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名园三期c区:论繁漪、陈白露、愫方形象的塑造

曹禺剧作人物众多，人物关系复杂，而女性形象占据着突出的位置，作者寄托情意最深，倾注心血最多。从繁漪到陈白露、愫方、侍萍，从四凤到瑞贞、小东西、翠喜……她们不同的悲剧和共同的命运鸣奏成一曲曲青春、爱情、生命、美被毁灭的悲怆乐章。其女性人物所表现出的性格深度、力度、精度，和女性形象系列的丰富复杂、多姿多彩，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鲜有可媲美的。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曾问曹禺为何对塑造女性形象这么感兴趣，且创造了那么多美的妇女形象。曹禺回答说：“因为女性受压迫最深，她们的地位低下，而且从生理到社会最苦，我愿把最美好的语言，用在描写最好的女人身上。”（见《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1]曹禺就是怀着这样的爱心和深情来塑造女性形象的。本文主要是探究作者怎样塑造繁漪、 陈白露 、愫方这几个典型女性形象。

一．在现实压迫、理想追求破灭中突出人物真我的性格

“五四”运动的风暴猛烈地冲击、扫荡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同时也洗礼、熏陶着像繁漪、陈白露等这些知识女性的思想灵魂。她们既不同于封建家庭的大家闺秀，又有别于一般的普通劳动妇女。她们都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生活信念和人格独立要求。然而，现实的黑暗无情地摧毁了她们美好的理想，束缚了她们的人身自由。因而，她们在绝望中挣扎，在痛苦中反抗。

繁漪：“雷雨”般性格的女人

繁漪是曹禺怀着满腔激情和深切同情塑造的女性形象。她敢爱敢恨，敢于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敢于揭开虚伪和罪恶的面具。她是中国话剧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女性形象，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文学典型。

繁漪不仅具有“雷雨” 式的性格，而且她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她操纵着全剧，是整个剧本的重要推动力。她在《雷雨》中像“一匹执拗的马”，向着认定的方向拼力狂奔。“她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2]她曾经是一个渴望幸福自由的热情女性，然而周朴园长期的专横统治把她“渐渐磨成了石头样的死人”。她感到压抑、愤恨。她要反抗，要冲破一切桎梏去实现她的理想。在夏日郁闷燥热的雷雨天气里，在爱与恨的矛盾冲突中，她宁可“如电如雷地轰轰地烧一场”，也绝不走折中的路。她的这种心态和行为方式正是由她“潜蓄着压抑的力”的性格决定。在她的生命内核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人最原始的野性。这种野性长期虽受到封建传统思想观念的压抑，但并没有死灭，而是像地下奔突的岩浆一样，随时会以扭曲变态的形式激烈而彻底地爆发起来。18年前，繁漪被周朴园骗进了周公馆，在这里她无亲无友也没有爱情。周萍的出现，给予她的平等的爱情，重新焕发了她的生活希望。周朴园逼她吃药是繁漪反抗的开始。周朴园与其说是关心她的身体，不如说是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如他自己所说的：“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们做一个服从的榜样。”^[3]面对专横的周朴园，繁漪虽极力抵挡，却不得不屈服了。而当周朴园强令她看病时，繁漪已经以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她轻蔑地说：“你忘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啦?”^[3]这句话包含着蔑视和嘲弄之意。最后一幕，繁漪以一个审判者的姿态，在大庭广众之下，彻底撕破了周朴园“庄严”的外表，破坏了周家“最完美的”家庭秩序，把他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面对周朴园，繁漪的“雷雨”性格可能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但面对周萍的懦弱、自私和背弃，她一直非常隐忍的原始本性，开始爆发且显得强烈和极端，外在行为变得乖戾、阴鸷。繁漪央请周萍带她一起逃离周公馆而被拒绝。她对周萍“极端的爱”自然而然转化为“极端的恨”。她辞退四凤，雨夜跟踪周萍。当雷雨之夜鲁家窗外繁漪苍白的脸呈现在闪电之中时，当她失去理智地叫喊：“我没有孩子，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家，我什么都没有”; 我“是见着周萍又活了的女人”时^[3]，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绝望烧得疯狂的女人，她生命的蛮力失却了理性的制约，不惜残害自己来毁灭他人。繁漪既受尽了周朴园的精神束缚，又遭到周萍抛弃的痛苦，这双重的悲剧在她的心灵中升腾起一股不顾一切的反抗力量。“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人的欺侮” ^[3]这岂止是灵魂的呼叫，这是命运的控诉和抗议。

