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pe0.8.1:阅读全面的正确的世界史观

我们的地球，大约已有50亿岁的年龄。30亿年前开始有生命，1500万年前开始了人类的发展。大约在500万年前，估计就出现了可以直立行走的“猿人”。

人类最初的文明诞生在尼罗河畔——今天的埃及——的苏美尔人中。

苏美尔人繁荣期持续了约1500年。大约公元前2000年，他们的文明扩展到了中东地区的大部分。而以后他们为什么从历史上消失，历史科学还无法给予准确的回答。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文明却延续了下来。

苏美尔人对尼罗河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发现每365天就会出现一次洪水。这就是尼罗河年的长度，他们把这个年分为12个月，每月有30天。而剩余的五天，他们就放在每年之间。也就是说，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使用了和今天全世界都在使用的几乎同样的历法。

为了管理这个有100万居民的大国，组织好食品和其他物品的生产和分配，埃及的官吏采用了苏美尔人的书写技术，并发展为自己的体系。这种图画和符号的混合体，被后人称为象形文字，（Hieroglyphen）原文的意思是“神圣的符号”。开始时是把文字刻在石头上。后来，埃及人用芦苇类植物的杆制成了纸张的前期形式，并用羽管笔和墨水把要记载的事情写在上面。

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高度文明。埃及文明持续的时间比任何其他的时代都长。一直到约3000年之后，由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军于公元前332年对埃及的占领，这个时期才宣告结束。

谁会写字、计算和读书，谁就属于埃及的上层社会。国家各阶层的等级，在总理之下是官吏和祭司。再下一个等级是书记员，他高于商人和手艺人。等级的最下层是占全国人口85%的广大农民和工人。是他们修建了宫殿、庙宇和法老的墓碑。

在尼罗、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的东方，在富饶的河谷地带又先后出现了两个高度发达的亚洲文明古国：公元前2600年在今日的巴基斯坦开始的印度文明，和1000年后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中华文明。

印度文明为什么到了公元前1500年开始没落，现在还无法解释。科学家们估计是生态原因，因为印度文明时期的人们需要很多木材，对森林的极度砍伐，即使在当时也是不无后果的。当时曾出现灾难性的洪灾，把人们从城中驱走。但致命的打击，估计是通过来自亚欧交界地区外敌的入侵。这些所谓的雅利安人，百年来一直南迁，到了公元前1400年到达了印度北部，并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民族。经过近千年发展形成的一个新的印度文明，其踪迹一直保留到今日。

Demokratie（民主）、Philosophie（哲学）、Gymnasium（中学）、Bibliothek（图书馆）、Theater（剧院）、Musik（音乐）、Architekt（建筑）、Mathematik（数学）、Biologie（生物）、Arzt（医生），等词，都是我们日常所用的词汇，但却很少想过它们的来源。实际上，它们都是来自古希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老的希腊人”都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政治、科学、艺术和文学的基础。

希腊文明之后是罗马文明。罗马的标志是一只母狼，身下有两个男孩在吸吮它的乳汁。

古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期盼着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和约束。于是宗教自然产生。“这个时期，一个来自奥古斯都皇帝的训诫，受到了全世界的青睐和重视。”圣诞故事就是从一个孩子在伯利恒的畜圈中诞生开始的——基督在公元零年诞生。

耶稣之后又过了大约570年，在阿拉伯的沙漠居民点麦加，也诞生了一个男孩，名为穆罕默德，他是伊斯兰教的奠基人。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最重要的差别是，伊斯兰教不仅想作为世俗国家中的一个宗教团体，而且想统治人的思想。古兰经不仅规范宗教生活，而且也规范人的全部生活。宗教和政治，教会和国家，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都无法截然分开。严格遵循这个学说，直至今天还决定着伊斯兰国家的性质。它们可以是宽容的— 这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 但也可能是专制和不宽容的——极端的。

