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亭夏日赏析:开放你的人生之四(富有胆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6 07:59:49
——开放式人生的重要素质



失去财产的人损失很大,失去朋友的人损失更多,失去勇气的人则失去一切。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



“先吃螃蟹”让NetScreen“9•11”后成功上市

邓锋是一位典型的开放型成功者,我们曾多次交流。1997年,他与伙伴一起创立了NetScreen公司。随着NetScreen逐渐成熟,上市成为了必然目标。然而,就在2001年准备公司上市时,著名的“9•11”事件发生了。全美上下顿时哀鸿遍野,所有人似乎都无心工作了,关注的焦点都离不开“反恐”两个字,美国三大股市也经历了自一战以来最长的四天停市。

尽管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哈维•皮特都在电视讲话中分别表示,美国的金融机构依然强健。但美国三大股市重新交易的第一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就达到14.26%,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缩水16%,标准普尔500指数也下跌了11.6%。股市何时才能走出低迷?没有人知道。所有高科技公司都推迟了自己的上市时间表。

邓锋和他的伙伴也犹豫过,但他们又觉察到这个风险中其实隐藏着很大的机会——华尔街的所有基金管理人此时都没有高科技公司可以选择投资,如果NetScreen这时能够冒险上市,他们就只能选择这一家公司投资。最终,邓锋决定冒险做那个“先吃螃蟹”的人。

2001年12月11日,NetScreen公司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9.11”事件后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上市当日,NetScreen市值高达24亿美元,“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也激发了许多新企业上市的信心,邓锋因此被评为美国加州2002年度企业家。

成功人生,需要一颗冒险的心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有句名言:“对于害怕危险的人,这个世界总是危险的。”

恺撒则说:“懦夫在未死之前,已经身历多次死亡的恐怖和痛苦。”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表现的舞台,都渴望成功。但是,大多数人也都有着懒惰的天性,总希望面对同样的状况,能用同一种方式来处理,然后习惯成自然,通过重复的量的积累,实现自我超越,就算有冒险与创新的想法,也因为怕麻烦和风险而不愿实施。

而且关键在于大多数时候我们依靠量的积累,通常也只能带来量的变化,而非质的超越,更别去谈人生大转型和大开放。所以,成功者从来都是少数。大多数人过的都是无理想或者有理想的琐碎日子,为生计而奔波,为有饭吃之后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住房、教育、医药新“三座大山”而日日苦恼,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最终消磨了一生。

被誉为“20世纪世界奇人”的美国盲聋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就信奉这样的座右铭:“人生要是不能大胆地冒险,便一无所获。”

英国小说家W•M•萨克雷则认为:“只要你勇敢,世界就会让步。如果有时它战胜你,你就要不断地勇敢再勇敢,世界总会向你屈服。”

只有充满胆略的冒险,才能为我们带来通常难以企及的成功。

人生怎能没有冒险?

当担任加拿大的外交官任期届满之后,我开始审视自己:少年时代,我曾经把当外交官看作理想,如今理想已经实现,我是不是该为新的目标去进行一次冒险——下海创业。

当时,我小女儿还不到两岁,第二个孩子快要出生,正是需要安定的阶段。许多朋友都劝我稳当一点,认为基础已经够好,选择余地非常大,随便可以找一个年薪几十万美金加补贴的工作,何必要吃这个苦?如果不成功,反而会留下一段失败的履历。

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比较保险的方法是以保守的方式来获取稳定,并回避挑战。可这是个创业的时代,每天有大量的公司倒闭,也有大量公司成功,人人都乐此不疲地一次创业、二次创业……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冒险?我为什么不能有新的人生突破?正是这种冒险意识,使我义无反顾地在34岁那年走上创业之路,并最终成为国家发改委主办的《中国投资》杂志评选的首届“中华海归十大创业人物”之一。

在我的这次对开放型成功人士的采访研究当中,有无数这样的案例,尤其是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许多人正是在冒险精神的驱动之下,放弃令人羡慕的铁饭碗,漂洋过海去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然后在国外工作稳定、事业有成之时,出于内心深处的“根”以及中国表现出来的发展潜力,又毅然放弃一切,决心成为一名海归。

我曾联合新浪网和《神州学人》杂志做过一次大规模的海归调查,主题是“海归回国创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结果74%的人认为“敢于冒险和坚持”非常重要,得票率超过了“不断创新的激情”、“团队合作精神”、“海外从业的经验”等,与“整合资源的技巧”并列第二,仅次于“把握机会的能力”。

表4-1:创业应当具备的素质

选项 比例

把握机会的能力 85.61%

敢于冒险和坚持 74.1%

整合资源的技巧 74.1%

不断创新的热情 69.78%

团队合作精神 64.75%

海外从业的经验 27.34%

来源:2007年王辉耀海归调查。

我们看看那些成功的开拓者,那些笑傲“江湖”的创业家,博弈成败犹如赌博,哪个人没有超人的勇气和胆略?

一个具有开放意识的人,尤其是创业者,通常都有着过人的胆略。

比尔•盖茨曾如此激励青年人敢于创业:“如果一生只求平稳,从不放开自己去追逐更高的目标,从不展翅高飞,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如此说:“作为一个创业者来讲,如果你害怕失败,就几乎不可能成功。10个创业公司可能有9个都要倒掉,这一点我有清醒的认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才敢去冒风险。成了皆大欢喜,如果不成,跟不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如果不做,也一样是不成功。”

每个人的人生只能书写一次,如果我们已经处在成功的巅峰,当然可以只需要维护和维系,稳定压倒一切。可问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显赫的基业可以用来守成,也没有先天就铺好的成功之路,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建功立业,要从一无所有开始建立自己的辉煌,要从被迫适应社会变成自主命运,就不能不进行大胆的冒险。

人生开放,也需要我们敢于摸着石头过河,面对未知复杂的时代敢为天下之先,成为时代的引领者。

不冒险就是逃避责任

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而当一个真正负责的医生,除了拥有医术和不“见钱眼开”的救死扶伤职业操守之外,还需要心理承受能力强、敢于冒险。譬如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医生需要立刻进行风险很高的手术,而病人昏迷没办法签字,家人联系不上。这时,不动手术病人必死,但你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如果动了手术,病人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可能死在手术中,而你需要负责任。医生该怎么选择?
 北京同仁医院院长韩德民曾经历过这样的事:2005年春节,一场车祸,一个人半边脸被撕开,颅底多处骨折,血管、神经严重损伤,右眼失明。如不及时手术,双目将失明,甚至可能继发颅内感染死亡;如果保守性处理,医生不会有任何责任;而选择手术,如果不成功,医生可能被追究责任。眼科和神经外科的会诊意见是不适合手术,但他却决定做这个手术。他认为:一个好医生要永远把病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敢冒险就是逃避责任。

