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对话理论的现代意义

一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又是什么将人类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联结、沟通起来呢?这就是用话语呈现出来的对话关系。巴赫金指出：“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2](P340)

对话的前提是语言和话语。“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3](P322)。在没有语言、没有话语的地方，不可能有对话关系；在事物之间，在概念、判断等逻辑范畴之间也不可能产生对话关系。由于人的全部思维，都具有对话的性质，因此，“对话的边界纵横交错在人们现实的思维空间里”[3](P328)。“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势、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3](P353)。

人类世界不是一个死寂的无声的世界，而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没有语言和话语的联结和沟通，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无法维持。“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2](P242)。“语言是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而话语是针对对话者而言的。话语，是连结我和别人之间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4](P436)。用话语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表现生活，自然就具有了对话的性质。“意识的对话本质，人类生活本身的对话本质，用话语来表现真正的人类生活，唯一贴切的形式就是未完成的对话。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的。……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全部个性参与对话”[2](P387)。人也只有在对话中，才能交流思想感情，从事种种社会活动，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可以从狭义和广义的不同层次上加以理解。从狭义来讲，是指说话者与对话者之间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之一。从广义上来讲，对话则包括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言语相互作用的形式：(1)人与人之间的现实的、面对面直接大声的言语交际，这其中无论什么样的，任何一种言语交际都涵盖在其中，比如，生活的、认识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文学的等等。(2)书籍、报刊所包含的语言交际因素，这其中既有直接的和生动的对话，又有批评、反驳、接受等语言交际过程中以不同形式组织而成的书面反应：评论、专题报告、调查报告、文艺作品等等。(3)书籍、报刊等印刷出来的言语行为，涉及的内容不只是现代的，而且可以针对历史上的作者本人，还有其他人在不同领域内的过去的行为展开的语言的交流。我们阅读、研究历史流传下来的书籍、报刊以及其他形式，如竹简、石刻等显示言语交际行为的文物，实际就是在同古人、外国人进行言语交际和对话。(4)扩而大之，其范围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的意识形态对话和种种言语交际行为。

对话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对话贯穿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活动的全过程中。人类生活本身就是对话性的。这里我们不去研究不同时代、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科学的对话问题，将话题再转回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对话问题上来。巴赫金说：“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文学过程是文化过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在广袤无垠的文学世界中，19世纪的学术界(以及文化意识)只涉猎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我们则把它缩得更小)。东方在这个世界里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反映。文化和文学的世界，实际上如宇宙一样广大无涯。”[3](P403)巴赫金在这里实际已提出了一个开展世界性的文化与文学的对话问题，直接涉及到文化诗学的建设。巴赫金认为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精密科学是独白型的认识形态，而人文科学则是研究人及其特性的科学，它研究的对象不是无声之物，而是有自己个性和声音的人及其活动。因此，人文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型态的科学。在人文科学领域(包括文学理论研究)，“真理只能在平等的人的生存交往过程中，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才能被揭示出一些来(甚至这也仅仅是局部的)。这种对话是不可完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持续下去”[3](P372)。如果我们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20世纪文艺理论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五四”时期和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由于理论界内部自由地展开对话，理论家与作家的对话，作家与读者的对话，中国作家、批评家与外国作家、批评家的对话，才使理论本身的探讨有所进展和突破。也正是在对话与交流中，我国理论界才不断地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逐步摒弃了一些僵化的文艺理论模式。对话，不仅是我与你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对话，还可进一步扩大为学派与学派的对话。不同学派的对话，可以使理论注入生机，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巴赫金指出：“在科学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是只有唯一一个流派存在(不过几乎总有一个流派占据统治地位)。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折衷，因为把所有流派全融合成唯一的一个流派，对科学来说是致命的(如果科学能死亡的话)。”[3](P398)文学艺术领域存在着不同流派，不仅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不同的审美需要，而且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在文学理论、美学等人文科学领域，创立不同的学派，展开相互之间的对话与争鸣，同样可以促进理论的发展。相反，艺术上和学术上没有流派与学派的存在，则是不正常的现象，久而久之，这种独语式的艺术与学术，就会走向僵化和消亡。

对话发生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过程之中。“在文学和文艺学中，真正的理解总是历史性的和个人相联系的”[3](P381)。理解是对话关系的重要构成因素，它贯穿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语境中。今天现代的学者可以对过去时代不同语境中产生的文本进行理解性的对话，同样也可以对不同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语境中产生的文本进行理解性对话。人类的文化和文学艺术，正是在这种持续不断地理解性对话与交流中，向前发展的。