欧洲的崛起始于查理大帝，查理大帝领导的欧洲比人类启蒙的文明晚了至少1000年，但后发优势使它有了更快的发展——少走弯路。查理大帝于公元814年在他最喜爱的亚琛的法尔茨去世，他为欧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帝国，完全可以和东罗马以及拜占庭帝国相媲美，不需要惧怕任何其他的强国。查理的儿子虔诚者路德维希，无法和他的父亲的伟大相提并论，也不能控制整个帝国的统一。还在路德维希在位时，他的三个儿子就开始争权夺利。大儿子洛塔尔甚至宣布他的父亲已经退位，由他继承皇位。这当然不符合两个弟弟的愿望，于是联合起来反对哥哥。路德维希死后，每个儿子获得了三分之一国土。开始时三人还维持国家的统一，但实际上，这种分割已经是加洛林王朝没落的开始。洛塔尔家族消亡之后，他那三分之一的土地落入了东西法兰克之手。两个法兰克国的界限，把欧洲核心地带分为两半。当东法兰克部族的贵族们于公元936年选举萨克森人奥托为他们的国王时，德意志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而西法兰克，后来则成了法兰西。

欧洲是真正实践过封建分封制度的大陆。为了把帝国保全和治理好，皇帝是需要帮助的。他找到一批忠诚的追随者，称他们为“封臣”，并对他们的效忠进行奖励。这种奖励并不是钱财，而是土地及那里生活的农民。但这并不是送给他们的赏赐，而只是借给他们的物品。这样一些土地就叫做“采邑”；封臣就是皇帝的采邑受封人。中世纪早期——距今1500年左右，在人们的观念中，所有的土地均属于皇帝，所以皇帝也可以慷慨地分封采邑。很多采邑地域辽阔，得到这样采邑的封臣又可以把它划成小块，分封给他的所谓二等封臣。而二等封臣也可以继续分封下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就逐渐形成了一种采邑制度，它详细规定，谁可以成为谁的封主和封臣，都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双方相互承诺忠诚：“你的敌人就是我的敌人，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在你需要时，我愿永远效忠和随时效劳。”

中世纪的欧洲秩序主要建筑在采邑制度之上。由于拉丁文的采邑是“feudum”，因此我们称其为封建制度（德文：Feudalismus；英文：feudalism）。这个制度形如一座金字塔，每一层都有它的等级。最高处就是皇帝。下一层是由皇帝直接分封的世俗和宗教诸侯。他们和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长老，组成第一等级。他们的下面是骑士、官吏、富有的市民和手艺人。处于最下层是所谓的隶属农民。他们被束缚在他们进行耕作的土地上，不许随意离开，但封主也不能把他们赶走或者卖掉，因为这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但“农奴”就不同了，他们不被当作人，而是当作物件，所以对待他们就和对待牲口没有什么两样。“农奴和他的耕牛，就是两只野蛮的畜生”，或者“农奴和公牛差不多，只是没有犄角”，上等人就是这样藐视他们的。实际上，所有人都依赖农民的劳动而生存— 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得不错。农民必须定期向他们的主人交纳生产出的部分粮食及肉类、奶酪、牛奶、禽蛋和蔬菜。此外，他们还必须服“劳役”，即无偿为主人在草场、田地或森林中劳动。他们必须协助修路、盖城堡和宫殿。农民自己只生活在简陋的房子里或用木头、树枝和土搭成的窝棚中。居室和畜圈虽然分开，但大多是在同一座房子里面。他们的饭食主要是菜汤、稀粥、奶酪和面包。

描述封建农奴的典型心态的文字：我只长了一个人的模样，有一个基督孩子的名字，除此之外，我仅仅是一头畜生。

欧洲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所粉碎。我们如果想把人类历史中的伟大人物排列起来，那么任何时代都不会像文艺复兴时代的阵容那样强大。画家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和哲学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谟、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他发现了地球也是一个星体和其他星体一样围绕太阳旋转— 他们都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所以能够得到空前的流传，还要感谢文艺复兴时的另一项发明：书籍印刷术。1450年，德国美因兹人约翰·古登堡第一次成功地用金属的活字模印制书籍。这种方法比手写和木版印刷既快捷又便宜。于是，一本书就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印刷出来，而且质量全部一样。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后来曾把古登堡的发明称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欧洲之所以急需海上扩张是因为土耳其阻断了他们通过陆上与亚洲交往的道路。哥伦布在寻找印度时意外地发现了南美洲。人们估计，在中南美洲，被发现前大约有居民7500万人，而到了1570年，就只剩下不到1000万人。仅仅这个数字就已经表明，欧洲人在这里都干了些什么。但这还不是一切：由于当地的印第安人很快就不能满足农业和金银矿劳动的需要，欧洲人就到非洲去猎捕黑奴，用船把他们运到美洲，像牲口一样出卖。