“类似这种事,做医生的都会遇见,要是你总在想,呵,这个不成,太危险,成功概率不大,一朝失误,我的一世英名就完了!那你就永远都不要做医生了。”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冒险冒的是风险。

人生处处都有风险,就业可能被炒,创业可能破产,结婚可能遇人不淑,就连普通的感冒都可能被不良医院治死,坐在校园里安静地上课也可能会被无冤无仇的枪手打死。但一个很关键很清楚的事实是:风险并不是已经存在、必然遭遇的结果性危险,而是可能存在的危险、困难、挫折;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会遭遇危险,失败到一无所有,但也可能完全顺利,一点困难也没有。

换句话说,我们所面对的其实只是危机——风险中还有能使我们实现目标的机会。并且,世界之事大半是风险与机会成正比:往往风险愈小,成功的空间越小;风险越大,成功的空间越大。

唐越的冒险艺术

我在前文中曾提过蓝山中国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唐越,他表示自己选择投资最看重的素质就是:“我喜欢的企业家首先要有冒险精神。”因为他认为“新投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事情,但好在我们本身习惯于这种不确定性的环境,喜欢这种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的兴趣。”

唐越本身也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他最漂亮的一次冒险是在2000年3月,赶在互联网寒流之前将e龙作价6800万美元卖给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Mail.com,成为了当时互联网热潮中少有的出售创业公司的企业家。随后,互联网寒流,包括Mail.com在内的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受伤严重,于是,在行情见底的2001年5月,唐越又进行了一次冒险——花300万美金将e龙又从Mail.com手里买了回来。三年之后,2004年7月,唐越再次卖公司控股权时,只用了e龙公司30%的股权就换回了美国网上旅游服务公司Expedia的6000万美元。短短四年之间,唐越高抛低购,因为敢于冒险和胆略过人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不久前,唐越目前所在的蓝山资本还获得一次性融资10多亿美元,准备在中国投资更多的项目。

事实上,我们之所以选择冒险,正是因为结局和过程充满不确定性,而我们从中看到了机会。否则,明知道是地雷还要去踩,那就不是冒险,而是自杀。阿尔卡特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刘江南就说:“不要把世界上所有的冒险都看成是壮举,其实这背后都隐藏着许多精巧的计算,只是不为外人所知而已。”

拥有胆略才能赢得冒险

我们常常看到:冒险带来奇迹。20世纪60年代,IBM希望研发360系列大型机以彻底改变电脑行业的结构,投入资源比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费用还要高,一失败IBM肯定就会死亡。但是,IBM孤注一掷也成就了对计算机主机市场几十年的垄断。后来联想并购IBM的个人PC业务,也被称为一场赌博,但这场赌博却迅速促进了联想的国际化进程。

我们也常常看到:冒险制造奇迹的背后,还存在着一些必然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些原因,就算有再好的运气,奇迹也不可能转化为长久的成功。IBM愿意全力研发,是因为计算机技术革命是未来趋势;联想愿意冒险并购,是因为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联想的江湖地位,如果不想裹足不前,就必须走上国际化道路。

很显然,一个真正的冒险家肯定不是一个莽夫,就算是孤注一掷,也绝不是在逞匹夫之勇。

我们进行人生冒险,真正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过人的胆略,而非仅仅胆量。

“胆略”在英文中的解释是:courage and resourcefulness。用中国话说,就是要有勇有谋,有胆有识,包含了一个人的眼光、知识、经验、技巧、智慧等因素。有略无胆,是懦弱,是会说不会做,是“秀才造反,三年无成”;有胆无略,则只会胆大妄为,“头重脚轻根底浅”。

前爱立信公司中国首席市场官、摩克迪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张醒生则是这样阐述冒险:“能因为怕不成功就不去抓机会吗?一定要争取抓住机会!”他认为冒险能否成功:“要看你怎么对待风险了,第一看你有没有抗风险能力,第二看你认定不认定你看到的机会。”就这样,张醒生从跨国公司爱立信出来,去到亚信做CEO,后来又自己下海创业,不断创新自己的人生。

有胆有略地冒险,也是开放式人生的必然要求。如果只要一股勇气,只需要注重内心的心理状态,我们也用不着去谈人生开放;如果我们要把胆量提升为胆略和胆识,则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人生。

机会与风险成正比

1991年,即将获得复旦大学生物系学位时,张黎刚退学了。1994年,在美国明尼苏达一所不入流大学的食堂里,有两个跟盘子打交道的中国男生,一个洗碗,一个收碗,这就是e龙的两个创始人唐越和张黎刚。张黎刚疯狂地做着哈佛梦,但是,1998年即将获得哈佛大学遗传学博士学位时,张黎刚疯狂了,他退学跟着张朝阳回了国。

1999年,即将升任搜狐第一副总裁时,张黎刚忽然又递交了辞呈。因为“我不是给人打工的人”,他说,“我不做英雄的陪衬,我要拥有自己的公司。”

2003年,当6000万资金即将注入e龙时,张黎刚离开了。风险投资的介入,使e龙所有创始人都变成了“股份低于10%的打工仔”。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张黎刚选择了健康管理业重新创业,现在已是爱康国宾集团的董事长兼CEO。

经常有人问我们商会2005委员会的这位理事,为什么每次都在临近每一人生阶段的高潮时选择离去?你不感到遗憾吗?张黎刚“没有遗憾”,他认为冒险进行新征途是为了“追逐自己的梦想”,而且更重要的是“机会与风险永远是成正比的,放弃是一个男人的勇气,但这不是匹夫之勇;冒险,并不是莽撞……能够凌驾于命运之上,去控制自己的方向,才是真正的男人。”

人们对冒险通常有三种误区,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前两种:其一,认为一个人的冒险,冒的是危险;其二,认为冒险的驱动力是勇气和胆量;其三,还有一种误区则认为:只有敢作敢为才是冒险,舍弃则是懦夫的表现。

