上级允诺，完成世博项目后，重新启动MBO。
结果到2009年4月时，上海园林集团宣布将设计院在内的几十家企业，卖给国企“上海建工”。于是，设计院十年私有化进程梦碎，多年来忍受远低于市场待遇的设计院骨干纷纷准备跳槽。【详见附件2：季天琴陈承《“蟹家”的战斗》】
“蟹妈”倒在制度错轨之间
首先是由于常年与市场脱轨，不少设计院员工“下海”，造成设计院力量削弱、体制落后的现状。在有些时候，会出现部分项目设计院接不过来，或者无能力接、不愿意接的情况。
这时候就需要引入“外协”，即挂靠于园林设计院，承接部分设计项目的私人公司。这些公司的人往往与设计院关系非同一般，更有不少人曾经就是设计院的员工。
而梅晓阳，正是专门负责打理这类外协业务的人，此职位处在“权钱交易”的火山口上。
此外，在2009年时，设计院院长朱祥明率包括梅晓阳在内的五名员工，准备一同跳槽到上海东华大学任教，并私下成立了上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作为跳槽团队今后的谋食之处。
“上林公司”的股东共三人，一人是院长朱祥明的姐夫，一人是梅晓阳的丈夫杨海鹏，一人是朱祥明拉来的某外协单位老总谢震纬。
检察院对蟹妈调查之入手点，正是“上林公司”。法院的最终定罪点，正是来自外协业务中的钱财往来。而如果设计院可以早一点MBO，梅晓阳也不存在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可能了。
2009.2.2 匿名举报——2010.7.13 接受调查——2011.9.19 庭审——2011.10.20 一审判决
被关押70多天后，2010年9月21日，梅晓阳被取保候审。一年后，进行了8个半小时的庭审。
接下来便是开头的一幕，在梅晓阳的38周岁生日时，她被判四年有期徒刑。【详见附件3：龙婧《“杨·吉诃德”的风车战争》】
二、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蟹妈”受贿事实无误
骆家辉曾与“蟹妹”聊过天
1、身份适用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而园林设计院原为国有企业，2010年5月中旬变更为国有控股建工股份公司下属全资公司。
即，设计院变更前为国有企业，变更后为国有公司。无论如何，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共产党员梅晓阳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2、事实充分
最终被法院认定有效的指控，是境汇公司法人代表胡曙光，分别于2010年1月、2月底、4月下旬，分三次将7万元人民币，以夹藏在资料袋、书籍袋和海鲜包装盒内的方式，递交给梅晓阳。而2010年6月，梅晓阳向院里建议，由境汇公司分包设计院承揽的“苏州拙政园旁的设计项目”。同时，梅晓阳还经办该项目的设计分包申请及合同评审会签等立项程序。（此外，梅晓阳还邀请自己的老师、设计院原院长周在春为此项目的外聘专家。而胡曙光原本是梅晓阳手下的设计师，老同事关系。）
辩护人在这一项上的意见是“梅晓阳不具有收受胡曙光7万元的主观故意”，并指出“这笔钱早就打算还，但一直没找到合适机会，最终的用途应该是给周在春的报酬，并非受贿。”
首先，无论梅晓阳是否主观上愿意接受这7万元，或者说主观上是否一直打算还钱，但直到7月份被检察院调查（从第一笔开始算已过去半年左右），这7万元一直都在其占有之下。因此“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成立。
其次，对于收受财物的“受贿罪”认定，重要条件是“要为他人谋取利益”，且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并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而7万元到手后不久，梅晓阳就向院里做出了建议，帮助境汇公司承包到此项目，并经办相关程序。而胡曙光也认为，梅晓阳帮他找到顶级专家周在春十分关键，“前期项目技术路线图和建议书，对拿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成立。
第三、受贿罪中，所谓“没有主观故意”，是指一种过失行为，即行贿者隐秘的把财物送给国家工作人员，而后者并不知道自己收了财物。本案中，虽然胡曙光分三次通过隐秘手法将钱交给梅晓阳，但梅晓阳仍然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收了钱。因此，不存在“没有主观故意”。
由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成立，“为他人谋取利益”成立，又不是过失，受贿事实无误。但事实如何，和结果如何又不一样，受贿是事实，但受贿罪是否成立，判决是否成立，又是另一回事，因为这还事关程序——
三、本案中存在司法程序不公现象
夫妻间伉俪情深
侦查阶段联合办案违反法规
在检察院最初的入手点中，梅晓阳与“上林公司”谢震纬的关系，被视为突破点。
而据谢震纬描述，2010年7月，5名检察院和工商局人员出现在其公司，检察院人员未表明身份，5人抄走公司所有账本，要求他去工商局谈话。在工商局内，他遭到冒充工商人员，实为检察人员的逼问，并被关押在工商局30多小时。
工商局借联合办案限制证人人身自由属严重违法行为，即便检察院出具协助调查法律手续，也不能羁押证人于行政机关调查取证。要么是行政程序，要么是刑事诉讼程序，在法律制度上，不存在一个同时混合这两种有本质差异的程序。【详见附件4：孙云康《蟹妈案，法院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侦查取证过程中存在“骗供逼供”行为
据“蟹妈”自述，其在被调查过程中承受了大量的语言暴力、肉体折磨，且检察人员利用其“法盲”的特点，进行唬骗，套取口供。而据律师斯伟江证实，公诉人曾在庭审中表示“谁说不让梅晓阳睡了，录像中看出凌晨4点到7点，让她趴在桌子上睡了3、4个小时”。
更严重的是，余昌斌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给梅五万”。检察院以此为突破口，让余昌斌和梅晓阳等人都做了“收受五万元贿赂”的相关口供。结果余昌斌被放出来后才想起来，那不过是一张五万元的发票，与此案毫无关系。但是，这“受贿五万”的多方口供是怎么出来的呢？
谢震纬称，因遭到办案人员以家庭威胁，长时间拘禁后，他最终不得不作出对梅晓阳不利的口供。并称“我在检察院非法逼迫下被迫说了不想说的假话，差点毁了别人的家庭。”
胡曙光称，他当时给检察院作出的行贿供词，同样是迫于压力，当时他夫人就要生产，如果不按检察院要求作出口供，他就无法回家见到夫人。而余昌斌也提到了自己遇到的压力。【详见附件5：陈苏《磕头么贱，抗争很痛苦》】
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出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明确指出——“非法获取的证据无法律效力”。
审理过程中无理拒绝多名证人作证
被告人律师严义明向法院提出有7名证人要求出庭作证，但6名证人最终被否定，被检察机关指控为行贿者的谢震纬，成为唯一允许出庭作证的证人。
据杨海鹏说，法院拒绝6名证人出庭的原因是“认为几份笔录无律师签名不合规”，但我国法律规定，证人不出庭的主要可能性为“未成年人、身体不便、对审判不起直接作用”。但胡曙光、周在春都已经到了法院门口，为何不将这些与最终认定受贿罪之7万元有重大关联者，请上证人席讲讲？
四、是杨海鹏害了“蟹妈”？
杨海鹏曾被新京报评为一周人物
这只是猜测
这起本来普通的受贿案之所以引起关注，与杨海鹏的身份有很大关系。杨海鹏作为著名记者，有很多掌握话语权的朋友或同行为他扩大信息传播；而大多数人在不了解情况下看到记者在喊冤，就以为记者被陷害了，于是声援记者。有人说，大多数纪委系统在内部明确规定，受贿十万元以下案件一般只作纪律处理（几乎已成惯例），另一方面，需要打击与需要之时，哪怕一万元，甚至几千元也从重判刑，反腐已经成为斗争工具。
事实上，这些说法当然只是猜测，本案与杨海鹏的记者身份有没有关联、是不是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并不知道。而杨海鹏在微博上公布此事后，说客很快找上门来，想媾和，他们提出，如果杨海鹏放弃在微博上公布这些内容，检察机关就放弃起诉，或者给梅缓刑。这说明杨海鹏的身份倒是有可能利于他的妻子。
也有人因此讥笑：一帮人为一个罪犯换头像，这是耻辱，即便程序有不公正，但这是普遍形象，为何不为别的贪官换头像？
“道德控”让杨海鹏拒绝妥协？
对于说客提出的妥协条件，“蟹妈”是希望答应的，但杨海鹏坚决不同意。很多人说，这是“道德控”的表现。
其实，杨海鹏说的很清楚，之所以不同意，是因为“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也许，一转身，人家便出卖了你”。
所谓妥协，准确的说是“辩诉交易”，是一项起源于美国的制度。即被告人做有罪答辩，换取检察官指控较轻的罪名。而且这样的交易受法律保护，其效力几近于庭审定罪。
而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条，所谓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就只能是赤裸裸的潜规则了，既无制度保障，又无安全可言。正如杨海鹏所说，被告只要一认罪，刚刚还愿意“交易”的检方没准一变脸就在庭审中说“这可是你自己认罪的啊。”
此外，如果没有杨海鹏的抗争，谢震纬等人可能也不会在庭审中说出真相，而案子是否会向更恶劣的方向滑去，也未可知。【详见附件6：冯翔《记者微博救妻续：其妻疑为单位权力斗争牺牲品？】
结语
既不能因为“蟹妈”之悲情，而无视其受贿之事实；也不能因为一审之落幕，而遗忘司法程序之瑕疵。正如杨海鹏所言“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
附件1：
杨海鹏微博救妻案昨日宣判“蟹妈”被判入狱4年
孙毅蕾
20日，在微博上备受关注的“蟹爸”杨海鹏救妻案在上海宣判。被告人“蟹妈”梅晓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判决一出，杨海鹏在微博留言：“这个判决，惩罚的是我。五内俱焚中。”在电话中，杨海鹏告诉记者，他肯定会为妻子提起上诉。
“蟹妈”被控“私分国有资产”
杨海鹏，法官出身，曾是《南方周末》的法治调查记者，现任《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梅晓阳，原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是上海园林行业唯一的“启明星学者”。这夫妻俩因为女儿爱吃蟹，而自称“蟹爸”、“蟹妈”。