繁漪的生活天地是狭小的，精神境界也说不上宽阔，这毫无疑问是造成其悲剧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她敢哭敢笑，敢向命运挑战，敢于追求作为一个女人的正当权利——爱和被爱的自由。无爱的婚姻给繁漪造成了极大的心灵损伤、人格侮辱、性压抑、性饥渴、逆反心理等。在她沉静的外表下有一股按捺不住的狂热和仇恨。“五四”精神重新燃起了繁漪作为女人的内心情欲，她决心像沉睡的火山一样“热烈地冒一次”“烧一次”，但她的生活天地如此狭小，以至于只能抓住周萍这棵弱不禁风的柔草，弹响爱的变奏曲，抚慰一颗伤痕累累的春心，这是个性和人性的复苏以后又得不到合理的表现形式，应该发生的而又不应该发生如此这般的畸形恋爱。

陈白露：内心矛盾而变态的性格

如果说，繁漪是一个不顾一切的积极追求者，也是一个不顾一切的大胆毁灭者，那么，陈白露似乎没有繁漪那种鲜明的反抗精神，更多的是用消极的态度对待人生，用玩世不恭去迎合现实。

陈白露是喝“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乳汁长大，生活在三十年代中期的第二代新女性形象。和她的前辈比，陈白露的最大特点就是精神分裂：一方面是对感官享受的追求，一方面是挣扎解脱的渴望。两种情欲的交叉、重叠、转移、平衡，形成陈白露对待现实所特有的“倦怠”和“厌恶”态度。她曾经走过一条从个性解放到个人享受的自我奋斗道路。她为自己的“成功”而骄傲自信，可又痛感到“成功”的屈辱。但她没有勇气直面残酷的人生，而是自欺欺人，生活在个人主义的迷梦里。^[4]她经常叹息着人生，认为“人活着就是那么回事”，抽烟、打牌、喝酒、嘲弄男人，在热闹中解脱寂寞，在享乐中消磨时光，过着高级交际花的堕落生活。而这种生活对陈白露来说，既是套在她头上的枷锁，使她饱尝被出卖的深刻痛苦，又是腐蚀她灵魂的鸦片，使她陷于腐朽的生活桎梏而不能自拔。作者说：“女人被逼得去卖淫，这是最足以说明阶级社会的耻辱和黑暗的。”^[5]作家写陈白露的堕落，目的是揭露那个“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的堕落”罪恶的卖淫制度。

正当陈白露活一天算一天，用酒拼命地麻醉自己，以笑去极力掩饰心灵的痛苦时，旧日的同学方达生来到她面前，把她从堕落的梦幻中喝醒，唤起她美好善良的天性。但方达生不能指给她一条切实可行的自新道路。在陈白露眼里，方达生和她曾经嫁过的诗人一样，也是一个空想家。她进退维谷：从恶梦中醒来，又觉得无路可走。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前景暗淡，焉敢瞩目。从奋斗到沦落的人生经历，使她怀疑个性解放思想和个人的力量，“倦怠”了的积极进取的意志，所以拒绝了方达生要她离开大旅馆的要求。她敏感、聪颖、皮肉生涯的痛苦和屈辱，又总是在撕啮着她的心，因而产生出对周围“腐恶环境”的深深“厌恶”。