十六世纪，当欧洲踏上从黑暗的中世纪走上光明的新时代的旅途时，欧洲的征服者却在南美和非洲写下了世界历史最黑暗的篇章。这两个大陆至今还生活在那一章的阴影之下。

当欧洲开始迅速崛起时，中国的皇帝却在沉睡。典型的是1793年乾隆皇帝致函英国国王的信。信中说：“国王陛下，尔虽远隔重洋，却以谦卑之心，求学我之文明，并遣特使呈上信函，表尔对我天朝有敬仰之意，诚愿得我之文化，然我国之风俗习惯与尔截然不同，难以移植贵国享用，即使贵国特使有能力接触我国文化之毛皮…… 朕对贵国物品无有需要。我天朝物产充裕，在国土以内并无匮乏之忧。无必要以我之物从蛮荒之国交换贵国物品。然而，天朝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如若欧洲各国和尔邦极有需要，则可于广东进行有限交易。”

欧洲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欧洲没有强大的君主专制制度。比如在英国，12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君主专制制度。中央集权制与封建制的最大区别是前者保留了平民变成上等人的正当渠道，而后者只能选择造反或革命。

1649年1月31日，查理一世在伦敦王宫前被斩首。这是世界历史上首次出现的臣民起义要了国王性命的先例。

1734年，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在他的《英国书简》中写道：“英国的宪法已经如此的完美，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在几乎所有君主国家被剥夺的自然权利。”

在欧洲成为列强的同时有一个国家不甘落后，它就是俄国。沙皇为什么要建设彼得堡，因为，新的首都圣彼得堡，就是“开向西方的窗口”。据说，他把这座城市称为“我的天堂”。

总的来说，列强虽然在血与火中扩张，但十七世纪末期和十八世纪，应该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它想说明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越来越从迷信中，也包括盲目的信仰中解放出来。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时期所开始的事业，以更为显著的形式得以继续。这个时期诞生的理性光芒仍然是今天的人类所奋斗的目标。

日内瓦的让·巴蒂斯特·卢骚在他的《社会协约》一书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在自由中诞生的，但却又到处给他戴上了枷锁。”卢骚、洛克、康德、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其他启蒙运动者要给予粉碎的，恰恰就是这些枷锁。在自由中诞生的人，也应该在自由中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天生权利。他们应该签定协约，平等地确定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不使任何人在国家中权力过大，权力应该分隔开来：一个立法，一个执行，另一个则应该关注这一切是否在正确运行。

欧洲人所创造的理想在美国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1636年第一座美洲高等学校成立：哈佛大学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这个大学教育了这样一批顺应历史潮流的人，产生了许多照耀以后时代的思想。

“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必然的：人人生而平等；人人具有从他们的缔造者接受的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保障这些权利，应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府，其合法性应为被统治者认同；一旦一个政府证明有损于这个目的，那么人民就有权改变或撤消它，并任命新的政府，政府必须建筑在这样的原则之上，它的权力必须能够保障人民的安全与幸福。“万能的上帝已经把人的思想创造成自由的，而且把思想造成完全不受约束的东西表明他的最高旨意，即思想必须保持自由。”显然，这是把思想自由看成是天赋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企图以人世间的刑法或压迫，或以行政法规限制来影响思想的作法，其结果只能是造成虚伪和卑鄙的习性”，“ 真理是无所畏惧的，它只怕人类加以干涉，解除其天赋的武器——自由引证和自由辩论。”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这里已经不仅仅是为了摆脱英国的统治。他们同时把自己看成是世界反独裁斗争和民主自由的先锋。“我们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而战。天意让我们站在这个岗位上，这是美国的荣誉。”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这样写道。这种“使命感”至今在美国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观中留下了不灭的印记。