巴赫金指出，对话关系具有深刻的特殊性。不可把它归于逻辑关系、语言学关系、心理学关系、机械关系或任何别的自然界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涵义关系。构成这一关系的成分只能是完整的表述，或者被视作整体或潜在的整体，而在这些完整表述背后则站着实际的或潜在主体——表述的作者。同时还应指出，对话关系又不等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对语之间的关系，它比实际对话中的对语的关系，“更为广泛、更为多样、更为复杂。两个表述在时间和空间上可能相距很远，互不知道，但只要从涵义上加以对比，便会显露出对话关系，条件是它们之间只须存在着某种涵义上的相通之处(哪怕主题、视点等部分地相通)”[3](P333)。在某个学术问题的研究中，对比不同的表述、见解、观点，便会在某种涵义的“相通之处”产生着对话关系。在文学活动中存在着多种对话关系，不仅作品中的人物与人物对话，而且包含作者与人物，读者与人物，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今天的读者与过去不同时代、民族的读者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发现了对话是陀氏艺术世界所展示的各种关系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特征。陀氏创作的复调小说，从整体上可以说处处都渗透着对话性。巴赫金从对陀氏小说研究中，提出并论述了对话型小说不同于独白型小说的特点：

第一，作品主人公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作品主人公在作品中具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性，不是被动的默不作声的哑巴，任凭作者的摆布。作者与主人公都是对话的主体，二者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对话关系。在独白型作品中，存在的是作者单一的声音，作者主宰一切，决定一切，他可以全知全能地安排每一个人物，他可以窥见人物内心的秘密。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理解人类生活、人类思想的对话本质。在他看来，“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停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至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2](P114)。基于这样的认识，陀氏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的人物，都能够“同自己的创造者并肩而立，能够不同意创造者的意见，甚至能够反抗他的意见”[2](P4)。巴赫金提出的对话理论，处处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同时又充分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使作家自觉地去把握和遵循人物个性和思想情感内在的发展规律。

第二，对话的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由于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生活的海洋又是无限的，“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2](P7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地反对出自别人和对他们个人所作的某种定论。他们都意识到自己内在的未完成性和未论定性，深信自己有能力从内部发生变化。这样在人物性格创造上，就彻底打破了传统的类型化模式，多侧面、立体地表现出性格发展的时空一体性。巴赫金指出：“世上还没有过任何终结了的东西；世界的最后结论和关于世界的最后结论，还没有说出来；世界是敞开着的，是自由的；一切都在前头，而

且永远只在前头。”(2)(P221)对话的这种未完成性、未论定性和自由的开放性，一反独白型小说的封闭的、独语的单一模式，促使作家刻意追求创新，处处避免雷同化。

第三，众声合唱的复调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表现在作品的语言世界中则是复调性或多声部。这是对话的主体性、独立性、自由性与未完成性在语言表达上的生动显示。在对话型的作品中，“相信有可能把不同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但不是汇成一个声音，而是汇成一种众声合唱；每个声音的个性，每个人真正的个性，在这里都能得到完全的保留”[3](P356)。复调是由各自独立、具有自身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众多主人公及其声音都有相对的自由和独立性。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作家来讲，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因为是众声合唱，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个性，自己的声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平等的。这种情况与独白型作品形成鲜明的对照。“独白原则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他人的平等的以及平等且有回应的意识，还存在着另一个平等的我(或你)。在独白方法中(极端的或纯粹的独白)，他人只能完全地作为意识的客体，而不是另一个意识”[2](P386)。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采取把不同声音结合起来的原则，从对话的角度，将各种语体、声调、方言、行话等语言材料，并行或对立地组织在一部作品之中。这样一来，在陀氏创造的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一般没有任何物的存在，没有对象、客体，只有主体。因此没有单纯判断的语言，没有只讲客体的语言，没有背靠背的单纯指物的语言；只有交际中的语言，与他人语言接触对话的语言，谈论别人话语的语言，发向他人话语的语言”[2](P319)。复调本是音乐学上的一个术语，巴赫金以音乐上的复调比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个人意志范围。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2](P27)。不管是音乐世界中的众声合唱，还是文学世界中的复调或多声部，都是多元的、多语的和多音的现实世界的投影，它们都可以在世界的发展变化中找到社会历史的根源。“新的文化意识和文学创作意识，存在于积极的多语世界中。世界一劳永逸地变成了多语世界，再无反顾，不同民族的语言闭目塞听、不相往来的共存阶段，宣告结束了。各种语言于是相互映照，要知道一种语言只有在另一种语言的映照下才能看清自己”[5](P514)。