既然她厌恶现实的屈辱生活，渴望太阳的温暖，为什么拒绝与方达生一起出走，重新开始真正的人的生活呢？与方达生一起出走，不就可以摆脱“鬼”似的纠缠，重见天日了吗？她其原因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已经渗透了她的精神骨髓，使她永远捆绑在金钱的屈辱柱上，无力解脱了。她尽管厌恶金钱，却又顽固的沾染着金钱的铜臭，她看透了那个社会的“自由”只不过是金钱的奴隶。因此，她那么讨厌张乔治、潘月婷之流，却又不得不与他们鬼混，只因为他们“口袋里有几个钱”。当方达生执拗地要求陈白露嫁给他时，她反问道：“你养得活我吗？我要跳舞，我要舒服，我要玩，你难道不明白？”^[6]有了钱，本来是个“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顾八奶奶，“哪个不说她年轻好看”？爱情是什么？顾八奶奶一语道破：“爱情是你心甘情愿拿出钱来叫他花”^[6]钱，真可谓是一种颠倒黑白的力量。

愫方：沉默但不惧怕，温柔而不软弱

繁漪对黑暗势力表现为剑拔弩张式的反抗，陈白露是用一种变态的心理去反抗现实，而愫方则对封建势力表现出特有的反抗形式——沉默。在她异常缄默的外表中，谁也猜不出她心底压抑着多少痛苦与愿望。孤苦无依的身世，寄人篱下的生活，狭窄的生活圈子，造成了愫方内向、忍耐的个性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在权势倾颓、经济衰败、分崩离析的曾家大院里，名义上她是姨侄女，也算主子，但实际上她在曾家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仆，曾家一家老小无一不是她服侍的对象。

首先，曾皓把她当作自己的拐杖，一举一动都不离开她。曾皓总是以愫方的养护人自居，但却又自私和狡猾的想尽一切办法干预和控制愫方，以达到永远驱使愫方的目的。为了能把愫方牢牢的捆在自己的手臂上，让她成为自己终身的“奴隶”，曾皓时而做出为愫方打算的样子，对别人给她提的婚事百般挑剔；时而又怀疑愫方不愿意死心塌地的服侍自己一辈子。于是做出一副可怜人的苦相来打动善良的方，从而得到更多的怜悯和照顾。愫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怜而又可恶的老人身边，以极大的耐心和孝心忍受着无休止的唠叨和不满，不分昼夜地尽心尽力地服侍着他，为他遮挡外面的风风雨雨。

其次，愫方为着百无一用的曾文清可怜的爱，也在做着爱的牺牲品，时时刻刻都在为曾文清的碌碌无为而痛苦、烦恼。同时，由于她与曾文清的关系，她成为歹毒凶悍的曾思懿的眼中钉，肉中刺。曾思懿那咄咄逼人的凶相，冷嘲热讽的言辞，无时无刻不给她制造着恐怖、痛苦。面对曾思懿从恶补字画的奚落到砍愫方手的玩笑，从议婚的挖苦到退信的难堪，最后为曾文清纳妾的阴险，愫方都以巨大的耐性一次又一次的承受下来。另外，愫方还要像一个母亲一样照管着曾霆和瑞贞这两个年轻人，还要经常忍受寄居丈人家的江泰的疯狂咒骂，还要与找上门来的帐户周旋。凡此种种，使愫方在曾家虽然过着半主半仆的生活却又成为这个大家庭的核心人物。她身不由己地卷入曾家的明争暗斗，自相残杀的悲剧之中。愫方在这个悲剧漩涡的中心以极大的耐力隐忍苟活，以一颗善良美好的心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这使愫方给人以一种逆来顺受的印象，其实，她沉默但不惧怕，她温存但不软弱。因此，不能把愫方与性格懦弱的曾文清相提并论，与其说愫方是忍受，倒不如说是用淡薄冷然来表示对喋血者的抗议。作者正是从她那沉默的外表中揭示其倔强的灵魂。