美国在决定建设自己的国家时，大多数人主张联邦制：当时的设想是由单个独立的国家组成松散的联合体。但受人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却预言说：“如果单个国家不同意给国会以足够的权力监督政府，这就将意味着我们民族的解体。”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联邦国家，设立一个中央政府和两院议会：由人民选出的众议院和由各州派两名代表参加的参议院。与这种立法的权力机关并存的，是一个独立于议会的以总统为首的行政机构。而司法权力，则由最高联邦法院负责，监督宪法和法律的执行。这些“开国元勋”们以这种形式，彻底实现了法国人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原则。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不能单独做出决策；所有的人都被强制进行合作。美国宪法于1789年生效。200多年来只是增加了“附录”，但其核心部分没有改变，这部宪法至今有效。它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成了很多国家的学习榜样。

“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或文明的奴隶——被金钱和资本奴役——经济学从此诞生。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对工厂主的完全依附— 这就是工人眼里的工业化图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德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于1845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工业化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富裕市民的“占有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依赖工资的工人——“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和战争。“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为时过迟”。

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亚当.斯密主张用改良去克服不公，而卡尔.马克思倾则向阶级革命。

然而，从长远看，“社会问题”用武力是不能根本解决的（历史上激进的革命大都事与愿违）；它需要另外的答案。但是，在当时却有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才能解决问题。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其中就包括“正义者同盟”，两个德国人接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政治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这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救世福音，但对另外一些人，则是魔鬼学说；它的作者被当成救世主加以欢呼，或者当成人类的害虫加以漫骂。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当人类不再从事有意义、使自己能得到满足的劳动，因而就不再认识自己。所以人类的解放首先是劳动的解放。

但是，有人却把马克思推向极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伊斯兰教义样的东西。最著名的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人类历史并没有按照以上设想去发展，以其创始人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很多状况并没有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出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穷国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像今天的穷国那样容易被伊斯兰教所迷惑。

美国的工人为什么没有被马克思主义所影响，这是马克思晚年所思考的问题。他不止一次向当时美国的领导人林肯致敬。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马克思实际是人性的、理性的。美国是什么国家，说它是资本主义，不如说它是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人民主义——因为它直到今天仍然不敢违背林肯的教导。林肯说“我们作战不仅为了结束奴隶制，我们作战也不仅为了维护联盟，我们实际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作战，是为了属于人民的政府，通过人民执政的政府和为人民效力的政府，不在地球上消失。”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旨在控制其他国家，我们就称其为帝国主义政策。有国家形式那一天开始，就有这种现象——并非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旨在控制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殖民主义政治家塞西尔·罗兹于1877年写道：“我断言，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种族，因而对人类来说，最好是世界的大部分由我们来居住。”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包括像德国那样崇拜理性的国家。

“德国人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而把天空留给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不想把别人推进阴影，但我们要求在太阳底下有我们的位置。”为了攫取这个位置，首先就需要一支舰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海外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皇帝下令，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不许别的国家的人民生活的比自己的国家好。由于资源的多少越来越决定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质量，所以，要用武力掠夺资源——今天也不例外。

真正的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于1917年初发出“无限潜艇战”的命令中开始的。“无限”的意思就是，连中立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三个大君主国俄罗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多民族的奥地利分崩离析，新的国家如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出现。同样，奥斯曼帝国也彻底崩溃。土耳其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管理之下。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虚弱了许多。总的说来，欧洲在世界上失去了其领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它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它才是战争的真正赢家。美国的参战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使1917年成为“划时代年”。尽管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很虚弱，但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开始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列宁（1870-1924）在大学时期就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他发现，马克思主义对落后的俄国是不完全适用的。因而，他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合俄罗斯的国情：根据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够在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它也可以在一个不很发达国家开始，然后再影响其他国家

列宁发布的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数普通人却抱有怀疑直至拒绝的态度。这种状况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表现，在选举立法机构国民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了24%的选票。由于列宁担心革命政府会被选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于是于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大会。按照他的说法，他的此举“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列宁断言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辩解——列宁为了实践他的理想也变成了独裁者。而他的继任者简直就是暴君。