上海闵行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07年至2010年5月期间，被告人梅晓阳利用担任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负责经办园林设计院发包业务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上海易亚源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俞昌斌贿赂的价值2万元的美容卡、上海易中建筑景观环境设计有限公司谢震纬贿赂的3万元、上海境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胡曙光贿赂的7万元，并将园林设计院有关设计项目交上述三公司分包承接。
律师称受贿指控纯属扭曲事实
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前两项指控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不予认定。但认定梅晓阳收受7万元贿赂并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行为构成受贿罪。
梅晓阳的律师严义明和朱桀禹为其进行了无罪辩护。他们指出，收受7万元贿赂的指控，纯属扭曲事实。
严义明和朱桀禹在辩护词中提到，证人胡曙光之所以给梅晓阳现金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胡曙光是上海市园林设计院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所副所长，该机构属于园林设计院外协单位。有许多发包方客户需要维护，胡曙光多次委托梅晓阳代为维护，这中间产生的费用，园林设计院不可能负担亦不能让梅晓阳个人承担。因此胡曙光将梅晓阳代为垫付的钱款支付给梅晓阳。其次，梅晓阳作为经营部的工作人员，也给胡曙光所接项目提供过技术支持，包括画图等，因此，这笔费用中亦有梅晓阳个人的业余兼职报酬。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胡曙光所分包承接的苏州牡丹亭别墅景观设计项目中，梅晓阳还以私人关系帮助胡曙光请到了业内专家周在春。周在春在该项目中担任第二项目负责人，他为胡曙光提供了包括画图，制作前期概念设计等技术支持，而且胡曙光、梅晓阳和周在春亦在一起出具了该项目的技术路线和服务建议书。被告人在该项目承接前期已与胡曙光达成一致意见，将涉案的款项用于周在春劳务报酬。
律师指出，胡曙光确认，希望在正式承接下该项目后通过梅晓阳支付周在春劳务报酬。2010年7月10日左右，当胡曙光提出要再给10万元给被告人时，被告人明确告知已给的7万元还有剩余，不需要再给。所以涉案的7万元中亦包括了周在春提供技术服务的报酬。但是该项目真正承接下时已是2010年7月，这时梅晓阳已经身陷囹圄，故没来得及与周在春结算费用。
但法院判决书中陈述，被告虽多次提出要退还7万元或将此用于新项目的前期费用，但一直未付诸行动，所以认定受贿事实成立。
“蟹爸”称关键证人未获出庭
杨海鹏称，对案件判决有关键性作用的证人胡曙光和周在春，最后都没有获得法官许可出庭作证。
面对法院的一审判决，杨海鹏表示自己“五内俱焚”。自去年7月妻子被拘留审查开始，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做法治调查记者的经验，着手调查妻子遭遇案件的幕后故事，并在微博上发出“蟹妈蒙冤”的消息。他认为，此案的种种根由是：上海园林设计院长达10年的MBO计划搁浅，与上级公司———建工集团子公司“园林集团”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而蟹妈的被抓，在他看来，是园林集团通过构陷她，阻止可能的业务人员大批出走；再通过她的口供，对有“反骨”的设计院长治罪。
昨天判决宣布后，杨海鹏一共发了5条微博，其中一条发出质问：就7万元而言，为什么不给几证人出庭机会？为什么在判决书中笼而统之？为什么我们补交相关证据，不再依法再次开庭审理？作为初备刑诉法常识的家属，我们疑惑甚至愤懑。
在与记者通电话时，“蟹爸”杨海鹏声音疲惫。微博上，他说“未来怎么走？明天律师要探望蟹妈，听一听她的意见。蟹爸倦了。”电话里，他说，他肯定会为妻子提起上诉。（2011年10月21日新华网）
附件2：
“蟹家”的战斗
季天琴陈承
梅晓阳终于有时间留给自己，在家学着做菜。9月9日中午，杨海鹏品尝着妻子亲自烹制的红烧鱼，大赞爱人厨艺进展神速—莫非她学会了乾坤大挪移，把俺的技术全部偷走？
桌上自然少不了这个家庭的代言物—大闸蟹。他们的女儿，一两岁闻蟹味，就哈喇子直流，因此得“蟹妹”这一爱称，他们夫妻则顺势成为“蟹爸”和“蟹妈”。
在上海，这是个标准的中产家庭。“蟹爸”杨海鹏，上海崇明岛人，法官出身，《南方周末》前法治调查记者、《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蟹妈” 梅晓阳则是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唯一的园林系统“启明星”学者。
为这颗“启明星”，蟹爸牺牲自己，“买汰烧”多年，从南周的少年英雄变成了厨房男。不过，9月9日晚上，轮到厨房男献艺时，“蟹妈”忍不住问他：你是不是忘了放盐？“蟹爸”恍然，答：惦记着事，走神儿。
这事，是“蟹家”大事。
不出意外，10天后，梅晓阳受贿案将在上海闵行区人民法院浦江法庭第二法庭开庭。自去年7月14日，梅晓阳被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刑拘后，这个一审刑案，目前历经三次起诉，六次开取保候审单子，两次开庭取消。
梅晓阳未曾预料，她的命运，会在这个地方被敲定。几年前，她主持浦江镇的绿化改造项目。当时的上海市府想把浦江建设成意大利风格的小镇，作为设计师的她，不甚理解，杨海鹏告诉她：你就去托斯卡纳，那里是现代意大利的根。
其实，梅晓阳害怕那未知的命运。她担心家庭，担心孩子，想委曲求全。不过，杨海鹏却反复做她的思想工作：“我希望在法庭上，在公开的世人面前，宣告你无罪，按‘错案追究制度’，对利用公权打击报复的人，追究责任。”
这一年，“蟹爸”杨海鹏经常半常惊醒，不是自己噩梦，就是老婆在梦里，大声呼救。他选择“生死由命，我要发言”，在微博上发声。但这个行为，在夫妻之间出现了分歧。
外省人的奋斗
在未出事前，梅晓阳的口头禅是，“我们技术人员很单纯的”，这个景观设计师面对的是中国的正面，城市越来越美丽，树影婆娑，花香袭人，有时，她甚至会嫌记者老公“太阴暗”，对方的工作是描述中国的背面，那是丑陋和荒谬的世界。
梅晓阳称得上顺风顺水。从小到大，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出色，从初中到重点高中、大学，再到研究生，一路保送。在大学时，梅晓阳当上学校团总支部副书记，“是学生这条线的最大的干部”，继而入党。
1998年7月，25岁的景观硕士梅晓阳拒绝了华中农业大学的留校任教机会，成功应聘到上海园林设计院—这是中国最老的现代景观设计单位，前身是租界时代的工部局园林处。园林院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上海人集体，她是该院录取的第二个外省人。
这一年，经人介绍，梅认识了当时《南方周末》的记者杨海鹏。他们第一次见面在襄阳公园，她主动给他打伞。那时还流行松糕鞋，梅晓阳躲在他身后，两只眼睛从他肩膀上看人，身高将近1.9米的杨海鹏一直在琢磨—这姑娘到底多高？后来才知道是1.61米。
他对姑娘的身高要求在1.65米以上，现在说起来，他还感慨自己在身高问题上“丧权辱国”。不过，这个湖北宜昌姑娘跟他以前的女朋友不一样，她不像那些上海女孩那样精于算计，“傻乎乎的”。
虽然这个男记者不解风情，缺少浪漫，常神游在自己的世界，做忘我状，但是梅晓阳还是愿意“倒贴”，他身上的“侠气”令她着迷。
在事业上，杨海鹏也帮她把关。初到上海时，单位总派她一些公共项目，政府项目常要按领导意志改来改去，结算要打折扣。年终，别人奖金总比她多一些。杨告诉她：到上海总要吃三年萝卜干饭，人家是短平快，你要目光长远，政府项目钱少常赖，但容易成名。
当时梅晓阳研究江南小城镇园林规划，杨海鹏周末带她去同里、濮院、南浔等地，手边常带方志及经济史著作。吴越之魂，系于人文。梅晓阳由这些故事故物，激发灵感，风格由导师所遗之欧化，转向崇敬地方文化和东方古典园林之韵。
梅晓阳在国内圈子里，也逐渐有了名气和面子。2001年，凭借出色业绩，她被提拔为上海园林设计院最年轻的所长。彼时，上海乃至全国兴起绿化工程热，该院承接的业务逐渐偏向于绿化工程。梅晓阳在此期间，便多主持市政绿化项目。
同年，在跟杨海鹏恋爱三年后，他们结婚了。结婚时没拍婚纱照，没办酒席，就连婚戒，也是梅晓阳自己买回来的。回想这个厨房男的当年，她感慨—他真不是个适合婚姻的人。她回忆称，有次杨在浙江采访，一月不着家，中途打电话回来让她送钱过去，美其名曰让她去过圣诞节，结果，杨在牌桌上跟兄弟们激战正酣，留下她在那儿流眼泪。
那时他们夫妻都很忙，有时甚至数月不能见次面，“就跟周末夫妻差不多”。梅晓阳把精力主要放在事业上。2004年下半年，园林院新成立经营计划室，梅晓阳担任副主任，逐渐从纯设计转为管理，同时将研究方向转向湿地项目。2006年，梅晓阳凭借其在湿地项目领域的才能，成为上海青年科技“启明星”学者，是该称号唯一的园林系统人才。
梅晓阳夫妇曾经想做丁克，挨不过父母劝说，有了女儿“蟹妹”。梅也知道，丈夫对自己的工作偶有不满—他曾多次当面说她是“组织化人格”，对组织对权威总有盲从的味道。杨海鹏认为，梅在这方面跟她母亲相似，梅的母亲青年时代作为劳模受到毛泽东接见，从此一切为党。
不过，她也知道，女儿和丈夫为自己感到自豪，“蟹妹”两岁时去闵行体育公园，坐三轮车，她对爸爸说：“告诉司机，这个公园是你老婆设计的，让他免费。”车把式笑颠了，差点儿骑进绿化带。
噩梦
在上海，身处园林设计行业的梅晓阳收入颇丰，足以养家。“蟹爸”杨海鹏原本打算退休，最多带几个晚辈，自己写写书，研习一下中古史。
但是，一场人生噩梦突然降临“蟹家”。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转折背后，是一个国企长达十年的改制之痛。2009年4月，母公司上海建工集团将园林集团，卖给上市公司“上海建工”，上海园林设计院十年MBO（管理者收购）梦碎，这就意味着设计院员工的薪酬，未来仍将远低于市场价格。
上海园林设计院骨干成员，开始密谋新的出路。梅晓阳称，2009年院长朱祥明率包括她在内的五位员工，准备一同跳槽去上海东华大学任教。他们交东华的名单上，只有简历，没有名字。