 繁漪、除白露和愫方都是封建社会的反叛者。作者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深刻剖析，揭露和鞭挞了那个“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畸形社会，并诅咒它们的末日即将来临。

二．在爱情与命运结合中刻画人物复杂心理。

爱情这个令人瞩目的主题，古往今来多少人讴歌、赞美过。曹禺也不例外。他善于把爱情与人物命运结合起来，在爱情纠葛中展现人物复杂矛盾心理和精神世界；把爱情作为社会生活的一方面来加以描述，在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展现爱情的多种色彩。从繁漪、陈白露到愫方，她们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爱情追求，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感情悲苦。它就像一部交响曲的旋律，在她们命运的乐章里回旋、咏叹，同时又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变奏，时而低沉，时而欢快，时而忧伤。

繁漪：为爱牺牲一切也毁灭一切

繁漪的生命交织着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她的人生哲学不是爱便是恨。“她爱起来像一团火那样烈，恨起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人烧毁。”在周公馆18年犹如牢狱般的生活，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被耗掉。繁漪作为一个出生于书香门第的资产阶级小姐，一个接受了“五四”思想洗礼的新女性，与周朴园努力维护的封建旧式家庭格格不入。在周公馆，繁漪闷得喘不过气来。本来她已经不存在什么希望，然而周萍从乡下跑来，带着年轻人的淳朴清新之气，对她表示了爱慕。繁漪犹如一株即将枯死的花，得到点滴雨露的滋润，又逐渐有了生气。她按照自己的性格，把自己的名誉乃至性命整个地交给了周萍，死死拽住周萍来编织她作为资产阶级小姐“爱情至上”的梦。谁知胆小怯弱的周萍畏惧父亲的“尊严”，把繁漪“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之后却不管了。这是繁漪绝不能容忍的。这不仅激起了她对周朴园的强烈反抗，而且爆发出对周萍的疯狂报复，乃至灭绝人性。繁漪的爱以“最残酷”的报复性动作表现为“最不忍的恨”的扭曲形式。爱之弥坚、恨之弥深。这是繁漪令人着迷的“魔力”。首先，她先是借鲁侍萍的到来，辞掉四凤以除掉情敌，拉拢周萍。接着推出周冲，企图要他承认爱四凤以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当周冲出乎意料地说：“不，我忽然发现我好像并不是真爱四凤”时，繁漪恼羞成怒，仇恨之火喷薄而出：“你不是我儿子，你简直没有一点男人气，我要是你（指四凤）我就杀了她，毁了她。”^[3]这里，她的“蛮劲”已到了疯狂的地步。最后，她喊出了周朴园，终于拖住了他们的出走，但也造成了一幕幕惨剧。

《雷雨》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而繁漪则是“周家悲剧的导演者，使得埋藏在周公馆下面的火药爆起来的引爆者”。在她身上，反抗性与报复心、爱与恨、生与死交织在一起。她愿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之斗，哪怕毁灭自己。作者虽然对繁漪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包含着深切的赞美，但也无情地揭露了繁漪这种脱离现实，追求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主义的局限性和危害性。