世上的事不尽是脱弦之箭,开弓就不能回头,定了方向就不能调整。坚持和放弃,选择和不选择,并没有区别,都是在冒险。而能够及时作出准确有效的判断,正是一个人生开放者的优势。

敢于放弃也是一种冒险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董事总经理何欣曾提到过自己一次没有“敢于放弃”的经历。2001年,何欣从INTEL投资部加盟凯雷投资集团担任亚太投资部副总裁。年底,他接触一个韩国“下一代OLED”的有机显示屏项目。何欣看上了这个团队的技术能力和OLED的市场潜力:“这个技术团队可以说在世界上也十分优秀,在技术创新或生产设备的研究上都十分到位。”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项目,“我们开始看这个项目时,只有专利和图纸。”
 第一轮融资,凯雷投入500万美元。随后问题来了:“OLED技术的实现,需要周边配套技术。”技术发明人是个姓金的博士,而金博士团队只有产品研发能力和生产流程的设计,没有生产技术设备的制造能力。凯雷和其他VC第二轮于是又投入1500万美元,可问题又接着来,原材料价格上升,传统LCD技术不断改进,公司需要降低生产成本等等。凯雷再次联合众多VC进行了第三轮融资。

第三次投资之后,问题还是接着来。这时,公司的CEO金博士说:“我想辞职。”何欣了解到作为发起人的金博士还有另外一个公司,“他不想干了。合同上写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心不在这儿了。”“在凯雷的带动下有三轮融资,最后项目融资总额接近1亿美元。但第四轮时,我决定不投了。我对团队很失望。”

最后的损失当然很大。凯雷的亚太基金负责人祖文萃评价说:第一笔投资没有问题,经过8个月的调研,事先的风险都想过。错就错在第三笔投资不应该再追加了,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说明团队的执行力不行。不能再试错了,放弃也是值得去冒险的行为。

正如富勒(T.Fuller)所说:“生活只是由一系列下决心的努力所构成。”

我们依仗胆略去冒险,其实就意味着把冒险当作一门战略艺术。我归纳了一些在对成功人士研究得来的经验教训,希望能为年轻人作些参考:

——首先要确立可以专注的核心目标。冒险不是无头苍蝇一般乱飞乱闯,或者飞蛾扑火一般莽撞。千万不要异想天开,没有人能十全十美,没有人能四面出击,也没有企业能够什么都做得好。

——评估风险。行动前要明确自己所能承受的风险范围,有时不可不做最坏的估算,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大收益却没有风险的好事,天上不会掉馅饼。

——切勿逆天行命。有些关口你跳得过去,有些跳不过去,就连诸葛亮都没有办法改变天命人道。所以,做出关键决定时,还须注意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的变化。

——不要拒绝盟友,也切勿替别人去冒险。现实中还是有很多可能跟你合作的人,不要拒绝修好。同时,替别人冒险通常不是件吃力就能讨好的事情。

——制定合适的行动计划。不要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在重要的事上冒险。人是要为自己计划后路,但如果是为了失败而行动,那又是何苦呢?最可怕的事永远是你既不全力去争取成功,又继续投入精力和成本。

——注意随机应变。切勿忽视问题,勇敢不是没有恐惧和担心,问题也绝不会忽视你,到头来你仍然要逐一解决,因此,应该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做最有利的事。

激发勇气和胆量的四大要素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次次大胆冒险的历程。在婴儿期,没有人逼着走路,可我们尝试着不断站立,不断前行,跌倒又站起,终于从爬行阶段进入步行时代。然后,我们对于走走还不满足,我们开始奔跑。再后,我们发现两条腿奔跑的效率很低,于是,我们开始发明和借用自行车、摩托车、轿车、飞机等交通工具,这都是跨越性的冒险。

不过,随着积累的障碍和挫折越来越多,随着日渐形成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随着年龄的日渐增长,同时也因为我们已经有些收获,使我们越来越倾向稳定,越来越瞻前顾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童年无忌,敢异想天开;青年被迫适应现实,但还有闯劲;中年包袱越来越重,暮气越来越深,开始排斥开放和冒险,开始得过且过;晚年,开始放弃任何的冒险和努力。于是,最终我们也只会经常纸上谈兵地感叹,“他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这么做也一定能成功”,“我过去胆子要是再大一点的话,就会……”

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被人生阻力所压倒,不希望在人生路上呈“减速”状态,就必须给自己装上能持续提供“动力”的发动机。一般而言,勇气的“发动机”大概有四种:





图4-1:勇气的四种源泉

1.一个充满使命感的目标

“生逢其时”的使命感

百度首席财务官王湛生是我的好友,我们曾几次一起在央视杨锐主持的《对话》节目中做访谈嘉宾。2005年8月,他在百度完成了NASDAQ的上市工作,在其任职期间,百度市值也从数亿美金突破了百亿美金,成为NASDAQ最具价值的中国公司。令人遗憾的是天妒英才,湛生于2007年12月27日在三亚游泳时不幸遇难,他应我的邀请为《缤纷海归》撰写的文章则成了最后绝唱。在这篇文章中,他讲述了自己进行许多人生冒险的动力——使命感。

“当代海归们的这种成就感,是160年前的留学生们所无法体会的。从留学先驱容闳踏上美利坚土地的那一刻起,一代代的留学生大多都是带着一种‘我出去,我看到,我学到,我来改造’的责任感走出国门。”

“1989年,我来到美国求学,之后又在美国和欧洲工作,一呆就是10余年。从我离开祖国的第一天,我就有着一个信念,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回国。因为这个信念,我一直都在非常留心国内的发展状况,那时只要听到有什么事是关于中国的,都会很高兴,只要国内有客人来就会跟他们了解国内发展的情况。”

“加入百度是一件幸事,这里有一大群拥有和我一样海归经历,一样想法的年轻人,包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如果不回国,李彦宏可能会成为美国互联网领域一个出色的工程师,而我也很可能只是一个成功的会计师或金融顾问。但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殊途同归回到祖国,回到百度,用自己的才智实践着梦想。百度从创立发展到今天,在短短7年时间,从一个几人的小公司,变成了今天汇集了近五千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年轻人,服务着数以亿计的中国网民,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与世界上一些最强大的竞争者比产品、比技术、比智慧的知名公司,它身上维系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情结。”

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近乎无法完全发挥的潜能,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目标。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为了目标奋勇进取,进而不惜冒险;而有些人却在现实中把这些潜能磨灭,把目标当成一种自我安慰的幻想,最终庸庸碌碌一生?