当时，大学教师可以兼职做公司，2009年6月，上海上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下简称“上林”）成立，作为他们集体跳槽后，团队的谋食之处。
“上林”股东共三人：石宪才（朱祥明姐夫）、杨海鹏（代梅晓阳持）以及一外协单位负责人谢震纬。三方各以三万元本金入股，并各占上林景观1/3的股份。梅晓阳介绍，石、杨股份中的部分，谢的全部，均是为未来离职的同事预备。
杨也劝妻子，告诉她不要与院长成立公司，梅并未采纳。好几次，夫妇俩发生争执，梅认为，“没人会害我”，在这个技术思维者眼中，世界井然有序，人皆谦恭，但是杨海鹏却提醒她，“他人就是地狱”，别被别人绕进去，梅则指责丈夫“阴暗刻薄”。
但很快，跳槽事黄。2009年底，梅晓阳听到传闻，称院长朱祥明被立案几个月了，事因“私分国有资产”。
“会不会出事？”杨海鹏听到后，吓了一激灵—他告诉妻子，这是口袋罪，国企多有，有的纯为非法占有，有的是为留骨干，秘密分配。他想起“上林”，警告她辞职之前不能做生意。
杨海鹏开始劝妻子，“正当年，技术精力都旺盛，可以选择的地方很多，”集体出走会将对方逼疯，还是要单飞。
2010年4月，梅晓阳提交辞呈，准备投往上市公司—棕榈园林，负责公共事业设计业务，可期的薪酬是上海园林设计院的五倍以上。在上海园林设计院的要求下，梅晓阳将离职时间延迟，她出席了国际IFIA景观设计论坛—这是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师之最高论坛，并担任一子论坛主题发言人。
杨海鹏提醒她，“这些恩赐，若你要出走，将成为道义负担。”他甚至忍不住对妻子发火：你怎么就爱那些虚名？！
40多天后，命运对梅晓阳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
被关押70多天后，去年9月21日，梅晓阳被取保候审。回家后，她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对于丈夫问起的讯问过程，她一度不愿开口。梅回忆称，在看守所，她受到的精神折磨就不少，女警要给她介绍律师，她说有了，女警脸就拉长，然后几日里不断言语暴力。
这个突如其来的磨难，也给这个的家庭伤害至深。
杨海鹏一直向女儿“蟹妹”谎称，妈妈去美国出差了。
为瞒过聪明的女儿，走出看守所后，在杨海鹏的安排下，梅晓阳换掉囚服，穿上事先准备的西装，到桑拿浴洗去晦气，带上杨购买的撕去中文标志的糖果玩具，强作镇定地回到家中，告诉“蟹妹”，妈妈从“美国”回来了。
“美国”是徐汇区看守所。“蟹妹”得到了美国糖果，还有美国玩具，再不怀疑妈妈出事了。
说起妈妈去“美国”的70天，“蟹妹”称：有时候，我让爸爸跟我睡，他常半夜不见了，把自己房间的门锁上，我就把芭比娃娃（共17只）全放在床上，让她们陪我。
在妻子取保候审后，多天无法安眠的杨海鹏昏了过去。
对他而言，这一年美好的瞬间很少，想一想只有一个夏夜，他送“蟹妹”到少年宫唱歌，在草坪上，远远听见教室里孩子们悠扬的童声，唱的是“乌鸦妈妈”，他顿时泪下如水。那时，梅还在“美国”。
不确定的庭审
这一年，杨海鹏不敢轻易出行。一出行，“蟹妈”案子必出些变故。“元旦在乐清，忽闻便衣进家门，晚上母女惊惧难眠，急抽身赶回；五月中旬，我在京，蟹妈被公诉，退房退约回沪，发起微博抗争；八月进京演讲前，又接法院通知，案子转回徐汇法院，待检察院移送闵行，重新审查起诉。”
今年5月，梅晓阳被徐汇区检察院起诉。根据起诉书上的指称，梅晓阳于2007年起，在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该院对外发包设计业务的职务便利，收受外协单位总经理胡曙光7万元、俞昌斌消费卡2万，以及谢震纬汇入其信用卡的3万。
所谓外协，是指挂靠于上海园林设计院，承接园林院的部分设计项目的单位。谢震纬对《南都周刊》记者解释称，这些项目，多无油水，是园林设计院为了巩固大客户，接的小单，内部人员不愿意做，才交给“外协”处理，类似项目因利润率低，甚至“外协”也并非十分情愿，有时只是帮忙的意味。
梅晓阳辩称，2万的消费卡为设计院招待时公用，谢震纬汇入的3万为“上林”的注册资金，而胡曙光的7万，在其是过手，实为某设计家之劳务费。
不过，梅、杨夫妇等待的一审开庭，却不断延后，历经三次起诉，六次开取保候审单子，两次开庭取消，充满不确定性。
在杨海鹏看来，地下上海是个隐蔽的城市，也存在着隐蔽的司法。他决定利用“伟大的微博”—舆论不能代替法槌，但公开透明、点面交流的方式，会使决策者不受体制内自利者的误导，信息对称使作恶者的绝对优势，变为相对优势。
他开始了表面上的示弱。半年间，他购买8部手机，手机卡20张送人，自己秘密查案，找人谈话，调集资料。而在微博上，他读书、烧菜，似乎安于做厨房男。
就在他引而不发的时候，2011年3月底，“李庄案”第二季上演，杨海鹏开始了自己的“生死由命，我要发言”。他坦言，这既是“蟹妈案”的演习，也是对不合理状况的反抗。
5月初，李庄案落幕后，杨海鹏的微博粉丝，从3万多跃至8万余。
令杨海鹏骄傲的是，上海检察系统与工商局之间，严重违法的“联动办案机制”，因他的反击，现已告停止—“蟹妈案”涉及的三间外协公司，账册和客户名单均被搜走，“联动查处”的徐汇区检察院和工商局，根据账册上的肥瘠，开罚单。
保险公司的人，看到微博，向他推销意外伤害及死亡险。也有兄弟问他：何必那么顶真？他答：我是老婆情人两块牌子一套班子，“蟹妈”当然重要。这也让他获得了“嫁人要嫁杨海鹏”的美誉。他的深情让那些女人们羡慕不已—上海有个身家过亿的律师，其夫人把杨海鹏的微博打印多份，散发到贵妇圈。
从不担心丈夫的梅晓阳也开始警惕起来。今年7月，杨海鹏发现自己的微博关注少了五十几个，一问，才知道梅趁他离开iPad，把几十美女取消关注，说“全是狐狸精”。
一年来，梅晓阳停薪，家里靠杨收入开销，梅晓阳觉得，“用老公的钱，十分开心”。近十年，她的收入比丈夫都要高许多，“检察院给蟹爸创造了一个洗清‘软饭男’形象的机会。感谢国家！”
不过，在这对夫妇的温情背后，也有矛盾和争吵。杨海鹏却坦承，他们相处13年，绊的嘴，加起来没有这4个月多。在“蟹妈案”微博战中，给他最大伤害的人，是梅本人，“她总想给别人留面子，总想着别人胆怯，总想着别人只是有些不择手段，总怕蟹爸给他们伤害，为此曾经偷着删帖。蟹爸用事实告诉她：这些人自私绝情，如果你原谅他们，他们不会感激，会再次出卖你。”
梅晓阳想不通，“人怎么会那么坏？”而杨海鹏则称，他早已把对方的“出卖”，计算在内。
开庭之前一周，杨海鹏跟梅的代理律师严义明讨论，觉得蟹妈案会向乐观方向发展，但在此体制环境下，他认为不能有任何疏忽，“蟹妈的最坏准备，就是坐牢”，蟹爸只要一息尚存，即要战斗到底。（2011年10月28日南方网）
附件3：
“杨.吉诃德”的风车战争
龙婧
妻子跳槽前夕，突然因遭到“私分国有财产”的指控被带走。曾做过法官的新闻工作者杨海鹏决定，“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
为给妻子洗清冤屈，杨海鹏在微博以一己之力对抗庞大的“风车”。他在微博上写“上海异闻录”，揭露官商勾结的“地下上海”咬住徐汇区检察院和徐汇区人民法院，从高层到侦办办案人员，都被他写了个底朝天。
自从妻子梅晓阳在2010年7月13日因“私分国有财产”被指控后，一年来，杨海鹏经常在半夜里被惊醒，不是自己做噩梦，就是老婆在梦里大声呼救。
但他决定不妥协。
“用肉身挡在威权的枪和民粹的矛之间，用常识说服他们。剔肉还骨，以酬国族。书生之人生意义，达志也。”从今年5月24日起，他用微博为武器，发出数千条微博，展开一场救妻之战。
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中产梦碎
开庭这天，杨海鹏处于一种奇怪的亢奋状态。
他不停地和朋友们说话，放声大笑。别人问他是否紧张，他挥挥手：“没事，我一点儿都不担心。”但前一天，他只睡了4个小时，还是分2次入眠。
下午1时，此案在闵行法院浦江刑事法庭开庭。法庭很小，挤着坐也只能塞进16个人，家属有3个名额，杨海鹏坐在后一排。梅晓阳出庭时，有些不安地看了丈夫一眼，看到丈夫用力地向她挥了挥手。
庭审一开始，控辩双方即短兵相接。律师和公诉人互相打断对方的发言，法官不得不数次大力敲击法槌，警告双方以维持秩序。
法庭内气氛紧张，法庭外，气氛亦不轻松。杨海鹏的朋友一直在用微博直播庭审过程。尽管庭审现场所有人的手机均被没收，但还是有人利用上厕所的间隙，将庭审进展传递出来。
长达8个半小时的庭审中，杨海鹏表情淡定如一，他的目光，直直越过前排的人落到妻子身上，手指不停捻动腕上串珠。旁边的人偶尔低声问他怎样，他摇摇头：“没关系。”
庭审过半，杨海鹏心绞痛发作，不得不一次次捂着胸口走出审判庭。当他第四次捂胸走出审判庭后，梅晓阳发现了丈夫的异状，举手报告法庭。法警给他送来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场意外的官司，杨家依然会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
杨海鹏系法官出身，曾是《南方周末》法治调查记者，现为《财经》杂志华东新闻中心主任。妻子梅晓阳是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园林设计院经营室副主任，上海唯一的园林系统“启明星”学者，参加过世博景观设计，虽然身处“体制僵化”的国企，薪酬远远低于市场价，但收入依然颇为丰厚。
10年前，夫妻俩年收入就已过50万元，在市区有套公寓，还有聪明可爱的女儿“蟹妹”。
做了十几年记者的杨海鹏已有半退休打算，他觉得妻子的薪水足以养家，他打算写几本书，讲讲做记者十多年来看到的“江湖异闻录”，调教几个新闻后辈。梅晓阳的工作也是蒸蒸日上，一家上市的园林公司前来挖角，开出的年薪是她过去10年薪水的总和。
跳槽被捕
2010年7月中旬，梅晓阳第二次向园林设计院递交辞职信，打算7月下旬离开公司，投奔那家上市园林公司。离开的原因是，她觉得在原单位的待遇远远低于市场价。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即将加入WTO时，国家发改委发文称，建议在加入WTO前，对设计单位进行以MBO(管理者收购英文缩写)为主体的私有化改造。
MBO在梅晓阳所在的上海园林集团进行得并不顺利，当时上海市政建设及房地产崛起，设计院收入丰厚，因此，上级公司上海园林集团对其MBO一直虚与委蛇。直到2006年，该院在严重的人才流失后，重启MBO，方案已有。当年7月，上海社保案发，上海国资MBO叫停，到2007年底，社保案尘埃落定，上海世博项目建设启动。上级允诺，完成世博项目后，重新启动MBO。
2009年4月，世博项目设计完成时，上海园林集团母公司上海建工集团旗下的上市公司“上海建工”表现疲软，宣布将包括园林集团在内的几十家企业，卖给“上海建工”。于是，上海园林设计院MBO计划十年梦碎。多年来忍受远低于市场待遇的设计院骨干，密议投奔东华大学—因为大学教师可以兼职开公司。