陈白露：追求爱但不懂爱，无法摆脱现实桎梏

为了爱，繁漪能牺牲一切，毁灭一切，而陈白露则不然，她是让爱来服从自己，满足自己。“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事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7]和所有女孩子一样，陈白露把终身托付给爱情，婚姻，她跟“诗人相爱、结婚、生子，新婚的日子是甜蜜的”天堂似的日子。然而，激情过去之后，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使他们产生分歧，生活开始变得平淡，无聊，甚至相互感到厌烦。当维系两个人名存实亡婚姻关系的纽带——孩子死了时，他们便分开了。陈白露为感情的失落而出走，她不甘心地寻找着、期盼着奇迹的出现。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笼子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对于爱情，她不再抱任何幻想。她始终眷恋着她的那位诗人，在她的记忆里，诗人“永远是那么乐观”，“他相信一切是有希望的”。那首《日出》的诗给了陈白露巨大的生活勇气，是她痛苦生活中唯一崇高的精神寄托，一直陪伴到她死。她爱诗人却又不和他在一起，其根本原因是她与诗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她追求纯真的爱情却又不懂爱的真谛。进入社会后，多年的漂泊教育了聪明的她。当方达生以拯救者的姿态出现在她面前要和她结婚带她离开时，她拒绝了他。在她眼里，方达生是一个思想简单，感情纯真，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充满理想的男人，用陈白露的话来说“是个傻子”。而她已经在这个灯红酒绿，弱肉强食，“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中陷得太深，如她对方达生所说：“我是卖给这个地方的。”

繁漪和陈白露的希望、追求，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弱点：“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她们虽然都在悲剧命运中苦苦挣扎、搏斗，但最终还是被黑暗势力所吞噬。

愫方：默默的毫不索取的爱

繁漪，陈白露都是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而愫方却是为着别人的快乐而甘愿受苦。因而，愫方的精神境界较之她们更崇高.丰富。愫方不仅有着自己的理想追求和生活信念，而且是一个把热爱生活同探索人生真蒂联系起来，把理想信仰同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相联系的探索者和追求者。她的人生理想是宁愿牺牲自己而使别人幸福。愫方是个苦恋者。生活在一个无爱的家庭里，可以想象爱对愫方来说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神圣。怯孺无能的曾文清把她作为自己精神的寄托，打动着愫方的心。为着这“神圣的爱”，愫方爱屋及乌，爱这个家，爱与曾文清有关的一切人和物，包括曾文清喜爱的鸽子，甚至包括对她恨之入骨的曾思懿——只因为她是曾文清的妻子。当愫方沐浴在爱的光辉之中的时候，她简直就象一个可爱的天使，她把心中的爱慷慨地献给曾家的每一个人，甚至忘了自己处境的可怜与内心的痛苦。但是爱的光辉是虚幻的不会长久的，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当瑞贞责备她不该把心“偏偏放在一个废物身上”时，愫方说：“不，不要这样说，没有一个人明白他啊！”^[8]她对曾文清的了解很深，因此对他的爱也很深。但曾文清的碌碌无为使她的爱带上了可怜的成分。为了爱，愫方很大程度上原谅他的无能，对他保有一腔几乎绝望的希望。曾文清虽爱愫方，但是爱得虚幻、可怜、缺乏勇气。他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给她带来无尽的痛苦，甚至玷污了她的一份真情。本来愫方是曾文清唯一的精神寄托，他本该珍惜这美好的感情，但是他的怯弱无能却葬送了最值得珍视的东西。老婆的一声断喝就可以把他的爱情吓跑到云霄之外，尤其是当曾思懿当着愫方的面逼他把愫方的信退回去时，他竟然没有半点反抗的举动，乖乖照办了。一个人心底最神圣美好的东西被人当面抖落出来横加侮辱，而执行者却又是自己最爱的人，这是怎样的侮辱和打击？这种人值得爱吗？但愫方所以是愫方，就在于她有与常人不同的胸怀和慈悲善良的心。作者在她身上，展示我国普通妇女善良、淳朴的心灵和勇于献身的崇高精神。