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目标缺少使你能持续产生动力和雄心的使命感。

目标能够引导人渴望成功,渴望日出东方,渴望心向大海,渴望行走四方,渴望一览众山小。可是,光有理想和目标,还不足以让我们获得不怕牺牲一切的勇气。

我们只有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才能使自己爆发巨大的能量,一路克服困难,不怕挫折,冒险前进,坚持到底。因为使命感才能让你觉得——冒险就是你的责任,就算有所牺牲也值得。

在我的这次研究当中,许多成功人士都强调人生使命感的重要,并称正是使命感推动自己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譬如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蔡鲁伦就认为:“完整的人生应有‘三感’:使命感、失落感、危机感。”

使命感让他觉得“教育就是毕生的责任”

在我主编的《缤纷海归》一书中,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谈到自己在去斯坦福大学留学之前,曾当过5年矿工。他是典型“苦难炼真金”的传奇人物。
 闵维方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曾来到德克萨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并担任该校的校长助理。当时,他的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很优越。可是当原北大校长丁石孙、教务长汪永铨越洋千里出现在他面前时,闵维方感受到了一种振兴中国教育的使命感,便毫不犹豫地作出了放弃现在的选择:“1988年,北大召唤了我,我也毅然选择了北大,对于我而言,这是一种缘分。我属于和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无论做什么事情,总是想到我们这一代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

尽力挽留的德克萨斯大学常务副校长詹姆斯•邓肯最终放弃努力,并且因此奉上了自己的祝福和尊敬:“闵维方先生的知识和智慧,以及他对自己祖国深深的责任感,必将使他对中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使命在汉语字典里解释是:使者的责任和命令。

使命感通常是指:一种明确行为信仰和意义,自认为非常重要和神圣,并愿意以此为基础付诸行动、努力拼搏、甚至不惜牺牲一切的心理状态。因为使者的命令和责任来源于国家的交付和托付,所以广义上通常用来形容责任重大和命令神圣。

一个具有使命感的人,通常非常执著、认真、热情,也通常会爆发惊人的能量,进行别人不敢为之的冒险。因为他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看作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神圣、重要、不可放弃。

是什么让李开复决心创建微软亚洲研究院?

1990年,由联合国提供特别基金,在美国做教授的李开复得以到大陆教了四个星期的书。当时,这位现任谷歌中国区主席只有28岁,他的学生是北京几所名校差不多同龄的博士。李开复由此感触很深:“同样的炎黄子孙,但因为环境、运气不同,我成为了那个幸运的人,接受了优秀先进的美国教育,能够有更多一点的成就,所以我希望有机会在更大的程度上帮助中国的学生。”

1998年夏天,微软只打算在中国设立一个小型的研究机构,但李开复希望建立一个微软的亚洲研究院,从而帮助更多的中国学生。尽管当时他的力量显得如此单薄,尽管大部分朋友都不理解李开复的选择。李开复甚至连负责招聘的考官人数都凑不够,但使命感给了李开复坚持下去的勇气。

“不管是从我所服务的公司的角度,还是从帮助一部分青年人进步的方面,我对自己的这次选择都觉得非常欣慰。”

最终,使命感引导着李开复实现了自己的“使命”,他领导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在2004年被美国《科技评论》杂志评为世界上最“火”的计算机研究机构。还让比尔•盖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

由于每个人的追求和信仰不同,有的人视金钱和权力赛过生命,有的人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的人则家庭至上。因此,每个人内心神圣的“宗教”完全不同,所激发出来的动力、活力、精神状态也肯定不一样。所以,我认为使命感还必须有正确的方向,才能给人带来非凡的勇气和胆量。

换句话说,能让目标产生使命感的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这个目标的导向必须指向责任、志向、信仰、高尚,至少不违背社会在法律、道德双方面的底线认可,才能让人产生为此不惜赴汤蹈火、牺牲一切的使命感。

神圣的使命感,能引导我们以积极的行动,奔向崇高的目标,不惜冒险,不怕困难,并因此获得成就。

使命感引导着邓中翰回国制造“中国芯”

邓中翰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型成功者,也是我们多次研究的对象。1997年,邓中翰在硅谷创办了一家名为Pimix研制高端平行数码成像技术的公司,他走的是典型的硅谷轨迹,并没有想过要回国。1998年,邓中翰与当时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闲聊中谈到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研究工作,但一直到90年代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又必须有自己的芯片技术。最后,周光召问:“你能不能回国来做这件事?”

邓中翰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提议,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在硅谷创立的公司,市值已达1.5亿美元,要放弃的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而重新开始的路却成败未知,研发的资金也是个天文数字,稍一不慎就倾家荡产。这需要太大的勇气了,他犹豫着。

1999年10月,邓中翰应国务院的邀请回国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观礼仪式。站在观礼台上,一直没有勇气放弃过去的邓中翰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沉重使命:“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应该为祖国的强大做些什么”,“我一定要把祖国的芯片产业推动起来”。

这个月,邓中翰在北京中关村成立中星微电子公司。条件非常艰苦,为了节省资金,中星微的办公室里甚至没有暖气。但是,使命感给了他们放弃过去的勇气,也给了他们坚持现在的决心。他后来回忆说:“对于做大事情的人来说,这些苦太微不足道了,困难反而激发我们内心无限的勇气去战胜它”。

最终,中星微电子的“中国芯”——“星光”系列大获成功,并赢得了市场。

无论是团队还是个人,都需要弄清自己的使命和目标是什么。

对于个人,我们都需要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和使命。事业上的使命、生活上的使命、专业的使命。这些使命决定了我们要努力成为什么角色,拥有多大的牺牲的勇气。正如H. D.梭罗所说:“光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还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2.争强好胜的个性

创业的动机来源于争强好胜

国内最大的律师事务所金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王俊峰,谈起自己创业的初衷,就缘于一种“争强好胜”的个性。

王俊峰原来在贸易促进会法律部工作,作为内地最早接触国际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人员,他经常与国际大律师事务所打交道,还包括与一些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同行。

