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晶国际:蒋介石抗议苏联插手外蒙使张学良决心反蒋

核心提示：会谈结束后不几天，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7日和11日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的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南京的抗议不可免地损害了莫斯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苏联方面很快就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外交谈判。如果蒋介石抗日，如果莫斯科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那么，他张学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帮蒋抗日”。然而，现在蒋介石不惜得罪俄国人，不管蒋介石怎么打算，苏联方面决不会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面对这一形势变化，一心希望得到苏联承认和支持来发动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26日晚张学良突然“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计划和盘托出，显而易见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逻辑结果。

张学良与蒋介石（资料图）

文章摘自《百年潮》1997年第3期 作者：奎松 原题为：从拥蒋到反蒋

延安会谈使张学良动摇拥蒋立场

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不是很顺利。这是因为，张学良要李克农与毛泽东、彭德怀约定会谈日期时，恰逢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在山西石楼开重要会议。李克农打电报时，周恩来已在赶往山西的路上了。因此，直到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山西开过会之后，双方才能够再约会谈日期。这样一来，会谈就拖到4月上旬去了。4月5日，王以哲再电毛泽东、彭德怀，转达张学良提议，请周恩来于8日晚赴延安城外川口，等候专人接引入城会谈。

接到毛泽东、彭德怀转来的电报后，周恩来和李克农于4月7日一早即由瓦窑堡动身。因路不好走，整整走了一天多，才于次日下午到达延安城外的川口歇下脚来，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谁知道，这一天正赶上阴天，天空中还飘着细细的雨雪，周恩来带的行军电台因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延安来人接引。而张学良虽已飞至洛川，也因联络不上，与王以哲停在洛川未动，等待消息。直到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王二人于上午由洛川飞抵延安。等到晚上8时街上静下来，才悄悄派人出城将周思来、李克农等接入延安城内的天主堂秘密会面。

双方由4月9日晚9时一直谈至次日凌晨3时，整整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的谈判。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据张学良将近20年后由人捉刀写下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中说，其实主要只是他告诉周恩来“蒋公”如何“忠诚为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周思来则表白自己乃“蒋公旧属”，愿意“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双方并且讨论了中共向南京“输诚”的具体条件，包括“共党武装部队接受点编集训”，“共党停止一切斗争”，“共产党不能在军中再事工作”等。

依据张学良这里的说法，蒋介石在一年之后试图做的，张学良这时早已替他做了，而且做得比蒋自己还要圆满得多。这显然难以令人相信。

其实，关于这次会谈，周恩来有长篇报告保存下来，它的记述应该远比张学良几十年后的所谓《忏悔录)要详实得多。据周恩来说，他在会谈中所谈的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以及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几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对张学良解释了实行抗日反蒋的必要性，确信日本人压力一大，蒋介石最后必定会走到降日的道路上去。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对于这些问题，张学良基本同意，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共产党，一条法西斯”。他过去是相信法西斯的办法可以救中国的，在国民党里只佩服蒋介石有能力，有民族情绪，相信帮蒋能抗日，但他也不能担保蒋不会降日，因为他清楚蒋介石周围亲日派太多，下不了抗日决心，十分动摇与矛盾。所以他也在做两手准备，一面拥蒋抗日，一面也做另立局面的准备。当然，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他保证，一旦蒋降日，他定离开蒋。

张学良向周恩来解释说，在公开揭旗抗日之前，他还不能拒绝接受蒋介石进兵苏区的命令。他衷心希望红军能开上抗日前线，因为红军与日军一接触，共同抗日的运动便会兴起，那时对红军的进攻自然不难停止下来。只是，他个人认为，红军不应东去河北，而应经山西北上绥远，争取以绥远为根据地，靠近外蒙古，因为这样才容易接通苏联，取得援助，对日作战才有把握。他特别强调取得苏联、蒙古援助的意义，非常希望早日接通苏联，主张双方同时派代表到苏联去，并愿意协助送中共的代表经新疆到苏联去。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苏联是否必帮中国?苏联是否真心助中国?是否为利己?”