世上单有真诚的爱，构成不了坚固的爱情。爱是真诚的考验，更是哲学、力量的考验。曾文清的怯弱无能得不到自己的爱情也不能给愫方带来幸福，但愫方却“把心偏偏放在这个废物身上”，这里有客观原因和她的个人因素。为了保住自己心中偶像不要彻底的倒塌，她显示了极大的牺牲精神，最后她以一生的幸福做抵押，宁可两人从此不再见面，而力劝曾文清到外面找事做，永远不要回来。她说：“（这样）苦也许苦，但是并不孤独的。”^[8]可见她是怎样的努力来保住这爱情的无根之塔，使它不要眼睁睁的倒掉。曾文清走后，她精神上重新燃起了一团希望之火。当瑞贞再次劝她出走时，她异常艰难地说：“我觉得我在此地的事还没有了”，她再次堕入虚幻的希望之境。但正当她沉醉在虚幻的梦中时，变得更加苍白、孱弱的曾文清又影子般站在客厅的门口，这无情的事实将她从梦幻中彻底惊醒过来，将她的爱情之火彻底扑灭。那一声惊叹似的“啊”吐露了她内心的绝望，宣布了她爱情悲剧的结束。

由此看出，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有着执着的爱情追求。她们的天真而复杂，柔和而刚毅，热烈而又深沉。

三．残酷现实中悲苦命运的轨迹——出走与走出

曹禺赋予了女性以人文主义关怀、同情、理解和爱情，表现了对现实问题的深度认识。无论是卑微的侍萍，阴鸷的繁漪，堕落的陈白露，还是觉悟的瑞贞，觉醒的愫方，她们生命中的生与死，感情上的爱与恨，意识的觉醒与行动的自觉，人物的命运沉浮与现实的严峻、社会的动荡、时代的演进、民族的解放，都息息相关。曹禺把出走作为主要情节、主要矛盾冲突的焦点，通过对这些女性的描写，浸透着作者内心的苦痛与思索，焦灼与期望。

《雷雨》借侍萍（四凤有着侍萍的影子）和繁漪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的悲剧命运，揭露了“五四”时期封建性资产阶级家庭的丑陋与罪恶。侍萍三十年前从周公馆的“出走”是悲剧的起源，她的出走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她与周朴园未婚生子，而周朴园却赶着要与有钱门第的小姐结婚，生下了二儿子刚三天后的侍萍在年三十飘着大雪的晚上被驱逐出周公馆。“正是由于侍萍的被驱逐，剧中人之间大多数的亲属关系才被隐匿，才有了乱伦悲剧引发的毁灭。”^[9]侍萍将自己的悲剧遭遇，看作是命运对自己不规的叛逆行为的惩罚。作者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真实的鲁侍萍，她的思想和行为完全符合她作为一个旧时代传统妇女的身份与地位。传统的男尊女卑，门当户对的思想观念，使她对周朴园只有恨只有悔而没有任何的奢望，她沉默地接受现实，委曲求全地嫁给卑琐世俗的鲁贵，平淡的度过余生。虽然出身卑微，但侍萍身上也不失中国传统女性的坚忍与自尊。她将自己全部的爱与理想寄托在女儿四凤的身上，不愿女儿去有钱人家当使女，以免女儿重蹈覆辙。十年后与周朴园相遇，她撕毁了支票，她明白这些苦不是钱可以补偿的。三十年前她没有向周朴园哀求，现在她也绝不向他伸手。然而，她却还是走不出不公平的命运为她划定的圆圈。这个灵魂高贵的妇女再次受到打击，女儿四凤已踏上母亲走过的旧路，而且所爱的人是她同母异父的哥哥。亲眼目睹一双无辜的儿女因为父母的罪孽而命归西天，侍萍心力交瘁，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作者通过侍萍的悲惨遭遇，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丑恶面貌，让广大读者清楚了解到在封建意识笼罩下，无数像侍萍、四凤一般饱受蹂躏的痛苦灵魂在呻呤。”^[10]