那时,国内律师业刚刚恢复,与国际同业差距巨大。从收入来说,内地律师每年才几千块钱收入,而香港普通律师年薪都可能过百万。王俊峰后来回忆说:“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国律师在我们的国土上趾高气扬,甚至包括那些在外国律师事务所打工的中国人,也在国人面前异常傲慢充满优越感,不服气!这种被侮辱和蔑视的感觉,对年轻人有一种特殊的刺激,并在心底激起一股创业和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冲动,就是这么简单。”

我曾看到过一个报道,说加拿大研究人员曾对20世纪在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担任过班长的四百多人进行调查。调查发现两个现象:其一,在被调查者中7%的人后来被列入名人录。相比之下,普通同学中被列入名人录的比例仅为二百分之一;其二,那些班长的平均寿命比普通同学的平均寿命要短2.4年。

因此,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班长容易成功和容易短寿的原因都非偶然,因为当班长的人通常都争强好胜。争强好胜者通常雄心勃勃、勇于取胜,敢于冒险,所以容易取得成功。当然,这类人为了实现抱负,不仅仅是敢于冒险,而且还敢于“玩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睡不好觉,也不锻炼,所以健康状况不那么理想。

但是假如有这样一个选择:如果将你的一生命运由默默无闻变得大放异彩,你是否愿意牺牲2.4年的生命?
 我想这个问题很少有人会回答:不愿意。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对争强好胜的观念误解。

在我们这个“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国度里,“争强好胜”是个贬义词。传统的观念认为:“满招损,谦受益”,“沉默是金,祸从口出”,甚至干脆表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谁要是“争强好胜”,就等于沾上了“爱出风头”、“爱表现自己”、“人际关系不好”的恶名,还可能落个“枪打出头鸟”的结局。

然而,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争强好胜”究竟何罪之有?难道“争弱好败”就好?其实,争强好胜与是否正确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一个谦让的人,不一定内心不争强好胜;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做的未必不是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不“争强好胜”,我们为什么要在社会中提倡竞争?为什么我们要热烈期望中国崛起?

学生不应该进行竞争?

我在担任大学客座教授时曾遇到过来进修的中学教师,他们曾告诉我:现在他们不再把学生的考试成绩排名次,然后寄给家长;也不再唯成绩是问,用学习成绩来评优提干,以避免学生在学习成绩上过于争强好胜,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质疑他们的教育方式?

我回答说:我觉得中西方的教育,都肯定不是不要争强好胜,也不是不鼓励竞争,因为从学校到专业再到个人,不可能没有竞争。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将学生引向一个多元、开放的方向,而非零和竞争。譬如高考把德商、情商、兴趣、潜力等因素都排除,也不论学生将来是要成为一个政治人才、科学人才、管理人才,还是翻译人才、写作人才等等,都放在一个标准、一个成绩下“一考定终生”,这就明显不合情理。

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天生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

搜房网的总裁莫天全曾这样形容企业的争强好胜:“网络媒体只能做老大。做老大很舒服,做老二则很辛苦,至于老三恐怕很难生存。”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在上海出生长大,“文革”时曾因家庭背景被划为“黑五类”,初中毕业后被下放到崇明岛农场劳动。六年的春夏秋冬,他除了拼命劳动就是读书学习,包括高中数理化全部课程都是自学完成,最终他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邱致中就把自己人生奋斗的原动力归结为争强好胜:“有时就是很简单:父母都是解放前后的大学生,自己怎么能甘心学业仅是小学五年级水平。于是,别人在农场聚集借酒消愁,我孤灯相伴与书交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通常误解“争强好胜”,其实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中庸”文化的传统,东方人崇尚无为和性格内敛:“是自己的就是自己的,别人抢也抢不走;不是自己的就不是自己的,自己抢也没有用”。二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组织分配,习惯铁饭碗,不习惯冒险和竞争。也因此,我们过去的教育把团队的争强好胜当作集体主义加以赞美,而个人的争强好胜则当作个人主义至上加以批评。

学校需要提倡良性的竞争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副会长陈章良,是个很有开放意识的人。他在担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时所建立的农大官方网站,被搜索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开放的农大欢迎你。”陈章良认为,人生的开放和多元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

“微软今天之成为第一位有它的伟大之处,盖茨所写的《未来的世界》里面充满着竞争。所以竞争与合作、在合作中求竞争、竞争中求合作,这就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样,我想每一位同学应该花更多的时间想,我怎么能比以前的我做得更好,我们需要一个良性的竞争。”

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争强好胜并不等于忙碌和生活无规律化,也不等于恶性竞争,虽然它们经常被人联系在一起。

当然,我们需要提倡的是良性的争强好胜,而非劣性以及零和竞争。良性的争强好胜,有助于提升一个人的勇气和胆量,也使人主动开放,关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是搞“内耗”竞争,努力奋斗就说你爱出风头和野心大,非把竞争变成我落后你也要落后不可。

3.不断求新的激情

“新观念”成就胡舒立与《财经》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是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中,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记者。她也是我们2005委员会的理事,胡舒立曾在2000年于《财经》杂志推出《基金黑幕》等力作,从而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大地震。随后,胡舒立又发表了《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等力作,揭露中国股市的种种劣迹,促使有关部门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该杂志也一夜成名,胡舒立因此被冠以“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胡舒立的成功,就在于她的开放,她有着新媒体应该独立的新观念,这使她敢冒险去报道一些黑幕,一扫国内传统媒体的旧风气。1993年,她曾随中国女记者代表团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OFJ)的专业培训;1994年,她前往斯坦福大学读书;1995年,她获得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当她以一种国际财经记者必须首先对广大股民和投资者负责的信念来进行调查时,她不可能没有揭发中国股市弊端的勇气。

中国有句古话:“衣不如新,人不如旧”。

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在其作品《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中表示:“人才进行工作,而天才进行创造。”

在谈论“新”之前,我们首先理解“新”字的含义,通常来说有下列四种:其一,新的,从未有过的;其二,少的,少见的,另类的;其三,反流行的,特别的;其四,给人新鲜感的。

“旧”的含义则有五点:其一,古老的,曾经有过的;其二,司空见惯的;其三,长时间面对的,几乎产生漠视的;其四,流行大众的;其五,无新鲜感的。

很显然,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革新正是一切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身,就是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感觉来源于变化的刺激。威廉•冯特在其心理学名作《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论稿》中定律说:“除非感觉接近感受性的上限或下限,否则其变化与刺激变化的绝对量值成正比。”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促进社会发展只有两大元素:革新和竞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认为:人类的进化就来源于人们总是在试图创造代表主流方向的新事物,譬如科学家通过发明创造来推动技术革新,艺术家们“蔑视任何形式的模仿,歌颂一切形式的创新”来推动风气和观念的革新。