院长朱祥明带头递交辞职信，梅晓阳等大批骨干亦准备同往。
很快，跳槽的事情变得悄无声息。2010年初，梅晓阳才知道，园林集团及建工集团，在2009年8月左右请来了徐汇检察院，对院领导班子以“私分国有资产罪”立案。
杨海鹏当时就有预感，警告妻子，在她未离职前，他们的“上林景观设计有限公司”不宜承接任何业务，否则很容易被以关联交易治罪。“上林”公司于2009年6月注册，是梅晓阳等人跳槽后的谋食之处。股东三人：石某（朱祥明妹夫）、杨海鹏（代梅晓阳持）及朱祥明拉来的外协单位老总谢震纬，三人各持三分之一股份。
杨海鹏还劝妻子，自己单干算了，带着一帮人走，容易触怒对方。但梅晓阳并未听取丈夫的意见。2010年4月，梅晓阳提交辞呈，准备投奔前来挖角的上市公司—棕榈园林，负责公共事业设计业务。但她随后被园林设计院要求延迟辞职，园林设计院还派她出席了国际IFIA景观设计论坛（国际风景园林设计师最高论坛），并担任一个子论坛主题发言人。
此间，一封举报梅晓阳和谢震纬有不正当经济往来的举报信，被递交到反贪局。
梅晓阳当即致电杨海鹏，杨海鹏对妻子说，估计检察院是为上海园林设计院领导班子私分国有资产一事。他告诉妻子，这项罪名是“口袋罪”，国企领导很多不规范的行为，如设立小金库、私发奖金，均可治罪。绝大多数国企都有这种情况，一般不会严治。
一直跟法制打交道的丈夫还提醒妻子，如纪委问，可以配合说一说，反正你也不掌握什么情况。检察院若没有《协助调查函》，你可以不理会。丈夫的提醒未起到任何作用。尽管没有任何手续，梅晓阳还是被带走了。
梅晓阳在法庭上称，她先是在纪委被问讯了6个小时，深夜12点又被带到徐汇区检察院，继续被问讯12小时，后押解到看守所后，又是十多个小时的审问。中途没有任何消息。公诉人则称，他们在这30多个小时中，曾经让梅晓阳在桌子上趴着睡了三四个小时。
“我遭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状况也非常差，后面整个人都被他们洗脑了。”梅晓阳说，她一共被羁押了70多天，最后按照他们的要求做出承认受贿的口供后，才被允许取保候审回家。
决不妥协
梅晓阳的罪名是“受贿”。
在起诉书中，检方指控梅晓阳在担任上海市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期间利用经办园林设计院发包业务的职务之便，收受3笔贿赂共计12万元。第一笔是上海易亚源境景观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俞昌斌的2万元美容卡；第二笔是上海易中建筑环境景观设计有限公司总经理谢震纬的3万元；第三笔则是上海境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曙光的7万元。
除了梅晓阳自己的口供外，检方还拿出了谢震纬、胡曙光、俞昌斌的证词，美容机构员工的证词，以及园林集团部门领导的证词。
公诉人抑扬顿挫的声音在法庭回荡，梅晓阳的肩头在发抖，但杨海鹏神色平静。
没人知道，这种平静的背后，曾经是怎样的故事。
这一年来，杨海鹏不敢离开上海，他怕梅晓阳出事。刚知道妻子被逮捕时，他5天5夜没睡觉，他甚至冲到法院，大骂法官。最初那段时间，他也从未给朋友讲过自家遭遇。梅晓阳出事后没几天，好友石扉客有次带着一帮人去见他，约见面时跟他开玩笑，说自己是警方派来的人，要跟他约在茶馆谈一谈。
“结果就看见杨海鹏带着一股视死如归的劲儿来了。”石扉客当时还纳闷，为什么是那个表情，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当时杨海鹏的妻子已经被关押了。
妻子出来的那天，他找了家五星饭店，让梅晓阳洗去秽气，换上干净衣服，然后，夫妻俩手牵手去超市，买了很多美国糖果和玩具，撕去上面的中文标签，带给女儿。在妻子消失的70多天里，杨海鹏一直告诉女儿，妈妈去美国了。
女儿抱着一堆糖果和玩具开心得不得了，杨海鹏却一头昏了过去。
杨海鹏开始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调查此案，用将近一年时间，掌握了大量证据。他决定反击。“生死有命，我要发言。”他选择网络作为自己的阵地。
李庄案变成了他的预演。李庄案时，他在微博上进行了一次演习。他发了几百条微博，粉丝从3万人增加到了8万人。“我们金字塔形的官僚内部的信息结构中，从底层到高层，信息传播是走样的。有了微博这个东西，通过微博它就变成一个平面传播，最高层知道底层的情况成了可能。中间层要重新评估自己行为的风险。所以，我后来选择用这种方式与他们斗争。”
在这条微博下，有1.6万多条评论。
此后的4个多月，杨海鹏陆陆续续将妻子在看守所中的遭遇，如何被问讯的经历，以及自己掌握的部分证据，发到了微博上。除了证据外，他也会将自己的家庭生活发到微博，比如给女儿烧了什么饭，“用三文鱼烧草菇，鲜得眉毛都要掉下来”，他还会展示他们夫妻间的深情，“蟹妈睡着了，吻了一下蟹妈额头上的皱纹，眼泪啪嗒嗒掉下来。”“今天给蟹妈一个3000元的‘红包’，让她在中国情人节，代我买件礼物给她。蟹妈很高兴。一年来，蟹妈停薪，家里靠蟹爸收入开销，觉得用老公的钱，十分开心。近十年，蟹妈收入比蟹爸都要高许多，检察院给蟹爸创造了一个洗清‘软饭男’形象的机会。感谢国家！”
这让有些人非议他拿悲情博同情，但杨海鹏并不在意，他很爽快地承认，打悲情牌也是一种手段。“这个时候，我只是一个受害人家属。”
说客很快找上门来，想媾和。他们提出，如果杨海鹏放弃在微博上公布这些东西，检察机关就放弃起诉，或者给梅缓刑。和说客一起出现的，还有各种奇怪的事情，比如他家电话突然拨不出去，手机里经常出现回声，门口有人拍照等等。
梅晓阳想委曲求全。她害怕未知的命运，她担心蟹妹，担心丈夫，担心这个家。很多人也劝杨海鹏妥协，在他们看来，杨海鹏在上海经营长达十数年，政、商、律师界颇有人脉，还有“上海地下宣传部长”之称，跟检方做个控辩交易并非难事。如果激怒对方，也许给梅晓阳判刑也说不定。
杨海鹏坚决不同意，他告诉妻子，不要存有任何幻想，也许，一转身，人家出卖了你。“我希望在法庭上，在世人面前，公开宣告你无罪，按‘错案追究制度’，对利用公权打击报复的人，追究责任。”为此，在这4个多月中，夫妻俩爆发的争吵，比过去的13年还多。
杨海鹏承认，在微博上说这件事情，对妻子的伤害是最大的。“她一直都是个好学生，觉得不要去得罪别人，别人总归有一天会良心发现，会胆怯。”杨海鹏说，比如他在微博上骂园林设计院的院长朱祥明为了自己陷手下于不义，或者是骂其他一些领导，妻子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趁他不注意，就会删除这样的微博。
他们甚至还在开庭前一晚吵过一架，原因是梅晓阳再次表现出了不敢忤逆强梁者的意思。杨海鹏又怒又急：“是逼我死是不？为了你所谓事业，我付出十年，甘为奶爸；现在还要付出名誉—对我而言，此胜于生命。”
夫妻双双把家还
也许是丈夫的话起了作用，法庭上的梅晓阳表现得冷静而有条理。她全部否认了检察院对自己的指控，并逐条驳斥公诉人。她在法庭上说，她在检察院和看守所所作的口供，完全为办案人员的诱导。“他们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态度好，这几个钱不算什么，可以判缓刑，不然就送你去检察院、看守所、监狱，把你和妓女、强奸犯关在一起。”
梅晓阳的辩护律师严义明，为梅晓阳作无罪辩护。
严义明向法院提出有7名证人要求出庭作证，但6名证人最终被否定，被检察机关指控为行贿者的谢震纬，成为唯一允许出庭作证的证人。
谢震纬否认了自己所涉及的3万元是给梅晓阳的行贿款。“园林设计院是个很老套的公司，他们已经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反而要依靠我们，我们没必要行贿。”
谢震纬在法庭上说，当时他和蟹妈以及院长朱祥明准备合办一家公司“上林”，约定每人出资3万元，这3万元正是在这个情况下打入梅晓阳的账户。后来，梅晓阳因为没有精力管理“上林”，又把8.4万元现金转入了他的公司账户。这些，都可以从转账记录中查明。
谢震纬描述了他被取证的经过，他说，在7月，5名检察院和徐汇工商局的人员一起出现在他公司，当时检察院人员并未表明身份，5人先是抄走了他公司所有账本，至今尚未归还。然后要求他去徐汇工商局谈一谈。在徐汇工商局，他即遭到了检察人员的逼问，又在工商局里被关了30多个钟头，并遭到办案人员以家庭威胁，长时间拘禁后，他最终不得不作出对梅晓阳不利的口供。
公诉人对谢震纬提出了反驳，表示谢震纬的说法前后不一，希望合议庭在采信时多加考虑。
另一名行贿者胡曙光也赶来作证，但被法院禁止出庭。胡曙光在给律师的证词中说明，他给梅晓阳的7万元，是作为苏州牡丹亭别墅项目给周在春的先期款。胡曙光称，他当时给检察院作出的行贿供词，同样是迫于压力，当时他夫人就要生产，如果不按检察院要求作出口供，他就无法回家见到夫人。
同样被指控行贿的俞昌斌提交给法院的证言中称，他给梅晓阳的2万元美容卡，是让梅晓阳帮他招待女性客户和帮他画图的女同事。跟前面两人一样，他也提到自己承受的压力。
梅晓阳在法庭上辩称，俞昌斌是他们的外协单位，很多客户都是共同的，这些卡中，也许存在她自己消费的情况，但绝大多数都是给客户和同事消费所用。
8个半小时的庭审结束，但梅晓阳并未立即出来。一直被丈夫骂作“不敢触怒强悍者的她”，在闭庭后花了一个小时，要求书记员修正笔录，增加一些法庭上公开的“非法侦查”“非法取证”“逼供诱供”等内容。
晚上9点半，杨海鹏搂着妻子走出法庭，谢过依然还在等待的网友们，带妻子到预先订好的宾馆，让她睡了一觉。杨海鹏说：“蟹妈如果最终无罪，蟹家还是会重回平静。蟹妈去画自己的图，蟹爸写自己的稿。搞一些公益。如蟹妈定罪，蟹家会走完法律程序，看坚持常识的人，能走多远！”
深夜12时，夫妻俩手牵手，回家。
次日清晨，一年多来没睡过好觉的杨海鹏，第一次睡过了8点。梅晓阳看着熟睡中的丈夫，眼泪扑簌簌落下。（2011年09月22日南方网）
附件4：
蟹妈案，法院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孙云康
最高法院等五部委《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明确：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该“规定”第十三条：庭审中，检察人员、被告人以及辩护人提出未到庭证人的书面证言，未到庭被害人的书面陈述是非法取得的，举证方应当对其取证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对前款所述证据，法庭应当参照本规定有关规定进行调查。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判决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基于蟹妈梅晓阳受贿案已公开证据材料，笔者坚持认为：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收受胡曙光人民币7万元属受贿，并无事实根据。公诉机关证据材料存在非法证据重大嫌疑或事实，未出庭证人证言及书证不具合法性，一审法院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予以审查。理由如下：