周恩来出来之前，中共中央早就有指示，不要与张学良就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进行争论，首先争取与张学良就一般合作问题达成谅解。因此，能够与张学良在对蒋问题上达成这样的妥协，周恩来已经相当满意了。在会谈结束从延安出来后发给后方的电报中，他特别就此予以说明，称：“关于目前行动，彼因对蒋尚幻想及利害关系，反蒋尚不可能，但认识蒋真投降，彼即离蒋独干。”

这次会谈是成功的；这从他们彼此的印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周思来称此次“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张学良几十年后还兴奋地表示：“我俩见面感情极好”，“初次见面”他就“非常佩服”周恩来了。显然，双方的这种好印象，至少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张学良开始接受周思来影响的基础上的。正因为如此，周恩来刚一回到瓦窑堡，就写信给张学良，劝告他要当机立断，做抗日反蒋准备。信称：蒋介石受日本挟持，屈服难免，“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张学良扬言：“我要干就彻底干。”

周恩来的信是托刘鼎带给张学良的。

刘鼎是何许人?刘鼎原来叫阔阚尊民，早年曾留学德国，后来与朱德等一起从德国前往苏联。朱德因年龄较大，只参加了短期学习就回国工作了，刘鼎则留在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国班学习，并在那里入了党。经过几年学习之后，刘鼎回到国内，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被派到苏区工作。1934年苏区被******军队攻破，刘鼎也落到了******人的手里，进了九江反省院，直到一年以后才得到保释，重新回到上海。恰好张学良此前用的几个留苏学生过去也是共产党员，被捕后脱离了共产党，但能力都相当强，对苏联以及共产党的情况都十分熟悉，他们给张学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候张学良又要联苏，又要联共，正需要这样的人来做参谋。因此，他特地托李杜代为寻找。李杜几经周折，终于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找到了刚回到上海不久的刘鼎。一切办妥之后，张学良于3月下旬专门派人到上海将刘鼎接到西安来。正好赶上参加延安会谈。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思来去了瓦窑堡，得到中共中央的认可后，于4月26又回到洛川向张学良报到。

刘鼎风尘仆仆赶回洛川，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继续劝说张学良参加抗日反蒋。但让刘鼎意想不到的是，他回到洛川的当晚，张学良就找他谈话，了解中共中央的态度。当刘鼎转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扼要讲述了周恩来等人的劝告之后，张学良当即拿出一本小册子交给刘鼎说，这是我让他们搞的，没有让我看一遍就印出来了。

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题头上印着两个大字：“活路”。据刘鼎说：里面分四个部分，鲜明地提出了反蒋抗日、联苏联共的主张，宣称每个士兵打回东北后都可以分得50亩土地，断言红军是彻底抗战的主力，以后山西、陕西、绥远、宁夏、甘肃、新疆以及河北、河南的一部分

将实现抗日的大联合，在苏联的帮助下，成为抗日的根据地。连刘鼎都觉得“太左”了些，张学良却笑着说：“一口气把我的话都说完了，不大好，不过秘密的，不要紧。”

张学良并且告诉刘鼎说，他已经在准备一个对付“大老板”蒋介石的秘密行动计划。他的计划是，对内加紧训练干部，对外向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宣传爱国抗日，时机成熟即揭旗抗日；如蒋介石不干，则预备着和蒋介石“打一架”，拉出东北军，以西安至兰州公路两侧地区为根据地，自成局面。当然，为准备充分起见，目前还要装得老实些。

与刘鼎谈过后，张学良即飞往太原了解红军在山西作战的情况和国民党人的动向，得知中央军进攻得手，红军正在回撤陕北，张匆匆于30日飞回洛川。当晚再约刘鼎谈话，有些不安地告诉刘鼎说，他一方面还缺少干部，另一方面又不能用中共的人员，因此还要些时间与蒋介石“周旋”，趁机做最低限度的准备。但他仍表示：“牵延到十一月就起变化。这当中一面对内亲和对外作抗日的大活动，另一面捧大老板登峰造极。只要有半年功夫，大事可济，我要干就彻底干！”