有一位放下电视台主持人的“金饭碗”工作而选择出国留学的人曾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万无一失意味着止步不前,那才是最大的危险。为了避险,才去冒险,避平庸无奇的险,这叫值得。”
很显然,“推陈出新”的激情总能带给人挑战、刺激,也能驱动人进行一次次的冒险,无论是感情、技术、事业,乃至单纯意义上的冒险——地理探险。这次研究中,就有无数成功的企业家向我们表明,他们喜欢充满激情的生活和工作,也喜欢富有激情并且专业敬业的员工。

职业激情使唐骏不断冒险

“我要做的是每天上班都要有激情,我要找到一种我最能接受的方式。”这就是在盛大和微软中国都担任过总裁的唐骏的名言。或者说,这就是他成为著名职业经理人的原因之一:富有激情。

1990年唐骏在美国创业3年,拥有3家公司,但唐骏觉得再这么做10年、20年,公司也就这么大规模了,于是,他去了微软。

在微软,唐骏能够工作10年,很大程度是因为职务从工程师、部门经理到中国区总裁——基本上两三年一变:“在上海,我把微软技术中心从我一个人创业的公司做到一个500人的公司,再把一个中国的技术中心变成一个亚洲的技术中心,盖茨过来揭牌。全球中心做完后,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挑战性了,我选择到微软中国做总裁。”

当唐骏几乎做到了一个微软职业经理人的极限时,激情再次消失。于是,他走向了盛大娱乐——其实这也是他不久前主动从盛大辞职的原因:“我记得我走的时候,盖茨过来说你还继续做中国区总裁,但我给你一些其他业务。我已经失去这方面的激情,为了一个总裁的位置而做总裁,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无法评价唐骏不断追求激情是否正确,因为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很显然,如果骨子里没有喜欢挑战的激情,唐骏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唐骏。

当然,盲目的不断求新并不是一件好事。

这个“新”必须建立在合拍、合适、合宜的基础之上,如果还没有旧事物更实用,就失去了新的意义。正如单纯的技术或者管理体制的革新,并不能成就一个企业一样。

曾有许多海归回国创业的时候,就犯了这类错误,盲目使用新的管理制度和新的技术产品作武器,却忘记是否与现实合拍,结果留下无数遗憾。无疑,海归与本土人才相比,优势就在于对本土各方面同样熟悉和了解,同时又能带来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而如果丢了东方,变成东、西方两种思维搞对抗,肯定会水土不服。

易趣网的创始人邵亦波目前转做风险投资,就曾表示:“我不会投新海归的公司,虽然我自己是海归。我也不喜欢我投资的公司招新海归,刚回国的留学生,尤其在国外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很多时候连鬼佬(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都不如。鬼佬还知道自己不了解,海归却以为自己了解,反而更危险。他们在国外的温室长大,到了中国的丛林,被吐唾沫,捅刀子,很多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而他欣赏的是:“我喜欢回国两年以上,有中国实战经验的‘海龟’。他们有外国的见识,也有‘土鳖’的机灵和执著。”

4.产生危机感的环境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人们都会感到危机感所带来的压力。许多人因为压力而焦虑难安,许多人因为压力而日夜奔波,许多人甚至在压力下崩溃。

可是,当我们假设一下没有危机感的情形,却又会发现,危机感不能不存在。

没有危机感,我们就没有压力,成为失重的人。当我们失去了事业和生活的重量感,就会进而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敢开拓和冒险。正如孟子所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哈佛商学院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有一句名言:“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

内心的危机感,通常能够使人爆发惊人的胆量,是勇气的重要来源之一。

危机感迫使我们做出改变,进行冒险。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这也是危机在心理上给人的暗示。尤其事关生存的危机感,永远能激发人最大的潜力,使人的勇气激增到无所畏惧的地步。因此,人们把“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作兵法的精髓之一。

在对200多位成功人士的样本研究当中,我发现跟社会上许多人被“关系户”和“暴发户”误导的富豪印象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开放型成功者不但不是“世袭子弟”,没有少年时代就继承多少先天的财富,而且其最重要的财富往往还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苦难,他们的人生都经历过危险的磨炼,是在苦难中崛起的人生成功者。例如,我也有过未成年下乡插队的磨难经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曾做过矿工,财经评论家金岩石也曾是矿工出身。

让曾经的“苦难”长留心头

新任的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曹建明也有着曲折的人生开放传奇。他在小学四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小饮食店当学徒,每天凌晨三点多就硬撑起来上班,从出煤渣、生炉子到和面、拌馅,所有的活都要干。也许过度劳累,一年不到他的胃连续两次大出血。后来,他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当成一笔宝贵的财富,用以时刻激励自己努力进取。曹建明应邀为我主编的《缤纷海归》撰文时说:“正是在这里,我经受了永远难以忘怀的磨砺,学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东西。”

由于心里一直保留着这“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所以考上大学之后,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四点半,我准时起床,跑步后即投入紧张的学习。数年如一日,这么早起床读书,很多同学觉得无法做到,觉得不可思议。对我而言,相比在饮食店每天三点多起床干活,那真是一种幸福了……排队买饭时、坐车时、开会前,我都会抓紧背几个英语单词。所有的节假日,我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七年寒窗,我连续六年获得‘上海市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

1988年10月,曹建明作为访问学者去比利时根特大学进修,他依然没有忘记用过去的苦难和危机,除了跟教授讨论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的导师因此感叹说:“你是我接触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勤奋的一个”。也正因为他的刻苦认真,教授们参加学术活动都喜欢带他去。于是他去过荷兰、卢森堡、德国、法国、前南斯拉夫、瑞士等许多国家,参加了许多的国际会议和访问了许多大学及研究所,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这为他今后的法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慧聪集团的创始人郭凡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少年时代曾上过山下过乡,十八九岁还当过兵。后来,这段充满危机和苦难的经历给他的人生增加了莫大的胆量。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起当年创业时的心态:“1988年我已经是副教授,已经很有学术成就,晚上我就看着一墙的书心里感觉比较酸,走到35岁了不得不走另外一条路,这是心里难受的。但是不得不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并不怕……”原因则是过去少年时代的经历——“那段生活使我真正具有自信心,如果创业失败了,我去扛麻袋也可以养家糊口。而当一个人愿意扛麻袋最终生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怕了。”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崇明农场务农六年、没有经历这些人生苦难,也形不成我后来的思想和处世哲学。我希望我的小孩将来也知道我过去的故事、知道我曾经做过农民,通过这些,让他们了解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知道世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危机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其存在不一定是事实的逆境和困境。