繁漪是《雷雨》中最具叛逆性格的女性形象，她的婚姻没有爱情，不能忍受周朴园对她家长式的命令和管制。周家十几年牢狱般的生活，把她磨成了石头般的死人。在这种痛不欲生的情况下，周萍给了她爱和生的希望。为了爱，她无视名分、地位、伦理常纲，扮演了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她想出走却无法走出周家，她看不到希望，只能将周萍视为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当周萍为自己乱伦的行为自责而否定与繁漪的爱情，并从四凤那里寻找感情的慰藉时，繁漪的精神世界崩塌了。爱的失落使她失去理性，让她变得疯狂。她彻底破坏了周家“平静”而“圆满”的秩序，“她的生命烧到电火一样的白热，也有它一样的短促，顿时，情感，郁热，境遇，激起一朵艳丽的火花。当火星消灭时，她的生机也顿时化为乌有。”^[2]《雷雨》中的繁漪和侍萍，一个是封建伦理的破坏者，一个是封建伦桎梏的受害者，而两个人物的命运的悲剧性却同样深刻，充分反映了曹禺对女性的同情和对妇女解放问题的重视。

《日出》中的陈白露是曹禺探索女性命运问题塑造的另一个叛逆形象，她的悲剧命运同样震撼人心。繁漪曾冲出牢狱似的周家而以失败告终，陈白露则是成功的摆脱了家庭的桎梏，却跌进了更可怕的罪恶的社会深渊。她是一个出走后“堕落型”的拉娜。这个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浸浊的知识女性，性格复杂而矛盾。她不甘心于自己的堕落，迫于生存的压力又不能处于这样的境地。陈白露的叛逆主要表现在她对自己曾信奉的个人奋斗、个性解放的人生哲学的背弃。平淡的婚姻生活击碎了她的爱情梦，她把自己卖给了这个没有人性没有自由的社会，陷入了一种盲目的个人迷醉。她从婚姻的笼中飞了出来，却投入更封闭的金丝笼里。她讨厌自己的生活，反复的问自己：“哪儿有自由？”但又无法摆脱对金钱世界的依赖。她痛苦的感到现在的屈辱和黑暗的处境，“自由”已离她远去，她已无法摆脱对潘月亭，张乔治等的钱袋的依赖。这个金钱统治的世界彻底地腐蚀了她的灵魂。营救小东西的失败，使她看到了以金八为首的黑暗势力的强大，粉碎了她的自信，深深的触动了她的灵魂。同时她从翠喜等妓女身上看到了自己将来的结局，她的精神陷入了崩溃的境地。潘月亭的破产是对陈白露处世哲学的最后的嘲讽。她不愿意继续再卖了。她知道太阳会升起来，黑暗也会留在后面，然而她清楚“太阳不是我们的”,长叹一声便睡着了。

从繁漪到陈白露，是“剧作家对中国都市女性命运的另一种思考，侧重于她们思想感情层面上合理但却遭到扭曲的追求，失望但仍未放弃的抗争，青春和美终于在无望的追求和变态同了一个更为严酷的真理”。“只有‘五四’精神的支持，而没有社会的解放运动作为依托，现代都市中的知识女性，即使走出了家庭却只能走向堕落和毁灭。”^[11]

抗战开始后，曹禺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着社会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一直不断地为妇女解放探索着路。“也许在写《北京人》的时候，我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我的诅咒比较明确些了。那种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9]因此《北京人》中的两位女性愫方和瑞贞，在腐朽的家族和无爱的现实中能够觉醒，在曙光熹微中跨出了精神的牢笼，投奔光明。

瑞贞是这个行将没落的封建家庭中最先觉醒的女性。她与曾霆同样是封建家长制婚姻的受害者，他们还是孩子却被关进婚姻的围城。她与曾霆没有感情的基础，彼此形同路人，婆婆对她经常是无端地辱骂和恶语相加。在曾家这个牢笼里，她饱尝了辛酸，性格变得忧郁而缄默。但她不因此而怯懦，她积极地从书籍中寻找人生的答案和真理，她逐渐看出她的将来不在这狭小的世界里，“这幽灵似的门庭必须步出，一个女人，应该探寻自己的出路。”正是这新世界的新意识，新希望，在她内心唤起一种坚毅的性格力量。这是她的长辈和同辈们都不曾有过的。她痛苦而果断地结束了不幸的婚姻及其产物义无反顾地走出了罪恶的家庭，在袁任敢与进步朋友的帮助下，奔向暗指解放区的“那一边”。