有些人怀疑张学良的这番谈话是否代表他的真实想法。在他们看来，张学良对蒋介石之“忠”，已经到了“愚”的地步，直到西安事变时都宣称拥护蒋、服从蒋，最后甚至不惜抛下东北军，冒生命危险护送蒋回南京，他怎么可能反蒋呢?但这样看问题似乎有点倒果为因了。

刘鼎记述的张学良4月26日晚谈话内容可信与否，其实只要看一看在此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第二次延安会谈时讨论什么问题，双方此后的合作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就一清二楚了。如果刘鼎记述不确，则必定造成中共中央的误解，如此则只要与张学良一接触即会发现事情“满拧”，于是自然又要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但事实上，后来并未发生这样的情况。

其实，说张学良不会反蒋只是一种推测。还在延安会谈时，张就已经谈到过考虑在西北“自成局面”的问题。什么叫“自成局面”？凡是了解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那多半就是反蒋的同义语。至于说，张学良延安会谈时还相信蒋有民族情绪，认为帮蒋能抗日，他不可能两周之后毫无原因地就否定蒋有抗日可能，转向反蒋，这多半是没有搞清楚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政见分歧之所在。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分歧是什么?是他要抗日，蒋不抗日吗?并不是。张学良后来自己讲得明白，他与蒋之争，其实只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的问题。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张则看出，东北军如果要想抗日，就绝对无法继续按照蒋介石的先“安内”部署打下去。接连两个多师的覆灭，以及南京方面取消这两师番号的作法，使他不仅对蒋介石的这一所谓“国策”彻底发生动摇，甚至对蒋介石的居心也颇多怀疑。这样打下去，他拿什么去面对那无数死去的和活着的东北父老乡亲?！又拿什么去抗日，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对刘鼎说“大老板”已越来越在他面前“现恶”，而且他已经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显然就是为此。他赞成《活路)作者的看法，也由此而起。至于说，张与蒋之间的这种矛盾会不会使张学良走上反蒋道路，只要看一看张学良后来在蒋介石去世时所作“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的挽联，就应该明白了。何谓“仇雠”?不就是敌人么！

那么，为什么直到延安会谈时他在对蒋态度上还是犹豫不决呢?这里的原因其实也简单，因为他还不清楚，苏联人究竟会不会帮助他?当然，有一点应当说明，即还在会谈前夕他就已经注意到3月底苏联和外蒙古宣布的那个互助协定了。外蒙古，那个时候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中国的领土。苏联肯与毗邻的外蒙古建立互助同盟关系，自然也有可能与抗日的西北数省联合的政治实体建立同样的关系。无论《活路》作者还是张学良，这时显然都看到了这种前景，这也就是张学良在会谈中大胆表示他有把握“打通西北，自成局面”的背景。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多半也是说给苏联人听的。这个时候他所以仍旧有些犹豫不决，恐怕是因为他拿不准，苏联人会不会原谅他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时他不仅抄了苏联的领事馆，而且还和苏联红军打了一仗。尽管现在有中共在中间说和，他对1933年欧洲之行时苏联拒绝与他接触的经历仍然记忆犹新。况且，他很清楚苏联与南京之间几个月来在频频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冒险去参加什么反蒋运动。

促使张学良有心开始“自成局面”的，是延安会谈结束后发生的情况。

会谈结束后不几天，张学良得知南京政府外交部于4月7日和11日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抗议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互助条约，侵犯中国主权。紧接着，南京方面更公开发表声明，否认苏蒙议定书的合法性。自1932年底中苏复交后，直到1935年底1936年初，双方的交流与商谈才开始日渐密切和深入，南京的抗议不可免地损害了莫斯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苏联方面很快就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一切外交谈判。如果蒋介石抗日，如果莫斯科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那么，他张学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帮蒋抗日”。然而，现在蒋介石不惜得罪俄国人，不管蒋介石怎么打算，苏联方面决不会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面对这一形势变化，一心希望得到苏联承认和支持来发动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26日晚张学良突然“很兴奋，很热心”地把他的惊人计划和盘托出，显而易见是这一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