二

对话是与独语相对而言的，但对话与独语也并非是水火不相容的。就文学领域来说，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巴赫金指出，复调小说的出现，并非就要摒弃独白小说。“任何时候，一种刚出世的新体裁也不会取消和替代原来已有的体裁。任何新体裁只能补充旧体裁，只能扩大原有的体裁的范围。因为每一种体裁都有自己主要的生存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它是无可替代的。所以，复调小说的出现，并不能取消也丝毫不会限制独白小说(包括自传体小说、历史小说、风习小说及史传小说等等)进一步卓有成效的发展。因为，人和自然的一些生存领域，恰恰需要一种面向客体的和完成论定的艺术认识形式，也就是独白形式，而这些生存领域是会存在下去并不断扩大的”[2](P361)。事实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对话型的复调小说的时代，就同时存在着并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白型小说。从发生学角度来讲，对话形式的出现又是先于独白形式的。对话型的复调小说的出现，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发明。它是经过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漫长的酝酿过程。

对话的出现，同人类语言的产生一样久远。语言和劳动是人类脱离动物界而组成人类社会的强大动力。由于劳动的需要，交流思想感情的需要，初级的对话交际的形式便出现了。那时人与人之间无高下贵贱之分和阶级之别，完全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关系。人类社会自觉地以对话的方式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并以文本作为载体流传下来，这是人类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从中外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话成为人类的重要语言活动形式，最早出现的繁荣期是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古希腊，对话成了人们在各个领域(经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等)中探求真理、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重要方式。从词源学上讲，对话(dia-logue)与辩证法(dialectic)是同源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一种文体，即问答体或对话体。巴赫金认为，“辩证法是从对话中产生的，然后辩证法又让位给对话，但这个对话已是高一级的对话，是较高水平的对话”[2](P574)。我们从柏拉图的著作和色诺芬写的《苏格拉底回忆》中可以看到，对话是当时人们社会生活中语言活动的一种主要表现方式。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各个领域中被广泛地应用着，并且成为学者们自觉写作的一种重要文体。巴赫金曾对古希腊的对话的流传及其特点作过如下的描述：“苏格拉底对话”——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在当时广为流行的体裁。写过“苏格拉底对话”的有柏拉图、色诺芬、安基斯芬、埃斯芬、费敦、艾弗克利特、阿列克萨缅、戈拉乌孔、西米、克拉顿等人。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只有柏拉图和色诺芬的对话。至于其他人的创作，只剩下些有关的资料和片断[2](P143—144)。巴赫金还指出，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话”还具有混合的性质，在那里抽象的科学和哲学概念与艺术形象两者分流的过程还未完成。因此“苏格拉底对话”实际还是一种哲学与艺术的混合体。柏拉图成功地将对话运用于学术讨论，并且把它归结为所谓“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由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等人的矛盾统一的思想发展出来的，其特点在于侧重揭露矛盾。在互相对话过程中，各方论点的毛病和困难都像剥茧抽丝似地逐层揭露出来，进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从柏拉图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在古希腊，对话的双方完全是平等的、自由的，彼此是相互尊重的，对话者不带有任何个人的成见或偏见，目的都是为了探求真理，使自己的认识更接近于真理。对话不仅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而且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感情交流和沟通的主要方式。这样的对话体现了古希腊的学术民主、自由的精神，它有力地促进了古希腊的哲学的发展，学术的进步和文艺的繁荣。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自由的、平等的对话形式，也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并记载于不同学派思想家的著作中。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论语》，实际就是用对话的形式写成的。从《论语》中也可看出，当时在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对话，是充分自由的。对话者之间也是平等的，老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可以批评老师。《论语》中建立起的那种自由、和谐、平等的对话关系，对于儒学的创立与传播，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诸子百家的典籍中，载有多种形式的对话，生动活泼，不拘一格。它涉及到人生哲理的探求，

治国安邦的方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对策，修身养性的经验等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和方面。对话人也是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对话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双方追求的共同目标是事物的真理性。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自由对话的方式，使当时的思想文化呈现出一派生机的“百家争鸣”局面。

