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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批谁“神经衰弱”？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延安，毛主席曾有过农民两次“雷劈”的诅咒。毛主席是如何对待和处理的呢？他以一位人民领袖的伟大气度，不仅宽容了他们，还给他们赔理道歉，并通过这个诅咒找到了产生“雷劈”的根源，采取正本清源的有力措施，从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戴。

在处理这两起“雷劈”事件的过程，毛主席说过一段特别令人震撼、特别令人感动、也特别令人深思的话。他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毛主席不仅不害怕“雷辟”，不害怕群众“骂娘”，而且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人民群众行使舆论监督权。写入1975年宪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以及允许群众游行、罢工等，就是毛主席赋予百姓行使政府监督权利的伟大创造。

毛主席不怕“雷劈”，不怕“骂娘”，正确对待人民批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不仅充分折射出共产党人充分理解和体恤百姓的博大胸襟，也完全展现了人民领袖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的无私品格。正因为此，那时的官员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神经衰弱”的现象，但量不大，人不多，构成的社会危害也不明显，绝大多数官员始终保持着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紧密联系广大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改善工作方法，使人民群众有了亲切感，归属感和方向感，党与群众的关系胜似亲人，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奏响了一曲曲建设社会主义的动人乐章。

反观今日之官场，毛主席当年批评一些官员“神经衰弱”的现象，不仅大量回头，而且还越发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是“刁民论”幽魂不绝。2008年，曾任过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龙永图在出席增城市公园化战略研讨会时出言不逊：“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刁民论”尽管遭到广大网民的一致谴责，但在官场中幽魂不绝。前不久，山东鄄城县彭楼镇何庄完小100多名学生，因家长没有缴纳建设学校的集资款，被赶出校园。彭楼镇教委主任陈安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存在摊派集资，只是村民自愿捐款。村民说集资是栽赃，纯粹是一伙刁民。”

二是“替谁说话”市场火爆。2009年，郑州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一句“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而惊动天下，此后，网络上就相继曝出“替谁说话”的翻版。2009年11月，郑州市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在接受记者质疑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的去向时质问：“你是不是党员？”2010年10月，濮阳市委办公室就《河南日报》曝光欠桃园酒店13万元饭钱没有支付，致函《河南日报》，称报道“有损我单位的形象，也不利于党报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等。这类言论，与“替谁说话”何异？难道不是“替谁说话”的翻版？

三是用“精神病”处置上访者成为官场常态。在信访问题上，一些基层地方政府在“防信访”上的智慧是超乎想象的，比如威胁恐吓、在交通站点拦截等，这些都是比较老套的手法，性质也比较“怀柔”，近年来，“防信访”直接升级，“精神病阻断法”横空出世。2007年2月，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村民王某，到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局抓回，关入省精神病（安康）医院；2008年10月，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2009年7月，上访两年多的沈阳人李某，声称要把案情上网，被劳教一年，期满后又被关入当地精神病（安康）医院……特别恶劣的是，今年9月15日，洛阳一名叫赵志斐的男子独自到北京旅游，竟被误当上访者打伤押回。地方官场对上访人员如此惊恐，如此暴行，不就是害怕上访人员暴露地方官场非法行政、恶意侵犯群众利益的劣迹吗？

四是以“诽谤政府”罪名对揭丑者实施残酷专政。如福建莆田的“诽谤领导”案、安徽五河的“诽谤领导”案、重庆彭水的“诽谤领导”案、山东高唐的“诽谤领导”案、山西稷山的“诽谤领导”案、河南孟州的“诽谤领导”案、山东济南的“红钻诽谤”案、海南儋州的“诽谤领导”案、）陕西志丹的“诽谤领导”案、辽宁西丰的“诽谤领导”案、河南灵宝的“诽谤政府”案、内蒙古东胜的“诽谤政府”案、四川遂宁的“诽谤领导”案等等，就是最典型、最恶劣的证明。

五是“防火防盗防记者”成为一些官员的习惯做法。本来是“无冕之王”的记者，变成了弱势群体，成为矿工之外最危险的职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遭遇一个什么“门”。仅仅2010年7月28日，《经济观察报》的记者仇子明报道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被列为网上通缉逃犯；报道紫金污染事件并曝光紫金矿业“封口费”一事两位记者家属遭遇离奇车祸；南京市栖霞区南京万寿百江液化气厂发生爆炸事故，当地官员喝骂江苏卫视记者“哪个让你直播的？”一天之内，三起记者遭到报复。今年7月8日，《法制日报》女记者张维在浙江兰溪市马涧镇采访时，遭到当地政府机关人员的阻拦，对方不仅强行夺走张维的记者证，更对她恶语相向，“谁允许你来采访的？记者算个什么东西”；9月5日，记者采访呼和浩特市信访局，该局副处长张桂忠对媒体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称记者“为了挣稿费制造矛盾”，之后，张桂忠要求检查记者随身物品，并威胁记者“不让检查便实施拘留”；10月中旬，江市地税局税政二处处长韦荣强在其办公室殴打一名25岁的外地打工妹，记者采访时，韦荣强责怪记者多管闲事：“（这件事）跟你们媒体有什么关系！媒体监督什么监督！”

六是把行使监督权力的百姓讽喻成“吃饱了撑的”。前不久，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马莲滩沙地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记者调查发现，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过半。定边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称：“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 吃饱了撑的，这句话常用于讽刺那类过着安生日子，却无事生非，偏要无风不起浪的闲人。但老百姓反映森林公园大批树木枯死的问题，能算是吃饱了撑的闲人吗？他们爱惜国家财产，心痛国家财产，这样的觉悟，这样的境界，能说“撑”得不好吗？对比之下，倒是当地政府官员相形见拙，形象显得渺小多了。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的“饱撑”百姓越多越好。因为他们“撑”来的，是政府的威信、官员的良知、捕捉魑魅魍魉的天网、气正风清的社会和明天更加火红的日子！

七是“躲猫猫”手法屡试不爽。在一些地方，一旦出现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恶性事件，官员第一反应就是“捂”、“压”、“盖”，极尽回避、掩饰、搪塞之能事，云南晋宁的“躲猫猫”事件就是典型。到了今天，官方之“躲猫猫”表现尤甚。就拿最近发生的事来说吧，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以网名“御史在途”发了一则微博，曝光长沙县委书记杨懿文亲自部署诱捕薪民工的丑闻。对此，县委书记书记采用“躲猫猫”的另类手法，一直保持沉默，不作正面回应，当地有关方面也极力掩盖，声称“处置是正当执法”；更令人难以理喻的是，10月23日，陆群的领导对其进行了委婉的批评，称“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认为“陆群在网上曝光的方式欠妥，完全可以通过体制内的渠道解决问题”。可直至今天，作为长沙县委、县政府的上级部门，在某些人的悄悄攻关下按兵不动，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处理结果。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官官相护，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谁能说上述表现不是“神经衰弱”？不是权力疯狂？许多官员一遇到问题，不去查找自身的原因，不去了解事实的真相，总是把百姓看成是“刁民”，当成“维稳”对象，拿他们撒气。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才是真正的“刁官”。而这种“神经衰弱”又一直得不到有效治理，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

官员“神经衰弱”，是公平正义的大敌，是社会和谐的大敌，是科学发展的大敌，直接导致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异变为“油水”和“水火”关系！究其根源，全在于众多官员异化了执政理念，忘记了执政宗旨，抛弃了执政根本，沦丧了执政道德。

官场不“神经衰弱”之时，就是公平正义的雨露阳光普洒社会之日。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广大群众才能真正享受社会和谐之阳光，普通百姓才能真正品尝科学发展之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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