一、控方证据材料不足以证实被告人受贿7万元事实成立
1、被告人“供述”无法认定其已承认受贿
侦查机关制作被告人“自首笔录”证实：被告人事先并不知情，而收取外协单位胡曙光三次所送钱款7万元，发觉后数次希望退还，后表示钱款将用于胡曙光工程项目。检察机关并未询问，也未查明被告人辩解或解释有无合理根据，违反证据调查基本规则。受贿犯罪中受贿人主观须具备收受他人财物，不愿归还故意，行为人不知情状况下收取财物，并不予退还属受贿性质，假如确有退还意愿，并有实际行为，不能认为受贿。
被告人庭审陈述称，检察讯问笔录，包括自首笔录均辩解无受贿故意，钱款全部用于“行贿人”胡曙光工程项目，检察机关未听取辩解，未依法调查辩解涉及事实，违反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被告人庭审辩解已与胡曙光商量好，自己以转移支付设计专家咨询费方式归还胡钱款，被告人言词证据无法证实其已承认收受胡曙光贿赂。
2、证人胡曙光承认被告人承诺退还钱款
胡曙光侦查笔录表明，被告人收下7万元后，向其表示退还意愿，并表示将用于其工程项目，尽管未提及转移支付专家咨询费，但也承认被告人承诺退款事实。胡曙光对侦查笔录未涉及被告人承诺转移支付咨询费原因称：侦查笔录为侦查人员胁迫违法取证，内容未能反映事实真相全貌，为此要求出庭作证。
3、被告人无罪辩解有证据佐证
被告人辩解称不知情情况下收取胡曙光7万元，有归还意愿，希望以转移支付方式替胡曙光交付周在春工程咨询费。被告人该无罪辩解是否符合情理？法院应予查明。被告人工作单位园林设计院2010年6月合同评审会签记录单显示：设计院与胡曙光建立合同关系，周在春专家咨询费应由胡曙光自行解决，而与设计院无关，设计院证人邬某某、周在春作了相同陈述。此事实证明，被告人有关转移支付辩解确有合理根据。
当然，受贿案审理，对于被告人辩解需要结合其他证据，包括社会常理分析判断，受贿案司法实践中，经常有被告人以具有归还意愿作为逃避刑罚借口，本案实际情况是，被告人无罪辩解确有合理根据支撑，法院应注意本案一个重要事实：被告人收下7万元距离检察院介入，时间间隔不长，2010年6月底，胡曙光与设计院达成合同意向，7月中旬被告人被侦查，从时间上无法否定被告人辩解合理性，被告人被调查时，胡曙光与设计院协议尚未签订，也无法推定被告人转移支付辩解为虚假。
综上，审核判断本案“受贿”言词证据，控方认定蟹妈受贿7万证据不足，法院拒绝证人胡曙光出庭作证更缺乏程序正当性。
二、被告人能提供控方证据违法线索或者证据
侦查机关对被告人侦查活动违反客观全面收集调查证据原则，对被告人无罪辩解不听取不调查不排除，已嫌疑违法取证。“行贿人”胡曙光指称：侦查人员对其威胁恐吓，记述内容违反客观事实。被告人与证人陈述，能证明控方提供庭审前证据存在重大违法嫌疑。此外，被告人有证据证明控方有关书证属伪造，意图陷害被告人。
三、被告人应申请法院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鉴于被告人庭前言词证据违法取得，未到庭证人胡曙光书面证言非法取得，以及书证取得手段严重违法事实，为确保公正审判，被告人或辩护人应申请法院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审理程序。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梅晓阳收受胡曙光7万元贿赂，所依据被告人陈述及证人证言均存在重大违法嫌疑，被告人能提供非法证据排除“线索或者证据”，包括，被告人自首侦查笔录违反刑诉法客观全面收集证据原则，证人胡曙光遭受公权力机关违法“联动执法”、胁迫取证行为，根据被告人申请，一审法院应依法启动排除非法证据审判程序。
此外，控方提供周在春与园林设计院“合作设计协议”，该书证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属非法证据。为此，被告人能提供“线索或者证据”，包括，合同方周在春及设计院证人邬某某陈述，合同时间虚假事实（可申请司法鉴定）。根据被告人申请，一审法院依照“规定”第十四条，对违法书证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假如一审法院拒绝被告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拒绝证人出庭作证，拒绝接受辩护人新证据，坚持采信非法证据并作出裁判，将是法治之殇。（2011年10月28日红网）
附件5：
磕头很贱，抗争很痛苦
陈苏
与体制角力6个月之后，“蟹爸”杨海鹏等来的，却是妻子梅晓阳以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的冰冷现实。微博维权，如今行到高处，他发现自己开始面临空气稀薄甚至缺氧的严峻局面。
杨海鹏正在备受煎熬。
他开口就说自己心情黯淡，一年多的遭遇，似乎打破了他这个理想主义者的幻觉。三十多个小时没睡，杨看起来十分憔悴。
看得出来，他的日子很难过。10月20日是其妻梅晓阳38岁生日，她却在这天走进高墙--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梅受贿7万，判处有期徒刑4年。此前，有老律师知道开庭日期，对杨说自己已有不祥的预感。
这个结果让杨五内俱焚。他认为，他正在为当初的选择付出成本。
很多人说，他太高调，太独，这样大家很难再“说上话”，而刑事案件的“尺度很大”。
在遭遇变故之前，这是个幸福的中产之家。杨海鹏为《财经》杂志高级记者，梅晓阳则为园林设计专家、上海市“启明星”学者，他们的八岁女儿蟹妹，一两岁闻蟹味就哈喇子直流，因此得“蟹妹”这一爱称。杨海鹏夫妇，也由此被分别戏称为“蟹爸”、“蟹妈”。
不过，对这个家庭而言，幸福感显得那么脆弱--去年7月13日晚，“蟹妈”梅晓阳被带进上海园林集团纪委，在被后来判决书所认定的“自首”之后，梅被送入看守所羁押，70余天后取保候审，并于今年5月被起诉至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当命运向妻子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杨海鹏选择了抗争。从5月24日起，他以一人之力，以微博为战场，对抗整个司法“体制”——但杨不承认这是体制，他认为自己对抗的是法律之外的“非制度设计”。坚信妻子清白的杨海鹏，开始在微博上发布自己对该案的调查记录。
他以一个纯爷们的形象站着维权，以一个不加V的普通微博账号，短时间内就获得了15万粉丝的关注。9月19日，“蟹妈案”开庭，检方指控她受贿12万。为了这个事不大、数不多的案子，无数微博网友在此案开庭前后把头像更换成“蟹妈蟹妹”的合影。开庭当天，不少人甚至驱车而来，在法庭外自发鹄候。
上海的观察者们认为，对杨海鹏一家而言，中产美梦被击碎后，最艰难的时候其实还没到来。杨海鹏自己设想的最坏结局是：二审维持原判，妻子在狱中，他在狱外伺候五个老人和一个孩子，没人再敢雇佣他，办个小公司，被人整天查来查去……。
在高墙之外守着妻子的杨还不得不面临另外一个指责：你有权为了自己的尊严，以妻子的自由为成本么？
杨海鹏的一个朋友则认为，作为知名媒体人，杨用看待世界的眼光来处理家事，因而受挫了，不过，这恰好证明了他是个知行合一的人。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维权，行到高处后，杨海鹏要开始面临空气稀薄甚至缺氧的严峻局面了。
“磕头很贱”
记者：妻子一审被判四年，这个结局你预料过么？
杨海鹏：我当时的想法，是有关部门要面子，会判个缓刑。判缓以后，我再上诉一下，估计没什么大用，但她毕竟也能正常工作了。
记者：听到判决结果，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杨海鹏：太重了，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在回想，其实我自己一直在逃避，实际上事情确实就是这个样子——为了个人权利而跟哪怕最微末的官员发生冲突时，如果你没法动员其他资源，你就什么都不是。
这个社会失范了，有那么多非制度架构。但是大家又没办法，很无力，所以大家都在悬崖上，看着我掉下悬崖，或者说我妻子掉下去了，我还在悬崖边讲故事。判决之日，我接到三四个陌生女子的电话，我以为是试探我的状况，对方说是我粉丝，说完就哭起来。我只好反过来去安慰她们。
记者：线上线下，你觉得现在都是什么样的人在围观你？
杨海鹏：各个阶层都有，主要还是白领，有些资源更多的老板，他们很少跟帖，但会发发私信。他们看着我被五毛撕咬，又无能为力，大家都有种感觉：离自己的命运很近。
对我来说，网络是个倾诉的地方。网络上的我更接近于真实的自我，平常那个有点雅痞的杨海鹏实际上是应付现实生活里的人群的，不过，当我在网络上露出我的真实，别人看着却像看傻瓜一样。
我想那个真实的我，是生错时代了。
记者：什么叫看傻瓜？
杨海鹏：就是觉得你居然敢跟体制斗，大家就说：哎呦，这傻逼。有个资深司法人士，曾经劝告我，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他们会用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你的妻子。我想，难道一个丈夫为妻子辩护，就要对妻子加重惩罚吗？这是文明世界的法律吗？
我自以为对这个国家认识很深，但还停留在理论状态，我觉得可能这个社会还有向上的可能，那么多的网民至少在价值观上应该是跟我接近的。为什么输？这就是价值王国和事实王国之间的背离。
记者：判决实刑之后，你不得不面对质疑，有不少网民认为你为了一己的尊严绑架了妻子的安全。
杨海鹏：有时候，我很难过，非常难过。当然，每个人都有权作自己的判断。有人问我后悔不，至少我说，我尝试了吧，妥协到最后就能有好结果吗？我的家人也在指责我，但我无法跟他们说明，磕头是没有用的——磕头很贱。
作为书生的我，表面的世俗都不是我的原色。让我去跟他们装孙子、装驯服，对我来说是很难。
为了我老婆的自由，我可以付出一切，包括生命。我只有把我知道的东西写下来，我以死来证明这个东西的真实性，可不可以？
前天有两个大律师到我家，很诚恳地对我说：刑事审判结果，几乎难以预估。如果没有我微博上挺身而起，证人不会推翻在“黑监狱”里形成的证言。以常规办法，结果未必比这个好。这个说法让我有些安慰，但还是有很深的挫折感。
记者：之前你预判结果应该是缓刑，为什么会那么乐观？
