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二手汽车市场价格:杨振宁：中国现在很民主 我是个保守的革命者

中国新闻周刊：但目前中国的科技界，也有很多不好的风气和弊端。因此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即使再过很多年，中国依然没有人能够拿到诺贝尔奖。请问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振宁：中国科技界的问题，我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点是，社会上风气不好，作假很多。这个风气已经从商业领域蔓延到学校、科研机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是很复杂的问题，但这是不是就会阻止中国科技的发展？我不相信。但如果能改正，是不是有好处，我认为肯定是有。

第二点是关于资金的分配。国家现在有些钱了，在资金分配的问题上，吵得很凶。这方面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看到，中国发展的模式、速度，都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现在忽然有了很多钱，想要合理地分配出去，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个难题。可是因为有这个问题，就要将中国科技发展置之死地，是不对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一段时间，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院士评选中落选，由此引发了人们关于院士制度的讨论。请问你对此事有什么观察？

杨振宁：你要说任何一个国家选院士，过程是不是都有问题？回答是，“是的”。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唯一在中国才有的。美国有2000多个院士，每年选一次，过程是很复杂的。在美国竞选院士，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学术成就，二是做人的态度、人事关系。在美国，要想成功竞选，是70%靠研究成绩，30%靠关系和做人的态度。但在中国是倒过来的。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得很厉害的，而这种讨论是有好处的。今后，我们在这方面应该往美国那个方向走。

至于饶毅，虽然我和他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想他的工作是没问题的，不过他的作风可能很多人不喜欢，所以他们不投他的票。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这并不稀奇。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6月，在邵逸夫奖颁奖仪式上你曾表示，不民主的政治对科学的推动可能要比民主的政治作用更大。你能否对这个看法做一些解释？

杨振宁：当时有人问我，一个民主的政治和一个不民主的政治，对于科技的发展，哪个来得快？我想，在合适的情形之下，一个脑筋清楚、做事果断而有远见的、不那么民主的政治，把科技推上去的本领更大，因为它有效率。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能研制出原子弹来，虽然中国(实行的)不是美式的民主，但有远见，有决心，有能力。

另外我还想多讲一些，最终的问题是，什么叫民主？一般人的印象，以为竞选就是民主，但这只是民主的“一个”解释。我认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则，是以整个人民的生活状态跟前途为第一要义的，这才能叫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国现在很民主。你不知道1920年代我出生的时候，中国是个什么样子！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管这里面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算一下总账，今天13亿人的生活情形，以及对前途的看法，跟我小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符合我刚才所说的民主。

中国新闻周刊：在新中国成立后，你的父亲杨武之先生曾希望你能回国。但当时你认为中国的情况不利于你个人学术的发展。而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在文革期间，你是第一位回国访问的科学家。那么，如今你为什么回到中国、回到清华？回来这几年，你在清华高等研究院的工作进展如何？

杨振宁：我回到清华来，是因为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副校长梁尤能在1990年代就来找我，他们要打造出第一流的大学，希望我来帮忙。一方面清华有这个需要，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可以帮清华做一些事。我不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压力，或是一个负担，这是我愿意做、值得做的一件事。至于怎么个说法，没关系，这很自然。所以我最终在2003年搬了回来。

今天看来，我这个决定是对的。我是帮清华做了一些事情，也在渐渐地发生一些作用，这将在5年、10年后看得更清楚。我有意识地不要把高等研究中心搞得很大，不要量，而是要质的发展。

我们训练出来的本科生，出国以后，都在国外崭露头角。特别是在凝聚态物理方面，今天在美国，这个领域最著名的20个年轻科学家中，几乎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我认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成绩。而现在，在美国经济困难的背景下，这些人预备回来的越来越多。

中国新闻周刊：你投身于理论物理的研究，尤其是受父亲的影响，将物理与数学结合得很好。但这些学科在外人看来不仅非常难以理解，而且是很枯燥的。对于你从中体会到的美妙之处，和获得的乐趣，能够给我们描述出来，让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吗？

杨振宁：我曾经专门撰写过一篇文章，叫《美与物理学》。物理学是非常美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基本结构是非常美的。研究物理你就会感到，在世界复杂的表象之下，有非常简洁的秩序和规律可循。

举个例子，现在的网络通讯、X光、伽马射线，所有这些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现象，都是基于几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的。当年，麦克斯韦用了四行方程式，就定下来无线电、网络通讯的基础。学物理的人了解了这些像诗一样的方程式的意义以后，对它们的美的感受是既直接而又十分复杂的。我在文章中说过，那是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物理学家从中体会到的美，我想正是筹建哥特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最终极的美。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5月，在你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上，你的好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弗里曼·戴森称你是“保守的革命者”，你对他这个说法怎么看？

杨振宁：他说得非常对！当年发现了“宇称不守恒”，这不是物理学的局部问题，而是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的，因此是“革命性的”。同时，我又是比较保守的。比如，清末民初，钱玄同和傅斯年发表文章说，中国落后的原因是汉字导致的，因此他们主张废除中文，要用拼音文字，对于这样的一些过于激进的做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所以总的来说，我的确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