身处逆境和困境,危机迫在眉睫,自然,只有失明失聪的人,才会没有危机感。可是,聪明的个人,聪明的企业家,聪明的政府,都善于在顺境和逆境下勇敢面对危机感,保持忧患意识,使自己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所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王波明的生存危机

又如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者之一、财讯集团的董事长王波明曾在北京农药二厂一个烧碱车间当过工人,因为遭遇“文化大革命”,连初中都没有读过。

当时农药厂到处都是刺鼻难闻的毒气。有一次,车间管道出口下面4个工人清淤泥时中毒。王波明冲过去救人,被一位戴着防毒面具的技术员拉住,让他回去戴防毒面具。结果等王波明回来,那4个人已经当场死亡,先下去救人的几个技术员也因为防毒面具饱和中毒死亡,拉王波明回去戴防毒面具的技术员变成了植物人。一瞬之间,王波明跟死神擦了下肩膀。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波明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都在想: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去?

正是这种最原始的生存危机感给了王波明前所未有的决心——他必须改变现状。随后,王波明以超出常人的努力自学英语,然后由此进入北京食品研究所做翻译。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王波明报名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他后来还留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另外,我还在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具有冒险精神和开放意识的创业型领袖人物,就算创业的艰难已经时过境迁,此时身处顺境,心底依然有着很强烈的危机忧患意识,并且因为这种危机意识,能够更好地保持继续奋斗的激情。

微软的比尔•盖茨总是感到紧迫的危机感存在:“微软离破产永远只有18个月。”

海尔的张瑞敏总是感觉:“每天的心情都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联想的柳传志总是认为:“你一打盹,对手的机会就来了。”

巨人企业的史玉柱曾有过失败经历,并且跌得很惨。东山再起的史玉柱曾向外界透露:他现在每一天都提醒自己也许明天就会破产,甚至巨人企业的“股价每涨一点,压力就大一点”。结果,现在巨人的成功比过去更牢固。

李彦宏也经常强调:“如果我们做得不够好,就有可能陷入很被动的地步。所以,我一直跟员工讲,百度离破产只有30天。别看我们现在是第一,如果你30天停止工作,这个公司就完了。这个市场变化非常快,之所以大家看好这个市场,就是因为它的成长速度非常高,成长也是变化的一种,如果你不能及时把握市场需求的变化,就会被淘汰掉。”

先后创建过亚信公司、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担任过网通总裁的田溯宁,也一直认为:“管理一个企业,你一定要天天想到危险。企业成长的过程,就像是学滑雪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只有忧虑者才能幸存。清醒的头脑是最起码的,天天想危机,危机就在明天,危机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才能尽量地避开危险。”

这些身经百战的创业家们都深知个人和企业缺少危机感的后果:员工如果没有危机感,就会回到得过且过、缺乏效率的大锅饭时代;企业如果没有一点危机感,就会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旦看不到乌龟的影子,便躺在以往的业绩上面睡大觉。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这正是最大的危机。

任正非的危机管理哲学

1988年,任正非和6个伙伴揣着2万元,把华为安置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落,进行了人生当中第一次冒险。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回忆说:“(从部队)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

华为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在代理业务露出下滑迹象时,任正非毅然决定将赚取的钱投到该行业的自主研发上,冒险的结果是势不可挡。也许是因为过去每次都能在危机中爆发出惊人能量,在电信业最火暴的时刻,任正非写下了《华为的冬天》:“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

任正非认为危机感能使人具备“狼性”:“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所以,他提倡危机管理哲学。这也让许多管理学家把他摆上显目的位置,美国《时代周刊》杂志评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时,就将他列名其中。

黑夜和白天总是密不可分,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危机也同样如此,危险和机会是并行的。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往往能够把危机感转化成为人生开放、冒险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利用了危机中的机会。

人的行为心态通常有三种:一是试试看;二是尽力而为;三是不成功就成仁,这是冒险的心态。

众所周知的是,试试看意味着不全力去做,走一步看一步,结果可能“妙手偶得”,而更多的是浅尝辄止。这种做法只能是你握有足够筹码——才需要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譬如许多VC在高科技领域的风险投资。

第二种尽力而为的心态是按部就班地努力。这意味着已有健全的机制,个人占据了顺境和优势,这时程序化的过程就是良性循环。但是,对于没有建立事业的人来说,对于身处穷困和底层的普通人来说,按部就班的做法,意味着继续平庸,因为拒绝冒险就意味着拒绝奇迹和转折。

第三种是不成功就成仁,这种心态的来源只能是危机感的存在。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我们必须做出改变的时候,也只有这种心态才能激发我们的胆量,使我们去冒险争取奇迹,以弱胜强、以小吃大。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就是军事史上使用危机感的典型案例,同样的典故还有项羽的“破釜沉舟”。

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适度的危机感,使自己保持进取的斗志,保持人生开放的胆量。

升华胆量为胆略——优势战略

我在上一节分析了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大胆”的人,但胆量不是胆略,我们还需要将自己的胆量升华为胆略。对此,我当然可以空泛地长篇大论:我们需要善于把握机遇,需要注意目标和方向,需要注意细节的积累,需要勤奋进取的精神,需要定位自身。但是,我认为这些对做任何事都重要,对胆略也只是一样重要而已。

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我们压垮对手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特长,而是我们的优势。

特长只是优势的基本来源之一。因此,如何将胆量升华为胆略,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如何形成并利用我们的优势。
人生的优势战略有两个基本点:其一,面对对手,以长击短;其二,面对自身,扬长避短。

面试的诀窍——扬长避短

中国政府曾与世界银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UNDP)等协商达成在英国牛津大学培训中国政府官员的协议。而希望获得培训机会的人,除了需要组织上推荐之外,还必须通过统一的英语面试。