杨海鹏：主要还是李庄案第二季的刺激，让我看到了向上的力量，连《人民日报》都发文盛赞微博，有点小阳春的感觉，让我觉得自己跟他们讨价还价的机会可能大一些。所以我坚持我老婆的案子一定要在法庭上公开宣判无罪，否则怎么对得起她呢？因为如果严格执行两高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那么，由“联动查处”和诱供逼供而形成的控方证据，就会全部推翻。
那时，我想过移民，也考虑老婆判个缓刑后搬家去广州，那里至少还有社会，上海是强政府、强国企和强司法三位一体，社会弱小。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记者：从你微博上维权的自信和决绝态度上分析，网民们大多会觉得以你拥有的人脉和体制内外资源，应该多少能影响到这个案子的结果。
杨海鹏：除了表面的荣光，我发现我实际上只是一个对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普通人。没官、没权，偶尔写几篇文章，造成点小麻烦而已。
我是个没有雄心的人，就想自己过着小日子。我觉得男人死的时候，父母说你是好儿子，妻子说你是好丈夫，孩子说你是好父亲，有三四知己，守望相助，这就十全十美了。
上海很多大案，很多律师都来找我，但我从不跟人发生利益往来，不抱团，所以我从来没有特殊关系。你一旦被想象为潜在的规则——也就是我说的“非制度设计”的敌人之后，很多朋友可能还会离开。
所以，我也很乖巧，不找关系，不给司法界的官员朋友们打电话，省得让人觉得累赘。
记者：10月份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沪，他半跪在地上和蟹妹的合影，见诸微博和多家媒体，你不担心别人认为你政治倾向有问题么？
杨海鹏：我跟美国人在一块那我就是什么？那是冷战思维。我希望自己做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能独立地跟别人交往。
美领馆的很多女工作人员平时也看我微博，看得津津有味的，她们非常喜欢蟹妹。他们说骆家辉来有两个少儿互动活动，一个是“根与芽”的NGO组织，第二个是皮克斯动画25周年，我说行，让蟹妹参加长长见识。第二天蟹妹就去了。
记者：那张合影照片会给对方传达什么信息，你想过么？
杨海鹏：蟹妹意外地跟骆家辉对话留个影，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纸上，我评估不出对案子有什么影响，但至少可能有更多的人会关注她，保护她。蟹妹那时已经知道妈妈有事了，但还是很懵懂。有次我想跟她说，家里发生了大事，想严肃地跟她讲一讲，她像做抢答题一般，愉快地说：“我知道，不就是‘蟹妈案’呗。”我只好收口。我那时有强烈的危机感。
记者：那你当时没想过这可能会给妻子的案子减分？也许有人会指责你这样做，是“挟洋以自重”。
杨海鹏：我真不知道……。当时骆家辉知道她是蟹妹的妈妈后，叫她一起合影，我老婆拒绝了。旁人要过度解读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对我自己来说，就是王阳明的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我当时想，一个马上就要被宣判的母亲，当她跟那些同为精英的母亲在一起时，心理上会有安慰。我当时也没想到蟹妹会有那么大的戏份。我尽量往积极的方面想。事实上，我老婆被判之前，我也估计到了，但是我估计是10%的可能。
记者：10%的什么？
杨海鹏：10%的实刑。我只估计到10%。如果是缓刑呢，我想我老婆、律师不同意闹，两票对一票，我就不闹了。而且基本是这样。手中那些相关丑闻，我扔出去，不知道会伤着谁，会不会有更多的麻烦找我。经历这一切，我想找个地方平静地生活，我自己也想改行了，我对新闻界的贡献已经挺大了，我也说够了，伺候伺候老婆孩子……。(叹口气)唉呀，伤心呐……。
记者：但至今为止，你释放出来的一直是绝不妥协的态度。
杨海鹏：我当时想，求其上得其中，所以我要争无罪。
“我的内心是个傲慢的人”
记者：你内心其实很骄傲，把名节看得很重，这种骄傲一方面支撑你走到现在，同时也影响了你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杨海鹏：对，当遇到家庭的事，自己亲人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应对就不像做报道的时候那么轻松自如。再好的医生也不会自己给自己的亲人动手术，是这个道理吧？
记者：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进入了一种非常态？
杨海鹏：非常态，但是实际上是我个人内心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我的内心的确是比较傲慢的。
记者：你在微博上直斥办案人员为“畜生”，很多人担心这种做法会授人以柄。
杨海鹏：蟹妈从看守所出来后大半年精神不正常，一直躲避我问里面的事。5月，我让信赖的朋友给她拍录像，后来看了他们整理的完整版蟹妈自述，那时我才第一次知道她在里面的情况，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不断掐自己。以前检察院的反贪人员我也认识不少，我无法想象还有这样，对一个弱女子人格羞辱的。
记者：你1990年代就是法官，那时司法阶层这个行业的职业状态和现在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杨海鹏：司法已经不是1990年代的发展路径了。那时是进步主义，要模仿发达国家，要迎合WTO，现在都是谁的子孙？康生的子孙复活了，全是逼供。你看广西北海、河南南阳，多么触目惊心。现在是全国都有些返祖，以不同的方式而已。
记者：在抗争和妥协之间，最初你有没有想过利用体制的资源？
杨海鹏：体制资源我们利用得很多，包括给高层领导写信之类的。
记者：碰到蟹妈这种情况，我想99%的人，都会选择妥协和勾兑。
杨海鹏：我们不是勾兑。我当时觉得自己挺牛，某个领导对我有好感，有些律师朋友也有特殊的渠道，递信之类。但是没用，拦不住的，最后还是必须用肉身去堵枪。
记者：李庄案时你在微博上爆料支持，并称“生死由命，我要发言”。这个成功的尝试，对你后来选择微博维权这条路，有直接影响吧？
杨海鹏：有。我发现当我在微博上讨论我老婆案子的时候，有关部门找我多次谈话，个人给予同情，但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很慎重，各个部门之间，难以形成合力。
微博给了知识分子一个极度自恋的机会，一下子感觉在微博一造势，就是个巨人了。但是事实上，对比权力，你实在是太渺小了。
记者：但差不多就是在李庄案第二季的庆功期间，蟹妈被起诉了。
杨海鹏：要不要发微博，最初我犹豫过。我开始的想法是，我老婆开庭的时候，几个记者朋友去旁听下就行了。我希望他们把我当普通的举报人，但是记者朋友们好像比较犹豫。后来我一看，案子到法院了——我想何必呢，法院不会重新逮捕我老婆，就干上了。那时我确实自负，我在微博上一逼，案子从徐汇移到闵行去了，我更得意了。
记者：有种节节胜利的感觉？
杨海鹏：我认为我把它逼得无路可走了。当时也有人跟我说，这涉及党和政府的声誉。我说，这跟党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党和政府在我们眼里还是大爷，但党和政府身上的虱子又不是大爷，我只是在抓大爷身上的虱子啊！
记者：单就程序来说，你指控的蟹妈案里有关联动执法、逼供这些，放在司法实践的大部分案子里，其实情况并不能说十分严重和恶劣，但在微博上被你放大了。
杨海鹏：当然会有人责怪我话语权太强，这是一种平均意识。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只要能够帮我老婆就够了。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是无辜的。如果我放任他们的话，那我还有心肝么，我还算男人么？其实，“联动查处”这个东西，比常规的刑讯逼供，更精妙有效，不会有那么多可怖的外伤，精神伤害很厉害。它实际上与“钓鱼执法”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后者是求财；前者既伤人的自由，又谋财，就是工商罚款。
“我是地上动物，陷在地下”
记者：综合你在网上网下的诸多做法，我们会发现其实中产阶层，如果面对你碰到的这类危机，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
杨海鹏：离开《南方周末》之后，我在几个媒体飘来飘去，当时有想过移民，本来有一种很强烈的出国愿望，我体力很好，出去扛扛麻包，或者当农场工人也可以，不过很快被小家庭的温馨感染，看着孩子成长让我非常感动。
我不愿成为乱世人物，只想当太平犬。我不喜欢掐，这不是我的生活。回想每次对掐，要是有个失误，你就完了，那时的南周，文章猛得吓人。
由于长期的奶爸生涯，我对这个社会有点隔膜了，我还假设自己处在老南周时代的自由空间里。其实这个结果，早就有朋友预言过了，但是我不听，因为很多事情都被我搞定了，这就形成了一股自信，使我不得不面对现在的局，这个很困难的局面。
记者：律师最近见过蟹妈么，她最近怎么样？
杨海鹏：她现在还是那样的态度，争取二审时把所有东西说出来，要求证人都出庭，不过二审可能不开庭。
对我来说，就是如何还我老婆的自由，如果实现不了的话，当然我还会有自己的做法。毕竟现在我住的这房子还值点钱，留给老人，够了。
记者：你之前对未来的设想很凄凉，你是自己故意提前把这个说破么？
杨海鹏：是。我政治没什么问题，护妻又有什么问题呢？到时我把房子卖了，崇明老家的房子没人住，我住到乡下老家去，把自己的书也移过去，种种菜，日子也过得下去。想到这，我也没有恐惧。
我是咖啡间人物，不是广场人物，参与社会运动也仅在职业角色之内。即便中国未来怎么样，我也不会参与政治。
记者：这是万一出现最坏情况时，你的打算么？
杨海鹏：对，我要给老人养老送终。等到我老婆回来，我们一起抚养孩子。即便在崇明岛乡下，依我们的教育程度，我想我们可以把孩子教得很好。
记者：大家关心，你手上还有牌么？
杨海鹏： 这场游戏，我不知道怎么结束，因为主动权不在我手里。有些料，我现在不敢放，因为我不知道牵扯到谁，这等于往人堆里扔炸弹。
这就是地下上海。生活的很大部分都是隐蔽的。我现在在没有灯的隧道里走，纵横交错，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而他们很多是有夜视眼的。他们是地下动物，我是地上动物，却失陷在地下。这是异常恐怖的。
不过，我至少可以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东西，有些预判。他们怕什么？他们怕我失常，怕我绝望。
记者：你自己也怕自己绝望吧。