斯大林作为绝对独裁者统治着党和国家。他指出：“我们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去。或者我们能够做到，或者我们被别人粉碎。”为了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的庄园被剥夺，建立了农业大企业“集体农庄”。谁要是反对集体化，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劳动营，或者被枪毙。在这场残酷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中，大约有二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由于集体农庄开始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又有约1000万人不得不死于饥饿。

向人们许诺民主自由的共产党人，却在二十年时间里，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只要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剥夺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国王、政客和独裁者，他们都是踏着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目标的。但一个要使劳动人民从几千年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党和领袖，变成了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却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所不及。对这样一个不断产生恶魔的政治制度我们还能够期待什么呢。

在苏联拼命保卫苏维埃的时候。东方的古老国家开始了另外两条道路的探索。印度的默罕达斯·甘地（1869-1948）和毛泽东。但他们却走了根本不同的两条道路。如果说有哪个政治家是一位圣人，那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印度的甘地。甘地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种设想：不搞世界各处流行的“现代化”。他说：“我坚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独立，它将走另外一条道路，全世界都迟早会认识到，人应该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中。千百万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宫殿里和平共处的。我认为，没有真理和不放弃暴力，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但真理和无暴力，却只能在农村中得以实现。”——中国古代的小康是不是这样的理想和模型。

然而，他所梦想的一切种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级和平共处的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一再发生暴力斗争。最后，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决定，把印度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部分。甘地最初反对这种分割，但却无法制止。这块次大陆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没有到来——没有发展，在今天的世界不可能立足，强权在一定时间内是胜过理想的——因为理想是无私无国界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公开主张强权的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并不依据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赖反对别人的思想：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和反对资本主义。最早创造法西斯主义的是意大利的墨所里尼，他主张：全体意大利人民都应该放弃私利（多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这个目标，要在儿童时期就加以灌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反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成为世界新的巨人。“信任、顺从和斗争！”这就是法西斯的竞选口号。“元首”借助这个纲领，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极权的元首国家——法西斯并不是封建帝国，而是打着民族复兴旗号、利用民族私欲所产生的世界毒瘤。

发展法西斯主义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党，希特勒之所以能在德国政治中起作用，是因为经济衰退迷失了德国人的理智；他的飞黄腾达是从世界经济危机时开始的。他提出的口号十分明了，敌人的图象十分清晰，这很容易在这个不满和不安全的时代受到人们的欢迎。“犹太人和共产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谁要是赞成这个口号，谁也就会投希特勒党的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它获得了37.3%的选票，成了帝国国会中第一大党。

当时的德国领导人将军兴登堡是反对希特勒的：“你们难道会以为，我的先生们，我会任命那个奥地利的上等兵为帝国总理吗！”这是他于1933年1月27日对他的顾问说的话。但那些顾问却劝说他，不能把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一些保守党人士，特别是工业界的代表却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驯服”希特勒，并为他们所用。老总统的亲信弗朗茨·冯·巴本说：“两个月后，希特勒就会被挤到墙角去，他会被挤碎的。”这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后果最严重的错误判断。歌德曾经有这样的叹息：“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此话不幸被第三帝国再一次验证了。对一个民族来说，再也没有比丧失理性的判断力更可怕和可悲的事情了！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他的兴起，如果回想起来，简直就无法理解。希特勒既没有上完中学，也没有从事过一个正当的职业；青年时代他靠做临时工为生，住在维也纳的男子收容所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开始，25岁的他，就志愿参加了军队，希望最好能当一辈子的大兵。在军队中，他才感到安全，在那里他知道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命令和服从的原则使他着了迷——多么可怕的盲从原则。

纳粹用了半年的时间，把德国变成了一个以希特勒为首的一党专政的国家。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也接管了帝国总统的职务，从此成了帝国国防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正式头衔是“德意志国家和人民的元首”。德国终于成了一个极权主义的元首国家。

60年前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大惨剧是法西斯主义的泛滥和对600万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对犹太人的浩劫使德国人疯狂，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的灭亡。