陈兴动就在英语面试中遭遇了困难。当时,世行驻中国副首席代表Peter对他进行面试,说话速度很快。陈兴动底子不强,加之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花费在英语听力上的时间很少,因此,理解对方的话比他自己即兴说还要困难。后来,陈兴动采用了扬长避短的策略。一方面集中精神听对方说话,通过单词来判读对方的意思;另一方面回答问题时,尽可能把时间拉长,让考官少问问题。于是,Peter提的每个问题,陈兴动都用了近20分钟的时间回答,一个小时下来,Peter只问了他三个问题。面试结束之后,Peter还微笑着夸奖:“你是所有面试的人当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就是这样一个巧妙的策略,改变了陈兴动这次面试的结果,而出国参加培训又改变了他的人生。现在,陈兴动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投资专家,人大财经委都经常找他咨询。

从面对对手的角度来说,我们都知道田忌赛马的故事,这是一个典型的如何形成和利用优势的案例。对手的每一匹马都有绝对优势,但没有关系,优势是相对的,只简单地顺序调整,就能以长击短:上等马对中等马,中等马对下等马,下等马对上等马,这就形成了整体的优势,这也是典型形成优势的战略方法。

从面对自己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美国著名的“优势理论之父”、盖洛普公司已故的前董事长唐纳德•克利夫顿博士认为:“在成功心理学看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成功,最主要是看他能否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优势。”

优势层次与优势运用

唐纳德•克利夫顿博士和他的盖洛普公司,曾对数万名事业有成的销售代表、经理、领导人、公司主管、教师、医生、飞行员和运动员进行过深入研究。他给优势的定义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在基本的层次上,优势就是你擅长做的事,你的特长;而在较高级的层次上,优势是一种擅长的行为、思维和感觉的模式,它能产生高度的满足和自豪,带来心理和财富的回报,并以可测定的方式向成功推进。最后,他得出结论:

“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优势,教育的优势就在于发现优势,并发挥优势。”

“当人们把精力和时间用于弥补缺点时,就会无暇顾及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可惜的是,任何人的缺点总要比才干多得多,而且许多缺陷是后天难以弥补的。”

正如唐纳德•克利夫顿博士的观点,优势的定义很广泛,不仅仅包括个人的技能,还应该包括个人的各种特质,包括与你有关的先天或者后天的各类事物:诸如外貌、身高、服饰;诸如观念、思维、文化;诸如自信、勇气,等等,都可以成为你的优势。当然,我们还需要关注特长、兴趣、爱好等等,它们也能够提供基本的优势来源。

换句话说,每个人可以形成优势的数量和种类都庞大无比,甚至连自己都无法完全清楚。因此,优势的数量和来源并不重要,甚至毫无意义,就算拥有十八般武器,并且样样精通,但能拿在手上使用的也就那么一样。人生由胆量提升为胆略的关键在于:对外要善于利用关键的优势,对内要树立自己的基础和核心优势。

当我们在竞争中具有十分关键的优势,当我们将生活、工作、事业建立在各种核心优势之上,扬长避短或者以长击短时,这样的人生开放将会更加高效。关于如何了解自身的优势,我个人认为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倾听内心的渴望

核心的优势应该符合自己的内心期望。我们要从倾听内心开始:期望实现什么?理想目标是什么?爱好和兴趣是什么……内心的这些渴望,将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核心优势应该建立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去利用自己的勇气?什么事最值得我们去冒险?

因为渴望才有希望

易趣网的创始人邵亦波,非常信奉一句话:“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当然这也是他最能干的事,这样他就能够每天都很有劲地去工作。”

邵亦波人生当中有过三次重要的转折:第一次是放弃了名牌大学的直升,孤身一人到哈佛学习物理及电子工程专业;第二次是本科毕业时,放弃了进入物理研究院的机会,转而进入波士顿咨询公司工作;第三次是哈佛商学院MBA毕业后,放弃15万美元的年薪和几乎唾手可得的绿卡,回国创办易趣网。他之所以有勇气做出这三次决定并且获得成功,正是因为他内心的渴望。

“当初学数学,是受父母的影响,并不是我最想做的事;大学毕业后,发现自己其实并不是甘愿呆在实验室里的,所以选择咨询业;后来,易趣网这种商业模式在我大脑中出现的时候,才发现选择回国创业才是我最想做的事,也是最有干劲的事业。”

(2)注意进步快和表现完美的领域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天天踢足球,经常看足球比赛学习,可就是比班上大多数同学踢得差;我们试图去读些哲学书增加思想,可无论怎么读了又读,就是不知所云;我们很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数学人才,我们也非常勤奋,非常努力,可就是没有别人那么会打算盘……如果做某一件事,总是不开窍,就说明这确实不是适合你的领域。

进步快和完美表现是找到优势最明确的体现之一,如果一学就会,并且表现完美,产生“我天生就会”“非我莫属”的强烈感觉,那么,很可能我们天生擅长并适合做这类事。而通常做这些事,我们也会做出在外人看来是“疯狂”和“冒险”的举动,只不过在自己特长的领域冒险,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很多。

高考方向的改变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先是准备考理科,但在复习一段时间之后,却发现复习效果还不如同一年参加高考的弟弟好,于是,我动了改考文科类外语专业的念头。当时离考试已经只有20多天了,这种根本方向的转变非常危险,许多朋友都建议我还是以稳为好。

在仔细思考过后,我觉得自己很努力还依然吃力不讨好,从根本上说是自己不适合理科的原因,以后上了大学学习也一样会很吃力。同时,我在农村插队时就喜欢博览群书和阅读报刊,有文科方面的底子和优势。因此,我决定改变方向,最终,这次转变也使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

(3)专注最熟悉或一直从事的行业

你过去一直所从事的行业,也许不一定是你最喜欢最擅长的领域,但却可能成为你最好的基础积累。“本行”的东西总会让你感到驾轻就熟,由此可能产生得心应手和游刃有余的感觉,而且你在熟悉的那个职业和行业上,已经积累了能力、经验、资源、渠道、人际关系等等——这其中许多相对于别人来说都是优势。

大多数成功者的创业,一般都从自己最熟悉或者从事过的行业开始,然后专注地做下去。正像商会的一个理事、梅菲特涂料公司董事长喻恒所说:“人生有限,我们要学会聚焦。只有聚焦,才能有所成就。相反,太阳光虽然照亮宇宙,但因为不聚焦,却穿不透一张白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