杨海鹏：我想扛。我要扛到这个问题解决，双方都解套，我走人。
记者：你已经扛了一年多了，你觉得自己还扛得住么？
杨海鹏：我觉得扛得住，我至少可以扛到春天吧。（2011年10月26日南方网）
附件6：
记者微博救妻续：其妻疑为单位权力斗争牺牲品
冯翔
晚上八点不到，翟明磊家的昙花突然开了。
“海鹏，今天蟹妈案开庭，我们家的昙花，就是蟹妹蟹妈都喜欢的蓝莲花开放了。这花就像有梦想的天真柔弱的小梅。让我们约定在胜利的那一天到来后，到我家来赏花！”
这条有着明确倾诉对象的微博，被转发了两百多次。
这一天，搅动全国的“微博救妻事件”，迎来了悲哀的第一季结果。“蟹妈”“小梅”——记者杨海鹏的妻子，上海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梅晓阳，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生日—判决—锦囊
同为上海人，十年前同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翟明磊被杨海鹏封为自己微博救妻过程中的“新闻办主任”，亦是他编排段子集中捉弄的首席对象。如同这条：
“(翟明磊)前日出差，担心他远行时蟹家有难，遗下锦囊三个，今蟹爸开启第二个，有纸条一，上有批文曰：'内裤反穿，神鬼不侵’。”
受这条微博启发，翟明磊还真准备了一个锦囊。那是个江浙地区常见的小香囊，里面塞了一张纸条，上写一行黑字：“大丈夫安可为妻室死？”
作为一个常年帮助弱势群体维权的义工，翟习惯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这个锦囊，他专门预备用在判决后安慰杨海鹏。前一晚他悄悄对妻子提起此事，被骂了一句“没心没肺”。
那一天——2011年10月20日，终于来了。早上，杨海鹏夫妇俩出门，去接受审判结果。他们的女儿杨芷湄———“蟹妹”，还在赖床。梅晓阳笑着说：赖吧赖吧，妈妈顺便帮你把小指甲剪一剪，蟹妹伸出小手……剪完，她起床了，很听话。
两个小时后，他们听到了那个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3万元。违法所得7万元予以追缴。
梅晓阳表现得不像她外表那般柔弱，并未出现文学笔法里常见的那种双腿一软。“法官，我想跟海鹏握一下手。”
她向丈夫转过脸去。倒是杨海鹏愣住了。将近1 .9米的大汉直挺挺地戳在原地，连话都忘了说。并没有人发号施令，三四个法警把她夹在中间连推带扭地弄走了，直送闵行区看守所。
这一天是梅晓阳的38周岁生日，翟明磊终究没有忍心把那个锦囊掏出来。
“美国”谎言进行不下去了
判决的当天晚上，“蟹爷”和“蟹奶”——杨海鹏的父母，都哭了。
他们连夜打点行囊，准备搬迁。这并非附带判决，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没了“蟹妈”，杨海鹏忙得焦头烂额，八岁的蟹妹生活无人照料。他们还要带上“蟹太祖母”——杨海鹏的外祖母今年94岁，身边正是离不开人的时候。
于是，蟹家的平均年龄陡然上升了许多。三个新成员的平均年龄80岁。一对白发苍苍的七旬老人终日洗碗、择菜、煮饭，同时照顾全家上下四代人。上慰老人，下瞒孩子。
94岁的老人好安慰，8岁的孩子却不容易隐瞒，受判决影响的主要人物是她。杨海鹏导演的《美丽人生》演不下去了。
“上次跟她说妈妈去美国，她就觉得不对。问我妈妈出差的东西怎么都没拿走？”“蟹爷”幽幽地说。“跟她讲了，去美国赚了钱，东西都在那边买新的了。”
一直以来，全国网民担心的情形并未出现。虽然拥有4484名粉丝，还关注了美国大使馆的官方中文微博，蟹妹却没有从自己的微博中发现：“美国”的谎言。这个8岁的女娃娃还不懂得看评论。尽管妈妈在“美国”时，她经常抱着爸爸的大腿睡觉，不然睡不着。正是因为母亲的劫难和父亲的微博，她的名字才能为千万网友所知。
美国，当初是这个家庭用来避免孩子受伤的托词，如今则是令老人担心的缘由。10月13日，上海《东方早报》实时报道：“今天下午，正在上海访问的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来到上海现代艺术馆，参观皮克斯动画25年展，并与三年级小学生杨芷湄(蟹妹)在展台前摆PO SE……”
75岁的蟹爷——这位前空军军官转业后曾数次辞官不做，至今仍忧心不已——“这怎么能去呢。本来很简单的事情，现在更复杂了。他们明着罚不了你，私底下就在法庭判决上收拾你。”
“蟹妈”的判决下达当晚，杨海鹏试着对蟹妹讲：妈妈被抓走了，你要做个坚强的孩子。
说了十分钟。蟹妹哭到凌晨三点，哭累了才睡着。
7万元的收受争议
法院最终判决梅晓阳实体刑的理由是：受贿7万元。
这笔钱是一家设计公司，“上海境汇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曙光分三次送给梅晓阳的。他本是梅晓阳手下的一名设计师，2006年下海自己开公司。9月19日，梅晓阳受审的当天，他作为证人赶去法庭，却被法官禁止出庭作证，没有得到机会讲述这笔钱的来龙去脉。据一位出庭者讲，梅晓阳的辩护者、曾获得“亚洲之星”称号的律师严义明顿时“蒙了”。
境汇公司是上海园林设计院的“外协单位”，这是上海乃至全国园林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名词。根据院长朱祥明的讲述，“有时候业务来，我们内部部门没有时间接，或者没有能力接，会考虑把这部分业务交给我们选择的合格供应商来承接。这些供应商就是外协单位。”
“承接”的代价，是一般占到设计合同总金额30%的管理费。作为交换条件，境汇公司还挂着另外一个牌子：上海园林设计院建筑规划所。胡曙光任副所长。
身为1946年诞生于上海租界工部局的老牌贵族、全国最早的园林景观设计单位，坐地收租一直是上海园林设计院的可观收入。而园林设计院经营计划室副主任梅晓阳就是专门负责打理这类外协业务的人。这笔最终带来牢狱之灾的7万元钱，正来源于她的职责。
2009年末，胡曙光和正准备考博士的梅晓阳吃饭，带给她一些需用的资料。在其中一个纸袋里，他夹了两万元钱。
这笔钱是为了让梅晓阳帮他催讨工程款。从2007年起，他已经有四项通过园林设计院转包的工程款没有拿到。在吃完饭回家的路上，梅晓阳打来了电话，要把这两万块钱退给他。他不让。
去外地一个个请客、送礼、说项，梅晓阳帮胡曙光要回了三项工程款。2010年春节过后，他又给梅晓阳送了第二次、第三次钱，分别是3万元和2万元。
这两次送钱，除了同样希望梅晓阳帮助他收回项目尾款，胡还希望梅“能够帮我提供些业务”。梅晓阳都同样打来电话，表示要退还给他。
“是老同事，又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不好意思直接硬退给他，我们想了个办法。”杨海鹏说，当时胡曙光的妻子正怀孕，预计要2010年8月份生产。他们打算待孩子出生后，将这7万元作为礼金给他。
法院认定受贿罪成立的另一个理由是：梅晓阳在收了这三次钱之后，利用职权为胡曙光谋取了好处。
这好处，便是胡曙光的公司正在与上海园林设计院共同参与的一项工程——苏州某别墅群的景观设计项目。
这个别墅群耗资不菲，位于苏州拙政园侧，由此对设计有极高要求。29栋别墅挤在一个狭小的地块内，房屋高度不得超过10米，风格必须为中式传统风格，不许与拙政园景观发生任何冲突……这个项目，已经在园林设计院的内网挂了两个月，没有人肯接手。
73岁的上海园林设计院前任院长、中国风景园林协会副理事长周在春透露这一项目无人接手的缘由：不仅利润低，而且做好设计方案参与竞标，一旦不成功，将花掉大约10万元的设计费，并且得不到任何补偿。“这是一个很苛刻的项目。”
周在春本人最终成为这一项目的外聘专家。聘请者正是胡曙光。
胡拿到这个项目，的确是通过上海园林设计院。而梅晓阳虽无决定权，但确实有建议权。周在春也是她出面邀来的。这位在全国园林设计行业都有一定地位的“老法师”，是她的师傅。
就在此时，梅晓阳对胡提出了另一种还款计划：将胡曙光的7万元，作为给周在春的先期报酬。胡曙光欲另给她10万元用于这一用途，被她拒绝。“你从前给我的钱还有”。
这正是闵行区法院认定梅晓阳有罪的理由：虽然她三次都表示要退还，但一直拖到2010年7月份，也未付诸行动，“足以证明有受贿的故意”。
“联动办案”与程序正义
持续发酵一年的“蟹妈案”，其影响力已波及全国。今年9月19日一审开庭时，法院门口挤满了开车前来围观的中产人士。庭审结束后，杨海鹏在大门口发表演说，他们在寒风中听到了最后。他们关注的或许并非案情本身，而是此案透出的程序正义问题。这与他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安全相关。
侦查阶段的程序正义没有得到保证，一直是杨海鹏“微博救妻”的重要控诉内容。这意味着检方起诉的证据涉嫌非法获取。
去年9月妻子被取保候审后，杨海鹏请翟明磊等人为她做了口述录像，整理成文字版本《蟹妈口述实录我是怎样被审成一个受贿者的》，放到网上公开。她自述：从2010年7月13日晚间六时起，自己被连续讯问十八小时，连续三十八小时没有睡觉。在检察官的怒吼下——“我今天非要撕开你这张嘴。我是有备而来，我们掌握大量的证据，证明你们园林设计院是个烂摊子。黑窟窿。我今天一定要从你这里把盖子揭开……”——她供出了一笔又一笔的“犯罪事实”。在被控制六小时后，检察院才开出“协助调查单”，正式启动依法调查程序。
这时候已经到了2010年7月14日零时，梅晓阳被检察院记录“主动投案自首”。前面的6小时被自动忽略。
检察院的起诉内容不止包括胡曙光的7万元，还有另外两名“外协单位”老总：余昌斌和谢震纬，分别涉及一张价值两万元的美容水疗卡和3万元。在对这两人的侦查过程中，程序正义仍然模糊不清。
谢震纬自述：2010年7月12日，他被5名自称徐汇区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带到工商局，被关押在工商局30多小时，在办案人员的威胁“不配合抓你家属”之下，最终承认贿赂了梅晓阳3万元。公司所有账本也被抄走，至今未归还。他的公司被迫关闭。
事后，他才知道，其中有几名徐汇区检察院的检察官。
余昌斌和胡曙光等证人的证词中，也反映了涉嫌诱供、非法羁押和讯问超时等类似问题。尤其离奇的是，检察院在对俞昌斌及另外一名证人分头讯问时，记录了另外一笔“贿赂款”：2008年，他们送给梅晓阳五万元。
这桩事实的起源是：余昌斌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话：“给梅五万”。检察院以此为突破口，挖出了两个人足以相互印证的口供。余昌斌被放出来后才想起来，那是五万元的发票，与此案毫无关系。这桩“犯罪事实”最终未出现在起诉书上。“如果没有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事先有罪推定，以诱导证言及威胁逼供，很难想象为何两名证人在不同地点，相同的时间能够对一节没有的事实做出相同的陈述。”严义明律师在辩护词中写道。