对话作为语言活动的重要方式，并无固定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换和语境的变化，对话也出现了许多变体。在文化专制的黑暗时代，往往是独语取代了对话并成为社会的主导话语形式。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肆意地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自由的对话，在社会生活中，往往变成了一种“强颜欢笑”、“唯命是从”的独语扭曲形态。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皇帝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朕即真理”。皇帝可以“一念定纲纪”，“一语安天下”。汉武帝刘彻宠信孔孟之道，于是一道诏令，便开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风。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那种学术界相互交流、平等对话的文化氛围，随之也就消失了。历代皇帝不仅自命“天子”，“唯我独尊”，而且连与皇帝同名的人、事、物都禁止使用，有的甚至利用忌讳大造“文字狱”。在这种情势下，探求真理的对话关系，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能纯是臣属的、主奴的“唯上”、“唯主子”是从的顺从关系。

封建时代皇帝的“天朝上国”意识，在处理外来文化的关系时，也不能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当皇权巩固强大时，实行的“开放”，实际仍是一种臣属依附的关系。当着“天朝”的至上尊严遭到威胁，君王的心态就会走向封闭。在这种闭关锁国、具有强烈排外性的心态支配下，就无法通过正常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对话方式去接受外来的进步文化。由此，相互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对话关系，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对欧洲的对话文化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格拉底对话”是在民间狂欢节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深刻地渗透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这种狂欢化的传统，成为欧洲文学发展中一个确定的强大的支脉。“转化为文学语言的狂欢节诸形式，成了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强大手段；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个语言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异常巨大的象征性概括的力量，换言之就是向纵深概括的力量”(2)(P208)。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拉柏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创作，都直接源于古希腊“苏格拉底对话”的那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文艺复兴，可以说，这是对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6)(P317)。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作家、艺术家，正是借助于这种狂欢化的文化传统———实际是古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传统，将人的意识从长期被宗教独语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人们有可能重新自由地按照新的方式去看世界。这种狂欢化文学传统完全摆脱了哥特式的严肃性，开辟出了一条通向新的、自由的和清醒的严肃性之道路。正是在狂欢节的广场上，在暂时取消了人们之间的一切等级差别和隔阂，取消了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中的某些规范和禁令的条件下，才形成了“在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一种特殊的既理想又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是人们之间没有任何距离，不拘形迹地在广场上的自由接触”(6)(P19)。狂欢化实质上是一种最自由、最民主、最多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形态，它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重新解放出来。活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坛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创作的复调小说，直接继承了欧洲小说发展中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对话路线”。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对话文化和文学艺术得到发展的时代，一般说都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冲破了独语传统的思想牢笼，不同的意识竞相表现自己，展开广泛而自由的对话，正是这种时代的沃土，培育出对话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新的花朵。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能创造出复调的或多声部的对话型小说，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个人的才能是分不开的。1861年以后，俄罗斯废除了封建农奴制而进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的历史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新时期登上俄罗斯文坛的。他“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平民知识分子和社会游民的处境，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最后还有在相互作用和同时共存中观察世界的天赋———所有这一切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得以成长的土壤”[2](P41)。巴赫金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立了一种新型的艺术世界，“未来要属于这种复调型小说(以至一切创作)”[3](P250)。“我们深信，作为一个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还在未来”[3](P351)。

三

对话思维不同于“是——是”、“否——否”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话的过程是一个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双向运动过程。“'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7)(P155)。对话应当是真诚的、坦率的、自由的。在对话人之间，第一，要尊重对方做人的尊严和权利，如果像赵太爷对阿Q那样，就构不成对话；第二，要充分尊重对方存在的价值，尽管对方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或片面性，但对他们在不同领域的贡献和创造，要充分地予以重视，尽最大可能吸取其合理的、有用的成分；第三，在构成对话的基本的前提条件下，对话人本身不仅要有独立意识，而且要真正获得独立的地位，并要善于独立思考。

对话的目的是为了交流思想探求真理。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研究，相互交流沟通，使人们的认识逐步接近真理。对话的任何一方，往往认为自己站在真理一边，自己的著作是最好的，是代表真、善、美的。但究竟谁的看法具有真理性，不是靠个人的宣言和声明，而是要看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对话的内容又是与不同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完全脱离社会实践和对社会实践毫无价值的对话，不属我们所说的对话，纯属一种语言游戏。

中国人民今天能与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进行平等的对话，经过了一个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政治的独立，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军事的强大，文化的繁荣，使我们的共和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时，也只有这时，我们才真正赢得了对话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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