愫方是《北京人》这部悲喜剧的女主角，作者对她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与爱。愫方的生活处境和性格特征，既不同于侍萍，也不同于繁漪和陈白露。在曾家，她名为小姐，实际上被当作仆人使唤，与曾文清情投意合却无缘厮守。曾皓怕失去她这根“拐杖”千方百计阻扰她嫁人，曾思懿知道她和自己丈夫两厢情愿而视她为眼中钉，对她冷嘲热讽。零丁孤苦，寄人篱下的生活形成了愫方特有的沉默忧郁的性格和惊人的耐性。她宁愿牺牲自己而把别人的幸福当作快乐。曾文清出走给了她希望，她对瑞贞说：“人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受苦，留给旁人一点快乐，还有什么更大的道理呢？”“看见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吗？”^[8]她坚守着内心对曾文清的爱，她爱屋及乌，爱这个家。爱与曾文清有关的一切人和物。这种伟大的爱情牺牲精神着实令人肃然。然而，曾文清却只有一副不凡外表的“生命的空壳”，他“已经不会飞了”。他悄然落魄的返回，惊破了愫方的迷梦，“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话了”。她幡然醒悟，在年轻勇敢的瑞贞的帮助下，愫方毅然冲破情感的羁绊，向新世界走去。曹禺通过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封建妇女也会因着个人的际遇，环境的改变而产生觉醒意识，从而转变成为“新”女性，“生活不是痛苦，受罪，受折磨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12]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曹禺笔下女性命运的轨迹是清晰的，她们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她们渴望自由，追求幸福，要摆脱几千年来的桎梏。时代洪流冲击，使曹禺没有停留在繁漪、陈白露这些悲剧女性形象上，而塑造了愫方、瑞贞这样觉醒的女性。这反映了曹禺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探索，也是曹禺剧作的魅力所在。

综上所述，曹禺是一位擅长写女性命运和心灵的剧作家。他笔下的女性形象都是性格丰富而复杂，又具有独特个性的“这一个”，有着各自不凡的经历，走着一条艰辛的人生道路。但是她们的命运中，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不满封建势力的束缚，对生活的执着信念及对纯真爱情的向往追求。这条线贯穿在她们整个命运中，散发出绚丽动人的光彩，至今仍有深刻的思想价值。从《雷雨》到《日出》再到《北京人》，是作家认知现实生活，探求社会真理的不断深化过程。作者像一个探索者，从茫茫的黑夜走入即将灿烂的黎明，在庄严的悲剧气氛中透露出时代精神，在悲苦的人生道路上弹奏深情有力的强者之歌。

参考文献

[1]田本相,刘一军编著.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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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曹禺.日出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7]曹禺.日出.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8]曹禺,北京人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9]曹禺.曹禺选集（后记）[A].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0]杨玉峰.曹禺剧作与妇女解放问题[A].田本相，刘家鸣.中外学者论曹禺[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11]刘增人.论曹禺的都市剧中人物形象系列[A].田本相,刘家鸣.中外学者论曹禺[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12]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A].曹禺.悲剧的精神[C]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致谢

即将为这篇论文划上圆满句号之时，我心中感慨颇多。从最初的选题、查找资料、初稿酝酿成型、再几经字斟句酌修改，到现在终于得以脱稿，过程艰苦而繁琐，心中有一丝苦涩，但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做学问的不易。这一切得感谢何波老师。他在繁忙中抽空细致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我是亲见何老师为我批改这篇论文的，他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崇尚风范，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不仅使我树立了远大的学术目标，掌握了基本的研究方法，还使我明白了许多待人接物与为人处事的道理。谨借此机会，真诚的向何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