身材高大的孙云康是当天赶去听庭的陌生人之一。这位曾有八年检察官经历的律师写了一篇《上海蟹妈案与联动机制》，质疑此案中的诉讼程序瑕疵。
工商局与检察院“联动办案机制”的源头，可追溯至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06]9号)，“意见”要求治理商业贿赂应“建立情况通报，线索移送，案件协查，信息共享机制，发挥检察、公安、审计等系统举报投诉网络的作用，畅通线索渠道”。
孙云康律师在《上海蟹妈案与联动机制》中指出：检察院与工商局一为司法机关，一为行政机关，执法适用法律不同。工商局依法无权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包括限制人身自由在内的强制措施，而有此权力的检察院又必须依法履行法定程序，如对全部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不得超时讯问等。“联动办案”正好打了一个擦边球，令两机关办案得以“扬长避短”。
2010年10月，《中国工商管理》刊登了一篇文章，《商业贿赂联动查处机制的实践与思考》，作者是徐汇区工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该文透露，“联动办案”常用的策略之一即是“声东击西调查法”：“为发现和揭露商业贿赂违法事实，迷惑涉案对象，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使其产生错觉并导致其作出错误判断和行动”。“联动办案”后，徐汇区检察院突破商业贿赂犯罪嫌疑人的平均时间由20小时左右大大缩短，“现在13个案件中突破时间最短的只有1个多小时”。
该文亦承认，联动办案“源于各部门的执法权力和执法资源的全方位整合……一般是由集体决定，一旦错了，很容易躲避责任”。“必须确保执法的公平公正，注意执法方式，不得滥用职权，以免对被执法单位和个人正当权益构成伤害。”
在网上查到这篇文章后，杨海鹏通过微博向社会征集刊有该文的《中国工商管理》。短短时间内，六本一模一样的杂志相继邮到，并成为律师提交的辩护证据之一。
余昌斌和谢震纬的两笔“贿赂”最终被闵行区法院以缺乏确实证据为由，不予认定。但“联动办案”在此案中的非法取证问题同样未被认可。
在梅晓阳遭到的持续18小时讯问中，只有3个小时有录像。严义明律师一直在向法庭申请依法调取本案涉及的办案视听记录及进出场地的书面记录，至今无果。他要求复印一份公开庭审的笔录，亦被拒绝。
非法获取的证据无法律效力，是2010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明确内容。今年7月，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对该市一名官员章国锡涉嫌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检察机关违法获取了被告审判前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证据。法院直接调查发现章身上有涉嫌刑讯逼供的伤痕，而检察机关又以“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为由，拒绝公开对章的审讯录像。
这一判决令司法界人士兴奋非常。著名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表示，这是法院运用“非法取证无法律效力”规定裁判的第一起案件。在梅晓阳一案中，这一规定并未得到认可和执行。
律师斯伟江写道：“如果你去看章国锡、杨海鹏的控诉材料，就算一半是真的，已经触目惊心。”
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一桩涉案金额7万元的“蟹妈案”，怎样进入司法机关视野，并被最后放大成一桩搅动全国的新闻事件？背后有怎样的背景与推手？
公众正如75岁的“蟹爷”一样，迷惑不解。今年7月，“蟹爷”退休前工作单位的一名女话务员的丈夫因贪腐受审——这名村支部书记涉案2800万元，女话务员上班开的是奔驰。“2800万，(也只是)一个小案子。”杨海鹏在一旁笑笑。
杨海鹏认为，蟹妈案的背景，是园林设计院“十年MBO梦碎”，高层骨干面临流失危险而导致的一起政治吓阻。由于是老牌国企，园林设计院的薪酬要低于市场价格，十年来一直打算MBO (管理层持股)最终以失败告终；院长朱祥明曾打算带着梅晓阳等几名骨干跳槽去大学做教师，顺便开设计公司；园林集团遂动用司法机器，企图通过抓捕梅晓阳，来吓阻朱祥明及骨干的跳槽。
这无疑是一个永远不可能从官方得到证实的论断。正在外地出差的朱祥明在电话中亦不愿多说，先是反问南都记者：“你觉得呢？”然后回答：“据我所知，没有事实依据……我现在不知道，没看到有这种迹象。”唯一能证实的是，2009年朱祥明的确提出过辞呈，但在多方劝说下收回。
骨干萌生去意的原因，或许可以从细节中窥见一斑：由于改制时的遗留问题，2001年退休的一名教授级高工只能按照工人身份，拿到每月900元的退休金，这相当于他退休前薪酬的1/8。而隔壁公园看车棚子的管理员由于是事业单位编制，退休可以拿到近2000元。
但杨海鹏提出的这种“吓阻说”难以得到证实。园林设计院早在1993年就从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无法以档案、编制等挽留人，而创立65年来出了第一个“受贿犯”蟹妈，此事被坊间评价为把园林设计院“搞臭了”，“加快了倒闭的步伐”。
过去的十年是上海园林设计行业的黄金时期，一种业内推测是，全上海至少有一千家设计公司。跳槽毫不费力。梅晓阳事件反而加快了骨干的流失。几个月来，不少中层和骨干纷纷辞职，去了其他设计单位。
另一种说法是，这起案件源于园林设计院内部的权力斗争。而梅晓阳由于出身和性格，成为斗争的牺牲品。
检察院透露，2009年2月2日，他们收到一封匿名信，检举梅晓阳有经济问题。调查由此开始。
上海园林设计院对匿名信不陌生。早在十余年前，上级部门就收到过匿名检举，检举当时的院党委书记英语考试弄虚造假，院长挪用公款买房买车……全院的账簿被整整查了八次，没查出多大问题。书记考试造假倒是真的，背了一个警告处分。但那次匿名信事件中断了园林设计院的MBO过程，否则，已经做好资产评估的它多年前便会改制为私人企业，也就不存在梅晓阳作为“国企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可能了。
这是一个主要由园林专业出身的上海人组成的小圈子，相对封闭和内敛。身为湖北人，年轻女中干梅晓阳很是上进。师傅周在春对她性格的评价是“好学、直爽、泼辣”。
园林设计院一名高级工程师说，梅“不是一个会利用权力谋私的人”，通过几个合作项目，“我发现她通常都会将外协单位的产值压得很低，始终都确保了设计院的利润最大化”。“人来人往的，查谁没问题呢？”
另一知情人则替梅觉得“不值”：她经常出面火中取栗，却不是为了自己。
他亲眼所见的一个细节是：某一年的年终，在讨论年底奖金系数时，梅晓阳在内的五名中干集体做出了决定。一名认为自己的系数被压低的副总工程师得知后上门要说法，先后问到另外四人，皆被答复“这个你问问小梅，她可能比较清楚”——那四人皆为上海人。问到梅晓阳，梅则直接从工作强度、工作业绩……等方面一一正面答复，两人最后吵了一架，不欢而散。“她没少干这样的事。这次她出事，园林集团没有一个人会帮她的。”
梅的辩护律师之一朱桀禹说，他们去园林设计院取证时，一名同事不但拒绝为梅出证，反倒掏出手机对着他们拍照。
如果检察院收到匿名信的时间确为真实，正好与另一桩事实的时间轨迹相合。2009年初，园林设计院打算提拔梅晓阳为院长助理，未果。主要原因是，她没有通过十余名中层干部的分头民主评议。
据梅晓阳自己向朋友的倾诉，反对她的是一名年约五旬的女中干。但据南都记者获取的信息，表述反对意见的多达三人以上。正是这次不成功的提拔，刺激了院内的反对势力。这封检举梅晓阳、其实是针对朱祥明的匿名信遂应运而生。
朱祥明同样对“权力斗争说”表示了模糊的否认，随后拒绝了采访。
“微博救妻”：理想主义与道德洁癖
这些天，见过杨海鹏的人都说他状态不好。
他已没有正常的生物钟概念。终日见律师商议、接待媒体采访，准备为妻子提出上诉。蟹妹的照料全交给父母。实在支撑不住了，倒头睡几个小时，再起来发微博。他已不满足于媒体报道他的“微博救妻”，而是自己一条条答疑，从妻子案件每一个细微的法理角度回复那些提出善意问题的网友。他同时拉黑了无数质疑者和攻击者。一审判决后，他的微博粉丝数目过了十五万。
“我反对的不是体制，是体制身上的污垢，是潜规则的正式化。体制从文本上没有这样写。我们叫体制：大爷你好。体制身上的虱子听多了，也以为自己是大爷呢。我是个法律理想主义者，我必须镇定。”他对南都记者说。
了解他的人对这场微博战争，以及他自傲、孤独、宁死不降的风格，并不感意外。从业二十年，他愤然“反出”多家媒体，其中还不乏他亲自参与创立者。他选择的辩护者严义明，也是一位温文尔雅，以重视证据而非气场强势见长的律师。这种选择在他的朋友之中，并非全然赞同。
此次“微博救妻”事件，他在办公室里当面指责某同事走后门的陈年往事又被沪上重提。“我有道德洁癖。”他迟疑了一秒钟时间，坦然承认。
质疑他的声音也渐渐出现，且不乏名人和媒体人。历史作家押沙龙是其中之一。他对杨海鹏产生反感的理由是：为了理想，可以拿自己当试验品，怎么能拿老婆当试验品？
但他仍然为自己的微博换上了杨海鹏妻女的照片，回应网友道：“当某个公民受到司法机构不公正对待时，我当然要支持这个公民。我支持她，仅仅因为她被逼供、恐吓，公民权受到伤害。我不喜欢杨海鹏的某些行为又怎么样？”
从业20年，杨海鹏共摊到三起官司，全部获胜。孰料，妻子蒙难。从专业法官到法治记者，这是二十年他职场生涯中最大的伤痛。
他澄清：自己并没有什么坊间传闻的政治背景、高官后台。上海人根深蒂固的特性，让他和朋友在此事之前一直维系在一种淡如止水的状态。在替杨海鹏接待一拨拨来访的记者时，“新闻办主任”翟明磊甚至说不清他的委托人究竟有没有兄弟姐妹。
杨海鹏承认，近日不断有人劝说他做控辩交易，如让妻子认罪，以图缓刑或轻判。他只用一个理由就顶回去：如果认罪书交上去，对方正好装傻充愣，说“你自证其罪”，怎么办？
保持着“战斗”状态的杨海鹏也难免困惑，在发自10月24日21：48的微博中他写道：“生活还要继续……今天，两个大律师来家，蟹爸毕竟非专业，有时也怀疑舆论对审判，是不是起到反作用。大律师说：各种因素太多。没有你的抗争，也不会有谢震纬等人说出真相，案子结果更加差。蟹爸数日的自责，稍平复。”
当晚11时19分，在对蟹妈案唯一出庭证人谢震纬的回复中，他又写道：“本已有出世念，厌倦刀枪江湖。然为蟹妈，不得不重返杀局。”
侦查阶段的程序正义没有得到保证，一直是杨海鹏“微博救妻”的重要控诉内容。
围观者之一的孙云康律师亦写了一篇《上海蟹妈案与联动机制》，质疑此案中的诉讼程序瑕疵。（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