希特勒遭到的第一个挫折，是对英国的进攻。尽管德国空军轰炸英国城市达数月之久，但却仍然无法摧毁英国人的反抗意志。希特勒命令停止了进攻，把矛头指向了他的真正目标：思想意识上的主要敌人苏联，并最终在莫斯科城下走向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它的代价是5500万人的生命，它再次以残酷的形式显示了，人的能力到底能够做些什么。美国用投掷原子弹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也显示了它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陷入冷战，冷战中的最重要危机是古巴危机。古巴危机是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转折。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强权政治”已经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核武器，如果它不想毁灭自己和整个人类的话。也就是说，双方都知道无法战胜对方。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必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平共处。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热线”，以便有可能在危机时刻尽快达成谅解。同时也开始了犹豫的停止军备竞赛的尝试。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从攻击性的对立变成了“和平共处”。

中东冲突，看起来虽然只涉及两个民族在世界上一个较小的地区的生存权利，但却具有世界政治意义，因为这个冲突已经导致那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和西方世界的离异。其实，伊斯兰国家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集团：比如伊朗，自从阿雅图拉·霍梅尼发动革命于1979年推翻了亲西方的国王以来，它变成了一个极端的伊斯兰国家。由独裁的萨达姆·侯塞因统治的伊拉克，为了防止霍梅尼的思想影响伊拉克，同伊朗进行了战争。它还进攻了邻国科威特，只是在美国1991年干预所谓的“海湾战争”后，战争才得以结束— 在这里，是一个西方国家帮助了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如此：几乎对所有阿拉伯国家来说，以巴冲突都是一块试金石，考验着整个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态度。单方面支持以色列，就会被看作是对所有阿拉伯人的敌视行动；甚至会被看成是老殖民主义的利益在作怪。这种看问题的角度，甚至会导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狂热的伊斯兰恐怖组织，就以这样的观念教育它们的成员，2001年9月11日，他们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行动，使西方一直处于恐惧之中。因此— 不仅为了阿拉伯的石油— 整个世界都必须关注中东问题的解决。

现代历史在不断证明，经济的力量比政治和军事的强权更有渗透性，也更持久，这种力量已经让美国成为今天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周边经济体中越来越发挥影响力，几乎无处不在，整个亚洲东部已经日益向延续过千年的传统经济秩序回归。

各个大陆，各个国家的相互交织，各个领域里的所谓“全球化”，使得政治上的交织成为可能。现在很多人仍然在谈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世界，似乎在我们的地球上存在四个世界。这种谈论在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不应该。我们只有一个世界，世界政治不应是对立的政治，它必须是相互依存的政治：它应是世界的内政——只有这样，认识人类才不会毁灭。

今天的世界尽管存在地区和民族的差异，新千年的世界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却应该是：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在一个有生活价值的环境里。从某种角度讲，这有可能仅仅是善良的人们梦想了几千年的善良愿望。但是，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有可能使梦想成真：

总结：截止今日的所有文明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不是富人和统治者剥夺和奴役穷人，就是穷人揭杆而起消灭富人。而总结过去历史的所有理论和宗教不是为富人剥夺穷人辩解或麻痹安抚穷人，就是鼓动穷人造反然后去做新的统治者。如此循环，人类在血与火中上下求索，还是怪圈。而我们关于新经济时代创新劳动的研究已经指出了人类可能改变这一恶性循环，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人类对创新劳动的尊重与追求将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和不同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偏向选择融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或革命只会使穷人更穷。相反，大多数穷人只有尊重创新劳动所创造的超额剩余价值，国家或靠创新劳动致富的人才可能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保护（帮助）和靠劳动发展的机会。创新劳动并不只属于少数人。使所有人都能够和平共存和共处的条件之一是：人类必须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并彼此尊重各自的劳动价值的环境里。

长期的历史发展是看文化的，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的对比，或精华部分洗净糟粕的能力将决定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发展的动力；决定历史中期走向的是理性，理性的东西只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才会被大多数人认识，才可能形成合力，扭转历史乾坤；而在比较短的时间作用历史方向的往往是利益，以及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谁的力量大谁就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拨动历史车轮。非常遗憾，这个特定的时间总是不依人的意志突然改变历史进程，使人类走好大一段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